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法制建设论文

摘要：我国社会管理的目的在于整合社会各阶层关系，使社会行为更为规范，缓和社会重大矛盾，实现社会基本公平，维护社会根本稳定，这既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保证。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多项政策。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成为新的时代命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社会法制建设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社会法制建设论文 篇1：

如何看待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现象

[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新旧两种体制的并存和摩擦、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道德秩序的失范，社会不公现象的产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无论是在性质、产生的原因上，还是在解决的途径上，与剥削制度下的社会不公都是有原则区别的；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是暂时的，我们对社会主义应该充满信心。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不公；产生原因

[作者简介]焦存朝，河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两课”教学部副教授，硕士，河北石家庄050091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引起了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得社会不公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如何看待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不公现象，这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公现象的产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不公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这是因为：

(一)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两种体制的并存和摩擦。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新的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最终取代旧的经济体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新旧两种体制的并存和摩擦是引发社会不公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公，就是由于新旧两种体制的并存和摩擦造成的。先行改革的非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融于市场经济，享有了较为充分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而改革相对滞后的国有企业，尚未真正与市场经济相融合，计划机制仍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作用。国有企业虽经多次改革，但内部存在的产权不清、职责不明的缺陷并没有彻底消除，从而导致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竞争乏力；国有资产无人负责，大量流失。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国有企业担负着很沉重的包袱。这样，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就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由此造成了它们在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上的差距。

(二)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要求有完备的法制来调控人的行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促成了我国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化，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予以调节。由于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从而导致了法律规范真空的存在。有的虽然已经制定了原则性的规范，但弹性过大，可操作性差，容易造成事实上的越轨行为。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社会利益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法律的有效调控。这种缺乏法制调整的利益关系最终必然会演化为利益失衡，从而导致社会不公的产生。

(三)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秩序的失范。社会转型必然会引起道德观念的巨大变化，传统的道德规范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而被怀疑、否定，从而失去了对社会成员有效的约束力。与此同时，新的道德规范还尚未完善起来，社会道德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陷于紊乱无序状态。道德秩序的紊乱，影响了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善恶是非的正确判断，人们无法找到一种约束自身行为、评价各种社会现象的一致性的道德标准。道德困惑使人们的自制力下降，引发了种种不道德行为的滋生和蔓延。一些人只讲个人利益而不讲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他人需要；为了个人利益而贪赃枉法，坑害别人，损害国家。道德失范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不道德行为的滋生和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利益秩序的混乱，这是引发社会不公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与剥削制度下的社会不公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不公现象虽然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但它与剥削制度下的社会不公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与剥削制度下的社会不公的性质不同。剥削制度下的社会不公是建立在阶级差别、阶级对抗基础之上的，体现了人们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在剥削制度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其他利益上都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在经济上，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别，这种贫富差别是一种阶级差别性的贫富差别，是建立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在政治上，人们之间是一种压迫和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公则是建立在非阶级差别、非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体现的是人们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在经济上，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都有凭借劳动实现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力。人们之间虽然存在着贫富差别，但这种贫富是建立在经济上互无剥削基础之上的单纯性贫富差别，是一种不包含阶级差别的富裕程度之别。在政治上，人们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没有根本的差别，不存在压迫和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二)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与剥削制度下的社会不公产生的原因不同。剥削制度下的社会不公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没有或只有少量的生产资料，这种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的占有关系，决定了他们在经济上必然是剥削与被剥削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可以凭借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剥削和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奠定了剥削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剥削关系的基础，造成了人们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经济上的不平等又决定和造成了人们在政治、思想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不平等。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公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体制、政策的不完善造成的。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不仅不会引发社会不公，相反它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根本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低水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其他社会体制的不完善，是造成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不公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三)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公与剥削制度下的社会不公解决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剥削制度下的社会不公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要消除这种社会不公，必须借助于社会革命的方式，从根本上消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政治制度。我国社会转型

过程中的社会不公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体制、政策的不完善造成的，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利益矛盾。因此，要消除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社会不公现象，不需要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不能以改变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也不能以改变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为条件，即不能通过社会革命的办法，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改革和自我完善来解决，通过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其他社会体制，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的办法来解决。

