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博弈税收管理论文

[摘要]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于税收管理中，并对税收征管造成不利影响，如降低税收效率、扭曲税制以及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减少税收管理中信息不对称的矫正机制。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寻租博弈税收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寻租博弈税收管理论文 篇1：

基于会计信息监管特性的会计监管政策分析

摘要：建立和完善会计监管政策有其复杂的制约因素，本文从会计信息及监管政策的特性入手，分析了会计监管政策不完善的若干表现形式，以期为改进我国现有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会计监管政策研究存在问题

一、会计监管政策指导思想定位不准确

正确的监管理论指导能保证制定出的监管政策是顺应正确的经济运行方向。但在我国的会计监管实践中，政府在制定会计监管政策时，大多是干预会计市场的运行状态，政府制定并推出会计市场监管政策未必都是恰当的。根据制度非中性观点，在转轨过程中由于部门等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存在制度“偏袒”，保护某一集团的现象。因此，在缺乏有力监管机制的情况下，政府会制定并推出一些有利于偏袒某部分市场利益主体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从而制造新的矛盾。如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的“会计委派制”制度(政府向国有企业委派会计人员，其实质是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直接监管国有企业财务和经营)及政府对民间审计的价格管制制度(由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和物价部门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制订)等。这些措施的推出是对会计市场运行的不恰当干预，并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会计委派制”的不良后果是增加了政府的监管成本，造成政府直接监管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同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宗旨、“政企分开”及两权分离的原则发生了冲突；民间审计的价格管制制度导致民间审计的稀缺或供给过剩。实践证明，政府监管政策可以有效修补会计市场失灵，适当的监管政策有助于改善会计市场，进而消除或减轻会计市场失灵。反之会加剧会计市场失灵进而降低会计市场的效率，甚至破坏整个会计市场。会计监管政策的指导思想制约着会计市场的定位、发展方向及会计人员的行为规范。我国会计监管政策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以法制、规范、自律为方针，通过规范求得会计市场的发展。因此，在制定会计市场监管政策时，应将监管政策能否促进资本市场公平和富有效率，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作为考虑的依据。

二、会计监管政策的核心不突出

(一)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规则不完整 构建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是由于会计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会计市场逆向选择后，无法区分好坏会计信息披露的直接后果是资源的不良配置，即逆向选择的产生是根源于缺乏区分高低品质所需要的会计信息，解决途径只能是要求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因此，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必须采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目前，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上，我国已经颁布的信息披露法规有《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披露》等。但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中对重大事件的规定不够明确和完整，商业秘密和必须披露的会计信息的界限不够明确，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相关的会计准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等。

(二)会计信息披露范围格式规定不详细 我国现行的会计信息披露过分倚重于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而对于一些与投资者决策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如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监管信息、背景信息、责任信息等没有做出详细规定。因此，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中，应规定各种与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如进一步扩大会计信息范围，加强会计政策信息有效性和时效性的规定；制定统一的会计信息披露格式，实现会计信息披露格式的规范和简约，防止会计信息披露主体利用不规范的信息披露格式對真实会计信息进行篡改，以增加会计信息的理解性、公开性和准确性。

(三)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滞后 在现有的制度下，季报与中报、年报在披露时间上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为了防止由于会计信息披露的滞后影响到信息披露的质量，应通过会计制度修订和完善，缩短年报、中报的披露时间，给季度报告留出时间。

(四)违反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行为处罚不严厉 会计监管机构对违反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行为处罚不具体，惩罚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致使会计信息虚假泛滥，社会公众对披露的会计信息普遍持怀疑态度。规定明确而严厉的处罚措施，对编制违法、违规财务报告的行为惩罚做具体规定，建立和完善会计信息不实披露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将赔偿机制置于会计监管体系的框架之中，有利于会计执法者对违规行为进行监管和查处。因此，应合理设计有效的违规制裁成本，一方面，若制裁成本设置过小，对会计行为不能起到警戒作用；另一方面，若监管者对制裁成本无从规范，可能使会计行为无法做到“规则遵循”。

