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机构问责论文

开放带来进步，同时也带来风险挑战，金融开放的底线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职责和使命，金融监管的水平和措施直接决定了金融开放的程度和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监管能力必须跟得上，要在加强监管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问责是夯实责任担当机制的利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金融监管机构问责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金融监管机构问责论文 篇1：

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自体问责制度的完善

摘要：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是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外部的异体问责成互补关系。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若采用最高监管权力层内部各部门间互为问责的形式，可以克服“问责人与责任人合为一体”的缺陷，而这必须以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为基础。本文分析了十多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的治理结构与自体问责制度，并据此对我国金融监管机构自体问责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金融监管机构；自体问责；治理结构

二十世纪的历次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人们也产生了这样的担心，即游离于政治控制之外的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可能会用所获的监管权力来牟取自身利益，损害公众利益。于是，人们在赋予监管机构独立性的同时，要求对监管机构的权力加以约束，但这种约束又必须区别于政府的垂直控制，即监管机构需要一种水平的控制网络，使其处于“没有人控制，但的确在控制之中”的状态［1］，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制由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于问责制制度，人们倾向于采用法律机制和政治机制以保障外部问责人对监管机构的问责，认为由道德自律机制约束的自体问责其作用十分有限，因而忽视了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制。由于自体问责的缺失，监管机构的外部问责进行至最高监管权力层时无法确定最终责任人，大大削弱了问责效果。本文探讨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机构自体问责制度，使自体问责能对外部异体问责形成有效的补充，从而改善问责效果。

一、自体问责制概述

问责（accountability）一词广泛地出现于政治学、法学、哲学的文献中。《新牛津英语词典》关于“问责”定义是“在法律上或道德上有义务照看好某项事务或履行某项职责，并对损失或失败承担责任”。监管机构问责是指监管机构就其履行职责状况有义务向授予其监管职责的授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做出解释、说明，并对监管失败承担责任。

监管机构问责从问责主体上可分为自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所谓自体问责是指监管机构在制定和推进监管政策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履行好监管职责而进行的自我批评、解释和承担相应责任；而异体问责是来自于监管机构外部的一种监督和追究方式，它可以保证监管机构接受应有的问责，例如由政府、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被监管金融机构和公众实施的问责［2］。自体问责的“问责人和责任人为同一人”，这要求监管机构具有很高的责任心和自律意识，但在监管实践中，监管人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自律意识，使得自体问责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使得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于外部问责人的异体问责，而忽视了自体问责。但异体问责同样存在着缺陷，它把监管机构看成是完全被动的问责对象，没有考虑监管机构对问责效果的影响；它更适合对监管机构进行事后问责，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监管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的问责作用有限；由于缺乏自体问责的配合，异体问责进行至最高监管权力层时可能无法确定最终责任人，从而影响问责效果。这一切正需要自体问责制度加以弥补。

二、主要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治理结构与自体问责

各国金融监管模式虽有所不同，法律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各国的金融法律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治理结构都做了相应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体问责制度。以英国为例，《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FSMA）对金融服务署（FSA）的最高监管权力层结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3］。金融服务署由董事会、董事会委员会、监管决策委员会以及上市机构监管咨询委员会构成。董事会负责所有的监管事务，包括制定监管政策、监督执行管理层的日常监管，实施内部风险控制，以及实施内部问责等。董事会成员分为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是多方利益的代表，由财政部直接任命，在决策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对执行董事起制衡的作用。董事会委员会由非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风险委员会组成。董事会中所有非执行董事都来自非执行委员会，非执行委员会依据《金融与市场法案》监督FSA的运行符合良好治理标准并保持经济有效。审计委员审计FSA的财务的合规状况，薪酬委员会制定董事会及董事会任命人员的薪酬，风险委员会对FSA进行全面的风险控制。监管决策委员会负责监督政策的合法性，并决定是否向被监管者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4］。上市机构监管咨询委员会代表被监管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利益，对董事会制定的将会较大影响证券发行者利益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

英国FSA最高监管权力层的部门设置体现了权力相互制衡的立法精神，构成了多层次的交叉的自体问责机制。第一层，监管决策委员会就FSA监管政策的合法性对董事会负责，上市机构监管咨询委员会就证券发行事务向董事会负责，在这里董事会是问责人；第二层，在董事会中，由财政部任命的非执行董事对执行董事进行制约，非执行董事是问责人；第三层，董事会委员会中的非执行委员会几乎可就所有职能方面对董事会问责，而审计、薪酬、风险委员会就各自专业领域对董事会及执行管理层问责，并将问责结果向非执行委员会报告。非执行委员会是监管机构内部最终的自体问责人，也是连接外部问责人的关键部门。这种多层次交叉的自体问责传导了一种理念，即通过法律的强制规定在最高监管权力层中设置权力相互制衡的多个部门，促进部门间的互为问责，以克服自体问责的局限性。

