政治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自党内政治文化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学术界从其内涵、特征、功能、意义、问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了深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和架构，进一步系统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资源，进一步系统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历史生成与历史意义，进一步推进多种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政治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政治文化研究论文 篇1：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最初的引进介绍、翻译、编译发展到专题研究，呈现为多元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四种趋向。迄今业已形成了一个学术平台，具备了学科发展的基础与潜力。制约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问题主要有高校管理方面的制约、西方话语的覆盖和学科建设不够重视等。这一学科的定位理应与“中外政治思想史”并列，成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中外政治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前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二是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为此期待学术界有更多的研究者能不忘初心，致力于构建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

关键词中国政治文化本土化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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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性事件是1987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一研究领域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紧密相连，却更具有跨学科和现代政治学学理性。迄今虽然不足40年，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兴学术领域，确乎应该有所总结。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政治文化两个研究论域之异同，似也应稍作梳理。有鉴于此，遂连缀成文，诚请学界方家指正。

一、中国政治文化研究40年

1987年7月在长春吉林大学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界的第一次集结。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与会者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是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界定政治文化，认为具有政治性或政治特点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譬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而是典型的政治文化。这一派观点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黄宣民教授为首要。

二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乐理教授为主，认为政治文化源自西方即美国现代政治学理论，其研究对象是现代人的行为，揭示的是现代人的心理取向。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须严格按照当代美国政治学理论的政治文化界定，研究方法需要运用实证研究即田野调查、计量研究等技术手段。因而政治文化研究不能用于研究传统社会，不适于进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三是以南开大学历史系刘泽华教授为代表，认为政治文化的学科发展在美国也不过是近30年的事。作为一种方法论，政治文化完全可以借鉴过来，用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与政治。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方法论的创新必然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方面开创出新的研究领域。

此后，就30多年來的发展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大体上表现为四种趋向。

一是延续着黄宣民的判断，将中国历史与文化本身视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则采用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以及政治制度、人类学等等。这一趋向的研究主要有黄百炼《权力裂变——监察、监督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林甘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陈苏镇《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仍然整体性囿于历史学的局限，虽说在理论创新方面也有所尝试，但是其学理逻辑与方法论实际延续着思想史研究的路数。有的研究则逐渐转向了儒学研究。例如黄宣民、陈寒鸣主编的《中国儒学发展史（三卷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即为典型。这一研究趋向基本延续了侯外庐一脉的学术思想，没能将大文化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气象展现出来。

二是运用政治学、政治文化、社会学、心理学理论研究传统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视角解读从传统到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状，以回应和解读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进步与发展的相关问题。这一趋向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朱日耀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人民出版社2004）、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李春明《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李志勇《市场经济视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等等。这类研究大体上借鉴了现代政治学或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和分析论证的主要工具。也有的著述中援引统计资料，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采用现代政治文化研究通用的实证方法。不过，由于方法论的现代性，这类研究整体上超出了20世纪50-70年代传统“定性”研究的局限，故而在学术判断方面亦能新见迭出，甚至有些论断具有首创性，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某些新知识，值得赞许。

三是延续王乐理教授的主张，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迄今，研究成果不下数十种。主要有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于毓蓝《农村基层民主的政治文化分析：苏南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沈明明《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楚成亚等《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严洁《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陈捷《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孙龙 《公民参与：北京城市居民态度与行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徐勇等《中国农民的政治认知与参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等等。这类研究自21世纪初形成热潮，展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代性意蕴。研究者们在研究方法层面直接与国际政治文化学界通用的实证研究对接，尽管在实证方法的运用和理论解读方面尚有不小的改进空间，但毕竟使得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具有了对话的平台，对于推动这一学科的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基本延续着刘泽华的主张，将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以解读和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与政治。主要作品有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走出王权主义藩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曹德本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金太军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等。相较而言，这类研究的成果并不丰盈，但仅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一论域来看，却表现出强劲的学术解释能力和一定的学术创新性，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的影响。

此外，还有少量中西政治文化比较性专著，如徐大同、高建《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柏维春《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等。

20世纪80-9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以引介西方学术为主要。1989年，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几乎成为政治文化研究者的案头书。这一时期也有专论性著作出版，如高洪涛《政治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惜乎学术含量不足，影响有限。1997年，王卓君的《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引介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专著，征引文献丰富，学术含量充足，最具有专业性，在政治文化研究界颇有影响。

政治文化理论专著主要还有王乐理的《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和孙正甲的《政治文化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这类著述基本以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为蓝本，在理论上未能摆脱引进介绍的限制。不过，其中孙正甲试想在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将政治文化构建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该著述除了沿用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述及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功能、类型等等，还特别述及政治文化的操作结构、载体、生态环境等论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定的中国政治元素。孙正甲构建学科的尝试难能可贵，理应予以肯定。不过，孙著对于构建学科的基本规定性未能明晰，其理论框架、学理逻辑和作为学科构建的概念、命题相对疏浅，学理证成不够充分，事实上并没有达成研究者的构想与设计。当然，尽管存在缺欠，孙著的尝试和努力对于构建本土化政治文化理论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2006年，葛荃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高校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具有首创性。可是由于该部教材学术性较强，作为教材难以适用和普及，效果不够理想。