三、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公平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不公现象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下去，将会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一)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会导致生产效率降低．阻碍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公平与效率在本质上是相互促进的。公平是效率的来源，只有公平才能产生持久的效率。效率的取得固然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来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更重要的来自人对精神利益的追求，来自人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只有在公平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从而带来经济建设高效、快速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率来自于公平，任何社会不公只能导致效率的下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社会不公现象，其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导致效率降低，阻碍国民经济高效、快速地发展。例如：经营假冒伪劣产品，可以使个别企业在短时间内效率提高，但就整个国家来讲，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只能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打击其他企业通过正当途径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下降，从而阻碍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二)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公平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这种需要是其他需要所不能替代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人不仅是靠面包过活的，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高得多高，也无法治愈他的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当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引起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和不安。现阶段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公现象，虽然暂时还不会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最终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人们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度的，社会不公现象一旦超过人们所能容忍的限度时，就可能引发一部分社会成员采取一些过激性的行为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三)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将会产生消极影响。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史以来最公平合理的社会。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现实的社会主义还远没有达到制度所要求的公平程度。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各种体制的不完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社会不公现象。这些社会不公现象的产生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产生的，相反，正是社会主义所要消灭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铲除这些社会不公现象，人们就容易把它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从而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四、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是暂时的，我们对社会主义应当充满信心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表明，社会主义包涵了消除社会不公、实现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是暂时的。

(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生产力方面的体现，是消除社会不公的物质基础。公平意味着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它要求社会能够合理地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和维持合理的利益秩序。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雄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这是因为：国家为消除收入不公而采取调节收入和利益再分配的对策时，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力的增强；国家在通过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来发挥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作用以达到社会公平时，也必须依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可控财富的增加。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生产力方面的体现。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将会得到满足，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将会不断趋于缓和，社会不公现象也将会逐步被消除。

(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生产关系方面的表现，是消除社会不公的现实途径。阶级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是一切剥削制度下社会不公在经济领域的集中表现，也是产生其他领域社会不公的最终根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生产关系方面的表现。社会主义要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剥削现象，消除贫富对立和两极分化。虽然我国目前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剥削现象，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一本质内在地包含了消灭社会不公、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转型过程中社会不公现象的存在只是暂时的。

(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消除社会不公的现实保障。真正公平的社会，既不是人人贫穷的社会，也不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而应该是人人富裕的社会。共同富裕既是社会公平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社会不公现象将会逐步被消除，社会公平将会真正实现。

[责任编辑：清水]

作者：焦存朝

我国社会法制建设论文 篇2：

浅谈政府职能转变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摘 要：我国社会管理的目的在于整合社会各阶层关系，使社会行为更为规范，缓和社会重大矛盾，实现社会基本公平，维护社会根本稳定，这既是政府的职能，也是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保证。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多项政策。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下，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更好的契机。对政府职能转变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分析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对此提出实现的目标与路径。

关键词：政府职能；社会管理；转变；创新

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历史回溯

政府职能又称行政职能是指政府为实现国家利益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负有的职责和功用。行政职能反映了政府活动的实质及行政活动的内容和方向，其特点主要是共同性和阶段性。共同性主要包含了古利克的政府运行七职能，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预算；阶段性是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下，政府存在价值和行为方向随之变化，行政职能的内容、层次、作用相应变化。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为适应特定历史时期和外在环境变化而调整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和基本任务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与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总体上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并认识到在配置资源的问题上市场应起到的重要作用。主要解决了3对矛盾：国家与社会的横向分权问题、中央地方的纵向分权和涉及要素分权的劳动资本矛盾。在30年的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以政府为主导，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调整政府机构的结构运行为核心，服从服务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将重点放在了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

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调整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此解决公权过大、过多，私权过弱、过小的问题。并通过政府的向下分权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解决集权分权的问题。通过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型来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政府向社会放权解决政府与社会一体化问题，并由政府主导型社会向自治型社会转变。

（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决定了将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从1982至2008年的六次行政体制改革均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而进行的。因此，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特点是与政府机构改革紧密相连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政府职能转变。

在30年的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政府下放事权，与社会和国际组织相适应，权力弱化由直接管理改变为间接管理，逐渐将决策、执行与监督分化，并对公共物品、公共服务进行综合化管理。在改革内容方面，减少了政府机构数量精简政府工作人员；理顺政府机构之间关系，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逐步理顺了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市场经济繁荣；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三）对十八大政府职能转变的阐释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我们应该注意到本次改革不同以往，改革的自主性减弱，被动性较以往增强。改革的复杂性、深刻性和艰巨性是前所未有的，是在经济、社会转型利益调整“倒逼”下而进行的改革，在时间上具有紧迫性。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关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行业间差距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我国此次改革也面临巨大挑战。

