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风险下工商行政论文

2022-04-15

摘要:执法办案过程中的有效沟通是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分析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办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沟通不足带来的危害,针对执法办案人员存在的沟通障碍,提出了实现有效沟通的对策和措施及执法人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执法风险下工商行政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执法风险下工商行政论文 篇1:

浅析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及其防范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对执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各种问责机制逐渐完善,舆论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强,行政相对人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承担着繁重监管与执法任务的工商部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职业风险,稍有不慎便会导致责任追究,基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日益感受到工商职业风险的存在,承受着可能被问责的压力,甚至有人说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成了“高危行业”。近年来,工商部门因失职、渎职被问责而受党纪政纪处分、追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事件屡屡发生,并呈上升趋势。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事件影响工商执法人员的个人前途,影响工商部门和执法人员履行职能的主动性、积极性,影响工商执法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直接危及执法人员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的类型和特点

(一)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的含义及主要类型风险一词的含义是指发生伤害、毁损、损失的可能性。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是指从事工商行政管理职业的人员在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承担着与职业相关的各种责任追究、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等方面潜在的可能性。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类:

1,行政许可风险。工商部门作为重要的行政许可部门,因主观过失或者行政相对人的欺骗行为,很容易导致行政许可行为错误,特别是《行政许可法》规定对企业登记申请材料的审查以形式审查为主,同时又保留了对实质内容的真实性审查要求,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是采取书式审查方式还是实质审查方式难于把握,从而导致行政许可执法风险。因此,一旦当事人提交虚假资料骗取登记的企业出现问题,工商部门可能会承担审查不严等责任风险。

2,监管执法风险。监管执法风险是基层工商部门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受到的责任追究往往发生在监管执法领域,主要表现为不作为、作为不当或不到位、乱作为。

3,服务关联风险。由于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纷纷出台相关扶持发展政策,在保证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出台一些与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项目和与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政策和规定,并要求工商部门予以执行和落实。有的地方甚至专门出台文件。限制甚至阻止工商部门对一些企业进行执法检查。如果工商部门不遵守当地的“规矩”,就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如果违心地执行“规矩”,则又可能要面临随时被问责的风险,导致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存在着潜在的职业风险。

4,职业关联风险。即与工商行政管理职业相关联的其他行为所引发的风险,这类风险与工商行政管理职业行为相关联。但不是因为职业行为本身违反了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引发的。主要表现为三类:一是执法冲突风险,对工商执法不正常、不合理的监督,制约、阻碍和抗拒执法所造成的风险。二是廉政风险,主要指索贿、受贿、贪污行为;三是其他与职务相关的行为风险,如在生活工作中违反“六项禁令”被问责的风险,在行风评议、机关作风建设中如果被评为不满意,相关人员就会有受到问责的风险。

(二)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的主要特点

1,职责伴生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履行法定的职权并负有相应的行政责任,行使职权就必须要承担责任,没有履行好职责自然会有风险。有职权就有责任,有责任就有风险,执法权力越大,风险就越大。工商总局新“三定”方案中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主体,在赋予工商部门权力的同时,强调了应承担的责任,为责任追究提供了执行依据。

2,可认知性。尽管造成职业风险的因素很多,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人员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但本质上与其他风险是一致的,由于职权和责任是法定的,风险只是可能性。只要我们正确、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工商行政管理法定职权和责任,就能够全面认识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

3,突发性。经营者为自身的经济利益。或从事国家禁止的经营活动,或在未办理有关前置审批手续前擅自开业,或未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到位,或以各种方式阻挠工商部门监管执法,从而常常会引发突然性的执法冲突事件或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造成工商部门潜在的职业风险突然变成现实的职业风险。

4,可防控性。尽管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是难以绝对避免的,但只要认真研究分析影响风险的各种因素,对存在的风险点进行梳理,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积极主动应对,这些风险是可以预防、控制、化解的,至少可以把它降到最低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二、当前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的主要表现

(一)“作为不到位”的职业风险所谓“作为不到位”风险,即在行政作为过程中,代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人员虽然实施了行政行为,但因行为人实施的行政行为不完全彻底或不够规范而显现出来的执法风险。此类表现形式有三个方面: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即行为人根本不懂得如何实施规范的“作为”或者一知半解而无形中为之;二是行为人懂得如何实施规范的“作为”而怕麻烦故意“偷工减料”简化“作为”。比如在高危行业的市场巡查和监管中,常常出现有巡查有监管但没有做好巡查监管的工作痕迹记录并存档、备案作为监管到位的依据。三是行为人懂得如何实施规范的“作为”而故意为之。如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有利害关系人员的故意不回避、询问笔录故意不请当事人签名、采取先行登记保存超时限不依法采取进一步的处理措施等,这些工作上的细则问题,许多工商干部觉得无所谓,但在诉讼中或在责任追究过程中,往往这些“无所谓”的东西就会成为工商部门、工商干部的死穴。

(二)“不作为”风险

所谓“不作为”的执法风险,即在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代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作出行政行为,却不作出行政行为而带来的执法风险。如对涉嫌应当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而不移交,应当对申诉举报的案件进行处理而不处理,应当对已发现的违法行为查处而不查处,本属职责监管范围而不去监管等。

(三)“乱作为”的职业风险

所谓“乱作为”风险,即代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不依据法定程序、职权等而随意作出行政行为引起的执法风险。如对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而随意颁发证照,把缴纳私协会员费作为年检的前置条件,随意超越法律法规规定案件自由裁量权的上下限。

(四)“不确定”的职业风险

在国家的行政法律体系中,工商部门是涉及法律法规最多的机关。国家工商总局新的“三定”方案,更加明确了工商部门的职能,扩展了工商职能的领域,无疑也加重了工商部门的行政责任,相应的职业风险就越来越大,在履行职权过程中由于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不确定”职业风险也越来越多,有时尽职也未必能免责。如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由于行政相对人的欺骗行为而导致行政许可行为错误,就有可能产生被问责的风险。

