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本质研究论文

2022-04-17

大家都知道，档案的属性有一般属性与本质属性的区别。在我国档案界的传统认识是将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的本质的属性。近些年来，档案界中又有人提出了全新的观点。现笔者综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的述评。一、原始记录性吴宝康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明确指出，“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或说原始的历史记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档案本质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档案本质研究论文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本质属性研究综述

摘要：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档案界关于档案本质属性问题的研究状况，尝试对这一时期撰文著述的学术观点按照对原始记录性的承认和继承、与原始记录性比较接近的观点以及对原始记录性质疑并提出新观点这样的顺序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仍是我国档案学界的共识性问题”等结论，以期能给我国档案本质属性研究带来一些启示。

关键词：档案；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综述

“档案本质属性”是档案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区别档案与其他事物本质的基点。什么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如何科学阐释和全面解答这个问题，关乎我们对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理解。桑毓域教授指出：“探讨档案本质属性最为重要的意义，就是试图准确把握档案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1]该论述，将档案本质属性的研究意义定位于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与界定上，从理论层面更加说明档案本质属性研究的重要性。

1 “档案本质属性”研究相关文献统计

通过CNKI检索，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档案本质属性研究的期刊论文共计55篇。涉及1990年到2010年这一时间区域（1990年～1995年8篇，1996年～2000年10篇，2001年～2005年22篇，2006年至今计11篇，其余4篇年份不详）。从时间分布来看，我国档案本质属性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处于预热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处于研究高潮阶段，近几年，研究热度有所降低。

这些论文中，对原始记录性观点表示“赞同”与“认可”的共计29篇，约占53﹪；与原始记录性观点较为接近的观点论述共计5篇，约占9﹪；对“原始记录性”提出质疑并提出新观点的有19篇，约占34﹪。另有2篇关于档案本质属性研究综述性论文，约占4﹪。

2 “原始记录性”观点的承认与继承

“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长期占据我国档案本质属性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冯惠玲等主编的《档案学概论》将原始记录性阐述为“档案本质上是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换句话说，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特性”。[2]将档案的本质属性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和概括，把档案的本质属性定位于“原始记录性”。

方舟先生指出：“档案原始记录性的真实内涵应该是除了档案所记载的方式和记载的内容表现为原始记录以外，要加释档案所含的固有的有机联系这种表现，档案所含的有机联系也是原始的。”[3]此加释丰富了原始记录性的内涵，档案固有的有机联系深化了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本质属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韩宝华教授认为，档案本质属性与档案定义密切相关。他认为：“档案是直接记录作为社会成员的组织和个人自身社会实践及思维活动信息的载体。”[4]他指出：“档案所具有的直接记录自身活动信息载体的特点，规定着档案是与记录活动过程共时态生成的，共时态生成性是档案能够作为历史记录或原始记录的内在依据。”[5]这直接论证了他提出的“档案以其记录的形式特征、记录的内容特征、记录的载体特征及其三方面的统一，规定了档案具有原始记录性的本质属性”论断。

黄霄羽老师提出“档案的本质属性必须是原始性与记录性的统一”观点。她认为，寒江先生提出的“档案的绝对原始性与相对原始性构成了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性’”这一观点存在理论缺陷，并提出：“档案是特定的形成者当时当事直接产生的原始文件的转化物，具有很强的原始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档案又是反映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物，也具有很强的记录性。”[6]这里，主要指出了寒江先生论述的理论缺陷在于割裂了原始性与记录性这一档案本质属性的基本内涵。十几年后，黄夏基先生撰文认为，原始记录性的理解，需要把握原始性、记录性以及历史性三个关键性因素，忽视历史性将出现理论上的漏洞：“如果没有历史性，档案将很难发挥它的凭证价值”，“如果没有历史性，档案和文件将很难区分，因为档案和文件都具有原始记录的共同属性”。[7]