以上梳理主要以著作为线索。总的来看，近4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最初的引介、翻译，发展到比较广泛的专题研究。研究路径与方法则从史学、哲学的规范研究发展到实证研究方法的普遍运用。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总的来看，近40年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平台，有关的基本理论已经相对成熟，著作不下百余种，论文数千篇，可谓蔚然。然而，在诸多时尚学科的冲击下，在当下高校和科研管理的呆板体制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依然弱小，距蓬勃发展相对较远。

二、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思考

近40年来的政治文化研究，以1987年长春会议为界标，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前文所述多种研究趋向正是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多元发展的实际状况。其中，刘泽华一脉主张以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如果依照王乐理一脉的观点，这类研究不是以当下社会政治主体为对象，而是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现象，也不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而是沿用一般意义的规范研究，不过是借鉴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那么，这类研究是不能成立的，不能称之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然而，在我看来，政治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内在构成之一，不同时代、不同的族群形成了多种政治文化传承。现代政治学理论所属的政治文化不过是其中之一，实是20世纪行为主义思潮的产物。以实证方法为主要路径的现代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并不能涵盖人类社会曾经出现和延传的所有政治文化传统。多元化正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生成、蕴育和发展的本来面目。

当然，显而易见，以当下社会的政治主体為对象，以实证方法为手段，考察人的行为背后的主观因素，这种研究并不适用于传统社会政治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悠久且影响至今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当然需要另辟蹊径，借鉴相关理论，构建特色独具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这一状况正是当代中国学界面对的，诸多学人孜孜以求的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趋向。我们期待的政治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也必将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凝聚成型，展现出来。

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愿景为参照，就前述近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状况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

一是研究的层次整体较浅。现象描述居多，理论分析与立论不能深入。有的著述动辄数十万言，卷帙浩瀚，但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剖析却只是浅尝辄止。近代与当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则往往言不及义，有隔靴搔痒之虞。研究者也能运用政治学、政治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作为方法论，但是对于研究的论题缺乏深层学理剖析，形成的学术判断仍然有某种“大而化之”之感。

二是如前所述，没有形成本土化的政治文化理论。至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问题，即便是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也是蕴含有深刻的现实关怀。然而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层面，基本参照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框架和研究方法，讲论中国问题套用的是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虽然也不乏研究者有构建中国政治文化知识体系和方法论的尝试与努力，但总体上，中国学术话语的政治文化理论及其方法论仍阙如。

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儒学化、学术史化。政治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文化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无疑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多种因素交互融合与相互作用而长期形成的。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归结于儒家思想显然过于狭隘，有以偏概全之虞。近年来，这种趋势愈发强劲，致使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呈逡巡之势，后继乏人。

何以出现上述问题？缘由难以尽数，这里仅列四点。

其一，高校教师与研究者身不由己，为“稻粱谋”而放弃“学术初心”，被高校体制的标杆管理牵着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从来就不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在学科设置中则处于边缘地带。成果产出和获取项目是当下高校从业人员必须关注的安身立命之本，固守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一隅的结果是很可能在铺天盖地的种种考核中被淘汰，故而鲜有坚守者。就我所知，多位在20世纪80-90年代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初露头角而潜力十足的研究者便转换了研究方向。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也就是说，高校管理和学术生态成为一大阻力，构成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难以兴盛的重要缘由。

其二，西方话语影响仍然巨大，学界的整体氛围是崇敬和膜拜西方学术的。凡西方学者之理论著述、观点或论断，无不受到推崇与追捧。罕有批判之见，何谈中国话语！这里不是全盘否定或是全盘吸纳西学，也不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是说，惟有站稳学术主体立场，就东西方思想文化进行合理审视与批判，如刘泽华先生所言“先进为体，发展为用”，方能形成自家话语。任何盲从和追捧都是狭隘与教条。关于这一点，政治学界前辈徐大同先生早有教导：反对古教条、马教条、洋教条。此论可为吾辈训典。

其三，20世纪后半世纪以来，学者的学术个性和学术主体性整体缺失。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思想，学术界春意盎然。出现了一批有志学人，也有富于学术创见的著作问世。20世纪90年代左右，臻于鼎盛。嗣后，学人或老去，或分化，或纠结于名缰利锁。能坚持下来，维系并坚守着学术主体精神的是极少数，群体过于弱小，难以承载厚重的文化传承与学术使命。

其四，中国政治文化在当下高等教育整体学科建设中不能得到重视，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近40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成果与发展，主要得益于极少数研究者的坚守和中国政治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鼓励与支持。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学科归属、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形同视而不见。中国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人才培养起点艰难，缺少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总体规划的布局与支持，难以有较大的发展。

