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发展论文范文

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档案学发展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档案学概论》作为档案学的核心理论著作和核心教材，其产生、发展和不断进步在中国当代档案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近代、当代初期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准备，到20世纪80年代的《档案学概论》的奠基，再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缓慢发展，以及21世纪10年代的酝酿突破，《档案学概论》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档案学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

第一篇：档案学发展论文范文

中国档案学的状况与发展

中国档案学的状况

总的说来,从民国时期到现在,中国档案学一直在艰难中犹豫地发展。

这种发展的犹豫性表现在:

第一,先天营养不足。档案学的起源,无论是1933年中华民国政府发起的“行政效率运动”,还是从1931年故宫博物院掀起的“清理明清历史档案”的浪潮,最后的结果都不令人理想。这给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打下了烙印,为其在夹缝中犹豫地发展埋下了难堪的隐患。

第二,后天发育不良。建国后在长达几十年的发展中,除了在档案学初建时期有一段昙花一现般的辉煌外,再无闪光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成了在管理学中跟班的老么。就如旧社会的黄毛媳妇,总是得不到婆婆(社会)的青睐。

正是由于上面的境况,使得档案学发展起来总是犹犹豫豫,战战兢兢,迈不开脚步。就如登山队员练登山,走两步,退一步,发展缓慢。

对档案学这种战战兢兢的状况,档案学的研究者是要负一定责任的。首先是因为目标的迷失。档案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至今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利于本身发展的解释。虽然在学科归类中屬于管理学,但管理学在发展中并未很好地注意到档案学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和肯定。如果档案学没有一个对自身很好的发展前景的解释,在社会改革中无疑会受到强烈的质疑,甚至会遭到残酷的淘汰。

其次是因为档案学在社会中的贡献率受到猛烈的怀疑。认识上的模糊,必然会导致行动上的犹豫,操作上也必然会盲目。档案学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的彷徨,直接导致了档案学和档案工作对社会贡献的渺小和令人失望,其表现不仅仅是年均3.3-3.5左右的利用率,更是国家和社会每年对其进行的大量投入(包括档案馆室建设)。对社会贡献率的微小和社会对其投入的增多,两者之间的不成比例,这种现状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和警惕。一方面是档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一方面却是社会对档案工作的不满抱怨——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的档案工作怎么啦?我们的档案学发展前途在哪里?在这个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的社会里,我们可以开发太空、开发海洋、开发沙漠,却不能为档案学找到一块偏安一隅的角落,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真的像人们说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展望

档案学本身没有错,档案工作本身也没有错,错在我们对自己的不恰当定位。档案学的发展困境即在于此。

档案学应该是一门进取的科学,是一门为现实服务的科学。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但是我们档案工作应该是:通过加强对馆室藏资源的开发力度,提高对社会服务的贡献率,以此为档案学的发展提供雄厚的实践资本。档案学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应该是:通过对档案工作如何加大为社会服务的力度等现实内容的研究,不断拓展馆室藏的功能,为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转变观念。即要有开放的思维,进取的心态,强烈的大局观。档案学和档案工作必须以服务现实为目标加大研究和加强工作。其原因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从历史上看。纵观档案学的发展史,自它诞生时起,就是一门实践性和服务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将其归入管理学还是史学,或者其它学科,它都首先是以效率为前提。不管是“行政效率运动”和“清理明清历史档案”,都是为了使档案在社会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也就是说档案学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服务社会。二是从现实来看。长期以来,由于我们长期只注重保管而不注重利用,使得我们困难重重,步履沉重,也使得我们虽然发展了几十年,仍然年年要喊提高社会档案意识。怎样提高档案意识?这不是喊出来的,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和服务力度体现出来的。我们几曾见过人们喊要“提高公安意识”?这是因为公安税务政法这些事项都关乎国计民生,你想不重视都不可能。相较于这些工作,档案工作本身就处于劣势,如果我们再不转变观念,还能从哪里寻觅发展空间。再说了,即使我们强调要“对历史负责”和“替未来着想”,我们也要以现实作为支点。毕竟,现实才是历史和未来的联结点。因而我们决不能以 “对历史负责”和“替未来着想”而否认人们希望加强档案工作为现实服务的要求,甚至指责这种要求为“近视”、“功利”。

再就是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开发档案馆室功能。档案馆室藏是我们档案事业发展的基础,其功能尚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在符合国家档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运用我们的创造性思维,积极、主动地开发、利用和整合档案信息资源,使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永远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只要我们找准目标,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不管是档案学还是档案工作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一个笑话说:一个人买了一双鞋,回去后一试小了,找商贩退。商贩竟然回答说:“不是我卖的鞋小了,而是你的脚太大了!”——但愿我们不要做那个商贩!