桑毓域教授从分析“事物的本质属性”、“档案定义与档案本质的相互影响”、“档案与文件的关系”等角度出发，给出如何评价档案的原始记录性的理论思路，在理论铺垫的基础上，提出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本质属性的前提与科学性。另外，桑教授还撰文“如何认识原始记录性——关于档案本质属性的探讨”，更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本质属性的科学理论意义。

另外，甄桂英先生、卫奕博士、张仕君先生等相继撰文，支持和认可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以上著述，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丰富了我们对于原始记录性以及档案本质属性内涵的认识，也巩固了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本质属性的理论学术地位。

3 “原始记录性”相近观点的提出

与原始记录性相近的一些观点被一些学者相继提出，并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和诠释。这些观点与原始记录性有哪些联系和区别呢？

寒江先生认为：“档案绝对原始性与档案相对原始性构成了档案的本质属性。”原件或者原稿具有的原始性称为绝对原始性，相对原始性则是相对于某个时空的复制件所具有的。

郭东升先生提出：“直接历史记录事后有用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他指出：“我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其直接历史记录事后有用性。直接历史记录性把档案和资料区分开来，其事后有用性把档案和当事记录物区别开来。档案实质是直接历史记录性与事后有用性的统一。”[8]该观点基于“档案是原始记录物的转化物”观点展开论述，与原始记录性有一定的概念交叉，但是，基于的档案定义不同，也必然产生档案本质属性观的差异。

孙学政先生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为“作为历史记录保存的价值性”。他从档案定义出发，指出：“两者都强调档案是历史记录，直接形成的记录才有价值，有价值的记录才可能具有保存价值，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才能最终成为档案。”[9]他的观点承认了历史记录的价值性，跟原始记录性有着相通的地方。这提醒我们需要考虑档案价值在档案本质属性研究中的作用。

陈忠海教授对于档案的本质属性的理解，尝试从档案的逻辑起点出发来表述。陈教授认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应当界定为原始记录性材料内容的有用性”。[10]进而指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材料内容的有用性”。该观点是站在比档案更大的集合中来对档案本质属性进行界定的，认为“潜在的有用性”可以作为档案区别于其他与档案有联系的非档案材料之间的关系的属性。

以上这些观点，与“原始记录性”有着很多交叉或相近地方。在“原始记录性”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的同时，这些看似脱离原始记录性但仍与之紧密联系的新观点，也为“原始记录性”的理论发展起推动作用。

4 对原始记录性的质疑及新观点的提出

作为我国长期以来学界同仁的共识，“原始记录性”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受到一些学者质疑。

伍振华教授提出档案本质属性为“备以查考性”观点。他指出：“档案是从特定的形成过程和形式以及能满足特定的需要等意义上根本区别于其他文献。”[11]作者把档案的形成过程、作用及外表方面的特有属性进行综合，归结为档案的本质属性为“备以查考性”。随后，在对几个其他学者观点评析结论中，得出“正是以‘备以查考性’为标志的档案实践赋予了档案的社会属性，才使档案与其他文献区分开来”。[12]作者直接将档案本质属性与实践的观点及反映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对于备以查考性的内涵，作者指出：“备以查考性包括前提、动机和行为三个方面，作为证据或依据而具有保存价值，为了要实现这种价值和保存起来且形成了档案这类文献的外表特征。”[13]其理论特点表现在突出了档案的保存价值，同时，用“备”这个关键字，来反映和强调档案形成或保藏者的主观性特征。“备以查考性”观点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

李福君教授等提出了“具有历史联系逻辑排列的的文献结构”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学说。该观点从档案结构出发，用新的视角来审视档案，并提出了“档案所具有的‘结构’属性，它是档案、文件材料、图书、资料等相近事物都具有的一种属性，并且，在这一属性上，它们之间又存在着根本不同，档案在结构上表现出它所具有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只能来源于‘结构’”。[14]有学者对此观点产生质疑，认为档案的结构与其他任何事物的结构都是不同的，而不仅仅是与图书、资料等结构差异而即可认定为档案，将其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欠妥。但从结构的观点来审视档案也拓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

