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论文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认真研究和分析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启发意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论文 篇1：

三大国际关系范式的理论构成及其与中国传统理论模式之比较

摘要　“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首先要面对的是“理论是什么”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尽管理论在肯尼思·沃尔兹那里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但是我们可以从被我们所认同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寻找到其共同拥有的“理论成分”，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和一个适当逻辑的产物。这种对理论的理解与中国人传统上所理解的理论之间的分裂是深刻的，这种中西之间的分裂逐渐演变成国内学者之间在理论理解上的分歧。对理论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关键词　理论　实践　现实　逻辑

构建符合中国人思维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众多国际关系学者的企盼和一直奋力向前的目标。学者们对于这一目标的具体内涵和如何达致这一目标，提出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建议。但要形成某种能够获得国际认同的理论，也确非易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什么是理论以及它们有什么作用仍然存在分歧。我们的学科传统和我们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获得的答案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自行为主义出现以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研究中就被注入了实证的传统，这也反映在被我们所认同的三大理论范式中。

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想回答受到实证传统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管理论在肯尼思·沃尔兹那里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但是我们可以从被我们所认同的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中找到其共同拥有的“理论成分”，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和一个适当逻辑的产物。这种对理论的理解与中国人传统上所理解的理论之间的分裂是深刻的，这种中西之间的分裂逐渐演变成国内学者之间在理论理解上的分歧。由这种不同的理论认同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就我们所知的范围内，“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构成了解释国际事务和跨国界互动行为的三种最具有理论生命力的基本‘范式’(paradigm)”。这种结论在我国学术界具有较大范围的认同。因此，本文将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作为选定的分析对象。

一、肯尼思·沃尔兹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神秘化”

肯尼思·沃尔兹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理论，并在接下来的三章中进一步用实例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不是系统层次上的国际政治理论。在这种对理论的描述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哲学、历史和法律”的痕迹，

“科学”的内涵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种理论模式不仅超出了此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式，也与中国人对理论的理解大不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指涉对象。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肯尼思-沃尔兹所要求的理论内涵完全是陌生的东西，不仅晦涩，而且有点故弄玄虚。

在过去中国人的理解中，理论看似不是一件非常高深的事情，但却是难以达致的目标。中国最为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把理论定义为“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理论的一般看法。一方面，理论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没有实践也就没有理论。理论经常被当作是实践的附属品，理论的存在价值在于它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否则的话，理论不可能存在，或者没有存在的意义。离开了实践的理论或许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即谬论，也就是对实践的扭曲。从这种意义上讲，理论不具有独立性，就如同列宁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另一方面，人们将理论看作是一种系统的结论。只要这种结论被大多数人所认同，就会被我们当作理论。

翻开中国大多数的社会科学教材，它们锁定的探索领域包括两个方面：(1)该研究领域所指涉对象的表现形式，我们称之为“现象”；(2)该研究领域所指涉对象的内在规律，即对象间的“内在的、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发现规律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目标，它与“真理”属于同一等级，甚至可以互换。而理论则由于“谬论”的存在，丧失了它的纯洁性，它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甚至不是一个重要的要实现的目标。另外，由于理论牵涉到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中国的理论暗含着更重要的事情是对理论的把握和鉴别。

相对于中国人的这种理论定义和思维，肯尼思·沃尔兹对理论的描述可谓是颠覆性的。这种颠覆性表现在：首先，他指出理论的功能不是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是“一种工具，它试图有助于对某一加以限定的行为领域加以解释。”因此对理论的评判标准不是对实践指导作用的大小，而是其所具有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强弱。与中国的理论规定性相比，肯尼思，沃尔兹的理论几乎与实践没有什么关系，不以实践为目的，也不承担其所产生的后果，它与实践几乎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既然是工具，就无所谓对错，更不会有“谬论”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理论高于规律。在中国，发现规律是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终极目标，因为只有它是纯而又纯，支配和决定人类命运的东西。然而，规律在肯尼思·沃尔兹那儿是有欠缺的，因为它无法解释自身，“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规律指出恒定不变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而理论则解释这种联系为何存在。”H由于规律无法说明某种联系能否存在，也就无法告诉我们能否进行控制以及如何进行控制，而这些任务只有理论才能完成。理论高于规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们可以发现规律，而理论只能被创造。

第三、理论与真实性无关。肯尼思·沃尔兹认为，“理论尽管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关，但却独立于真实的世界。”理论只揭示部分现实，它的正确性并不由现实的正确性来决定。而我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标准在中国人眼中几乎相当于—条普世性标准，中国人无法想象—个在现实中不正确的理论在理论上却是正确的。但肯尼思·沃尔兹对他的信念确信无疑，并引用康德和爱因斯坦的原话来增加其权威性。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指出，理论的解释力是通过“远离现实”而非贴近现实而获得的，意思是离现实越远，我们就越能获致有效的理论。

第四，理论不是由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从实践中来即从归纳法中得来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理论的终极来源。但沃尔兹告诉我们紧紧依靠归纳法无法创造理论。“相信通过越来越多数据的累积以及对越来越多案例的研究分析，我们就能发现真理，这一信念被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撕特劳斯称为‘归纳法学者的幻想’。”

