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盈余管理论文

2022-04-16

【摘要】文章选取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不同控制背景下，大股东股票质押和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大股东股权质押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降低，但真实盈余管理在大股东股权质押后显著增加，即企业管理层从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1：

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财务困境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从盈余管理的角度，以沪深2009-2013年上市公司为对象，结合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企业财务困境。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使得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企业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也显著正相关，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越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企业财务杠杆、盈利能力和成长性都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也与企业财务困境正相关，只是较前者相关性较弱。

【关键词】管理者过度自信盈余管理企业财务困境

一、引言

盈余管理一直以来受到监管者的重点关注。现有盈余管理的研究是基于代理理论与契约理论的冲突与信息不对称，从资本市场动机、契约动机和监管动机等多方面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随着对金融市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现象无法用标准金融学解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不断受到质疑。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Daniel Kahneman教授与Vemon Smith教授因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中的突出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行为金融学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有经济学家认为行为金融学会是未来金融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心理学家发现，人们习惯性地表现为过度自信、过度乐观等认知上的偏差，并且存在损失厌恶等偏好上的差异。因此，将过度自信等人的非理性因素引入到对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中十分有必要，也具有更为有效的实际意义。

过度自信属于心理学范畴。根据Gervais和Odean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自我归因，即是人们容易将成功归于自己，而把失败归于他人或者客观的条件。Roll于1986年提出了经典的以管理者过度自信为基本特征的“傲慢假设”理论。该理论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或者傲慢自大）可能导致过度的接管活动，激发更多的公司接管事件的发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高估成功的概率，并且高估自己的能力和现有的知识，从而对企业的未来收益持有乐观态度，这样使得管理者倾向于作出非理性的行为决策。当实际经营成果没有达到管理者预期的盈利目标时，管理者会将此归于客观条件或者他人，为了维护自己言行一致的形象，管理者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来达到预期的盈利目标。

Cutler、Porterba和Summers等学者发现，在经验环境下，人们对自己的判断一般都过于自信，过度自信导致错误，当错误出现的时候，人们会从中学习，修正过度自信，从而使自己的行为逐渐理性起来。

现有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困境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没有解释相互之间的影响机理，有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的减少，这使得管理者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当企业价值减少到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程度加大，就可能导致企业财务困境。但理论界并未有清晰的认识。基于此，本文选择“管理者过度自信、盈余管理与企业财务困境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管理者过度自信相关研究。

最早对管理者过度自信进行研究的Roll于1986年提出“傲慢假说”理论，并用该理论解释企业许多并购活动影响其价值的行为。许多研究表明，专家的自信程度比一般人要高，当管理者认为自己是专家时，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判断。Landier（2009）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管理者更乐观，并且更有可能高估自己的决策能力。也有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选择更加激进的债务融资决策。Hackbarth（2004）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更高的债务融资，并且会采取更高的频率发行新债，从而导致企业债务结构期限更短。国内也有学者证实了这一现象，余明桂等（2006）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短期债务结构有显著地影响；姜付秀等（2009）研究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水平以及内部扩张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采取激进的内外扩张战略，从而有可能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Hribar和Yang（2010）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容易做出乐观的盈余预测，而当实际盈余没有达到预测盈余时，便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张荣武和刘文秀（2008）研究发现管理者为短期过度自信时，正向盈余管理的程度大些，而长期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却更倾向于负向的盈余管理。

2.企业盈余管理相关研究。

由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冲突与不对称，管理者就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基于此，管理者会依据报酬激励的制度来调节公司盈余从而使得自己的报酬达到最大化（Healy.1985）；Watts和Zimmerman（1986）研究指出，管理者为了调高报酬，更倾向于将未来的盈余转移到现在。另外，越接近违反债务契约的公司，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从而满足举债的限制性条款。Sweeney（1994）通过对比研究得出处于违约期间的上市公司更有意向进行盈余管理。也有学者研究表明，盈余管理与政治成本和资本市场动力有关联。国外学者Teoh、Welch和Wlong（1998）通过研究季节性发行股票公司发现，这些公司在股票发行之前均会进行盈余管理，并且在发行当年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达到最大值，以后年度开始下降。Friedlan（1995）研究证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会通过盈余管理高价发行股票。

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再融资、保盈和契约盈余管理动机。黄新建和张宗益（2004）、雷光勇和刘慧龙（2006）、李增福和郑友环等（2011）、章卫东（2011）等发现，我国企业在进行股权再融资的过程中会进行盈余管理获取更多的资金；吴莲生和薄仙慧等（2007）、张俊瑞和李彬等（2007）、朱松和陈运森（2009）等发现，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进行保盈；曹国华和林川（2011）、李增福和董志强（2011）、李增福和曾庆意（2011）等则发现企业基于契约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

