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环境下司法公正探究论文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强制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告人的部分近亲属做出了“不被强制出庭”的例外规定。此规定表明，法律在运行中不可忽视的伦理道德因素已经进入立法者视野，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法制环境下司法公正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制环境下司法公正探究论文 篇1：

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贷款环境与政策

摘要：文章立足于北京市，考察近三年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和贷款环境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影响，并与津沪渝三个直辖市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其他城市，但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却处于垫底位置；北京市银行业市场结构集中度下降，但垄断程度仍高于其他城市；此外，法制与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相对落后。促进北京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外，还需加快法制与社会信用环境建设。

关键词：小微企业；银行贷款；银行业市场结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我国千万户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万亿元的资金规模，不仅超过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而且也超过创业投资、股权交易市场和债券市场（史建平，2015）。正是基于银行贷款对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北京市，考察近三年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和贷款环境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影响，并与津沪渝三个直辖市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发现北京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从而进一步推动银行小微贷款的健康发展。
一、 四直辖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比较

1. 小微企业贷款绝对规模比较。

（1）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较。从绝对规模来看，上海市小微企业贷款连续三年领先，贷款余额从2012年的6 953亿元上升到了2014年的8 885亿元。2012年贷款规模排列第二位的是天津（2 745亿元），其次是北京（2 546亿元）和重庆（2 245亿元）。到2014年，北京市的贷款规模上升到了第二位（5 106亿元），天津（3 476亿元）和重庆（3 377亿元）位列第三和第四。

自2013年起，全国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由高速增长转为趋于稳定增长，越来越多的银行从单纯追求“贷款余额”增长转变为追求“金额”与“户数”双增长（史建平，2014、2015）。2013年～2014年上海和重庆的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在相对平稳中有所下降。而2013年北京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在较低基数的基础上加速到25.88%，2014年增速达到惊人的59.31%。

这反映了竞争压力下银行在开发小微企业贷款时粗放的经营模式。在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如此高的增速难以持续。

（2）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比较。个人经营性贷款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个人借款人发放的用于合法经营活动的人民币贷款。小微企业主以自然人的名义申请贷款，只要贷款用于所在企业的经营活动，其目的与企业贷款无异。因此，以小微企业主（包括个体工商户）为对象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是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一部分。

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表现不同，北京市个人经营性贷款（包括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的绝对规模连续三年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到2014年达到2 198亿元，分别是上海（1 083亿元）、天津（555亿元）和重庆（1 458亿元）的2.03倍、3.96倍和1.51倍。从需求方面来看，北京留学回国人员达10万人，占全国四分之一。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北京市政府各类优惠政策的激励下在京创业，北京市个人经营性贷款需求可能更高。从供给方面来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银行将小微业务与个人贷款、个人与家庭理财业务相结合而进行大零售管理。北京市作为四大国有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和光大银行的总部，银行大零售的发展进展更快。这可能是北京市连续三年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高居榜首的原因。
2. 小微企业贷款相对规模比较。

（1）小微企业贷款与个人经营性贷款之和/GDP比较。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比较四直辖市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有必要计算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即小微企业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在地区GDP的比重。在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机构贷款/GDP是衡量金融发展深度最经典的指标（？觬ihák et al.，2012），故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规模/GDP可以看作是衡量各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深度的指标。上海的GDP最高，但其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也最大，2012年～2014年中其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的相对规模均在40%上下。而2012年北京市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GDP只有21.20%，处于垫底位置。但此期间北京市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增速惊人，到2014年，北京市广义的小微企业贷款/GDP上升到34.24%，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超过重庆（33.89%）和天津（25.64%）。

（2）小微企业贷款/企业贷款比较。另一个比较小微企业贷款相对规模的指标是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企业贷款余额中的比重，这一指标可以反映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相对于全部企业贷款的投入，以及小微企业贷款与全部企业贷款相比的变化。上海该指标在2012年以27.68%排在第一并连续三年保持首位，到2014年已经上升到了29.19%。北京市该项比例一直是四个城市中最低的，2012年为9.49%，仅为上海市当年水平的三分之一，此后虽有所提升，但到2014年也只有13.75%，约为上海市和重庆市同年水平的一半左右。

北京市小微企业贷款在企业贷款中的比重连续三年低于其他三个城市，说明近年来北京市银行的主要贷款资源用于支持大中型企业，与其他三个城市相比，北京市的银行业对小微企业的支持远远不足。
二、 四直辖市银行业市场结构比较

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于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有重要影响。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的特征及中小银行在处理“软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之有更大的激励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而大银行由于更加复杂的组织结构导致更高的代理成本，对小企业贷款时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Berger & Udell，1995；2002；Stein，2002；李志赟，2002）。因而，高度集中的银行业市场不利于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为此，有必要探究四地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特点及其与小微企业贷款之间的关系。

1. 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比较。资产的市场份额是传统的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指标。而小微企业信息不透明、贷款成本高等特征还要求银行离小微企业尽可能近。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太少、市场份额太低则意味着它们距离小微企业的太远，贷款成本过高对小微企业贷款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小微企业贷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收集和处理各种渠道的软信息，即使银行开发基于供应链的小微企业批量贷款模式，也仍然需要一定的人力在后台对信息进行核实。如果中小银行从业人员数量不足、市场份额太低，也不利于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

2012年～2014年，四城市五大国有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数量的市场份额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北京市五大国有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市场份额分别下降4.74个百分点和3.2个百分点，前者降幅居首位，后者降幅仅次于重庆（3.37个百分点）。此期间北京市中小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市场份额快速增长，对于推动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横向比较，由于五大国有银行中有四家总部设在北京，因此，北京市银行业的集中度仍然比较高。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五大国有银行机构的市场份额为41.45%，仅次于上海（42.29%）。而从业人员数量仍占据了银行业市场一半的份额，比位居第二的天津（45.10%）高出5.13个百分点。

