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论文

摘要：生态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首次设立了生态红线法律制度，对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对于生态红线的规定过于概括，相关的监管制度、越线法律责任规定较为模糊，生态红线法律制度面临许多困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论文 篇1：

积极探索地方环境保护法制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指出，要进一步加快立法步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这对江苏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经济跨越式发展，环境压力陡增

江苏资源禀赋不足，生态环境脆弱，人均国土面积和环境容量在全国最小。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发展经历了乡镇企业崛起、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创新驱动发展等几个阶段，同时对应着“边污染、边治理”，“集中污染、集中治理”，“总量控制、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方式。江苏经济呈现跨越式发展的特征：2002年，全省GDP突破1万亿元；2010年，全省GDP突破4万亿元；2015年，全省GDP突破7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8000亿元，产业结构实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

伴随着跨越式发展的是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巨大压力，是越来越紧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全省煤炭消费总量、机动车保有量、全省土地开发强度等数字位居全国较高位次，14类重污染行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较大，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过高和煤电为主的能源结构，制约了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型。

实践表明，跨越式发展、多阶段共存，需要保护方式多样化跟进和法制建设的系统化推进。

问题引导立法，立法解决问题

2001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生态省建设的决定》，为全省推进生态省建设提供了总体框架和法律依据，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率先基本建成生态省的目标，从而将生态省建设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十多年来，江苏坚持生态文明立法优先，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类地方性法规共70部，立法总数走在全国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根据江苏省委作出的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生态环境高质量”的决策部署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新要求，不断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立、改、废步伐，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创新，同时使生态文明建设做到于法有据。

水环境保护方面。2017年以来，制定了《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落实了河长制、断面长制的法律责任。这一条例的出台，使江苏从长江、淮河、太湖、洪泽湖等“大动脉”到290多个中小湖泊、2900多条大小河道等“小静脉”都有了保护法规，促进了两者间的良性循环。对原制定的《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进行了修正，增强了条例的操作性。该条例在全国率先实行了上下游水质交接责任制，凡上下游交界断面水质未达到控制目标的责任地区政府，必须向受污染的下游地区政府作出经济补偿。当年这一条例的出台，被评为中国十大环境新闻之一。省政府根据修正后的条例，出台了《江苏省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办法》，沿江各市对总磷、总氮进行核算，补偿资金由省财政代扣。为促进太湖水环境的根本好转，今年初又修订了《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实行最严格的环境标准、最严密的监控体系、最严厉的整治手段，成为我国流域水环境保护最为严厉的地方性法规。新规定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获得更多的空间，同时给传统产业技术进步开辟了新路，并逐步挤出落后污染产能，不断减少单位国土面积承载的污染负荷。条例实施以来，太湖水质持续改善。

大气环境防治方面。2014年，针对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雾霾，按照“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总体要求制定《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经省人民代表大会高票通过。该条例把控煤作为首要措施，逐步消减全省煤炭消费总量；以转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作为主线，把重污染行业新、改、扩建项目关进法律的笼子，限期淘汰落后产能、落后工艺；把机动车船及移动机械、扬尘污染、三产污染、农业污染全面列入防治范畴。条例实施以来，2017年全省PM2.5浓度为49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32.9%。

绿色发展方面。为撬动发展方式的转变，2015年制定了《江苏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条例着眼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划定资源利用、污染物排放总量红线，提升限额标准，促进地方和企业在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双轨道运行；构建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循环经济信息的采集、分析、处理和发布，以及政策引导、技术推广、金融支持等服务；赋予有关部门刚性执法手段，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违法行为可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目前，全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年产量1.2亿吨，综合利用率为91.2%，重要资源综合利用率水平均居全国前列。

尽管江苏制定的环境保护类法规较多，门类也较广，但从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来看，仍然存在碎片化、不系统的问题。