肯尼思·沃尔兹用一系列否定颠覆着中国人对理论的理解，他给出了他对理论的定义，他认为理论是“人的头脑里关于某一领域的组织性及其内容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幅思想性图画。”那么，某一领域是真实的吗?其组织性和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现实有何区分?思想性图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将前面他给出的否定性特征加入到这一定义之中，我们难以理解这一定义还能剩下什么。尽管肯尼思·沃尔兹列举了检验某一理论的7个程序，但就其实质来说，它更像是一套逻辑验证程序，而非理论的实质性标准。

肯尼思·沃尔兹本人在国际关系学界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巨大成功，使得肯尼思·沃尔兹的这一理论定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国际关系学界的默认。在新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没有看到对理论本身的专门表述，只是肯尼思·沃尔兹毫不客气的表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基欧汉和奈强调制度主义以结构理论为其理论核心，他们只不过将这一核心加以拓展而已。”对新自由主义的这一态度也可以从亚历山大·温特那里得到证实，“新自由主义预先就对新现实主义做出了太多的让步，因而把自己降低到仅仅解释一个主要理论体系没有解释的剩余问题这样一个次要地位。”亚历山大·温特尽管也没有对理论的定义作过多论述，但是他的标准比肯尼思·沃尔兹要低很多。在他的理论分类图谱中，他把许多国际关系学派纳入到他的理论范畴之内，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是否有价值，最终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对国际政治的具体问题做出有意义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定义的内容也包含于肯尼思·沃尔兹的定义之中。但是，肯尼思·沃尔兹根据自己的标准，认为建构主义根本就不是理论，“很难指明建构主义到底对什么做出了解释。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似乎很有希望的观察世界的新的视域而已。”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关系三大理论范式中确立了自己对理论标准的制高点。他以他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地位对什么是理论作了专门论述和系统思考，并以此为根据对其他理论进行评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者对肯尼思·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质疑，但很少看到有人对肯尼思·沃尔兹的理论定义也提出同样多的异议。

二、一个国际关系事实+一个适当的逻辑=国际关系理论

不管怎样，肯尼思·沃尔兹的理论定义还是能够理解的。至少我们可以通过他所创造的理论模式来理解。同样的，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如果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三大理论范式之一，我们也可以根据他们的理论构建来理解其理论的基本构成是什么。撇开肯尼思·沃尔兹对自己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不同的评价，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理论的核心架构由两个基本元素构成，即一个国际关系事实和一个适当的逻辑。

1、肯尼思·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

一个事实：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无政府意即国家之上缺乏一个唯一的中央政府。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国际关系的现实，在国际关系进入到现代以后更为明显。因为国家在国际关系契约中被相互承认拥有主权。主权是一种最高权力，不承认在它之上的支配力量。这一观点在肯尼思·沃尔兹之前就得到了广泛接受。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对此也进行了描述：“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经久不衰的特性导致了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生活具有显著的相似性。这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

一个逻辑：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蕴含的逻辑非常简洁，甚至可以用一个三段论来概括：(1)在一个系统中，结构“限制和塑造了行为体和机构，而且尽管行为体和机构的目的和努力存在着差异，但结构却使其运作趋向产生同质的结果”；(2)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结构；(3)因此，国家被塑造成具有同质功能的单元，其首要目标是确保自身的生存，均势政治是一个国家确保自身生存的自然选择。

很明显，肯尼思·沃尔兹使用了一个具有演绎特性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将结构理论植入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之中。无政府状态在国际政治中行使着结构律令，它使国家必须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自助是唯一的选择。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诸如安宁、福利和权力这些目标。

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一个事实：复合相互依赖，即受国际机制控制的相互依赖。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其《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在—个相互依赖的时代。”这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相互依赖只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现实。如果按照他们对相互依赖的定义，人类相互依赖的历史应该更长，尤其是在安全领域中的相互依赖。他们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更符合当今时代的现实。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赋予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即国际机制以核心地位。所谓国际机制，“就是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如果我们认同这一定义，国际机制至少一直伴随着现代国际关系，因为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基本行为者的主权国家存在的首要前提，需要遵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互认对方为主权国家，即国家相互承认对方在地球表面某一区域内拥有最高权力和对外享有自主权。肯尼思·沃尔兹所发出的“国家的消亡率之低令人惊叹”的感慨是杏与这一因素有关呢，我想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逻辑：寻找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看起来比较复杂。主要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有许多纠缠，新自由主义几乎认同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前提，尽管如此，其内在的基本逻辑还是非常的清晰。我们照样可以求助于一个三段论：(1)在一个系统中，结构对行为体和机构具有限制和塑造作用；(2)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为了管理国家间所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避免无政府状态的消极影响，人们创设了国际机制。国际机制作为结构层面的干预变量将减轻无政府结构的消极影响；(3)尽管国家的行为在不同的领域行为取向不同，但由于国际机制的存在，它们更倾向于合作。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正是在无政府结构中发现肯尼思·沃尔兹对人类创制作用的忽视，并因而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

