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

2022-04-25

[摘要]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原有制度安排的一种变迁,是一项能够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和管理水平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代建制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方式创新内容之一,其对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变革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对于原有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价值。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 篇1:

高职影视制作专业传播学课程教学探析

摘 要 传播学是高职影视专业普遍开设的基础理论课,对学生的影视领域认知、影视专业素养及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传播学课程的教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本科教育,对高职层面的教学则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将分析高职影视制作专业传播学课程的教学现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高职传媒教育及高职学生的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三方面提出传播学教学优化的策略。

关键词 高职 影视制作 传播学 教学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20 世纪90 年代被引入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并成为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当前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环境的变化,对传媒行业的从业者及相关专业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高职影视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来说,也需要适应新形势,探索凸显高职教育特色、能有效提升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高职影视专业传播学教学现状

笔者以所在学校为例,结合相关高职院校的调研情况,对高职影视专业传播学教学现状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学生课程认知情况展开问卷调查。

1.1 教学基本情况

在教学目标上,传播学是影视制作专业的基础课程,将影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的特殊媒体来进行研究,针对电影、电视讲授影视传播的基本规律。通过传播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影视传播的基础理论,掌握影视传播的各个环节,深刻理解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学会从传播学角度观察周围影视现象,并进行理性分析,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转化为影视制作、传播工作中的指南。

(1)教学内容:梳理传播学研究历史,阐述基本理论,围绕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各传播类型,如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进行全面的分析。(2)教学方式:该课程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平均周课时为2课时,以课堂讲授为主。(3)教学资源:教学资料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相关教材与参考资料;二是通过互联网搜索等,获取现实影视领域中的影视作品,关注传播发展动向,作为例证。(4)考核方式:采取闭卷笔试,同时参考学生平时出勤、作业提交及课堂表现,将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按30%与70%的比例进行核算。

1.2 学生认知现状

传播学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往往面向大学一年级学生在第一学期开设。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影视领域认知、影视专业素养及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会产生直接影响。仅根据学生考试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较为片面,也容易产生偏差。因此课题组在课程结束后,面向所授班级学生进行了课程的认知调查,总计发放问卷62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62份,有效率100%。此次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学生学习情况、教学实施情况、教学评价情况四个方面。具体调查情况及分析如下:

1.2.1 学生学习情况

从统计结果来看,学生对传播学课程接受程度较高,大部分学生对课程较为感兴趣,主要原因有内容丰富,贴近生活,能拓展自身知识面,并且和其他专业课程密切关联,但也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有近20%的学生认为该课程不是很重要,主要因为理论性强、知识点多,实践少。同时学生对传播学的学习主要依赖于课堂讲解,遇到问题不太愿意提问,学习主动性不强。

1.2.2 教学实施情况

大部分学生认为传播学的教学方式除讲授外,应偏重于讨论与小组学习,对视频观看要求强烈,并且希望多阅读补充资料,而部分学生认为教材不能满足学习需要,原因主要集中于理论繁多、知识需要随时代发展多更新等,这些情况与媒介的发展及90后学生的媒介接触情况有密切关系。

1.2.3 教学评价情况

学生对课程教学效果较为认可,也认为考核不要局限于笔试,而应多样化,突出实践与动手能力,在老师评价的同时,也能在同学之间进行互评。

2 高职影视专业传播学教学问题

目前对传播学课程的教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本科教育,对高职层面的教学则缺乏系统研究,通过以上对课程教学现状及学生课程认知情况的分析,也不难发现传播学教学缺乏高职特点,和高职教育目标、学生实际情况存在脱节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课程定位不准确。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①由此可见其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对注重专业技能的高职影视教育来说,传播学理论研究范围过于广泛,学生不清楚学习的目的;教学内容过于专业学术化、理论化,学生理解也存在困难。目前针对高职教育所编写的传播学教材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各院校有的选择偏理论、少实务、针对本科教育的教材,如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胡正荣《传播学总论》等,还有的则选用教师自编教材,缺乏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难以保证教学质量。(2)教学形式单一。传播学作为理论课,一般安排在普通的多媒体教室授课,课时不超过40学时,由于时间和场地的限制,使得课程基本上以讲授为主,无法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使学生对课程的认知,特别是课程实际运用价值的理解十分有限。