三、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成因分析

(一)不依法行政是工商职业风险的总根源

不论是工作人员执法思想不端正,办案执法、简化执法程序、超越执法权限或行政不作为、乱用自由裁量权、适用法规不当等行为;还是一些政府部门职责“错位”、“缺位”,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而对工商执法行为加以限制或干涉,都是不依法行政的表现。行政相对人法制观念淡薄,追逐个人私利,而置国家法律法规不顾,与执法机关进行对抗,其目的也是促使工商部门不依法行政。

(二)对职业风险防范的认识比较片面一是对防范职业风险的意识淡薄。市场经济已从发展初期的相对混乱阶段,发展到现在的有序规范阶段,但许多工商人员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以前的基础上,缺乏对职业风险最基本的意识和危机感,对履职风险存在着模糊或错误的认识,有的盲目乐观,有的无知无畏,有的侥幸轻视,有的故意而为,对实际存在的风险视而不见或者认为以前行现在也行,认为行政赔偿、职务犯罪等问责风险离自己都还很遥远。

二是对防范职业风险缺乏有效认知。客观来看,许多工商干部具有一定的职业风险防范意识,知道“吃、拿、卡、要、报”会导致对个人责任的追究,但对由于监管执法行为不当可能导致的风险和后果没有明确认识,往往认为“没有贪污受贿,没有吃拿卡要就不怕”,但实际上许多执法过错行为也可以由过失导致,而且一旦后果严重,也可能追究刑事责任。主观上的大意,很可能导致部分主观恶性不大、一辈子勤恳做事的工商干部因为不能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给国家、单位、个人、家庭造成损失。同时,许多工商干部对如何防范监管执法风险没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对于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避免风险的发生,也缺乏有效认知。

(三)对职业风险的教育管理缺失

目前整个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对职业风险的防范缺乏系统性的管理,未将职业风险教育管理纳入工商机关日常的决策和管理范畴。同时,现行各条工商业务线关于履行职责的制度不够规范具体,对干部个人的岗位目标任务不够明确清晰,对履职到位与否的内部监督机制运行不够有力有效,对存在履职风险的总体评估和对策研究不够重视,应对风险的成果大多还停留在个案的处理上,转化成制度成果的不多。

(四)队伍履行职能的能力局限性

一是履职出现偏差。一些工商干部因为年龄、知识结构、主观态度等各种原因,对工商业务等知识技能学习不够,对本岗位的法律法规知识掌握不够,对本职工作的业务不精,对履职风险的感知能力比较弱,又缺乏具体有效的监管执法指引手册,造成对法律政策理解各异,在具体监管执法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偏差。

二是履职效率总体不高。由于当事人自觉遵守法律、诚实守信的意识还不够高,使得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难以达到理论或法律规定的要求,在现实的监管执法中又缺乏相应的强制手段,使得监管执法的效率受当事人配合程度的极大牵制,即使是最简单的日常巡查或无照经营案件的查处,如果当事人不予配合或者采取各类软方法阻碍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执法,巡查或查处也非常费时。

三是内部责任制度执行不力。现有的内部责任制度执行力度较弱,真正落实到位的不多,从而导致部分工商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质量不高,势必加大行政赔偿、职务犯罪等各种职业风险出现的可能性。

(五)现行监管执法体制不够健全

由于现行监管执法体制是脱胎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导致现实的监管执法未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出现风险的不可预测因素,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不同的诉求产生出了不少矛盾,反映在对政府的要求上,导致工商部门在某些职能履职上的两难境地。

一是地方政府利益的挤压。为了利益最大化,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要求工商部门在监管执法工作中予以权限制约或放大,过分强调“放宽搞活”,而忽视市场监管执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屡屡要求工商机关给予招商引资企业或地方利税大户突破法律底线的待遇,成为工商监管执法的一个难点。同时为了支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工商部门也会制定比现有法律法规更为宽松的服务扶持政策措施,从而形成潜在职业风险。二是其他部门利益的挤压。各部门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利益最大化趋势,在现实工作中,有利益就上,没有利益就推。由于工商部门的职能涉及面广,很多政府行为都需要工商部门配合,工商部门往往需要承担其他诸多部门推卸而来的履职风险,如果在配合其他部门执法中缺乏灵活性和原则性,没有掌握好分寸,稍不注意就会给后续监管执法留下不确定的风险隐患,往往会出现责任难以澄清、风险难以规避的情况。

三是管理相对人的利益挤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不断增强,管理相对人违法获利、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屡禁不止,导致工商部门存在潜在的风险。

(六)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特殊性一是工商的具体职能广而杂。相对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而言,工商部门履行职能的执法依据数量多而散,散见于各种复杂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中。行政规范性文件大量存在并不断修订更新,需要监管的行为纷繁复杂,即便具有相当执法水平的工商执法人员也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要真正做到规范执法难度较大。同时监管的对象数量众多,在客观上造成了某些职能的履职到位困难。二是工商职能与社会各界的联系紧密。工商部门处于执法监管第一线,与社会各界的接触面广,执法的正确和履职的到位与否容易被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各界所感知,履职不到位所导致的后果也一目了然,容易被追究责任,产生了先天性的履职风险。

三是部分工商职能规定存在不合理性。有的法律法规设定的规范目标要求过高不符合现实国情,有些法规对部门责任的规定并不明确,导致部分不应由工商部门承担的责任却往往由工商部门“买单”。

(七)缺乏防范化解职业风险的有效机制

一是缺乏对工商人员职业风险的预警、防范和反应机制。如对工商人员遭遇外来的报复陷害、意外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等情况缺少风险处置预案;对工商人员违规操作而产生的责任追究风险缺乏预警和疏导;对各类风险缺乏系统认识和应对思考,对意外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对工商人员的伤害处置能力不高。同时部分工商人员缺乏应有的职业谨慎,甚至不惜违反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去履职。

二是缺乏有效的物质精神保障。基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由于与企业、个人的公务交往具有直接性、经常性和规律性的特点,往往面对着更加隐蔽的、众多的诱惑。再加上基层部门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的难度。双向的挤压使得工商工作人员需要有更加坚定的意志力和拒绝诱惑的克制力来保持自身工作的廉洁性,而一旦“不拘小节”,往往就“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三是缺乏抵抗“人情关”的有效机制。平时积累的私人关系、工作关系甚至是能直接影响到工商部门利益的政府领导等等,一旦出现问题,工商人员往往缺乏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有力证据。

