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法制建设分析论文

古人云：“小智治事，中智用人，大智立法。”站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高度，立足于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找出制约我国生态文明法制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制定破解的根本对策，是必要而紧迫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能源法制建设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能源法制建设分析论文 篇1：

论我国的生态经济法制建设

[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生态经济法制建设作为研究的对象，对生态经济法制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同时分析了对我国生态经济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缺陷，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生态经济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此来促进我国生态经济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生态经济 法制 建设

工业文明的繁荣给人类带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促进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的突显出来，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这也使得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我国国情出发，目前正面临着人口激增，资源枯竭等问题。因此，我国亟需探索出一条可以保持经济系统良性循环发展的道路。针对这样的现象，我国不仅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经济循环体系。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建立完善的生态经济法律制度，使得我国的经济活动能够有法可依。由此可见，加强对我国生态经济法制建设的研究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生态经济法制的概述

1.生态经济的概述。在生态经济学术上是这样定义的：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在未超出生态系统自身承载能力的范围内，改变传统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从而打造生态型的生活环境。在生态经济中要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具有先进文明的特点，并能够体现出生态高效生产方式的新型产业，构建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经济良性循环体系。生态经济与生态系统非常的相符，其是随着工业、经济和网络经济发展之后才出现的“社会一经济一自然”的经济发展运作模式，对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构建，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生态经济法制的概述。生态经济法制主要分为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和节能法律制度，其中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能源替代立法，致力于开发新型的清洁能源来替代传统的高耗能源。二是碳排放量立法，控制能源生产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从而实现降低碳排量的目的。节能法律制度，这项法律制度主要是为了调节节能方面的社会关系，对于推进整个社会向节能社会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将节能法律制度划分为生活节能制度、工业节能制度和建筑节能制度等。

二、我国生态经济立法中的缺陷

1.立法技术落后。目前，在我国的生态经济立法过程中，由于立法时缺乏部门化和系统化，过于注重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生态效益。另外，在以往的环境立法的过程中，都是由国家部委主导，使得立法处于一个割裂的状态，并没有充分的考虑到生态系统整体性，导致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可行性较低。

2.缺乏完善的法制。在我国目前的生态经济法律制度中并没有明确的制定生态经济环境损坏赔偿制度，该项制度还只是处于试点阶段，在部分省份开展试点改革，还没有正式纳入到我国的生态经济环境法律当中。狭义的生态补偿制度也只是对生态的功能进行补偿，如对于生态原貌进行恢复，对于已经牺牲的生态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等。2016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专项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意见，这也意味着该项制度将逐渐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3.环境法执行力不足。在我国环境法的执行过程中，由于环保执法会涉及到很多的部门，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经常会出现监管不力等问题。目前，我国就面临着自然资源单行法配合度较低的问题，各个法律之间的衔接度不够。一旦出现问题，各个部门相互推卸责任，导致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地解决。另外，在实际的执法环境中，还会经常出现政出多门、重复执法和指法盲区等现象，从而导致环境法的执法效率非常的不理想。

三、我国生态经济法制建设的完善策略

1.严格遵循立法原则。在我国生态经济法制的建设过程中一定严格遵循以下立法原则：一是科学立法原则。在立法之前需要对我国的基本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从而有效地减少立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提升立法的科学性。在立法内容上，应当要遵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确保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相适应。二是环保产业化原则。在发展环保事业的过程中，不仅要将环保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更要将环保当成一项经济产业，将其作为未来的一个新型的经济体系。三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在进行经济项目之前，必须要做好环境影响的评估报告，决不能再出现“先发展，后治理”的现象，不能再让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代价。

2.构建生态经济基本法体系。生态经济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构建生态经济基本法体系，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丰富宪法中生态条款。目前，在我国的宪法当中有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非常少的，也只有两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内容。因此，在生态经济法制建设当中，我国应当增强宪法的可操作性，并将环保权的内容具体化，这样才能够使得生态经济法制建设具有法律依据。二是完善基本法。首先，我国要尽快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法，明确归档责任范围，这样才能够使得环境法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另外，在执法过程中还必须要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法的可操作性，这能使得法律得以落实。其次，我国还应当要探索区域式环境保护立法，这主要因为我国各个区域内的经济特点存在一定的区别，在进行资源环境保护的过程中会呈现出复杂性。因此，在对环境立法的过程中应当要根据各自区域内的经济特点进行确立，这样可以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