作者：晓 舟

第二篇：《档案学概论》的发展历程

摘要：《档案学概论》作为档案学的核心理论著作和核心教材，其产生、发展和不断进步在中国当代档案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近代、当代初期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准备，到20世纪80年代的《档案学概论》的奠基，再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缓慢发展，以及21世纪10年代的酝酿突破，《档案学概论》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档案学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随着中国档案学的新的发展与跨越，《档案学概论》的建设也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档案学 档案学概论 档案学基础理论

《档案学概论》是中国档案学教育和培训所使用的核心教材，是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见表1）。它的发展过程与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过程息息相关，并具有代表意义。

多年以来，关于《档案学概论》的编写问题，是中国档案学界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之一。当代档案学者吴宝康、陈兆祦、丁永奎、李培清、陈贤华、武重年、谭琤培、冯惠玲、胡鸿杰、寒江等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探讨的重点在于《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宗旨、功能、结构、内涵等，而对《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出版的历史总结的研究略显不足，目前主要有金璐的《谈〈档案学概论〉30年的演变》一文。[1]本文试就“中国《档案学概论》的发展历程”做进一步的探讨，阐明得失，以利发展。
二、准备阶段

（一）近代中国档案学

中国的档案学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的产生主要以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为目的，以机关文书工作、档案工作为直接研究对象，以西方国家档案学、图书馆学及中国古代档案学思想为主要借鉴对象。虽然这一时期的档案学属于初创时期，种种局限性是必不可免的，但客观地说，近代中国档案学研究成绩斐然，涌现出以“十三本旧著”为代表的百余种学术著作，蔚为壮观。其中，以应用性研究为主，兼之处于初创期，尚无出现今日《档案学概论》之可能，但从以下两个方面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一，已经有了“档案学”的概念。在近代中国档案学论著中已经出现“档案学”这一名词。如沈兼士在总结1922年以来北京大学整理明清档案的经验时说道：“……这样做法是不易将档案整理出一个系统来的，档案学更是没有成立的希望。”1935年，滕固在《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说：“用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学（Archivswesen）的学问，在欧洲也是近百年来发达的事。”[2]龙兆佛则希望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尽快得到提高，他说：“目前关于此问题之学理虽然尚是空乏，但我相信至多十年之后此一问题之学理必可发展成一种专门学问，档案学一名词必可成为与图书馆学相对等之名词。”[3]殷钟麒对开展档案学研究，提出了诸多想法：“（甲）全国档案人员从速组织档案学会于首都，各省市设置分会，团结联络，研究档案学术，创造科学法则；有发明贡献者，奖励倡导之。同时欢迎全国学者专家及图书馆界加入研究，共襄斯举。”“（乙）中央各机关及省县政府，设立档案研究会，由每一机关之各级长官及档案文书工作人员组织之，聘档案学者专才指导。定期召开会议……”“（丙）书刊为传达文化之媒介，研究学术之津梁，欲使档案发扬光大，须借书刊之力，以达成功之路。有系统著述者，出为专册；发行档案刊物，广为讨章杂志，辟专栏记载，吸引研究兴趣”“（丁）档案不能树立鸿沟，闭户造车，仅凭理想与经验之发现，实感不足，如图书管理，工商管理等，凡足供档案之取法者，无不尽量采集，借助他山英、美、俄、法、德等国之档案，人才培养，行政措施，技术运用，工具设备，各方面莫不具备科学之法则，应由档案处或档案学会遴选专才出国考察实习，以作改革我国档案之凭依；同时中外图书馆事业，亦派员考察，以资借镜。”[4]这些想法说明他已经有了档案学是一门学科的概念。

第二，已经有了旨趣相近的著作。在近代后期，出于教学、培训等需要，已经出现了和当今《档案学概论》旨趣相近的总结性著作，如1949年5月由重庆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出版部出版的殷钟麟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全书的内容分为“绪论”“行政”“办法”，涵蓋了档案与档案管理之“定义”“档案的作用与历史”“行政管理之组织与人事制度”“业务管理方法”等方面，颇有些概论之意味。此外，徐望之的《公牍通论》也颇有“公牍概论”的味道。许同莘的《公牍学史》也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范畴。