四、强化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防范的几点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职业风险观和责任观

首先,要正确认识权力和责任的辩证关系。克服麻痹思想,坚持以使命为重、责任为先,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其次,不能因为风险客观存在而杯弓蛇影,惶惶不可终日,被风险吓倒。只要尽力尽责,职业风险是可以防范和避免的。第三,要以奉献精神对待工作中的责任、风险和成败荣辱。要坚定工商职业信仰,自发地认同工商事业和目标,明确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明白担负起这些责任所应具备的能力和所应达到的水平。

(二)加强职业风险的教育管理

要把职业风险教育防范工作融入日常的业务学习培训教育中,运用多种方式扎实开展工商履职风险思想教育活动,使风险防范意识人心入脑,让每个工商人员明确不能对发现的问题视而不见,也不能见事不管,放任违法行为的继续和扩大,否则就是玩忽职守或者渎职犯罪,在工作中要自觉增强四种意识,切实提高自身的防范和化解职业风险的能力。一是要增强依法行政意识。依法行政是工商工作的灵魂和基础,它既要求当事人守法经营。更强调工商部门要依法依规管理、依章办事,体现出双方权利义务对等。若有违背,双方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要增强服务意识。工商工作既是执法,也是服务,优质的服务可降低监管执法工作的矛盾发生率,从而规避执法风险。三是要增强责任意识。在严谨工作中化解风险,做到贯彻上级文件不出偏差,落实上级指示不打折扣,履行工作职责不走过场。确保政令畅通;恪守职业道德,工作认真负责、细致严谨,避免因不作为、乱作为和随意性作为而产生的风险。四是要增强学习意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工商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准确把握政策要领。不断提高业务技能。以规范操作来防范职业风险。

(三)建立多层次的职业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在系统内专门成立一个防范化解职业风险组织领导机构。充分发挥工商部门省以下垂直管理的体制优势,加强对防范化解职业风险工作的组织领导,同时将职业风险管理纳入各级工商机关决策的重要内容,逐步开展并加强对履职风险点的管理,加强防范和化解履职风险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具体的风险防范和化解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职业风险防范体系,提高对工商职业风险的识别能力、预测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首先,要提高对工商系统监管执法风险的识别能力。通过对具体风险防范和化解的措施进行梳理和提炼,建立具体的监管执法指引手册,使广大基层工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知晓具体职能规定和具体风险规定,明确应作何为、应不作何为和应作为到什么程度,找准防范和抵抗风险的最低底线,明确具体的风险点,在这个最低底线上,既不能搞擦边球,也不能去触动,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从而降低由于理解差异造成的执法风险。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全国或一定区域内工商系统监管执法风险案例库,方便基层工商人员更加直观地识别防范风险。其次,要提高工商监管执法风险的预测能力。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掌握的统计资料、风险信息及风险的性质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和评估,进而确定各项风险的频度和强度,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发布监管执法风险预测公告,及时明确界定具体的履职风险,按轻重缓急对风险点进行项目管理,及时提出具体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并指导基层单位和干部正确应用防范和应对风险的措施。同时要建立风险排查机制,建立健全对各项工作的监督检查、质量评价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倡导广大干部积极参与,主动发现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提出好的防范意见和建议,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再次,要提高工商监管执法风险的应急处理能力。抓紧建立健全职业风险事件及时报告、介入、协调、处置等应对机制,提高系统对工商职业风险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通过建立经常性的工作沟通联系机制,建立日常执法工作通报制度和专项执法的协作制度,加强与地方公安、法院、检察院、纪检等部门的联系沟通,对工商监管执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共同研究,商议解决。对已经出现或发生的职业风险事件,要及时启动应急机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畅通沟通渠道,以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防止宣传异化,与相关职能部门形成监管合力,最大程度争取公众理解,切实避免危害的扩大,及时防止社会影响的无限度漫延,以利事件的调查处理。同时要及时对应对职业风险的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以指导意见、操作规程等方式转化成为长效管理制度。

三是加强现行制度有效运行落实的体系和机制建设。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执法监督机制,把防控职业风险工作纳入到日常的行政监察和执法检查项目。并探索建立对各类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制约的制度,加强系统内部的刚性监督,切实落实内部事务和政务管理中的错误责任追究制度,及时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但又不构成违纪违法问题的执法办案人员,采取诫勉纠错手段。帮助和督促他们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对已构成违纪违法的执法办案人员,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责任追究,防止职业风险的扩大。特别是对重点、热点、风险点执法工作进行督查和专项检查时,要及时对存在的职业风险进行提示或警示,并提出具体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同时,要处理好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责任追究制度对实际工作的监督和促进作用,更好地推进职能的履行到位。

四是探索建立监管执法协作制度。对跨部门、跨区域的监管执法协作问题,要立足职能积极主动探索建立联席会议、联合执法、案件移送、协助调查、信息共享等行之有效的监管执法协作形式,不断提高监管执法效率,使部门之间能无缝对接,责任界限清楚,不断消除因职能交叉和监管执法盲区所引发的职业风险。同时要把握好依法行使职权与执法协作问题。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四)讲究监管执法策略一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机关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重大业务活动和重要案件查处,要多请示汇报,积极与当地党委、政府沟通,主动汇报工作,实心实意为地方经济发展出力,用真心诚意赢得地方的支持和信任,让当地党委政府正确理解监管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推动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要做好对部门、对群众的解释、沟通和协调工作。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解答群众的疑问和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廉政监督员、企业工商联络员、个私协会的作用,通过其宣传工商法律法规和政策,收集管理对象对工商部门的意见、建议,并把工商部门的改进措施、处理意见及时反馈给管理对象,减少执法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三要妥善处理暴力抗法等执法冲突引起的突发事件。要慎重、冷静、克制,本着文明、依法、灵活、实事求是的原则。讲究艺术和技巧的方法妥善处置,现场处置人员不要有过激的语言和行为,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四要做好监管执法的工作细节。在工商监管执法过程中有很多方面的细节,如果对这些细节稍不注意就可