3.完善环境执法。当生态经济法制完善之后，还必须要加强其执法力度。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改革考核制度，将环保I作作为地方主要领导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的干部考核办法中经济指标占据的比重较大，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改革，根据各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来制定考核办法，从而避免出现一刀切的现象，并且这也能够调动领导干部的执法积极性，提升执法的效率。二是构建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为了对执法力量进行统一的调配，我国应当成立国务院环境委员会，对各个部委的资源进行统筹和调配，从而提升执法的效率，确保环境保护工作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综上所述，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类必须要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而生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其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强调经济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因此，我国必须要加强对生态经济法制的建設，从而使得我国的经济活动能够有法可依，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王琳

能源法制建设分析论文 篇2：

破解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五大挑战

古人云：“小智治事，中智用人，大智立法。”站在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高度，立足于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找出制约我国生态文明法制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制定破解的根本对策，是必要而紧迫的。

挑战一：环境资源立法理念滞后，母法缺失，体系凌乱，法制效果欠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已达30来部，发布的环境保护标准已有1400余项。然而另一方面，受“救火式”立法理念的影响，现有立法缺乏顶层设计、宏观规划和整体协调，以致“立法重复”、“立法冲突”和“量大质次”等粗制滥造的现象比比皆是，环境资源问题整体仍在恶化。一是《环境保护法》基本法地位缺失，环境资源立法群龙无首、各自为战。二是环境资源立法偏轻偏重，缺乏整体观和全局观。譬如，重污染防治轻生态保护、重城市轻农村，重农耕用地轻生态用地等。最典型的是，现行的《土地管理法》不惜利用“占补平衡”牺牲林地、草地、湿地等来填补征占的耕地，以致“土地保护”沦落为“耕地保护”。

为此，有必要树立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产品的理念，推进法律“生态化”工作，制定统一的《生态法》基本法，科学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体系。

所谓生态系统管理，是指在对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过程加以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制定适应性的管理策略，以恢复或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譬如将耕地、林地、湿地等进行一体化的保护。所谓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所生产和提供的各种自然要素及其组合体，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支持基础的良好人居环境，可调节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再生力的生态环境要素及其组合体等。生态产品对人类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生态服务功能，如调节气候、纳污净化、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和景观审美等。人类需求既包括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需求，也包括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的需求，具体则体现为各种环境利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从本质上看即是合理分配和保护各类生态产品。

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应当超越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的老套路，树立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理念，站在生态系统和生态文明的高度，对现行立法体系进行“生态化”的改造，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体系。

第一，废弃只重视污染防治的《环境保护法》，制定作为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基本法的《生态法》。当然，《生态法》应当超越污染防治的小环保观，建立全面规制污染防治、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的大环保观，站在生态系统管理的高度，对人居环境、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一体化的保护。

第二，健全和完善由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和生态保护法为基干的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体系。一是要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损害赔偿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法》、《生态补偿条例》、《湿地保护条例》等新法。二是要修改旧法。重点是：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切实建立和健全地方政府的空气质量负责机制，实行重点区域联防制度防治区域性污染，特别是要对PM2.5的防控进行专章规定，如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能源利用结构和强化机动车的污染防治等；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和《水法》，建立以水功能分区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体系，提高对水量的合理分配和水质的有力保护；修改《土地管理法》，对耕地、林地、湿地和草地进行一体化的保护等等。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法》，建立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评价制度。