3、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

一个事实：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实质内容由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因而，国家之间可以建构成各种各样的无政府状态，甚至包括肯尼思，沃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共有知识”，决定着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内容。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建构成朋友、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由于共有知识建构相互之间的这种身份，从而影响相互之间的利益和行为。对亚历山大·温特来说，无政府状态是一个事实，但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单一规定性的事实，而是一个多样性的事实，它们在国家的互动中被建构而成。

一个逻辑：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建构主义始于新现实主义解释中的缺陷。新自由主义只是质疑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小前提”，而建构主义不仅质疑新现实主义的“小前提”，而且质疑其“大前提”。对亚历山大·温特而言，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是一个物质结构，而只有社会结构才构成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

“物质力量和利益的意义和效用取决于体系的社会结构。”建构主义的逻辑可归纳如下：(1)人类关系的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从而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2)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关系结构是一种人类社会的结构，它是由国家互动所形成的“共有观念”所决定。(3)无政府文化(共有观念)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对国家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亚历山大·温特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开放式定义，尽管他把无政府状

态锁定为无政府文化，但是他的无政府文化也是多元的。对他来说，有多少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就有多少种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而不同的文化建构不同的身份和利益，产生不同的国家行为。这使得建构主义难以确定自己解释的边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建构主义只是一个新的“视域”而已。

三大理论“范式”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使用了演绎推理模式，在大的框架上可归纳成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三种理论具有逻辑上的延续性，新现实主义理论为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开辟了道路，后两种理论都是在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小前提或大前提中寻找出“破绽”后，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地位。

三、问题：理论的认同与后果

上述的简要分析告诉我们，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像肯尼思·沃尔兹所定义的那样神秘，它的基本构成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加上一个适当的逻辑而已。尽管如此，它与中国人传统上所理解的理论之间的分裂是深刻的。随着受到行为主义方法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理解的加深，这种中西之间的分裂逐渐演变成国内学者之间在对理论理解问题上的分裂。

这种分裂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有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回答上面。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论标准，中国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国际政治新秩序等。但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则不存在国际关系理论，如王义桅博士和苏长和博士先后直接以“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各自论文的题目，并以此作为定论。

无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是“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首先要面对的或者说必须要回答的是理论标准问题，亦即理论本身的“普世性问题”。本文不对这一问题进行直接回答，接下来探讨一下认同不同的理论标准所带来的实际后果。

认同中国传统上的理论定义可带来如下后果：(1)理论与实践无法在时间点上进行衔接。理论代表过去，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而实践是当下的事情，它面对当前的问题并为未来开辟道路。过去为真的经验在当前的实践中未必为真，因为理论在还没有接触到实践之前就已经过时了；(2)实践并不完全与理论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关系所暗含的一个逻辑是当前的实践与人类过去的经验是一致的，因而从人类过去经验总结出来了的理论就必然的可以应用到当前的实践去。但是，理论静态的、单纯的和简约的特性，总是与实践动态的、复杂的和具体的特性不一致，理论永远不能包含实践的所有方面，总会为实践的丰富多彩所证伪。(3)中国的理论模式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具有知识意义，而且理论创造者本人还须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意味着你若不创造出真理来，你就会制造“谬论”。由于实践先于理论的特性，你得出谬论的可能性非常大。(4)如前面所说，假定中国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它的着眼点是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推行的行动指南。它与中国的理论定义仍然有一定差距，它离实践太近，而历史太短，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实践。与其说它对实践有指导作用，不如说它是一个行动目标和历史建构，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随着肯尼思·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术界所产生的巨大认同度，他们的理论模式也越来越多的获得国际关系学界的默认。如果我们认同三大理论范式所蕴含的理论构成，那么，它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挑战是巨大的：(1)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仅需要探究国际关系的现象和规律，而且更应该创造国际关系的理论。只有理论才能够创造知识本身。(2)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思维需要获得西方逻辑和实证的支撑。传统中国式思维和中国文化在过去时代所获得的巨大生命力是和农业社会非常契合的，它是在大自然的领悟中配合自然的思维舞蹈，它是艺术的，创造的和自由的，但不是严格的、规范的和实证的。这正如中国著名学者李泽厚所说，“中国哲学和文化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毋宁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干预，人类离自然越来越远，对自然的直观理解越来越不能给予人们对社会和自我更多确定性的需求，而逻辑和实证无疑是一种被西方文化和科学所验证的最好的手段。这意味着我们要创造西方式的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必须在我们的文化中注入我们所欠缺的实证和逻辑规范方面的内容。(3)必须让理论回归到它自身的本来面目。理论仅仅是创造知识的手段，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周遭的环境和我们的实践活动，扩大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思维，但它绝不是我们包医百病的“万有灵药”。因此，理论必须从“现实生活”和“实际问题”的绑架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它创造知识的本源上来。

