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法制建设论文

2022-04-16

摘要:面对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智利政府正积极地通过调整能源状况与电力构成以力促该国大量依靠进口的能源结构得以改善。智利的能源现实状况决定了发展核能是其较为理想的选择。在发展核能的同时,应该对智利的制度框架进行合理完善,对铀矿开采限制进行合宪性调整以及对核安全进行法律上的规范,从而建立起智利能源法体系。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能源法制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能源法制建设论文 篇1:

经验与启示:中国能源法制建设30年

摘要: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能源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反映了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市场经济需要能源管理的法制化,而可持续发展赋予了我国能源立法新的内涵。构建中国特色能源法及其法律体系,将为实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法律保障。能源法制建设30年的经验与启示是:独立的负责任的能源管理机构、预则立的方法论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的“洋为中用”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能源法;能源法制;可持续发展

能源法,就其广义而言,是调整能源领域中各种经济和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有特定的研究领域、特定的研究对象,并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理论。我国能源立法的实践,推动并丰富了能源法的基础理论研究,而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也提升了能源立法的质量和实施的功效。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组成部分和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之一——能源法,在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特点的能源法规及其体系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能源法制建设的30年,也是创建中国特色的能源立法30年。回顾中国能源立法的30年,不仅仅是纪念,重要的是在评估和探索中,把中国的能源法理论和立法实践推进新的阶段。

一、转轨时期:能源体制改革滞后的能源立法只是一种尝试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引起了各国能源政策的巨大变化,由廉价石油时代的能源高消耗,转向了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替代能源的开发。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家加快了能源的立法。有些国家在制定单行法规的基础上编篡能源法规汇编,如日本,通商产业省汇集出版了《能源六法》,日本国会于1979年颁布了《能源使用合理化法案》;而有些国家采用普通法的形式,制定国家能源法,如美国1978年发布了《国家能源政策法》,目的是把对石油的高度依赖,转向更多地消费煤炭。1974年10月法国制定了《省能法》,英国颁发了《能源法》。

其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总量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量,处于世界的后位,虽有少量能源的进出口,但我国的能源消费和供应与世界能源市场的关联度不大,几乎处于能源系统自循环状态。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能源工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指令性的资源配置,导致资源的供应难以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电力的持续短缺,以及国内其他能源供应的不足时有显现,由此引发了人们探讨经济发展与能源的关系,寻求加快能源工业发展、合理有效利用能源的全面管理之策。在感受到了世界能源立法脉动的同时,也启动了我国的能源立法工作。水电部和石油部组建了专门的班子,对电业(电力)法和石油法的起草进行调研。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全国政法工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就发出指示要求起草能源法。工作落实由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及所属的能源研究所承担(笔者有幸担当了该项研究任务的负责人),进行了能源立法理论的探索。然而,遗憾的是,国家能源法的立法仅仅开始短暂的研究,尚未进入草拟,却由于综合性的全国能源管理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的撤消而告停,石油法、电力(业)法以及由国家计委牵头组织的节约能源法的起草工作也因体制、机构等原因耗时颇长却不得进展。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仍然置于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地位,国家办能源、政企不分和指令性的计划管理,运行着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庞大系统。所谓的行政性能源法规,明显带有部门计划管理的政令特色,适用范围窄,不仅不能称为法律文件,多是政策性的“通知”和“办法”,但是,对于政企合一的能源工业体制,实施主体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因此执行却是非常有效的。在能源节约、扩大能源投资、建立能源价格管理和节能奖惩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因此,国务院的政令、条例、办法或者规范性的文件形式颁发,已经足够了。客观上对能源管理的法制化并不急需,特别是国家综合性的能源管理机构的撤消,不仅终结了国家能源法起草的使命,而研究起草的其他几项重要的能源专门法,也伴随着政企分开和行政体制的变化,历经数载也未能提出可行的法律草案进入立法程序。

二、市场化改革:推进了能源法制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强。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总量需求与日俱增,能源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愈益突出。虽然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能源工业是由计划性的经济管理转向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管理的后发领域,但是政企分开、能源的企业化改组和商业化运营,已经成为了能源产业部门体制改革的方向。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要搞市场就要制定市场的法律规范。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而于1993年撤消的能源部,在探索能源体制改革和市场运行机制以及法制化管理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其牵头组织,委托能源研究所完成的“中国能源法体系的建设”课题,全面规划了能源法体系各层级的法律和法规,提出了中国能源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国家能源立法计划和进度安排的建议,对能源单行法及法规的立法工作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尽管1993年能源部因国家行政机构改革,能源管理机构的弱化被撤消,但是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立法进程明显加快,《电力法》、《煤炭法》和《节约能源法》分别在1995年、1996年和1997年由人大常委会颁发。但是在能源法体系规划中设列的国家能源法(能源基本法),却由于没有权威机构领命和立法时机不成熟未能提到日程上来。