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开启了向西方寻求真理之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大体上被西方话语覆盖。然而对于历史与文化积淀厚重而且特色独具的中华文化而言，西学无非是借鉴与参照。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当以40年学术积累为基础，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必须，把握时代，高瞻远瞩。站在当下看传统，立足全球看中国。为此深切期盼学界能有更多的研究者不忘初心，坚守学术为立命之本。响应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号召，在高校教育全面标杆管理（基准管理）的围剿中，在繁琐的计量指标重压下，保持某种程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由思维。把握中国国情，弘扬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当代学人的担当精神，推出具有思想内涵和价值判读的学术之作，以彰显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主体性，构建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兹实为吾辈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化建设的应尽之责。

三、中国政治文化的学科定位与前瞻

综览近40年的研究成果，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相对含混。前述四种研究趋向中，除却实證研究一脉的领域界分比较明确以外，其他研究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无非是将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哲学、文化史、制度史、学术史混杂为一体，致使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模糊不清。这种状况显然是政治文化研究未能广泛、有关的讨论未能深入所导致。严格而论，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理论分解出来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政治文化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派生或分化，理应归属于政治学学科。犹如“中外政治学说史”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外政治文化”亦应与之并列，作为政治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政治文化则是其中一个分支。这样的学科定位前无古人，独具中国特色，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如果这一判断得以成立，那么就需要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异同做出区分。如何界定和区分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至今学界没有定论，我以为仍然是个方法论的问题，遂略作析论如下。

囿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陷于梁启超、谢无量开创的“新学历史学派”参阅葛荃主编： 《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引论”部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的环绕。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陷入教条主义，形成刻板思维，其影响至今未衰。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的一部专著。然而由于长期的两岸隔绝，对于此岸影响甚微。事实上彼岸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也没能接续萧著传承，反而长期受“新学历史学派”的影响，往往征引翔实，却话语陈旧。就此岸看，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这种变化正是在方法论方面有一定的借鉴而促成的。

从学术论域看，如何区分中国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拟有三点考量。

其一，研究对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政论家关于社会政治的理性思考。具体到思想家个人，其思想不一定具有体系性和完整性，但一般而言，必定是其对于社会政治现象或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问题的理性思维的结果。这种思想的成果具有明确的表述和内在的逻辑过程，便于研究者条分缕析，作出学术判断。当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是思潮或学派，不过构成思潮和学派的基本要素仍然是思想家、政治家或政论家的理性认知。

中国政治思想史包含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思想中的根本性问题。如政治价值、政治本体、政治合法性以及人性论、历史观等等。与政治思想相较，更具有抽象性和本原性，旨在回答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人们政治行为背后的主观因素，其中既有理性认知，也包含非理性的情感、态度、心态、信仰等。研究对象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族群的。如果研究对象是个人，政治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研究对象的政治主张，而是关注其思想内涵的政治价值理念，关注其政治人格、政治心态、心路历程、政治信仰、思维方式等等。

这一界定表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超越了政治思想本身，甚而可以将一个族群的行为特征及其背后的主观因素梳理出来，较之政治思想研究更为宽广，亦且深入。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是社会政治中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涵。追根溯源，入木三分。

其二，研究方法。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均有跨学科性质，在研究方法上有相近之处。一般而言，致力于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研究者都需要具备史学功底，接受过史学研究的学术训练。同时还需要具备现代政治学理论基础，以对应研究论域的跨学科属性。

在方法论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般运用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哲学作为方法论。当前的很多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局限，更多地采用现代政治学理论作为方法论。这种状况可以视为学科的回归，政治思想史本来就是政治学的基础学科，20世纪中叶院系调整时期被归入了历史学科。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依然要延续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同时，以现代政治文化理论作为方法论。特别是研究当代政治文化论题，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这是与政治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区分之一。

当然，我还是坚持1987年以来的观点，以现代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为参照。以此划定中国政治文化的学科边界，借鉴和吸纳现代政治文化理论，关注并剖析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主观因素，以此解读中国历史积淀的政治与文化传承，构建本土化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其三，文献资料。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可以分为两类。传统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文献资料是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的著述，以及有相关记载的各类典籍。历史学称之为“史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文献可以是文献资料，即相关著述，同时也可以是田野调查、数据分析资料——这种方法间或有研究者用于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但毕竟史料钩沉，局限很大。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献资料与政治思想研究差不多，也可以分成上述两类，即古代典籍与实证研究。其中，实证方法是研究者与调研对象的互动，或问卷，或访谈，或作质性研究，大体真切可信。这种方法如果用于传统政治文化研究，面对的是封尘已久的历史文献，结果只能是研究者单向度的分析与揣摩，没有研究对象的互动，效果大打折扣。

不过，由于政治文化研究对象包括人们行为背后的“非理性”层面，于是在资料的选择方面，较之政治思想研究宽泛了许多。除了思想家、政治家、政论家的著述，还包括官箴、政书、县志、族谱、诗词、日记、笔记以及戏文、谣谚、话本、传奇小说、民间俚曲等等。也就是说，凡是能记录并反映人们的认知、理念、观念、意识、心态、信仰的资讯，均能够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献资料。