此次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仍然是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并将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有机结合。将突破口置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即政府行政权力下放，包括：简政放权、微观放活、宏观管住、依法行政。简政放权、微观放活主要调整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转型，释放就业创业创新活力，更好地发挥地方作用。将该放的权力放开，以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宏观管住，依法行政调整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进一步优化行政审批制度，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物的管理，加强宏观管理。政府依靠法治履行职责。

在本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政府改变了以往的一元经济动力为二元动力，从单纯注重经济发展需要，追求效率转变为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追求社会效益，将市场与利益调整动力相结合，注重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并将政府与社会关系摆在重要位置，逐渐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命题与核心要义

所谓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1]。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问题

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包含着两个基本目标，即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的自我发展，提高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范围。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

推进社会管理的创新，首先要改变以往政府管理为唯一管理主体的局面。由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共同形成社会管理的主体，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这主要由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也随之不断进步，传统的国家为行政管理的主体，对社会进行“大包大揽”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的管理职能也应随之改变，政府应更注重其“掌舵”的作用，保证行政方向，而应将“划桨”职能下放。把原有的社会事务尽量分离出去，交给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形成多元管理主体共同治理的局面。这主要表现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基层群众中的带头人；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建设，形成自主治理社区事务的格局；支持、培育各类非营利组织发展，加强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实现对政府部门的分权，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加强行政体系内部社会职能的发挥，转变工作作风，更好地发挥行政作用。

2.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要协调现有社会管理体系以促进维护社会的稳定。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包括几个内容：首先，构建比较完善和可行的沟通机制，如政策制定听证会及在线咨询等制度。使公民、群体、社会组织及各方利益代表者能够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治理。同时，政府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也能及时沟通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其次，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做出决定前，要综合衡量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利益既得者的危害，从而实现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共赢。第三，通过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实现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这要求我国要积极加强信访制度的建设。行政部门高效率、高质量地处理人民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化解人民群众与政府间矛盾。第四，激励群众共同建设和管理社会，将群众关心的问题纳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第五，对社会舆情进行积极应对，建立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方案和机制，加强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维护社会稳定。

3.社会管理法制创新

社会管理法制创新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制定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权力、责任和义务。这将明确政府依法行政，对社会进行依法管理的职责，明确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行使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一直以来我国都在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但是整体来看我国社会管理法制化不高，社会管理体制尚未成熟，许多重要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并未制定，原有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已不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2]。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农村发展落后，社会矛盾尖锐等一系列问题。这就要求我国政府不断制定和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使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有明确的依托。最终不断完善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法律体系，推进我国社会管理法律体系的创新。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GDP总量逐渐上升并最终实现世界第二。经济的发展也促使我国社会进行深刻的变革。

首先，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在阶层结构上，我国开始由原有的农民、工人、干部阶层开始转变成农民、工人、个体、农民工、外企职工等复杂阶层结构。在城乡结构上，我国近3亿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这导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城镇开始涌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上也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压力。收入结构方面，在改革开放30多年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活跃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居民收入过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挑战。收入不均也使得社会稳定性降低、社会矛盾逐渐加剧。家庭结构上，我国由原有的金字塔结构发展成为倒金字塔结构，城乡家庭小型化并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甚至是丁克家庭。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结构的稳定，过去由家庭和代际帮助解决的养老、单亲、抚养、疾病照顾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成为社会问题。

其次，我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国有企业的减少使得我国原有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逐渐弱化，而社会发展的不完全，新的社区网络又不够完善，导致出现社会整合缺失，个人面对政府的缓冲削弱，增加了个人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压力。

三、政府职能转变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目标与路径

在我国过去的行政化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承担着全部社会职能，并且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现总体控制。社会是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或社会运行行政化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也造成了国家在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时虽然努力地把组织社会生活职能转移给社会，但社会却因为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延续而不能有效处理自我发展产生的矛盾。

因此，建设多元社会管理体制应以政府干预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社会管理体制。在现代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我们要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促进社会自我发育，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扩大社会自我管理范围，所以社会组织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应依据如下路径。