第三，对民法、行政法、刑法和经济法等传统部门法进行“生态化”的改造，确认环境权益，使所有的法律握指成拳，形成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整体合力。需特别指出的是，对传统部门法的“生态化”，并不仅仅指在形式上规定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条款，而是要求在精神上能遵循生态系统管理的准则，并真正确认和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代表的环境利益。譬如，《刑法修正案（八）》第338条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直接确认环境利益为环境犯罪的客体，就是法律生态化十分成功的例子。当前，亟须在民事立法上确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挑战二：公众参与的动力机制管道不畅，环境纠纷和环境群体性事件与日俱增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然而，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对于环境纠纷，群众之所以宁愿选择信访或举报投诉等途径解决，而不愿选择司法途径，主要原因在于很难证明污染行为与所生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致环境诉讼遭遇 “举证难”、“审判难”等巨大困境。此外，最近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也频频爆发。典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如，厦门“PX事件”（2007年）、广州“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2009年）、浙江“海宁事件”（2011年）、宁波“PX事件”（2012年）等。这些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缺乏或难以通过法律手段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切实维护自身权益，最终只能走上街头表达诉求，从而引发种种群体性事件，威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为此，有必要在宪法和法律上确认环境权，并规定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和环境诉讼权等派生性权利，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权利基础和有效的制度通道，加强公众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和水平，充分运用环境法治的社会动力。

第一，环境权是人类面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型权利需求，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代表性权利。正如农业文明时代的典型权利为地权，工业文明时代的典型权利为工业产权（主要为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生态文明时代的典型权利则为环境权。为此，我们应当通过确认和保护环境权，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环境权能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权利基础和广阔的维权通道。这是因为在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尚未因污染或破坏而发生实质损害的阶段，公民就可以环境质量低于或极有可能低于环境质量标准为由，提起环境权诉讼（包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从而及时对违法的排污企业予以有效打击。此外，以环境权为基础的诉讼，能将“污染行为—环境质量受损—人身和财产受损”的复杂因果关系证明简化为“污染行为—环境质量受损”的简单因果关系证明，从而大大降低环境侵害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推动环境维权走出困境和尴尬。

截至目前，已有美国、法国、俄罗斯、韩国、土耳其、智利、刚果、菲律宾等6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宪法和环境法确认了环境权。作为生态文明新思想发源地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理应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要，在宪法和法律上确认环境权，并具体规定保障其实现的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和环境诉权等派生性权利。建议《宪法》第26条修改为“国家推行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维护公民环境权益，促进可持续发展。”

挑战三：只重视污染排放管理、环境质量管理等常规环境管理，忽视环境风险管理，重大环境事件频频爆发

据统计，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发生近3万起突发环境事件，其中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1000多起，突发环境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从制度上分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现行环境立法只重视常规环境管理，忽视了环境风险管理工作。体现最为突出的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只规定常规的环境影响评价，对于环境风险的评估和预防控制问题只字未提。二是环境风险管理法律责任制度欠缺或不当，缺乏恢复环境、赔偿损害等民事责任的规定，形成了“企业出事，政府处置，群众受害”的被动局面。

为此，国家应跳出“污染排放管理”和“环境质量管理”等常规管理旧有思维，树立“环境风险管理”的意识，确认风险预防的基本原则，健全和完善环境风险管理的制度体系。所谓环境风险管理，指根据环境风险评价（ERA）的结果，依法制定风险防范、安全管理、风险减缓以及风险应急措施并付诸实施，从而达到降低或消除环境风险，保护人群健康与生态系统安全的目的，具体包括环境污染、生物安全（如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生态安全（如地面塌陷）等方面的环境风险管理。环境风险管理以“不发生事故”为目标，以风险识别为基础，风险大小决定了不同的管理应对策略，因此，应对策略的决策程序更为科学和客观，基于风险识别所作出的应对策略也更具前瞻性和预警性，便于在环境风险尚未发生或发生的初始阶段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患于未然。为此，务须将风险预防原则确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应修改现行环境资源立法，健全和完善环境风险管理的制度体系。譬如，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环境风险评价制度；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等立法，规定环境风险事故肇事者恢复环境、赔偿损失的环境民事责任等。