基于上述文献发现，现有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在理论上已经逐渐得到完善，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企业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企业财务困境的影响，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与财务困境关系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导致企业价值的变化，从而最终导致企业财务困境。也有文献表明盈余管理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关系。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程度，从而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提出管理者过度自信、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逻辑关系模型图。由图可知：

（1）管理者过度自信，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管理者作出激进的负债行为或者扩张行为，此时如果这种行为未达到预期目标，企业就会采取盈余管理达到预期目标。

（2）盈余管理未发现，保持企业预期目标，管理者更加过度自信。由于达到可企业预期目标，基于自我归因假说，管理者会较高程度的过度自信，导致管理者采取更高程度的激进负债行为或者扩张行为。若更高程度的激进投融资决策没有达到管理者预期目标，企业会进行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3）管理者极度自信，盈余管理程度过高，企业价值减少，出现财务困境。如此循环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和盈余管理的程度会达到极高的程度，这就使得企业管理者失去理性，让企业处于极高的风险中，从而导致企业出现严重财务困境。

（4）修正环节。在企业陷入严重财务困境之前，管理者若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修正过度自信的水平，调整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将其均降到较低的程度，则此时的投融资行为都是比较理智的。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

本文的样本主要来自沪深两市2009—2013年A股上市公司。另外由于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可能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因此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样本选取时剔除金融类公司、数据缺失和计算盈余管理时数据不完整的样本观察值。最终得到5677个样本观察值，其中2009年733个，2010年826个，2011年1220个，2012年963个，2013年1935个。

本文相关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锐思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

目前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的替代变量主要有以下几种：（1）CEO持股状况（Malmendier and Tate，2003；郝颖等，2005）；（2）相关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Hayward and Hambrick，1997；Brown and Sarma，2006；Hribar and Yang，2006；Jin and Kothari，2005）；（3）企业盈余预测偏差（Lin et al.，2005）；（4）企业并购的频率（Doukas and Petmezas，2006）；（5）CEO相对薪酬（Hayward and Hambrick，1997）；（6）企业历史绩效（Hayward and Hambrick，1997）；（7）企业景气指数（余明桂等，2006）。

上述指标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缺陷，但是在目前并没有更好解决方案的背景下，选择这些变量作为替代变量是较好的选择。因此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情况，选择用管理层的持股情况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2.盈余管理计算。

关于计算盈余管理的模型有很多，国内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均是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因此，本文也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公司的盈余管理。具体计算的过程如下：分行业和年度对模型（1）进行回归，获得模型（1）中的ɑ1、ɑ2、ɑ3的值；其次，将模型（1）中的ɑ1、ɑ2、ɑ3的值代入模型（2）中，以计算不可操控性应计数；最后，将模型（2）中计算所得的不可操控性应计数代入模型（3）中，获得可操控性应计数（DAt），即为盈余管理的度量指标。

在上述模型中，TAt=NTt-CFOt ，其中t为年度，NT为企业经营利润，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A为期末总资产，NDA为非操控性利润，△REVt为第t年和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RECt为第t年和第t-1年应收账款的差额，PPE是企业期末的固定资产原值。

3.企业财务困境指标。

对于企业财务困境，本文采用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奥特曼（Altman）于1968年财务危机预测模型中的“Z”计分值来衡量财务困境，其计算公式是：（0.012*营运资金/总资产+0.014*留存收益/总资产+0.03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0.006*股票总市值/负债账目价值+0.999*销售收入/总资产）*100。本文中的该值取自锐思数据库，Z值越大，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越良好，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本文在参照了前面学者的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DA|是企业盈余管理变量的绝对值，overconfidence是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参考前面学者的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TobinQ）、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Big4）、审计师意见（Audit Opinion）。此外，还控制了行业（Indu）和年度（Year）效应的影响。其中，行业变量按照证监会行业代码分类，除了制造业按照二级代码进行分类外，其余行业均按照一级代码进行分类。