从资产总额的市场份额来看，2012年～2014年间除上海外，其他三个城市五大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均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北京五大国有银行资产的市场份额下降2.5个百分点。但横向比较，北京市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仍然最高。

综合以上三点可知，无论以机构、从业人员，还是以资产的市场份额来衡量，2012年～2014年期间，与其他三个城市一样，北京市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银行业市场的集中度仍然高于其他三个城市。

2. 城市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比较。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第三梯队”，以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地区经济为市场定位，它们的户均贷款规模多在100万元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国有银行千万元的水平，而且也低于股份制银行数百万元的量级，真正服务于更多以小商户、小业主为主体的小微金融受益群体（史建平，2014、2015）。因而，城商行市场份额的提升有利于小微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贷款的发展。

2012年～2014年，无论机构、从业人员或是资产的市场份额，城商行市场份额排列前位的均是天津，到2014年，天津市的城商行在机构数量、从业人数和资产三个方面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0.70%、12.14%和17.76%。同年，上海城商行机构与资产的市场份额排列第二，重庆城商行从业人员数量的市场份额排列第二，而北京城商行机构与从业人员数量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三位，而资产的市场份额则排在最末。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三个城商行的市场份额基本呈增长态势不同的是，北京城商行从业人员和资产的市场份额却分别下降了2.05和0.74个百分点。

自2006年中国银监会放开城商行跨区经营限制以来，一些在总部城市具有良好表现的城商行纷纷开始在其他重点城市、特别是四个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入驻城市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也促进了当地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根据各城商行官方网站提供个数据计算，截至2014年底，已有11家异地城商行在北京设立82家营业网点，占北京银行业营业网点中的市场份额仅为2.07%，低于上海和天津。北京市城商行市场份额不高，与异地城商行引进数量不足有关。
三、 四直辖市小微企业贷款环境比较

1. 地方政府改善贷款环境的举措比较。在改善贷款环境方面，除了按照中央的部署将担保公司分期分批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体系外，各地方政府还建立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完善抵质押物评估机制。但四直辖市政府工作的重点和推进速度有显著的差异。北京市除了推动相关部门为融资性担保机构担保业务快速办理各类抵押物和质押的登记外，2011年还提出推广中小企业信用报告，2012年要求整合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基础信息，建设中关村信用信息平台和科技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2014年再次提出加快建立小微企业评级发布和信息通报制度。

天津市从2010年开始就建立地方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实现信用信息的全面共享。2013年底开始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工作，2014年市政府每年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重点用于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平台、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上海市更是制度建设先行。早在2010年就出台了地方性的知识产权评估标准，对知识产权评估师的基本要求、职业责任、评估操作程序、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规范，为促进银行向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贷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上海市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可向社会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都向各类融资担保机构开放，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开展与担保业务有关的信息查询。同时也于2014年初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对象，试点开展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工作，将信用评级与开发信贷产品相结合。而重庆市于2012年依托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和市工商局建立恶意欠款人“黑名单”制度，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借款人征信服务。

综述所述，在改善贷款环境的举措中，北京市没有像上海那样着力建设知识产权评估标准，在地方小微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方面也落后于天津和重庆。除了在中关村高科技园外，北京市在全市小微企业法制和社会诚信环境建设方面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2. 小微企业贷款环境比较。为了量化和评价京津沪渝四直辖市的法制环境和社会诚信环境，我们利用王小鲁、余静文、樊纲主编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的数据。其中的“法制环境”由“司法公正与效率”、“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保障”两个指标组成，衡量地区司法系统执法过程中的公正程度及效率水平；“社会诚信环境”指适合企业经营的地区社会诚信环境。数据来自对全国4 000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评分以5～1表示（数值越大表示该方面表现越佳）。

天津市在法制环境和社会诚信环境两方面均表现优异，分别以3.63和3.56分位列全国首位；上海市法制和诚信环境分值分别为3.36和3.42，均排在全国第二位；重庆和北京的法制环境分别排在全国第四和第五名，分数为3.33。社会诚信方面，北京以3.31分排在天津、上海之后，位列全国第三；而重庆社会诚信得分为3.17，排在全国第11位。通过比较可知，北京市的法制环境与其他三个城市相比较为薄弱，而社会诚信环境也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综合来看，当度量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难易程度的指标（包括从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和除贷款利率外的额外费用两个分项指标）时，北京市的得分只有3.02，排在全国第16位，不仅低于天津和上海，而且低于重庆。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结全文，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首先，北京市小微企业贷款规模高速增长，2014年绝对与相对规模仅次于上海。但北京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企业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一直低于其他三个城市，银行的贷款对小微企业的支持远远不足。其次，北京市银行业市场结构集中度下降，但垄断程度仍高于其他城市，中小银行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最后，北京市法制与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比其他城市更难。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改善银行业市场结构、提高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除了鼓励在京中小银行发展外，还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技术先进、业绩突出的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加以引进，并支持已经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城市商业银行增设营业网点，以强化它们的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进一步推动北京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完善法制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任务艰巨，但一旦完善，则可促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为此，应将完善法制环境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可以借鉴上海的经验，制定《知识产权质押评估办法》和《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技术规范》，从评估对象、知识产权评估师的基本要求、职业责任、评估操作程序、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等方面制定知识产权评估标准，使知识产权质押的评估有法可依，促进高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小微企业贷款的发展。还应该进一步整合金融、工商、税务、法院、海关、质检等部门信息，建立北京市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网，实现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并扩大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的使用范围（例如：可作为政府招标采购时考虑的一个重要标准），构建完善的失信惩戒、守信受益的信用约束机制。更重要的是，完善融资担保公司的考核机制，制定P2P平台的考核管理办法。对于违规、跑路和诈骗的担保公司和P2P平台，其法人代表和高层管理人员一律列入“黑名单”，终身禁止在京进入金融业。

第三，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考核、鼓励差异化竞争和精细化管理。应该更注重小微企业贷款质量考核，注重贷款笔数、户数、贷款期限和实际需求的匹配程度，鼓励银行主导“下沉”客户对象，并进行精细化管理、规范竞争。

参考文献：

[1] 李志赟.银行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2，（6）：38-45，94.