能导致行政决定的失效,导致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因此要在日常工作中逐步改变习惯的、传统的、粗放式工作思维和方式,要养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做到重视细节。要善于利用抄告抄送、执法建议、问题调研报告、函件等手段,向上级政府或部门及时报告反映辖区内存在的问题,适当的转移和分担风险,增强解决风险的合力。同时要强化履职的“痕迹”管理意识,对各种巡查、执法等的过程和结果一定要留下并固定执法“痕迹”,作为监管执法到位的证据,实现自我保护。

(五)提高干部的履职能力

一要建立学习激励机制。采取以考促学、学习培训情况与干部提拔使用挂钩等激励机制,提高基层执法人员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系统内大兴学习之风,促进由“要我学习”向“我要学习”转变,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总结提高,让系统执法人员能更准确地把握工作要领和工作重点,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同时要适时邀请专家学者到基层工商局讲授工商的核心职能、执法依据、行政执法风险等与工商职业风险防范相关的内容,从而进一步提高基层工商执法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风险防范能力。

二要加强工商文化建设。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工商文化建设活动,以工商文化活动塑造人、激励人、鼓舞人,坚定工商职业信仰,自发地认同工商事业和目标,培养工商干部良好的职业操守,自觉摒弃不思为、不知为、不敢为、不愿为的错误观念,通过积极主动的作为来消除和化解职业风险,保护广大工商干部和维护工商部门的形象。

三要加强公职律师等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一批法律和业务水平高,专业经验丰富的人才库,提高对系统内复杂疑难执法风险问题的攻关能力。

四要实行工商执法人员的定期交流制度。可对在同一地方从事监管执法工作满一定年限的人员进行轮岗,具体可以分为职期交流、地区交流和岗位交流,避免久任一职而产生的玩忽职守心理或久居一地而陷入“人情网”。

(六)加强调查研究,不断促进工商行政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

作为基层工商部门,针对法律法规和政策中的缺陷漏洞、不合理不完善部分,虽然没有修改权力,但可结合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风险的防范理论和工作实践加强调研,重点对工商行政管理的履职风险点、廉政风险点、人身安全风险点进行调研,并积极向上级提出解决完善的对策,用舆论造势推动工商行政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不断完善,从而防范或减少工商部门潜在的职业风险。

作者:梁松柏 苏荣杰

执法风险下工商行政论文 篇2:

浅析执法办案过程中的有效沟通

摘要:执法办案过程中的有效沟通是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分析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办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沟通不足带来的危害,针对执法办案人员存在的沟通障碍,提出了实现有效沟通的对策和措施及执法人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关键词:执法办案;有效沟通;沟通障碍

随着社会转型和工商监管模式的改变,市场监管任务越来越繁重。但是,由于诸多社会矛盾和利益驱使等原因,工商行政执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对抗。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律法规的威严,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使执法人员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对工商行政管理日常监管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建立工商行政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提高工商行政执法人员的沟通意识与技能,是强化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一、沟通的概念及类型

沟通,即为了设定的目标,把信息、思想、感情在个人或群体之间传递,并达成协议的过程。即“信息发送——过滤——接受——反馈”循环反复的过程。沟通不仅仅是简单的讲话,它和书面语言及肢体语言等共同构成了联系的渠道和媒介。执法办案中的主要沟通方式包括:

⒈按沟通的功能和目的分类:⑴工具性沟通。工具性沟通的主要目的是传递信息,也就是执法者把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相关决议和决定发送给执法对象,以影响执法对象的认知和态度,进而改变其行为;⑵满足需要的沟通。满足需要的沟通是行政执法者为了完成执法任务,通过自己的沟通行为,满足执法对象心理上的需要和改善双方关系。

⒉按沟通的组织系统分类:⑴正式沟通。正式沟通指的是通过明文规定的渠道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正式沟通的优点是沟通效果较好,有较强的约束力,一般重要的信息通常都采用这种沟通方式。缺点是因为依靠组织系统层层传递,因而沟通速度较慢。⑵非正式沟通。非正式沟通指的是正式沟通渠道之外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非正式沟通方式的优点是沟通方便,内容广泛,方式灵活,沟通速度快,通常用以传播一些不便正式沟通的信息。且由于在这种沟通中比较容易把真实的思想、情绪、动机表露出来,因而能提供一些正式沟通中难以获得的信息。但一般说来这种非正式沟通比较难以控制,传递的信息往往不确切,易于失真,所以应注意防止和克服消极影响。

⒊按沟通的方式分类:⑴语言沟通。它是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而进行的沟通。常见于谈话、告知、对话、电话联系、督促等。⑵非语言沟通。指的是用语言以外的即非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信息沟通。如视动符号系统(手势、表情动作、体态变化等非言语交往手段)、目光接触系统(如眼神、眼色)、辅助语言(如说话语气、音调、音质、音量、快慢、节奏等)以及空间运用(身体距离)等。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并用时沟通的效果较好,在执法办案中要注意保持两者在意义和目的上的一致性。(3)书面沟通。书面沟通指的是用书面形式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传递重要的、需长期保存的信息宜用书面沟通;传递一般性的、暂时性的有关例行工作的信息,以口头沟通更为简便。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因工作场地较为集中,担负的大多是执行性任务,因此,应特别重视口头沟通。

