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最直接表现国家间文化的差异就是通过电视剧的形式。通过分析中美两国电视剧的差异来研究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在今后电视剧制作以及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达到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日益深入，两国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大量收益，但是与此同时，双边贸易摩擦层出不穷，美国政府时常对中国商品实施严酷的贸易壁垒，这种对华贸易政策直接主导着中国遭遇美国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着两国经贸关系。因此，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作为世界经济排名前两位的大国，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贸易顺差国；我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日益深入，两国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大量收益，但是与此同时，双边贸易摩擦层出不穷，美国政府时常对中国商品实施严酷的贸易壁垒，这种对华贸易政策直接主导着中国遭遇美国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着两国经贸关系。因此，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大意义。

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原因

（一）1979年-1989年从“严重对抗”转向“友好”的贸易政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摇摆不定，最终选择了对华经济全面封锁，中美两国贸易处于中断状态。在美国的影响下，西欧各国对待中国选择了跟美国相同的态度。在这个阶段里，中美贸易关系附属于政治、外交战略，美国对华贸易由“严重对抗”转向“友好”，两国国内的政治因素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在尼克松访华前，美国国内有两种政治态度，一种态度极力支持对华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政策；另一种态度公开宣扬反对与“红色中国”进行经济贸易。这两种政治态度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直到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总统后，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协商确认了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之间关系。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中国确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一系列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而美国开始通过友好的贸易政策将中国带入到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体系之中，两国贸易开始了极大的发展。

（二）1990年-2000年从“制裁”转向“友好”的贸易政策。

1989年，国际社会舆论对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对华实行了严厉的制裁措施，极大影响到了中美贸易的发展。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将制裁重点转移到了中东地区后，对华制裁才开始明显减弱。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高潮，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复苏提供了良好氛围。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兩国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2000年5月和9月，美国国会和众议院、参议院分别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

（三）2001年至今友好与摩擦并存。

2001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WTO。美国以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为借口，对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升值等问题施以巨大压力，更是频繁利用贸易救济等各种措施对中国的产品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贸易摩擦不断。美国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9.11”事件后，美确立了以打击恐怖主义、保护美全球利益为基点的战略，经济利益处于国家利益中的次要地位；而是2007年发生了次贷危机并且引起了全球性的经融危机，美国国内失业率猛增、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相机推行了“自由且公平贸易”、“购买美国国货”、“再工业化”等政策，并且利用WTO加大了对中国的进一步管控。

二、美国对华贸易的决策机制

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强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作用，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受到政治市场上的政府、党派、国会、选民和利益集团等的影响。在“三权分立”的美国，贸易政策的制订也具有相应的“三权分立”思想。

（一）美国国会。

国会在贸易政策制订方面的权力主要贸易立法权、外贸管制权和国际条约批准权、调查和监督权、机构设置和人事否决权、授予贸易决策权。

（二）总统与行政部门。

总统的外贸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决定对外经贸方针与政策、缔约权、授予权力的范围内的升降关税权、对外实施经济制裁权。宪法还授予总统宣布对外国实行经济制裁和签署国会通过的对外实行经济制裁的法令等权力。

行政部门拥有的则是提案权与总统否决权。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贸易法案，但国会在获得参议院超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支持的情况下，也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案。

（三）利益集团。

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主体是政府与国会，而利益集团通过国会或者直接游说政府等手段参与政策制定。

（四）新闻媒体与公众舆论。

美国因选举政治的原因，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在美国国内和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他们既反映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呼声，也会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造成压力、施加影响。当然，决策者不仅仅单纯地将公众舆论作为决策的参考，也反过来影响舆论甚至制造舆论使公众支持某一项政策。

三、国会与行政体系之间的制衡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和竞争。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民基础不一样，各自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左右。

由于总统与国会议员的选举产生方式不同，导致了总统与国会议员所考虑政策的角度不同，其所代表的利益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在对待贸易政策问题上，国会和白宫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在总统、参议院、众议院三者之中，众议院最具地区性，也做容易提出各种极端的观点；总统最具全局视角，也最能用长期观点、站在更高的层面来把握全貌，考虑美国国家的长期利益；参议院则居于两者之间。有学者指出总统在贸易政策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而国会倾向于保护主义①，这一点从美国讨论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中展现无遗。美国国会讨论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议案过程当中，克林顿积极推动此议案的通过，但在众议院的讨论中，各议员提出了许多附加性议案就是为了阻挠议案通过。而在参议院的讨论中，绝大多数议员把握住了大局观，迅速否定了许多倒退性的修正议案。使该议案在参议院也比较顺利地通过。