[2] 史建平.中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报告2014[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

[3] 史建平.中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报告2015[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4] 王小鲁，余静文，樊纲.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作者：粟勤 张娜

法制环境下司法公正探究论文 篇2：

我国近亲属拒证特权现状分析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强制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告人的部分近亲属做出了“不被强制出庭”的例外规定。此规定表明，法律在运行中不可忽视的伦理道德因素已经进入立法者视野，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亲属不被强制出庭”并没有跳出法律发现真实这一价值的窠臼，从表面上看该项规定和西方的近亲属拒证特权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实则相差甚远。探究“近亲属不被强制出庭”的实质，理性的看待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和存在的缺陷，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对完善我国证据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刑事诉讼；近亲属；拒证特权

一、我国近亲属拒证特权的立法现状

近亲属拒证特权是证人拒证特权规则的一种，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上均有相应的规定。近亲属拒证特权是指在法定情形下，即使被告人的近亲属具有作证的适格性，其也可以依照法律赋予的特权而拒绝作证。该制度体现的是证人的适格性与可强迫性的分离，关注的是法律发现真实之外的价值，意在法律之外维护人与人之间亲情关系，维护家庭关系和睦。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在国外的证据制度中体现出了一定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与情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其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一张一弛的配合下，国外的证据制度运行良好，但这一制度在我国的证据立法中却长期缺失。有人认为新刑诉法关于被告人近亲属不被强制出庭的规定是近亲属拒证特权的确立，①笔者则认为，该规定并没有赋予被告人的近亲属以拒证的特权，其实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亲属的作证义务没有免除

新刑诉法第60条对证人的资格与义务做出的规定表明，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只要是生理上，精神上没有缺陷，能够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就有作证的义务，并没有对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做除外规定。这就使得被告人的近亲属在非审判阶段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仍然应就其所知道的案件情况作证。

（二）近亲属出庭是原则

刑诉法第188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法条的规定表明，被告人的近亲属原则上应该庭作证，和其他证人没有区别，只是在被告人的近亲属不出庭作证时，法院不得强制其到庭。可以看出，法律是鼓励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的，法律并没有直接赋予被告人的近亲属不出庭作证的权利，仅仅是通过“不强迫”的方式来给予近亲属一定的“选择自由”。

（三）近亲属证言仍有效

新刑诉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高检规则（试行）》第四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公诉人应当当庭宣读。”《刑诉解释》第78条第三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近亲属如符合新刑诉法规定的条件是应当出庭作证的，如果其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公诉人将宣读其庭前因提供证言而形成的证言笔录，在证言笔录的真实性得到确认的情况下，是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据的。

二、对新刑诉法相关规定的评价

（一）新刑诉法相关规定的意义

从新刑诉法的上述相关规定看，虽然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没有真正赋予近亲属以拒绝作证的特权，但却充分表明维护伦理道德的价值已经进入立法者的视野，立法者已然开始关注法律发现真实以外的价值了，这为我国确立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诉讼证据制度在维护伦理道德、尊重人性方面与国际进行对话提供了可能，对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存在的缺陷

虽然新刑诉法关于不得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其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缺陷。

首先，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无法实现。关于此法规的制定，立法者的本意是维护伦理道德，期望通过不强迫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来避免法庭上双方对质的尴尬，维护和睦的家庭关系。但是，仅仅不强迫近亲属出庭作证就能达到维护亲人之间亲情的目的吗，就能避免和睦的家庭关系不会因此遭到破坏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近亲属不被强迫出庭作证，不与被告当庭对质，其庭前因履行作证的义务而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的行为，已经足以破坏被告人与其亲属之间的关系了，这对被告人的近亲属而言是一种内心的折磨，何谈维护伦理道德！

其次，可能带来消极后果。由于立法只做出了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规定，并没有免除被告人的近亲属作证的义务，使得被告人近亲属的证言仍然可以被法院采信。控方向法庭提供的都是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其中也包括被告人近亲属庭前提供的证言，如果该证言得到认证，就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但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则有可能会使证据的认证出现困难，因为在庄严的法庭上，近亲属证人面对法官和被告人，面对辩护律师的询问，可能会否认其庭前提供的证言而做出有利于被告证言，这无疑会增加控方败诉的风险，这是控方所不愿看到的。同时，法院出于高庭审率的考虑，也倾向于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审理案件。不得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机关提供书面证言，法庭进行书面审是一种鼓励，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的对质权会受到损害。如被告人的近亲属在庭下提供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被告人要求与其近亲属进行当面对质，“被告人的近亲属不得被强制出庭作证”就可能成为检控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托词，这对被告来说是不公平的。

三、我国构建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在我国诉讼证据立法中确立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维护伦理道德的理念，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家，自古以来都有“亲不为证”的传统，“孝、敬、爱”等伦理道德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甚至当人们心中所遵从的伦理道德与法律相矛盾的时候，人们会为遵循伦理道德而抗法，因此，在法律运行过程中必须考虑伦理道德因素对法律实施效果的影响，只有小“家”稳定了，社会这个大“家”才能和谐。其次，近亲属拒证特权保障人权的理念，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西方的人权观念渐入人心，人们的权利意识加强，期望自身的权利得到尊重，法律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应注重人权的保护，即使法律追求发现真实的价值，也应保障人合理范围内的权利和自由，在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保护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权利，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意，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需要。再次，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维护了被告人与其近亲属之间的信赖关系，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近亲属之间因亲情维系而具有一种天然的信赖关系，亲人之间的彼此扶持和彼此信任犯罪人来说是必要的。亲人之间的鼓励与支持有利于犯罪人积极改造，家庭成员的接纳也是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的必要条件。