走进新时代，文明看生态

当今世界，生态危机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和严峻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目标、新使命。只有加快制度创新，才能开辟生态文明新境界。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和环境容量小省，迫切需要制定保障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跃升的引领性、创制性地方性法规，构建以生态文明为引领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早日形成绿色发展的新机制、新格局。

加快制定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地方性法规。本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已明确将制定和修订生态环境保护、土壤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水环境保护、乡村环境治理与保护等条例。通过这些法规解决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划定对人民群众生存环境构成威胁的重污染项目、企业和工作园区的底线；二是按区域生态环境容量安排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三是加大全社会环境保护的投入，使污染防治能力大于污染物排放总量；四是建立健全对污染源精准治理的技术范式和责任制度。

积极探索以生态文明为引领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一是加快制定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如制定生态文明促进条例、绿色发展条例等，为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供法律支撑。二是建立生态文明“四梁八柱”的基础性制度。目前正在制定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条例，还要探索制定自然资源登记制度、自然资产核算评估预警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绿色考核制度。三是制定增加生态产品供给和环境容量等法律制度。

不断强化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主体的刚性管控，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划定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红线，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新格局，让红线控制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努力提升以污染防治标准为基础的治理功效。环境标准是环保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技术支撑。现阶段环境保护仍以末端治理为主，无论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还是排污税收标准都偏低。要加强环境基准和标准研究，使其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法規规章相匹配，形成严密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

责任编辑：霍宏光

作者：张弛

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论文 篇2：

论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摘 要：生态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首次设立了生态红线法律制度，对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对于生态红线的规定过于概括，相关的监管制度、越线法律责任规定较为模糊，生态红线法律制度面临许多困境。

关键词：生态红线；法律制度；法律责任

一、生态红线法律制度概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了治国理政的发展观念之中，确认生态文明是我们党探寻新的发展路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导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体现在法律建设方面，2015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出台，随之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法》颁布实施，2017年《水污染防治法》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同时各级政府也纷纷加大环保建设整顿，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而且各项环保法律在修订的同时，设立了一些新型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以期到达更好的实施效果，"生态红线"这一制度在新修订的《环境保護法》首次出现，是我国在环保建设方面的独创制度。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九条对生态红线制度作出了规定。生态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①。生态红线主要分为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生态红线是保证生态安全的底线，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在生态红线面前，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必须停止，因为生态红线一旦被突破，生态平衡必然遭到破坏，甚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即使之后给予修复也难以恢复原状，这无疑会为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化雪上加霜。所以生态红线是我们的生命线，不能随意被触碰，一旦触碰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对于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规定，为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设定了标线，是我国环境建设法律制度建设中的一道亮点。

二、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不足

1.生态红线法律制度规定过于模糊

生态红线制度首次出现是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生态红线法律制度，但是该条规定过于概括，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例如监督管理主体、法律责任的承担，救济方式等都没有做出具体的设计，因此生态红线法律制度在实践应用中面临问题没有可以遵循的解决措施，而且地方政府在制定当地生态红线法规规章时，没有一个总的既定性标准，无法根据上层法律的指导有效结合地方生态环境特点制定详实的规定，对于生态红线的划定、监管与保护没有积极作用。

2.管理体制不完善

制度能得到有效的落实，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必不可少，同样生态红线制度的实施也需要井然有序的环境管理体制。但是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多是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以生态和环境要素进行划分导致同一个自然保护区域由农业、国土、林业、环保、海洋等部门交叉管理，这样的管理模式导致部门权属划分不清，而且各部门履行管理职责是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管理方式不一，不能从宏观角度考虑管理事项做出最优最佳选择，致使一些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

3.法律责任的设置上存在不足

法律责任即法律后果，一部法律若想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缺少不了否定性后果的相关规定，没有对于触犯法规的惩罚性措施，就不能对于相关行为人达到确实的威慑作用，违法成本的低廉带来的是违法主体对于法律规定的漠视，即使制度设计再为精细，缺少了重要的法律责任的设定，也形同虚设。现行各省市对于生态红线法律制度具体规定中，法律责任的设置明显较为笼统，甚至缺失法律责任这一章，无法形成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