二、执法办案过程中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工商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各种暴力抗法事件不断,表现形式日趋多样化。执法对象在出现不服从工商行政执法机关的管理和监督以及处罚时,常不理智地选择抗法行为。有的私下打击报复或以各种方式恐吓执法人员;有的集体围攻执法人员,对执法人员进行人格侮辱和身体上的故意伤害;有的则故意破坏或藏匿被执行标的物。执法冲突和暴力抗法事件的频发,既有执法对象缺乏法律观念,本身行为受利益驱动的因素,也存在工商行政执法过程中权力滥用、随意执法等弊端。笔者认为,工商行政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是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的沟通困境与矛盾冲突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缺乏沟通的主动性和沟通能力。在工商行政执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唯上不唯下,思想上本身就潜藏着很深的“刁民”意识,觉得一些执法对象不可理喻,不具备沟通的条件,难以沟通也没有必要沟通。因此,不能根据现场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执法策略,最大限度地化解和消除矛盾冲突隐患。另外,执法办案中的沟通是一项要求非常高的技巧,部分执法人员尚未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和能力也是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一是业务障碍。执法人员的业务技能不强、专业知识水平不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将直接导致沟通障碍。少数基层工商执法人员由于长时间从事“两费”征收工作,对监管执法的业务知识知之甚少,再加上实践能力不强,缺乏统筹考虑,事先无谋划,无预案,经常出现无功而返或事倍功半等情况;有的因面临的当事人千差万别,加之涉及的领域或知识相对专业,执法人员缺乏专业技能,与当事人沟通时常常束手无策;有的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情节和后果等方面的表述,不会作深层面的挖掘,找不到话题的焦点,看不准问题的症结,抓不住主要矛盾,无法对当事人形成有力的威慑和影响。二是语言障碍。语言障碍是指在沟通过程中语言表达不当或不顺。在实践中,一味强硬,或一味偏软,或左右摇摆;说话有不良习惯,出言粗俗,都会给行政执法造成不良影响,最终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支持和配合。三是心理障碍。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沟通立场的影响,执法人员和执法对象对执法办案这一信息在脑海中很容易会陷入“管”与“被管”的思路,双方在沟通时,很容易会或多或少地带上或“高高在上”或“被逼无奈”的感情色彩,并通过双方的语言、动作表现出来,导致沟通冲突。

⒉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出现违规违法现象。执法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工商行政执法的公平和效率。要高质量地完成工商行政执法任务,不仅要求执法人员有较高的法律素质,而且要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政治素质。但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行政执法队伍中部分人员的素质不高,法律知识欠缺,根本不具备管理沟通和心理沟通的知识和技能。有的执法人员为了一己私利,往往凭借行业垄断和工作方便,对执法对象提出私欲要求,胁迫对方就范,否则采取报复性行为;有的则违反法定程序办事,故意或无意中忽略一些手续,常使一些违反法定程序的事件发生,造成严重后果。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地影响了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声誉和执法权威,也使执法人员和执法对象之间难以实现有效的沟通。

⒊执法对象的弱势社会地位导致矛盾冲突的发生。工商行政执法对象中有相当部分属于小商、小贩、小业主,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一群体一是自身能力不足导致生活的持续性贫困,难以应对社会形势变化带来的冲击,对资源、机遇和利益的竞争也处于弱势。二是他们掌握的资源相对较少,缺乏信息来源渠道,再加上无组织的状态,使得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传达出来,因此也很难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剧了他们在资源分配上的困境,相对剥夺感和挫折感导致心理承受力脆弱。三是社会转型使原有的社会分配体系发生了变化,但新的分配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及时建立,使得工商行政执法对象中的弱势群体成为改革过程中获利较少但承担的改革成本却很大的一个社会群体,相对剥夺感尤为强烈,故此存在一些恐惧、妒忌、自卑、孤僻封闭以及多虑和猜疑的心理,易导致一些过激的个体性或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他们缺乏用法律和其它制度化手段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时,有些人就会更多地倾向于非常规的方式,甚至是非法的方式解决问题。

三、执法办案过程中沟通不畅的危害

⒈沟通不畅不利于社会稳定。执法对象在生活和事业的压力下,看到的是缺少公平的不良社会现象,感受到的是利益损失与成功机会不再的危机感,脆弱的心理承受力更加剧了他们心中的恐慌和不安,甚至可能衍生出不满。当他们感到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时,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他们不惜采取过激性的行为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当他们的生活状态长期得不到改善时,就可能诱发他们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强烈愿望。而当这种愿望难以实现时,他们则可能采取非正当手段或过激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对于一个“均贫富”社会理想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国家来说,带来的心理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因此,执法对象行为过激,已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隐患”或现实“危险”。

⒉沟通不畅容易引发对改革认识的偏差。执法办案过程中的沟通不畅容易引发执法对象对改革认识的偏差,进而做出否定性评价,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现阶段,人们社会行为的基本动因仍然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目前,我国80%的劳动者的收入总和还低于20%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总和,并出现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这使得人们有时候会认为,改革的利益被少数人占为己有,而改革的代价支出让多数人来承担,可能导致人们对“共同富裕”的怀疑,从而对改革开放产生否定性评价。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由于社会不公平的大量存在,近年来公众舆论及不满情绪,呈现出对收入差距的不满向分配过程不公平的不满转移的趋势。人们认为,分配过程的不公平,扰乱了社会分配秩序,导致“富了不该富的,穷了不该穷的”。由此产生的不满往往又和因收入分化造成的不满相互强化,并在社会中扩散。他们既希望通过改革的不断推进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经济有更大的发展,从而使自己受惠;但又认为自己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人相比吃了亏,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不仅在物质收入分配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苦闷、焦虑、彷徨、悲观,又无力改变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不满与失望情绪的滋长,就有可能会衍化成一种社会离心力。

⒊沟通不畅易产生仇视情绪,引发报复行为。执法对象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被大量排斥在社会资源分配之外,感触到的是官僚腐败、道德衰退和社会失范,因此,仇富仇官心理不断滋长。在这种情绪作用下容易失去对社会的基本认同,弱势的心理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当他们将自己的境遇归结为被获益群体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指向也可能扩散。而当前沟通机制的缺失,造成了对执法对象的心理愿望了解不足,信息上传缓慢且容易失真,自上而下的相应反馈更加薄弱和迟缓。这种情况易导致执法对象中的弱势群体的认识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其负面心理得不到有效的输导,就可能引发犯罪等报复社会的行为,构成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

⒋沟通不畅会加剧执法对象的边缘化,不利于社会整合。执法对象由于受到社会接触、社会关系和群体身份的限定而成为社会中易受歧视的群体,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由于其愿望不能满足,自尊和自信趋于脆弱,必然产生对立、怨恨、抵触等否定情绪。出于现有的执法沟通尚不能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良性互动,行政执法对象在缺乏自我调节和减压能力的同时,又缺少与其他群体的必要沟通,得不到主流社会的理解与尊重,最后必然走向主流社会的对立面。一种结果是对社会的报复行为,另一种可能是自我封闭,在个人观念上极易游离于社会规范范围之外,与主流社会日见疏远,甚至完全隔离。这种结果可能会导致行政执法对象的边缘化程度越来载高,社会整合程度越来越低。

