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摘要：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学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分支学科也不断发展。档案学理论前设作为理论存在的先决条件，在形式上被分为“肉核”型和“范式”型，基在整体的理论体系中起到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界定理论的边界；第二，明确理论的地位；第三，决定理论的取向和研究芳法；第四，化解理论内部矛盾。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篇1：

新中国档案学研究70年回顾与展望

摘  要：在回顾新中国档案学研究70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启发意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专业的创办、档案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和壮大、档案学科体系的发展和逐步健全等成就标志着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新纪元。中国档案学70年的发展历程要求学科建设要重视档案学高等教育、档案学术共同体、档案学研究成果、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档案学术评论、档案学研究方法和档案学研究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档案学;学术评论;学科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下简称新中国），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也开启了新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的主要标志为：开办了新中国的档案学专业、组织和壮大了档案学的研究队伍、发展和逐步健全了档案学科体系。

1952年新中国在自己创立的第一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设立了档案学专业（其前身为专修科档案班和档案教研室），1956年6月国務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将档案学列为独立学科;至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由多门分支学科组成的现代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范围的同时，一支档案学研究队伍也逐步形成。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受“文革”及中国人民大学停办的影响档案学研究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 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各项事业都焕发出新的活力，档案学的研究也随之走向正轨。

新中国70年的历史，就是新中国档案学研究逐步健全发展的历史。在这70年中，档案学经历了此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告别了启蒙阶段、完成了开拓和建构、进入了新时代。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清理过往档案学理论和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了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之初，老一代档案学研究者对民国时期档案学理论进行了探讨和辨析，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符合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为其后的档案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围绕档案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队伍。从以档案学研究为党的事业的老一代档案学研究者到新时代熟悉多学科理论的档案学研究人员，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数十人到新时代的数以百计，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者在实践经验、理论积累、学风建设、国际视野、成果发布等方面有了巨大提升。

最后，以新中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为基础，发展充满活力的新中国档案学研究。新中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发展到现在的30余所高校30多个专业，新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涵盖了所有高等教育层次，新中国档案学的高等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体系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为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当然，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也会与其他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一样，存在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有待加强、与新中国档案工作实际的联系尚需紧密、档案学科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等。而克服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发展的过程。

温故而知新。新中国的档案学所走过的历程，不但成就了一门学科，还为包括档案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一些思考。

第一，加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高等教育。实际上，新中国档案学的研究是与新中国档案学的高等教育如影随形、难分彼此的。如上所述，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已有38所高等院校招收不同层次的档案专业学生，其中34所高校招收本科生，31所高校招收硕士生，9所高校招收博士生，遍布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范围的档案高等教育格局基本形成。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档案学专业所在一级学科进入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计划，湘潭大学和黑龙江大学档案专业所在一级学科进入省级创建一流学科计划，[2]新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为档案学的研究培育和储备了人才，为档案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积蓄了力量。档案学的高等教育不仅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支持，更为全中国的档案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员，成为各项工作取得成绩的可靠保证。

第二，加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术共同体。一门学科的建构与发展，与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密不可分，新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当然不能例外。一部新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历史，就是新中国档案学研究者的成长史。档案学术共同体是以学术认同为标志的档案学研究人员，他们并不一定是依附于一定的学术组织，但其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会引领他们为档案学研究而不懈努力。当然，作为一门管理学科，档案学在建构之初就确立了其研究对象和分支内容，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有所发展。然而，如果将档案学置于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版图中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一些相近学科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除了先天因素之外，更多的取决于档案学研究者后天的认识水平和努力程度，也就是笔者经常提及的档案学的尊严。[3]学术尊严是档案学研究者的心理状态和研究准则，是档案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档案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的动力。其研究主体持有何种观念和方法，档案学的理论就会呈现出何种状态。只有“有尊严”的学者，才可能存在“有尊严”的学科。

