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传播基础管理论文

摘要]改进政府绩效管理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实现由内部控制向外部责任转变是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变革的未来方向。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面临信息不对称、动力不足、渠道单一、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削弱了公众评价的有效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政府传播基础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政府传播基础管理论文 篇1：

论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与我国政府危机管理

[摘要]从本质上说政府对危机的管理是提供公共物品，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外在表现就是成本由财政支付。从宏观角度来看，构建危机管理的公共财政支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健全公共财政危机管理观念；二是完善公共财政危机管理机制；三是加大公共财政对危机管理的投入；四是构建公共财政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

[关键词]公共管理；危机管理；公共财政

当今世界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各国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自从SARS事件之后，危机管理就成为我国学术界及各级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这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即是公共财政支撑体系的构建。构建危机管理的公共财政支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仍旧有待于从理论方面深入研究和从实践方面全面优化。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寻求一些宏观思路方面的突破。

一、危机管理的界定

（一）危机的界定

1. 危机的概念

危机一词语源于古希腊语中的Krinein，原本是医学术语，指人濒临死亡、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1]。在我国的现代汉语中，危机解释为两种意思：一是潜伏的祸根；二是严重的困难或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而从危机管理这一专业学科领域来讲，危机的概念解释不限如此，许多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了不同的概念阐释。其中荷兰学者罗森塔尔的表述较为具有代表性，他指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2]。国内学者在讨论“危机”概念时，往往把危机叫做公共危机，把危机事件称为突发事件。

2. 危机的特点

危机的特性一是突发性。也即不可预测性，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在何时何地会发生何种危机，也无人能确切地预知危机的前因后果。公共政策研究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很难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做出预先的判断。

二是危害性。危机会威胁到现存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和民众的生命安全，导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秩序失衡、政治不稳，更为重要的是使社会公众的心理产生普遍的恐慌和不安感。

三是社会性。虽然危机直接涉及的范围不一定是在普遍的公众领域，但是事件却会因为信息迅速传播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使得更多的人在社会范围内成为危机事件的利益相关人。

（二）危机管理的性质

张成福认为：“所谓的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弥危机”[3]。上述界定在学术界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政策的制订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其身份和性质决定了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这一角色必然要求其承担起管理危机的重要责任。同时，公众以各种形式交纳税费决定了政府与公众之间是提供服务与享受服务的关系，政府有义务为社会提供一系列公共服务。当危机出现时，对公众的利益产生侵害，政府就必须要履行服务职责，来缓解、消除危机。另外，由于危机具有突发性、危害性和社会性，个人不具备消除公共危机带来的外部负效应的主观偏好和足够的客观能力，因此政府应在这方面起到核心和主导作用，而政府的危机决策、危机行动也会对危机利益相关者产生社会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本质上说政府对危机的管理是提供公共物品，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外在表现就是成本由财政支付。

（三）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背景

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我国当前恰好处于社会序列上“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即在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 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开始的历史性变革到现在己经持续了将近30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正在从一个“乡村—农业”社会向一个“城市—工业化”社会转变；从一个内向型、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向一个开放型、国际化的经济体系转变；我们在创造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经济繁荣的奇迹的同时，也面临和经历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蕴含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存在着各种危机发生的可能，表明我国己进入一个危机频发时期，这对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和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的财政制约因素分析

鉴于危机管理的公共性，公共财政支撑成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方式。财政因素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观念上的薄弱

我国危机管理的财政支撑意识薄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政府危机管理意识薄弱决定，另一方面也与整个社会危机管理意识较差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各级政府部门主要将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从而忽视了对危机意识的培养，防范危机的意识较弱。就整个社会而言，也没有形成一种危机管理的意识。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等种种原因，加上长期以来缺乏理性应对危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整个社会对危机的看法往往比较僵硬，从而人为地夸大了危机的负面效应，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反而会激化矛盾和冲突。

（二）体制上的欠缺

我国公共财政危机支撑体系体制上的欠缺一方面是由于宏观上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的欠完善，另一方面又受限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本身的缺陷。

具体来说，我国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主要还是依赖于各级政府的现有机构，对于危机的处理经常是遇到危机就临时成立一个危机管理委员会指挥部或领导小组，具有浓厚的临时色彩。这种临时管理体系对于财政的要求，仅仅停留在被动执行决策和满足要求的层面上，而忽略了公共财政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应对危机的主动功能，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同时，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政体框架的搭建仍旧不够成熟。鉴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背景，我国的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虽然由20世纪中后期激烈而深入的理论探讨，转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身体力行的实践操作，但是到目前仍旧存在职能欠科学、管理不规范、结构未完善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投入上的不足

