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标准化管理论文

人物名片李茂年——济南华联集团董事长、总裁先后被授予“全国商业服务业十佳经营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商业服务业改革开放30周年卓越人物”“改革开放30年济南市优秀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山东商业十大功勋人物”“中国商业改革开放40周年卓越人物”等荣誉称号。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税收标准化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税收标准化管理论文 篇1：

浅谈危化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作为危化企业，应该在狠抓生产的同时，不忘有关的安全生产管理，使得企业在提高效益的同时，降低生产风险，减 少生产事故发生的频率。但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思想认识、基础条件等方面的影响，一些危化品企业在安全生产标准化工 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滞后了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进程，这就需要针对出现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提升危化企业基础 设施的同时，建立对标的长效机制，健全企业的安全制度，完善企业内部的安全管理。

关键词：安全标准化；有效策略；诚信管理

1 危化企业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的作用和意义

1.1是实现危化企业主体责任

危化企业要做到以人为本，其前提是尊重员工的生命，而保障

员工的生产安全是企业的主体责任。此外，国家相关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规定，企业要做到安全生产，并自觉承担生产过程中相应的责 任。企业做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不仅负起了对员工的责任，也遵循 了国家的法律法规。

1.2是危化企业降低安全事故发生、规范安全生产工作的必要

危化企业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可以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的损失。危化企业安全生产规范之 后，企业的各个生产环节也能够做到同步规范，并能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1.3 是政府对危化企业实施安全生产分类指导和分级监管的有

效依据

实行安全生产标准化，是对危化企业进行一次安全生产建设考 评，通过考评可以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的安全等级，这样政府便能清 楚地了解到危化企业安全生产的真实状况及所在地区的安全生产情 况，为政府部门分类指导、分级监管提供了依据。

2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2.1对安全标准化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方向不明

部分企业负责人未能理解开展安全标准化的意义，企业被动、

勉强地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仅把取得安全标准化达标证书作为唯 一目的，而忽视了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整体安全管理水平。也有企 业认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与 ISO18000 区别不大，只要通过了 ISO18000，就不用搞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生产标准化是根据不同 行业的特点所制定的不同的标准化规范，对企业的基础安全管理、 作业条件、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提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要求，并以量化 记分的方式形成考评结果，从而判断是否达标。企业缺乏主动开展 标准化工作的积极性，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没有真正落实，是开 展安全标准化的最大难点，严重影响了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质量。一 些企业领导重视、承诺，但不参与标准化实际工作，提供资源（人 力、物力、财力等），但不充分，把安全标准化工视为安全管理部门 的事，与企业其他领导及其他部门关系不大。安全管理部门只有责 任，没有权限，职能，造成企业在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时出现职能 分工难落实、工作难推进，仅靠安全管理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 未体现全员参与原则。

部分企业对安全标准化建立主体的责任认识不清，把安全标准 化视为安全评价，将安全标准化工作全盘委托给评价咨询机构。部 分咨询机构提供咨询服务超越正常范围，替代企业编制全套的规章 制度、运行记录和台账，同时由于自身能力所限及与企业沟通不到 位，从而与企业客观实际存在较大差异，缺乏可操作性，使安全生 产标准化工作流于形式。有些安全標准化刚刚建立，尚未实际运行， 就匆忙申请考评，导致提供的运行记录完全脱离实际工作，在达标 后不能有效运行和保持。安全标准化建设基础薄弱，一些企业规模 小、效益差，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安全生产的有效投入有限，安 全管理人员配备不到位。部分小微企业没有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 员，职能部门设置不健全、不合理，虽然有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但主要精力不在安全管理工作上，同时由于受到专业知识及能力的 限制，企业的安全工作基本处于无序状态，仅仅是满足于应付管理 部门的检查。