挑战四：法律责任不严，监督失范，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环境违法行为甚嚣尘上

所谓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而大家所遵从的法律本身又是制定良好的。然而，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并未获得普遍的遵从，环境违法行为随处可见，地方保护主义也是盛行不止。究其制度原因，主要是因为：一是责任不严，“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现象严重，现有立法逆向鼓励违法。这主要体现为环境行政强制措施欠缺，环境违法责任过轻，如罚款限额过低，不能有效威慑违法行为。譬如，在2010年福建紫金矿业污染事故中，紫金山金铜矿一审判决被处以3000万元罚金，被福建省环境保护厅行政处罚956.31万元，这些罚款对2009年利润总额达到50亿元的紫金矿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隔靴搔痒。二是重企业义务，轻政府责任。这集中体现为在环境立法中只重视对企业的管理和控制，而忽视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为此，有必要在法律上强化对企业的违法责任，规定冻结、扣押等环境行政强制措施和“按日计罚”、环境行政拘留等法律责任，提升法律的威慑性和权威性。此外，还应健全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以及环境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尤其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加强对政府及其环保职能部门的约束和监督。

挑战五：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缺乏战略向导和政策指引，犹如盲人探路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但是到底该如何进行，许多人心中并不清楚。这就使得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很可能由于缺乏方向和行动方案而陷入困境，难以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此建议：第一，借鉴珠海市的经验，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环境资源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明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指标体系、主体、方式、步骤、实施保障等方面的内容。2012年11月，珠海市人大已通过了《珠海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0-2020年）》。按照规划，2020年前珠海将通过财政投入、吸引社会资本等方式，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投资1900亿元，重点建设10项综合建设项目和62项细分工程，在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人居、生态制度等方面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探索，积累经验。第二，借鉴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经验，制定《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纲要》，全面规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主体、职责、步骤、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内容，为生态文明法制建设指明方向，明确任务，确保我国生态文明的早日实现。

北宋儒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颇为著名，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应当赋予其全新的含义。“为天地立心”，即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为生民请命”，即加强环境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维护公民环境权益；“为往圣继绝学”，即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法学解读和制度建构；“为万世开太平”，即推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者：杨朝霞

能源法制建设分析论文 篇3：

中企海外仲裁逾九成败诉原因及对策

摘要：中国企业海外仲裁90%-95%的案件以败诉告终且金额巨大，原因：违约、观念淡泊、英语语言障碍。战略对策：一、早在1978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二、学习新加坡实施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国家语言战略。权宜之计：举办“专业十英语+国际商事仲裁”硕士班，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律师各界力量。

关键词：中国企业 国际商事仲裁 逾九成败诉 国际法 英语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披露：过去十多年间，中国企业海外仲裁90%-95%的案件以败诉告终，败诉涉案金额惊人，动辄逾千万美元，有的甚至过亿美元（汤广花、杨辉、盛达：中企海外仲裁为何“十案九败”，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8-18-02版）。

关于败诉原因及对策，据《法制日报》报道，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的“中国与国际商事争端解决”高级国际研讨班圆桌会，来自国内外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中国企业海外仲裁败诉原因，以及中国如何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

围绕“中国企业海外仲裁败诉原因”，入会专家看法汇集如下：①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单文华：当前，中国涉外法律人才相当匮乏，能做国际业务的律师凤毛麟角；再，中国文化抵触诉讼，中企主动提起诉讼很少，被动作为被告居多；应诉过程中，企业领导往往认为仲裁是技术活，全部交付律师处理，如果律师又经验不足，那么败诉或争取利益的空间就很小。②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杨国华提到一个现象：中国企业经常发生，第二天就要开庭的仲裁案件，头一天还未收到当事方的答辩意见，这在国际上不可思议。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前院长LeonTrakman教授认为：中企在国际仲裁中缺乏经验。④牛津大学副校长Ewan McKendrick教授建议：中国企业应当慎重考虑是否在合同中选择仲裁，如果选择了仲裁，那么就必须慎重考虑选择仲裁地点和仲裁所适用的法律。⑤入会专家一致认为，高败诉率原因固然很多，但无外乎以下方面：中国企业违约在先，此外，“观念淡泊”和“力不从心”。