本文变量定义如下表（1）所示。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统计性描述

表（2）是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Z值的平均数是4.25，中位数是2.96，最小值是-38.65，最大值是38.69，表示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衡量指数Z值还是存在较大差别的；盈余管理指标|DA|平均数是0.07，中位数是0.05，最大值是0.89，最小值是0.00，说明我国的盈余管理程度在上市公司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差距；过度自信衡量指标overconfidence的平均数是-4.50，中位数是-3.12，最小值是-15.28，最大值是1.31，说明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公司规模Size的平均数是22.07；资产负债率Lev的平均数是0.50，最小值是0.06，最大值是12.13，说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存在一定的差异；盈利能力ROA的平均数是0.04；成长性TobinQ的平均数是1.54，说明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较好；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Big4平均数是0.04，说明所选样本的上市公司中，越有4%的公司选择的审计报告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属于国际四大；审计师意见虚拟变量AuditOpinion的平均数是0.96，说明所选样本的上市公司中，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是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研究变量相关系数表。由表（3）可知，盈余管理（|DA|）和管理者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与企业财务困境（Z）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盈余管理程度和过度自信水平会对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有影响。在控制变量方面，盈利能力（ROA）、成长性（TobinQ）和审计师审计意见虚拟变量（Audit Opinion）与企业财务困境（Z）显著正相关，说明盈利能力越强、成长性越高、出具的审计意见是无标准审计意见等，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会计师事务所虚拟变量（Big4）与企业财务困境（Z）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的规模越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国际四大，则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低。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是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盈余管理和企业财务困境的多元回归结果。由表（4）可以看出，企业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在1%的水平上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性正相关，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程度越高，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越容易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成长性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性正相关，表明规模越大、盈利能力和成长性越高的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大。主要是管理者过度自信，成长性较好会导致企业扩张速度加快，会加剧企业的财务困境，与前面的逻辑模型保持一致。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财务困境呈显著性负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

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指标的衡量，Hayward和Hambrick（1997）学者认为CEO的相对薪酬越高，说明其地位越重要，其过度自信的程度也就越高。基于前面学者的研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用“前三名管理者薪酬之和/所有管理者的薪酬总和”来替代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该值越高，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表（5）是用“前三名管理者薪酬之和/所有管理者的薪酬总和”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指标与盈余管理、财务困境关系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在这种情况下，盈余管理也与财务困境保持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也会给企业带来财务危机。其他控制变量与财务困境保持和前面回归结果一直的显著相关关系，管理者相对薪酬比例与财务困境依旧正相关，但是不显著，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原回归模型。

五、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使得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高，企业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也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表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越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另外，企业财务杠杆、盈利能力和成长性都与企业财务困境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也与企业财务困境正相关，只是较前者相关性较弱。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从盈余管理的角度，结合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企业财务困境，突破了以往研究盈余管理的视角，同时丰富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本文的意义在于：从盈余管理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非理性视角来解读企业财务困境，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企业财务困境，从而通过对管理者团队的优化和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减少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余明桂，夏新平，邹振松.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行为[J].管理世界，2006（8）.

[2] 李秉成，朱慧颖.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价值与企业财务困境的关系——基于东星集团的案例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2（5）.

[3] 何威风，刘启亮，刘永丽.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研究[J].投资研究，2011（11）.

[4] 姜付秀，张敏，陆正飞，陈才东.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J].经济研究，2009（1）.

[5] Roll ， Richard.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86，59（2）.

编辑：彭秋龙

作者：吴江玲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2：

大股东股权质押、异质性控制权与企业盈余管理

【摘要】文章选取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不同控制背景下，大股东股票质押和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大股东股权质押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降低，但真实盈余管理在大股东股权质押后显著增加，即企业管理层从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相较于国有控制企业，非国有控制企业实际控制人在股权质押后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下降程度更为显著，表明异质性控制权能显著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

【关键词】股票质押;异质性控制权;盈余管理

一、引言

截至2018年12月15日，在全国3 588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2 485家民营上市公司存在股票质押业务，占民营上市公司比重的98%，质押的市值达到4.3万亿。企业进行外部融资时，股权质押融资可以满足大股东如下需求：（1）股权减持套现。根据证监会《减持新规》的要求，大股东在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时，任意连续90天以内，减持总数不能超过公司总数的2%。大股东可以通过股权质押继而司法划转的方式，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减持。（2）现金增资。大股东通过股权质押所得资金增持企业股票，增加对企业的管理控制权。（3）再投资目的。大股东可以通过利用质押股权的方式将所融资金，继续投资于其他项目。此外，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大股东进行股权质押是想利用股权质押的方式得到繼续投资所需的资金，从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王斌、艾大力（2012）[1]在分析股权质押的动机时，认为许多企业在存在资金短缺以及发展对资金需求时会较多地选择股权质押，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解决企业资金需求，还会向外界传递出企业运营状态良好的信息。王斌、蔡安辉、冯洋（2013）[2]指出股权质押在融资时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还可以继续行使其对企业的控制权，可以将资产负债表中呈现静态的长期股权投资转变为可以产生效益的动态资源，提升了资产的流动性和营运能力。同时，股权质押实质上为一种负债，通过静态转变为动态也可以为整体的财务发挥了财务杠杆的效果。张陶勇、陈焰华（2014）[3]以500家存在股权质押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企业将股权质押融资后得到的资金大部分地投入到上市公司的发展中，由此可知，股权质押融资的最根本动因是为了发展上市公司从而增加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综上所述，企业通过股权质押为其带来资金，满足运营的需求，并且还可以保证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所以在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股权作为一种抵押物，企业并没有抵押实物资产，而是用股权作为保证金，相较于其他的方式，股权质押是一种较优的融资方式。