总之，近代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范畴虽然还很狭窄，但学者们多为笃行之士，他们“本其缜密之思虑，运用科学之原理”，[5]故所著之书水平颇高，为后来《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准备工作

1952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受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委托而举办的档案专修班正式开学，正式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历程。此后，在中国档案高等教育和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开始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具有概论性质的档案学著作、教材的编写工作，这些工作为日后《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出版工作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在《档案学概论》正式出现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做了一些理论研究上的准备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部著作上。

一是1960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总结、归纳开办档案专业以来研究成果，撰写了供内部讨论用的《档案学基础（初稿）》。全书共分为九编，分别是：中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文件材料是补充党和国家档案基地的源泉；档案工作的组织领导；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和统计；档案的利用；技术档案工作；档案文件的汇编；影片照片和录音档案工作；档案的保管。

二是吴宝康教授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它先于198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内部出版，后于1986年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部分，20讲。主要内容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有关档案工作的言论与实践活动的初步总结；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特点以及我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档案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档案学及各分支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起源、性质、作用和特点，“以利用为纲”的问题，集中统一管理原则等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以上两部著作与后来编写、出版的《档案学概论》在内容结构上还相去甚远，但作者的用意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清楚的。如吴宝康教授较详细地讲述了这个过程：“设置档案学概论课并编写出教材，应该说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宿愿。早在1958年上半年，我系就在第一届本科开设了档案学理论与历史课，由我讲授，并编写了讲授提纲。当时这门课也叫做档案学概论或档案学史。其后在1958年至1959年的教改中，丁永奎同志讲授了档案学概论，并编写了讲义。1978年，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历史档案系也得以重生，也促使我产生历史的紧迫感。于是在1981年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写出了初稿，定名《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这为1982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学位课程的教材。与此同时，为在本科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再次设置档案学概论。”[6]
三、奠基阶段

“档案学概论”这门课程及其相关教材，奠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1985—1989）集中出版了多部名为《档案学概论》《档案学基础》的著作。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档案学本身的发展之外，直接原因是1984年教育部通知全国高等院校，要求各专业学科都要开设关于本门学科的“概论”课。1985年，国家教委将“档案学概论”确定为高校档案专业基础必修课。“1985—1990年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材编选计划”以及其补充计划是《档案学概论》编写的直接动因。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档案学概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部。

一是1987年9月，由全国12所高校联合编写，由赵越担任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档案学概论》。该书以“档案学”为研究对象，作者在“绪论”中写道：“档案学概论是档案学的反思学科。”“档案学概论是对档案学的概要论述，它的对象自然是档案学本身而不能是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对档案、档案工作或档案事业、档案馆的全面介绍。”[7]基于这种认知，该书以档案学本身为研究对象，分为以下八章：建国前档案学研究回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档案学；档案概论；档案工作的科学组织；档案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与方法；档案学与相关学科；档案教育与宣传；档案学研究的发展。

二是1988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吴宝康任主编、和宝荣和丁永奎任副主编的《档案学概论》。编者以“档案学概论是一门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课”为出发点，全书分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四编。这样的结构设计内容全面、简明清晰，顺序合理，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正如作者所言：“我们把档案学概论这门课是作为档案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课来建设的……具体说，档案学概论是档案专业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课，是本专业各门课程中的高层次的基础课、带头课、入门课。”“采取先从档案讲起，再讲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最后才讲档案学。我们认为这样比较容易被青年学生接受和消化。”[8]这样一个全面而严谨的结构获得了成功，为后来多版《档案学概论》所沿用。

三是1989年出版的任遵圣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作为高校文科教材，是我国第三部公开出版的档案学概论性质的专著。该书分三编十章：第一编论述了档案学相关基本问题；第二编论述了档案形成、管理、利用三大规律；第三编论述了档案事业管理、档案政策与立法、教育与人才管理以及新技术革命与档案管理现代化。相较于前两版，任版教材更注重哲学在《档案学概论》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认为哲学是科学研究之母，作者始终坚持：“作为《档案学概论》所叙述的对象，应该是从具体的现象中经过抽象、去掉一些表面的现象，次要的矛盾，抽出其具有本质特征的内容。”[9]