第三，加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960—2019年国内共出版档案学图书两万余种，[4]收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的档案学期刊包括《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档案管理》《浙江档案》《北京档案》《档案与建设》等七种，其中《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这些期刊共发表档案学术论文1万余篇。1996—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中档案类项目共计295项，其中重大项目25项，重点项目27项，一般项目166项，青年项目61项，西部项目11项，后期资助项目3项。[5]当然，重视档案学研究成果的培育，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发展，还必须有一个质量的提高。应该承认，从目前我国的档案学研究领域可以发现，研究者所关心的选题大多来自西方档案学者的想法。虽然这些想法在其产生的特定环境中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时过境迁，新中国档案学研究更应该关注新中国档案工作的实际状况，反映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成就。唯有如此，新中国的档案学才是“中国的”，只有“中国的档案学”才具有世界意义。

第四，加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是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加之近年来欧美思潮的影响，档案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内容体系都保留着其初始阶段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无论从新中国的历史还是目前的现实，新中国档案学都有着巨大的原创空间。笔者认为，新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档案事业体系、数量庞大的从业人员、历史悠久的档案资源，这些应该成为档案学研究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研究源泉。加强档案学研究的原创性重要途径，就是必须有大量有实践经验、把握档案学理论的研究者参与档案学的研究。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看，一些重要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成果都来自管理领域而非研究机构。新中国档案学的第一代研究者也来自实践领域的管理者。将新中国档案学研究的主体赋予有实践感悟的管理者，是保证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原创性的重要途径。而学科的原创性则是档案学研究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第五，加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档案学科体系是档案学研究所遵循的结构与骨架，也预示着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与以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区别，就是始终将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而非当作一些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处理。从新中国档案学的学科结构的演化过程看，首先产生以档案管理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档案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主要为“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过程”三大内容。随着管理活动的运动形式、层次和程度的发展，对其进行研究的学科也会出现一些“衍生”的形式。新中国档案学演化的“第二步”，就是在对“管理过程 （程序）的系统分析”的基本学科结构上“衍生”出“其他学科”。《档案文献编纂学》就是典型的“衍生学科”——以档案的一种开发、利用形式为依托，发展成为一门横跨历史文献学、编辑学和档案学的传播科学。当新中国档案学的学术群落充分发达时，在其基本学科结构中就会演化出一种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形式。这就是带有“学中之学”味道的《档案学概论》的产生。[6]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正是通过自身的理论、结构、功能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去验证和揭示科学规律的。

第六，加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术评论。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是因为档案学术评论的存在。作为一种档案学研究者根据一定的原则及标准，按照一定的方法与步骤，对档案学术研究领域中已经产生的档案学现象、档案学术研究成果、档案学术人物和思想以及档案法律法规等进行分析研究，发表客观评论，推荐或批评的学术研究活动，档案学术評论的“终极功能”在于对档案学研究成果的阐释与重构。所谓阐释，就是表达和叙述档案学研究成果中未被理解之意和未清楚表达之意，在档案学研究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沟通的渠道，让广大受众接受档案学及其成果。所谓重构，就是在充分阐释的基础上按照学科的发展脉络重新组织学科体系的过程。因此，在包括档案学研究在内学科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学术评论，该学科的发展只能处于相对不完备的阶段。笔者认为，包括档案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走过的这条道路既符合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又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性，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七，加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研究方法。科学发展史表明，学科的独立性是以科学方法的独立性为基础的。有无专门的科学方法和比较完整的方法体系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之一，每门成熟的学科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专门的科学方法。[7]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自创立开始，就在探寻并践行着符合新中国档案学研究特色的方法论体系。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又涵盖社会科学的通用方法，既有定性的研究又尝试定量的分析，既遵循“实践本体皈依”的原则又探讨形而上学的思辨路线。正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新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任何科学的研究方法都不可能独立于特定学科而孤立存在，离开了档案学的具体研究，任何所谓的研究方法都不过是“纸上谈兵”。为此，只有在档案学研究的实践中，在档案学研究的理论探讨里，才有可能产生符合新中国档案学研究理论特征和科学方法论体系的研究方法。而探讨档案学研究方法的路径本身具有更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八，加强新中国档案学研究，就必须重视档案学研究的外部环境。所谓外部环境，就是相对中心事物的条件与背景，是影响中心事物的重要因素。新中国的档案学是一门研究档案现象发展规律的科学，而科学的发展总是与其发展的环境如影随形。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社会文明还是科技进步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为包括新中国档案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新中国的档案学研究要接受来自技术革命的挑战，适应新载体、新技术、新流程对档案管理活动的全面升级与改造，使新中国档案学成为信息时代的同路人与引领者;另一方面，新中国档案学要从其他先进学科的发展中借鉴成功的因素，甚至从不同国度、族群、意见相左者那里吸取有建设性的营养，在交流中不断发展自己。重视外部环境，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吸取有益的成分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是新中国档案学研究不能回避和持续面对的挑战。只有适应外部环境，不断克服发展中的困难的学科，才是科学的希望。