围绕“中国如何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因该问题系中国企业海外仲裁败诉的具体对策之一，故亦将入会专家对该问题之看法整理汇集如下：①中国商务部条法司前司长张玉卿：目前，选择到中国仲裁机构仲裁基本上都是由于中企作为一方当事人，很少有双方都是外方而选择在中国仲裁只有外国企业都愿意选择中国仲裁，才能体现中国仲裁机构在世界具有竞争力。中国仲裁走向世界，必须调整与国际不符的规则.②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单文华：目前我国仲裁机构多达几百个，但没有一个是国际仲裁中心，这与我国世界贸易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现我国的仲裁体制，很多仲裁机构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而这一点经常被国外的仲裁机构所质疑。再，仲裁背后彰显的是良好的国家治理形象，国际商事当事人选择仲裁机构，不仅要求这个仲裁机构是中立的、客观的、可靠的，而且要求所在地国家法律能提供有效的保障和监督。目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正是打造中国国际仲裁中心的良好时机。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前院长Trakman教授：中国仲裁机构要成为国际仲裁中心，就要去中国化，如果仲裁机构与国家背景联系过于密切，就会让人觉得仲裁机构不够中立。打造中国的国际仲裁中心，必须树立中国仲裁机构的品牌形象，这个形象包括专业化水平、公正、独立、有效、中立、私密性、收费合理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国际商事当事人。

另据《经济参考报》报道，针对海事仲裁，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秘书长蔡鸿达分析了海事仲裁败诉的原因：伦敦航运业历史悠久，拥有众多国际海事组织，而且，造船合同的制定主要是根据英国法律。目前，全球海商纠纷仲裁集中在伦敦，伦敦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事仲裁地，集中了全球约70%的仲裁案件。然而，英国法律体系与中国不同，又加之伦敦仲裁员对中国的基本情况不了解，受法律背景、文化背景、语言沟通、合同文本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在伦敦仲裁败诉率高达90%。究其原因：我国仲裁制度与英国不同。我国实行机构仲裁，当事人需要在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员名单中选择仲裁员，从我国当前情况看，大多数海事仲裁员是律师。然而，解决海事纠纷有时更需要的是航运业专业技术知识，在伦敦海事仲裁业，仲裁员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航运经纪人、验船师等，有很大的自由性。本来就有语言障碍，如果专业又不一致，隔行如隔山，这样沟通起来就更困难。另外，我国航运业行业经营不规范，国内租船市场，不少企业靠在出租方、租船方中间吃差价而盈利；在国际市场，租船价格是透明的，经纪人靠收取合理的佣金而生存，国内这种不规范经营也很容易惹上纠纷。

综上，面对中企海外仲裁逾九成败诉，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培育一批真正能打国际官司的人，不至于“有理说不清”；第二、更高的目标是，构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心，这样，既可以把争议方全部由外国当事人组成的案件吸引到中国仲裁机构，也可以把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涉外案件尽可能多地回笼一些。应当看到，以上两项任务都不是个别企业能够很好解决的，妥善解决问题需要国家战略。类似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重视，并在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作了相应部署。

一、早在1978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如果说在1978年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这一号召只是神州大地上一股清新的气息，那么，我们今天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一伟大号召是如何地切中时要！

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上文，邓小平讲话以“此外”为分野，将我国的法制建设分成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国内法建设任务详细明确，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讲话对国际法建设的具体任务未明确。法律重解释，邓小平讲话可以解释为“中国法制建设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重点建设国内法、兼顾国际法；第二步，重点建设国际法、完善国内法。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可以印证“邓小平中国法制建设两步走发展战略”规划，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国际法的需求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改革开放之加深与国际法之需求成正比，而且，只要是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对国际法的需求还是不断向上攀升的。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为标志，国内法建设任务基本完成。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标志着邓小平讲话中国内法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根据邓小平的部署和我国法制建设现状，新时期的法制建设，除对国内法的修修补补和完善外，法制建设的战略重心应当转移到国际法。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引进来、走出去”，扭转中国企业海外仲裁逾九成败诉局面，构建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等，都需要我们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二、学习新加坡，实施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国家语言战略