注释：

①张建新，吴云翔：《美国贸易政策中的总统自由主义和国会保护主义》，对外经贸实物，2006年第1期。

作者：吴越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2：

中美电视剧差异的原因分析

摘 要：由于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最直接表现国家间文化的差异就是通过电视剧的形式。通过分析中美两国电视剧的差异来研究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在今后电视剧制作以及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达到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作用。

关键词：电视剧；差异；中国；美国

表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形式有多种多样的途径，而电视剧是体现这些途径的最佳方式之一。电视剧在众多大众传播媒介中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它的画面和声音的传播，它的形态更容易被社会群体接受，而且它兼有娱乐和审美等多种功能，将不同的艺术形式巧妙地融为一体，取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从而形成了由多种文化融合的文化魅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电视剧的收视率仅次于新闻类节目，在观众的电视消费中有重要的地位。

电视剧的功能和价值是多元的，我们在欣赏电视剧的同时，能够通过剧中的内容了解时代和历史、了解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了解不同制度下人们思想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对中美电视剧的分析，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从我国和美国的热播电视剧来看，剧中的表现和寓意都与国家的价值观以及现实密不可分：我国的电视剧倾向于借助社会大环境中的个人命运来展现国家的发展，侧重的是对家庭、亲情等伦理道德的体现；而美国的电视剧则侧重于典型的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对自由、自主、自立、自信的美国精神的两种价值观的展现。将从中美两国的历史、制度差异以及两国对待电视剧的态度和电视剧的内容等方面对中美电视剧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进行浅议。

一、历史的差异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和制度，不同的历史朝代有着不同的历史事件，这些特点不仅为中国的电视剧提供了原料和素材，也将历史遗留下的传统囊括其中。中国目前流行的电视剧题材多为家庭伦理剧、红色经典剧、古装剧以及武侠剧等，如《新恋爱时代》《火线三兄弟》《陆贞传奇》《新笑傲江湖》等，这些类型都和中国社会的文化、历史和现实背景紧密相关，剧情内容或杜撰或改编，大都脱离不了历史和现实。

从电视剧所处理的主题和内容上看，美国的电视剧和中国的电视剧有明显差异。美国可追溯的历史不过二百余年，但是美国的这二百年发展，却使其成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仅仅在其电视剧的发展历史上，就比中国更加成熟和规范。它的电视剧内容更多地倾向于自由开拓的美国精神，如曾经热播的西部片。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的电视剧如今更加关注于当下，倾向于现实。电视连续剧主要的类型是警匪悬疑剧、都市伦理剧、医生律师剧以及科幻动作剧，这些类型代表了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中的自由精神、冒险精神和专业精神。例如《越狱》《绝望主妇》《实习医生格蕾》以及《吸血鬼日记》等。

因为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中国与美国所形成的文化基础、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也截然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规矩文化，做任何事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矩，还受到等级观念的制约。换句话说就是主张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而美国人则更注重个人的权益，追求人人平等，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文化承袭的是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自由、平等、开拓、冒险的精神在他们的文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思维方式方面，中国人偏向的是综合性思维，采用从整体到部分的思维方式，如表达顺序时，要由大地方到小地方，即国家-省-市-区-街-号；表达时间是按年-月-日的顺序。美国人则偏好的是分析性思维，在表达上采用从部分到整体的思维方式，在表达空间顺序时与中国正好相反。还有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待相同事物的不同看法，都是由于两国长年累月形成的不同历史文化积淀造成的，而这些在电视剧中有着更加明确的体现。

二、制度的差异

众所周知，中美两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经济基础造就了不同的上层建筑，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下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性，这也使得我们的电视剧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制作和播出符合社会发展主旋律的电视剧。例如《长征》《五湖四海》《闯关东》等，但是这些剧作贴近现实，不乏有许多经典佳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电视剧有了飞快发展，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电视剧的形式也受到了国际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内容上有了极大的改变，不再只是对名著改编、英雄人物的描述和简单的记录，它开始了对时代生活的刻画。但是，电视剧的内容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1]。这使得我国的电视剧市场有盲点，例如当代的某个时期题材几乎没人乐意去碰，反而“转战”古代和抗战时期。