何以说是政治文化研究资料的拓宽？举例二则予以说明。其一，《孔子家语》。在史学界，这部著作一般认为是伪作，不宜用为研究孔子思想的材料。继1973年和1977年出土《儒家者言》及相似简牍，遂有研究者判断是孟子之前的儒家文献。对于这样的争议问题，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严格甄别，慎重使用。政治文化研究则无需深究，只要能判定是汉代及其以前的典籍，即可以用为研究“汉代儒生”政治文化相关问题的资料。其二，古代中国的农民政治思想。历来学界有专家建议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政治思想。此提議甚是，深表赞同。但是，材料何来？据我研读的相关资讯，如李桂海《论封建社会农民的“打天下”“坐天下”思想》（《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刘清阳《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中的平等平均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等，论题多是皇权主义思想、均平思想、天命观等等，所用材料基本是主流文献，事实上并没有超出主流政治思想，用为论证农民政治思想的依据是难以成立的。

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以农民或底层民众的政治期盼、政治认知、政治观念与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态等等为题，便会从亚文化层面拓宽视野，前述戏文、谣谚、话本、传奇、民间俚曲等都可以用为研究的依据。同时，将农民战争领袖人物与民众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区分开来，解读其间的差异与勾连，亦能分析主流政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与互动。换言之，从政治文化研究的视角看，可以说“农民政治思想”是一个伪命题。思想是理性思维的成果，现有著述引用的资料表明，所谓农民政治思想实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主流政治思想。非主流的政治思想能冠以“农民”二字的，似乎还没有概括出来。那么，如若转换为农民政治意识或观念，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做梳理和研究，恰恰更能契合“农民政治思想（意识）”的历史本真。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基础学科，二者间的联系不可割断，但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亦应予以重视，为此方能釐清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边界，推动学科发展。

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前瞻问题，我以为有两个趋向需要关注。一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这一趋向意味着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代化路向和国际化发展，必将日渐得到学界关注。专题研究的普遍和深入也将推动这一学科的日渐兴盛，前景不可限量。

二是本土化的中国政治文化理论渐次形成。近年来，已有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与理论框架，而是关注事实与经验背后的学理逻辑。他们意识到域外文化的理论与知识能够给出参照性启发，有时令人耳目一新，却并不能实际解读和回应中国历史与当下的问题。为此就需要深入认知国情，把握本土典型案例，借鉴西方理论，构建中国本土的话语体系和学理逻辑，推动本土化中国政治文化理论构建。这一趋势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势必占据主流，将推动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仍然有太多的空白，中国话语的积极构建预示着这一学科领域的繁荣进境，惟此企望有更多研究者携手共进，不忘初心。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山东城镇治理与规划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秦开凤

作者：葛荃

政治文化研究论文 篇2：

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研究述评

[摘 要]自党内政治文化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学术界从其内涵、特征、功能、意义、问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了深入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和架构，进一步系统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资源，进一步系统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历史生成与历史意义，进一步推进多种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党内政治文化;理论阐释;路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的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写入党的文件，明确其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学者围绕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意义、问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

对内涵的理解和把握，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何为党内政治文化”做了一个相对宏观的概括，“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进行了不同视角的解读。

1.“本意视角”说。持“本意视角”说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就是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臧乃康认为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党性文化构成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核，具体指向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核心价值、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生长基因、革命文化是直接源泉[1]。

2.“两种视角”说。姚桓从形成过程和内容两种视角出发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对党的建设、党的领导等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理论思想、理想信念、纲领路线等的高度概括，包括党员内在的主观精神，外在的舆论氛围等[2]。王保庆将党内政治文化理解为党内价值文化和党内实践文化两个基本文化层次[3]。王卫兵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有机统一[4]。

3.“三种视角”说。持这种观点的国内学者主要从根本遵循、理论基础、本质属性三个方面来理解党内政治文化内涵。关于根本遵循，杨崇磊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遵循[5]。关于理论基础，多数学者承袭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认为革命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源头思想。除此之外，周玉文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重要思想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基础[6]。关于本质属性，马福运认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党性原则[7]。杨崇磊认为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

4.“多种视角”说。李晓娟从政治维度、人民维度、时代维度、文化维度来探索党内政治文化的阶级之本、价值之蕴、实践之基、精神之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信仰文化、组织文化、行为文化三者的统一，体现着时代精神、党性和人民性[8]。詹复亮从思想、政治、情感、行动等方面来理解党内政治文化内涵，认为要在思想上坚定追随、政治上绝对忠诚、情感上衷心拥戴、行动上看齐紧跟核心的党内政治文化[9]。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特征

1.问题意识。基于现实背景，学者们一致认为党内政治文化的问题蕴含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姚桓认为随着全面从严治党逐渐纵深发展，党内政治文化问题是党的建设问题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2]。詹复亮等认为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各方面矛盾和问题都能从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上找到根源[9]。肖政军具体提出当前的党内政治文化正遭受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围困”，各种腐败文化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造成了不利影响[10]。

2.坚持党性。不少学者认为坚持党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最大特色”“显著特征”“本质特征”。郝立新认为中国共产党党性凝聚了人民性、秉持了革命性、蕴含了先进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11]。王卫兵认为坚持党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最大特色，体现在思想的先进性、信仰的坚定性、立场的人民性、组织的严密性、纪律的严肃性、作风的纯洁性等方面。文丰安认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党性特质具体体现在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实践中[12]。冯灵芝则根据无产阶级政党本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归根到底应该是政治性和人民性，既强化了党员干部的身份认同，又回答了“为什么人”的问题[13]。