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3大能源专门法,是90年代我国能源立法的重大突破和能源法理论的进步。首先它提升了能源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改变了短效和缺少法律地位的行政性文件为主的指令性能源管理的方式;二是在能源法制上,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即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政府对能源企业的管理,由计划管理转为法制化管理,适应了能源投资体制的市场性变革和能源企业经营模式变化的需要。规范了企业的能源开发和经营行为以及市场各类主体间的关系,明确了它们的权利和义务;三是相继出台了一些与能源专门法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对上位法条款的释义,以及因法律实施条件的地区差异而由地方立法机构颁布的地方能源法规,体现了我国能源法规体系各层级的不同适用;四是能源立法规划的实施和能源专门法的立法实践,推动了能源法理论的发展。当能源法作为一种法律体系提出时,一些质疑者并不认为这是经济法中能够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从属于矿产资源法的一个分支。但是能源法家族中各法的成功立法,以其明确而又特定的适用范围,以

及特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不同于资源法中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原则和特殊的制度设计,为能源法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学术理论上不仅取得了能源法体系的研究成果,还在高校教材中出版了能源法教科书。

但是评估这个时期的能源法规,尽管适当地注意到了立法的前瞻性,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环境和条件,改革初期的体制纠葛和计划经济的烙印仍有所表现,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对市场运作的模式和规律尚不清晰,未能作出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性安排,法律主体问的关系混乱以致权力和义务不对等。

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赋予了我国能源法制新的内涵

20世纪的百年里,人类大部分时间没有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为了生存得更好无度地开采自己生存的土地,甚至掠夺他人的资源,破坏性使用能源。气候变化的严峻使人类意识到无节制地消费能源不仅资源枯竭,还会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需要全球行动限制能源消费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才能使经济增长,人类永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世界各国在里约宣言之后,纷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方针。我国政府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战略方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是以发展为核心,这种发展不能超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健康发展目标。能源与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

20世纪最后10年是我国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变革较大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能源政策的基本点发生了重大变化,注意与国际规则接轨。可持续发展,焦点集中在自然资源与生态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我国能源法规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但是资源的节约使用和环境保护成为支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九五”期间先后制定实施的《节能法》、《煤炭法》、《电力法》,都在不同程度上明确了能源工业与环境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且制定了相应的规范。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初发阶段,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条件尚不完备,所以在法的规范和制度上仍不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

“十五计划”末期和21世纪初,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基本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充分激发了各类经济要素的活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潜藏在高速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制约因素也逐渐地暴露,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和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浪费,加剧了资源供应的短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大潮的接轨与交融,优质能源的大量进口凸现了能源供应的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定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策,使环境成为能源结构和消费方式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是必然的选择,与时俱进的我国能源立法,及时制定和颁发了可再生能源法。

可再生能源法立法原则不仅体现了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并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机制和制度创新上取得了突破,标志着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能源立法步入了新的阶段。

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公布了经过修订的《节能法》,不仅扩大了节能法的调整范围,在规范了对节能主体的管理的同时,重要的是引进了市场机制,把政府的激励政策、对节能市场的培育与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作出规制。

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国的能源立法规定了新的任务,丰富了新时期能源法的内涵和制度设计。200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审时度势及时做出起草《能源法》(能源基本法)的决策,《能源法》作为能源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对全面推进我国能源领域的法制建设,开拓和充实能源法的理论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能源法》是我国实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障。在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下,要创新制度与规范,确保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使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政府的监管、能源的节约使用和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能源的替代、能源的安全和储备、政府财税激励和合理能源价格、税费制度等逐步完善,以及为了人们平等地享用能源资源,需要对弱势群体的补贴和保护得到规制。总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将是我国能源立法面临的新的课题和任务。目前,煤炭法和电力法都启动了修订程序,石油天然气法、原子能法也进入了起草准备阶段。最近几年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能源供应的短缺和环境状况的恶化,引起举国上下的关注。为了应对能源供需的严峻形势,完善与加快我国能源立法已经成为了业界和广大民众的共识。