新中国档案学研究70年的历史，是科学发展史中短暂的一个瞬间，而档案学研究的价值及其效益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评估。档案学研究的贡献，也许不在于让大家明辨档案的概念，而是人们遵循档案学研究所倡导的理念及其模式去面对科学发展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新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理想境界的道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新中国档案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新中国档案学研究一定会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拥有一个健康发展的光明未来！

参考文献：

[1]李财富.中国档案学史论[J].档案学通讯，2003（06）：45-48.

[2]冯惠玲.改革开放40年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J].档案学通讯，2018（06）：4-9.

[3]胡鸿杰.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J].档案学通讯，2009（05）：24-27.

[4]全國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档案学[EB/OL].http：//www.ucdrs.superlib.net/.

[5]宋晶晶.1996年-2016年档案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文献计量分析[J].档案管理，2017（02）：75-77.

[6]胡鸿杰.理念与模式——中国档案学论[J].档案学通讯，2003（06）：49-53.

[7]丁海斌.谈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体系与基本原则[J].北京档案，2019（03）：4-9.

（作者系莆田学院管理学院、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职业评价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稿日期：2019-08-20）

*本文转自党建网.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研究70年回顾与展望，并经作者加工整理。

作者：胡鸿杰

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篇2：

以档案学理论前设看其理论取向

摘 要：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档案学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分支学科也不断发展。档案学理论前设作为理论存在的先决条件，在形式上被分为“肉核”型和“范式”型，基在整体的理论体系中起到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界定理论的边界；第二，明确理论的地位；第三，决定理论的取向和研究芳法；第四，化解理论内部矛盾。

关键词：理论前设{档案学；价值相关；价值中立

理论前设即一种理论不可动摇的前提性假设，其作为理论存在的先决条件，在形式上被分为“内核”型和“范式”型。“内核”型理论前设以单一假设作为核心。其推论和方法论均是这一内核的扩散。“范式”型理论前设由托马斯。库恩提出，他认为理论前设是一系列理论假设及其间的关联，不同关联会引申出不同的推论及方法论，理论研究应整体的笼罩于其“范式”的氛围之下，总之，理论前设必须在整体的理论体系中起到如下的作用：第一，界定理论的边界；第二，明确理论的地位。第三，决定理论的取向和研究方法；第四，化解理论内部矛盾。

一、档案学理论前设——档案的双重构成

我们将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确认为档案学的前提性假设是以特殊过程为标准的，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将实践中的客观现象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完成对客观现象的抽象和概括；第二个阶段则让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这一抽象的规定在导致新的思维体系具体再现的时候便成为新的思维体系的逻辑起点。

档案是由文件实体集合与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两种物质构成的，它们是档案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两种实体物质，在其独立存在的状态下谁也不能单独地构成档案，档案是这两种物质实体有机整合和相互依存的结果。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是客观存在的档案现象，现象是我们通常感知的东西，只有通过现象加以认识并转化为概念才可能进入理性的范畴，成为档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因此，要使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成为档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就必须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进行抽象和概括，使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我们通过实证证明，在现实档案实践中，不但电子档案肯定是物质实体双重构成的形态，而且纸质档案也是具有物质实体双重结构的形态。档案物质实体双重构成现象抽象为关于档案物质实体结构的共性概念，作为一种规律提出来，使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成为档案学理论前设。