总之，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多部《档案学概论》，以高校教材为主，它们是高校“概论”课教材首批的拓荒之作，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些教材中，以人大版和辽大版《档案学概论》影响最大，特别是人大版《档案学概论》具有更为持续深远的影响，成为这一时期档案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四、緩慢发展阶段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档案学概论》的快速发展和奠基期之后，20世纪90年代成为了一个沉寂期，在1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新版《档案学概论》出版。

进入21世纪，《档案学概论》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01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冯惠玲、张辑哲主编的教材《档案学概论》。作为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了多方关注，随即被多所高校选为档案专业指定教材。

同为人民大学编写的《档案学概论》，该书既是对吴版《档案学概论》的继承，也是对其的发展。关于继承性，作者在其“后记”中总结了三点：“一是总体定位。将《档案学概论》仍然作为档案学基础理论课程来建设，而不是将其作为档案学各分支学科的概要综述。一方面，它的内容涵盖档案、档案事业、档案学的主要理论范畴，可以作为档案专业本科学生的入门课教材；另一方面，我们力求论述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使研究生、档案工作者、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较为系统的知识、观点、论据和资料，受到一定的启发。二是基本框架。仍然是先分编，再分章节，以期结构明晰……总体分为档案、档案事业、档案学三编。三是本书涵盖了一部分理论和知识性内容。”关于该书编写的指导思想，作者写道：“第一，对档案学基础理论作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论述；第二，反映国内外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三，架构简洁，合乎逻辑。本书作者坚持以扬弃的精神对现有理论进行梳理、表述。”[10]

在21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里，这一版《档案学概论》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这一方面说明人大版《档案学概论》的影响力巨大，特别是国家教育部将其确定为“十五”规划教材，许多学校按规定要使用教育部规划教材；另一方面也说明整体上《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处于一个低潮期。
五、酝酿并有所突破阶段

历史总是经历有高潮和低潮，学术发展也总是有高潮和低潮。21世纪10年代，档案学在其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原因的作用下，正在进行新的变革，《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也在酝酿较大的突破。就其内部原因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40年的发展本身已经为档案学新的突破提供了准备和条件，也产生了学术突破的强烈要求；就外部原因来看，信息化的发展对档案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在思考电子档案（数字档案、数据档案）及其管理的同时，也在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新的档案与档案管理形态下，对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反思，促进了学者们对档案学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新的思考。这些思考，必然反映到《档案学概论》的编写中来，21世纪10年代这10年，正处于档案学大突破的初期阶段，突破已经发生，而更大的突破则在酝酿之中。

就《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工作而言，这一时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辽大版的《档案学概论》和上大版的《档案学导论》上。

（一）辽大版的《档案学概论》[11]

辽大版的《档案学概论》是由笔者主持编写的，由笔者、方鸣、陈永生担任主编，是由笔者担任总主编的《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中的领纲之作，也是笔者发起《新体系档案学系列规划教材》编写工作的最初的动因。

笔者从事“档案学概论”的教学工作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在这30年的时间里，深深地感到《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对中国档案学的重要性，也深深地感到其理论水平提升的迫切性。近20年来，结合“档案学概论”的教学工作和教材的修改工作，笔者进行了不懈的相关学术研究，有了一些理论上的创新，主要工作在金璐的《谈〈档案学概论〉30年的演变》一文中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2]因此，辽大版的《档案学概论》虽然在结构上还是采取“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学”这样比较传统的概论结构，但在具体学术内容上是有所创新的，如在档案起源、档案定义、档案的价值与作用、档案工作的存在形式与形态、档案工作时空等问题上都有所突破。该书在一定范围内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辽宁大学、河北大学等多所高校采用它作为档案专业教材或辅助教材。当然，在一些相关场合中，笔者公开承认：该书还有不少缺陷和不足，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二）上大版的《档案学导论》

上大版的《档案学导论》是在长期教学中逐渐形成的，也具有明显的“概论”性质。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档案学导论’课程最初开设是作为上海大学档案专业基础课。‘档案学导论’的授课对象为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课程定位是：一门兼具综合性、入门性、前沿性的课程，着重介绍档案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以及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13]虽然定位上与《档案学概论》非常接近，但该书命名为《导论》，自然也还有与《概论》有所区别的意思。作者强调“基础性、前瞻性、引导性”，[14]应该是表达了与《概论》区别的意思。该书在内容结构上与传统《档案学概论》有较明显的不同，它以“档案资源论”“档案事业论”“档案职业论”“档案思想论”“档案文化论”“档案社会论”等为主要框架，确有自己的特色，也透出求变的想法。总的说来，该书结构新颖，内容较为扎实，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这里顺便提一下：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薛理桂教授也在1998年和2004年出版有《档案学导论》一书，是中国档案学界仅有的两部《导论》之一。但在内容上两者差别较大，薛版《档案学导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档案事业（第二章至第四章）、档案管理工作（第五章至第九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档案工作者与档案用户（第十一章与第十三章）以及档案工作的现代化（第十章）。”[15]该书“较多的篇幅是在介绍档案管理的具体工作环节，其内容更侧重于档案管理实务的具体方法与应用，取名为《档案学导论》容易给读者一种名不副实的感觉。”[16]
六、结束语