邹吉辉教授认为“历史再现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他认为：“所谓历史再现性，简言之，是指档案以真实的历史记忆来再现当时社会活动的原始面貌，它是由档案的真实性和直接再现性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区别于非档案的文献。”[15]作者基于档案与文件的区别点来分别定义两者的本质属性，“文件与档案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其形成目的、社会职能、利用主体、使用价值、生存时态等的差异，因此，它们之间既是血肉相连的承接关系，又是本质属性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原始记录性是文件的本质属性”，“档案作为保存社会活动真迹的记忆，……即以历史记忆的真实性来再现文件原始记录的真实性，并由此产生凭证、情报等价值”。[16]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档案的本质属性只能是“历史再现性”。

启森教授提出“归档与集中保存说”是档案的本质属性。他认为，归档和集中保存是档案本质属性的重要条件。指出：“构成档案的根本条件，就是归档保存。没有这一程序和条件，也就没有档案。这一转化使单个存在的文件集中并形成系列，使文件之间产生有机的联系而构成一个整体，全面反映历史的原貌。”[17]他认为，档案的归档保存是人类在整理人类历史记录实践活动中重要内容，是档案的本质属性。

王玉声先生认为，“三属性（档案的历史属性、实践属性、物质属性）交集说”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关于档案的历史属性，作者指出：“历史性或历史记录性是档案的重要属性，但非本质属性。”[18]关于实践属性，他认为：“档案的实践属性，乃是档案本质属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离开行为主体的意识作用，任何文件都不可能自动和集合，当然，也就不会形成档案。”[19]关于物质属性，其观点为：“档案是由拥有一定内部联系的含有特定信息的载体所组成的集合统一体。”[20]王玉声先生的“三属性交集说”是在总结了各个单独属性描述档案本质属性存在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了观点的集中和整合，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然而，这三个属性属于档案与其他事物所共有的多数属性，将其交集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来区别档案与其他事物，说服力不强。

王恩汉先生提出，档案本质属性为“可追溯性”。“可追溯性”解释为：“某一物质的记忆功能是‘记忆’赋予的，没有‘过程’的记忆是不存在的。……某种物质，经历了一种特殊的过程，记录了有价值的信息，会因此而获得一种新的物质属性。……这一属性，笔者称之为‘可追溯性’。”[21]作者对档案是人类的一种历史记忆进行了分析，认为档案是人类留下的可以再现的历史，而通过档案，人们可以了解历史上发生的活动。可追溯性将档案与历史再现结合起来，并与动态的过程性相联系，构成了记忆的可追溯及历史原貌的可再现。

此外，肖英先生的“内在的有机联系性”、毛惕凡先生的“凭证性作用”及傅荣校教授的“非现行性”等也较有创见性。不同的学术观点互相碰撞，学者们的互相评析和商榷，对于各个理论的认识和完善也具有一定的作用。这些观点的提出，代表了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对于档案本质属性的深层次挖掘和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认识，推动了我国对于档案定义、档案本质等理论基础性问题的研究进程。

5 总结

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档案本质属性问题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仍是我国档案学界的共识性问题；②“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生命力得到体现，并不断被学者论证；③不同的档案本质属性观点繁荣了我国档案本质属性理论研究，不仅反映了“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本质属性”在不同时代环境下存在的理论解释缺陷，也为巩固其理论地位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作者：马帅章桑毓域

档案本质研究论文篇2：

档案的本质属性研究简评

大家都知道，档案的属性有一般属性与本质属性的区别。在我国档案界的传统认识是将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的本质的属性。近些年来，档案界中又有人提出了全新的观点。现笔者综合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简要的述评。

一、原始记录性

吴宝康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明确指出，“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或说原始的历史记录。这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在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的过程中所显示的独有的特性，就是原始记录性”