2.2 对安全标准化规范理解不足、对作业现场安全标准化重视

不够

企业普遍缺乏对承包商与供应商等相关方的管理。尽管也重视 承包商的服务和质量，但没有系统的管理制度，未纳人安全标准化 的管理体系并对其进行资格、表现、续用等进行完整的考核、评价， 未建立承包商档案，未识别与承包商有关的风险。还有部分企业没 有真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责任不清晰、不恰当，考核不够 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只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形同虚设。开展安 全标准化工作时紧时松，难以按照安全标准化体系展开实际运行。

2.3培训不足、实施安全标准化投入不足

许多企业满足于取证培训，忽视内部培训，尤其是对员工的工

艺安全操作培训不足。结合自身特点的工艺安全操作培训既是安全 标准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安全生产、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 安全能力的重要基石。部分企业负责人认为，安全标准化是一项庞 大的工程，需投人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才可以开展，因此不愿意投人 资金进行隐患整改，有观望、得过且过的心理。由于企业自我约束 机制不健全，导致安 全标准化工作难于推行，甚至无法开展。

3 对策措施和提升途径

针对企业在安全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建议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标插化工作。 3.1加强政策引导和配套

政府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负责人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宣贯、监 督，提高企业领导安全意识，适当建立安全与经济效益的联系。例 如，在企业的保险费率、税收减免等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等级的企 业体现不同程度的优惠，调动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积极 性；对于生产设备陈旧、落后且没有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危 险化学品企业，加大监管力度，制定适当的惩罚措施。

3.2落实安全标准化培训

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是以企业为主体、由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

工作。对企业领导层安全意识的培训是首要工作，只有加强企业领 导的安全意识，改变安全观念，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实施做出决策， 加大资金的投人，才能确保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有效实施；要加 强中层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员、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人员的培训， 他们是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核心力量，只有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的 建设及具体要求有充分认识，才能真正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各项 要求；对全体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培训，使员工充分了解工 作要求，提高安全意识，熟练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3.3重视基础建设、重点落实现场管理

企业应立足自身特点，突出抓住制约本单位安全标准化工作的

主要矛盾，集中优势资源，有针对性地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确立 符合企业实际的安全方针和目标；完善制度、台账等基础管理资料， 注重可操作性，完善软件，提升硬件，落实整改措施，把安全标准 化涵盖到作业现场，强化风险、生产设施及工艺安全、作业安全的 管理和监督，不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结语

安全标准化工作是一个动态发展、持续改进的过程，每经过一

个循环，就需要制定新的目标和实施方案，同时调整相关要素的功 能，使原来的管理体系得到完善和提升，达到一个新的运行状态。

参考文献

[1]魏海荣.化工企业安全标准化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分

析[J].化工管理，2013，（16）.

[2]崔菊仙.危化品企业推行安全标准化工作探讨[J].化 工安全与环境，2011，（11）.

作者：马楠

税收标准化管理论文 篇2：

济南华联集团董事长、总裁李茂年

人物名片

李茂年——济南华联集团董事长、总裁

先后被授予“全国商业服务业十佳经营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商业服务业改革开放30周年卓越人物”“改革开放30年济南市优秀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山东商业十大功勋人物”“中国商业改革开放40周年卓越人物”等荣誉称号。

一直以来，济南华联集团这家崛起于西部老商埠、脱胎于传统老国企的本土商企，堪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济南商业零售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杆旗帜。李茂年作为济南华联集团的掌门人，30余年来，以其与时俱进的科学理念、不断创新的开拓思维和抓住机遇的敏锐眼光，带领着华联人，开拓创新，一次次书写商界传奇，不断引领集团公司事业突破提升、飞速发展。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作为济南本土商业的领军企业，耀眼的销售数据及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让李茂年荣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山东商业十大功勋人物”的荣誉称号，当之无愧。同时，在山东出台《民营经济发展35条》意见之时，本刊记者与李茂年进行了长时间对话，谈民营经济发展35条，谈标准化管理，谈新儒商文化，谈诚信建设，谈营商环境和企业家精神。

“减税降费为民营企业省下真金白银”