三、会计监管政策缺乏系统性

(一)会计监管政策制定主体不统一 由于不同领域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主体不同，使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部门只注重本领域的立法工作，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配合，这样势必增加了会计法规之间的不协调性，使实施的会计规范监管会计市场并不统一。

(二)会计监管的职责界定不明确 由于会计监管政策并非对会计监管职责作出明确的界定，或在某类会计监管对象上指定过多的监管主体，造成大量的监管盲点、重复监管和监管冲突，甚至出现对有利监管对象的争夺和对交叉责任推委行为的现象。

(三)会计监管政策的处罚规定不一致 会计监管政策在规范市场时规定不一致。如在会计人员处罚数额尺度的确认上，《会计法》、《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税收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都做了规定，但是对法律责任界定的条款和具体解释都比较模糊，对同一违法行为其处罚数额各异。如对“提供或编制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的违法行为，《会计法》规定对违法责任人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公司法》规定对违法责任者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法》规定对违法责任者(发行人)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保险法》规定对违法责任者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商业银行法》规定，有非法所得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对违法责任者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对违法责任者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税收管理法》规定，偷税数额不满1万元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不到10％的，处以偷税数额5倍以下的罚款。再如对“在法定的会计账册以外另设会计账册或私设会计账簿的”违法行为，《会计法》规定对单位并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公司法》规定对公司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保险法》规定对单位处以1万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税收管理法》规定对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会计监管政策协调机制不健全 会计监管政策相互协调是指监管政策的行为标准和规范应相互适应、相互支持和相互配合，以共同约束和引导会计行为活动向着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目标得以实现的方向进行，如果相互抵触，会计行为将无所适从，会计

信息真实性将无法实现。因此，确定协调依据，对会计监管政策之间相互不协调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监管政策条文进行协调修改，以避免会计监管政策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

四、会计监管政策会产生寻租行为

公共选择派认为，寻租是指为了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会计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寻租过程往往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定会计监管政策的过程也是一个寻租的过程。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类型的会计监管政策，被监管主体都会相应采取对策，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行为实际上扭曲了原有政策导向和效果。政府监管俘虏理论认为，作为一种规律，监管的设计和运行基本上是以被监管行业的利益而展开的。由于会计监管政策是市场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会计监管政策影响了会计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分配，因而市场主体各方为了自身利益乐于去游说会计监管机构和准则制定机构，以影响会计政策的制定，以便能制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如美国财务委员会(FASB)曾出台了一些规定，对安然的一些财务方法，如未将期权奖励从利润中扣除，滥用特殊目的实体(简称SPES)转移坏账等进行限制，但这些规定大多被国会推翻。

前SEC主席列维(A.Levitt，Tr.)曾试图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客户提供管理咨询等非审计服务，以防止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因利益关系而勾结。但此举遭到国会的反对，议员们甚至以缩减SEC的预算拨款相威胁。在制定会计政策过程中产生的寻租行为，使寻租人可以获得一些好处，如安然在成功实施了一系列的“俘虏”战略以后，在直接物质收益方面获得的税收优惠累计超过2．54亿美元。但寻租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如安然的破产，给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造成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导致了安达信的破产，并使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等多家金融财团几千万至十几亿美元的贷款无法收回，更严重的是，安然案重创了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而这些都是“公众利益”的巨大损失。虽然我国会计监管政策制定机构的产生和授权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但我国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会有与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效用取向。因此，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会计监管政策，不断赋予制定者新的权力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制定者的监管也同样重要。可以从完善政府监管机制、司法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