时光进入到了21世纪20年代，历史为中国档案学新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和充足的养分。首先，中国档案学经历了70年的发展、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为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经历了近30年社会信息化浪潮的洗礼，为档案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条件；第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近几十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为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整体学术环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档案学在下一个十年会有较大的突破，《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也会在下一个十年有较大的突破。

注释及参考文献：

[1][12]金璐.谈《档案学概论》30年的演变[J].档案，2017（1）：9-16.

[2]中國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7：595.

[3]龙兆佛.档案管理法[M]//《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二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352.

[4]殷钟麒.中国档案管理新论[M]//《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二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773-774.

[5]殷钟麟.中国档案管理新论·高序[M]//《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档案学经典著作（第二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671.

[6][8]吴宝康.档案学概论·序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4.

[7]赵越.档案学概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

[9]任遵圣，包世同，保自澄.档案学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2.

[10]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0.

[11]丁海斌，方鸣，陈永生.档案学概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

[13][14]金波.档案学导论·后记[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403，404.

[15][16]刘琳，周铭，朱少禹.台湾地区档案学的力作：薛理桂著《档案学导论》评介[J].档案，2016（6）：17-18，19.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丁海斌 颜晗

第三篇：档案学理论前沿与学科发展

作者简介：

李财富，管理学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档案学会理事，中国档案学会基础理论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历史。先后承担科研课题1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含合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全文转载、复印20余篇。曾荣获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作者简介：

丁华东，历史文献学(含档案学)硕士，教授，安徽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安徽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文献编纂学。先后主持、参与档案学科研与教改项目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教学类)三等奖、安徽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安徽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二次)、安徽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二等奖。

1、学科前景与民燕尾服趋势

李财富：关于档案学的发展前景，目前国内档案学界有着各种各样的判断，其中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值得关注。一些人认为随着学科间、知识间的进一步交叉与融合，特别是随着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档案学将逐步边缘化，其学科特色将逐步丧失，最终将被其他学科所吞并，此所谓悲观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档案学的发展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其学科地位将日益显赫，此所谓乐观论。本人以为，对档案学发展前景的预期过于悲观、消极固然不对，盲目乐观、自信也不可取。档案学所依托的对象——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决定了档案学既不会灰头灰脸、走向灭亡，也不会大红大紫、成为显学。档案学是人类社会和档案工作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实践和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变化是档案学理论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源泉和动力。中外档案学的发展历史证明，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档案：工作实践越复杂多样，档案学理论就发展得越快。虽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单位实施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和开发，但图书、情报、档案三者之间与生俱来的本质差别并未消失，图书工作、情报工作、档案工作本身所固有的独特个性也没有改变，所以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仍将以三门独立学科的身份屹立于学科之林。其实，对档案学命运的争论与担心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要把档案学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合并为资料学的观点，结果遭到很多人的批驳和反对。这说明，档案学不仅是档案工作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学科分工的必然产物。只要档案工作持续存在，档案学这门学科就不会有生存之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工作是一项服务性、条件性的工作，它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只能扮演配角，这就决定了档案学不可能成为红极一时的显学。

关于档案学的发展趋势，我在相关文章中已经谈到。概括地讲，档案学将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第一，档案学的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第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第三，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第四，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为明显;第五，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相互交错、相互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第六，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学的洪流之中。

丁华东：档案学的学术前景与学科发展趋势是每一个热爱、支持档案学研究，关心档案学学科发展的人所思考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人们都对之进行着探讨，以期鼓励和指导档案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早在20世纪80年代，吴宝康教授在其《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这一具有深刻历史反思与批判的杰出著作中，就对档案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灼见。此后吴老主编的《档案学概论》(1988年)，冯惠玲、张辑哲主编的《档案学概论》(2001年)等等都关注并探讨这一问题。在你(李财富)新近出版的《中国档案学史论》中也做了专章的阐述。这些理论成果不仅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档案学发展规律和趋势提供了指引，更为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研究者提供了精神动力。