本文并没有试图穷尽对理论的各种理解，实际上，它也没有列举出实证主义对理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和标准。实证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它既面临着其内部在科学性标准上的不同理解，也面临着其他的非实证主义学派的批评，如英国国际社会学派的批评以及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等后实证主义学派的质疑。本文只是从我们对三大理论范式获得较大认同的意义上，从其理论体系本身寻找出它们的共同的理论特性。一方面是希望破除实证主义所施加给理论的某些神秘色彩，这种色彩抬高了这些理论的难度和高度，实际上它们所依赖的只是一个事实和一个适当的逻辑而已。如果我们认同这就是理论的标准模式，我们也可以依照这种方法创造出自己的理论来。另一方面，在分析这种理论模式的时候，我将它与中国传统上对理论的理解加以对照，实际上只是说明，我国传统上对理论给予了太多的希望和太显赫的地位，尤其是把它与实际问题捆绑起来，并以其对实际问题的指导作用来衡量其作用，这种使命实际上是理论所难以承载和完成的。总之，我们之所以需要理论，只是希望它所提供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身和周围世界，并能够对我们的现实行动和未来提供帮助，仅此而已。

作者：谭再文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论文 篇2：

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评析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认真研究和分析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多极化、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核战争的恐怖阴云、石油危机、生态环境问题等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义清晰有力的历史循环论让人感受到人类命运的悲观前景，而另有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从古典自由主义和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经济学家为伍发展出在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之一。从学理意义上看，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两者间的理论交锋及最终趋同，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催生了价值理性向实践理性的演变，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一、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及流派

1986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出版时，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作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针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观点对立的学派，尽管批评者的学派名称尚未明确，但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明朗。1988年，约瑟夫·奈在一篇书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对峙概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论战，并在与新现实主义对比的基础上阐述了新自由主义在理论观点和方法上的差别。 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维·鲍德温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论战》系统全面地概括了“两新”理论的论战。就“新自由主义”的名称来看，正如戴维·鲍德温所说，从渊源上讲，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最初，自由主义只是在讨论国内政治时才被引用，后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逐渐专指经济因素分析。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当然，“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泛指，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以全球相互依存为中心”的观点，认为国家不再是占中心地位的国际社会角色，世界政治经济多极趋势导致众多的角色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第二，国际系统应主要包括结构和过程两部分，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第三，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军事力量不再是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经济技术合作及全球相互依存正逐步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经济福利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不能随意放弃或牺牲，经济是和平的前提。第四，在国际合作中，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绝对收益，只考虑在合作中自己是否有所得益，不顾及自己的收益比别人多还是少。第五，因为国家是理性的，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能确保实现国家间合作这一目标。其中，第五方面观点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两新”理论论战的焦点。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除了上述三位学者外，还包括理查德·罗斯克莱斯、安·玛丽·伯利、查尔斯·贝茨等学者。这些学者面临着同样的国际关系现实，但不同的学者开出了不同的处方。在新自由主义学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有以下几种。

1、相互依存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反对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2、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 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 theory)”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等。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强调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制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3、“新强国协调论(A New Concert of Powers)”。这是主张贸易自由主义的美国学者理查德·罗斯克莱斯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他认为，人类暂时还不能改变世界无政府状态，也不可能把国际关系改造成同国内政治一样。在均势、威慑和协调这三种能制约无政府状态、防止其发展为动乱和战争的方法中，协调是最有效的维护和平的途径。在作者看来，20世纪90年代初是强国协调最有希望的时期，而形成和保持这一势头的关键是发展有力的和平衡的贸易联系，贸易世界是摆脱军事政治世界这一恶性循环的危险体系的出路，也是人类的希望和世界和平的前提。

4、“民主和平论”。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 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现代“民主和平论”以“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认为：(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民主和平论”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

5、全球治理理论。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N·罗斯诺教授等人。罗斯诺提出的“分合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

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f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即从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6、法律自由主义。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跨国社会问题所形成的管理压力需要将国际法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和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活动。

7、“社会与世界自由主义”。“社会与世界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是人类精心设计的产物而非天然既定，因此它尤其关注解决跨国公共问题中的国际分配正义问题，目的在于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这些问题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以及为此国际制度的调整、变革的必要性和措施；跨国公司的行为、国际游资的管理等国际复合相互依存中的新问题；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公共问题治理的决策权力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视国际民主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因为尽管合作会促进社会福利，但不公正的制度却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吸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治理决策；重视保护国际关系中弱势国家以及包括弱势民族、难民等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二、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

1、从理论的历史沿革看，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大转折后的新成就

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以下观点奠定了其与(新)现实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并不必然导致秩序，必须借助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国际法调节或管制理性行为体的行为；跨国公共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国际层面的治理才能得以解决；合作尤其是经济技术领域合作对国际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应重视多边主义、提高国际治理绩效、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而促进国际和平和正义。

20世纪后期，在国际关系理论诸流派中，新自由主义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并能及时地从古典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那里汲取理论源泉，从跨国公共问题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多边机制、区域一体化、国际维和、国际机构改革等正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回应。尽管在解决国际社会公共权力和国家私权(主权)这一关键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尚显不足，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从早期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先验的价值理性，到张扬工具理性的新自由主义，再到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价值理性的回归及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其间理性主义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既反映了人类理性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也反映了人类把握国际关系及人类自身的思想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自有其历史地位和理论意义。