应该说，这一认识是正确的。然而查启森同志却对这一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其一，如果原始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那么“原始记录就是原件，具体地说就是原稿。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档案就是原稿，一切非原稿以外的记录，因为不是原始记录，就不能算是档案了。而事实上在为数众多的档案中，不一定都是原稿，还包括根据原稿而形成的打印件”。其二，“原始记录，当包括文物和图书手稿，即文物和图书手稿，它们也具有原始记录性”，因而“原始记录性是三者的共性，而不是档案所特有的本质属性。

笔者认为，上述质疑是值得探讨的。其一，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原始记录性。对形成文件的机关来说，文件的原稿的确是原始记录，但文件的打印件也是原始记录。原稿是印制打印件的依据，打印件是机关处理事务的依据，两者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因此，打印件也属于原始记录则是无疑的。其二，不可否认，图书手稿是档案，有的文物也是档案，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虽然图书手稿也是印刷图书的依据，但图书产生的主要原因和直接目的是为了供众多的人去阅读。而档案则不然，“档案是人们处理事务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副产品，它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附带的产物，或者说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纯粹人为的结果。”当然，有的原始记录既是文物也是档案，“凡具有原始记录作用且含义明确的实物即可作为实物档案看待。”《档案法》第十二条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图书资料同时是档案的，可以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可见，同样是原始记录，并不影响我们对档案与图书、文物进行区分与管理。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那么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属性岂不完全相同？的确，由于“文件与档案记录的内容相同”、“文件与档案的物质形态相同”，因而“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属性相同。原始性和记录性的有机统一。是文件和档案的共同本质属性。”所以，文件与档案从本质上来说则属于同一事物。但是，有人据此认为，既然文件与档案本质属性相同，那么“文件与档案属于同一概念”。其实，这是对文件与档案关系所作的错误理解。文件与档案之所以属于同一事物，是由于两者的载体与内容完全相同，这就决定了两者的本质属性相同。但同一事物在根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次要性质可以发生变而恰恰是这种变化使得同一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所以说，文件与档案是同一事物，但并不是同一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件与档案是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的两个名称，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性

查启森同志对原始记录性提出质疑，并进而认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性”，“构成档案的根本条件，是归档保存。归档保存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关键。没有这一程序，也就没有档案。这一认识似乎是正确的，因为档案保管机构保存下来的档案一般是经过归档这一程序的。但问题在于，归档并不是档案保管机构获此档案的唯一途径。文书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归档，相对于档案保管机构来说就是档案的接收。档案保管机構除了正常的接收之外，还有向社会征集和搜集档案这一补充手段。如果把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界定为档案的本质属性，那么未经归档保存的客观记录就不是档案。这无异于否定了档案保管机构的征集与搜集工作。若此，档案的收集工作岂不仅仅成了档案的接收工作？对此，张辑哲同志指出，“是否集中保存不能作为档案的必要属性看待。实际情况是，无论是否集中保存，档案就是档案，非档案就是非档案。因而将客观记录的归档保存性作为档案的本制裁属性显然是欠妥的。

三、信息性

随着信息这一概念被社会所接受，档案是一种信息的认识也被档案界所认同，于是刘建平同志便认为“档案的本质是信息”

当然，从信息角度看，档案所记录的内容无疑是信息。但是，图书、情报所记录的内容也是信息。可见，信息性是档案、图书、情报的共同属性，因而信息性只能是档案的一般属性。因为“档案学界一般都认为，档案是其原始内容和原始载体的统一体；档案信息仅指档案内容而不包含载体，也不强调内容的原始性，……根据信息论的描述，信息不是物质，只是信息的存贮、传递必须借助于物质载体，而且这种载体纯粹是为了信息的存贮、传递服务，没有其他特定的要求，比如‘原始性’的要求”。张辑哲同志也指出，“由于信息这一概念外延极大，因此仅仅认为档案具有信息性或说档案本质上（主要指其内容）是信息是远远不够的。对档案信息的认识仅仅停止于这一水平是极为肤浅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应该说，档案虽然是一种信息，但档案这一种信息除了具有信息的一般属性如何扩充性、可压缩性、可替代性、可传输性、可扩散性、可分享性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种未经加工处理的原生性静态信息。因为信息可分为社会信息和自然信息，从记录方式来看，社会信息又有记录性信息和非记录性信息之分，而记录性社会信息还有原生信息和派生信息之别，档案、文件则原生的社会信息，而图书、情报则属于派生的社会信息。因此，泛泛地称档案的本质是信息是不确切的。