公共财政的核心应是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但我国在财政实践方面所做的远远不够。从目前我国现有的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来看，虽然有时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来应对某些危机，各地也有相应的财政拨款作保证，但从全方位防范、常规性防范、现代化防范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政府的财政是有限度的，这对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的预防和解决十分不利。从一定意义上说，资金制约是当前完善我国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机制的一个最大的瓶颈。例如2002年的SARS危机带来的考验，其本质上不仅仅是对面临危机时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和协调能力的考验，更不仅仅是对我国医学研究能力、医疗救治能力的考验，更多的是对我国财政支付能力的考验。在其他社会领域存在同样的问题，缺乏充足的危机公共财政支撑是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偏弱的一个经济原因。

（四）依据上的限制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些应对危机状态的法律和法规，比较突出的是2007年8月30日经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实施。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没有宪法中的缺位，我国宪法没有关于危机状态或者紧急状态的规定，政府紧急管理权也没有明确的宪法授权；二是现有具体法规各自为政，目前我国所确定的对抗危机的法律比较分散，缺乏对危机共同规律的总结；三是有关的危机处理法规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规定得不够清楚，特别是一些必要行政程序的缺乏，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紧急权力留下法律漏洞；四是对公民的权利保障没有底线，这样很容易使公民的权利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各方面的侵害而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有效救济。

三、优化公共财政支撑体系，加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

建立和完善危机管理的公共财政支撑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政府决策、财政收支分配和公共部门管理，还涉及到行政立法的内容。

（一）健全公共财政危机管理观念

危机意识是危机防范和治理的起点，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管理意识，健全公共财政危机管理观念，这是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首要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首先，各级财政机构要从思想上重视危机管理，从关系党和国家进一步生存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危机管理的重大意义，时刻保持对危机的敏感度。其次，在财政机构内部创造一种危机管理的文化与环境，定期开展危机管理专家的汇报、分析专题会，提高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危机意识水平。同时，加强危机管理的教育与训练。把危机管理培训纳入财政机构公务员的培养计划中。另一方面开展不同规模的危机应对情境训练，不断增强财政机构工作人员的危机情境的感性认识，提高处理危机的财政技能，锻炼在危机中保持良好的心态，时刻做好应对危机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二）完善公共财政危机管理机制

一方面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加强公共财政危机支撑体系的搭建。首先，在财政系统内部设立危机事件管理的常设机构，为危机管理的公共财政支撑体系提供组织保证；第二，建立危机管理的财政预警机制，根据预警系统框架对突发事件发生前的政府收支进行及时的监测和分析；第三，构建公共财政危机管理绩效评估机制，对财政体系整体和各级部门应对危机的效果进行动态评估。

另一方面营造开放的管理环境，促使危机管理的公共财政支撑体系发挥主动功能。加强财政部门与专门危机管理机构的双向沟通，财政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确保在危机事前、事中、事后财政资源的调度效率，确保发挥公共财政对危机管理的支撑功能。

（三）加大公共财政对危机管理的投入

在一定的经济水平限制下，加大公共财政对危机管理的投入，主要通过丰富公共财政投入手段来实现。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优先可行的途径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扩大预备费来源，实行预备费积累式基金管理[4]。预备费是最常规的应急手段，在预算管理中，将财政盈余、预算超收等按照一定的比例纳入预备费管理，增加预备费绝对数量；将突发性公共事务预防和治理资金实行单独的项目管理，并将当年预备费结余结转到下一年度累计使用，形成专项基金，保证危机管理所需资金的总量供应和预算管理的规范性。第二，加大应对危机的转移支付力度。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财政资金转移、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财政资金转移以及各级政府对特定居民群体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补贴或补偿）等，这些都能很好地弥补和调动各级政府和特定居民群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第三，发行专项国债。这不仅能够快速筹集危机管理所需资金，而且有利于减轻危机事件对于经济的冲击。第四，构建社会财政应急网络。资金的网络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齐心协力，共建社会财政危机应急系统。

（四）构建公共财政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

首先，把对危机的管理提高到宪法的高度，要在宪法中对危机、危机状态的确认、危机状态的应对原则、政府危机管理权等做出明确规定。其次，制定统一的危机状态管理法，明确下列具体问题：危机状态的确认和宣布；政府的危机管理权；政府在危机状态下的回应措施；危机状态下的法律责任等。最后，制定、完善管理和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或者危机突发事件的专门的法律、法规。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公共财政危机支撑体系的搭建，也必须纳入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并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强化法律和制度对于公共财政危机支撑在实践中运行的明确指导和刚性约束，提高财政职能履行的效率。

[参考文献]

[1]Anna Fornstedt. Civil Secur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Baltic Sea Region: the 1999 Stromsborg Workshop in Stockholm and the 2000 Tallinn Conference[J].A publication of the Crisis

Management Europe Research Program,2001, Volume 5.