五、缺乏会计监管政策的目标评价体系

由于缺乏一套成熟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的目标评价体系，所以无法判断会计监管政策的优劣，从而无法评价会计监管政策的实效。在实施会计监管有利于规范会计市场的认识下，过多的权力阶层必然会干预会计市场，这不仅无助于会计市场的改善，而且还可能加剧会计市场失灵，甚至导致整个会计市场失效，这是因为政府本身也有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问题，政府行为也可能负外部效应。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监管政策能否促进资本市场有效配置功能是反映监管政策恰当与否的重要标准，当一项监管政策无法起到规范资本市场作用时，此项监管政策就必定是不恰当的。监管政策是否促进了会计资本市场的公平也是考察的另一个方面，公平性要求信息需求者有平等地获取相关信息的机会，如果某项监管政策最终会损害会计市场的公平程度，对此项会计政策是否需要实施就应重新考虑。因此，评价会计监管政策的恰当与否，都必须以能否更好地促进资本市场公平和富有效率为标准，凡有损于资本市场的效率和公平的会计监管政策，就应该给予改进。

六、会计监管政策制定的应循程序缺乏透明度原则

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相反的利益要求，结果会引起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冲突，于是要求会计政策制定者对各利益关系者的要求进行权衡和协调，以能基本上代表各种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会计政策不仅是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博弈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不同利益的需求者之间的博弈结果。这一结果不是经过一次博弈就能完成的，而要经过多次反复博弈；这一结果也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会随博弈各方力量对比的变动而变动。可见，会计监管机构在推出某些监管政策之前，有必要组织充分的讨论和评价，以确定这些监管政策是否符合资本市场公平和效率目标，在现阶段推行是否有必要，如有必要，应该怎样在成本最小化原则指导下循序渐进地来执行。以美国会计准则制定为例，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定会计准则的全部应循程序中始终贯彻一个重要原则，即透明度原则。没有透明度就不能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法则，就不可能确保会计准则的质量。因而美国对准则的讨论和投票都对外公开，经过多次公开听证再考虑发布准则意见稿。综观我国会计政策制定过程的应循程序，在准则制定的应循程序上缺乏透明度原则，导致我国推出的某些会计政策显现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如《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因目标趋向不同，致使他们之间存在不少相互冲突的条款，使得会计人员在处理会计业务时无所适从，造成效率损失。同时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不能及时发现准则中缺陷以及准则制定中的真空地带。从会计监管政策变迁方式看，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会计监管政策不具有内生性，政策规则不是经过公共选择达成的“共识”。这样一来，会计监管政策有可能难以满足会计主体的需要，产生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剩，即有效会计监管政策供给不足，表现为市场经济急需的会计法规跟不上，使会计行為监管主体无法可依；或是市场主体不需要的会计法规供给过多，使会计行为监管主体无所适从。由于背离了各自体制所要求的内在逻辑，导致大量的会计违规与政府行为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会计监管政策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体现了会计市场中参与者各方的利益和意志，即会计监管政策是会计监管制度安排的结果。对于会计市场可能发生的失灵，应该做进一步的权衡，如沃尔夫而言：不是要在完美的市场与不完美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也不是要在不完美的市场和完美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不完美市场与不完美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是在不完美的程度与类型之间、在失灵的程度与类型之间进行选择。要建立一个符合理想模型的监管政策，就必须有一个恰当的会计监管制度。因此，必须结合我国的会计实践，在推动会计监管制度演进的同时，逐步地改进我国现有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

作者：程安林　梁芬莲

寻租博弈税收管理论文 篇2：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税收管理分析

[摘要]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于税收管理中，并对税收征管造成不利影响，如降低税收效率、扭曲税制以及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减少税收管理中信息不对称的矫正机制。

[关键词]税收管理；信息不对称；矫正机制

[文献标识码]A

一、信息不对称在税收管理中的表现

(一)政府与税收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政府与税收机关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政府是委托人，税收机关是代理人，税收机关根据政府的授权进行税收的征收管理。它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税收机关对于税收征管的过程和结果以及自身管理活动等信息的掌握要远远超过政府。如对于税源的分布、税收收入的增长或下降趋势、纳税人的经营和纳税状况、税收执法情况等信息，税收机关都比政府更清楚。尽管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经济统计和分析大体上掌握税收收入情况，通过审计、监察等手段了解税收机关的执法情况，但更多的信息还是由税收机关来报告的，税收机关具有税收征管上的信息优势。

(二)税收机关内部的信息不对称

在税收机关内部，可分为各级税收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税收机关与税务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国税局与地税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三个方面。