（一）政府还权于社会，克服社会领域市场化、行政化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主要事务就是社会公共事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交通、电讯、安全等一些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协调社会的利益、规范社区自治、监管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以及回应社会诉求以促进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开始由管制性国家向服务型国家转变，社会管理的模式也由国家对社会事务管理转变为社会的自我治理。因此，国家需要进行权力下放，将治理社会权力还于社会，由社会进行自我管理，实现大政府的宏观治理职能。同时，对社会治理进行监管和制度性保障，保持社会治理的非营利性，避免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行政化。加强对社会自治组织的扶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发展和培育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

发展社会自治和管理能力，就要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现象，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发展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环境的支撑，有利的环境条件能促进非营利组织不断发展，因此，要转变政府的观念和角色，减少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干预，鼓励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发展，独立进行各项社会活动，对于政府实现有效治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其次，要改变社会管理行政化现象，要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式，扭转过去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营造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平等、合作、互助的新型关系。第三，改变“国家—市场—个人”的治理结构为“社会—政府—个人”治理结构，凸显社会管理作用。

四、结论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管理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我国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我国一切从实际出发于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为转变“强国家，弱社会”现象，需要发展非营利组织，并发挥它所特有的性质和优势，为单一的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提供有力的依据，并进一步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

本文整理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回溯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阐释。简要概括了在政府职能转变下的社会如何进行管理创新。从中，我们了解到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关系。并在职能转变背景下探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发展目标和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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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佳林

我国社会法制建设论文 篇3：

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教育责任

内容摘要 我们需要转换视角，认识到教育专业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应参与承担的教育责任，既包括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引导，也包括社会健全发展的自我教育。目前，社会教育传统平台的衰落，新社会组织的功能狭隘化，尤其是市民社会自育意识和能力的不足，都给我国社会参与承担教育责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此，一个有教育责任担当的社会，需要把教育作为衡量自己发展的尺度，把自主自觉的人的培育和利他能力的提升作为基本任务之一，并以非等级性的整体眼光构建我国社会发展的未来。

关 键 词 教育专业化 教育责任 非等级性关系 教育尺度

作 者 卜玉华，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一般课题“当代政府、学校、社会角色关系及其权限研究”（B10010）

专业化建设如今是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或目标之一，它要求只有达到一定教育资质要求的人士或机构才具有从事教育专业的资格，没有达到要求的人士或机构，则不能轻易进入教育专业领域。这样做既有助于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有助于为教育扎紧篱笆，以阻止非教育专业的人士或机构随意对教育指手划脚而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然而，专业化建设很可能形成另一种认识误区，即人们把教育当作只是一部分人的事务，与己无关，从而放弃教育的责任。事实上，人不能只生存在教育专属区域中，即使是寄宿于学校的学生也不可能不接触家庭和社会。也就是说，关于教育的专业化问题尚存一些重要问题需进一步探究：教育可以全部专业化吗？比如，人生在世中，勤劳、节约、自律等为人之德，友善、合作、诚信等处事之德，遵守法律、热爱国家等为民之德，一定需要专业化的人士才能够进行吗？显然不是。那么，谁应负责非专业化的教育呢？除了教育人士及其机构之外，社会需要肩负什么样的教育责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便是本文意欲探讨的问题。

教育专业化背景下社会承当教育责任的必要性

30多年来我国一直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传统社会中，教育实践的专业化程度较低，与社会其他行业区分的边界也较弱，整个社会都承担着教育的责任，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需要专业性的教育。首先是父母，其次是父母与其子女所属的宗族、部落、村落、城市、职业行会或是国家等更大的团体，所以，教育责任主体不仅有家庭，还有这些超越于家庭之上的公共机构的支持和补充。这是因为孩子是社会的未来成员，每个团体在代际更替中的存续与更新，也总是取决于下一代从其文化中获得的要素，特别是团体的法律、道德意识或人生观。