四、实现有效沟通的对策和措施

⒈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六种意识”。一是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强烈的责任意识是执法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执法办案人员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树立工作是职责、岗位是责任的理念,努力提高业务技能、专业知识、监管技巧和办案水平,提升综合能力。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吃苦、敬业、拼搏的精神履好职、尽好责。二是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作为工商行政执法人员,必须树立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为社会稳定服务的理念。多做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三是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导致行政处罚决定无效,从而影响工商行政执法的效果。因此,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证据意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调查取证,要在证据的收集、固定、运用上下功夫,既讲究证据的有效性,又形成证据链。必要时可以延伸取证,补充、完善案件所需的关联性证据。四是牢固树立程序意识。程序是依法行政的保障。行政执法只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才能保证执法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工商行政执法人员要正确认识程序在行政执法中的重要性,严格依照程序依法办案,树立工商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威性和公平性。五是牢固树立效率意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经济违法行为越来越多,越来越隐蔽。这就要求工商行政执法人员反应迅速,出击有力,及时查处,依法多办案、办好案,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六是牢固树立形象意识。执法对象对工商执法人员的信任是从外表开始的。如果衣着不整,举止不当,执法对象就会失去对工商执法人员的信任感。因此,要大力实施“形象工程”,养成良好的品行和端庄的举止。通过文雅的谈吐,整齐的穿戴,给执法对象一个良好的印象,使文明执法和有效沟通得以实现。

⒉掌握语言沟通技巧,做到“四个明确”。语言沟通是不同个体之间交流的桥梁,是不同的个体心理活动彼此发生影响的最有效工具。一是沟通目的要明确。执法人员在发现案件线索时,要认真进行研究和准备。要分析该行为是否构成违法,是何种性质,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和具体条款。在与执法对象相约谈和相关事件调查之前,要考虑好约谈可能存在的或潜在的争执、异议,减少执法过程的失误和风险。二是沟通时机要恰当。在监管执法中,执法人员经常会遇到当事人情绪激动、出言不逊甚至发生肢体冲撞的情况,执法人员要在合适的时间触及对方较为敏感的话题,不使其尴尬,不逼上死路。在案件询问时,要掌握好点破其破绽和出示部分证据等时机与火候,做到处处主动,把握全局。三是沟通对象要明确。一般市场巡查时要多看多问多指导,少蛮少训少干扰。针对不同情境下的当事人,沟通时要区别对待,只有抓住对方的需要和兴趣,才能获得满意的沟通效果。四是沟通方法要合适。在不同的案件处理阶段,沟通技巧也各不相同。现场处置时一定要事先做好预案,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沟通策略,采取不同的手段;扣押商品时最易引发冲突,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硬性扣押或者暂时封存等处理;在调查取证时则不要“开门见山”,应多从外围慢慢引入正题,以利达到预期目的。

⒊灵活运用非语言沟通技巧,提高执法沟通效能。在行政执法沟通过程中,非语言沟通同样不可缺少,而且极为重要。非语言沟通是指通过身体动作、体态、语气语调、空间距离等方式交流信息、进行沟通的过程。在沟通中,信息的内容部分往往通过语言来表达,而非语言则作为提供解释内容的框架来表达信息的相关部分。在非语言沟通中,目光、衣着、微笑是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以目光为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目光接触是人际间最能传神的非言语交往。所以,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目光无疑是沟通中很重要的一环。而微笑则给人以温暖、有信心的感觉,有助力于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建立彼此的信赖感。非语言沟通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非语言沟通能对语言沟通起到补充作用。首先,相对语言沟通来说,非语言沟通信息量大,能够多方面多层次进行信息交流,从而在信息量上弥补执法活动中双方语言交流的不足,使执法人员和执法对象进行更有效的交流;其次,非语言沟通具有连续性特点。连续性是指只要双方在各自的视线范围内,非语言信息交流就能不断的进行。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和执法对象的交谈可能会出现暂停,此时虽然语言沟通停止,非语言沟通却仍在进行,双方仍可以用非语言符号进行沟通,从而保证交流的连续进行;再次,非语言沟通还具有变化性。变化性是指非语言交流的信息是变化的,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和执法对象的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都在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与语言信息的传递相伴进行,能够对语言信息起到强调和渲染作用,从而增加沟通的生动性和直观性。二是非语言信息能对语言信息起到验证作用。相对于语言信息来说,非语言信息尤其是身体语言具有确定性和失控性的特点,从而使其比语言信息更真实、更可靠。身体语言的确定性是指身体语言多数具有先天性或习惯性,一般情况下较难改变。身体语言的的失控性则是指身体语言多数是人们无意识或半意识状态下显示出来的,例如瞳孔变化、出汗、心跳加快等往往不是意识可以控制的。因而身体语言常常是人们内心状态的真实反映。也就是说,语言信息可能会“言不由衷”,但非语言信息却常常是“真情流露”。正是由于非语言信息的确定性、失控性,使其能对语言信息的真实性起到验证作用。

⒋运用合适的沟通方式,掌握执法办案的主动权。按照不同的标准,沟通方式可分为面谈、信件和备忘录、电话及网络沟通等。采用什么方式方法,应依据材料掌握的程度和当事人的性格特点、心理状况等决定。一是循时顺进。即按照案件事实发生、发展的过程逐个问题询问。二是迂回渐进。即不直接接触案件的核心问题,而是围绕询问的目的,由远而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在和缓的询问气氛中放松当事人的警觉,消除其对立心理,让其自由陈述和辩解,通过固定和确认证据,把与案件事实不相关联的其他可能性排除后,突显、逼近核心问题,最后正面接触核心问题,使整个案件事实得以澄清。三是重点突破。即直接询问案件事实的要害和核心问题。在严肃的气氛中迫使当事人如实正面陈述案件事实。此时可用封闭式提问,让当事人直接回答“是”还是“不是”。四是正确教育。即在询问中针对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状况,运用法律政策和道德规范,说服规劝当事人转变态度,消除对立情绪,增加信任感,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五是巧用证据。即在询问过程中适时地出示已掌握的某些证据,冲击当事人赖以隐瞒抵赖的心理支柱,造成其心理压力,打破询问中形成的僵持局面。在执法过程中,各种执法行为信息的告知和送达更要注重时间的把握,不能事后作卷、补卷。在办案调查取证阶段,沟通要讲究时机,以取得最大的主动权;而办案程序中的信息送达与反馈则更具法律意义,稍有疏忽就会酿成过错或失误,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当前,我们国家对行政执法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使之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而有效沟通则是推进工商行政执法不断取得成效的重要环节。因此,要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中的沟通,坚持文明、公正执法,以促进法制的公平正义及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