在我国，由于股权性质有差异，因此企业在筹资方面会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在企业进行筹资时，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从风险角度看，金融机构以及银行在通过政治风险方面的考虑后，会倾向于选择国有企业，以降低自身风险;从成本上看，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在财政补贴和融资支持等政策上较为关注，使得国有控股公司在取得融资时比非国有控股企业获得更大的成本上的优势。国有控股企业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在筹资过程中具有承受的筹资约束小、筹资成本低等优势，可以比较容易地以较低成本获得所需资金。随着国有股减持、股权分置改革等政策的推进，大多数国有控股公司成为实际上的国有控制公司。国有控制公司因为其特有的背景，依然享有融资的可获得性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因此，研究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上市公司在处于不同控制背景时股票质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企业盈余管理是企业依据合理的会计准则要求把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做有目的性的调整，提升企业形象，增加公众对企业的积极认识，以提升企业自身的经营绩效的效果，对外表达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信息，以提升企业股价，达到利益最大化。盈余管理一般可以分为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在实际操作中，金融机构等资金融出方根据企业盈利状况、企业信用评级等指标综合评价融资收益。因此，大股东为了使企业的报表信息透露出积极的影响，使筹得的资金效益最大化，产生的成本最小化，通常会提高盈余公积等各类贷款指标的数据进行盈余管理，以降低融资的可获得性和融资成本。Lemmon（2003）[4]研究得出企业的股东及管理者会通过盈余管理来实现自身的利益。

（一）应计盈余管理

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目的不同，但是大部分企业是为了通过盈余管理增加企业自身价值，满足企业管理层的需求，获得企业持久稳定的发展同时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袁知柱、王泽燊、郝文瀚（2014） [5]认为企业选择应计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诉讼风险低，且同时受机会主义行为效应的影响以及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不完善作为当下背景的原因，DeFond（1997） [6]指出，对于某些未来预计有良好业绩的企业来说，他们会把未来期间的部分收益利用应计项目放在当期进行核算，以此来增加当期的经营绩效，弥补当期的不足，而对于当期经营状况良好、对未来经营绩效有所担忧的企业来说，他们则倾向于利用应计项目降低当期的利益，以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亏损。陈晓（2004）[7]针对经营业绩不稳定、容易出现亏损的企业，认为为了维护企业价值和企业利益，企业会提前实施应计项目调整盈余。王良成（2014）[8]指出企业往往会依据企业自身的条件选择盈余管理的方式，对于经营成果较好的企业，往往会选择风险系数低的真实盈余管理，对于经营成果较差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企业价值，会选择成本较低的应计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通常不会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期决策。由于应计盈余会在以后期间转回，因此，利用应计盈余对企业经营效果进行可操作的空间较小，企业管理者为了粉饰短期的经营状况会选择应计盈余管理，例如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增发股票等，但是企业如果对前期的操作程度过大，会导致后期的可操作空间缩小。

（二）真实盈余管理

Roychowdhuir（2006）[9]指出，管理者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会控制企业真实交易的时间或者组织一些与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相偏离的交易活动，称为真实盈余管理，操作的风险以及成本等会影响到企业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现金流与盈余总额影响较大，相比之下，应计盈余管理对财务数据的影响就小的多，应计盈余管理仅是对会计期间的盈余进行目的性的分配，不会使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现金流产生频繁的波动。

真实盈余管理是在企业真实经营活动上进行的且其相对滞后，从而造成真实的现金流，以及企业现金流频繁波动，对企业的价值带来一定的损害。李增福（2011）[10]研究发现，企业管理者为了企业的可持续稳定的发展会选择对企业价值危害小的应计盈余管理，他们一致认为长期的真实盈余管理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只有在企业没有办法达到拟定的经营目标时，真实盈余管理才会被作为一种补充加以实施。张敦力（2012）[11]研究发现企业对盈余管理的方式选择上会受到外部的监管力度的影响，一般企业在外部监管严厉、审计质量高时，应计盈余管理成本与风险增加，企业操作空间减小，在这些局限性下，应计盈余管理的优势降低，但是对于真实盈余管理，一般很难将其与不具有任何操作目的的交易进行区别，在监管严格时很容易被选择。从大量的研究中也可得出盈余管理会影响审计结论，企业采用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在采用了盈余管理且财务会计准则与会计监管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安全性相对较高的真实盈余管理，这样被相关监管机构怀疑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从而降低企业风险。