3.实践性。王卫兵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实践中形成，并将继续在改革实践中发展，因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14]。除此之外，文丰安认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实践性还体现在它直接指导着政党及其党员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传播发展[12]。陈文的观点较文丰安进一步具体化，指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实践性还体现在它既要为政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也要适应和影響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15]，完成它塑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政治使命[16]。

4.先进性。周玉文认为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具备超越现实社会的相对独立性，蕴含着超前于现实社会文化的先进性[6]。臧乃康认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的[1]。仰义方指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上，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党内政治文化先进性的来源[17]。

（三）党内政治文化与相关概念关系

1.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

“包含”说。王卫兵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组织内部的政治文化，是属于政治文化的亚文化，反映了政治文化的普遍性与民族性的文化特质[4]。杨崇磊认为处于政治体系权力核心位置的执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主导着整个国家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趋势的主流政治文化[5]。

“不包含”说。李燕从概念主体、概念依据两方面具体论证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不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认为西方政治学家所提出的“政治文化”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政治扩张提供理论支撑[18]。

“辩证”说。蒋锐认为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母体，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次级形态、亚文化，但二者的建构主体、影响布局、效用等方面存在质的差异[19]。臧乃康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既有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元素，又有独具的政治属性[1]。

2.党内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

“包含”说。张立伟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特色概念，存在于政党组织内部并发挥作用，反映一个政党在指导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基本情况[9]。蒋锐认为党内政治文化还能够映射政党政治发展的运作态势[19]。

“超越”说。这种观点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源于政党文化，又超越政党文化。王卫兵认为相较于政党文化，党内政治文化更加强调党员的整体精神风貌与道德品质，更具现实性和针对性，更能体现一个政党组织的特殊性[4]。

“同质”说。李燕认为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虽然在观察视角、主体侧重、内部构成方面存在差别，但二者同是政党的文化现象，都具有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18]。

（四）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

1.引导功能。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引导功能体现在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的引导。孙成武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可以培育广大党员干部的健康政治意识，使他们自觉践行党的奋斗目标和宗旨[20]。李燕认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引导功能具体体现在引领党员政治认知的正确走向并使其深化为政治信仰、培养党员的忠诚与热爱以及与一切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决心与勇气、引导党员政治行为取向的自觉性这三个方面[18]。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引导功能不局限于党内，还体现在对全社会的引导。方世南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对全党和全社会具有政治导向作用[21]。臧乃康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内政治体系的建构和维护、国家政治发展、公众政治参与的实践等都产生影响[1]。

2.教化功能。“教化功能”之说基本指向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精神文化，能够“以文化人”。孙成武认为党内政治文化能够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价值观，抵制腐朽落后价值观的侵蚀，提高对党内政治的认同感，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践行[20]。王立峰认为这种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党员个体行为、党内法规制定、各级党组织建设等产生持续性的影响，用政治文化元素形塑广大党员的执政意识[22]。陈文认为这种教化是常态性和有效性的教育教化[15]。

3.约束功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通常从党内政治文化属于组织文化的角度提出“约束功能”。臧乃康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规范使组织成员在既定的框架内行动，对各级党组织及成员具有强大的规约功能[1]。杨崇磊认为这种组织文化会影响组织成员的价值取向、心理倾向，使组织成员从简单的物理聚合升华为精神上的紧密团结[23]。王立峰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对广大党员的权利观念和权力行使产生积极影响，形成自我约束[22]。

二、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意义

学者们主要从全面从严治党总布局，党内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三个层面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意义进行了诸多论述。

（一）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保障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从根本上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问题，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自觉[17]。刘成喆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价值就是为全面从严治党建立一个坚实明确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支撑[24]，使其成为规范党员干部的无形力量[25]，保障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细处[26]。这是发挥政治文化潜移默化、“以文化人”的功能以形成良好文化氛围，从“柔”的一方面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9]。王立峰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能够强化文化因子对制度执行的引导功能，又能够通过文化信息辐射提升党内政治认同水平，是涵括了制度和思想两大文化因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的重要保障[22]。

（二）有助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对党的事业具有中流砥柱作用，消极腐败的党内政治文化会对党内及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6]。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有助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王立峰认为民主化和法治化是政治生态的重中之重，在党内政治文化中体现为党内民主文化和党内法治文化。其中，党内民主文化推进了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法治文化建设稳固了党内政治生态秩序[22]。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有助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刘晨光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坚实文化基础[27]，影响和制约着党的运行状况和精神状态[17]。

（三）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需要具备积极应对复杂的执政环境、国情社情与國际局势的能力。詹复亮认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有利于发挥其强魄育人的基础性作用[9]。魏晓文认为有利于锤炼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进一步净化思想灵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26]。王立峰认为，通过党内政治文化增强党性及党的凝聚力，各级党组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守党的文化信仰，统一党的思想，从而提高党的实践能力，强化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党员组织能力、群众动员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进而提升党在新时代的执政能力[22]，使之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求[28]。