(责任编辑:王秀艳)

作者:那冬颖

执法风险下工商行政论文 篇3:

浅析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中的风险

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是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经营、退出中,遵守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状况及与市场主体信用相关的信息,划分不同信用类别,并分别实施管理的一种监管方式。实施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是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执法效能的重要途径,是整顿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基础工作的必要手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肩负着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而监管风险也蕴含在监管责任之中。

一、市场主体信用风险与分类监管风险的区别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个体工商户信用分类监管指导意见》,自2006年起,各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陆续制定了地方《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试行办法》,内容主要包括市场主体分类标准、市场主体的行业风险和区域性风险,以及市场监管的措施。以天津市工商局的规定为例,市场主体被划分为四个监管等级,而划分依据是市场主体的信用风险、行业风险、经营地域风险等;如果市场主体符合多类监管等级标准的,以较高监管等级为准。在这里,为进一步研究需要,必须区分市场主体的信用风险和监管风险的不同和相互关系。

首先,风险主体不同。市场主体是指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具备法定条件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市场主体。市场主体风险是指根据行业自身性质而划分的行业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其中行业性风险分为三种:第一种重点行业市场主体应予重点监管,经营范围中包含与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内容。第二种是热点行业市场主体,经营范围中包含涉及精神文明、社会信誉以及对维护市场秩序有播在风险等公众关注的内容、除重点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市场主体。其他市场主体属于一般行业市场主体。而根据市场主体的区域性将市场主体的住所划分为重点监管区域和一般监管区域。监管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工商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或者其他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监管主体风险就是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对本辖区内各类市场主体组织实施信用分类监管活动中产生的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其中区域性风险是指在局部区域某执法主体因执法不当或不作为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监管检查中的程序缺失、执法冲突甚至执法腐败问题,如果这类问题性质恶劣、影响深远或者后果严重,就会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危及整个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权威和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管主体的两种风险是紧密相关的,预防区域性风险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基石。总之,监管风险是就监管本身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的评价,而市场主体风险是根据行业性质对行业类型的内在区分方法。

其次,风险内容不同。市场主体风险包括行业风险和区域性风险,根据市场主体行业风险状况。一般将市场主体分为重点行业、热点行业和一般行业三类。以天津为例,按照津工商企管字[2008]5号文件规定,重点行业包括食品生产、经营行业,餐饮业,药品生产、经营行业,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行业,易燃易爆物品经营行业,农业生产资料经营行业。热点行业包括娱乐业(含洗浴、网吧经营),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行业,中介行业,废旧金属经营行业,广告业。市场主体的区域性风险则是指按照市场主体经营地点的不同位置可能造成的风险隐患,将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所在区域划分为重点监管区域和一般监管区域。而市场监管主体的风险内容则与此完全不同,不论是系统性风险还是区域性风险,都包括以下基本内容:损害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影响市场监管部门的公信力和形象。危害公众切身利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等。

最后,二者也有相关之处。前面提及的市场主体根据行业风险划分的三类行业,其监管风险也完全不同并高度相关。例如重点行业中列第一位的食品监管行业,一直是近年来监管过程中暴露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从2004年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到2006年的红心鸭蛋事件,再到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都发生在食品行业。其中三聚氰胺事件波及食品行业的多个领域,包括奶粉、牛奶、奶糖和鸡蛋,可谓影响重大、性质恶劣、后果严重。除两位省部级高官被免职和引咎辞职外,中纪委监察部还依据相关规定处理了8位官员,其中包括副部级人员1人、厅局级干部7人,被处理的人员涉及质检总局、农业部、卫生部、工商总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多个部门。所以,重点行业通常也是监管风险最高的地方,热点行业次之,而一般行业的监管风险则相对较弱。当然这里是就风险而言,就监管本身而言,三类行业同等重要,并不存在主次轻重之别。

二、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执法过程中的监管风险

从目前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台的规定看,大多采用四级监管模式,从I级到IV级监管风险也随之加大。在Ⅲ级监管措施中规定了日常巡查、专项检查、回访和申(投)诉举报调查以及季度巡查。在Ⅳ级监管中一般还规定了特殊监管和每月巡查。重点检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是否执行到位,违法经营行为是否改正,对其新的违章违法行为,从重从严查处;对违法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件予以公示。实施所有这些监管措施都必须严格遵循执法程序,公平公正执法,任何工作中的疏漏或者执法过程中的不当行为都会带来监管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隐患是监管缺位和程序违法。

首先,监管缺位导致的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是指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监管工作中,未及时采取监管措施或措施不当导致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在巡查中发现违法行为时,未及时采取相关处理措施:包括未及时立案;未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未责令其办理相关变更或注销等手续;未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未按规定抄告相关部门;未报告政府及上级部门;未依法移送。以及在受理申诉举报时,应受理而不受理;在投诉涉及违法行为时应立案而未立案;重大投诉举报应上报而未及时上报等。可以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五大基本职能:市场主体准入与监管、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商标知识产权保护与广告监管、禁止传销与规范直销。这些职能中的任何一个层面出现缺位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监管的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2007年山西的黑煤窑事件和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黑煤窑事件中,陕西省8个县(市)共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受到了党政纪处分,其中涉及县处级领导干部18人,乡科级干部4J0人,一般党员干部37人。在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事件的性质被确定为“有关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监督不力、失职、渎职以及个别党员干部参与‘黑砖窑’承包管理等”。而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免职依据是“鉴于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同志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同时同意接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李长江引咎辞职的请求,理由是“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局长李长江同志负有领导责任”。在这两起事件中,均因地方相关部门的监管缺位导致区域性风险出现,进而因危机严重或处理不当上升为系统性风险,因此,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是造成监管风险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监管过程中的程序违法造成的风险。行政程序违法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违反法定程序,包括法定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的行为。如未告知执法人员身份,未告知申请回避权利,未告知陈述、申辩权利或者要求听证权利。可能导致行政处罚因程序违法而被撤销。通常所说的程序不当就是程序违法的表现之一,典型案例是农夫山泉的“砒霜门”事件。2009年11月24日,海口市工商局向部分媒体发布2009第8号商品质量监督消费警示,称农夫山泉、统一企业的部分产品不合格,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砒霜门”事件。今年1月5日,海南省工商局就“砒霜门”事件正式公开表态,向消费者和农夫山泉、统一企业赔礼道歉。并表示省工商局已责成海口市工商局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整个“砒霜门”事件的根源就是执法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虽然“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调查组未发现与此事件有关的工作人员有违反廉政规定和徇私舞弊的行为,也没有接到有关的举报材料。”但调查表明,“海口市工商局在抽样时没有完全执行国家工商总局规定的工作流程,也没有按规定要求检测机构将检测结果通知标称的食品生产者。企业要求复检后,在与企业就复检具体细节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海口市工商局直接送检,不符合程序要求。同时,海口市工商局在没有事先履行告知程序的情况下,在媒体上发布《消费警示》,公布了错误的信息。”由于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砒霜门”事件迅速从区域性风险上升到系统性风险。严重损害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给相关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必须从中汲取教训,杜绝类似事件的重演。