（二）可行性

在我国立法上确立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具有可行性。首先，符合我国历史传统文化和民众的法律意识。我国自古以来“亲不为证”的法律传统为此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当今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也为构建这一制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符合社会主义的法治内涵。“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保障人权，这就为我国确立该制度提供了理念支撑；再次，我国具备良好的法制环境。目前，我国司法改革逐渐深入，司法机关正积极采取措施向着司法公正的目标努力，同时理论界对正当程序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这无疑为我国建立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持。最后，具备物质和技术支撑。随着经济的发展，司法过程中需要的物质保障水平有所上升，司法过程中资源匮乏的情况有很大缓解，司法机关获取物证相对方便。同时，监控技术以及DNA鉴定等物证技术的发展，逐渐缓解了司法诉讼对证人证言的依赖，这就为该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四、我国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之构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新刑诉法关于“不得强迫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规定存在着缺陷，赋予近亲属拒证特权的不完全性不但使得立法本意难以实现，还有可能带来某些消极后果。在我国诉讼证据立法上确立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可以保持法律发现真实价值与维护伦理道德价值的动态平衡，并且我国具备确立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同时，必须注意不同国家具体国情和社会现实存在的差异，应选择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立法模式。基于我国具有大陆法系传统，故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较为合适。大陆法系国家大都对近亲属及证特权制度的主体范围、例外情况以及行使程序作了相应规定，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主体范围

大陆法系国家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的主体范围很宽泛，不仅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包括其他法定亲等之内的亲属。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近亲属拒证特权主体范围过大，会过度阻碍法律发现真实功能的实现，不能有效的惩罚犯罪，故我国近亲属拒证特权的主体范围应限定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样在立法技术上也便于处理。

（二）例外情况

大陆法系国家大都对近亲属拒绝作证的例外情况做出了规定，包括对家庭成员的犯罪、亲属之间的共同犯罪以及危害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的重大案件。对这类案件的近亲属证人适用拒证特权会损害更大的价值，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所以我国构建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时也需要考虑这些例外情况。

（三）行使程序

为了保障近亲属证人选择作证的自愿性，同时也为了避免近亲属证人对拒证特权的滥用，大陆法系国家对近亲属拒证特权的行使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性事项。包括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在近亲属证人作证之前告知其享有的拒证权，拒证特权的提出与放弃程序，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后不得据此对证人和被告人做不利推论等等，这些也是我国构建近亲属拒证特权制度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注 释：

①王雪地.浅谈证人特免权[J].法律杂谈，2012.08.

参考文献：

[1]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2]吴丹红.特免权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4]王雪地.浅谈证人特免权[J].法律杂谈，2012.08.

[5]吴诗翔.浅论证人免证权的正当性[J].法制博览，2012.11.

作者：鲁秀芹

法制环境下司法公正探究论文 篇3：

破解中国智库少高质量成果的有效途径（一）

[摘 要]虽然教授学者主导中国智库理论建设，但2015年中央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明确：“以往智库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来解决前瞻性、针对性等问题越来越突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少的问题。”显然，单由学术派改革自己来破解此问题，难全新改革。对此，作者首创提出：首先搞清实践智慧与学术理论的辩证关系，突破固化误为学术派才有“万能高理论”的观念。建议全民创新首先营造协调平衡、公平高效、灵活集智的法制环境，畅通让基层有表达实践智慧机会的渠道。如作者根据国家财政状况，以实践经历发表多篇文章表达“任何领域改革应从可持续战略高度体现以最少成本获政治和经济绩效最大化为出发点来解决实体问题”等观点。同时证明“民间财经智者”也能理论创新，这对破解智库少高质量成果提供了有效发展新途径。

[关键词]实践智慧；民间财经智者；最少成本；绩效最大化；智库；协调；共享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3.029

2015年9月23日中国新闻网登《习近平：中国发展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意见》明确改革智库为先！其先导作用常在关键时影响国家命运。如在“敌强我弱”国情下，王明等人盲目崇拜国内外军事家，造成靠拼实力使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把长期艰苦积累的大好革命成果基础在短期内几乎全丧失，成本代价太高！毛泽东改革脱离群众实践的“单纯军事观点”，挽救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的智慧：改革以“农村包围城市”取代“城市为中心”，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低成本高绩效”战果（简称《毛泽东高智绩效》）。同理，面对国家财政数据明确“财政收入增长与支出刚性增长矛盾突出”、一些地方土地收入占财政总收入1/3、中国新闻网登“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6万亿人民币”（统称：《财政国情》）的国情下，智库创新应先“正本清源”改革脱离民智的“单纯经济理论观点”，营造协调平衡、公平高效、灵活集智的法制环境，突出实践智慧成果，才能推动全社会在实践中，共享以最少成本获政治和经济绩效最大化的成果，特建议以下几点。

1 “以最少成本获可持续绩效最大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高智体现

首先“正本清源、理论创新”搞清实践智慧与学术理论的辩证关系。如毛泽东诗词水平是很多诗词作家用“单纯学术水平”也无法超越，本质是实践智慧高于“单纯学术水平”本身。辩证关系：实践智慧在先，诗词学术为智慧服务；两者互动时，学术中充满着智慧，智慧中充满着学术而共同升华。其典范以巧用实践智慧推进理论创新的特征：

谋划绩效“大格局”。如解放战争的南征北战谋略，敢舍弃眼前小地盘的成本代价，换大迂回运动战法，仅3年以“小米加步枪”打败超我方数倍而有现代化武器的国民党军队；又如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实践智慧，最终以最少成本获高绩效。

公平高效、协调平衡、共享智慧成果。如善用最通俗易懂方法，高效便捷的传播思想来集智发动人民战争，尤其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还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等实践论，实现高效聚全民一心、协调全国一盘棋的无穷力量。尤其相信和尊重群众的首创智慧而共享成果，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因地制宜的低成本高绩效战法。