3 对高职影视专业传播学课程优化的思考

3.1 课程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懂

传播学研究范围广,目前的教材普遍涵盖了传播学历史与发展、传播类型、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传播学史和主要学派、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等。若完全照本宣科,这些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容易造成学生的理解困难,和实践脱节。事实上,传播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高职影视专业的教学应以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引导学生认识传播现象、理解传播概念,进而深入到传播过程、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传播效果等内容的学习中。在这方面,笔者已在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尝试,结合专业特点,将影视传播作为教学重点,课程内容紧密围绕传播过程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影视传播基础理论、影视传播队伍分析、影视传播媒介分析、影视传播内容剖析、影视传播受众分析、影视传播效果分析等,这些部分涉及了完整的传播过程,即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中的每个环节,同时针对当前媒介发展过程中,影视传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加影视宣传管理、新媒体的发展、新旧媒体的融合等内容,使课程内容重点突出,脉络清晰,由浅入深、由生活到专业逐步引导学生的理解,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

3.2 教学方法:贴近学生,教学相长

很多专家、学者对高职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如情景教学法、案例分析法、项目实践法等,就传播学教学而言,不能将这些教学成果简单照搬,而是应考虑现有教学条件,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具体分析、具体实施。

3.2.1 课堂教学,丰富案例资源

正如前文所述,传播学课程多面向大一年级新生在第一学期开设,学生专业水平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由于课时与教学场所的限制,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较为困难,教学形式还应以授课为主,并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弥补书本知识理论性强的劣势,转变学生对理论课程的固有认识,提高学习兴趣。

一方面,将理论知识还原于案例之中,选择典型案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帮助学生理解。例如在讲授“意见领袖”概念时,可以引导学生先发现生活中、班级中的“意见领袖”,再回到大众传播中,以学生普遍关注较多的网络传播如“犀利哥事件”为例,分析“犀利哥事件”的传播过程以及网络环境中“意见领袖”存在于哪里,又是如何引导舆论走向,将受众对犀利哥的外形与身世的关注转换为帮助犀利哥,最终获得政府救助回到家乡。

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视频资料,借助影像的直观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例如,引导学生认识传播者时,不应仅停留于传统的报刊、电视、广播发行、放送机构。网络传播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除了介绍学生使用微博、微信等传播行为外,还可以播放一些拍客的成功作品,如经拍客之手由地铁卖唱走上春晚舞台的西单女孩的成名之路等,这些作品普及度高,时长较短,适合课堂播放。

3.2.2 课后作业,重视小组讨论

课堂教学侧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课后可多以小组作业的形式培养学生认识、分析传播现象的能力。一方面小组分工重视团队合作意识,能课提高学生传媒职业素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大部分90后学生个信张扬、乐于表现的特点。例如结合传播效果、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安排学生到院线进行一次观影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同时在课堂中可安排学生结合作业进行讨论,充分给予学生意见表达的机会。在评价标准上,适当加入学生互评环节,教师评价则以正面鼓励为主,增加学生的学习信心与动力,作为老师也可以直接了解学生的想法、兴趣,掌握其学习情况,有效调整教学内容。

3.3 教学资源:贴近热点,常换常新

人类传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间媒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如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是讯息”理论,新媒介的产生开创了社会信息传播的新形态,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意味着传播学的教学资源不能完全拘泥于书本,需要与时俱进关注传播的前沿理论及热点事件。例如自媒体时代的传播者、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竞合,网络传播内容的监管,受众的媒介素养,网络舆情等,这些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应在教学中予以体现,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注释

①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宋爽

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 篇2: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理性分析

[摘 要]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原有制度安排的一种变迁,是一项能够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和管理水平的有效的制度安排,代建制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方式创新内容之一,其对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变革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对于原有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价值。

[关键词] 代建制 制度变迁 理性分析

国务院2004年7月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实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工期,建成后移交使用单位。”至此,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中试行的代建制,首次在中央政府的文件中被正式推出,发展中的代建制有了政策性依据,但与代建制相关的基础理论还需进一步研究。