“民营经济发展的35条意见非常好，句句暖心。”记者在采访李茂年时，他用这句话表明了自己内心的最大感受。他特意将35条意见打印出来，关键问题全都用红笔标注。

李茂年说，“这段时间，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刘家义书记关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感觉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发展如此重视，特别是山东正值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时期，刘家义书记的讲话句句暖心。”

减税意味着把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利益留给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有了追加的能力，更能扩大生产。降费也同样如此，更多的费用减免意味着民营企业更有能力发展。“我也看到，《35条》的前两条特意提出了推进减税降费和降低用地成本等内容，这两条对民营企业来说真是太实用了。“李茂年强调，减税降费可为企业省下真金白银，才能促进企业打好创新发展的转型战。

在交谈过程中，李茂年提到明年1月1日起执行的社保入税政策将是对民营企业的一大考验。由于社保费用是企业人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保费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这个关键时期《民营经济35条》特别强调了减税降费问题，说明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关心和爱护。“我希望减税降费措施能够早日切实落实到位。”

在李茂年看来，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民企的表态有鼓励支持、打消疑虑、肯定贡献等各个方面，其内核是一脉相承的，而一句“自己人”更是用接地气的表达、日常化的口语向民营企业家们有力地传递了为民营经济正名、给民营企业纾困的信号和信心。

“自己人其实可以看作是自家人、一家人，一家人那就不说两家话。”李茂年认为，总书记的整个讲话没有官话、套话，直面当前民企遇到的核心问题，澄清舆论谣言误解，修复民营企业家整体信心，以朴素直白的话语阐明了民营经济与中国经济如同“自己人”一般的关系。

“做好自己，不惧怕‘外来狼’”

李茂年非常“保守”，在接受采访时，他反复提及这几句话：“宁可少赚钱，不去冒风险”、“不设硬性的开店指标，成熟一家开一家”。李茂年又富有创新精神：“华联能有今天，源于面对诱惑，始终坚持零售老本行，同时抓住机遇实施了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在1995年华联集团成立，当时华联商厦二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让其从一个面积只有6000平方米的百货店，摇身变成营业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综合性商场。如果仅是硬件的提升，不会有今日之华联，随之而来的品牌打造，如“商品以真取胜、价格以平取胜、服务以情取胜、环境以雅取胜、管理以严取胜”等，让华联诚信经营的金字招牌深入人心。

2000年前后，“外来商业巨头杀入，新型商业不断崛起，本土商业式微，济南商业竞争日趋白热化。”李茂年说，他们当时果断进军超市业态，让华联再上新台阶，成就了今日之辉煌，拥有22家门店。谁又能说如今的华联鲜超不是其再上新台阶的起点呢？

目前谈商业，电商网购总是避不开的话题。“电商发展，的确给很多人购物带来方便。”李茂年说，但所带来的问题，也得引起重视，比如电商偷漏税问题、部分商品假冒的问题，使实体商业与电商不是一种平等竞争关系，目前网上的一些假货，能以假乱真，已经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当下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税收秩序等。“人们购物不可能全部在网上，总有一部分需要到实地看看、试试，在实体店买。”

与此同时，李茂年认为，发展电商对物流配送提出很高要求，然而目前，“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始终困扰着行业发展，网购小件商品如果物流成本太高，势必会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谈电商，李茂年想起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当时业内惊呼“狼来了”，甚至国际知名咨询机构麦肯锡曾经预言：未来3至5年内，中国零售业的60%将由3至5家世界级零售巨头掌控，30%由国家级巨头控制，而区域性商业巨头所占的份额只有10%，当时预计大多数本土商业会被国外巨头击垮或吞并。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事实也进一步证明，济南的本土商业不但没有倒闭，反而日渐壮大，反观洋巨头，兴冲冲进入济南后，有不少因為水土不服而被迫撤出。所以，这则“狼来了”的寓言该有一个全新的改版：济南的本土商业并不是羊。