在新世纪，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知档案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项事业发展对档案信息的巨大需求，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对档案事业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为档案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和广阔的学术舞台与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几代档案学者近百年的档案学术研究、学术积淀和当代档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层次的提高，特别是一批批具有博士学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加盟”，为档案学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学术资源与强大的学术力量，档案学界应该有充足的勇气和信心，承担自身的学术责任，有效履行自身的学术承诺，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学科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在档案学未来的发展上，笔者坚持两点看法：一是应注重解决现实问题，为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使档案工作更高效地实现其社会服务功能;二是应注重提升学科的理论层次，夯实理论基础，拓展学术视野，提高学术品位，从经验性的学科走向更具理性化的学科，使档案学屹立于学科之林。

2、理论创新与学科融合

李财富：“创新”可能是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概念，诸如“创新体制”、“创新国家”、“思维创新”、“制度创新”等经常见之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国人已经认识到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创新已经成为实现国家富强、事业兴旺的一条重要途径。那么，档案学理论要不要创新?回答是肯定的。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任何一门学科要想在科学百花园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根据社会实践及本专业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地推陈出新，在自身的理论结构中及时地注入意义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唯其如此，才能使该学科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更好地发挥该学科理论在相应的实践中的指导、规范作用。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年轻应用学科，其发展史在我同只有半个多世纪，其理论体系与学科建没还不够完善，尚有不少理论空白点亟待填补，近年来档案：工作实践中㈩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说明。同时，由于一些研究者缺乏独立思考精神，不愿意从事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材料收集工作，满足于拼拼凑凑、摘摘抄抄，热衷于在既有的观点中飘来飘去，档案学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

现象还比较普遍。因此，对于档案学来说，创新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当然，档案学的理论创新并不等于一味的标新立异，更不是将以往档案学理论全盘推翻和颠覆，而是在继承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所以，我们对待理论创新应采取理性的态度，既要积极支持并参与档案学的创新，努力探索出新的档案学理论，又要维护既有档案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即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继承。

在档案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提高档案学的理论水平，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发展呈现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方面学科分化不断加快，新学科、新知识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学科发展的整合性特征逐渐突出，各个学科之间、各种知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利用的趋势日趋明显。在这种背景下，自二十世纪80年代起，我国档案学界积极引进与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部创立了一批分支学科，如档案法学、档案社会学、档案统计学等。可以说，移植与借鉴已成为我国档案学分支学科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加快我国档案学发展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档案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自我发展，鲜明的学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创新，真正的动力也只能来源于档案学界内部而非其他学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移植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一定要结合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实际，做好消化和吸收工作，切忌生搬硬套、囫囵吞枣。我们在这方面有过不少教训，应该汲取。

丁华东：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一个领域的发展日益有赖于理论工作的优先发展，它汇集整理出已知的内容，同时为经验验证指明了方向。实际上，理论知识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理论创新是学科发展的普遍追求。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决定人们的意识、思想、观念、学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决定了人们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是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思想之源。档案学研究者需要把握社会实践和学术发展的实践，探索新问题，建构新理论，引领新学术，为学科理论不断注入意义深刻、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

如果说理论创新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之源，那么学术借鉴与融合则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之流。就像泾河、渭河，只有汇聚在一起才能构成滚滚黄河。我常思考档案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它们存在不同层次的关联。第一层次是档案学为社会学提供学术资料，社会学为档案学提供研究方法;第二层次是档案学为社会学提供学术场域，社会学为档案学提供理论思想;第三层次是两者走向融合，即走向“档案社会学”。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指出：“在组织内部，档案是强化监视的关键。对于空间是关注过去的事件或是组织本身成员行动的问题，该组织可以通过档案这一手段将其自身进入过去，并可以确保对未来的某种控制尺度。”从管理层面的意义看，档案记录是监视或社会控制在组织内部得以实行的一个基本手段，它使个体处于“永久性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之下。这样的论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点和学术思想，也为档案社会学提供了知识范例。只有在更高层面上，才能理解这些论述的深刻的社会意涵。因此，可以说没有理论创新，档案学成为无源之水;没有学术借鉴与融合，档案学不能成为浩浩江河。