1．各级税收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下级机关对其自身的征税情况的信息远比上级机关掌握得充分，下级机关有可能利用信息优势获利。这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可以说普遍存在于所有类似的上下级机构之间。

2．税收机关与税务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税务人员对自身工作情况、工作能力的知识和信息超过税收机关。由于税务人员是实际执行税收征管各项具体操作的人，税收机关难以掌握税务人员工作的具体情况，税务人员拥有信息优势。

3．国税与地税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是税收机关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种特殊表现，存在于实行分税制的国家，国税与地税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两者都只掌握自身所管辖的税种和纳税人的信息，各自具有对自身管理情况的信息优势。

(三)税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1．纳税人纳税情況的信息不对称。税收机关对纳税人的纳税信息的掌握，是通过纳税人的申报表和税收机关事后的检查以及其他一些信息渠道获得。但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及某些私人信息存在的必然性，税收机关不可能完全掌握纳税人的所有真实纳税信息。在纳税人的纳税情况上，纳税人远比税收机关了解自己的经济活动，也知道自己应交纳的税收，纳税人具有信息优势。

2．税法规定的信息不对称。征纳行为发生的前提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都需要充分了解和掌握税法规定，否则就可能出现违反税法的征税和纳税行为。一般来说，税收机关存在着信息优势，其原因是：一方面税收机关作为税法的参与制定者和解释者，必然比纳税人更了解税法各项规定。另一方面，国家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税法公开披露机制，使得纳税人，特别是一些小规模的企业纳税人和自然人纳税人更难以了解和掌握税法的纳税规则。

二、信息不对称对税收管理工作的不利影响

(一)降低税收效率，增加纳税成本和征税成本

由于信息不对称，税务部门不得不设置多个环节来掌握纳税人的情况，这样不仅增加了纳税成本，也增大了征税成本。以一般纳税人办税为例，要经过税务登记、一般纳税人认定、发票发售、纳税申报、计算机稽核、一般纳税人年审、接受税务检查等环节，这么多的环节必然使纳税人的成本增加。另外，这些环节中都要有一批税务干部的存在，以核实税务信息的真实性，有时还需配备现代的办公设备，这样一来，征税成本也不可能不高。

(二)扭曲税制

由于税收信息不对称，在实践中不得不取消一些本来很好的税种，比如出口货物根据国际惯例，应该实行零税率，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得不降低退税率，造成征退税率不一致，违背了原来的设想，又不符合竞争的需要。

(三)导致纳税人的“逆向选择”

税收机关由于受客观条件(如技术和装备)和主观条件(个人素质、技能等)的限制无法掌握纳税人真实完备的信息，就可能发生漏征或未能发现纳税人违法的现象，此时纳税人违反税法的成本极少甚至为零，而收益却较大，这会进一步激励纳税人隐匿有关的纳税信息甚至向税收机关提供虚假信息，以获取更大利益，形成恶性循环。这对守法经营、依法纳税的纳税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一方面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会受到损害，更严重的是他们自身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也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来牟取利益，纳税人的“逆向选择”由此产生。

(四)引发税务征管人员的“道德风险”

从税收征管行为看，税务征管人员作为代理人具体履行着对个人或企业征税的职能，他们了解国家各项税收制度，面对的是广大的纳税人，因而掌握着较多的税收信息。税收管理机构是委托人，对税务征管人员和税收收入进行管理，但无法准确了解税务人员的效用函数和行为选择。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也就容易产生“道德风险”，这主要表现为两类行为：一是偷懒，即税务征管人员所付出的(正)努力小于其获得的报酬：二是机会主义，即税务征管人员付出的努力是为了增加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换言之，税务征管人员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来逃避监督，从而使其行为发生扭曲，追求自身(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最大的目标。