“立在当今、功在千秋”出奇招。如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国情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又面对国际上强大反华势力猖獗，毛泽东运筹帷幄、统揽大局，带领全民统一思想和行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洋为中用，取长补短”，敢艰苦奋斗的勒紧腰带创两弹一星，蔑视纸老虎而抗美援朝，获亚非拉人民支持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这为今天中国成就打下长远发展的厚植基础。否则中国要付出更高成本代价也得不到此成就，更会被西方强国持续欺负！

总之，本文理论创新方法“以最少成本获可持续绩效最大化”，既是“战争市场”中“以弱胜强”的法宝，又是破解当今“经济市场”难点重点的哲理。其哲理实践过程本身，巧妙深度实现了“两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2 传承《毛泽东高智绩效》的改革，是智库深广度解决难点问题的法宝

学术派虽极少理论创新《毛泽东高智绩效》是在立足“敌强我弱”国情下出智，又极少时刻结合《财政国情》献智，但作者一贯以《财政国情》为基础，以解决重难点实体问题为导向，继承毛泽东实践智慧，首创以“任何领域改革应从可持续战略高度体现以最少成本获政治和经济绩效最大化为出发点来解决实体问题”（简称《作者绩效观》）的理论创新为核心，并集中贯穿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融会反映在中国财经报、中国经贸导刊、中国市场等媒体有：探索以最少行政成本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建议（文一）、创新知识结构，促司法改革提绩效降冤案——以最少成本促良好营商环境的案例探究（文二）、走群众路线的改革，促以最少成本获民营科技绩效最大化（文三）、创新重大工程采购项目支出绩效的效能审计——净化效能审计政治生态促国企反腐节支增效的对策（文四）、绩效评价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文五）、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文六）、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看广州绩效预算改革（文七）、走群众路线更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文八）、预算摆乌龙，才有“花钱多出18倍”（文九）、科技创新促以最少成本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文十）等，尤其突出协调、绿色、共享的灵活机动发展理念的方法，这与学术派非同质化思想为以下内容。

文章针对固化思维会让改革走弯路的后果出智慧：第一，《文一》针对很多学术派对保障食药安全提出强监管创法律等建议的成效非明显，并误为是“万能手段”，某种程度上还误导政府加大财政支出解决此问题；首创分清农业科技市场发展空间和政策与保障食品安全、科技功能与资金绩效等辩证关系；其次发挥科技成果与产业基金相结合的促新优势、阶段性战术方法与长远性战略布局有效优势结合，最终创造性解决监管收入来源与支出等矛盾；第二，《文二》针对很多法律学术派把法官审案终身负责制作为解决司法公正的途径，首创以三案共性缺失财经等知识而导致冤案所造成的社会（含科技民企）损失而提出：首先创新司法人才体系知识结构素质建设是降冤案、提绩效的根本……才能以最少成本促司法公正获良好营商环境，促企业正常运营增效创利；第三，《文五》针对在实践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过程中出现绩效评价不当问题，若不加以制止和解决，会带来很大隐患，也会让财政绩效改革走弯路而提建议（案例：某省财厅委托第三方对2011年169个节能专项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现：有隐瞒、虚报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现象较严重，违规使用资金占节能专项资金总金额60%，而评价结果却为75.5分）。

文章针对一些“学术派”缺失实践知识所暴露制定法规质量偏低提制度创新建议。如《文三、文六、文八》揭示：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好比生产产品工序有固定流程一样有其路线和规律，即科教育人投资→创研科技投资→取得专利产品及其相关投资→产品市场化基地建设投资→专利产品投放市场化投资。当今民营科企融资瓶颈已导致科技成果难及时实现，使更多民企不敢再持续研发投入。而由法律学术派打造《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未能更多听取“弱势群体”中的其他专业人士和微型科企意见，未能以专利为出发点来解决上述问题。对此，造成原投资路径难发挥其功能效果，浪费极大。

3 “灵活机动” 对比分析“实践派”与“学术派”的智慧区别，是破解智库现状存弊端的良药秘方

学术派虽无理论创新以《财政国情》为基本点出低成本高绩效的具体方案，但拥有政府院校等优势资源；民间财经智者（工资来源非财政非国企，如注册会计师等）以实践智慧总结理论创新具有灵活性、深度性、可操作性。对比“两派”对同一问题显示智慧区别为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智库的智慧区别。从百姓角度看2015年1月26日光明日报登某行政学院副院长《以改革创新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内容，认为侧重事后解释和重复《意见》，属“常态”固化套路，少新鲜感、少最优办法。作者创新案例：营造高效公平、畅通便捷、灵活集智的法制环境，利于马上发现当下有用的实践性人才为首要；当今改革智库难点是，一些学术派以自己高理论自居，看不到自己缺失协调与共享民智的发展理念才是要害。《意见》出台前，作者于2014年3月、7月《文三、文八》提出：一是一个正确高明决策，首先基于广泛性、针对性、时效性信息为前提，不是单靠少数国有财经专家（指工资由财政或国企支付，职称职位由政府核批的财经专家）信息，只有建立以集民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民间智囊团”，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国有财经专家与民间财经智者”的信息资源整合才能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障碍，才能以最少成本促增财政收入；才能解决“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和“四风”等问题；二是学江苏电视台“非诚勿扰”相亲节目的智慧，在电视等媒体策划民企科技和金融方对接节目，利于降成本提效率和增强“全民创新”关注科技；三是走群众路线才能有效拓宽科技成果信息渠道，需科学化的建立支持自主创新的奖励制度等法规……比如：注册会计师常与民企打交道，但政府并无制定奖励法规，鼓励其及时向政府反映和推荐民企科技成果与处境，更无委托其从市场角度分析与评估专利核心技术成果价值；对其有效推荐，政府可按购买服务方式支付报酬……这几年，审计部门几乎是传统事后审计而创新不多，无评价过自主创新对民企效益与可持续发展关联度，也无评估过银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构对自主创新的效能（比如：通过评估贷款给房地产与贷款给自主创新专利民企的比较，分析可持续科技价值所影响的国家竞争力）。