一、代建制的内涵分析

1.代建制的概念

项目代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建设经理制(CM制)。CM制是业主委托——称为建设经理的人来负责整个工程项目的管理,包括可行性研究、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运行等工作,但不承包工程费用。建设经理作为业主的代理人,在业主委托的业务范围内以业主名义开展工作,如有权自主选择设计师和承包商,业主则对建设经理的一切行为负责。采用CM制进行项目管理,关键在于选择建设经理,一般来说,精通管理、商务、法律、设计、施工等知识和技能,并具有丰富经验和良好信誉,是一名优秀建设经理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2.代建制与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

所谓“工程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的约定,代表业主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服务。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项目管理企业不直接与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只是协助业主与上述企业签订合同并受业主委托监督合同的履行。项目管理的主要方式由项目管理服务(PM)和项目管理承包(PMC)两种。

所谓“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在工程总承包中,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总承包企业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企业负责。工程总承包中的主要方式有设计——采购——施工(EPC)或交钥匙总承包、设计——施工总承包(DB)等几种。

综合上述三个概念的表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项目管理对于项目建设单位来讲,是在合同范围内为之提供一种技术性管理服务,工程总承包则是为建设单位提供技术性与建造劳务相结合的服务。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的代建工作与项目管理相同,而与工程总承包有所区别。

第二,在项目管理中,项目管理企业的管理行为是代表建设单位,以建设单位的名义做出的;而在工程总承包中,总包企业除了以自己的名义完成承包范围内的工作外,对从自己这里分包工程的分包企业的管理和协调也是以自己的名义而非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完全以自己的名义完成工程建设及其管理的操作方式与工程总承包相同,而与项目管理有所区别。代建制是对建设管理费用的承包,项目管理企业具有项目建设阶段的法人地位,拥有法人权利(包括在业主监督下对建设资金支配权),同时承担相应责任,包括投资保值责任。

第三,与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一样,工程项目的“代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适应市场发展和变化的工程建设方式,我国将其作为公共工程建设的制度化范式,从公共投资管理角度来讲,无疑是一种体制创新。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主要宗旨是为了解决在我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之下,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尤其以国家名义投资建设项目所造成的“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权合一模式所造成的“责、权、利”难以分清,难以具体落实的严重弊端,是以分权和市场化的方式对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利运行进行一定的限制,在实施的效果上则主要表现为项目投资和工期的节省、质量的提高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防治。因此,基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主旨,我们在对代建制进行制度定位时,不应将其混同于一般的項目管理方式,否则将难于理清代建单位的代建和对于项目的管理之间的关系,而应当将其归位为解决政府业主的“虚位”问题,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明确各主体责任而将政府对于公益性项目的建设管理通过一揽子的方式委托代建单位实施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

二、代建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项制度安排的变动将使原有结构失衡,从而可能引发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我国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制度所使用的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而为其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实践已经证明原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不但导致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日趋低下,而且还导致了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充分暴露出原有制度的无效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出现和实施,就是原有制度变迁的过程。

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但是,它明显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并逐步显露出其制度的无效性。一是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二是趋利机制导致投资失控。三是项目建设的自营性、临时性、分散性导致质量与效益低下。四是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导致腐败。政府官员的参与造成行政权力直接介入项目投资和建设,容易产生“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问题,当监督机制缺失时更会导致腐败。五是导致建设市场混乱。

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投资管理模式是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制度所决定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速集中的计划经济和相对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政府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成为公共物品的惟一供给者。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必然与基本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同时,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与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密切相关的其他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一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从政府是惟一的供给主体,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二是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体制,形成了投资主体和资金渠道多元化格局;三是建筑业管理制度的变革,促使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和工程总承包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

上述表明,在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发生变迁时,一方面,原有的制度安排出现了结构失衡,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这一环境变化,必须通过制度的变迁来改变这一状况;另一方面,其他制度安排的改变也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提供了变迁的基本条件。所以,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原有制度安排的一种变迁。