四、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能源法制建设,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一系列能源法律法规的出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能源法规体系的框架,并且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完善和充实。回顾30年的能源立法实践,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和启示良多,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源法不同于宪法、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它属于专业性强但调整范围又很宽泛的专门法或称为行业法/专业法。虽然它的立法过程与别的法律法规一样,需要经过法案的提出、草拟、立法机构的审议和批准等相同的立法程序。但是根据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依法行政的政府行业管理机构对一些专门法的提出、研究和草拟负有责任。中国能源法制建设的历程表明,凡是政府机构中设立了独立的能源管理部门,能源立法的步伐就会前进一大步,80年代初国家能源委虽然存续时间较短,却启动了《能源法》预研究工作,组织起草了改革开放急需的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的重要行政法规,发布了5个节能指令;能源部执政的五年中,组织完成了能源法律体系建设的研究,并依此提出了能源立法规划;进入21世纪,国家发展改革委内设的能源局,委托能源法研究会再度启动了新的一轮能源法律体系的研究,探索了中国能源法律法规新的需要和内涵,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能源法律体系的设想,同时把现行能源单行法的修订和缺项的单行法提到研究起草的日程;成立了两年多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国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下,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勇挑重担与国家发改委、国家法制办紧密合作,得到10多个部委的密切配合,组织专家历时2年许,研究和起草了《能源法》的送审稿。由此可见,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独立的负有能源管理责任的政府能源机构是中国能源立法的强力推进者,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能源局的诞生将为我国的能源法制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二)凡事预则立。能源法涉及的经济社会关系复杂,调整的范围宽泛,而且中国仍处于体制变革中,能源法律的立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为此,做好立法规划和立法前的论证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一是能够保证立法的质量,确保法律实施的效果;二是避免相关法问的冲突和矛盾,也避免出现法律真空;三是通过合理的能源立法规划,使上下位法律法规的配置合理,各部法规既有分工又各行其则;四是在开门立法、广纳众言中吸纳各类法律关系主体的合理诉求,平衡利益关系,均衡权利与义务。

(三)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大胆借鉴国外能源立法的经验,但是不能盲目照搬。建设中国特色的能源法制的过程,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法制创新,走符合中国国情、政情、社情的能源立法之路。要在比较中西法律体系特点的基础上,去借鉴去创新。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和节能法的修订,已经开辟了中西融合的立法实践。

中国的能源法制建设已经走过了可圈可点的30年,业绩代表过去,辉煌的未来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求索与实践。

作者:吴钟瑚

能源法制建设论文 篇2:

智利的能源法制建设

摘要:面对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智利政府正积极地通过调整能源状况与电力构成以力促该国大量依靠进口的能源结构得以改善。智利的能源现实状况决定了发展核能是其较为理想的选择。在发展核能的同时,应该对智利的制度框架进行合理完善,对铀矿开采限制进行合宪性调整以及对核安全进行法律上的规范,从而建立起智利能源法体系。

关键词:能源法体系;电力结构;自由化;核能法制;核安全立法

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安第斯山脉西麓,东邻阿根廷,北接秘鲁、玻利维亚,西I临太平洋海岸,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该国南北长度为4352公里,是世界上地形最狭长的国家。智利目前属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预计在2019年前将成为南美洲第一个发达国家。该国的矿业、林业、渔业和农业资源十分丰富,构成其国民经济4大支柱,工矿业是智利国民经济的命脉,尤其铜铁资源储量丰富,但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很匮乏。智利的地理位置及自然资源状况决定了其能源利用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智利特殊的能源法制。

一、智利的能源结构

1.智利能源状况

智利是南美洲比较富裕的国家,它拥有非常丰富的矿业、林业和水产资源,铜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但智利的传统能源储量不多,特别是化石燃料储量较少,2007年智利一次能源供应中80%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需要进口。其中原油进口量占国内总消费量的98.8%。2007年智利天然气生产量为64Bef,消费量为148Bef;煤炭消费量约586万吨,但生产量仅为93万吨。2008年智利国内平均每天生产石油11190桶,但需求量约为277000桶,不足部分主要来自阿根廷、巴西、安哥拉及尼日利亚等国的直接进口。由于传统能源比较匮乏,因此,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变化、从邻国进口燃料的困难和燃烧化石燃料带来的环境压力对智利的影响越来越大。

正是由于智利传统能源的短缺,其非传统可再生能源获得了迅猛发展。负责精炼和物流的国家石油公司通过发展液化天然气、地热等项目来缓解智利能源短缺的压力。智利《一般电力法》将非传统可再生能源定义为:在新技术基础上开发利用的尚未大面积使用的自然界能源,或来自生物质的能源以及来自可降解的有机物质的能源。据此,地热能、太阳能、风能和海洋能等均为非传统可再生能源。起初,智利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上是较缓慢的,2005年智利《一般电力法》的修订推动了非传统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增长,这次修订要求安装超过200兆瓦功率发电机的生产者所供应的能源中,至少有5%的能源来自非传统可再生资源,同时还要求自2015年起每年非传统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0.5%,并于2024年达到10%,未履行者就要受到一定的处罚。