实际上，为了应对电商的冲击，济南华联已经找到了应对网购的新蓝海，这便

是社区。从2014年开始，他们便在济南广大社区选址，建立“华联鲜超”便利店，面积在200-500平方米之间，服务周边一公里以内的人群，强调便利性、贴近性。

“便利店的面积不用太大，服务周边群众，作为大型超市的有益补充，服务功能的延伸就可以。”李茂年介绍，与许多竞争者相比，华联集团有着独特的管理、配送、渠道等优势。截至目前，“华联鲜超”便利店数量已达近百家。为了保证品质，华联鲜超目前全部直营，不接受加盟。

在济南华联看来，未来的华联鲜超不仅仅是购物场所，它还应该融汇复合型功能，成为社区居民的社交场所，具有社会属性。

先做强，后做大，这是华联由小到大的发展战略之一。“我们不会为了追求数量而盲目开店，而是坚持‘成熟一家开一家’，‘质量第一，数量第二’的原则。”李茂年说，华联对风险的控制一直做的很好。多年来一直本着对企业和员工负责的态度，使得华联在决策上特别严谨与科学。

李茂年告诉记者，“超市大卖场将在升级自身内在环境的基础上，以济南舜耕店为标杆推出自己的’二代店”，二代店也 将于明年1月正式开业。”

“管理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李茂年常常一天收不到一个工作电话。作为拥有近百亿营收规模的华联集团掌舵人，很多同学都在问他个中缘由——

熟悉李茂年的人都知道，他所有工作处理都是通过一款标准化管理系统。李茂年常常说，管理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用科学的方法简单化。李茂年告诉记者，华联这些年的发展壮大，其实就是一个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理念，逐步取代传统落后的理念和手段的发展过程。

在华联集团发展过程中，有多个战略节点：1995年9月，华联商厦二期工程正式对外营业，实现了由中型企业到大型企业的过渡;2002年9月，嘉华购物广场和华联超市嘉华店对外营业，这是华联发展史上一个最大的转折点;2016年9月济南首家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嘉华停车楼投入使用……

而这一揽子决策离不开李茂年及其团队的管理决策力。作为集团掌门人，李茂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与探索。随着企业规模的越来越大，李茂年将“标准化管理”引入华联集团日常管理之中。

“一个没有标准化管理的企业，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做大的企业。”李茂年在其所著的《做人做事与管理哲学》中写道：这几年，我们的团队运作事情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顺畅，越来越有执行力，越来越节约时间，越来越有效，与推行标准化管理有着密切关系。

正是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科学的标准化管理，李茂年才能始终以前瞻性的眼光洞悉市场的迷雾，为集团规划出一步步行之有效的破局之道，使华联在中国商业这盘大棋中走得更好、更远。

“学习力是一个人、一个企业健康成长的基础”

一个现代化大型商业企业，必须是一个具有高素质的干部员工队伍的企业，必须有一个业务素质过硬的队伍，这样的企业才能永续、稳步、健康发展。一个优秀的团队必须“不断学习，与时俱进”，进而“不断创新，持续改进”，这是华联成功的一个法宝，也是华联的一股“正能量”。

李茂年的新書《做人做事与管理哲学》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了“学习力”。

学习力是一个人、一个企业健康成长的基础。学习力是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基础，而做人方面的学习力又是基础的基础。

记者注意到，该书书名的顺序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做事与管理哲学”，这就是“先做人，后做事“的道理。做人第一，聪明只能排在第二、第三位。该书2/3的篇幅谈如何做人，1/3的篇幅谈做事的同时也谈到怎么做人。

采访过程中，李茂年不只一次提到学习力的重要性，“学习力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习力，首先是我本人作为董事长的学习力，然后是团队的学习力，员工的学习力。学习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一篇大文章。因为智商再高的大脑也需要学习、实践、勤奋和付出。”李茂年强调学习力的重要性。