四、非现行性

综上所述，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其他几种对档案本质属性的认识，或有失偏颇，或有所欠缺，都存在着不足。

（作者单位：双辽市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

作者：林琳

档案本质研究论文篇3：

档案本质属性探析

摘要：历史确定性既符合档案本质属性的质的规定性，又符合认识论的规定，因此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是较为合理的。而且，历史确定性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不仅可以解释当前档案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又可以为档案学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提供清晰的认识图景，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本质属性；档案；历史确定性；信息

1 “本质属性”的范畴规定与哲学透视

1.1 本质属性的范畴规定。唯物辩证法认为本质属性是“决定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属性。本质属性在事物的各种属性中居于支配的、决定性的地位。”[1]也即是说，本质属性“是某个或某类事物所特有的，决定该事物的本质，使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它自己的最低限度，并把这种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这种最低限度所包含的性质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它是事物本质的规定性”。[2]研究事物本质属性的目的在于找到其之所以成为自己、并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最低限度”，这个“最低限度”是该事物所特有的，其他事物没有。

1.2 对本质属性的两种哲学认识。对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哲学中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克里普克认为，名字的承担者，即个体连同其本质属性在一切可能世界中均保持同一。同一性一经确认，也就永远确定，事物的本质与非本质有截然的区分，本质是唯一的、必然的、绝对的。[3]

而在关系实在论看来，事物（作为关系者）及其本质是由特定的关系来定义的，关系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对应于对象及其本质属性的改变。因此，“定义”中所描述的那些“本质属性”，就不可能是完全脱离特定关系和条件的绝对属性，也不可能是完全与人存在及其把握方式无关的、所谓纯粹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必然属性。相反，由于事物同周围环境联系方式的多样性，由于人的实践和认识方式的多样性，因此，人们通过不同的“定义”来揭示出事物不同的“本质属性”总是可能的。[4]

不难看出，关系实在论关于本质属性的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要求，“认识过程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客观物质进程及其规律，客观物质进程向前发展了，认识过程也必须随之推进”。[5]

2 档案本质属性之我见——历史确定性

2.1 历史确定性的内涵界定。“历史”一词的内涵较为宽泛，一般的认识是：与“现实”相对，泛指已经过去的事实、经历和记载等。张贵华认为：“档案定义中的‘历史’应为广义的历史，即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所以历史具有抽象性、广泛性和复杂性。”[6]由于档案相对于其所记载的内容所处的时间点而言属于已经过去，即现在的档案记载的是过去的事实和经历，那么，从内容和载体而言，档案乃是历史的产物。从档案的来源来讲，“历史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

“确定”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明确肯定，确实无疑，坚定、坚决。因为档案是第一手的材料，“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权威性与凭证性”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而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考察、认识历史时才需要用到它，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人们考察和认识上的不确定性，甚至确证历史。从档案的价值来讲，“确定性”是档案生存于世的根本之所在。

2.2 历史确定性符合档案本质属性的质的规定性。根据前述“本质属性”范畴的规定性可推知，档案的本质属性是档案区别于他物的内在的、本质的档案之所以成为档案的方面，“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7]档案的本质属性是一个关系范畴，学者们也大多是从档案与相关事物的对比中辨认档案的本质属性。纵观现有的学术成果，学者们探讨较为集中的、与档案关系较近且不易区分的事物主要有信息、文件、图书、资料、文物、文献、情报等七种。这七种事物与档案的关系又大致可划分为三种：从属关系——信息、文献；平行关系——图书、资料、情报、文物；转化关系——文件。