①太阳能。智利从2008年开始加强对太阳能的利用,一些楼房、学校和工厂已经开始较大程度地使用太阳能。从2011年起,智利政府将总投资近13亿美元来建造多个太阳能发电站,使智利逐步成为世界上新的太阳能发展中心。这个项目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虽然成本较高,但智利电力供需方面的很大空缺及对可持续性能源发展的重视给太阳能发电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智利电力成本是拉美地区最高的,预计要到2015年,太阳能发电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太阳能电站建设期投资虽较大,但是其一旦投入运营,不需要使用燃料,边际成本为零。智利矿业发达,其太阳能电站多由矿业公司参与兴建,他们希望太阳能可以为采矿提供电力以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很多传统电站也愿意加入到可再生能源中来,以降低总体运营成本,并且该举措对减少碳排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0年10月,智利能源部长拉内利访问西班牙时参观了国际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位于西班牙塞维亚城外的SANLUCAR电厂(该电厂装机容量200兆瓦),智利政府计划在本国的北部地区也建设类似的电厂。

②风能和生物质能。目前,智利非传统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为32.7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量的2.6%,主要是风能和生物质能发电。智利风能发展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有13条大河贯穿全国,有长达4000多公里的太平洋海岸,因此海风强劲。2008年智利有8个风电站(总装机量40.6万千瓦)和4个生物质能电站(总装机量3.96万千瓦)投入运营,生物质能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

③地热能。根据智利国家石油公司的研究,智利拥有335万千瓦的地热,如果能够全部开发,将彻底改变智利非传统可再生能源的结构。但利用地热资源也遭到了很多非议。智利能源部长拉内利表示,智利拥有世界上25%的活火山,所以国家具有巨大的地热发展潜能。为了刺激国内外企业对该项技术的发展研究,智利政府在2010年下半年制定新的招标程序修改法案,以促进对地热能源进行勘探。智利地热能源协会2010年8月25日宣布,将于2013年在卡拉马北部Apacheta pampa建成智利第一个地热发电厂,另一个是位于奥卡尼亚地区Tolhuaca的San Gregorio地热发电厂,作为一个重点项目仍在建设进行中。

④海洋能。海洋能是海水所具有的潮汐能、波浪能、海(潮)流能、温差能和盐差能等可再生自然能源的总称。智利近年来颇重视海洋热力梯度带来的能源效益,并积极加强与他国的合作,试图开发其海洋能源资源。智利总统2009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能源部部长签署了一项协议,双方共同约定,就推进非传统可再生能源尤其是海洋能源等开展合作。

2.智利电力构成

2008年智利电力总装机容量中,水力发电占38%,天然气占36%,煤炭占16%,石油占9%,生物质能占1%。显然,智利的电力构成表明其强烈地需要依靠资源投入来弥补电力供给空缺,但这些资源又不得不通过进口的方式来供给。例如,2008年用于电力生产的煤炭燃料只有4%来自本国,其他都需要进口,而用于电力生产的天然气几乎全部从阿根廷进口。智利传统能源依赖进口的情况从2004年起受到严重的限制。由于阿根廷国内需求增长,该国逐渐减少天然气出口量,对其天然气运输船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管制,这使得智利也深受其影响,天然气进口量锐减。根据智利国家能源委员会的统计,2007年有超过一半的阿根廷天然气运输船受到影响。雪上加霜的是,阿根廷政府随后又提高了化石燃料的出口税,这使得智利许多发电厂不得不转而使用更为昂贵的柴油燃料。到2008年初,智利电价比2006年高出了40%以上,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上述状况刺激智利发展液化天然气作为电力生产的一种替代性燃料,然而,这也依赖于进口。总之,智利电力在需求与供应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口。

二、智利的电力法制

1.电力市场与自由化

智利的电力市场自由化给其电力系统的良好

运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智利政府将电力的生产运输以及分配相分离,同时也大力鼓励竞争者参与到电力各领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避免电力领域的垄断,从而建立一个电力市场自由化体系。矿产部的第一法案即《一般电力法》,奠定了电力运作活动的重要基础,并确立了其发展的条件。电力生产、运输和分配相分离虽然不是电力市场发展良好的全部原因,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2004年和2005年智利两次对《一般电力法》进行了修订。这些修订,尤其是关于建立新电站的一些激励性的措施,增加运输系统的多条途径,在收费更加透明等问题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原《一般电力法》中的某些不足。