而且我国对于电视剧的制作与播出有一个专门的审查机构，我们俗称的“剪刀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简称广电总局。中国由于有广电总局的节目审查，有大量的节目内容限制，除了我们熟知的不能违反现行体制的内容外，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禁忌，色情的、暴力的自然不在话下，比如前段时间广电总局明令穿越、戏说、宫斗题材都属于被禁止拍摄的内容。这说明了，如果拿不到拍摄许可证，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拍摄。严格的审查制度使我们的电视剧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有深度的电视剧被拦腰截断，有些肤浅的电视剧因不涉及敏感问题而广泛制作并播出，造成当今荧屏上天雷不断，神剧无数。而且经过严格的审查之后，有些电视剧在制作时还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审查后潮流也许发生了转变，使得电视剧与时代脱节。而电视剧为了拼收视率，往往好几个台同时播，导致电视荧幕单调统一，观众没有选择性。

而美国电视剧是基本没有审查的，只要不是深夜节目，没有太多暴力、裸露、色情和蛊惑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内容，都是可以上档的，虽然电视台也有充分的内容审查权力，但内容只要在法律框架下允许的即可。

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开放的、竞争的，这使得美国电视剧的内容多彩多样，即使是相同类型的电视剧，也会在内容和质量上进行竞争。优胜劣汰在美国电视剧的播出和制作上，是最常见也是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为美国的电视剧是纯市场调控的。因此，观众永远不知道电视剧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也许因为观众喜爱，收视率高，连续八季、十来季都播不完，如《老友记》《绝望的主妇》等。曾经播出了十年的《老友记》，大结局竟然引起了全美国集体的伤感。而有的电视剧也许由于收视率差，播了三五集就不再见踪影了。

美国的电视剧虽然剧情内容涉及多个方面，但是，它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美国的电视剧分为七级，通常情况下为四级。

（1）TV-G（suitable for all audiences）适合所有人群观看。

（2）TV-PG（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儿童需要父母指导进行观看。

（3）TV-14（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 for children under14）14岁以下儿童需要父母指导进行观看。

（4）TV-MA（suitable for mature audiences）仅适合17岁以上成年人观看，1998年10月以前使用TV-M标志。

分级的信息会在节目开始时显示在屏幕上，通常是左上方，时间是15秒，如果节目时间长于1小时，那么在以后开始的每小时都要显示分级信息。

中美两国在制度上存在的差异也是由国家的国情决定的，跟历史的传承与时代的发展相呼应。不同的审查制度也使电视剧的质量产生差异，中国的电视剧是为了满足所有受众，从而在剧情方面略显庸俗，而美国的电视剧针对性强，因此剧情稍加成熟。我国的电视剧行业也正在往分级制度靠近，但由于长期形成的收视习惯，还需要一段时间磨合。

三、态度的差异

中国的电视剧在制作上往往投入不少，但是分配比例不均，使得据称是大投入、大制作的电视剧的质量也就尔尔，很难见到一部高质量的电视剧。首先，一部电视剧的灵魂就在于剧本。在剧本的写作上，创新能力偏低，多以改编小说或者翻拍为主，例如一部《西游记》，翻拍了多种多样的版本，前传后传外传不计其数；海岩、严歌苓、六六等都是著名的作家、编剧家，他们更加被人知晓也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拍成了电视剧，优秀的小说为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不小的助力。再者，演员的成本占据大比例，现在有些名气的演员的片酬，每集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使得一些电视剧为了让他们演而在别的地方降低标准。而且，中国的电视剧是整部制作出来后出售，无论质量如何，只要有人买了，制作方的心也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美国对待电视剧的态度十分严谨，有时候一集电视剧的成本在中国可以拍摄不止一整部电视剧，甚至相当于一部电影的成本。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由于其纯商业化的运作刺激了制作成本的不断攀升。为了保证收视率，在编剧、阵容以及布景等方面都是大手笔投入，毫不吝惜，且一旦片子得到认可，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使得美国的电视剧在制作上一般都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在对待电视剧态度上，体现了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的电视剧制作立足于当前，只要满足当下的利益需求，电视剧中有当红的明星、热点的噱头，不管观众能否接受，只要投资商认可，并能卖出去即可，而美国的电视剧看得比较长远，要保证每一集的收视率，既要满足观众的要求，还要满足投资商的要求，只有拥有较高的收视率才能赚到钱。