“真正悟透‘学习力‘三个字，照此到位地去做，再加上‘大事不糊涂’以及把握住法律、道德两个底线，即使你的智商、学历不高，你已经行走在成功的道路上……”这是李茂年在华联商学院储备干部研修班结业典礼上做的总结。

“新儒商=儒家+法家+创新”

采访中，李茂年讲得最多的就是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这为战略决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保证。

“嘉华文化广场可以说是我们新儒商文化的硬件载体。”李茂年说，这与嘉华购物广场西门前广场的十二生肖遥相呼应，都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不理解了，大凡消费场所，多与潮流时尚文化紧密结合，济南华联何以不同？

李茂年解释，他希望把济南华联打造成更有生命力、更长久的企业，选择孔子、孟洛川可谓意义深远。孔子儒家学说历经千年不衰，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根脉来源;孟洛川作为山东章丘人，则是传统儒商的代表人物，把儒家传统文化应用到商业实践中，既逐利又有“经世济民”的抱负，被誉为一代儒商楷模。

两尊塑像，孔子代表的是理念的根基，是源头，孟洛川则代表着行动的一面，是践行，恰好与济南华联23年来形成的新儒商文化高度切合，也彰显着济南华联在经营实践中的内在坚守。

李茂年谈起李嘉诚时说：“他（李嘉诚）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公司以西方经营模式来管理，我作为公司领导，对同事和经营的方针，都会渗入一点我们中国的人情味。”

在实践中，李茂年亦是如此，他总结的新儒商=儒家+法家+创新，其核心理念博采中西方文化之长，将儒家、法家、道家文化兼容并蓄，为我所用，形成了顺应企业发展规律，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新儒商文化。

“我始终相信，在中国文化中可以找到企业管理和文化的精髓。”李茂年说。

一提起文化，很多人总感觉“很虚”，不过在李茂年看来“很实”：“我们华联形成的新儒商文化，核心就是‘诚信’，践行‘厚道’，这是立人之本，也是立店之本，是华联处理与社会、顾客、合作伙伴，甚至企业内部关系的座右铭。”

1995年左右，假货横行，华联率先做出“保真”承诺，后来又提出价格诚信、服务诚信等，让消费者购物有尊严感，从而赢得了信赖，享用至今。“这就是华联的诚信文化。”

多年来，华联一直把“诚信”二字作为立店之本，更作为立人之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先做人，后做事”，提倡“把方便让给顾客，把问题留给自己”，把“为顾客服好务，让顾客满意”作为华联存在和发展的唯一理由。“人”和“事”的和谐统一，都是围绕两个字：诚信。但如果没有到位的管理和执行力，就谈不上诚信两个字的兑现落实。

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没有无缘无故的输，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赢。对于李茂年和济南华联来说，正确的战略、成功的文化、科学的管理是一个成功企业需要具备的最主要三大因素，唯有坚守这些，才能在时势变化中，稳扎稳打，屹立不倒。

税收标准化管理论文 篇3：

当代西方公共教育改革中的矛盾博弈

[摘要]在当代西方教育改革中，当市场逻辑作为一种新的力量介入一直由国家垄断的公共教育领域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使公共教育在追求公益性还是准市场性、公平还是效率、标准化管理还是多样化管理之间处于矛盾境地。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发展状况。

[关键词]公共教育；政府；市场；博弈

[作者简介]朱利霞，深圳市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学博士，广东　深圳　518101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自由市场制度实际上是和强大的威权主义政府相伴相随的，市场总是处在一种国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建制(organi-zational system)环境中，二者构成了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不过，在公共教育由国家垄断时期，公共教育是置身于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这一对矛盾体的博弈之外的。从西方各国的教育发展来看，教育由宗教性向世俗化过渡继而建立起公共教育制度之后，国家包办教育，承担教育职责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当然。二战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普遍推行，更使得教育成为一项由国家完全垄断的福利事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对现行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公共教育运行机制作了新的调整，这种调整包括两个方面：扩大学校自主权和允许家长择校。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这种调整明显具有准市场化的特征：学校自主权的扩大保证了公立学校之间、公私立学校之间的自由竞争，而家长择校则充分反映了消费者至上的市场价值。当市场逻辑被作为一种新的力量介入一直由国家垄断的公共教育领域后，对于国家究竟是对教育实行垄断还是同代表公众的其他集团一起共同管理的争论随之也开始了。比如：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机制应不应该进入体现福利最大化的公共教育领域?市场机制在进入公立学校以后会不会损害公众利益?追求竞争和效率会不会冲击教育机会均等?国家的教育权力应当使用到何种程度?等等。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的博弈，影响了人们对于公共教育的社会定位、目标定位、管理价值取向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看法。