三、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目前，党仍然面临着复杂的执政环境，各种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复杂因素不断滋生，国内学者着眼长远又立足当下，从不同的视角全面分析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政治认知不足

詹复亮认为党内存在一些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9]。王立峰认为部分党员对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利益思维与服务需求等关系的认知与中央要求有偏差，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民主意识薄弱、腐败问题和“四风”问题等[29]。周玉文认为党内存在一些人面对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举措宁愿抱残守缺的状况，这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一定挑战[6]。李斌雄认为现阶段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遭遇的最大难题就是部分党员干部不讲政治。

（二）党内政治价值体系存在一定离散风险

一是封建残余文化影响。由官僚政治体制衍生出的“官本位”“权本位”思想、特权思想，衍生出了等级制、专制主义、宗派主义等一系列封建观念[4]，还有官僚主义、阶级主义[24]、个人凌驾于组织的家长制思想[20]等封建残余文化。当前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权钱交易、任人唯亲、跑官要官等现象[4]，与封建社会残余的糟粕文化息息相关。二是西方腐朽思想侵蚀。周玉文认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群氓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先后流入，将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6]。刘成喆等认为这些价值观念与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相违背，不仅容易败坏个人修养，还解构着社会有机整体[24]。三是市场经济冲击。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信念不坚定的党员干部容易抵制不住金钱和物质的诱惑，思想作风开始腐败，将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带到党内政治生活中，罔顾国家法规党纪[24]，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贪污腐败，侵害人民利益，损坏国家形象[14]。

（三）党内意识形态的安全面临一定威胁

一是多元文化对党员干部政治信仰的冲击。孙成武认为当前我国主流与非主流、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外来等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带来新思想理念的同时，也危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党的政治信仰[20]。王立峰指出一些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的不良意识形态会导致部分党员封建迷信、信仰虚化[29]。二是受党内政治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影响，部分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念出现扭曲。姚桓认为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如默认的“潜规则”、选拔干部中的“逆淘汰”、坚持原则被孤立等消极现象会影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实效性[2]。仰义方认为一些党员干部受到以庸俗“关系学”、官场“厚黑学”、政商“潜规则”为代表的各种“病态”文化的消极干扰，理想信念出现动摇，价值观念出现扭曲[17]。

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学界在系统分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也在路径方面进行了探索，主要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灵魂塑造、内容充实、环境维护、典型示范和影响力扩大等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

（一）塑造灵魂：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

第一，加强理想信念培育。坚定理想信念即是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6]。孙伟认为应当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首要环节[30]。仰义方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武装无产阶级政党[17]，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寓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从而实现潜移默化的效果[3]。第二，加强文化自信教育。王广峰提出通过加强党的使命教育来强化党内政治文化的信仰性[31]，郝立新提出通过文化自信教育，廣大党员增强其对政治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11]。第三，加强党性教育。李燕认为要对党内成员进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国史、党纪党规为主要内容的党性教育，以提高党员的“底线”意识，提高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认知[18]。第四，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杨崇磊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引领[5]。杨松菊认为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提高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16]。

（二）充实内容：汲取人类文明的思想文化资源

第一，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增强科学性。仰义方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汲取营养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17]。王广峰认为应当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精神并将其作为根本指引[31]。第二，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巩固根基。一方面，取其精华。李晓娟提出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政治观念、优秀政治道德资源和崇高政治品格[8]，王广峰具体提出应当挖掘“修身”理念、“治国”方略、“平天下”思想。另一方面，创新发展。杨松菊认为应当通过改造，赋予一些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使其最大程度为党的建设发展提供思想启迪[16]。刘成喆提出要将传统智慧和文明运用到现实实践中，不断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优良政治文化。第三，汲取革命文化，永葆革命底色。红色文化生动展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观。周玉文等指出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既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也包括实体性的革命文物、文学艺术作品等[6]。李晓娟认为只有以革命文化为创新源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才能永葆革命底色[8]。第四，汲取西方政治文化的有益成分，丰富内容。宋义明认为建设党内政治文化要具备全球视野，注重“吸收外来”，即积极吸收先进的政治理念[25]，如西方文化的契约精神[24]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文化建设的规则意识、法制观念、科学精神等[31]。此外，周玉文强调在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的有益成分和一些具体做法时要有辨别，通过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方式不断吸取外来文明的养分，用之发展党内政治文化。

（三）维护环境：建立健全的法规制度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党内政治文化的相关制度建构，为维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环境提供重要保障。齐惠认为“为公去私”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应在“准入”“管理”“奖惩”三方面下功夫[32]。何虎生认为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来健全党内制度体系，既要规范选人用人制度，又要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为党内政治文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33]。马福运认为要建立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社会监督有机统一的立体化监督体系，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建构坚实的防火墙[7]。方世南认为“认同”是发挥党内政治文化效用的基础和前提，提出建立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健全党与人民群众交流对话和信息沟通制度、构建党内政治文化全民认同的调研分析评价制度、健全党内政治文化传播制度等来提高党内政治文化的全民认同度[21]。仰义方认为制度设计要有益于抵御腐朽思想，提出推进以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决策机制、考核评价机制为重点，比较系统完整的党内制度体系设计[17]。王立峰认为要强化意识形态整合机制和不良意识形态批判机制，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党内的主流地位[29]。