企业选择盈余管理的方式及程度均会受到企業治理水平与内部控制体系的影响，真实盈余管理需要相关人员配合以控制交易行为、隐瞒重要信息等，所以，当公司治理机制越完善，监督更加严格时，可以有效地抑制管理层合谋侵害公司利益，产生对财务信息的有目的的调整及造假行为，当大股东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对财务报告进行有目的的调整，与管理层共同对盈余进行管理，在监督严格的背景下，选择风险较高的应计盈余管理是不明智的，但是真实盈余管理更多的是基于真实的企业经营活动，其隐蔽性更强。真实盈余管理有一定的真实性与隐蔽性，会减少监管部门的监察，从而能降低被处罚的可能性，所以更容易被选择。

（三）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

Magrath and Weld（2002）[12]研究发现企业会通过操控盈余来提高股价，债权人一般在出借资金时会对债务人质押物价值进行评价，盈余管理程度是衡量质押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Cohen（2010）[13]认为，一般在大股东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股权质押融资，在融资之前为了自身利益，大股东很有可能会选择操控盈余来提升企业的形象，以此来提高股价，从前人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关系。存在股权质押的企业利用盈余管理来提高质押物价值，增加自身价值，从而以较少的质押物获得更多的资金情形。

总结研究结论发现，真实盈余管理是在真实的经营活动中对盈余进行操作，被发现的可能性小，债务人遵循谨慎性原则，更倾向于采用风险低的真实盈余管理来操作企业盈余。为了维持会计盈余在整个会计期间的平稳，企业更愿意选择真实盈余管理，且应计盈余管理还会受时点限制，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影响周期短，满足不了管理层对盈余调整长期的需求，且风险较高，在监管日益严格的情况下，管理层为了规避监管的风险，会采用相对安全的真实盈余管理。陈骏（2010）[15]研究表明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会受到银行债务契约监督的影响作用，严格的监管制度，可以增加应计盈余管理的风险，从而企业会选择比较安全的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盈余进行管理。陈共荣（2016）[14]研究得出存在盈余管理的企业大多存在股权质押的情况，并且在股权质押后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呈现由应计向真实转换的趋势，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上市公司企业大股东产生股权质押后，会导致公司应计盈余向真实盈余管理转移的趋势。

（四）异质性控制权下的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

刘继红（2009）[16]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因为自身的特殊性，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更高，受到的监督更加严格，所以在其实施应计盈余管理时更容易被发现，更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所以对于国有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小，更加容易选择安全、隐蔽性高的真实盈余管理。谢德仁和廖珂（2018）[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内部股权制衡较弱与非国有公司中有股权质押行为的企业，更多地会选择真实盈余管理的方式进行操控。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肯定，大量的研究表明，股权质押的公司更有可能出现盈余管理，且存在股权质押的企业更多地选择真实盈余管理，股权制衡与产权性质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例如对于国有性质的企业，股权质押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会被削减。

国有企业因为受到政府及政策的支持，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强，企业在融资时，贷款方对盈余管理程度信息需求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民营企业没有的隐性担保，融资的可获得性也较民营上市公司更高，在融资成本、融资条件、融资期限等方面都更具优势。因为自身条件的优越性，国有企业在股权质押后进行盈余管理的动力不足，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没有这种资源优势，其会计盈余信息在融资决策中有重要意义，所以在股权质押后，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目的去进行盈余管理，且存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较高的现象。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上市企业股权质押后，民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增加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在CSMAR数据库获取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象，并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1）选择当年以及下一年连续发生股权质押的企业作为样本公司;（2）金融行业因为会计差异的特殊性，导致与其他非金融行业没有可比性，予以剔除;（3）连续变量进行1%和 99%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对最终结果的影响;（4）剔除样本中总资产成长率或销售增长率大于100%的公司，以消除企业重组以及兼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STATA 13.0对数据进行处理及估计。经过数据处理后，样本总数为24 258个，其中国有企业样本为11 868个，非国有企业样本为13 344 个。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本文选择上市公司Pledge（股权质押）为解释变量，选取3 588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于Pledge（股权质押）的取值，我们规定，当企业当年及下一年同时发生股权质押时取Pledge=1，否则Pledge=0。

2.被解释变量。本文将盈余管理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由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确定。

（1）应计盈余管理的度量（Accrual）。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衡量应计盈余管理。

（2）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Real earnings management）。本文沿用Roy chowd hury（2006）的研究，分别计算出异常生产成本Abnormal_cost、异常经营性现金流CFO、异常可操作性费用Operability_cost，借鉴李増福等（2011）的做法构建综合指标Real_Earnings（Real_Earnings =Abnormal_cost-CFO-Operability_cost）来表示样本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其中Income表示企业营业收入，?Income表示营业收入的变动，Asset表示总资产，Operability_cost可由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得出。