一、公共教育的社会定位：公益性还是准市场性

对于公共教育的社会定位，实际上涉及对义务教育性质的认识，因为义务教育构成了公共教育的核心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义务教育在传统上是被当作纯公共产品来看待的，其组织和供给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因而毫无疑问地具有公益性的特征。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义务教育不是纯公共产品，除了公益性，还应具有准市场性的特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公共教育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即为社会公众或团体提供服务，实现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化，实现教育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功能。在这种历史的意义上，公益性的内涵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公众受益。一方面指一个社会的全体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政府有权采取措施，甚至是强制措施保证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第二，免费。既然受教育是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那么教育经费就应该由全社会负担，即通过税收进行筹集，从而保障每个公民不会因费用问题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第三，非营利性。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其大部分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公立学校不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教育的公益性是通过政府垄断公共教育，利用政府的强制机制来实现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公共教育的公益性社会定位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大多数人对此也深信不疑。在西方国家，教育免费的范围不断地扩大，从免收学费，到免费供应教科书以至其他学习用品，后来又扩大到免费供应午餐和免收交通费等。但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发展迟滞，这项福利政策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开始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市场。一些人提出，政府的失灵需要由市场来进行调节。由此，公共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开始受市场逻辑的冲击，其基本内容也不断地受到挑战和质疑。

争议之一：义务教育是否要收费的问题。从公共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项产品或服务是由政府出资还是由个人出资，是由该产品或服务的属性决定的。如果是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出资；是纯私人产品，应由个人出资；介乎二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则应由政府与个人共同出资。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应该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但也有人认为，实行义务教育既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助于个人日后的发展，因而应属准公共产品。义务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和个人共同出资，收取合理的费用是有道理的。弗里德曼就提出以下主张：取消一切免费制度，让用户按其所消费的服务的实际价格来付钱，但同时分配给最贫困者一些教育券使之得到某种价值的公共服务。亨利·勒帕日认为，试图通过国家力量来推动教育机会均等，以建立一个民主公正的社会的愿望，事实上已经落空了，社会正日趋迈向不公正。他充满自信地断言：“我们必须戳穿公立免费学校这一古老的共和派信条。国家在财政方面帮助穷人，使之得到与富人相同的机会，这种做法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并不足以证明免费是合理的；因为还有其它一些方法，它们的社会效率比免费制要高得多。监督教学内容和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该将它们同教育投资问题混淆起来。法国人必须知道，要最大限度接近机会均等的目标，免费制是最无效的制度。”

争议之二：公共教育的公益性是否只有通过政府经营才能实现。一般认为公共物品由于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非拥挤性，因而只能由政府提供和政府干预。例如，在经济思想史上，灯塔一直被认是具有正的外溢性和不可分性的典型公共物品，是不可能通过市场选择解决其供需平衡的。然而科斯(R.H.Coase)于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中的灯塔》，第一次以事实反驳了被普遍接受的私营灯塔无从收费或无利可图的观点，并进而指出通过适当的产权安排，市场运作同样可以解决灯塔这类公共物品的供求平衡与收费问题。它给人们的启示就是并非所有公共物品都必须由政府提供经营。公共教育的经营也是如此。换言之，即使义务教育免费，也不必采取政府垄断教育的形式。政府不应该直接投资教育，而应通过其他的形式，如发放教育券、资助或贷款的方式，使教育在自由市场状态下进行运营。