新加坡百度百科资料：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属外贸驱动型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高度依赖美、日、欧和周边市场，外贸总额是GDP的四倍。新加坡经济长期高速增长，1960～1984年间GDP年均增长9%。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但并不严重。2001年受全球经济放缓影响，经济出现2%的负增长，陷入独立之后最严重衰退。为刺激经济发展，政府提出“打造新的新加坡”，努力向知识经济转型，并成立经济重组委员会，全面检讨经济发展政策，积极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根据2014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报告，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另据彭羽、沈玉良撰文：2011年在上海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为353家，外资总部经济项目总数（包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为927家；同时，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2007）统计，目前已有约420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地区总部，该数目大大超过了上海（上海面积是新加坡9倍多）。究其原因，该文指出：“具有熟练英语水平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需要的”。

新加坡语言战略：受政治、族群、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今日新加坡的语言以下列几点为主轴：①华语、英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并存；②坚持双语政策，英语为各民族学生必须学习的共同语言；③英语为工作语言，并具有国语的实际地位（ de factonational language）；④各族学生均需学习母语，做为保留传统文化的媒介。新加坡语言战略为其经济建设铺路，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各种资料均显示：中国企业海外仲裁逾九成败诉和英语水平直接关联，当然，绝不止“打官司”这一项，如上文刚介绍的“总部经济”发展水平等。事实上，语言障碍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个主要瓶颈：引进来的外资需考虑经营成本，不愿意为日常工作请翻译；我国企业走出去，也同样遇上类似问题。配合开放型经济建设，我们需要在普及中再次提高全民英语素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我国首次提出“开放型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言战略实际上已经在学习新加坡，只是没有新加坡的力度大，通过三十多年来的积累，我国已经具备条件而且应当将语言战略再次升级：①互联网信息主要通过英语传媒，高科技也主要是通过英语传媒；②可以考虑在某些城市、某些行业率先实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③在母语和英语并重的前提下，采取具体措施，在全国范围内使英语教育整体水平再上新台阶。

三、举办“专业+英语+国际商事仲裁”硕士班，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律师各界力量

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

国际商事纠纷的解决办法主要有：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有第三方介入的调解，仲裁和司法诉讼。据Alert Jan van den Berg和PierreMaryer等权威学者考证，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国际商事仲裁比诉讼更常用。国际商事仲裁具有方便、快捷、灵活、费用低、保密性等特点，在国际贸易领域，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易方，普遍习惯于仲裁，国际贸易合同附带仲裁合同或仲裁条款几乎成为必然。相比之下，法院判决一般时间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同类问题的规定的有差异。此外，国际商事仲裁在国际上普遍受欢迎的原因是：仲裁的执行力有保障，目前，世界上已有148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仲裁裁决在绝大多数国家能得到承认和执行。而法院判决就不一样，有些国家不承认他国法院判决。而且，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还呈不断扩张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在：①可仲裁事项范围不断扩大，传统不可仲裁事项范围正逐步收缩。仲裁本身弘扬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契约精神”，只要当事人之间有合意，其发展趋势是逐步都能仲裁。②《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第2项规定的公共政策严格化，如，在我国，“以公共政策保留不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需要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以保障执行为通例、不执行为个别。正是由于以上优点，私法主体打国际官司越来越多的是通过国际商事仲裁这种方式，所以，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我国企业海外仲裁逾九成败诉局面，务必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扭转，因为，这是我国企业走出去一道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或迟或早地要补这一课。

“专业+英语+国际商事仲裁”硕士班：①根据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国际格局的实际需要确定专业，如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海事、能源、建筑等大项，供需结合定专业；②这个硕士班要开在以上所选定的专业院校内，确保生源具有较深厚的专业学科背景。特别指出，这种班不宜开在法科院校，以避免缺失专业学科背景的“空对空”。③生源具有较高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④学习期间有机会作为辅助人员参与国际官司实战，以确保毕业后尽快上路。

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律师各界力量：这是我国政府参与WTO讼事人力资源机制可复制的经验，但应当注意区别：WTO讼事政府是当事人，政府必须上场；国际商事仲裁政府一般不是当事人，当事人的是各式各类企业或其它私法主体。政府和行业协会有号召力和信息优势，目前需要尽快建立：政府一行业协会 企业一律师四方之间纵向、横向信息以及人力资源综合利用机制，以解决个别企业“想找人、找对人”不容易。如果能在政府或行业协会层次高度形成有效机制，不管打什么官司，我国总还是可以物色到合适人选的。

作者：刘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