二、在理论前设下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界定。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档案学理论前设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需要。当档案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档案学各学科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档案学学科发展相对成熟时i对档案学学科进行总体意义上的反思和理论建构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档案学的发展呼唤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把档案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是对档案学学科整体性、全局性的理论进行总体性研究，是对档案学学科整体进行总体意义上的反思和理论建构，是对档案学学科自身理论研究的最高层面。档案学理论前设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整个档案学研究的基石，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对档案学全局性、整体性的理论进行总体性研究。对档案学的定位、学科建设、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等诸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档案学理论前设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有关档案学和档案事业最为基本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

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是静态的、凝固的、僵化的，而是历史的、动态的、演化的，是多层面的和丰富多彩的。档案学研究必须多角度多层面地、历史地、动态地考察和认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揭示每个历史阶段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档案学的价值及其意义，进而揭示档案学研究对象、价值、意义的演化过程及其原因。

(二)档案学的结构体系

完整的档案学学科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学科层面：这一层面的学科涵盖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学科，如档案学概论、档案术语学、比较档案学、档案史学等，还包括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学科，如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其次，交叉学科层面：档案学是实践性较强的综合性学科，其发展必然会同有关学科发生一定的交叉。对于交叉学科，首先要研究和理顺档案学和其交叉学科问及各学科内部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两类学科合理建构和不断完善，从而形成有机整体。档案交叉学科的形成说明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发展和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多角度认识，也反映了档案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希望通过这种认识来解释具有普遍性的档案现象、本质和规律，在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多维视野中把握档案这一事物。再次，各分支学科层面：档案学各门学科分支延伸，衍生分化，竞相问世。从它们具体的内容看又都有各自的特点。如，有关档案学理论研究部分的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属性，而有关档案缩微技术、保护技术等方面的分支学科则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的属性。对于各门分支学科，要用档案学学科整体发展的高水准来要求和建设，要深入研究各门学科领域内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结构和体系等内在关系，使其在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同时又有极大的开放性。

(三)学科功能

档案学的功能是档案学这门学科立足的基础，也是档案学能否受到社会重视的基础与关键，档案学功能发挥状况不仅决定档案学如何发展，甚至决定档案学能否生存。档案学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成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我们不仅要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档案学功能的涵义、特点、分类，而且要具体研究各类档案学的特定功能；不仅要研究各类档案学本身具有哪些潜在功能(可能功能)，而且还要研究把这些潜在功能(可能功能)转变为显在功能(现实功能)的途径与方法，即要研究如何把各类档案学的功能既充分又高效地发挥出来。

(四)研究方法论

要进行档案学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和采用有效的研究方法。为回答“如何进行档案学研究”这一重要问题，档案学基础理论不仅要研究档案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及其相互关系，而且要研究进行档案学研究的各种方法，探索在档案学研究方法论指导下有效运用档案学研究的效率和效果。

三、理论前设的衍生问题——价值取向

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是理论前设必然衍生结果。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科学观和现实主义的科学观。在第一种观点看来，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关照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种中立的、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真理似乎是有用的行动，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根据这种有用的行动来加以检验。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同样也存在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以真理为目标的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一)典型的价值相关的理论价值观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一般认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目标就是追求真理，揭示档案工作发展的规律；任何档案学理论研究不管从哪个角度或层次对档案工作发展规律进行揭示，都应当给予肯定，即使相对脱离档案工作实践的纯档案学理论研究也应在价值上予以肯定。这种理论价值观还认为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现实档案工作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解题过程，在档案学理论不断向真理接近的过程中，带来了解决现实档案工作实际问题的客观效果。档案学理论正是通过不断解决这些现实档案工作实际问题而一步一步地向真理靠近。以真理为目标的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助于推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全面持续地开展。