2、新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为西方国家利益服务的

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罗伯特·考克斯所说，“理论总为某些人，为某些目的服务的”。新自由主义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理论高度技巧性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治理理论暗示多中心世界政治实际上是结合“美国第一”和“美国的世界领导责任”的全球为中心的政治模式。新自由制度主义先驱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中，尽管也对现存国际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如指出，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个人平等基础上看，其存在着一些伦理上不足，如不利于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但是该书从整体上强调：国际体制在整体的功能上具有促进合作的功能；这种合作尽管不完美，但对世界的稳定和发达国家所有人的福利有利，并且有助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进行虽然是不多的资源转移，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发达工业化国家自私与剥削的倾向；这些现存的国际体制相对于不发达国家要求的国际体制，从结果主义的道义基础上看更为合理。因此，新自由主义是服务于现存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的，是为了使现存的世界秩序永久化并为现存国际结构能够平衡运行出谋划策的。这种服务把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合作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人从中看到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潜移默化地把美国的利益融入到普遍的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诉求之中。所谓的经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所谓的揭示国际关系“客观规律”的“价值中立的理论”，其背后维护的是一种强权意识形态。

3、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中国应该借鉴自由主义有关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观点，即中国应该正确认识与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跨国市民社会等非国家跨国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注重其在实现中国外交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与非国家行为体交往过程中，中国应正视此种交往与中国的强国家一弱社会模式的互动关系。其次，多边机制的作用及中国的具体主导或参与形式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研究这些问题对中国担负起大国责任、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乃至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理论研究总是要回归到为本国参与国际事务出谋划策的。就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而言，崇尚“主权至上”原则的中国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如何做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如何让世界认同中国的和平与发展道路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

责任编辑　浩　淼

作者：郑雪飞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论文 篇3：

“四次大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综合化趋势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综合化；新-新合成；中间地带；第三条道路；整体理论

［摘 要］ 国际关系理论史就是一部围绕“四次大合成”日益综合化的历史。“四次大合成”包括：“多元主义”合成为古典现实主义、“两新”合成为理性主义、跨越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中间地带”以及基于全球化变革的“第三条道路”等。“第三条道路”开始真正超越国家中心与国际无政府结构的“连续性主题”，而转向对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与世界共同体的“变革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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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国际关系学科及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人们至今仍习惯于将之概括为“三次大争论”，即20世纪20—40年代的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50—60年代的传统主义对科学主义、7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从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到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对反思主义（后实证主义）等。［1］（P149-185）然而，这种“大争论”说法掩盖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一个重要趋势——综合化或理论合成。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史就是一部围绕理论综合化不断演进的历史，而“四次大合成”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反映。本文即通过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四次大合成”的简要解读，描述了国际关系理论综合化趋势，以期能有助于人们超越“大争论”的旧框框，对国际关系理论演变进程有一个新的、更全面的认识。

一、理论生成（合成Ⅰ）：从“多元主义”到古典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而出现的。不过，这时，国际关系学科既没有单一的理论，也没有单一的学派，而是一种“多元主义”的“理论家族”。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40年代末。

这种“学术上的多元主义”主要表现在：一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存在一系列广泛而不同的话语。正如威尔逊所言：“两战之间时期的著作有布瑞尔斯福德、波雷恩-杜特夫和拉斯基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体系分析，有斯派克曼和斯楚曼的权力政治分析，有罗素和哈克斯利的人类和平主义，有诺埃尔-巴克和劳特帕彻特的‘通过法律求和平’方法，有凯恩斯和霍布森的‘通过繁荣求和平’方法。”还有米特兰尼提出的著名的“功能主义”方法等。［2］二是主张一种由国家和非国家机构构成的“混合政治行为体”，并强调国际条约或者协定与国际组织对国际政治的法律上的约束力。［3］三是采用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战略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四是采取一种将国内和国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的综合方法。最能体现这种综合分析方法的就是美国政治学的“芝加哥学派”。他们采用一种包容的世界政治研究方法，将焦点放在参与政治进程的地方的、国家的、区域的或超高级层次的集团研究。他们还专门成立了国际关系跨学科委员会，鼓励从国际法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史学、国际社会学等广泛领域对国际关系学进行深度研究。［4］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科中第一个真正的理论流派是二战后初期形成的古典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而古典现实主义并不是在战胜理想主义之后产生的，相反，它恰恰是对两战之间“学术多元主义”核心成果综合的产物。这正如理查德•利特尔所言：“如果不认真探讨现实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互动，就不可能理解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变。”［5］（P69）

按照通常的解释，古典现实主义包含这样几个核心假定：（1）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2）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的，即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的斗争；（3）各国拥有合法主权；(4）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5）国家是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6）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概念等。［6］（P164-170）然而，这些关于古典现实主义的经典论断只是宏大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这并不能表明古典现实主义是许多学者所说的纯粹的物质主义、客观主义、个体主义以及政治与经济、国际与国内的分离；相反，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物质与非物质因素、客观与主观、个体与集体、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卡尔将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分为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这些权力是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不可分割的整体。［7］（P102-145、11-12）摩根索将国家权力分为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素质、政府素质等九大要素。他强调，现代国家能维持持久优势的关键是，将垄断有组织暴力的物质力量和不可抗拒的社会压力等各种强权结合起来。［8］（P122-175、509-510）