智利是一个在电力系统自由化方面做得很好的革新者,自由化是智利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的应对策略。这些增长基本都是由采矿业的发展所带动,特别是铜矿、金矿和钼矿的发展和扩张引起了电力系统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其他工业、商业和居民生活各部分需求的增长也促使了电力系统的自由化。

智利电力行业由三个子部门构成:电力能源生产、电力传输以及最终用户分配。电力传输和电力分配,一般认为是属于公共服务部门,但生产部门与之不同。电力行业系统互联的目的在于:在电力系统内维持服务安全,保证在电力系统中设备组的最经济运行,同时也要保证主干运输系统和子运输系统的开放性。在智利电力系统中,电力的生产和传输原则上是通过两大互联系统或互联网络来实现的,即北部互联系统和中部互联系统。整个系统由31家电力公司、6家传输公司、36家配电公司以及一系列小型电力生产者组成。最近的一次法律修正案还针对能源供应商从各自电力系统中分离的可能性以及直接向配电公司或终端用户销售的可能性做出了应对措施。每个互联系统通过负荷经济调度中心来进行运作。为了实现互联的总目标和提供协调现有生产运行与用户的服务,每个负荷经济调度中心都要保证最大经济效率,这就必须要求规划和协调其自身电力系统内的发电站的运作。负荷经济调度中心将调遣发电站以最低可变成本生产,这意味着当安装的电力生产能力超出了能源需求的时候,只有最经济的发电站被使用。此时,成本相对较昂贵的或效率较低的发电站不向电力系统投入电力和能源。

智利是电力市场的宽松管制的先驱者。《一般电力法》一部法案管辖整个电力市场,该法案调整电力领域的三个次级部分,并且鼓励这些领域相分离,从而使得每一个次级部门都参与合理竞争。该法案的目标是确保国家以最低可能的成本来进行电力供给。最新修正案的通过便利了传输系统的使用,为这些系统以及主要的和次级的传输线确立了开放的管道规则。

最新修正案的通过也使得智利发展电站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可再生能源通过传输分配系统交付使用,而不需支付通过主要传输线的费用。法案制定的主要动机来自于调整客户服务的分销公司所提供投标的最新系统。在这些投标中,电力公司必须参与其中的竞争,在一个系统中通过价格以及和分销公司订立协议来决定是否中标。在这一系统中,法律根据各个供应商的电力输出成本来规定中标价格。

该法案在电力领域建立了一个争议解决机制,不仅解决本领域内各公司间的争议,也解决公司和官方权威部门的争议。这个机制由专家小组组成(也称为电力专门小组),他们来自于电力领域的七位专家、二位律师、五位电力工程师和多位经济学家,这些专家由反托拉斯法庭来任命,迄今为止已供职六年。该小组的管辖范围包括与电力法适用过程中的传输费有关的问题、电力公司的运营成本、新的价格重置以及负荷经济调度中心成员间的争议和电力公司内部关于管理制度引发的科技和经济适用的争议等,但专家小组没有权限来解决电力公司和用户之间产生的争议。专家小组的解决方案在争议提交30天内发布,但是这个解决方案的发布时间也可以有弹性,允许相关事项的变动而有所更改,不过法律要求某些争议焦点必须在15天内解决。该小组善于使用司法裁判权,虽然目前对其司法性质定位尚有争论,但它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视。

2.电力管理部门及其职权

智利的能源法以及相关行政法令对各主管部门及相关管理规程进行了详尽规定。智利的电力市场日趋自由化,其电力管理部门也就相应比较具体。智利的电力管理部门由国家经济部、电力燃料监管中心和国家能源委员会组成。国家经济部是智利能源领域政策和计划的最高决策机构;电力燃料监管中心隶属于国家经济部,是能源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管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为国家能源结构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建议。

①国家经济部。智利国家经济部前身为国家经济、发展和重建部,是按照1953年7月3日第747号法案成立的。国家经济部的使命是促进本国现代化发展,提高国家生产结构的竞争力和保证市场的有效运作,创造性发展和巩固国际经济一体化稳步发展,并通过制定政策和方案以促进国家生产部门和企业的节能技术发展和推广。

②电力燃料监管中心。电力燃料监管中心成立于1953年7月3日,曾作为企业技术检查和电气服务中心,1985年5月22日第18140号法案将其改名为电力燃料监管中心,隶属于国家经济部。该机构是智利能源领域监督管理和电气产品法规制定的国家机构。根据智利宪法,该机构主要负责监督能源市场的安全、质量和价格以保证其正常运行。