三、税收管理信息不对称的矫正机制

(一)纳税人问题的解决

1．提高税收机关的信息获取能力。对于税收机关掌握信息不足、不准的问题，可以通过设立信息中心，建立税收信息管理系统来提高信息收集、分析、处理能力，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要拓宽信息获取渠道。税收机关不仅要通过纳税人的申报资料、税务检查收集信息，还可以通过税收机关之间通报以及群众等外部的举报等形式多渠道地获取纳税人资料信息，应该建立起与相关经济部门的税务信息情报网络。

2．建立科学的稽查机制。税务稽查是最直接地解决税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手段。税收机关通过对纳税人相关纳税资料的检查，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税收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税收机关受到征税成本的制约，不可能对所有的纳税人进行检查，因此就需要合理选择稽查范围，运用科学的稽查技术手段，增

大纳税人偷逃税的風险。

3．制定促使纳税人正确申报纳税的相关机制。一是要有惩罚制度。在检查出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后，必须给予其适当的处罚。实践证明，加大处罚力度是降低偷逃税的有效办法，能够产生一种威慑作用，使纳税人真实地申报。二是实施声誉机制。所谓声誉机制就是指利用纳税人对其外部声誉的关注来制约纳税人。税收机关可以实行纳税信用等级制度，一方面将信用等级低的纳税人偷逃、欠税的情况向社会公布；另一方面对信用等级高的纳税人在税收政策和征收手续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

4．提高纳税人获取税收信息的能力。对于纳税人不了解税法的这种信息劣势，同样需要消除。为此，税收机关应该建立良好的信息发布制度，加大税法的宣传力度，加强对纳税人的辅导和教育，为纳税人提供各种优质服务，使纳税人能了解税法，掌握税法，正确纳税。此外，税务代理制度对于解决纳税人不了解税法的问题，可以发挥作用。税务代理机构可以在纳税人和税收机关之间形成一种沟通信息的桥梁，它替代纳税人来处理纳税事务，并形成与税收机关之间关于税法信息的对称。

(二)税收机关及税务人员问题的解决

1．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不适当的工资制度(低工资)是引起官僚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税务征管人员发现他们的经济收入低于其他行业职工，就有可能不认真履行征税职责，甚至与纳税人一起进行税收串谋。这就存在一个以多高的工资水平诱使代理人廉洁征税问题。如果税务代理人的本职工资为X，离开政府部门后的市场工资是XO，滥用职权获得寻租收入r(K)，其中K为代理人的权利大小，腐败查出概率和惩罚分别为p和C。按照激励相容约束，代理人不腐败寻租时的收入须不小于腐败寻租时的收入，即X≥p(XO-C)+(1-p)[X+r(K)]，可见，在XO、C和p给定时，代理人的权利越大从而r越高，其合法工资亦应越高，否则容易出现寻租行为。因此，在加强监督提高概率(p)、加大反腐惩罚(C)的同时，适当提高税务代理人的相对工资，或根据税收业绩酌情给予奖励，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激励机制。

2．加大惩罚力度。我国对税务征管人员违规的惩罚力度明显偏弱。《税收征管法》对此只有一些原则性规定，对税务征管人员究竟有多大约束力，还值得探讨。由于违规成本小，理性的税务征管人员就有偏离征管职责、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为此，需要建立切实可行的税收执法责任制度和执法督察制度，明确征管人员职责，同时建立合理有效的惩罚机制，加大惩罚力度，强化税收征管。

(三)政府税收立法要贯彻确定性原则，减少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税法的不确定性会掩盖税务征管人员或纳税人的不法行为，增加不可察性，导致监督成本加大。我国税法的不确定性，往往表现为税基和处罚额度不是一个确定的数，而是一个区间，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成为税法的漏洞，使税务征管人员获得一种特殊的权力，从而为其“抽租”提供了方便。因此，完善税收法规，减少税法的不确定性，使得税收规则不确定性降低甚至消失，从而削弱税务征管人员手中的权力，使其不能违规。另一方面，如果纳税人对自己纳税的权利和义务都十分清楚，可以减少由于税法模糊引起的征纳纠纷，同时对于税务征管人员也是一种逆向约束。

[作者简介]李里(1979-)，女，湖南岳阳人，广西财经学院会计系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理论与财务管理。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林秀香．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如何做好税收征管[J]．税务研究，2005，(3)：78-79．

[3]刘大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管理问题[J]．经济与管理，2002，(10)：12-13．

[4]肖刚．信息不对称规则的税收运用[J]．税务与经济，2002，(5)：7-10.