他们将和平变革作为理论探讨的核心内容之一。卡尔的观点是，要实现和平变革，必须将两者观念折中起来使用：一种是乌托邦的概念，强调在公平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如国际道德、国际法等；一种是现实主义观念，强调根据变化的力量对比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使用权力和威胁使用权力等。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变革是“基于权力与道德之间艰难的妥协，因为这种妥协是一切政治生活的基础。”［7］（P194-207）摩根索更是系统地总结出寻求和平的三种途径，即限制、转变与和解。“限制”就是对一国强权人为的抑制，其手段包括建立与保持均势、国际道德与世界舆论、国际法、裁军、国际政府等。他认为，均势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必须建立在思想和道德一致性的基础之上。“转变”就是通过建立世界国家和世界共同体而实现和平。通过“转变”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转化为由个人组成的超国家共同体是一种根本的变革。它是和平解决那些可能导致战争的国际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拥有持久和平的世界国家的基础。“和解”，即通过劝说、妥协和武力威胁等外交手段寻求和平。这是创造世界国家的首要前提。［8］（P177-568）

总之，古典现实主义的形成是国际关系学科从“多元主义”走上一种综合化理论的标志。它不但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主义）结合的一种努力，而且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乃至后来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二、“新-新综合”（合成Ⅱ）：从“两新”到统一的理性主义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中出现了一场“方法论革命”，即科学行为主义的革命。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以来，一直主要采用政治、历史、哲学等所谓社会科学的冲突方法。而科学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中不仅运用上述冲突方法，而且运用应用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使得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沟通论、控制论、博弈论、决策论、层次分析、体系分析等应运而生，从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就是这种“方法论革命”的产物。

新现实主义最初是对肯尼思•沃尔兹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国际关系新结构主义理论（或美国式现实主义）的特称。这种新现实主义是对古典现实主义的继承和改进，其“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内容上，它将国际政治视作一种体系，该体系由结构和互动单元组成；国际体系是由关注自我的互动单元（主要民族国家）的个体行为体形成的，国际结构的互动也是根据某一时期主要政治行为体来定义的；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结构，只有改变结构才能改变国际体系无政府的性质；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国际体系的本质是高度恒定性，所以它只能维持无法被超越，而最好的维持方法是均势或联盟。［9］（P66-210）与此同时，罗伯特•基欧汉等人综合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它与新现实主义一样，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寡头垄断理论的基础之上，接受了体系理论和结构理论，仍然奉行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的假定，并保持行为体的理性假定。但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它和自由主义一样，更加强调政府间组织的作用、跨国家和跨政府的关系以及国际体系变化的进程；它更多地关注制度和规范、规则在国际合作和和平变革中的重要作用。［10］（P8-15）[注:①]后来学界将沃尔兹所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也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所以，这里将布赞等人提出的“结构的现实主义”加上引号，以示两者有所不同。参见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From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29-80.

随着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形成，两者经历了一个自我限制的重新定义，而趋向于一种理论上的简约主义，由此变得日益相互兼容。一种“新-新综合”成为20世纪8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研究规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共有一种理性主义研究规程和一种科学的观念，并都愿意以无政府状态为前提展开研究；都愿意研究合作的演进以及制度是否具有重要影响等。［1］（P163）具体而言，两者的核心理论观点在四个方面走上趋同，即国家是世界政治的最重要行为体；国家是统一的理性行为者；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偏好和行动的主要塑造力量；国际制度是有助于合作的独立力量等。［11］（P494）此后，一些学者开始在更大的现实主义框架内努力寻求与自由主义的综合。到90年代中后期，这种综合达到高潮。其重点是突出经济因素、国内层次、制度的作用，并强调国际体系的变革性。这些理论观点被统称为“微现实主义”（minimal realism）。［12］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巴瑞•布赞等人提出的“结构的现实主义”①。

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单元行为体的分析，希望通过研究国家内部因素来解释国家行为，但它并不否认国际体系结构的重要性，也接受关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它要做的主要是，拓展新现实主义理论，使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活动。其基本假设是，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际两个层次之内及两个层次之间的复杂互动的结果。国家如何以确保生存的对外政策为基础做出战略、策略反应是其核心内容。它还强调国际制度的作用，相信国际制度有助于增强国家权力，也可以改变国家的对外政策。［13］“结构的现实主义”以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为基础，又明显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并将之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与经济互动等）的框架之内。它包括三个核心内容：一是领域分析。它将国际体系的特殊领域界定为国际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等多个纬度。二是层次分析。主要有两个层次，即结构（含国际体系和区域次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它强调国际体系是变化的，这种变化可以是等级体系转变为无政府体系，也可以是从无政府体系向等级体系的转变。三是互动能力分析。体系的能力包括相对能力（极性或权力控制）和绝对能力（技术、共有规范和组织）。互动能力高低决定着国际体系控制力的强弱。［14］（P29-80）

“微现实主义”的这些理论作为建立更宽范围的、更综合的理论的一种努力，是“新-新综合”的重要内容。

三、“中间地带”（合成Ⅲ）：跨越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鸿沟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面对因冷战走向缓和乃至最终结束而日益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两新”合成的理性主义现实解释力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总体上讲，他们强调经济、军事等物质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了规范、惯例等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即便一些学者从90年代初开始注意到规范、信念等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也只是将其严格限制在工具理性的范畴之内，讨论的问题仅仅是观念对纯粹的物质利益是否有用；虽然一些“微现实主义者”开始探讨国际体系的变化，但持久连续性（即无政府状态）仍然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理性主义被认为本质上是国家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实证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理论，其中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表现得更加突出。［15］正是对理性主义这些“缺陷”或“遗漏”的批判，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潮——反思主义（reflectivism）迅速成长起来。