第二，改革混合所有制的智慧区别。2015年10月3日光明日报登《通过混合所有制提高国企竞争力》、同年《现代经济探讨》第7期登《发挥资本市场功能破解国有企业改革难题的思路与对策》等观点，作者认为欠具体办法而非新鲜、非最高明。建议应从协调与共享的大格局角度结合增强整体国家实力看：先激活民智，促以最少成本获混合所有制各方资源平等优势互补提绩效，而非侧重国企利益。毕竟国企本身有先天独特项目、政策、银行支持等优势资源，且国内资本市场历史中，国企大盘股已优先上市起步早，强于晚起步上市的民企小盘股机会，所以转向扩微型科技民企融资才是公平；再说国内资金规模非无限大，若违市场规律的过度靠拼资金扩大资本市场规模是人为增压力，难持续，如大盘股中石油在国内高价上市而跌破发行价数年是客观事实。显然破解国企改革战略关键点是以整合混合所有制科技资源为本来提质增效。如广汽集团有上市公司品牌、有融资和政府支持力强等渠道资源，且多年广告费累计几个亿以上，而同在广州的民企，广东天地达科技发展公司拥有纳米免充气环保新型轮胎系列产品及迷彩色防爆防弹轮胎等多项专利项目（简称：《免充气轮胎专利》），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而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填补了世界科技空白却难融资5千万启动。广汽集团若省5千万元广告费与对方合作，并把对方专利产品装在汽车产品上就凸显其行业的独特优势，又能吸引百姓好奇自发扩大宣传而降广告费，这利于以最短时间和最优战略实现互补共享、协调发展，实现以最少成本提升广州科技实力，促财政收入提质增效最大化。

第三，事前与事后诸葛亮的区别。如一些学术派对新出台的政策、新发事件等，乐于事后在媒体赞扬或评论，但民众渴望能看到事前诸葛亮的好办法，厌烦事后高论。如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后，一些学术派却事后评足：发展中医药人才是具有国际竞争力之重要。但《文一》事前在2013年12月提出“广东大学布局层次应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主线培育急需现代中药医学和农业科技人才。在提升加速传承我国中药学与西药相结合来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医药科学方面，全国现有药科院校具有稀缺性（仅有3所院校）。故建议广东政府高度重视实效加速，厚植发展高质量的广东药学院在科技人才培育方面发挥巨大优势，长效解决食药市场供应体系所急需绿色科技人才的供给”。但学术派单以教条主义惯性评审该院教授人数和学院构成做标准，未认知以发扬传统绿色科技应作为可持续国际市场战略布局的竞争优势，更看不到绿色科技促中国绿色转型的被迫切性，结果该院多次折腾也升不成广东药科大学，同时又因非重点院校而缺失政府大力支持，导致难有人财物实力实施整合寻找和研究散落在很多将失传民间家传秘方。期间反倒是非科技型的广东商学院先升为广东财经政法大学。毕竟培养一个科学家比培养非科技人才难度高、周期长，其科学成果是经百炼成钢，尤其绿色科技实践周期更长，如屠呦呦成果。故《文八》事前在2014年3月提出“……近几年，一些大学为追求短期效益而高速度扩招，导致培养文理科生失衡，再加之随着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增加，既浪费教育成本，又无法转换成科技人才为民族科技服务”。显然，一些学术派一边追求短期效益的“资源错配”，一边又高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双重标准倾向，不符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

第四，信息产业认知的区别。一些学术派一谈科技就论信息产业重要性，作者的协调、共享发展案例。一是信息产业非全部科技创新的代名词，虽起加速升级各行业，有高速降成本提绩效作用，但替代不了人们吃住行所需农业与工业的科技创新支撑功能，本质非“万能科技”，如无法替代屠呦呦科技成果。故《文七》反映：评价某区科技专项资金上年度已投5个项目中，信息产业集中比例过高，非协调性易造成投资浪费之嫌，且又无回收资金路径加以说明，可能会导致阶段性财政支出风险；二是《文一、文十》重点分清农业医药科技市场与解决绿色生态环境和保障食药安全的辩证关系，是推进共享绿色科技提升循环经济的基础，更是协调提高绿色生活质量的首要生存条件。自从有了地球、太阳、雨露就周而复制循环再生了农业生物医药资源，是可持续性发展的原料来源基础，科技发展又为其提高与运用产品原料提供了质量保障。对比，应清醒看到其大格局战略是：因中国非农业科技市场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竞争很激烈，尤其信息产业更是。但发展现代中药医学国宝和农业科技是涉及本国土壤等环境进行实地科研，所以面向世界科技市场竞争对手仍处于本土化科技优势和传统优势的空间巨大，即未来农业科技>非农业科技的市场空间，如胜于汽车数量将趋于饱和的态势，尤其我国有农业大国优势而易先机抢占国际绿色科技市场。

第五，反腐举措的深广度区别。学术派常以打“老虎”数量赞成就，但作者的制度创新理念：要遵循事物是在不断运动中求发展的规律，拓宽从国家政策等外力手段转到促每个公务员内生动力的自觉反腐，政府有责宣传顶着内外压力查出窝案的优秀基层干部案例，否则社会易误“老虎”数量比优秀干部还多，此非协调性宣传，不利重塑政府公信力。案例：某审计师顶着压力独查出窝案是审计部门近年少有的成就，2014年10月22日和2015年2月14日羊城晚报登该案成果，某纪委又高度评价她。遗憾她具有在工厂从事成本核算，又在公司任部门财务总监，有较完整丰富业务的基层实战经验，此经历者在审计部门少有，但她进审计部门一直难被重视。故作者在2014年3月《文八》提道：“个别审计部门在提升干部时，忽略已在工厂和公司做过财务主管后进审计部门的30来岁会计师，却高速提拔一些直接进审计部门而未在基层锻炼过的年轻大学生，造成审计质量下降和成本上升。”显然，建立制度创新的有效发现和高效提拔基层“三严三实”干部渠道机制，是除腐败、树正风的有效途径。另外，针对《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因在审计、财政、法院等一线反腐尖兵多数升职慢，不符该文件条件而到55岁退休，建议在当前奇缺专业人才前提下，她们不受55岁退休限制而应延续到60岁。