[2]Rosenthal Uriel, Chares Michael T. ed.Coping With Crise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M].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1989.

[3]张成福. 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J]. 中国行政管理，2003,（7）：6-11.

[4]温海滢. 论我国突发性公共事务的财政投入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经济纵横，2006,（7）：37-40.

Discussion about Public Finance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China

Hao Xiaowei1，Chen Na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610031, China；2. Academic Affair Office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Shijiazhuang050031, China）

Key words: public management；crisis management；public finance

（责任编辑：张积慧）

作者：郝晓薇　陈　娜

政府传播基础管理论文 篇2：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困境与出路

摘 要]

改进政府绩效管理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实现由内部控制向外部责任转变是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变革的未来方向。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面临信息不对称、动力不足、渠道单一、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削弱了公众评价的有效性。进一步推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需要强化政务信息在政府绩效管理的全过程公开，培育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双向动力机制，丰富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形式方法，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操作细则。通过在政府治理中积极贯彻公民导向与结果导向原则，努力构建效能政府和责任政府，实现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提高。

[关键词]

政府绩效管理；公众参与；政府治理

提升政府绩效管理水平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伴随公众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增强，社会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开透明、效率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如何切实改进政府绩效管理已成为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公众作为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对象，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效果具有最直接和深刻的认知。

公众参与是推动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由内部控制向外部责任转变的有效举措，对构建效能政府和责任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是发源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种新型政府管理工具，借鉴企业管理方式，强调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致力于提高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能。

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开展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探索，如福建等地进行的机关效能建设和南京等地实施的公众评议政府活动等。2011年6月，国家监察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选择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和财政部等国务院部门以及北京、吉林、福建、广西、四川、新疆、深圳、杭州等地方政府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正式拉开了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序幕。2012年7月，全国首个《机关绩效管理》地方标准在广西产生。目前，在中央层面，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的职责已由监察部转移到中编办；在地方层面，一些省市政府相继成立了委员会、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等机构，统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工作。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经过各地政府的开拓创新，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府绩效管理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组织体系，构建了政府绩效管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形成了政府绩效管理运行机制[1]。近年来，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正受到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重视，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引入公众评价作为传统政府绩效考核模式的补充。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上，在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政府绩效管理方法或方案中，都有关于公众参与或公众评价的内容。例如，《四川省人民政府部门绩效管理办法》规定，省政府部门绩效评价采取政府领导评价、绩效组织评价、部门互评和社会公众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社会公众评价的权重为15%。再如，《2014年湖南省绩效评估实施方案》规定，市州政府绩效评估采取指标评估、公众评估、内部评估三种方式进行，其中公众评价的权重为10%。另一方面，在实践操作上，一些地方政府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价机制，包括防城港市和邳州市的评估团模式、深圳市的政务公开模式、青岛市的满意度调查模式以及珠海市、南京市、成都市和海口市等地的万人评议政府模式等[2]。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积极谋求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国际合作。2011年10月，山东省滨州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订协议，并被正式确认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项目试点合作城市”。对地方政府而言，开展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可以弥补内部绩效评估的不足，增强评估结果的客观性，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3]。随着民生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的不断增加与公众评价在政府绩效评估中权重高，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基本实现了从之前无参与到现在有限参与的转变[4]。基于不同的标准，政府绩效管理有着不同的分类模式。从价值导向视角来看，政府绩效管理可以分为内部控制模式与外部责任模式。与之相对应，从评价指标设計层面来看，可以分为“硬指标”型的客观数据测量模式与“软指标”型的公众主观评价模式[5]。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偏重于外部问责即报告绩效水平以推动公民监督，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则更多着眼于内部控制和监督”[6]。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现有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绩效管理并没有实现其最初设计时的诊断政府管理问题、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功能，转而成为一种新的计划式管理手段和政府管理工具[7]。总体而言，我国政府绩效管理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内部绩效考核、控制与管理特征，在外部责任和公众评价层面较为欠缺。尽管与之前的目标管理责任制相比已有长足进步，但在实践中，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包括评估主体层面的重内部评估、轻外部评估，评估内容层面的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民生，评估体系层面的重指标设计、轻制度建设以及评估结果运用层面的重评比排名、轻绩效改进等，政府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亟须进一步加强完善。

二、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困境

与较为系统、成熟的政府内部绩效管理相比，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在制度、管理和技术层面仍然相对薄弱。

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内部控制取向从体制层面制约了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式的绩效管理模式从操作层面限制了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角色、范围和方法，加之缺少对公众参与结果的反馈，公众参与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存在的困境包括四个方面。