2.2.1 从属关系

2.2.1.1 档案与信息。档案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档案信息与信息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即档案信息属于信息，这种观点已被广为接受。

那么，档案与其他类型信息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迄今为止的社会现实表明：档案是一种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权威性与凭证性的原生信息资源。”[8]换言之，档案与其他类型信息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最真实性、最可靠性、最具权威性以及凭证性与原生性。申农将信息定义为“用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9]那么，档案就是信息中用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权威性与凭证性的原生信息资源”。而档案的内容又是“历史”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历史”提供凭证和依据。因此，“历史确定性”就将档案与其他非档案类信息区分开来。

2.2.1.2 档案与文献。文献是一个外延很宽泛的概念。“依内容性质和加工程度的不同，文献可分为四个级别：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其中，零次文献是指未经出版发行的文献，包括手稿、个人通信、原始记录等；一次文献是指首次出版的各种文献，也称原始文献，如期刊论文、科技报告、会议论文、专利说明书等。在档案界，这两类文献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原始文件（或档案）。至于二次文献（各种检索工具）和三次文献（各种编研成果），虽然也分别属于档案整理、检索和开发利用工作的内容，通常却不能称为文件（或档案）。”[10]

档案与文献并不是严格的从属关系，二者在外延上有大面积的交叉重合之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都属于文献。但是，可以称之为档案的零次文献、一次文献却占据着档案的主体。

知识性是文献的基本属性，文献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零次文献和一次文献等档案类文献作为原生性知识，其所记载的知识往往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人们将之保存，主要目的是在人们认识和查考某一特定的历史情况时提供依据和凭证，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从而提高认识的正确性，获得正确的知识，从而使其成为知识之源。而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则主要是基于获取知识和进行科学研究这一目的产生的，是对零次文献和一次文献的再加工。因此，“历史确定性”就将档案与其他非档案类文献区分开来。

2.2.2 平行关系

2.2.2.1 档案与图书。档案与图书在管理上虽有相同之处，但二者区别还是较为明显：图书是系统知识的结晶，在社会生活中功用主要是传播知识，陶冶人们的情操，而档案则是归档保存的、具有长远保存价值的文件，它的主要功用是为人们提供凭证和依据。

在现实生活中，档案与图书在外延上虽有交叉，即书稿也是档案，但是其区别也非常明显：书稿是作者写作过程的记录物，虽然其最终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图书，但是相对于图书而言，它却是作者写作行为和写作过程这一特定历史过程的反映和记录，它的存在不是传播知识，陶冶情操，而是在需要时为人们考察这一特定历史过程提供凭证和依据。

2.2.2.2 档案与资料。“资料是在各种实践活动中收集、交流或购入的书籍、报刊、图表、图片、调查统计资料、内部汇编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材料，它不具有依据作用和历史查考作用。资料的基本属性是知识性。”[11]资料是第二手的材料，它的来源比较广泛，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没有历史记录和凭证依据作用。也即是说，资料的主要作用在于为人们的现行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

而档案则不同。档案是历史最原始、最可靠的记录和反映，是第一手材料，档案的主要作用和最终价值在于为人们考察历史提供依据和凭证，从而最大限度地“证实”历史，减少今人对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

当然有些资料如历史文献资料带有多重性，可以称之为资料，也可以称之为档案，更可以称之为文物，这在现实生活中，是被人们所认可，被法律所承认并规定了相应变通处置措施的。但是不可否认，当它被赋予特定称呼并被相应处置时，它的主要功能就被相应固定下来。

2.2.2.3 档案与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文物的范畴，其中第四部分“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实际上就是档案。[12]

上文分析过，有些事物同时具有多重性，既可称之为档案，也可称之为文物，法理上和文理上都承认了这种存在，也就没有必要再将它们区分清楚。那么，除去这一种情况，剩余的四种类型的文物与档案的区别在哪儿呢？