3、学术主体与学术自觉

李财富：所谓学术主体，我的理解是直接参与档案学研究的一切机构和个人，包括各级档案研究所、档案学会、档案学院(系、教研室)、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档案实体管理部门及档案学研究者。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国际、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下，我国档案学研究逐步打破封闭、沉寂状态，学术气氛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支由档案专业教育工作者、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档案实际工作者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档案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此外，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行业先后成立了档案学会，国家档案局和部分省、市档案局还设置了档案科研(研究)所，全国近30所高校创办了档案专业。但是，表面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迄今为止，我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整个档案学研究带有明显的分散性和自发性，绝大部分研究课题都是由各研究机构、研究者个人按照研究兴趣自己选题、分散进行的，研究什么、怎么研究都是由各研究机构、研究者个人自行决定的。这种家庭作坊式的研究格局导致档案学研究者的团结、协作精神普遍较差，大家对于组建科研共同体开展重大课题的集体攻关认识不足，许多为实际部门所急需的档案学理论迟迟不能问世。第二，档案学研究者的业务素质、实践和研究能力参差不齐。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档案教育工作者和专职档案科研工作者往往不能亲自深人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只能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于是一些貌似深刻实则肤浅的档案学理论便相继出台。而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由于长期沉湎于具体事务，容易被档案工作实践牵着鼻子走，不能将感性材料升华为理性认识。第三，不少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研究者喜欢跟风，特别是“西风”(即国外的档案学理论、观点)，心甘情愿地充当国外学者的“传声筒”，而对本国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档案工作实践缺乏研究的激情和欲望，因此在体系相对完备的中国档案学理论中真正属于原创性的东西并不多。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缺乏学术自觉和学术自律。何为学术自觉?学术自觉就是大胆质疑，勇于探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新知识，追求真理，不盲从迷信，不人云亦云，不为名利所俘虏，不为权威所压服。学术自律就是要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尊严，加强学术道德修养，遏制学术腐败。

丁华东：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档案学研究者(即研究主体)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现象(研究客体)反复加以抽象、概括、检验和积累的产物，是人们创造或建构的“属于人的对象世界”或知识系统。作为构建这一知识体系的活动，档案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体性的认知(认识)实践活动。在档案学知识或理论形成、建构的认知实践中，主体不是创造具有实在结构和特性的客体本身，而是在创造具有实在结构和特性的客体的观念。因此它是主体以一定精神或观念的形式把握

客体的活动，而不像实践那样是主体的客观的物质形式把握客体的活动。因此，主体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人格主义者鲍曼认为：“认识绝不是一种存在的、秩序的、被动的反映，更不是现成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而必须把它看作是在我们思想内部，为了我们的思想并由我们的思想本身所进行的对于对象的一种积极的创造。”如胡鸿杰教授所言：“真正能够最终决定学科发展状况的只能是一种智力活动的‘主体’——学人”。

在档案学研究中，反思性地把握研究主体的意识、思维及其内在结构在理论和知识建构中的作用与影响，提高自身的学术自觉，对档案学学科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个体层面，认识主体内部精神世界所包含的世界观、理论倾向、价值观念、实践经验、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对其研究行为和研究结果的影响，可以引导我们的学术思路，推进研究者自身的自我改造和研究程度，形成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特色。在群体层面，认识学术共同体所秉持的理论假设和理论框架，整合研究的力量和成果，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或学术流派，繁荣学科发展;同时也使学者们认清学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克服学术研究中“自发性有余而自觉性不足”之弊，增强学科建设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学科“添砖加瓦”，共同构建档案学未来的“大厦”。

4、学术范式与学科建构

李财富：学术范式通常指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精神信念和研究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理论模式和规则体系。自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以后，很快便风行于科学哲学界，同时也为各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吸收采纳。在库恩看来，“范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范例”)，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有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并奉之为研究指南)，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依照库恩的思路，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这样描述：范式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适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范式的确立。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档案学界还无人系统地研究档案学的学术范式，但中国档案学的演进、发展历程与库恩所描绘的图景大体相符。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档案学创立，但还算不上是完备形态的学科，主要表现为：学科体系不完整，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范围狭窄，缺乏大家普遍接受的公认的理论(范式)。换言之，近代中国档案学还停留在“经验科学”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档案学者们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档案学问题，并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达成共识，学术范式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档案学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此过程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档案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不断涌现，这无疑对既有的档案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档案学界积极探索应变之策，旧的学术范式逐渐被打破，新的学术范式(如走一级学科发展战略、“大档案”观的提出等)取而代之。学术范式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学科建设的内容、结构、速度、规模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范式的选择及其优劣。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历史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丁华东：研究范式既是学术研究个体主体性的体现，更是学术共同体群体主体性的体现。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描述了研究范式的意念：“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范式是团体承诺的结合”，“范式是共有的范例”等等。一般地对范式的理解是指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不言而喻的理论信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概念系统和技术手段的总和，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认识实践活动的理论框架或研究取向。