但是，随着工业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到来，教育日益被专业化，这种专业化的教育不再由父母或家庭教师来实施，而是由某些有专业资质的公共机构如学校来实施，从而使教育与社会其他行业、团体或个人出现了第一次分工，学校作为教育专业化的机构和教师作为专业化人员的地位均凸显了出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因为成长中的一代的前途在前现代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是明确的或先定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不明确的，并带有偶然性”[1]。子女不一定再承续父辈的职业，而是要去获得一份自己喜爱并体现平等的职业，但仅仅依靠父母教育已不足胜任，这时就需要专业性人员和机构来参与指导，从而打破因父母学历或社会阶层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其二，我国现代家庭结构变得小了，仅由一个家长抚养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且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父母大多数是双职工，很少有时间关注和教育孩子。其三，当代各类媒体在宣传现代价值的同时，无形中贬低了父母、长辈的教育权威及他们亲自教育子女的自信，也削弱了孩子服从父母的意愿，使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宁愿花钱把孩子送到学校或社会上的培训班，也不愿意自己教育孩子。显然，缺乏家庭教育的儿童就会变得难以教育，父母也会把对子女的教育责任视为一种难以负荷的负担。试想，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父母就会产生一种摆脱教育责任的心理，无疑就会把教育的责任推诿给学校或是交给社会上相关的教育机构，如补习学校或培训中心。现在，我国家庭教育所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情况是，父母们除了要求孩子努力学习之外，或因对自己价值观的不认可或不自信，或因害怕与孩子发生冲突，或因自身追求安逸的生活等等原因，不再注重对孩子思想品格的严格要求与引导，常常是放任自流，甚至把自己对孩子的放任视为宽容。而事实上，学校也好，社会上的专业教育机构也好，关注的多是孩子的知识与技能学习，无法独立承担孩子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教育。再说，我国中小学师生比常常是1∶40或1∶60，甚至更大，教师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顾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学生，这样，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参与也就必不可少。

所以，没有任何一种人类实践能够被完全专业化，如果将教育责任完全转移给学校或专业人士，则不健全的教育也就因此而产生了。德国学者底特利希·本纳指出：“对于一个把具有行善的高尚任务的特定职业制度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伦理就是健全的，这个社会就是按照伦理思考和行动的。可能恰恰相反，因为慈善的职业更多地是减轻了社会和个人道德实践的任务，这个职业不是认可道德实践的标志，而是道德实践枯萎的标志。”[2]同样，如果把全部教育责任都委托给学校，而让家庭、社会摆脱教育责任，这不但会使学校教育处于孤立状态，也会使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最主要的责任主体摆脱责任状态。

在教育专业化的过程中，一些教育人士最喜欢以医学职业的专业化为例，主张教育也应当像医学那样走专业化道路。但即使在为生命负责的意义上，医疗实践也应由医学职业活动和日常养生两部分构成，专业化医疗的任务不能把非专业化形式的医疗行为完全变为医疗专业人员的任务，相反，医疗专业人员还需要建议病人在职业化医学领域之外实施健康的生活方式，学会日常养生。同理，在教育专业化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轻视家庭、社会对儿童的养育作用；强调教育的专业化只是为了表明教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并不是把学校与家庭、社会隔裂开来，而是要强调相互间的协调与合作。进而言之，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当分担教育的责任！

当代社会发展的教育责任边界

那么，当代社会发展应担当的责任范围是什么呢？下面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未成年人应担当的教育责任

通常，人们把社会为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的教育场所、教育设施、教育资金、教师和教辅人员看作是社会所承担的教育责任。这种认识在我国教育学界最为典型，因为在社会与教育的关系上，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所以，为了反哺于教育，社会要为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物力和财力等基础性条件。这一认识的前提创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正当的，社会发展的要求即是教育的目的或任务。

然而，这种以一种特殊性需求等同于另一种特殊性需求的前提假设与推理方式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因无法顾及教育自身的内在要求，尤其是儿童成长的规律与需求，而伤害教育、伤害儿童。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发展与教育的关系为例。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我国政府规定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必须以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为出发点，提出了“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一思想方法的缺陷在于，“它把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看作是简单的主从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反映，因此可以从政治、经济的性质，直接演绎出教育的性质；可以从政治、经济的任务中，直接演绎出教育的任务，在强调两者的联系时，忽视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区别，忽视了从经济、政治任务向教育任务转化过程的中介。其次，它排除了由教育自身决定的一个重要价值，那就是对个体个性发展的价值，没有分析社会需要与个体发展需求之间的差异”[3]。这种思想认识一直延续了很久，从反右到“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三反五反、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接踵而至的政治斗争无不与之有关联；改革开放后，虽然教育政治化问题受到批判，人们开始关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更加注重知识和人才的价值，但“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显现出来的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模式和基本思维方法，直到今天还没有被突破。教育决策者依然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与基础作用”[4]，实质上是忽视教育的特殊性。