三、代建制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委托——代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罗斯(Ross)、詹森(Jensen)与麦克林(Meckling)等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代理人掌握着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凭借这个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造成委托人的损失。信息不对称性从发生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事前不对称发生在当事人签订契约之前,产生逆向选择;事后不对称性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指委托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不清楚潜在代理人的真实情况,可能选择到并不满意的代理人。而且代理人还会利用这部分隐蔽信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契约,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可通过制定一套策略或契约来获取代理人的信息,采用信息甄别手段;或者高质量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向委托人传播自己的私人信息,采用信号传递手段。道德风险发生在委托——代理关系确立以后,指代理方利用信息优势隐瞒对委托方不利的信息和行为,使委托方遭受损失,而实现利己的目的。道德风险会增加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导致低效率。为了解决道德风险对委托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委托人在与代理人签约时就应考虑如何减少道德风险的损害。一种解决方案是在合同中签订避免道德风险的条款,以防止代理人采取危害委托人的行为。采用这种方案,委托人需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监督代理人的行为。合同条款是否能避免道德风险,关键在于委托人能否监督代理人的行为,以及监督成本的大小。监督越困难,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而且道德风险的危害也越大。另一种方案是为了弥补监督的困难采取的激励措施,以激励促使代理人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自愿地或不得不选择与委托人标准或目标相一致的行动。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传统上是采用项目使用单位自建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即通过组成项目法人、工程指挥部或基建办等对政府投资项目直接管理,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建设承包商和建设监理单位之间直接签订业务承揽合同而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与项目使用单位之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为委托人,项目使用单位为代理人,其次,则是由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等签订业务合同而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里项目使用单位为委托人,而规划设计等单位为代理人。但这种在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所产生出来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在着许多弊端。在这个以项目使用单位为纽带所形成的委托——代理链当中,使用单位无论作为代理人,还是作为委托人都是不合适的。

实行代建制后,项目使用单位只是对项目提出建筑功能和使用上的需求后便不再直接参与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其主要职责变为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一道对代建单位的建设活动实施监督。这样以来,对于政府投资项目在代建制框架下就形成了一条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代理链:项目投资主管部门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实施活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包括项目使用单位)为政府投资项目的委托人,代建单位为代理人。在这个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代理链中,代建单位因其专业化和第三方等特点使其成为政府投资项目成败的关键环节。作为代理人,因为代建单位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知识和经验,熟悉投资规律和基建程序,委托其代行业主的职能对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负责,不仅能克服设计、施工、试运行等项目各阶段相互脱节的矛盾,而且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代建单位会主动发挥其专业优势,运用各种有效的项目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四、代建制隱形激励理论分析

所谓激励就是要使得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采取行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将动态博奕理论引人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之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充实了长期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由克瑞普斯等人提出的声誉模型, 解释了静态博奕中难以解释的“囚徒困境”问题。当参与人之间只进行一次性交易时,理性的参与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欺骗等手段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非合作均衡。但当参与人之间重复多次交易时,为了获取长期利益,参与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均衡能够实现。法玛的研究表明,“代理人市场的竞争对代理人施加有效压力”,在竞争性代理人市场上,代理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代理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代理人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 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代理人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将上述思想模型化,形成代理人——声誉模型。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代理人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表现差的代理人难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良好预期,不仅内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被其他企业重用的机率也很弱。

综上所述,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在我国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解决了传统体制所有者代表缺位的问题,解决了传统体制下由“基建办”、“指挥部”等临时机构外行管理内行的问题,解决了政府机构过多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实施,以及概预算软约束的问题等,体现项目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以及责权利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钱省三 梁 颖:关于代建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中国工程咨询,2007(12)

[2]康克龙:从作用机理透视代建制度安排.中国工程咨询,2008(1)

[3]诺 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3)

作者:李颜娟

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管理论文 篇3:

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我国政府形象建构策略研究综述

摘 要:20世纪末,国内学术界开始出现有关我国政府形象建构的相关研究,进入21世纪后我国公共危机频频发生,一批学者开始从公共危机管理的视角去研究政府形象建构问题并取得一定成果,研究主要涉及政府形象的定义、定位、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形象的互动关系分析,当前公共危机管理下政府形象建构策略几个方面。本文试对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为公共危机管理下政府形象建构的研究添砖建瓦。