关于公益性与准市场性的争论，焦点最终聚集在由谁来经营教育更能确保教育的公益性上。对于那些认为教育准市场化会损害公共教育公益性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改革者提出，这种状况在教育券制度中根本就不存在，相反，在公立学校系统成为一个类似于市场的竞争环境以后，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平和更优的服务。

二、公共教育的目标定位：公平还是效率

教育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在20世纪初便开始显现，但在西方致力于普及教育、追求教育民主化的过程中二者的矛盾并不突出，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教育机会均等问题。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逻辑引入教育领域以后，教育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日渐凸显，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公平的内涵是缩小差距，达到利益和财富的平等分配；而效率则要求更充分地发挥个体作用，追求财富或满足的最大化。解决效率问题是市场逻辑的长处，而处理平等问题则必须有国家作用的介入。在这里，二者的矛盾突出表现为：国家是宁可牺牲个人的某些自由权利而保证社会的总体平等，还是宁愿让不平等现象存在，也要维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

公平问题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马克思说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则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是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20世纪早期的教育公平观认为，教育公平就是每个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二战以后，西方各国大都经历了民主化的社会思潮，教育被看作是促进社会公正、弥合阶级鸿沟的有力工具。因此，教育公平观得到了重新定义，它不仅是教育机会均等，而且还意味着教育结果的平等。正是基于这种教育公平观，美国总统约翰逊(L.Johnson)提出在城市、农村和教育三个方面向“贫穷开战”，在教育上为追求结果平等作出了种种努力；被称为“教育国会”的美国第88届国会，通过的《1964年民权法》等法案规定，禁止种族、肤色、国籍方面的教育歧视；第89届国会通过的《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案》使政府包揽了更多的教育责任，致使“1966年度预算增加了12.55亿美元”。然而，所以这些基于社会公正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对此批评道：“我们总是要求学校解决家庭或其它机构不愿意或不能够解决的一些个人、社会和政治问题。要知道，对大中小学的这些要求常常既要付出财政上的代价，也要付出教育上的代价。”在委员会看来，这种“教育上的代价”无疑是教育平庸。

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西方社会对教育公平和效率的看法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总体而言，人们虽还是关注教育机会均等，但却更偏重于自由选择和效率。一些人颇有微词地认为，教育中过分地苛求平等，以致忽视了不同学生在天赋上的差异，影响了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造成整个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下降，学生学术平庸。他们主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不能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换取公平。

效率原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机械、电器等工作时，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经济学中，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此来衡量人力、物力、财力是否已充分利用。因此，关注教育中的效率问题，就是重视教育中的投入产出率，研究教育如何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以及如何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用到社会改造中去。改革者认为，公共教育的发展经常是规模增大而效益减少，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教育与其他活动的区别，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安排：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还是由生产者说了算。而公共教育中恰恰是消费者没有发言权。由于没有竞争和学校倒闭的危机感，生产者对提高教育服务质量的兴趣不大。弗里德曼指出：“教师、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地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作为家长的利益和他们所教的孩子的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化和官僚化来增进的。尽管这与家长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因此，在他们看来，公共教育中每单位投入量的产出减少，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官僚主义的增长和权力日益集中引起的。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公共教育的规模要想扩大，就得提供为消费者所喜爱的质高价廉的教育服务，公立学校的质量也可以因此而提高。