③国家能源委员会。根据1978年颁布的第2224号《机构法》(之后被第20402号法所修订),智利创建了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是一个有能力履行国家经济部赋予的权利和义务的独立公共机构,其职能是根据国家能源相关法律,提供产品和能源服务结构、价格和关税等技术性分析;设定能源设施运作必要的技术标准和质量;监督和整合能源部门现行的运作情况;通过国家能源部门提供未来发展趋势的建议。

三、智利的核能法制

新一代能源的利用引发了环境影响评估的需求,智利现在的能源革命进程要求所有的超过3兆瓦的发电工程必须首先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做好必要的预防准备工作。相同的规定也适用于输电线路和配电系统的建设。智利的一些环保组织反对新发电站的建设,他们认为利用燃煤、石油焦炭的发电站会造成空气污染,导致空气质量下降。而由于地理因素,广泛依靠水力发电在低水年份会存在巨大风险。因此,智利政府为了避免过度依赖能源进口带来的环境、政治压力,出于既要利用好本国资源,建立能源结构多样化,又要用安全的方式和合理的成本促进本国能源发展的考虑,将目光转向了核能源。

智利在2000年宣布成立一个由12名专家组成的核能研究委员会,探讨利用核能、建立核电站的可行性,2006年起实施一个为期五年(2006~2010年)的能源安全计划。计划寻求达到以下目的:多样化供应和输出的能源模式;实现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推动更有效和合理的能源利用。

1.核能监管

①核能监管的制度框架。智利的核能法律框架相对于核能的目标及其实现来说,尚显不足。目前核物质和核能的管理主体是智利核能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按照1965年的第16号法案第三百一十九条建立起来。该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威部门是在矿业部的监管下,由一个七人理事会来具体执行相关事务,理事会成员由总统任命。

依据法律授权,核能委员会对核物质的开发、生产以及一切核能形式的和平使用进行管理,包括医学、工业、农业和新一代的热能和电能等经济活动。核能法给予核能委员会开发核物质和生成核能(或控制核能生成)的特权。依此授权可以明确两点:首先,只有这个委员会能够运用国家的权力去勘探、开发和提炼核物质,并拥有销售这些核物质及提取的浓缩物和副产品、储存核能收益的资产的权力;其次,法案明确规定核能的生产只能由委员会来执行,或者得到委员会的预先批准。委员会可自行承担或者与另外一方共同承担这些业务。另外,作为核能领域管理主体的核能委员会必须独立执行这些管理功能(如签发许可证,控制、检查核活动等)。

但是,也有一些智利学者批评政府(核能委员会)缺乏合理的评估智利核能源发展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上的能力。鉴于此,也许有必要确定一个监管机构,该机构必须能够高效、独立地去监管核能的发展。另外,这种机构也应该提供适宜的人力资源以确保其在技术上的能力。

②铀矿开采及其限制。智利的法律体系对开采铀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宪法明确保证持有开采许可证者的开采权利,但其他不同位阶的法律却严厉限制私人的铀浓缩活动。智利宪法第十三条规定,铀应该是能够被任何国民或者外国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所自由开发的物质。此外,第二十四条特别提出了保护开采许可证持有人的开采权。当然,对开采权也给予一定限制:如果国家的总体利益受到损害,国家安全、公共卫生和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受到威胁,就不能再对开采权的私有化给予完全的授权。

尽管智利宪法框架规定了国家对铀开发有优先购买的特权,但智利当前的其他立法对私有化的重要权利缺乏应有的确认,反而强化了核能委员会的权力,生产、开发核物质成为国家的特权。虽然这项权利可以授权给别人进行开发,或以一种友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发,但都需要得到国家的允许。

可见,现行其他立法不承认在核能开采方面适合私人资本、私人部门,这种规定与宪法是相抵触的。智利宪法第十九章明确规定任何人(包括外国人)都具有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免受国家干预的权利,而铀是能够被任何的国民或者外国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所自由开发的物质。因而,目前核能管理的法律框架仍有待完善,核能领域的自由化尚待时日。只有将具体的核安全问题与现有的核安全改革相结合,以能源革命为目的的核能自由化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2.核安全立法

2010年2月26日,智利发生了里氏8.8级大地震。强烈的地震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还引发了世界对智利核设施安全性的担忧。核安全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核能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智利试图通过1984年18号法案来完善核安全规定。这个法案适用于所有与核能源、核设施的和平利用以及核物质、放射性物质的使用和运输。该法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和环境发展,并确保一旦核事故发生时对于受辐射的群体能有一个妥善的事后赔偿或补偿。同时,该法案也旨在阻止核能、核物质的不正当使用或滥用,确保智利在参与所有国家协议和谈判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的一致性。