（一）政府与公众对政府绩效信息的掌握不对称。政务公开是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前提。作为典型的科层组织，政府机构的运作与管理带有鲜明的封闭性、专业性特点，占据绝对的公共权力和信息资源。在权力不对等与信息不对称的社会中，缺乏对政府绩效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公众根本就无从参与。虽然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政务公开正式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此后中央也出台了多份关于政务公开的政策文件，尤其是2016年《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的出台将政务公开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政府对绩效信息公开依然存在不公开、不及时公开和选择性公开等问题，公众很难知晓和查询相关信息。目前，政府网站已经成为政府政务信息发布的主要平台，然而这些网站在信息发布的全面性、时效性方面问题很大，甚至一些网站沦为“僵尸网站”。有学者指出，“在现行的政府绩效评估中，标准由政府制定，操作在政府内部进行，评估主体主要是本级党政领导和上级政府，评估结果也只在政府内部公布，不对社会公开”[8]。由于缺少及时、有效的政务公开，我国政府绩效管理过程依然呈现较为明显的神秘性和封闭性，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沦为一种形式，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二）公众与政府缺乏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动力。参与动力是推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引擎。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行为的发生有赖于两股力量的推动，即政府的推力与公众的拉力。对政府而言，需要其开放参与渠道，提高绩效信息，反馈参与结果；对公众而言，则不仅需要掌握政府绩效的相关信息，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参与意识、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遗憾的是，无论是政府的推力还是公众的拉力都呈现较弱的状态。一方面，政府管理的专业主义特征使得政府对公众参与有着一种天然的排斥倾向，政府认为公众评价政府绩效的结果可能并不准确，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会产生各种成本并引起不必要的事端。一项对广东省某市的调查显示，地方政府之所以将绩效评价的结果小部分公开，原因就在于担心公众对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增加政府的工作量，甚至引发矛盾[9]。另一方面，公众认为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往往是一种“走过场”，参与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公众投入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不对等。政务信息的不公开、评估过程的封闭性以及考核结果的利用度和反馈度不足更加剧了公众的上述认知。在来自政府绩效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双重作用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既缺乏推力又缺乏拉力，动力机制严重不足。

（三）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渠道单一。参与机制是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具体途径。公众参与包括许多具体的参与机制，比较普遍的如听证会、公开征集意见、民意调查、座谈会、论证会、信函、电子信箱、网络留言等。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渠道相對单一，除了通用的信函、电话等方式外，以公众满意度评议和公众满意度调查较为典型。1999年，珠海市开始推行“万人评议政府”活动，该活动是国内最早启动、规模较大的公众满意度评议活动。具体做法是组建一个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企业代表组成的测评团，对测评的政府机关做出“满意”或“不满意”的评价。2006年，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将电话民意调查纳入政府绩效管理。通过运用计算机辅助电话民意调查方法，围绕公众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等民生问题，从每个区市20多万部电话中随机抽选出500个作为样本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以16%的权重纳入对区市领导班子考核。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委托高校开展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方式也逐渐流行，如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对甘肃省各级政府非公企业工作绩效评估、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对广东省市、县两级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等[10]。尽管上述活动为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提供了一些平台，但从参与机制的便捷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方面来看，参与渠道仍然有待丰富。

（四）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缺乏制度保障。参与制度是实现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保证。当代中国，“公民参与的制度供给仍然短缺，还没有形成健全的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民主运行机制和程序，公民参与还缺乏有效的回应机制”[11]。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同样面临较为突出的制度缺失问题，在权利制度、程序制度和反馈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短板，这就会使参与者的代表性、参与规则的明确性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方面产生问题。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政策文件中虽然有涉及公众参与的规定，但这些规定相对模糊，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制度规定的模糊性使得政府对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活动的开展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际工作中极有可能通过一些看似合乎规定的方式操作公众参与。

例如，《四川省人民政府部门绩效管理办法》规定，针对省政府部门的服务态度、服务能力、服务效率和服务效果，由省政府绩效办组织在部分市（州）开展抽样调查，进行民主测评。可以看出，上述规定并没有明确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参与者范围、测评规则、评价标准以及结果运用等内容，实际操作性不强。尤其是缺乏参与结果反馈机制，公众不知道自己提出的意见建议是否被采纳以及被如何采纳或处理，很容易引起公众的质疑和不满。由于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很多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活动呈现运动式的色彩，持续性不强，效果有限。