四、剧情内容的差异

由于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的差异，中美两国在电视剧的叙事功能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电视剧注重的是故事，美国电视剧注重的是人物。例如《金婚》就是讲述佟志和文丽这一对夫妻相识相知相守的五十年婚姻生活史；《汉武大帝》就是讲述汉武帝刘彻从出生到去世的几十年的大事记录。而在美剧中，往往是固定的几个人物在每一季结束后留下悬念，在下一季解开答案却又制造一个新的悬念，引人入胜，例如在《生活大爆炸》中第一季是四个科学怪才和一个新搬来的美女的故事，暗恋Penny已久的Leonard终于获得了与她约会的机会为剧情的发展留下了悬念，在第二季时继续讲述这一对爱情的纠葛与发展。中国也有类似于美剧这样的剧情故事，如《康熙微服私访记》《还珠格格》，都是围绕着一群人发生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故事，但是前后多为独立的个体，悬念性差些。

我国电视剧大都是通过事件来表现人物，个人在剧中只是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生活缩影，宣扬个人在国家这个集体中的取舍，表现的是国家、家庭、亲情、友情的伦理道德。例如《母亲母亲》，国秀为了父亲嫁给富家少爷当填房饱受折磨，历经困苦失子丧女的悲痛后，在民族大义面前毅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美剧则着重塑造的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和独立意识，无论剧情的内容是现代时尚的还是历史严肃的，都以展现人物为主，并把不同的元素融合在剧情结构和人物中，通过人物来表现事件。《绯闻女孩》虽然是通过生活在曼哈顿的贵族青年来展示上层奢华生活以及时尚前沿的一些东西，但该剧各个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崇尚个性和自由的行为完全体现了美国社会的特点。

中国的电视剧往往属于平铺直叙，以时间为线索，循序渐进地推进故事的发展，除了主线索外，其他的基本上很少交代，有的一带而过，或者干脆就绕过不讲。而在美剧中往往是多条线索平行演绎推进，甚至主线副线不分，大量采用平行、交叉蒙太奇，使每集的情节紧张复杂，同时故事节奏也比较紧凑。

这种差异延伸出来，也是中美之间价值观差异的表现，我国是先人后己“大家”风范，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而美国崇尚的以己及人的自我意识，推崇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在电视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美电视剧的差异与中美文化的差异紧密相关，因为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底蕴；因为不同的制度意识，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因为不同的理解态度，形成了不同的思维和表达形式。中美两国的电视剧，也都是建立在本国的国情上，形成的最适合当地人观看的制作和播出形式。

我们不能单纯地去褒赞或批评某一部电视剧，而要带着谦虚的态度去学习，研究为什么这种形式的电视剧被追捧，而另一种电视剧被淘汰。文化的差异造就了形式的差异，我们要在学习中壮大自己的实力，使中国的电视剧水平逐渐提高。

参考文献：

[1]尹鸿.意义、生产与消费——当代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现代传播，2001（4）.

[2]龚东刚.中美电视剧热播类型比较[J].文学界，2011（2）.

[3]曲春景.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4]苗棣，等.中美电视艺术比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作者：柴玉洁

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3：

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摘 要： 大国崛起必然要从区域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必经的发展逻辑。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政治结构以及国内诸因素的必然产物，体系层次结构构建了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变量要素。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并成为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了美国的周边关系与地区关系以及域外的大国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保障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崛起中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保障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及秩序。

关键词： 美国崛起；门罗主义；外交政策；西奥多·罗斯福

20世纪初美国处于确立地区主导大国地位进而走向世界大国的重要战略关键期。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着眼于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对美国长期以来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门罗主义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拓展延伸，提出了著名的“罗斯福推论”，从而把门罗主义的目标由地区防御型转变为地区主导型发展战略。“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为排除欧洲国家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而提出了‘门罗主义’。不过在欧洲势力退出南美之后，‘门罗主义’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美国开始在政治与经济等领域对拉美不断施加‘影响力’，最终使‘门罗主义’成为了‘美国霸权’的一个代名词。”①