该法案规定,个人得到智利核能委员会的批准后,在选址、建造、核管理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另外,法案还规定了智利核能委员会和矿产部的职权,尤其是在采取应对措施、保障核安全的条件以及相关赔偿金的赔付等方面。同时,委员会也负责管理核能和放射性物质的进口和运输执照的颁发。核能源企业、浓缩工厂、在加工企业和放射性废水的仓储等重大问题都需要矿产部的最高行政法令授权。假如在被授权的时间里委员会对执照上所规定的条件有异议,并且有一定的理由,那么法案允许委员会有废除、终止、修改该执照许可条件的权力。这种缺乏合理性的规定,与《核损害侵权责任维也纳公约》(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第八条的条款是不相符的。《维也纳公约》第八条要求每一个缔约方必须建立或委派一个调整机构来贯彻执行立法和调整框架下的核安全设施安装。而且该机构必须提供能够胜任的专家、技术、财力、物力和人力配备来履行指派的义务。自从智利委托核能源委员会行使相关权力后,相关法律却没有满足这种需求。智利核能源委员会不仅对核能领域进行干预、调整和控制,而且对违法行为给予制裁。这是对于智利宪法保护下的法定诉权的一种威胁,也是对致力于智利核能开发的私人投资者的一种莫大阻碍。

同时,智利核安全立法应该被进一步强化,以便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各种地质灾害和事故的发生。由于智利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智利的地质构造和防震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政府要求必须对选址、材质和结构性的工程进行合理规划。核设施也必须参与智利环境法规定的相关机构的环境影响评估,这个评估的结果将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满意度。

法案关于核事故的发生侵害民事权利的相关规定,与智利在这一问题上签署的国际条约(特别是《维也纳公约》)是相一致的。1984年第18号法案第三。二条款对核损害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责任体系。这套体系基于以下标准:①核设施的管理者在生产中发生的任何危害和核泄漏应负有快速果断的处理能力和义务;②管理者对于任何核损害的最大责任限度相当于每一次事故赔付7500万美元;③所有管理者应该通过保险单或者担保来保证他们义务和责任的履行。

四、结语

智利在电力系统自由化方面是领跑者,其在电力产生、运输和分配适应了市场的要求,在此机制中,国家扮演了辅助者的角色,主要是靠电力市场的自由化运作。智利建立了电力网络互联系统并在电力系统中明确了立法规制,这带动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及稳步发展。智利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不懈努力,持续地投入资金进行研究。为了避免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智利努力促进能源的多样化,并且将重点放在发展核能上,也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智利关于核能的制度框架不完备造成了对核能开发不合理的限制,法律对铀的开采的规定与宪法相矛盾,对私有的重要权利缺乏应有的确认,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利核能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必须明确核能的健康发展需要在环境的维护和安全措施的保证下进行,监管制度的完善要和核能的发展相同步,只有这样智利才能在能源法制道路上越走越宽。智利能源法制的得与失,尤其是在电力市场自由化的法制推动方面,颇值得中国思考,也为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者:姜海 沙筱维

能源法制建设论文 篇3:

防治雾霾大气污染的能源法律对策

[摘要]我国能源法制建设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已走过30年时间,有关能源立法改革方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上议程。作者从近年来发生的大量大气污染出发,发现了造成大气环境污染的产业以及制度问题。本文通过对大气污染的危害程度和原因分析,提出防治大气污染的能源法律对策。

[关键词]大气污染;能源法;对策

自2013年一月起,我国陆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涉及到大部分省市地区。雾霾给大气环境造成了污染,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并且为交通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大气污染已经达到一种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状态,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环境污染暴露出能源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为追求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能源工业迅速发展,多年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科学、不可持续,许多问题被慢慢积蓄起来,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矛盾,最终通过大气污染雾霾这一形式表现出来。再加上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环境教育却十分缺失,随处烧烤、城市垃圾成堆、以车代步等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由于这些事件表面影响不大,或者总是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因此,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根据BP公司于2012年6月26日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2》,2011年世界主要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中国的原油消费约占其总能源消费的17.7%,天然气4.5%,原煤70.4%,核能0.7%,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化石燃料是当前工业的主要动力能源。化石燃料所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和粉尘会产生光化学污染,严重影响到空气质量,我国每年因化石燃料造成污染达到的损失约人民币1100亿元左右,而且整个形势依然在继续恶化。1