[责任编辑：覃　合]

作者：李　里

寻租博弈税收管理论文 篇3：

财政公平与利益公平分配

[摘　要]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日益突出，政府必须加强对利益分配的重视，尤其需要通过财政手段来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政府通过财政公平调节利益分配，首要的问题是扩展财政公平的内涵，从仅重视财政收入公平到同时注重财政支出和财政预算公平　同时要把这三者的公平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联系起来，通过财政的公平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甚至社会公平的建立

[关键词]财政公平；财政预算公平；财政支出公平；利益公平分配

目前，学术界对财政收入公平的探讨已经很深入，但对财政支出公平以及财政预算公平的探讨却很少。由于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与财政收入有特殊的关系，因而财政支出公平、财政预算公平与财政收入公平也是密切相关的。要想深入理解财政公平、了解财政公平的规范范围、财政公平对社会公平的实践作用，必须在考虑财政收入公平的同时考虑财政预算公平和财政支出公平，从全面、整体的角度去考量财政公平。同时，学术界对收入分配公平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但这只是对流量公平的探讨，缺乏对存量也即财富公平的分析。目前社会公平的关注点不仅聚焦在流量公平上，也开始逐步聚焦在存量公平上了，这也促使我们必须同时关注流量公平和存量公平。对于流量和存量，可以用利益这一概念对其进行涵盖。那么，相应的，流量公平和存量公平也就可以用利益公平来表示。当前对财政收入公平与收入分配公平之间关系的探讨已经很深入，但没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探讨财政公平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也没有很深入地探讨财政公平与财富公平的关系，即财政公平与利益公平的关系。由于财政公平不仅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公平，也涉及到财富公平，因而加强财政公平与利益公平关系的探讨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财政公平的内涵

财政支出公平是指财政在支出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种合理性和应得性，主要包括财政支出结构的公平，财政支出受益对象的公平，政府采购对象的公平，上下级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政府与财政支出部门之间的公平。财政支出结构公平是指把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政府采购这四种支出的规模和范围限定在一个合理的界限。财政支出受益对象的公平是指身处社会上的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得到合理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能够使人们有尊严地生活。财政采购对象的公平是指政府机关在采购过程中要提高透明度，采取采购信息的公开化，使每一个政府采购供应商能够公平地竞争。如果说财政支出结构公平、财政支出受益对象的公平和财政采购对象的公平涉及到的是财政内部主体与财政外部客体之间的关系，那么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公平和政府与财政支出部门之间的公平涉及到的则是财政主体内部之间的权利和利益的公平合理划分及在财政主体内部之间实现事权和财权的匹配统一。

当前往往把财政预算表述为某一年度的财政收支计划。实际上财政预算涉及各个预算参与者进行博弈，这就涉及到博弈规则和博弈结果的公平。由于财政预算涉及到的是利益分配的计划，对以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公平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各方参与者都在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为了调整各方参与者之间的这种纷争，必须确定一种公平的规则，保证各方参与者的声音能够被合理地表达、各方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地协商、各方的合理利益能够得到实现。

财政收入公平主要是税收公平，当然也包括了国债收入中的公平问题等：为了表述方便，假定税收是政府收入的唯来源，那么财政收入公平也就主要是税收的公平。税收的公平主要包括税收的立法公平、税收的执法公平和税收的司法公平。税收的立法公平要考虑税负的合理化，即所谓的税制公平。当然也包括税收立法过程中立法主体和立法客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和立法规则的有效性。税收的执法公平主要是指征收过程中的公平，税收司法公平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对税务案件的公平处理。税收执法公平和司法公平可以统称为税收管理公平。

二、建立比较完善的财政公平体系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

在总体范围上扩展了财政公平的内涵以后，必须把财政公平应用于对社会公平的促进上。由于财政主要涉及的是利益的问题，那么财政公平的问题也就转化为如何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