可以说，“基础条件论”只适宜于前现代社会，因为前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与教育是一种等级性关系，即社会是分母，教育是分子，分母决定分子的发展价值，整体决定部分的性质，社会发展的要求决定了教育的目的与任务。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社会领域的行动分化日益严重，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教育和宗教等都有自身独特的行动逻辑，彼此处于非等级性或平等的关系状态，如果像前现代社会那样把某一社会分领域的要求直接强加于教育之上，则对教育和社会的伤害都将极大。当然，在现代社会，“教育目的和要求也由教育之外的有关方面参与决定，但是，这种决定不能从教育之外的领域的要求中直接引申出来，而是必须进行一种转化……至于从外部加给教育的目的是否能够被认可为教育的目的，将不再简单地以教育之外的标准来加以决定，而是在教育自身的参与下来进行决定”[5]。而能否进入教育领域的标准便是：凡是那些通过日常生活（或直接经验）不能够（如战争史的学习）或不宜（如性知识的体验）直接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才将转化为教育的责任；反之同理：凡是日常生活（或直接经验）能够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将不由教育承担，而是由学习者个人、家庭和社会承担。所以，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教育责任不仅包括为教育提供发展的基础条件，还包括作为教育主体，参与承担部分的教育责任，如对未成年人的关爱教育、道德教育、基本的劳动教育和经济活动教育等等。

（二）社会健全发展应担当的自我教育责任

正如一个身心不健全的人很难教育出一个健全的儿童一样，社会发展本身如果不健全也不可能肩负起儿童健康成长的责任。所以，我国当代社会发展所要承担的教育责任，不仅是出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求，也是出于对我国社会自身健全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如何呢？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心是政治秩序的重建，经济生活萎靡不振，文化生活单一、贫乏，社会发展动力不足。1980年代至20世纪末，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又快又好”地增进财富增长成为人们衡量社会发展状态的主要标准 ，甚至是唯一标准，代价是生态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道德风气等问题日益严重。新世纪的前10年，我国才开始把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国民素质的提高纳入社会发展的框架，但关注度仍较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仍然带有浓厚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色彩，这时，环境、生态、社会文化等领域已问题重重，社会整体和谐发展任务迫在眉睫。

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在思想方法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没有有效地把人口、环境、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相关系统看成有机整体， 没有有效协调社会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的发展关系。

第二，相较其他一些国家，在价值立场上，我们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认识不充分。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上一些国家开始把社会发展的思考视角从“物”转向了“人”。如1983 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新发展观》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受其影响， 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作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人类带着潜在的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 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 在这一环境中， 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们的能力， 不仅为这一代， 而且能为下一代提供发展机会。”[6]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进一步强调： 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相较之下，我们对当代社会健全发展的认识晚了至少20年，而20年的代价却非20年可以补偿的！

第三，在发展动力的认识上，我们更关注物质、科学技术、政策等支持社会发展的外部力量，而轻视人的基本信念、世界观、人生观等内部精神力量的培育。事实上，最终决定社会发展方向与选择方式的首先不是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主宰世界的能力的提升，而是人们的理想、信念、态度、价值观等内在精神有关的品质，如活力、善良、勇敢、宽容、正直、诚实、爱心、责任感、尊重他人等等。我们所做的任何事中都有精神力量的参与，正是这些精神力量在赋予我们以思想意识、情感、动力和方向，让我们觉得生活有价值、有意义。朗格（frien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说：“人类需要一个由他自己创造的理想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莱奥帕尔蒂（Giacomo Leopardi，1798—1837）也认为，理想、信仰这些“美丽的幻象”具有动力特性，它能够唤醒爱、奉献和热情，“给予我们生命以意义、幸福和安慰，给予群体以凝聚力、秩序和团体感”[7]。然而，由于价值和信任是感官感受不到的，其形成过程也需要很长时间，我们30多年因过度关注了经济发展，而忽视了信仰、理想等精神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发展总是在正向与反向、积极与消极两种力量之间移动，当我们因忽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正向、积极的价值力量时，一些反向的、消极的价值力量便快速地滋长出来，拜物主义、享乐主义、道德冷漠、猜忌、欺骗等等不良现象就侵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空间和发展方向。当下，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诸多令人扼腕叹息的不良现象便是明证。所以，我国社会发展需要自觉承担育己的责任，一个缺乏自育精神或自育能力的社会，将是一个危险的、支离破碎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承担不起育人责任的。