第六，谋划抉择的区别。毛泽东抉择规律：立足各阶段敌强我弱国情，分段先解决抗战而后虑解放战争的问题，再循进后虑解放后的问题。这主次先后的阶段性、关联性、整体性、必然性，符合潜移默化的智慧积累的协调提升过程，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显然，按常理能解决当下难点问题，才有能力解决未来发展问题！但一些学术派既少结合当下《财政国情》，又常避开重难点问题，却爱另“献智”谈发展，以致旧问题尚未解决又出新问题，导致长期积重难返的问题难协调突破。如2015年10月15日羊城晚报登《2015年省长与专家座谈会》，其专家建议也有类似固化模式。

第七，实质重于形式的区别。一些学术派爱事后高谈国企反腐，作者遵循毛泽东《实践论》“实质重于形式”，《文四》于2015年6月首创从绩效角度，研究净化效能审计政治生态促国企反腐节支增效的对策。事后，同年10月23日 中国新闻网反映《26家单位巡视反馈出炉：利益输送行业性腐败凸显》（简称《腐败凸显》）的央企高管“团伙式”巨额工程项目腐败等。显然，作者在此案前，首创从节支增效角度写制度创新反腐文章，对其监督方法有参考价值。

4 创新公平高效集智环境，促低成本高绩效获经济质量高增长

本文理论创新揭示：高质量、高效率的集智环境是解决最佳决策价值的根本，其质量越高，“成交”效率越快；相应成本就越低，价值绩效就越好。遵义会议善于总结而高质高效“成交”了毛泽东思想的军事领导地位。显然，解决积压在“仓库”里的实践智慧迅速流通到市场“成交”的建议是为以下几点。

第一，首先改革烦琐教条的学术论，尤其非最优观点越盛行，越易无形压缩实践智慧的传播空间。一是学术派虽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观点，但实践派更倾向《作者绩效观》比学术派观点更易深化操作的协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毕竟单以学术派观点难如何落实具体资源配置方案？何标准衡量？如文化产业分“创收效益市场”和“政治绩效市场”，前者易“资源错配”而违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作者绩效观》案例已创造性解决协调资源配置难点：首先继承传统革命实践经验，善用最通俗易懂、高效便捷的传播方法来发动民智，民众更易接受低成本高绩效方法，因为预判高成本比预判“资源错配”更易，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堡垒对堡垒的“资源错配”消耗战法是难预判而导致高成本惨败。显然，实践中足智多谋方法越好，绩效成果就越好，相应“资源配置”协调更优。如《文一》，其一，发挥短期控制作用。重点针对具有“高度危险”的典型代表类型，制订点面结合的长效机制解决方案，重点区分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和政府的监管责任；健全食药安全监管体制。优化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特别是针对危害食药安全问题的方式不断翻新、手段更趋隐蔽问题，重点加强组织领导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其二，推进长期战略发展。用最少的行政成本获取可持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三，在具体实施行政成本支出和选择难易程度上，应“优先短期战术措施力度，后长期战略步骤”，而在政策总体方向布局上坚持着眼“优先长期战略步骤，后重短期战术措施”；当发展和培育的农业龙头科技企业所提供的食品安全供应体系有效果时，应逐年减少行政成本支出，重点发挥全社会“资源”功能；只有农业龙头科技企业品牌数量逐步超过中小微型企业数量，实现降低食品生产企业总数量的条件下，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危害食品安全企业的源头；其四，应清醒看到保障食药安全的财政收入来源稀缺性。若不从长期战略高度推动农业科技与资本结合，保障创食品安全的财政收入来源，解决监督管理行政支出是不可持续的；E此方案被广州农业局和食安局以穗农函〔2013〕745号、穗食药函监餐〔2013〕700号方式复作者函采纳。

第二，改革媒体文风。实质重于形式是理论创新的核心，应多报道被实践证明已行之有效的哲理，如“事前诸葛亮智慧为主，事后总结经验为辅”的报道，减少画蛇添足而腾出媒体空间多服务民智。一是《文八》提道：畅通集民智渠道。如报社时评多为国有财经专家等，难反映到弱势群体中不同观点和反对声音，更难发现有独到见解的创新人才；二是社会科学类杂志分中文核心期刊ISSN等级，已人为形成少数学术派立权威的“专利”。作者认为：理论高低非取决人为规定何刊物？何论述的“游戏规则”，不应局限学术界内孤芳自赏论高低，而是让百姓都能看到、爱看、易懂易学，好理论最终取决于及时好操作的客观价值！目前有的刊物设规矩形式多，违背文章内容实质重于形式。如《腐败凸显》反映求是杂志存在刊发关系稿、人情稿等现象，若战争时期也这样，非黄埔军校生的毛泽东思想也难刊登！比如：解放战争仅3年从中央到百姓实现了上下高效智慧协调互动创抗敌奇迹，但当下多数民智在3年内也难在官方报纸献智当评论家。建议：其一，学刘备三请“民间智者”诸葛亮出山的精神，把努力发现与重用民智当首选；其二，各地应办《民间智库专刊》，高效激活和速传民智，易低成本发现人才；其三，创造“两派”对台论辩机会，活跃理论结合实践的社会氛围，只有辩中更易分清虚实人才，对于政府采纳的民智按购买服务方式支付，以鼓励和保护知识产权成果；其四，改革院校单由学术派培训公务员和培养大学生的垄断模式，可请实践与理论兼容的“民间财经智者”上政治和经济课传经，是听课者联系实践的好途径。