三、完善生态红线法律制度的建议

1.制定具体的国家层次立法

生态红线制度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必然需要一部明确详实的国家层次的法律作为指导，从国家立法层面统筹规制生态红线制度的监督管理主体，生态红线被触碰时相关责任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如何对受到破坏的保护区进行救济方等内容，做出具体可实施的设计。将保护生态、整治环境与合理利用资源有机整合，建立分工明确、协调统一的严格化生态保护机制。目前湖北、广西、江西和内蒙古等省份作为试点省份适用生态红线制度，对于出台国家层次的生态红线制度的法律规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作用。

2.建立统一的监管机制

多头治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阻碍了生态红线法律制度在我国的落地生根。因此生态红线立法应建立统一的监管机制，强化综合管理部门的统一协调与监督职能。目前相对于其他部门来说，环保部门在生态保护监督管理方面具备更多的技术人才与更为先进的技术，而且根据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部门已经脱离了之前缺乏执法权的困境，适宜作为生态红线法律机制中统一的监管部门。

3.完善生态红线越线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对于生态红线的维护主要依靠公众的自觉，强制力度不足，导致生态红线极易被触碰。因此，生态红线越线法律责任应从政府、企业、公民三个层面出发来设置，将维护生态红线纳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体系，对越线行为人追究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

注释：

①李干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保国家生态安全[N].中国矿业报，2014-2-11.

参考文献：

[1]于骥，何彤慧.对生态红线的研究——宁夏生态红线划定的问题和思考，环境科学与管理，2015（1）.

[2]李力，王景福.生态红线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生態经济，2014（8）.

[3]王灿发，江钦辉.论生态红线的法律制度保障，环境保护，2014（Z1）.

[4]汪自书.城市生态红线的内涵及划定方法研究，环境科学与管理，2015（9）.

[5]方少文，刘聚涛.江苏省水生态红线划定指标体系初探，中国水利，2015（21）.

作者简介：

张烨辰（1988.11.06～）女，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环境资源保护法。

作者：张烨辰

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论文 篇3：

努力建设农业生态文明

建设农业生态文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是保护资源环境、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建设农业生态文明，应跳出简单的环境治理思路，立足“三农”全局，进行系统科学的机制设计，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在路径选择上，建设农业生态文明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生活、生态整体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村生态建设相互结合，让农民既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又享受到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态福利，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社会和谐的科学发展目标。二是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全面实现生产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再利用。三是针对农业环境治理难点，开展基础性研究和关键性技术创新，使技术进步成果转化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四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动农业投入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转变，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和劳动者素质，提高广大农民的责任意识和环保意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农业生态文明，应抓好以下几个重点。

立足整体优化，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农业生态文明，必须形成系统的农业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水资源利用制度，严守生态红线。进一步强化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在划定的生态红线内规范并约束资源利用的方式和强度。尽快编制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完善规划引导机制和红线保护制度。探索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逐步形成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机制、工作激励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

面向生产过程，综合修复治理。面向农业生产全过程，加强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实施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综合治理。严格控制城市和工业“三废”向农村扩散，加快建设农业废弃物处理利用设施，推进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合理使用化学投入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增施有机肥，建立地膜残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严格执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启动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程。

着眼实际问题，研发关键技术。科技创新是建设农业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大力研发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农产品产地污染治理修复等实用技术，重点开展秸秆收储及产业化技术研发、地膜残膜资源化利用等科技攻关。加强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发展节水节地节肥节药技术，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

健全支持体系，建设美丽乡村。对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工程和耕地质量提升、土壤污染修复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重点项目，在税收优惠、金融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构建政策支持体系。对美丽乡村建设，加强分类指导，整合现有项目、资金、技术资源，创建一批示范村（镇），推广农业部美丽乡村建设十大模式。

作者：唐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