自19世纪美国门罗总统发表《门罗宣言》以来，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门罗之后历届总统都通过继承和丰富门罗主义外交政策来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罗斯福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为美国20世纪的大国崛起构建了一个良好的地区环境，同时维护和增进了美国不断扩张的国家利益，对美国的崛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发展定律看，它们都将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需要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地区的多边关系以及与传统大国的关系，由地区主导大国走向世界大国，最终完成大国崛起的历史发展进程。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发掘过去，也就是理解当下。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需要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地区多边关系以及大国关系。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于当今中国崛起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体系层次结构：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论分析架构

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而言，建构一种对外政策理论，将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更好地去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与古典现实主义者一样，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将国家、政府、决策者等单元层次上的因素作为重要的关注对象，却又比古典现实主义者更具备方法论的研究意识。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体系结构是塑造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的假设，并将它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在新古典现实主义那里，“外交政策理论首要的使命是对国际体系在国家行为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作出回答，因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将决定其所拥有何种一般性的特征。然而，要增进对国家理解和回应外部环境的认知则需要更进一步解析决策者和国内政治结构等单元层次的变量在传到体系性压力中的作用。”②这样以来，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探索过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采用内嵌式纳入国内变量的理论构建方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外交政策理论分析框架。

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理论路径是：“肯定国际结构对外交政策大方向的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国内因素的影响，结构信号不能准确完整地传达至决策者或者结构本身没有给出应如何回应的确切信号，因此要理解外交政策，必须解释哪些国内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结构信号的传达和回应。”③在其基本理论假设中，该学派指出，“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之内和两个层次之间的复杂互动的结果。尽管国家的权力以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选择，但是按照认知、价值观等国内因素做出的选择同样能够影响对外政策。”④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主张“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分析国家内部结构如何对外在威胁和机遇进行过滤，国家领导人如何评估威胁、制定战略、动员社会资源以支持这些战略”⑤。

新古典现实主义明确指出，正是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的互动，推动了国家对外政策这一必然结果的产生，在这一基础上界定其理论分析的三大变量关系，并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具体分析。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因素是自变量，国家对外政策是因变量，而国家单元因素则是干扰变量。国内因素不仅影响对外政策决策者对体系结构信息的认知和判断，同时还影响着政府动员国内资源去应对体系结构压力的能力。在处理国内变量与体系变量二者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一直坚持国际体系结构因素的主导地位，国内变量对结构压力起到加强、传输和削弱的作用，影响着国家对体系结构的反馈。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核心自变量可以概括为“经国内要素过滤后的相对实力结构”⑥，这才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形成变化的真正动因。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外交决策实际上是由国家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做出的，因此决定外交政策选择的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结构即各个国家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还有决策层对于这种结构的认知以及他们能够动员国内资源去应对来自结构压力的能力。因此，分析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在了解国际政治结构的基础上，还必须考察国家内部的观念和政治结构等要素。

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家层面的因素以内嵌的方式融入到国际政治体系结构之中，大大提高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化程度。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代表主要有施韦勒的 “利益平衡理论”、法利德·扎卡利亚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杰弗里·特里菲拉的“资源汲取模型”和柯庆生的“国内动员模型”等。施韦勒的“利益平衡论”认为，由于国家行为偏好和目标的不同，面对相似的体系结构压力时对结构压力的认知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也就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扎卡利亚所提出的“政权中心型”现实主义认为，“如果社会资源可以被国家政权以更便捷的手段占有，政府可以拥有更加集中和统一的决策能力，那么国家的外交政策才可能对既有国际体系的变化做出更为直接的回应。”⑦特里菲拉的“资源汲取模型”则指出，国家政权从国内社会获取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对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柯庆生的“国内动员模型”则强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可能会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长远战略，而如果这一战略与国内政治环境产生对立，决策者会为了确保长远战略的实施而进行国内政治动员，不过此举也可能导致国家在某些领域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会与既有的国际结构体系相背离。”⑧这些理论大都从对国内干扰性变量在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入手，强调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弥补了结构现实主义在国家行为动因上的缺陷，全面客观地解释了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对外政策的制定。

作者：杨鲁慧 任绿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