3.调节变量。本文中以产权结构SOE研究其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调节作用，当样本企业为国有产权时取值为1，为非国有产权时取值为0。

4.控制变量定义。企业规模及治理机制会影响到企业盈余管理质量，因此采用企业规模、独董比率等控制变量。由于高质量的审计会对盈余活动起到有效的作用，因此将审计质量作为控制因素。企业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同样会受到管理层持股、薪酬激励政策等影响，采用管理层持股比率Hold_ratio、高管薪酬Compensation控制这一因素，对于债务水平高的企业管理者更愿意去实施盈余管理，因此采用财务杠杆DFL控制这一因素。同时对年份以及行业进行控制。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股权质押行为对企业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构建如下模型进行OLS回归：

模型1用于检验股权质押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具体如下：

Accrual=α0+α1Pledge+α2SOE+α3Size+α4DFL+α5Compensation+α6Hold_ratio+α7Indepen_director+∑αiYeari+ ∑αjIndj+ε

股票质押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模型2：

Pledge_Earnings=β0+β1Pledge+β2SOE+β3Size+β4DFL+β5Compensationβ6Hold_ratio+β7Indepen_director+∑βiYeari+∑βjIndj+μ

异质性控制背景下，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应计盈余管理的调节作用，模型3：

Accrual=γ0+γ1Pledge+γ2Pledge×SOE+γ3SOE+γ4Size+γ5DFL+γ6Compensation+γ7Hold_ratio+γ8Indepen_director+ ∑? iYeari+∑? jIndj+θ

异质性控制背景下，大股东股权质押与真实盈余管理的调节作用，模型4：

Pledge_Earnings=λ0+λ1Pledge+λ2Pledge×SOE+λ3SOE+λ4Size+λ5DFL+λ6Compensation+λ7Hold_ratio+λ8Indepen_director+∑λiYeari+∑λjIndj+ξ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表2的描述性统计，反映应计盈余管理Accrual、真实盈余管理Real_Earnings以及真实盈余管理的各分项指标：从异常生产成本Abnormal_cost、异常经营性现金流CFO、异常可操作性费用Operability_cost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可以看出样本企业中大多数采取非单一的盈余管理，其中应计盈余管理均值为0.089，最大值为0.38，最小值为0.0030。而真实盈余管理的均值为-0.008，最大值为2.686，最小值为-1.421，表明在不同的样本企业中所存在的盈余管理程度有一定的差异性。

（二）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下页表3的实证结果，方程（1）、（2）中Pledge与Accrual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进行股权质押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倾向于降低。方程（3）、（4）中Pledge与Real_Earnings均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说明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会随着企业进行股权质押后显著增加，从而假设1成立。在方程（1）、（3）的基础上引入异质性控制权的变量SOE，分别得到方程（2）、（4），Pledge×SOE与应计盈余管理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说明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会受到异质性控制权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减少幅度更低。而Pledge×SOE与真实盈余管理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说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后，非国有控制企业在真实盈余管理方面增加得更为显著，假设2得到验证。

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分别在1%的水平上与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说明企业会随着企业规模增大而增加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随着企业的财务杠杆的增加，企業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高。高管薪酬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与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负相关，说明高管薪酬越低，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高。相比之下，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明显。独董比例在1%的水平上与应计盈余管理负相关，说明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随着企业独董比例的增加而减少。独董比例在1%的水平上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说明独董比例的提高，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

五、结论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进行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降低，但真实盈余管理在大股东股权质押后显著增加，即企业管理层从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其原因是：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会计盈余，达到粉饰报表的目的，进而更容易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在外部监管环境趋严的情况下，管理层更倾向于减少易被发现的应计盈余管理，转而采取更难监测的真实盈余管理，达到粉饰报表的目的。进一步对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进行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控制企业，非国有控制企业实际控制人在股权质押后进行应计盈余管理的下降程度更为显著，表明异质性控制权能显著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现实中，国有控制企业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在融资可获得性上更高，融资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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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朝，男，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后工作站;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作者：刘朝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3：

管理者职业经历与企业盈余管理文献综述

摘要：本文对管理者职业经历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国内文献进行了述评。首先介绍了高管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然后对高管团队的CEO、董事的背景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作了梳理。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思考。