二、能源环境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

(一)长期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率偏低

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底,中国石油探明储量为25亿吨(181亿桶),天然气探明储量为3.3万亿立方米(115.6万亿立方米英尺),煤炭探明储量为114500百万吨(无烟煤和烟煤为62200百万吨,次烟煤和褐煤为52300百万吨)。同时,中国能源多分布在经济相对落后或地质条件较复杂的地区,而大部分能源需求集中在东中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平原地区,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能源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极不平衡,降低了能源效率。中国能源储量尤其是常规能源储量虽然绝对值较大,但是可利用能源相对较少,开发难度大,再加上庞大的人口负担,能源总体状况令人堪忧。2

(二)环境污染治理监管不完善

我国环境质量标准低,一直对PM2.5的浓度的规定没有达到一个有效控制的水平,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对细颗粒物污染的防治缺乏指导。污染监管力度不够,无论是环境保护法还是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相关执法的规定、力度、承担责任不明确,导致了虽有相关立法但执行起来根本就是一纸空文。同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我国末端治理污染的方式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环境压力。

三、治理大气污染能源环境问题的法律对策

(一)完善能源法律制度

1、制定专门的能源法律体系。目前,关于能源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政策性文件极为繁多,但是直接关于能源的法律却只有5部。在能源法体系中,各种规定相互之间欠缺协调性,相互的冲突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必须从立法源头上解决该领域的立法冲突问题,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制度体系,理顺各种能源法及相关法的关系,共同促进能源的发展。

2、给能源法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低碳。从现行的能源法规定来看,能源法不仅未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充分融入,更没有与低碳发展理念相结合。我国的能源法无论是立法层面还是实施层面,都还需要进一步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低碳发展的理念。

3、完善不科学的能源制度设计。能源系统极为庞杂,涉及到自然资源、产业化、市场化、技术研发和监管等多领域的综合问题,正是其复杂程度凸显了科学立法之重要,其对制度设置的科学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应该从能源竞争制度、能源价格制度、能源激励机制的运行、能源规划与环境规划的不相协调等,都无不反映了能源法在制度设计及其具体安排方面的欠缺。

(二)发展清洁能源生产机制

由于清洁能源对环境友好,且一般为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也较低,因此成为了世界各国能源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务院决定到2020年将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同时也承诺中国将在202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3目前我国正面临着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将是未来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一步。

(三)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法是“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法律责任制度为发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要威慑和制裁违法行为,推动能源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就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追究责任机制,具体可以从责任主体、追究程序、责任范围、惩罚力度等方面进行完善。

(四)发展中国能源教育

在世界能源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除了为在能源消费和供应方面达到有效平衡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外,各国普遍开始重视能源教育的发展和推广,通过对公民能源知识的普及教育,促进市民的能源意识,培养公民社会责任感。例如,美国的“国家能源教育开发(NEED)”项目,英国的能源研究、教育及培训中心(CREATE),这些机构都在不断促进提高国家能源教育,以此从根源上改善能源环境。中国的能源教育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能源教育深入发展既缺乏立法保障,又缺乏平台支撑。目前中国虽然成立了专门的节能管理部门(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下设节能处),但是没有设置明确的能源教育推广职能。因此从国际能源教育发展经验出发,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将能源教育发展方式,形成系统的教材、辅导读物、实验指导、社区活动手册,并且指定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全国的能源教育推广;尽快成立中国能源教育研究中心,进行国际能源教育经验的研究和中国能源教育现状的调查,尽快构建中国自己的能源教育课程体系、推广体系和评估体系。

(五)加强国际能源合作

中国既应争做能源法律制度变革的先驱者,也要在国际能源法律制度构建中谋求一定的地位。这不只需要建立一套全面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内能源法律体系,更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法制的构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必由之路之一,我们应当转变观念,积极开发国际能源市场,重视国际能源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晓夏.《2013:雾霾给改革的启示》载《能源经济网》,2014年01月:54—55

[2]甄春阳,赵成武,朱文姝.《从京津冀雾霾天气浅议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紧迫性》载《中国科技信息》,2014年第7期:45—46

作者简介

师慧,女,汉族,甘肃金昌人,1989年9月生,现为西北民族大学2013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自然资源法。

注释

①参见黄素逸、龙妍:《能源经济学》,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②参见刘珵等:《通过〈BP世界能源统计2008〉解读中国能源状况》,《应用能源技术》2009第2期,第2页。

③参见《中国水电装机总量突破2亿kW,稳居世界第一》,《西北水电》2010年第4期,第63页。

作者: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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