（四）典型示范：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引领作用

李燕认为党员干部的优秀品格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18]。第一，要严把选人关。马福运提出要发挥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杠杆和导向作用，首先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标准[7]。王保庆认为要选择吸引全社会的优秀分子以确保党内政治文化主体的先进代表性[3]。第二，加强党员干部自省。魏晓文认为要加强党员干部对自身行为的文化自省、自警、自励，用积极向上的文化充实党员干部的精神世界[26]。第三，扩大党员干部影响力。刘成喆认为党员干部要先以良好的行为修养感染家人，让家风带动党风，影响社会风气，最终实现党内政治文化深入人心[24]。仰义方提出党员干部要以组织优势，运用现代技术创新建设途径，通过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的政治思想认同，增强党内先进文化的积极性和自觉性[17]。

（五）扩大影响：不断创新传播内容和方式

第一，传播内容要契合党员需求。王立峰提出在党内政治文化传播形式上要善于使用时代话语，将文字、实务公报与图片视频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内容要直面党务现实问题，契合广大党员的实际需求[22]。仰义方提出党内政治文化要变口号式的抽象阐释为形象化的大众宣传，以文字、视频、图片等方式融入网络平台之中[17]。第二，传播方式要不断创新。王卫兵认为要在技术、手段、载体、平台上实现新的突破，创新党内政治文化的宣传教育方式[14]。王保庆具体提出要善于运用主流文化传播平台和渠道，如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推送等[34]。仰义方认为不仅要善于运用微信、微博、微视频新兴媒体，还要发挥如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共同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传播广度和深度。王立峰提出将党内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自媒体平台紧密结合，形成“国家—个人”与“个人—个人”相结合的多维传播格局，实现对传统“国家—个人”单一传播维度的超越[22]。

五、述评

从已有的成果来看，自“党内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反响强烈、互动良好。但由于此话题提出时间并不是很长，整个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研究成果多以报刊、期刊论文为主，相关学术专著比较少，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探索与争鸣时期。

概括起来，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第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关于内涵解读，虽然学者们表述的视角不同，但也涉及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成果。但是，也正因为视角不同，各种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因缺乏共同的理论前提和运用场域而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学术争鸣。第二，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学界基本达成功能共识，但是对功能的层次划分和起作用的本质的探索不够深入，这会直接影响后面的路径研究。第三，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学界基本达成理论意义共识，但是缺乏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实践方面的阐释，需要结合具体实际将意义进一步深化。第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困境及路径。学界清醒地认识到了黨内政治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困境，但路径建构常常过于侧重某一层面或某一领域，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基于当前研究现状，未来学界应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第一，进一步厘清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和架构。内涵的厘清首要是概念的界定。党内政治文化到底有没有一个学界公认的概念？当前党内政治文化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最大的现实指向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有什么关系？与政治文化是否属于同一范畴？党内政治文化主体、客体、载体、作用机制、本质特征是什么？

第二，进一步系统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资源。从学界研究成果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挖掘不够深入，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政治理论相关论述中，具体哪些思想理论对目前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建设性意义？这些思想与党内政治文化的思想连接点在哪些方面？党内政治文化如何体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研究，要多关注其发展的方法论。

第三，进一步系统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时代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其生成建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基础上，党内政治文化看似是新词，却经历了深刻的演变历程，演变过程中也产生了相当多的建设经验，这些都需要深度挖掘。此外，作为党内“软”约束，党内政治文化与其他刚性约束一起构成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的保障，需要进一步从学理和实践两个维度研究党内政治文化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为什么能”“怎么样”起保障作用。

第四，进一步推进多种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的综合研究。其一，坚持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加强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的全面性、整体性。其二，拓展多学科交叉视角研究。当前研究成果更多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范畴，党内政治文化涉及政治学、政党理论、心理学等多学科内容，拓展多学科交叉视角研究也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系统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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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史成虎）

（校  对：向 媛）

作者：刘思帆

政治文化研究论文 篇3：

孙吴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探索

摘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王永平教授的新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这本论文集汇集了作者的十八篇专题学术论文，对孙吴的政治文化作了新的探索，内容涉及孙吴上层的政治运作、权力斗争和江东学术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文化；发展；演变

政治史论十四篇是全书论述的重点。《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堪称是全书的总纲。此文对孙吴政权的性质作了一个全新的估量，认为孙吴政权与曹魏与蜀汉相似，“而与西晋有异”。作者认为三国统治者的社会阶级都为“寒族，非儒家”，而“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服膺儒家的豪族”。作者自称立论的方法，“ 依然是陈寅恪先生剖析魏晋时期社会性质的变迁及其表征的方法”，但结论却与《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的看法有所不同。作者立论的依据是什么呢？一是孙吴统治者的阶级出身是寒门；二是孙氏不重儒学与礼制；三是孙氏婚姻“ 不计行辈”；在立后问题上是“因爱登后”、“位以色登”，四是孙氏好驰猎、喜滑稽与酗酒；五是孙吴政权与儒学世族阶层之间的政治冲突不断。所有这些，都言之有据。