(一)建立公平的财政支出体制，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

1.建立公平的财政支付转移体制，促进上下级政府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央政府往往占有很大的财政收入，但却履行很少的事权。而地方政府正好相反，他们往往事权较大，而财政收入较少，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分配的不均，为了调节这种不均衡，必须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税收收入也不同，造成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不均，这也同样需要中央政府加大对贫困落后地区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为此要逐步建立以因素法为基础的一般补偿机制，通过综合考虑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等因素，科学界定中央对地方的一般补偿，使政府间的税收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台理。

2.建立公平的财政支出结构，使公民和企业享有公平的权利和利益分享。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可以分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政府采购。由于财政收入的定量性，加大方面的支出必然会减少另一方面的支出，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公平的财政支出结构，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实现最大化和最大的公平性。这种公平的财政结构要求能够保障人民和国家的基本安全，能够基本维持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转，能够提升经济的发展速度，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社会性支出主要涉及到的是社会保障支出和公共教育支出，这两方面的支出对于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都有很好的保障作用，能够减少收入差距，实现人们之间的公平。政府采购对象主要是企业，政府采购过程中必须保证各个被采购企业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实现企业主体之间的公平，从而保障他们的利益。

(二)建立公平的财政预算体系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

财政预算涉及到众多的参与主体，他们之间经常有相互冲突的动机和目标。在正常的情况下，立法机构、政府、利益集团以及个人均会在预算中进行博弈，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必须保证各方参与者之间的公平地位、公平的利益表达、公平的规则。这就必须加强财政预算的法制化进程，使财政预算的法律性加强，形成一定的强制性和公平性。财政预算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要保证财政预算的公平，必须要加强财政预算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使参与的主体能够平等享有信息。在财政预算中，政府部门是最主要的机构，由于政府部门本身需要利益，而自己又掌握着财政支出预算权，因而政府部门往往会首先通过财政预算为自己的寻租提供最初的依据。这就需要立法机关也即财政预算的审批、监督

和控制机关通过法律程序最大化地减少政府的寻租机会。

在财政预算中，还有两个重要的参与者，即社会公众和利益集团。社会公众在财政预算中处于弱势地位，往往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在我国由于立法机关是人民代表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社会公众在财政预算中的弱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而利益集团会通过自己的优势地位，形成对财政预算的不公平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形势下，利益集团还比较少，但已逐渐成型，这就需要政府的合理引导，使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利益。

(三)实现财政收八的公平，促进利益的公平分配

1.建立公平的税收立法机制。建立公平的税收立法机制主要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税收立法权划分的公平原则。一般而言，现代的国家制度下是立法机关实行立法权，行政机关履行执法权，司法机关实行司法权。但随着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行政管理机构开始逐步享有一定的立法权。这也就涉及到了如何正确划分立法权，如何划分税收立法权。由于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行政机关只是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才能行使立法权，因此对于立法权首要的是保证最高权力机关立法的首位权，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由于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人文教育等的不同，地方也应该享有一定的地方税收立法权，这样就能够保证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中央立法机构与地方的公平关系。

2.确保税制公平，促进税管公平。税制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手段，税制的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原则上：一是税收的受益原则，这要求纳税人应根据其从公共服务中得到的利益纳税。二是税收的能力原则，即要求纳税人按照他们的支付能力纳税，他们的纳税数量要与他们的支付能力成正比。税管公平主要涉及到的是税收执法的公平，作为税收的执行主体，税收管理部门要严格执法，对纳税人实行公平、平等的待遇，减少税收执法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综上，财政的公平涉及到方方面面，财政的公平也对利益的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在现实中，必须把财政支出、财政预算、财政收入纳入到统一的视野中，以公平为导向，以利益的合理分配为目标，从而通过财政的公平促进利益分配的公平，更进～步促进社会的公平。

[参考文献]

[1]程瑜政府预算契约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许善大。中国税权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

[3]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刘朋华 郑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