(二)典型的价值中立的理论价值观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理论界对理论的认同，必须以理论的实用性为核心。就科学的发展而言，学科的理论形态是否完善远不是最重要的。就研究者个人而言，他有多少论著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理论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是否实用。这种理论价值观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有利于克服脱离现实的弊端，树立起立足档案工作实际进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意识，引导档案学研究逐步实现“从发展战略研究走向政策研究”、“从教学需要型研究走向事业需要型研究”、“从注重议论和思辨的研究方法走向注重调查和论证的研究方法”的转变。

责任编辑　张颖超

作者：丁　梅

档案学研究发展论文 篇3：

从人文历史走向管理：档案学学科范式转型研究

摘 要：为了揭示我国档案学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发掘档案学研究在新世纪前15年的阶段性特征，本研究采用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两种研究方法，选取档案学权威期刊《档案学通讯》为样本，以5年为时间切片对2000年～2014年的载文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档案学研究从侧重历史档案的保护和开发向数字档案的开放利用转变，整个档案学科的研究范式也在由人文历史范式向管理范式转变。

关键词： 档案学研究范式；人文历史范式；管理学范式；词频分析；共词分析

1 研究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档案学，是以历史主义思维，在史料学的基本预设下展开的，而当代档案学则是侧重信息资源管理的思维，在管理学的基本预设下展开的。”[1]新旧范式的分野，在我国档案学学科制度建设上有明显的体现，即我国档案学教学单位的机构归属存在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档案学归属于“信息资源管理”或“信息管理”相关院系，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进行整合，属于管理学范式；二是档案学归属于历史学院或文学院等相关院系，和历史学、文学等进行整合，沿袭人文历史主义范式。这两种范式的研究视角也有很大的不同：管理范式强调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冲击和改造，构建以应用信息技术改造档案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档案学研究；人文历史范式则坚持档案资料的历史凭证价值，构建基于档案信息内容整理和史料整理为主要内容的档案学研究。

随着档案工作信息化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对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和知识生产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卢小宾对国外档案学研究热点分析发现，档案学研究倾向于应用性，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两类，一是档案材料的保护和修复，二是档案管理与文件管理。[2]这两类研究主题，都明显属于的技术驱动型的管理学范式主题。耿志杰对外国档案学研究主题的关联网络分析发现，“档案学与历史学颇有渊源，在档案信息化的潮流下，国外档案工作者并没有一味地追随潮流，仍然对‘历史’相关主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另外诸如‘古文研究材料’、‘文化遗产’等研究主题的度值也较大”。[3]

新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对国外档案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很多档案学研究人员形成一个大致的主观印象：随着传统档案工作的信息化不断推进，管理学范式的档案学研究日益强势，人文历史主义范式的档案学研究逐步式微。当代档案学的知识生产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现象。这种范式转换是否真实存在，或者我国档案学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一范式转型，正是本文要验证和讨论的核心问题。本研究意义在于提供经验资料展示档案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过程，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示信息技术对档案学研究的具体影响，以便更好展现档案学研究的未来趋势。

2 资料来源

《档案学通讯》（以后简称《通讯》）是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档案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央级权威学术期刊，是我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确定的档案学、档案事业类的首位核心期刊，是档案学界唯一一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堪称我国档案学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4]因此，《通讯》是一个管窥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的代表性窗口。基于此，本文以2000年～2014年《通讯》15年的发文为分析对象，采用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挖掘档案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从宏观角度总结档案学研究在这15年间的演变。数据来源选择CNKI总库，检索文献来源为“档案学通讯”，精确匹配，发表时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累计得到2608条记录，剔除通知等非研究性文献，共得到研究性文献2585篇，每年的发文量如图1所示。

由图可知，刊物的发文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线性下降趋势，R平方的值为0.383。在刊物每期印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发文量减少意味着单篇论文篇幅的上升。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定，每篇论文拥有更多的空间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论述，这也意味着论文的深度和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