反思主义最初出现时是相对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流派的统称。它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包括社会建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英国学派和历史社会学等在内的“理论家族”。他们联合在“世界政治如何被社会建构”这一核心观点之上，共有两个基本论断，即国际政治的实质性结构是社会的而不是纯粹物质的，这些结构改变着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行为。［16］具体而言，他们拥有四个共同的知识取向：认识论上，他们质问实证主义者对待知识的方法，批评他们试图建立关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客观的、在经验上可行的实事陈述的努力；方法论上，他们拒绝单一科学方法的霸权，支持催生知识的多元的方法，并强调解释性战略的重要性；本体论上，他们挑战理性主义者关于人的本性及其行为的观点，强调行为体认同的社会建构以及认同在利益和行为建构中的重要性；规范上，他们谴责价值中立的理论，否认其可能性等。［17］

然而，到90年代中期，随着反思主义从“学科的批判”转向“建立一种关于世界政治的新观点”，重要的差异将之分为“现代”和“后现代”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处于少数地位的“后现代方法”大体上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又称解构主义）和少数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他们拒绝所有的基础主义，反对现代性和启蒙传统以及进步的观点，支持非连续性的观点，其核心的主题就是语言理论和话语实践的影响。［18］从此，他们走上了对理性主义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的批判道路。而处于多数地位的现代主义者采用“微基础主义”（minimal foundationalism）的态度，接受了理性主义的部分主张；同时，保留了反思主义所共有的“知识取向”，但拒绝了激进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努力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筑路搭桥，走出了一条兼具两者理论特色的“中间地带”（the middle ground）。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亚历山大•温特等人为代表的传统建构主义（又称主流建构主义）和日益受到关注的“英国学派”。

按照温特的解释，传统建构主义的“中间地带”就是“在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观念侧面对国际政治具有主要影响的同时不拒绝‘科学’在主张之间寻求一条道路”，在这里，“观念的研究最终是否受到科学的尊重将依赖于观念是否被科学地研究，即现实世界的细致、实质性的理论化。”［19］在关于国际关系的具体的观点上，它既接受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假定，又努力对这些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许多替代性理解，如无政府状态的含义、国家认同与利益的关系、权力的内涵、世界政治变化的前景等。它认为，国家利益与认同是由体系结构建构的，而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它由共同知识、物质资源和实践（或话语）三种成分构成；社会结构是变化的、进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进程与这种变化的施动者是互动的、互构的；无政府状态就是这样建构的一种文化，它可以表现为依次递升的三种不同形式，即霍布斯文化（互为敌人的冲突关系）、洛克文化（互为对手的竞争关系）和康德文化（互为朋友的合作关系）等。［20］（P139-370）

与传统建构主义相比，“英国学派”对“中间地带”的颇有价值的探索更早、更持久，但其重要贡献受到关注并给予恰当的评价是在建构主义兴起并受到广泛重视之后。定义“英国学派”独特性的两个关键成分是其所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与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多元主义”。这三个核心概念是国际体系（霍布斯/马基雅弗利/现实主义）、国际社会（格老秀斯/理性主义）和世界社会（康德/革命主义）。“国际体系”是关于国家间的权力政治，它建立在国家本体论之上，总体上采用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国际社会”是关于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认同，它也建立在国家本体论之上，总体上采用建构主义认识论和历史主义的方法。“世界社会”将个人、非国家组织及最终的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关注全球社会认同及其安排，时常用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来解释。［21］（P6-8）简而言之，“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理论观点表现出“结构的”、“功能的”和“历史的”三重相互联系的基本取向，即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结构；它可以由共同的规则、规范和制度框架来管理；当代国际关系是进步的，它可以从国际体系经由国际社会走上世界社会，而国际社会也可以从“多元主义”社会过渡到“大同主义”的全球国际社会。［22］（P43-154）

至此，随着建构主义、“英国学派”等广阔的“中间地带”的异军突起，“极端的理性主义（理性选择）和极端的反国际关系学方法（解构主义）日益被边缘化。”［1］（P167-170）同时，它也为基于全球化变革背景下新的、更具整体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综合化打开了新的空间。