关键词:危机管理;政府形象;建构策略

政府形象作为政府重要无形资源,和政府的公信力以及政策办事效率息息相关。根据文献资料,对于我国政府形象的专门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7年我国成立了“中国政府形象戰略”研究课题组,其成果从政府管理学的角度对政府形象的基础理论、影响因素、提高途径等做了详细论述。2003年非典发生后我国一批学者开始注重从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对政府形象建构研究,此后相关的论文呈逐年上升趋势。通过梳理当前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对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政府形象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政府形象的定义及定位研究

对于政府形象的定义,不少学者给出了界定。最早的是袁曙宏提出政府形象是指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在作为行政客休的公民头脑中的有机反映。它由三个要素构成:行政主体—政府;行政客休—公民;客体对主体的反映过程。韩秀景认为,政府形象就是政府的行政行为表现、性质特征、精神风貌等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反映,以及政府在公共行政中体现出来的整体素质、综合能力、施政理念和施政业绩等给公众留下的一种综合印象或看法。第一种定义提到了政府、公民及在公民头脑中的反映三个要素,但是忽略了对政府行为的研究,第二种定义更细致也更全面,注意到动态的公共行政过程中政府的一系列作为给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

二、关于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形象的互动关系的分析

我国对于危机管理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的危机管理多是以企业为主体,研究企业危机管理。对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是21世纪初才开始出现,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成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建立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此后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才逐步增多,许多学者也开始分析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形象的互动关系。

对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形象的互动关系分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公共危机管理对政府的影响。在危机发生时,公众对政府的依赖度加大,对政府的行为表现更加敏感。危机环境对政府形象有负向或正向的放大作用。二是政府形象对公共危机管理的作用。周晓丽认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良好的政府形象可以提升政府公信力、凝聚力和社会的道德水准,有利于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危机治理。

三、关于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政府形象建构策略研究

对于公共危机管理下政府形象建构策略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危机管理的四个阶段分别研究政府应采取的策略。如陆凤英提出危机预防阶段要加强危机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危机预警阶段要健全预警机制即从危机信息监测子系统、危机预估子系统和危机预控子系统三个子系统出发具体进行策略研究;危机处理阶段要及时控制事态,保证信息畅通;危机善后阶段政府要把重心转移到危机恢复上,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及时进行危机评估总结并关注心理健康辅导,保证社会心理健康,加强与公众的沟通。

二是通过个案来研究政府形象的建构。通过某一个比较成功的公共危机管理案例借鉴学习提高政府形象。王琳瑜以智利矿难为例,对智利政府在圣何塞矿难事件中所采取的公共关系行为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智利政府是通过实施积极开放式的救援,建立有效的应急管理机制和事后的赔偿与问责机制,善于领导人的角色定位和善用媒体平台五种途径塑造的良好政府形象。

三是从政府形象管理的流程上提出完善策略。李和中借用对危机管理流程的划分方式,提出要构建政府形象的战略管理机制,根据不同的危机对政府形象进行风险测评机制,充分利用信息交互平台,增强危机公关机构控制能力,建立公共危机下政府形象管理的治理模式,最后要构建公共危机下政府形象评估框架体系,以对其进行有效反馈。

四是结合网络时代分析政府形象的建构策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信息全面快速的传播,主流媒体话语权的下降等,传统的应对策略已经跟不上民间舆论的扩散速度,对政府形象造成很大影响。宋一笑和阎耀军认为在网络时代,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以实际行动塑造形象;另一方面要增强公关意识,充分利用网络媒介的优势,更好的进行危机传播以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参考文献:

[1]严江.关于国内政府形象的研究综述[J].改革与开放,2014,8:13.

[2]袁曙宏.关于塑造廉洁的政府形象的几点思考[J].安徽大学学报,1990,2:53.

[3]韩秀景.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01

[4]周晓丽.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及其重塑[J].重庆社会科学学报.2006,2:134-135.

[5]陆凤英.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政府形象塑造策略[J].西北师大学报,2012,5:128-132.

[6]王琳瑜.论危机公关中政府形象的塑造—以智利矿难为例[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2,1:24-27.

[7]李和中,杨雅琳.公共危机下政府形象的塑造[J].湖北社会科学学报,2010,11:27.

[8]宋一笑,阎耀军.网络时代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形象塑造[J].东南大学学报,2012,12:60-61.

作者简介:

申艳平(1992.4—),女,河南安阳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15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学理论与实践。

作者:申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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