三、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建议

政府绩效管理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政府治理技术，推行政府绩效管理的目的在于破解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失灵，更好地落实政府的公共责任[12]。从发展趋势上看，实现由内部控制向外部责任转变是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变革的未来方向，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针对当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存在的困境，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应从四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强化政务信息在政府绩效管理的全过程公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美国在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的过程中，非常强调绩效管理的信息公开与运作透明。公开的内容不仅包括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技术规范，而且涵盖政府绩效管理的所有产出，如战略规划、年度计划、年度绩效报告等，以便为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提供条件[13]。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必须落实中央政策文件精神，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将政府绩效管理开始阶段、实施阶段和反馈阶段等全过程的各类信息公之于众，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避免政府暗箱操作，实现政府绩效管理公开透明。在操作过程中，必须将政府绩效管理各类相关信息定性为主动公开信息，通过政府网站等各类媒介向公众主动公开政府绩效考核的对象、指标体系以及相关政策、法规、数据等基础信息。尤其是在政府绩效管理的反馈环节，要将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结果、政府利用政府绩效管理结果情况以及相关的改进举措和落实情况以专题报告的形式予以公开。此外，针对公众申请信息公开的情形，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掌握好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尺度，确保公众对政府绩效管理的知情权。

（二）培育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双向动力机制。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动力机制来源于两个方面，即作为评估客体的政府与评估主体的公民。就政府而言，担心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是导致其缺乏动力的最主要因素。对此，就需要通过开展正面宣传、强化教育培训、完善管理程序和建立约束激励机制等方式，使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转变相对保守的政府绩效管理理念，为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营造宽松的行政环境，加大政府开展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推力。

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必须从积极的意义层面看待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将公众反馈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效能的重要依据和着力点。

就公民而言，缺乏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积极性，并不是因为公众对此缺乏兴趣或者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绩效管理活动与公众切身利益是否有直接联系。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结果表明，当公共政策议题或政府决策涉及公众直接利益时，公众就会表现出极强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14]。这就启示我们，在开展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过程中，将之与公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对激发公众的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总之，“增强公民参与的动力，关键在于激发被评估对象和参与者两个方面的内在动因，形成公民参与的拉力和推力，进而构建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动力机制”[15]。将政府的推力与公众的拉力有机结合，扩大两者在公众参与绩效管理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使公众参与绩效管理产生持久动力。

（三）丰富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形式方法。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主要方式还是以满意度调查、测评为主，公众参与机制需要进一步丰富更新和有效利用。一方面，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要积极引入“互联网+政务”理念，通过互联网渠道使公众更加方便快捷地参与政府绩效管理。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利用政务微博微信、政务客户端等新平台，扩大信息传播，开展在线服务，增强用户体验”。在开展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活动中，政府需要在传统媒介渠道的基础上，加大利用网络和新媒体等新型信息传播沟通渠道。另一方面，政府应根据政策的规定、议题的性质和公众参与的目的等因素，采纳不同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的公众参与机制对议程设置的控制程度与决策制定的控制程度影响不尽相同，其参与者代表性与信息提供有效性也有很大差异[16]。政府绩效管理常用的公众满意度测评方式虽然可以调查范围较大的群体，但在反馈结果方面存在不足。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应当根据绩效管理的具体项目或领域，灵活应用公众调查、焦点小组、公众咨询委员会等各类公众参与机制，增强公众参与的针对性，提高评估结果的有效性。

（四）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操作细则。解决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随意性、不可持续性等问题的有效手段在于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应当说，目前各地政府对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并非没有相关的政策规定，但这些规定大多是原则性的，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研究指出，制度规定的模糊性是导致公众参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流于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17]。由于相关制度对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主体、程序等规定没有明确，政府就有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制度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约束。强化制度规定的详细性和可操作性十分必要，特别是以立法的形式将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主体、权利、程序等详细规定出来，对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16年1月1日，杭州市正式实施《杭州市绩效管理条例》，该条例从绩效管理规划和年度绩效目标、过程管理、年度绩效评估、结果运用和绩效问责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并特别突出了公众参与和绩效问责的内容。如该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绩效管理机构每年度组织社会公众对绩效责任单位的总体工作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满意度评价并征求意见。对政府年度工作计划所确定的重点工作，绩效管理机构可以根据需要组织利害关系人进行专项社会评价。绩效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公众评价意见反馈机制。杭州市的上述做法对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法律保障具有很大启示。总之，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开展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活动中，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操作细则，形成约束和问责机制，使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真正发挥作用，增强政府绩效管理的公信力。

四、结论与讨论

当前，在转变政府职能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政府绩效管理正经历着从政府控制取向到公众服务取向的变革。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第三方机构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形式和实践正与日俱增。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具有多重功效：对公众而言，可以使社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者发出自己的声音，真实表达偏好和诉求，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对政府而言，可以利用公众反馈的相关信息，及时发现政府绩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政府方法，提高决策质量，保障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和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令人困惑的是，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效果却没有让公众满意，也没有让政府满意，参与者的热情和积极性有不同程度的消退[18]。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在制度和操作层面上存在的诸多困境。进一步推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需要政府在信息公开、组织激励、参与方式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健全完善。通过在政府治理中积极贯彻公民导向与结果导向原则，努力构建效能政府和责任政府，进而实现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提高。