第三，改革固化智库专家，突出知识结构的流动性。《意见》出台后，仍有政府拒“民间财经智者”于智库外。如2015年8月24日广州政府研究室公示的第三届决策咨询专家库候选专家名单中均固化学术派，且有几位长期为省市人大财经专家，这种不符协调、共享献智的发展理念，直接影响决策信息来源的实践性、流动性、完整性。建议制定《灵活机动创全民公平献智和保护智慧知识产权的法规》。

第四，改革双重标准倾向，促协调、共享、公平培育智库文化。一是一些学术派一边高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边扩张做固化利益（含一些财经教授不专心研究教学正课，利用院校资源搞课外培训或参加政府课题投标赚外快）而限制民智资源的配置。如以“高理论”做标准阻碍具有理论与实践兼容的“民间财经智者”获高级职称！2015年9月25日中国青年报登《高级教师职称不能成为少数人的游戏》，尤其一些政府实施财经类课题招标对象几乎是学术派，加上由学术派评审实践派投标，导致作者参加2015年年初某市科联招标类似《文二》课题无中标。相反：该文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转登，广州法制办也回函作者将酌情采纳建议。显然，单由学术派垄断招标评审或垄断课外培训市场非公平，不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发挥民智！建议由固化转为动态模式：一是改革单由学术派审评实践派获高级职称的游戏！实践派也应有权力评学术派实际能力！二是政府可动态集学术派和实践派组成混合多个小组参与招标课题，避免学术派垄断中标；三是社会科学类可将院士细分理论院士和实践院士，激励“两派”实践与理论互动协调提升，全面激活理论市场；四是改革后续教育，实践派可反向给学术派上实践培训课。

第五，从低成本高绩效角度出发，改革僵化的重理论轻实践观念。一是培养高端理论人才虽重要，但其过程必耗周期成本，且未必马上适用，应拓宽视野发现能解决当前问题的人才促节支增效出成果。如在关键时，遵义会议和刘备不是先搞培养高端理论人才路线，却先马上请毛泽东和诸葛亮出山，否则错失当时关键战机便无法挽救一切；二是目前财政支出的财经研究机构重复繁多，学术派同质化趋势使“高产”成果少，不符财政支出绩效。建议撤并整合，并把其节约的钱改用购买当前急需的民智；三是建立集复合型实践性人才体系。如一些注册会计师既在法院和审计部门实践过，又从事过民企科技、财政支出绩效与信用评价、产业基金等实践。发挥其多角度实战智慧，既节约智库重复调研课题和重复培养人才的成本，又马上能用。又如改革金融智库固化重视海归派，难做到增企业家和民间财经智者等来充实践智慧的知识结构，结果长期倾向追求“单纯抵押物贷款数量”，而难（非要抵押物）支持有中国专利的小微科企，相反爱买美国雷曼兄弟资产等金融产品。对此，小微科企更难得到中国人自己的银行支持，加上缺失灵活机动的创新金融产品手段，已造成小微科企发展的有形与无形损失已无法估量。建议用1/‰资金探索试点成立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以选择有变革性大市场空间价值大于“风控”价值的专利产品先试点，如贷给《免充气轮胎专利》项目5千万元，该行可参股经营并控制其资金走向，易到期收本获息再退股。

总之：中国智库市场环境不缺智慧来源，更不缺善于精练总结历史而敢于实践的民间高手；只缺畅通集民智的渠道，更缺能认知智慧发展新理念的伯乐；毛泽东虽非黄埔军校生，却代表实践派，坚持真理创新了符合国情的实践理论，有效推动遵义会议由实践派取代学术派地位的改革而挽救中国革命；非高学历的"民间智者"诸葛亮智慧千古流传。显然，智慧第一，理论；第二，理论是为智慧服务。所以，百姓渴望多一点实践智慧理论来指导实践，少一点看不懂又画蛇添足的学术理论来误导实践。毕竟实践派远大于学术派人数，只有发动和武装全民出智才能多出符合国情的实践智慧理论成果；走共享学术派与实践派相结合的实践智慧理论之路，才是破解中国智库少高质量成果的有效途径。

作者已发表文章的参考文献：

[1]2015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转登 《中国市场》：创新知识结构，促司法改革提绩效降冤案。

[2]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中国财经报：①绩效评价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②以最少行政成本保障食品药品安全；③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④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看广州绩效预算改革。

[3]2013年12月20日中国经贸导刊：探索以最少行政成本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建议。

[4]2015年6月和2014年7月中国市场 ：①创新重大工程采购项目支出绩效的效能审计；②走群众路线的改革，促以最少成本获民营科技绩效最大化。

[5]2014年10月22日羊城晚报：预算摆乌龙，才有“花钱多出18倍”。

[6] 2014年3月广东财政理论与实践：走群众路线更利于降低行政成本。

[7]2015年10月13日人民信息网：科技创新促以最少成本保障食品药品安全，http：//www.peopleinfo.cn/showcp.php？cid=2140。

[8]2015年10月13日人民信息网：优化智库人才市场环境是法治理论创新的重任——立足国情优化优智，以最少成本促经济质量高绩效增长.http：//www.peopleinfo.cn/showcp.php？cid=4102.

[9]2015年11月24日人民信息网：广东高公信力的司法改革，立足降冤案提绩效——创新知识结构，促以最少成本获良好营商环境的案例探究.http：//www.peopleinfo.cn/showcp.php？cid=4079.

其他参考文献：

[1]2015年11月26日南方网登《首届广东新型智库发展高峰论坛在广州举办》.http：//www.igdzc.com/a/20151126/58901.html.

[2]2015年10月23日中国新闻网反映《26家单位巡视反馈出炉：利益输送行业性腐败凸显》.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15/10-23/7584589.shtml.

作者：章明 章皓宇 戴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