三、执法素质缺陷导致的分类监管风险

传统意义上的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是从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角度衡量的,通常认为执法队伍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是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的必然路径,但是显然这只是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07年底,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共有在职人员407034人,其中公务员364861人。从人员分布看,地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占29.5%,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占68%;从年龄结构看,45岁以下占73.6%,其中36-45岁占48.3%;从学历状况看,大专以上学历占84.7%,其中研究生学历占1.1%,大学本科学历占35.2%。这些数字已经清楚地表明,工商部门已经实现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问题,学历水平也基本满足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要求。但是目前工商行政管理队伍的执法素质缺陷依然很明显,各地频发的工商执法过程中的群体事件、冲突事件也多与执法人员的执法素质低下有关。所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素质低下与执法人员的年龄、学历无关,特指工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执法素质不足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职业操守缺失。既包括滥用自由裁量权,表现为过罚不相当、同案不同罚,或者未按省局和市局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有关规定裁量,主观随意降低或提高处罚幅度等。滥用自由裁量权可能导致行政不公,行政处罚畸轻畸重,行政处罚因显失公正而被撤销。也包括随意销案,接受违法当事人的吃请和礼品,在执法中随意性大。不严格执法等。如2008年某地发生的“餐桌执法”而引发肢体冲突的事件就是典型案例:2008年年底,某地执法人员在酒店内用餐后,认为消费的五粮液为假酒,结果被酒店主管认定为“明显想吃霸王餐”,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一名执法人员的衣服被扯破,四名员工被打。直到警方介入,“这十几个自称执法人员的客人共花费808元,随后客人也买了单。”虽然在当地分局负责人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是一次有法可依的暗访,而且事后也证明当场消费的两瓶茅台酒是真的,而五粮液确为假冒,但是显然暗访的解释十分牵强。因为在这里已经把执法人员的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混为一谈,如果是以暗访者的身份在酒店查假冒伪劣商品,则不能同时在该酒店产生个人消费。如果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在酒店消费,在消费过程中发现假冒伪劣商品,也只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行使举报权,然后交由具体办案人员按照相关执法程序处理。在消费过程中或消费结束时,无论是何种身份的执法人员都不能直接行使执法权,诸如直接查扣商品或者对商家进行处罚,否则不仅会引发执法冲突,而且将给行政执法蒙上阴影,严重破坏了行政执法的良好形象。

第二,法治意识淡薄。有很多基层执法人员不学法、不懂法甚至不知道执法程序,成为执法过程中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潜在根源。在农夫山泉的“砒霜门”事件中,相关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薄弱暴露无遗,出现越权问题而浑然不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海南省工商局局长就明确指出“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应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和有关程序办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海口市工商局显然没有公布这种消费警示的权力。”防治这些错误发生的根本措施是建立学习型组织,加强相关法律、法规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的甄别能力。

第三,滥用强制力。在工商执法中,对有些违法行为,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实现扣留、封存,但是必须注意这一措施如果运用不当就会导致风险形成。表现为滥用行政强制措施,没有相关证据,随意查封经营场所或扣押、查封物品。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很多工商执法引发的群体事件和冲突事件都与此有关,并可能引发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所以工商执法的强制力使用必须限制在必要情况下和最低限度内,而且要对可能发生的对抗行为有充分的应对准备。否则不仅会造成负面影响还可能给执法者自身安全造成损害。2008年北京昌平区天通苑就发生了这样的冲突事件,造成三名执法人员受伤。从事后报道看,虽然执法队伍有11人之多,看似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但是“他们一进市场,突然很多人出来将他们围住”,而“市场的治安经理让保安关闭大门,不让任何人进出。”两名民警赶到市场也未能打开大门,直到20多名民警及保安前来增援,市场保安才将市场大门打开,被围攻的执法车辆驶出市场。

第四,危机处理能力缺失。危机处理能力亟待提高可以说是国内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的公务人员都面临的严重问题,包括应对媒体尖刻提问的能力,迅速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显示道歉诚意的能力,重新赢得行政相对人和社会信任的能力等等。在前面提到的“砒霜门”事件中,海口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应对媒体尖锐提问的能力明显不足,如回答记者“为什么没有将初检结果告知企业?”时,说“以前我们做过这种抽查,很多生产厂家在内地,电话通知他们复检都不来,我们这次就只通知商家,没有通知厂家。”回答记者关于“消费警示到底由谁签发”的提问时,则说“因为是权威部门做出的检测结果,值得信赖,当时又快下班了,工作人员说有5个产品不合格,为防止事态进一步蔓延,工商部门就要求将‘问题产品’赶紧下架。”这样的回答既有推脱责任之嫌,又把工作中的程序违法和责任心缺失等问题统统暴露给媒体,这种自我辩护以及所谓合情不合理的解释,不仅无助于危机的化解,反而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危害。因此,提高工商执法人员应对危机能力刻不容缓,必须引起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

(作者系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作者:孙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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