政府开展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绝不能沦為一场“秀”，不能为参与而参与。通过开展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来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提升政府绩效管理水平，这一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必须考虑到公众参与带来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成本以及可能引发的各种不确定性结果。如果仅凭领导干部的一时冲动开展各种类型的突击式、运动式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活动，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设计良好的工作方案和资源保障，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活动很可能会草草收场，沦为一种形式、活动甚至会产生负面效果，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并不是对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全盘否定，客观指标考核与公众主观评价都有其合理性。

政府管理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纯的内部评价或外部评价、定量指标或定性指标都不可能完全真实地测量和反映出全面客观的政府绩效。在理论层面，尽管许多学者主张开展政府绩效管理公眾评价，但对于公众主观评价的效度，仍然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进行审慎检验；在应用层面，尽管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正日益普遍，公众评价政府绩效也越来越受重视，但对政府绩效客观指标的考核并不能偏废[19]。事实上，不同类型的政府绩效管理模式都有其相对应的适用范围和情形，选择何种绩效管理模式应根据具体的政府职能或公共项目予以分别或结合采用。

参考文献：

[1]蔡立辉，吴旭红，包国宪.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及其实践研究[J].学术研究，2013，（5）.

[2]桑助来.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及展望[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1）.

[3]范永茂.重塑公众主体地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之主体构建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12，（7）.

[4]周志忍.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我国的实践历程与前景[J].中国行政管理，2008，（1）.

[5]倪 星，李佳源.政府绩效的公众主观评价模式：有效，抑或无效？——关于公众主观评价效度争议的述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6]周志忍.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问题、责任与方向[J].中国行政管理， 2006，（12）.

[7]倪 星.反思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8]薄贵利.构建服务型政府绩效管理体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0）.

[9]颜海娜.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使用现状的实证探索——基于公职人员感知的视角[J].新视野，2014，（6）.

[10]徐双敏.政府绩效管理中的“第三方评估”模式及其完善[J].中国行政管理，2011，（1）.

[11]张紧跟.从维权抗争到协商对话：当代中国民主建设新思路[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12]陈天祥.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回归政治与技术双重理性本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13]周志忍，徐艳晴.政府绩效管理的推进机制：中美比较的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6，（4）.

[14]王丽萍，方 然.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基于一项调查的考察与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0，（2）.

[15]郭庆松.政府绩效评估与公民参与的动力机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3）.

[16]郭小聪，代 凯.公民参与的争辩与经验研究——十五年来海外相关研究述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

[17]郭小聪，代 凯.政府对公众参与的策略选择——一个“轮流出价博弈”的分析框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4）.

[18]王锡锌.对“参与式”绩效评估制度的评估[J]. 行政法学研究，2007，（1）.

[19]杨永恒.政府绩效评价中的公众参与：述评、实践与启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作者：代凯

政府传播基础管理论文 篇3：

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建构政府“大传播”时空格局

【内容摘要】本文从政府“大传播”的主要构成入手，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构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重塑、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善、政府危机传播管理等多个重要问题，对政府信息的更好传播提出了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新媒体；政府；信息；大传播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公众表达诉求和意愿的重要媒介，在这个传播速度极快、影响范围极大的新环境中，政府信息传播管理工作的难度与挑战也逐浙加大，如何进一步做好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信息传播管理工作，对于构建政府“大传播”格局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媒体视角下的政府传播管理的相关概念分析

（一）新媒体的概念及特征

新媒体①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新媒体往往具有以下鲜明的特征：

1.高效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推广，信息正在以改变一切的巨大力量在全球范围掀起一场影响整个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以互联网作为媒介的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整个社会运转的高效率、高速度，而这些都源于新媒体的高效率。

2.开放性。对比传统媒体，新媒体打破了以往信息的传递门槛，更多的人具有传播信息的话语权，具有极大的开放性。

3.多层次性。高效和开放特性为新媒体的传播带来更多的层次和层级，如聊天工具、通讯软件、电子邮件等等，都可以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信息传播，这是对传统媒体传播的一种革新与跨越。

4.整合性。新媒体是一个公开表达个人观点的“集市”，为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民众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公开的诉求表达平台，同时也为新媒体自身带来了丰富的信息，让传播者与被传播者都能及时掌握信息动态，并将自身的意见融合到新的信息之中，从而实现信息的传播——整合——转播——整合的无限循环。