在公平与效率二者之间作出抉择，往往都面临着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困境。不过孰轻孰重，大都与各国社会政治环境有关。二战后整个西方社会首要关注的是如何促进社会公正与平等，消弭阶级鸿沟，期间各种民权运动也此起彼伏。20世纪80年代后则转向关注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以及如何在激烈的世界经济和科技竞争中保持较高的地位。这种变化对公共教育的政策取向影响非常深刻。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为例，其中便经历了这么一个发展脉络，首先是考虑实现社会公正，其次是要有利于各种族之间的融合，最后是力争办学水平的优质。可以说，80年代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成为整个西方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教育公平则多多少少有些忽视了。对于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认为，既要肯定市场具有一定的位置，保护效率；又要对市场加以约束，以保持平等。在他看来，平等与效率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它们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协调和妥协关系，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先性。国家的作用就是在维持市场这一基本制度的同时，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来消除市场带来的不平等，以维护人们的基本权利。在公共教育改革中，对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权衡也是如此。

三、公共教育的管理价值取向：标准化还是多样化

标准化管理是一种现代大工业生产采用的管理模式，也称作福特主义(Fordist)。福特主义是建立在合理管理主义基础上的划一性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主义，其主要特征是：(1)大规模的生产；(2)标准化的产品；(3)垂直型的组织形式。福特主义既出现在私人部门，同样也出现在公共部门。从历史上看，公共机构提供大众服务和大规模提供标准化产品以及控制市场都可看作是一种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传统的公共教育管理也是一种典型的福特主义，它使得学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工厂，儿童一进入学校就被送上按序列排列的课程“传送带”，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定的知识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标准化管理的结果是产生了千篇一律的学校和毫无个性的现代人。标准化管理的组织运作方式通常是专家(技术官僚)发出指令，而工人只需要按指令执行即可。教育中的标准化管理也不例外。学校被看作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只有命令和服从关系，学校只是教育服务的传达工具。正如罗伯特·赖克描述的那样：“教师也像工厂工人一样，他们在传送带各个阶段上的相关决策权利很小。他们都被要求按照计划行事，那些计划是处于教育等级制度最高层的专家制定的，并通过委员、督学、助理督学和校长逐级传达下来。”

公共教育管理中一味追求规模效应，牺牲人的

多样发展和需求的做法在产生之初便遭到了诸多的批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更是认为学校管理应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标准化管理无视多元主义下伦理、宗教、文化与精神的多样性，无异于一种新的专制。当代人本主义思潮也认为，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技致使人处于被奴役、被异化的境地，教育必须走向个性化、多样化、人道化，并最终使人性获得解放，得以自由发展。由于标准化管理关注的是普遍的价值和整体的需求，无法实现与维护个体的利益，因而应该被多样化的管理所取代。

标准化管理不仅与个体的多样需求存在冲突，还与多元社会的民主决策存在一个相互协调问题。《学会生存》这份报告就警告说：“不要把教育的权力交给一个单独的、垂直的、有等级的机构，使这种机构组成社会中的一个独特团体。相反，所有集体、协会、工联、地方团体和中间组织都必须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由雅克·德洛尔担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也建议：实现教育权力的“非集中化”，吸收社会各有关方面，尤其学校参与决策是改进教育系统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些由中央政府决定的教育改革，既没有同各有关方面磋商，也没有对结果进行评估，因而“取得的结果极少达到人们期望的程度”。事实上，学校才是教育改革的“前线”，只有在具体的学校和教室里，教育问题才会凸显并得到有效解决。

当代西方公共教育管理中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从政府对教育管理的集权与分权的摇摆，到学校管理中的民主参与，到学校自治的要求，都是突破标准化管理的一种尝试。然而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存在着这么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维护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一方面又要保护与实现公民个人的利益和需求；一方面要使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充分体现公共性，一方面又要满足市民社会的教育自治需求。如何处理统一的管理模式与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是转型期教育必须审视和回答的问题。

对于公共教育社会定位、目标定位和管理价值取向的回答，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发展状况。弗里德曼在分析美国教育制度变革的社会背景时也提到，他并不肯定他的建议在一个世纪以前是否符合要求，但却是解决现时问题的办法，因为建议是基于这个时代背景而提出的。以市场为取向的西方公共教育改革，在实践形式上表现为市场对国家垄断教育的冲击和削弱。这样的一种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于公共教育传统理念和实践的认识，公共教育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新的界定。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朱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