综上可知，在教育专业化的背景下当代社会发展的教育责任包括两部分：一是教育专业化以外的教育非专业化部分，这一责任范围划分的意义在于保持教育与社会各自独立的责任边界，不再出现社会对教育的随意干扰，戕害教育的独特性，同时也强调社会应承担的教育责任。二是社会健全发展的精神力量部分的教育，从而构成育人责任与育己责任的内在统一。

社会担当教育责任的基础与困难

接下来，我们需进一步分析社会参与教育责任担当的现实性问题，以便找到社会参与教育责任建设的现实起点。

（一）教育责任的平台建设问题

根据我国《教育法》，社会教育的范围指的是学校及教育机构以外的“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及“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教育责任方面，我国《教育法》规定社会组织、团体或个人所承担的教育责任主要包括：1.依法为儿童、少年、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2.在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3.支持学校的建设，参与学校管理。家庭教育方面主要责任是：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并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8]

这表明，我国对社会和家庭所承担的教育责任的理解上，学校承担着儿童教育的主要责任，社会与家庭只是提供子女接受教育的条件，并配合学校开展教育，社会与家庭不被作为独立的教育主体承担教育责任，而是从属学校教育。我国教育法的这一解释是值得商讨的。事实上，学校教育主要是以学生认知和能力的发展为主要任务，学生的精神教育和道德教育难免处于弱化地位。因此，一些欧洲国家认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支持和促进孩子发展方面的任务是一致的，却各自承担着独立的教育责任，其中家庭是首要的教育责任主体。如在德国，国际人权公约、现代国家宪法、民法、学校法和青少年保护法等都一致明确规定：“父母对其孩子自出生至成年的照顾和教育负首要责任。”在穆勒（Mill，1956，P.128）看来，因为“这是父母（就像法律和惯例所说的‘父亲’）最神圣的责任之一；父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后，就要使之接受适宜的教育，教育他们在生活中履行对他人和自己的各种责任”。1966年联合国的《世界社会公约》也规定：“条约签署国都应该认可，作为社会天然核心群体的家庭应该享有最大可能的保持和支持，特别是……家长们在负责照管和教育还不能独立的孩子期间”[9]。

现代学习观也表明，学习不只是发生在心灵之上的个体活动，而是与其所处的文化、社会是分不开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发现，不能把社会、文化和学习区分开来，因为人们不可能把思维发生的方式与学习的场所所获得的知识类型割裂开来，所以，轻视任何一方的教育责任都是有遗憾的或有缺陷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也早已表明，一个儿童来自一个没有正式数学系统的文化，他不会像来自一个拥有正式数字系统的文化的儿童那样思考数，原因是社会的教育力不一样。

当然，我国当代社会和家庭是否具备条件以担当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教育责任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分析。我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在青少年的伦理教育中承担着主要角色，也是青少年伦理品性养成的主要平台。宋代以后，家庭、家族乃至村落在儿童道德品性养成中的作用更大，一些大家族通过设置族训族规、家礼、家法、族学、乡礼民俗等对青少年进行规范和引导。同时，因传统社会生活相对稳定，父母与孩子基本都在同一时空下生活，在熟人圈中生活，孩子便在日常生活直接的耳濡目染下向成人学习待人接物，养成了道德品性。而现在，一方面家庭规模在缩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职业的频繁流动、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快节奏的生活等原因，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传统社会组织细胞正在转变或消逝，单位、社会团体、网民以及居委会等日益成为新的社会组织细胞。这些社会组织细胞因其自由性、新颖性、快速消长性而吸引着青年一代，并成为社会生活的新因子。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新社会组织的目的与功能定位并不明朗或健全，加之社会整体不是社会组织细胞的简单拼加，即使其每个部分都得以发展，社会也很可能因缺乏整体协调性和发展方向而陷入碎片化、无序化和盲目化。这对孩子而言，他们很容易因碎片化、无序化的生活而成长为信仰与道德迷失的一代。因此，我国当代社会如何在新的背景下承担起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教育责任问题，其现有的基础是什么？必要的条件是什么？还需要补充什么？凡此等等都需要我们面对。

（二）市民社会的成熟发育问题

从青少年成长而言，学校、家庭以外的社会是其接受间接教育的场所，那么，这个场所具备的教育能力如何呢？在我国，人们常把国家、家庭之外的第三公共空间称市民社会。而学校教育是国家教育的代名词，如此一来，学生所面对的社会即是这里所言的市民社会。那么，我国市民社会具备教育学生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吗？