（二）新媒体背景中的政府信息传播

由于新媒体所特有的非线性、交互性等特征，在新媒体大环境、大背景中的政府信息传播，发展状况及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政府信息传播形式与转播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传统的政府信息传播往往是由政府到民众的单向过程，新媒体语境则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一条双向互动的通道，公众的话语权在政府信息传播中逐步得到体现。一方面，政府通过新媒体向社会及公众进行传播，实现其宣传或服务目标，或是向群众收集民意，或是通过新媒体引导舆论；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中，每个公众都可以在短期内反馈意见，极易形成快速的“情绪型舆论”，从而对政府的信息发布和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甚至冲击。

新媒体环境中，政府信息传播工作要更多地重视公众的意见反馈，在公众意见的竞争与和谐的博弈中，实现政府信息的主动、有效、积极传播，才能使舆论向着有利于传递正能量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政府在信息传播中采取压制等强硬、消极的方式，公众的力量经过新媒体的发酵之后，将有可能会呈现更强大的力量，从而使舆论环境出现失控现象，此时即使政府再采取更加积极的危机管理措施，可能也将无法挽回失控的局面。新媒体背景下，政府的信息传播管理工作要与时俱进，积极运用新媒体工具，充分考虑政府、媒体与公众的良性关系构建，进一步着力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着力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加强政府危机传播管理，进一步塑造国际传播中良好的政府形象，构建政府“大传播”格局，力争实现政府信息传播的最佳效果。

二、有些政府部门在新媒体舆论应对中存在的问题

新媒体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和发展环境，也改变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传播的大环境，传统的社会舆论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革，但新的舆论传播格局还未完全确立，政府在新媒体背景下进行的信息传播工作势必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和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够完备，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危机传播管理还不够规范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得到进一步解决。

（一）新媒体时代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和谐

新媒体时代，政府、媒体、公众在舆论构建中分别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各个角色能否充分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构建和谐的互动关系，对于引导社会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目前看，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定位上，有些政府部门运用新媒体解决公共危机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导致在信息公开、危机应对、信息传播等方面都较为滞后，尚不能更好地履行其运用新媒体进行信息公开并引导舆论的职能。在媒体方面，某些媒体，特别是某些传统媒体在事件的突发与蔓延时期，其信息收集、处理及传播上往往存在一定的机制缺陷，难以确保公众知情权的顺利行使，不同种类的媒体之间分工也不甚明确，手机、电脑、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有信息的快速传递，还存在滋生谣言传播等不良现象的可能。在公众方面，有些公众对事件的舆论参与意识较低，低学历的网民在我国网民结构中占有较大比例，这决定了我国大量网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及对事物的认识深度与广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发挥公众在社会舆论中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

新媒体时代，政府的信息传播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往往需要政府、媒体、公众的互相作用和互相配合，才能发挥出最佳的信息传播效果。就目前来看，政府、媒体及公众三者之间还没有形成很好的良性的互动关系，仅就政府部门而言，有些政府部门使用新媒体工具进行信息传播的意识尚未完全确立，作为政府信息传播的主体，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改变，信息传播时常存在态度不够积极、不甚坦诚等不足，缺乏新媒体意识和信息传播理念。有些政府部门对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发展规律缺乏较为准确的把握。由于有些政府部门对使用新媒体工具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的意识较为缺乏，导致了对于新媒体的发展特征研究不够，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发展形势了解不足，不能准确把握舆论的发展动向，不能及时准确采取措施，往往错失了引导舆论发展态势的良机。

（二）新媒体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完备

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初步确立，政府信息公开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信息公开也正式成为政府的法定任务之一。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陆续开展了信息公开制度的制定及相关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但是从目前来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情况与公民和社会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方面，条例在立法层级上较低。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多变，现行条例与相关法律之间有可能存在应当公开的信息与隐私保护之间缺乏明确、科学的界限，不利于社会和公众进行公开监督等问题；另一方面，在条例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行政信息公开流于形式、浅尝辄止的现象，而且信息公开工作往往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难以满足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及公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日益增长的要求，在社会及公众出现政府信息公开诉求的时候，难以及时、有效作出相应的公开回应，导致信息公开效果有可能大打折扣。