“档案主要以视觉文字（包括书写文字、技术图纸、影片、录像、机读文件）、听觉文字（录音）、触觉文字（盲文）来记录历史事实，而文物则主要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文物、博物馆机构就是以其馆藏文物为人们展现‘具体化了的往昔生活’（《苏联博物馆学基础》），通过陈列使人们把历史现象与自己周围现实联系起来，把许多不可知的现实问题变为可以理解。”[13]可见档案与文物的主要区别还是在功用上。档案的价值在于提供利用发挥作用，而档案记录历史事实恰恰是为人们考察历史提供了最可靠、最原始的凭证和依据。而文物则主要面向的是现实，它是要通过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把许多不可知的现实问题变为可以理解”。

2.2.2.4 档案与情报。档案与情报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但从总体而言，其主要功能是有明显区别的。情报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等活动中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意识收集和传递的智慧信息，亦即情报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提供和传递相应的信息，这种传递和交流既有现实的信息也有历史的信息。而档案则不然，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人们考察历史提供依据和凭证，从而确证历史的真实性，它所提供的信息全部为历史的信息。

档案与图书、资料、文物、情报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档案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人们考察和认识历史提供依据和凭证，减少或消除认识的偏差和不确定性，甚至确证历史的真实性，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历史确定性”。

2.2.3 转化关系——档案与文件。档案与文件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而在实际工作中，由文件转化而来的档案占据着档案家族的主体。文件转化为档案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已办理完毕、具有查考利用价值和归档保存。

由此可见，档案与文件虽然联系紧密，但是区别亦明显：文件是社会管理活动的一种工具，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现行作用，而档案则是处于半现行期乃至休眠期的保存备查的“历史文件”。

从中可以分析出两点：第一，相对于文件而言，档案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属于过去，即历史；第二，从价值角度而言，文件的作用在于参与社会管理，而档案的作用主要是在需要时证明或者帮助证明文件所反映的其时的历史，更进一步说就是减少今人考察当时历史的不确定性。

2.3 历史确定性作为档案本质属性符合认识论的规定。“从辩证逻辑角度看，确定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必须联系到人们的实践活动。在不同的实践关系下，某一事物的不同属性都有可能上升为本质属性。”[14]

信息社会，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信息自由度，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这种自由只能是相对自由，无法达到绝对自由的理想状态，由此也产生了信息的稀缺性与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信息已成为与物质、能量并列的现实世界三大构成要素之一，而且其重要性正在不断加强。

随着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档案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表现之一就是对档案属概念认识的转变。过去认为档案的属概念是文件、文献或资料，而现在普遍认为档案的属概念是信息，即档案是信息的一种，甚至与时俱进地将档案看作一种信息资源。

1948年，数学家申农在题为《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指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从此这一定义被人们看作经典性定义并加以引用，由此形成了广为接受的“信息的本质就是消除不确定性”的观点。将历史确定性抽象为档案的本质属性，不仅符合人们将信息作为档案的属概念的普遍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确定性揭示了档案与信息的内在联系，更好地反映了人们因人类实践活动变化导致的对档案本质属性认识的变化。

3 结语

“档案属性的把握决定着研究者对档案的基本‘意象’，决定着研究者的档案价值意识与价值取向，决定着研究者的理论选择与理论建构，决定着档案学的学科形象。”[15]历史确定性符合档案本质属性的质的规定性，也符合认识论的规定性，尤为重要的是，历史确定性揭示了档案与信息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对档案的属概念和本质属性认识不同步的认识怪圈。

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遵循着一条基本的线索，即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关系和演化。知识是信息的高级形式，知识是由信息形成的。在信息社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再仅限于信息本身，而是更高。因此，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就应运而生。目前，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成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档案领域的知识组织和知识管理是以档案信息为基础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认识到，知识管理是档案管理发展的必然方向，应以知识管理为导向创新拓展档案管理。”[16]当然，随着人们需求的日益提高，未来一定会出现更高层次的管理形式——智慧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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