关键词：高管经历;盈余管理;CEO职业经历;独董背景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通过操纵企业财务信息，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行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性，管理层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维护职位安全等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目前，针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主要包括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及经济后果研究。学者从外部因素和内部治理两个方面阐述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外部因素包括雾霾、反腐政策、退市制度、国企混改、政府监管等。内部治理包括高管特征、独董背景、股权激励、社会责任、CEO更替等。在研究经济后果时，审计师决策、企业绩效、股价崩盘等成为热点。本文选择从管理者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这一角度切入，研究了不同背景的管理层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近年来，高管的异质性特征成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注热点，高管的职业经历得到了广泛关注。自高阶梯队理论提出以来，学者们逐渐认为管理者是异质且非理性的，构成了管理者职业经历后果研究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管理层在企业中所做的决策中含有其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认知与经验。高管的背景特征是具有信息含量的，因此对于高管背景的研究是必要的。本文综述的重点是管理者的个人经历，即研究管理层后天的经历和经验对其决策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定义的管理者包括经理层、董事、监事等，但由于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对监事本身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主要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经理层和董事。管理者的职业经历会塑造、影响其思维与认知，影响到他们在所处职位上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他们的决策选择。由于管理者在企业中具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因此管理者通常会对企业的业绩及各种决策造成重要影响。那么，不同职业背景的管理者会如何影响盈余管理的操纵程度呢？本文基于对文献的梳理，旨在为未来研究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本文在框架上首先将管理层作为整体，进行第一部分的综述。然后再将管理者团体进一步作了细化区分，进行第二、三部分的综述。具体来说，本篇文献综述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管理层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第二部分为CEO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第三部分为董事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第四部分为总结与展望。

二、管理者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管理者个人特征和早期经历对公司决策和企业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将管理层作为团队，研究该团队成员中含有某段职业经历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将管理者职业经历分为以下三部分来叙述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从军经历

由于从军经历的高管具备纪律性等特征，高管从军经历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被广泛研究，但学者们未得到一致结论。王元芳等（2020）以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有过从军经历的高管会由于存在道德偏好效应、遵守道德及规则等，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的上市民营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相对更低。权小锋等（2019）在研究时发现具有从军经历高管的公司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更高，同时销售操纵型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更高。他从心理学视角解释了该结论，认为早期军旅生涯会塑造和强化高管过度自信、冒险和激进等个性特征，而过度自信、风险偏好等特征会增加公司盈余管理的概率。

2.学术经历

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能具有更严谨的思维方式和更自律的品格，可能会对企业的盈余质量产生影响。对于高管的学术经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并未得出统一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胡思佳（2020）认为当企业具备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时，他们较高的道德水平以及谨慎的态度有助于促进企业披露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形成约束。

而具备学术经历的高管也可能导致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提高。具备学术经历的高管具备实现更高盈余目标以及追求职位安全的动机。且由于监管逐渐变得严格，导致其减少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操纵，而更倾向于提高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徐铁祥和郭文倩，2020）。

3.审计经历

管理层的审计经历被认为是影响管理层披露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具有审计经历的管理层与其企业做账流程、财务数据等更为了解，工作流程与会计信息质量更为相关，因此管理层的审计经历一度成为研究热点。管理层的审计经历会促进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刘继红等（2014）研究发现具有CPA经历的管理层并未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产生显著影响，但是高管入职前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当前聘任的事务所相同的公司具有更高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且未转向操纵真实盈余管理。但是，部分学者研究表明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更倾向于选择真实盈余管理。蔡春等（2015）认为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受到审计职业习惯及审计执业经历影响，通常对风险项目持谨慎态度，倾向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即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倾向于采取多种盈余管理方式，并且为了实现较低风险水平下的私有收益最大化，会增加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倾向。李宾和达桎均等（2019）认为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反审计能力和对拟实施审计程序的预见能力，具有明顯的财务优势，使其更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在具有审计背景的情况下，监督型高管比决策性高管更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三、CEO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CEO在企业管理层中居于领导地位，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拥有更高的领导力和统治力，且针对CEO的研究文献数量较为丰富，故在此进行单独综述。基于烙印理论，很多学者对CEO的学习或工作经历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这种经历会塑造CEO在认知、能力等方面的特征，进而对企业的财务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部分从CEO以下经历分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海外经历

具有海外经历的CEO能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杜勇等（2018）结合烙印理论，从认知烙印和能力烙印两个维度分析了CEO在海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认知烙印表明有海外经历的CEO在决策时更为关注公司的长期发展，能力烙印表明有海外经历的CEO有助于其学习到更先进的公司治理经验，而高水平的公司治理又可以有效抑制盈余管理，因此具有海外经历的CEO能通过烙印机制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

2.贫困经历

具有贫困经历的CEO能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牛煜皓和张腾等（2019）以出生年份在1947年-1961年之间的CEO为贫困经历的代理变量，研究表明高管贫困经历对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具有贫困经历的高管由于其持有风险厌恶态度，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通常在财务决策中采取较为谨慎的行为和较为保守的策略，因而其所在公司呈现出较低的盈余管理程度。赵玉洁等（2019）认为有过贫困经历的CEO在面对未来损失和负债估计时，其风险规避特征会使CEO更为谨慎，从而促使其要求CFO等公司会计信息的参与人更为稳健地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避免采用应计盈余管理等方式实现经济目标。