（三）新媒体时代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还不够合理

自1983年我国正式确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经历了建立——发展——完善等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与新媒体环境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完全匹配的现象。新闻发言人多是由政府官员兼任，或多或少还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在沟通方式上往往略显欠缺；同时，新媒体时代，由于相关官员多没有经过新闻发言的长期专业训练，在与公众的沟通过程中，倘若出现些许错误往往会被新媒体迅速传播和转发，对于政府形象容易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传播管理还不够规范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危机中的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给政府的危机传播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难题。目前来看，现行的政府危机传播管理制度某些方面似已難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要，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往往缺乏合理的危机应对预案制度，导致危机发生时，难以迅速反应，导致公众的焦躁和不安，加重危机应对的难度；加之，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在危机发生时，不愿意主动公开信息，错失了危机信息公开的最佳时机，这方面2015年某直辖市发生特大化学危险品爆炸事故后，当地相关部门的反应及其所造成的当地主流媒体的短时“失语”就是一个明例。新媒体时代，一个微小事件倘若应对不善都极有可能导致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主流新闻媒体的媒介作用，将有可能会导致危机应对效率低下，更有甚者会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危机。

三、对策建议

（一）建构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方面要重新科学定位政府、媒体及公众在政府信息传播中的角色。政府应该积极顺应新媒体时代的沟通需求，积极主动回应社会诉求，准确、及时的公开信息，充分发挥其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同时，为公众和媒体创造适当的发言环境和发言条件，提高公众参与度。作为媒体而言，其在政府的信息传播工作中担任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新媒体的语境中，主流媒体要更加注重其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政府信息传播的重要助手，及时将公共信息向公众传递，并且要尽可能地减少信息失真现象的发生，帮助提高政府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效果。作为公众，要转变以往的政府信息被动接受者的角色，逐步提高对政府信息的关注意识和监督意识。

另一方面要着力培养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政府信息传播过程中，要积极培养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增进信任感，政府部门要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加及时、有效、到位的公共服务，与公众增进沟通，进一步树立威信，公众要努力加强与媒体和政府之间的互动，避免因沟通不畅导致的谣言和恐慌；主流媒体要努力提高新闻报道的真实度和准确度，认真承担起真相传播者的神圣使命，助推政府信息传播的真实、高效。只有政府、媒体、公众之间建立起一套有序的、良性的互动关系，才能确保政府信息传播工作与时俱进，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二）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至少应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进一步提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工作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信息社会，政府要充分重视社会与民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及时纠正传统的政府“官本位”思想，实现从权力型的信息公开方式向服务型的信息公开方式转变，充分调动公众推动信息公开的积极性，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及时回应机制，为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供动力源泉。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提升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律层级。新媒体环境中，公众的知情权更多地被提及被运用，政府要逐步完善有关知情权的法律规定，明确知情权的法律地位并给予保障；适当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条例及制度的法律层级，实现对各级政府机关、权力机关的全覆盖。

三是要充分借鉴国外运用新媒体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经验。要借鉴国外经验合理构建一个立法结构严谨、内部协调体系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成熟、高效的管理制度和广泛的社会监督体系，充分发挥新媒体信息传播快速、高效的特质，确保需要公开传播的政府信息高效、保真的传递给社会公众。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的使者，对于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新闻发言人对新媒体的认识。目前来看，在新闻发布的过程中，某些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还存在对新媒体的认识不足等问题，要逐步加强政府新闻发言人对于新媒体的认识，从思想上重视，结合新媒体时代公众的信息需求，进行有效的新闻发言，确保需要公开传播的政府信息能够迅速传递给公众。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新闻发言人对于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认识。要加强新闻发言人的专业训练，了解和把握新媒体给新闻传播带来的改变，掌握与媒体、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技巧和方法，减少新闻发布过程中的失误，切实发挥新闻发言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是要进一步建构适应新媒体社会的舆论引导模式。新媒体时代给社会带来了变革，也给政府信息传播带来了机会和挑战。政府的新闻发布要构建一个适应社会发展、适应传播环境、适应受众需求的舆论引导模式，实现真正意义的公开发布，增强新闻发布的互动性。

四、不断提升运用大数据改善政府危机信息传播管理的能力

政府的危机信息传播管理担负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减弱危机事件的消极影响、增强社会凝聚力、增强政府公信力等多重责任，要做好政府的危机信息传播管理工作，就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切实加强适应新媒体的危机信息传播管理工作的机构建设。要着力建设危机信息采集机构、危机信息传播指挥和控制机构、危机信息传播和沟通系统以及危机信息传播监督机构等，完善危机信息传播体制机制，切实保障危机信息传播有条不紊、切实有序进行。

二是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应对危机信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新媒体环境中，危机信息的传播更为迅速，若不能及时进行控制和管理，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恐慌和不安。政府要加强对危机信息传播的监督和控制，积极主动与公众进行沟通，将危机信息准确、及时地传递到社会。

三是要充分、合理发挥大数据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大数据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在于对于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相比起现有的其他技术而言，大数据的“廉价、迅速、优化”这三方面的综合成本是最优的。要充分发挥大数据在危机信息传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用事实说话，按规律办事。

作者：赵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