四、“第三条道路”（合成Ⅳ）：探索基于全球化变革的整体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及其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的日益显现，变革成为所有国际关系理论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此，全球化、国家主权地位、世界秩序等三个领域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然而，在对这些核心问题做出解释时，极端的理性主义和极端的反思主义存在严重问题；那些理论“中间地带”也日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因为它总体上坚持“国家中心”的本体论、在无政府状态的大框架内谈论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的变化，并没有真正脱离理性主义理论的“连续性主题”。鉴于此，基于全球化变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探索一种能真正超越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第三条道路”以社会建构主义、“英国学派”为主要理论支撑，又融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反思主义的部分观点；它更加强调连续性基础上的变革性以及推动这种变革的行为体与社会结构、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等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给予跨国的市场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更恰当的位置，提出一种国家-非国家互动的多元行为体构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的观点，从而形成一种关于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的更具综合化、系统化的整体理论。这种理论以民族国家和客观主义为“底线”，在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等理论、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等方法之间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从而超越了理性主义和各种理论“中间地带”以“国家中心”和“无政府逻辑”为核心特征的“连续性主题”，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23］这些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有：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批判理论”及其“世界共同体”、亚历山大•温特的“世界国家”和巴瑞•布赞的“混合方法”及其“世界社会”等。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是对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现代主义分支的特称。代表人物为罗伯特•考克斯和安德鲁•林克赖特等。他们以重构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共同的理论基础。这种新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个体与集体、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复杂的辩证互动关系，旨在提出一种整体的解释模式。他们强调历史主义的方法，将任何社会结构视作一种个人和集团组成的集体的人类活动建构起来的、动态的历史结构；这种历史社会结构既是物质力量、制度与观念形成的互动、互构的“三锥体”，又是连续性与变革性的有机统一体，而可以超越无政府逻辑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是理解任何社会结构的核心。［24］（P204-254）［25］（P1-48）进而，他们阐述了对社会变革的独特的理解。他们认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必须通过解放的政治实践来实现。其基本途径是建立一种个人和集体可以从中获取更高层次自由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政治共同体。这是国家和公民社会等共同构成的一种既彼此独立又紧密互动的国家—社会复合体。［22］（P242-255）［26］

温特的“世界国家”和布赞的“世界社会”理论是对自身及相关理论的一种重大超越。温特的“世界国家”理论采用进步的、历史主义的路径依赖目的论，提出超越无政府逻辑的“世界国家的出现不可避免”的新观点。他将“世界国家”界定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对有组织的暴力合法的、垄断性使用的新的政治实体。这种实体是一种非中心化的权力结构。他强调，“世界国家”的形成需要现行的世界体系发生三个根本性变革，即普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普世的集体安全和普世的超国家权威的出现。［27］显然，温特的“世界国家”理论通过“国家世界向世界国家的转变”增加了制度的超级变化，标志着与其原有理论的最明显的差异，从而突破了原有理论的“连续性主题”。

布赞的理论旨在避开将国际关系理论对立起来的做法而移向一种将这些理论中“强有力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整体的、综合化的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全球化结构。为此，他提出一种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等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的“混合方法”。这种“理论混合”的纽带是物质主义的极性和建构主义的认同之间的紧密互动。他的“世界社会”理论就是这种“混合方法”的最集中体现。在他看来，“世界社会”就是由国家、个人和非国家组织三种单元联合起来的新的混合型社会形态，由此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形成一种真正将连续性与变革性结合统一起来的历史进程。这种变化根植于物质与各类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21］（P1-5、158-160）［28］（P3-5）布赞对全球化结构性变革的这些新的解释已成为“迄今将建构主义与物质主义模式综合起来的最成功的努力之一”。［29］

所有这些都表明，基于全球化的背景，“对所有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变革的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而经由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等“互动的观点”，建立一种个人、国家和国际跨国组织共同体构成的“多元主义的世界社会”成为“理解和解释变革的基本工具”。［30］

五、结 论

国际关系理论近90年的演变史表明，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争论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像的那么严重，两者之间“不可通约”的观点更是错误的；即使是一些公认的学理之间的论争也常常最终被现实世界中的经验性分析所“调和”。这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所言：“为了关于真实世界的更完善的理论，我们不得不更多地包容。”［31］

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始终围绕着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而不断地在综合中走上进步与发展。就深度而言，“四次大合成”所主导的这种“理论综合”沿着三个层面的不同“转向”展开。第一个是初级的层面，是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的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在国际关系动力来源上，从单一的国家与政治（军事）、经济决定论转向体系-区域-国家-次国家-个人等多层次和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维度的互动分析。第二个是中级层面，是国际关系动力条件上，从物质或观念决定论转向物质、制度与观念多因素的互动分析。第三个是高级层面，是在国际关系的行为者和结构变化上，从国家中心与无政府结构的“连续性主题”转向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与超越无政府逻辑的“变革性主题”。最后一个层面的“综合”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它才真正触及国际关系的最深层“本体”。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之间的分歧“势必触及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只有找到一个共同的本体论基础，像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看似矛盾的方法之间理论上的联合才能实现。”［32］显然，这一高层次的“理论综合”找到了这样一种“新本体”，即超越民族国家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所以，它称得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种创新。

总之，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中，分歧与争论虽然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但它肯定不是一种最重要的线索；对话与综合或许不是唯一的趋势，但它肯定是一种最重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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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John Williams.Pluralism， Solida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World Society in English School［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1，2005.

［31］Michael Mann.Communism， Fascism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World Politic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2001.

［32］ Jennifer Sterling-Folker.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Reconstructing or Reading［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 No.1 ，Spring 2002.

“The Four Great Syntheses” and IR Theory Synthesizing Trend

ZHENG Xian-w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Key words］ IR Theory Synthesis; neo-neo synthesis; the middle ground; the third way; the holistic theory;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

［责任编辑 刘蔚然］

作者：郑先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