3 研究方法和工具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分析方法是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并通过可视化软件展示分析结果。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词频的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5]在通常情况下，文章的关键词或主题词是文章核心内容以及作者学术观点、思想的高度概括；在某一领域一个时期的期刊发文中，某一关键词或者主题词反复高频出现，可以反映说明该关键词或主题词所表征的研究内容是研究热点。共词分析（Co-Word Analysis）是一种内容分析技术，主要是分析一对词两两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以此为基础对这些词进行分层聚类，揭示出这些词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分析它们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6]

本文主要使用刘启元开发的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 for Informetrics，SATI）对题录数据进行提取，采用Excel、Nodexl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展示。为了体现出《通讯》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本文将15年的数据分为三个5年度的切片，分别对2000年～2004年、2005年～2009年、2010年～2014年三个切片的文献外部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揭示15年来《通讯》的研究内容演变过程，以此管窥中国档案学研究在新世纪头15年发展历程。

4 基于词频分析的档案学研究热点演变

使用Sati的关键词提取统计输出功能，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将《通讯》2000年～2014年载文中出现的关键词进行提取，统计结果见表1。表1数据显示，三个时间段中，2000年～2004年的关键词数量和总词频数远远高于后两个时间段，2005年～2014年10年间的关键词数量和词频总体保持比较稳定的态势。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2000年～2004年档案学界对关键词的理解和界定不够成熟，关键词标引不准确所致；同时，也有可能是由于这5年是处在学科范式转型的突进期，多元研究范式并发活跃所致。

图2～4展示了15年间关键词的词频分布特征。由图可知，关键词的词频分布符合幂律分布，而且R平方的值都在0.8以上。2010年～2014年的R平方值达到0.9以上，这体现了《通讯》载文的关键标引越来越趋于成熟、稳定，也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档案学研究的内部一致性越来越高，新的学科范式可能正在形成。

表2以5年为时间段，分别列出三个时间段中词频排名前20的高频关键词。由于时间段不同，其绝对出现词频不具有可比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关键词排序位置的改变，考察档案学研究关注焦点的细微变化。分析近15年的高频关键词不难发现，这些关键词基本上都属于管理学范式的档案学研究。“档案工作”“档案信息”“档案利用”“档案管理”“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等主题在三个时间段重复出现，一直保持着持续的研究热度，这些研究主题是档案学领域近15年的重点。但是，一部分关键词的排序位置有明显的升降波动。比如“档案工作”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而“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等关键词的位置明显持续上升。有些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退出了人们的视线焦点，如在2000年～2004年时段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馆”等；也有些主题的重要性开始被学者们关注。如2005年～2009年时段“电子政务”成为热点，这与政府上网工程的不断发展紧密相连（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在之后的时段淡出了热点区域；2010年～2014年时段“社会记忆”“档案文化”等主题成为档案学界关注的焦点；2005年～2009年时段出现的“档案开放”问题，在2010年～2014年时段演变成“公共档案馆”这一主题。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和发展，有理由相信档案信息开放、公开将继续成为档案学者研究的重点。

总体看来，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以纸质为主要载体的档案工作产生了重大冲击和改造，电子文件、数字档案馆的建设等基于信息技术驱动的管理学范式的档案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学知识生产的主流。档案信息化建设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而可以认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相关主题仍将是档案学界今后或者很长的一个时期的研究热点。