30多年来，市民社会在我国从萌芽到发育，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建国初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已经得到很大改变。市民社会的崛起，标志着市民社会已成为家庭和国家之外的第三生活空间。然而，我国市民社会的建设尚处于起步期。当前我国市民社会建设是不成熟的，出现了诸多失序和失德现象，而人们在对问题的归因与策略的择取上，常常会想到法制建设和管理措施的跟进，这些都是从约束与规范的意义上进行思考，却忽视从教育视角思考如何引导与培育人的理性。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人只要能够从事工作，就不再需要教育了。其实，人需要不需要教育，不是以是否能够从事某种职业为标志，而是以人能否根据自己的认识、自我负责地从事经济、伦理、教育、政治等各项活动。进而言之，那些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从事职业活动的人，不仅仅要思考经济、政治或文化的问题，还要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对下一代的意义的视角，对其行动进行反思。

理想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应该能够按照自己对教育责任的认识而行动，不受任何形式的强制，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现在的行为与将来的行为联系起来，明白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教育责任。其教育行动是内在于他的社会行为总体，而不再是外在的要求。因此，成熟的市民社会作为教育责任的主体，应当把教育责任的意识和行为内蕴于其各类社会实践行动之中，成为一种自觉自主的要求，而不是某种个体要求。以此为参照，我们社会发展的教育责任意识与能力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担当教育责任的必要原则

据上分析，当代我国社会真正担负起教育责任，不仅需要具备担当的自觉性，还需要具备担当的基础和能力，任重而道远。这里，笔者提三点建议。

首先，社会应参与承担教育责任，需要把教育作为一个尺度衡量自己的行动。政治发展的尺度是民主，经济发展的尺度是效益，文化发展的尺度是繁荣，技术发展的尺度是先进，农业发展的尺度是高产，媒体事业的尺度是“高吸引”，而教育尺度则是在代际行动中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社会实践中，教育尺度要优先于经济尺度、文化尺度或政治尺度，也不是说在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尺度之间作出选择，因为这都把社会不同领域的关系看成了等级性关系，等级性关系容易让人只考虑一个领域的发展而伤害社会其他领域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我国30多年经济发展优先于其他领域的发展便是明证。在社会发展的多方面尺度中，我们建议增加教育尺度，无非是想说在兼顾教育要求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可能后果进行教育性的反思，寻求行动的多种可能性，并选择其中不伤害人的健康发展的行动和可增益教育价值的行动。

其次，社会发展需要以提升人的独立性和利他能力为基本任务之一。我国社会的原型是伦理生活，即注重在血缘、友缘或地缘等关系中衡量人的地位和价值，这其实是把关系本体化，而忽视了个体作为独立存在体的自主自觉价值，培养的是依附型人格。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仍然处于“自我与世界”的多种关系之中，但需要把人从传统紧密型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注重个体的独立性价值。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社会由己及人、由近至远、由熟人到生人的行动逻辑容易滋生自利动机，伤害他人利益。因此，转换这种行动逻辑，提升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关爱感也是当代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任务。

此外，我们还需要在思想方法上进行更新。相较之下，理解社会发展要比理解宇宙演化更需要整体性眼光。就社会的健全发展而言，我们需要整合感性与理性，把基因的、本能的生物性因素，风俗、传统、制度以及文化价值等社会性因素，以及信仰、思想、观念和价值等精神性因素统一协调起来。这样的社会发展眼光，对于我国社会的未来以及持续发展的前景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发展速度或范围自身并没有界限，界限止于我们的眼光、观念和理想。如果我们改变了对教育与社会发展的传统看法，相信我国社会发展将会从低端的、试错性的过程转换出来，进入到高端、优质的理性发展状态中去，从而惠及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5]底特利希·本纳，彭正梅译.论现代教育学的若干成就.基础教育，2013（4）.

[2]底特利希·本纳，彭正梅译.普通教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6.

[3][4]叶澜.试论当代中国教育价值取向之偏差.教育研究，1989（8）.

[6]张艳玲.国外几种发展观解析.理论前沿，2006（12）.

[7]Wolfgang Brezinka，彭正梅译.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3-54.

[8]中华人民国共和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公布）.

[9]Randall Curren，彭正梅、徐梦杰译.教育哲学指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37.

编辑 叶祝弟

作者：卜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