《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是对立论依据之五的进一步申述。作者申述的理由有二：一是孙权崇尚法术，与儒学朝臣有思想分歧；二是孙权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对儒学朝臣代表人物进行了排斥与镇压。《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以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士大夫的斗争为中心》，是从孙权的继承人孙亮、孙休推行宗室政治，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儒学朝臣的冲突加剧，再进一步说明孙吴政权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性，并未因皇帝的更换而发生变化。

《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兼论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研究的重点为外交事件引起的君臣冲突。《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其性质考论》，研究的重点在内政方面的“ 校事”制度所引发的君臣冲突。《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则是对于选立太子这一至关重要的选拔接班人问题所引发的“ 二宫构争”事件所作的重点研究。《附：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虽然是人物研究，而实际上是对上述孙权立嗣问题考论的一段追溯与补充。

《張昭政治地位的变迁及其与孙权冲突的原因》，对江北流寓人士代表人物张昭在孙吴政权草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对他在对待曹操及孙吴军事战略问题上与孙权的分歧，对其不得为相及其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他的文化性格及对孙吴学术文化的贡献，都作了较全面的分析。《附：孙坚吴夫人事迹考》。作者将此篇作为前文的附篇，可能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建安七年，吴夫人死，‘ 引见张昭，属以后事’。这一安排对孙权早期统治地位的确立和逐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 吴夫人在有关是否纳质曹操问题决策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是“她说服张昭等人”，最终按照孙权、周瑜的意见，决定“不送质”。

《顾雍论———兼及吴郡顾氏家风的形成与特质》，分析了江东世族代表人物顾雍为相之原因及其意义，描述了顾雍谨言慎行与刚柔相济的为政作风与政治实践，进而揭示了顾雍在吴郡顾氏门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此文不是对陆逊与陆氏家族的全面评价，只是重点探索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陆逊为将之深层政治原因与意义；二是陆逊与孙权之间政治观念的差异及其冲突。

《论诸葛瑾、诸葛恪父子的活动及其对孙吴政局的影响———以孙吴后期政局变化为中心的考察》，此文考察分析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琅邪诸葛氏之南徙及其家族门第问题；二是诸葛瑾之谨慎及其与孙权之关系；三是诸葛恪兄弟的轻脱戏弄之事及其文化意义；四是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五是建兴年间诸葛恪主持的政治改革、北伐及其失败原因。

《临淮淮阴步氏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述论》，此文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步骘在孙吴的活动及其士人品格；二是孙权步夫人争后及其对孙吴政治的潜在影响。《附：全公主对孙吴政局变化的影响》，是对前文的补充与延伸。由于全公主是步夫人之女，她“为其母争后，并迫害其对手”；在孙权晚年及孙亮统治时期，她又是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者”，对孙吴后期的政局影响颇大。此书的最后部分是有关孙吴学术文化的专题研究，计四篇。按上述顺序继续编号，《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文化贡献考略》，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论述这些士人的学术文化素养及其学术著述与教育诸方面的业绩。《附：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侧重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治的关系；二是广陵人士对孙吴的学术文化贡献。

《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推论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这篇论文的写作手法，是模拟唐长孺先生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两相比较，视野明显不及唐老宽广；而文章标题亦过于冗长，不如唐老简洁。但作者这种力追前贤的志气、努力学习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三国时期，是天下大势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一个过渡阶段。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演变的长河来看，“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肇始于秦朝，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则经过秦汉交替后一个相当长时段的摸索，到西汉武帝统治时才确立了“ 独尊儒术”的格局。东汉时期，随着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黄巾起义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大扫荡，使东汉王朝走向瓦解。在军阀混战基础上产生的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权的统治者，都有吞灭其他对手，重建统一皇权的意向。在“天下大乱”的政治“浩劫”时代，上层统治人物的政治运作与权力斗争，可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前进究竟能起到多少推动作用，却是值得质疑的。

与此相反，三国统治者在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倒是决定其角力胜负的更重要的因素。应该看到，在这三个政权中，曹魏在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创新方面，较蜀汉、孙吴，在总体上是要略胜一筹的。这种优势，为西晋统治者所继承，而取得了全国的统一。但是，西晋统治者取代曹魏的关键一步是“ 高平陵事件”。司马氏集团是以上层人物施展政治阴谋、发动政变来完成权力更替的。其本身在制度创新上并无成绩可言，所以其统治也很快腐朽。在各种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下，西晋的短暂统一也就迅速崩溃，全国又重新走向分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长期对峙，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多。在这长时段、大范围的南北竞争中，北方在民族大融合基础上出现的制度创新所形成的优势，造成了北方统一南方的最终结果。紧接着隋朝之后出现的唐代文明，比两汉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陈寅恪先生作为大学问家，正是抓住了制度创新这个关键，追本溯源，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部划时代的著作。

作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