5 基于共词分析的档案学研究热点演变

为了在类的层次上展现档案学研究的主题集中与分散程度，本文采用共词分析揭示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系，以便进一步揭示档案学研究主题的内在关联性和学科领域的中观结构。和词频分析的思路保持一致，根据图2～4三个时间段关键词的幂律分布，2000年～2004年的分布拐点是20，因此在共词分析时本文选择词频在25次以上的88个关键词构建88×88的共词矩阵；同理，得到2005年～2009年出现频次在6次以上的73个关键词构建73×73的共词矩阵，2010年～2014年出现频次在5次以上的81个关键词构建57×57的共词矩阵。由于档案学者在使用关键词时有一些不规范的现象，本文采用人工方式对关键词进行了清理，去除没有检索意义的关键词：“中国”“研究”“档案”“信息” “对策”“管理”“服务”“保护”“建设”“问题”“策略”“特点”“模式”“进馆”“中国档案”“学术研究”“理论与实践”；合并了一些关键词：将“档案数字化”和“数字化”合并为“数字化”，“档案专业”和“档案学专业”合并为“档案学专业”。经过清洗后，2000年～2004年时段保留了78个关键词，比原始矩阵少了10个关键词；2005年～2009年时段保留了56个关键词，比原始矩阵少了17个关键词；2010年～2014年时段保留了53个关键词，比原始矩阵少了4个关键词。由此可见，在2010年之前，档案学者给论文赋予关键词时不够规范，在2010年之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用Nodexl软件导入共词矩阵，采用Wakita-Tsurumi算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三个时间段的聚类图见图5～7所示。图中节点的大小由该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大小决定，中心度越大表明和该节点链接其他节点的书目越多；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由两个节点之间的共现次数决定，共现次数越多，连线越粗。从整体聚类效果来看，2000年～2004年时段的高频关键词形成9个类簇，2005年～2009年时段、2010年～2014年时段都只形成7个类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档案学的研究重点逐渐趋于集中，学科研究范式趋于稳定。

类簇G1三个时间段的变化趋势显示：由单纯的档案教育和简单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逐渐转向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背景的档案文化和社会记忆研究；类簇G2三个时间段的变化趋势显示：由研究基础的档案馆自身进行档案信息开发利用转向研究通过建设数字档案馆、档案网站等网络手段进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类簇G3三个时间段的变化趋势显示：由过去档案行政管理体制下的档案管理研究转向去行政化的档案理论与实践研究；类簇G4三个时间段的变化趋势显示：由档案信息管理转向档案知识管理和信息安全管理；类簇G5三个时间段的变化趋势显示：由档案职业工作研究转向档案教育工作和文化事业研究；类簇G6三个时间段的变化趋势显示：由侧重科技档案管理研究转向较为广泛的档案文化服务研究；类簇G7三个时间段的变化趋势显示：由侧重以历史档案为对象的档案保护研究转向以数字档案为对象的档案开放和安全研究。

总体看来，在国家文化事业建设、互联网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档案学研究对象正在从传统的纸质档案向现代的电子档案转变，研究内容正在从以保护和管理为主向开发和服务转变，研究范畴也在从侧重历史档案的保护和开发向数字档案的开放和利用转变，整个档案学科的研究范式也在由人文历史主义范式向信息管理范式转变。

6 结语

通过对《通讯》15年的载文进行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发现，管理学范式的档案学研究已经居于档案学研究的指导地位；虽然社会记忆、档案文化等研究主题属于人文历史范式的档案学研究，但是从整体上看该范式的研究居于学科研究的边缘地位。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是一种常用的有效揭示学科研究主题的结构和发展动向的研究方法，在各个学科中都有所使用，[7]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却以损失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信息为代价，[8]因此其分析结果不可能与所有情况完全吻合。除此之外，本文只采用了《通讯》一种期刊作为数据来源，样本空间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待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丁华东，李珍.范式转换：档案学学术分期的新视点[J].浙江档案，2008（7）：14～17.

[2]卢小宾，高欢.基于Web of Science的档案学研究热点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5（3）：35～38.

[3]耿志杰，颜祥林，王婷婷.国外档案学研究主题的关联网络分析——基于LISA数据库[J].档案学通讯， 2012（1）：68～72.

[4]王云庆，徐芳.从作者分析看我国档案学研究队伍的状况——基于2001-2010年《档案学通讯》论文的统计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1（4）：19.

[5]马费成，张勤.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J].情报学报，2006，25（2）：163～165.

[6]张红春，卓越.国内社会保障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热点主题——基于文献计量学共词分析的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2011（8）：111～121.

[7]梁立明，谢彩霞.词频分析法用于我国纳米科技研究动向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3，21（2）：138～142.

[8]万昊，谭宗颖，鲁晶晶，等.2001-2014年引文分析领域发展演化综述[J].图书情报工作，2015，59（6）：120～136.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15-10-08）

作者：占春莲 刘宇 杨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