自范式理论提出以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更为各学科的学者所“乐道”。这不仅因为范式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范式理论从总体而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而且正显示着日益增强的学术生命力，它对规范和指导科学研究，引发科学研究的革命，促发研究主体意识的觉醒都具有重要意义。

库恩说：“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我国档案学研究现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水平，能否在此基础上明确地建构范式，仍有待学者们的共同探讨和努力，但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运用范式理论可以增强理论的整合力度，准确把握隐含在具体理论背后的科学逻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对档案、档案管理的认识有了拓展和深化，丰富了档案学知识。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我们的档案学是在不同领域内展开的，档案史料管理、档案实体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知识管理，都是我们在不同阶段研究的主题。现在档案作为“社会记忆”又进入学者的话语，而且在中外一系列重大学术事项中日渐彰显。这些探讨，使我们不免感到我们在不断地给档案、档案管理贴上新的“标签”。由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使用着不同的概念和话语，因而使档案管理的知识体系呈现出“碎片化”的隐忧。然而运用范式理论，我们便可透过这些研究现象，看清不同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是基于什么样的现实假设、理论参照在从事其所进行的研究，找出其间的共同点和逻辑关系，使档案学在此基础上关联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由是观之，档案学研究主体(群体主体)在明确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定位的基础上，按范式的指引和规范展开研究，我相信档案学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构建自己的研究范式或学术流派。

5、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

李财富：近年来，有关学术腐败、科研造假的案件经常被曝光，一时间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整个学术界为此而蒙羞。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强调要遵守学术规范，捍卫学术道德。2004年1月5日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学者“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自觉维护学者和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形象。教育部印发的栓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勤也明确指出：“科研人员应正确认识学术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尊重他人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遵守学术规范，切实扭转无引文、无视前人研究基础、无新鲜经验和事实材料的空谈之风。”可见，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尊严，对于净化学术空气，防范学术流弊，

营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真正的学者对学术腐败一向深恶痛绝，那么它为何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其原因十分复杂，学术教育的缺失、学术研究所处的不良外部环境、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浸染、学术评估体系不完善、学术批评机制不健全、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短视行为、学术主体的功利心态等都是酝酿并滋生学术腐败的肥沃的土壤。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研究者的学风不正、学术道德滑坡。

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研究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能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一稿多投、买卖文章等。对此，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克服和解决。各有关部门要引导档案学研究者正确看待名利问题，督促他们遵守学术规范，严惩不良学术行为，努力构建买文者无处可买，卖文者无处可卖，抄袭者人人喊打，一稿多投者无脸见人的良好学术氛围。档案学研究者更要加强学术自律，牢固树立严谨、严格、严肃的科学精神和自尊、自强、自立的科学态度，争做道德文章的楷模。

丁华东：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中，强调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是学科发展的生命线。笔者曾在《档案管理》2005年第6期上著文强调学术品格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学术品格决定着学术研究的品位，决定着学术研究的风气。有一流的学术品格，才有一流的学术成果;有一流的学术成果，才有一流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学术品格是学科的灵魂，高尚的学术品格是学科发展的根基。而严谨的学术规范、良好的学术道德，既是学术品格的核心内容，同时更是铸就崇高学术品格、捍卫学术尊严、培养优良学风的根本保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术规范缺失，学术道德沦丧，学术研究主体便失去追求真理的勇气，在社会欲利面前随波逐流，失去自我，学科的生命必将枯萎。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完善，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的过程中，少数研究者心态浮躁，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档案学界给予了激烈地批评、抨击，并对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提出了看法和措施，保证了档案学健康稳步地发展。

在加强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建设的过程中，笔者认为首先应倡导主体自律，研究者应当具有清醒的学人意识和学术责任，为学科发展多做实事，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以开拓创新为荣，以“投机取巧”为耻。二是强调制度保障，建立学术评价和制约机制，以“硬”的一手对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行为予以裁治，净化纯洁学术队伍，使档案学研究在新世纪的曙光中茁壮成长。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大学教务处)

作者：李财富　丁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