四、董事职业经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方面，董事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能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董事的监督能力可能会抑制管理层决策中的利己行为。在对董事职业经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中，较少一部分学者关注了董事背景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而对于独董职业经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成为了热点。自独立董事制度被引入我国资本市场中，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就成为了学者关注的热点。由于制度环境及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等差异，对于我国独立董事作用的研究仍然在不断进行。在本节中，本文先对董事经历对盈余管理作了总结，其次着重对独董经历进行了阐述。

1.董事经历

我国学者对技术背景的董事进行了研究。由于研发活动具有的高风险和较高的信息不对称性等特征，技术非执行董事对管理层的研发费用使用具有更专业的监督能力，能够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胡元木和纪端，2017）。袁蓉丽等（2021）研究发现具有信息背景的董事更可能理解企业信息系统使用过程、改善内部环境、防范信息风险等，从而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

具有金融监管背景的董事也会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林之阳等（2018）研究发现具备金融监管背景的董事更可能和管理层进行合谋，从而提高盈余管理操纵水平。同时，研究发现具备金融监管背景的董事并未降低企业管理层违规行为而遭到外部处罚。

2.技术型独董

技术型独董能抑制盈余管理。胡元木等（2016）研究发现技术独立董事专业能力更强，可以更好地识别管理层通过操纵R&D费用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行为，从而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通过有效抑制管理层操控研发费用，以此提高盈余信息质量。当技术独立董事具有理论界和实务界双重职业背景时，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

3.官员型独董

官员型独董能增加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臧秀清等（2017）研究发现存在官员独董的企业酌量性费用较正常水平显著降低，生产费用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较正常水平提高且不显著。三种操纵手段的综合结果为官员独董会提高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主要原因为独立董事政治关系的建立往往需要企业大量投入维持成本，在一定程度挤占了企业在提高盈余信息质量上的投入。周泽将等（2017）等认为若独立董事存在政治关联，其借助适当的盈余管理方式以提升企业业绩、维护个人市场形象和避免市场指责的动机相应增强。独立董事政治关联显著提升了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而不会显著影响应计盈余管理;当独立董事具有事务所工作经历时，独立董事存在政治关联促使真实盈余管理提升的程度更为明显。

4.财务型独董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具备会计和财务专业知识的独立董事是董事会中必不可缺的，那么财务型独董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呢？针对该主题的研究非常充分，学者们也得出了较为统一的结论，即财务型独董会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财务型独董既具备较高的财务成熟度和专业能力，也具备较高的独立性和声誉。胡奕明和唐松莲（2008）较早研究了独董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财务或会计背景的独董具备专业知识，且其对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准则等更为熟悉，因此当其所占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就越高。除此以外，蔡春等（2017）从会计独董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角度出发，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由于存在维护个人声誉的动机，兼职多席位的会计背景独董更有可能保持较高的独立性，其所在公司的真實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部分学者对财务型背景的独董进一步作了区分，主要分为学术型、实务型两种。这两种财务背景的独董在思维和实践上具有差别，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向寿生和薛小荣（2016）将财务型背景独董分为学术背景财务型独董和事务所背景财务型独董，发现二者与盈余管理影响并不一致。学术背景财务型独董理论知识丰富而实务经验相对欠缺，其会更加关注对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是否反映经济业务或事项的本质，因此能对盈余管理起到监督作用。事务所背景的财务型独董实务经验相对丰富，为其提供了利用公司经济业务或事项进行盈余操纵而不被外部审计发现的条件，进而增加了盈余管理行为。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管理者职业经历与盈余管理关系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但未来仍有拓展和深入的空间。管理层包含的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管理层是企业决策中最重要的团体，对于管理层的细化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管理者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尚有不足，由此提出的未来的研究方向为：第一，未来仍可对其他职业的高管进行研究，以更好地发挥高管个人及其团队在公司治理的作用。例如管理者国企工作经历、知青经历等，而不仅局限于较为典型的财务背景。除了管理者单一经历以外，也可以对管理者的复合型经历进行研究。第二，目前已有研究在逐步探索其他高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针对CFO、董秘等的职业经历也可进行探究。第三，对于结论不一致的主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研究。探究具有该经历的管理者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否只在某种具体情境下适用。同时，也可以对某种职业经历进行细分，以得到更准确的结论。第四，单个管理者对企业造成的经济后果可能会受到其他管理者的影响，未来对管理层团队不同成员的职业经历是否相互影响等可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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