在其他国家，金融法律对监管机构治理结构也做了明确的规定，要求最高监管权力层至少设置三类部门：第一类是决策部门,一般是监管机构的董事会。为提高监管决策的效率，董事会还配有咨询委员会，它在决策的事前和事中过程中提出咨询建议，对董事会负责。为了保证咨询的有效性，金融法律一般明确规定该咨询委员会可独立地做出咨询意见，不受董事会的控制。比如法国的银行业与金融委员会兼具决策和咨询职能。第二类是执行部门，直接负责管理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工作。在荷兰、匈牙利等国，该部门由总执行官（Executive Manager）替代。第三类是监督部门，是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的内部问责人，可要求后者分别就监管决策和执行过程做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并负责对监管机构的治理、财务、人员薪酬、风险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问责。这三类部门的设置为部门间的互为问责提供了基础。首先，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相分离，凸显了决策过程，使决策过程受到严格的程序监督，保证了决策程序和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因为在决策过程中，监督部门依法会对政策的合法合理性进行监督，而富有经验的执行部门出于自身利益，会就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对决策部门进行问责。反过来，决策部门为保证自己制定的政策能切实地贯彻，也需要监督政策的执行状况，防止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变形。同时，决策和执行部门相分离，更便于分清及认定各自的责任，提高了两部门履职状况的透明度，防止相互串谋粉饰监管业绩。其次，监督部门与决策、执行部门相脱离，它的独立性将受到法律特别的保护，在金融监管机构中处于相对超脱的地位。监督部门人员一般由政府任命，代表着多方利益，任期和薪酬都不受到董事会的控制，法律对其任职条件做出明确规定，并赋予其根据监管目标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力，防止政府利用其干预监管。比如，澳大利亚的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由财政部任命，不受董事会的控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治理结构与自体问责的完善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制主要采取行政垂直问责的形式，比如，证监局的责任主要由证监会来追究，问责的形式主要是证监会对其进行通报批评［5］。这种自体问责的方式无法克服“责任人与问责人合为一体”的缺陷。我国金融法律对监管机构的治理结构也几乎没有涉及。《银监法》第十二条仅规定了银监会应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但对作为内控制度基础象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所以，目前要完善我金融监管机构的自体问责制度，应从金融监管机构的治理结构入手。

（一）围绕决策过程对最高监管权力层进行部门设置

目前，我国金融法律对于监管机构最高监管权力层的部门设置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各金融监管机构一般是按业务的模块横向设立部门，这种结构方式仅适合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监管决策过程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人们看到新的监管政策不断地被制定，但监管政策为什么要制定，由谁制定，如何制定等问题不得而知，这使得监管机构的问责制和内部控制制度无从建立和推行。因此，为推行良好的自体问责制，除了日常执行管理层可按业务模块具体设立部门外，监管机构应围绕决策过程对最高监管权力层进行部门设置。

首先，金融监管机构内部应设立最高决策中心，即董事会及其咨询委员会。董事会由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组成，其任命程序必须是正式和公开的，非执行委员的任命应由政府从公众、被监管机构、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成员中加以挑选任命。为防止政府对监管的干预，非执行委员的任职资格应由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董事会之外，还应设立专门的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成员应能体现多方利益，并具备较好的专业背景。其次，金融监管机构应设立执行委员会。在政策执行前，执行委员会应就政策的可行性和政策预期产生的效果做出判断，并向监督委员会负责。此时的执行委员会不再是单纯的被动的决策执行者，而成为决策可行性的把关者。最后，金融监管机构应设立监督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共同构成监督管理层。监督委员会作为多方利益的代表，对整个决策和执行过程进行问责，并同时向外部问责人负责，是连接内部自体问责与外部异体问责的关键部门。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管机构资金来源和使用状况的审计，一般可聘请外部问责人认可的民间独立的审计机构对财务状况实施审计，审计结果向监督委员会和董事会报告。薪酬委员会除了制定董事会执行董事及其其他董事会任命的工作人员的薪酬之外，还应对所有监管人员的收入合法性实施监督，它可以要求监管人员就收入来源做出解释，防止监管腐败。

（二）明确自体问责程序

部门间的互为问责虽然可以克服自体问责固有的缺陷，但同时也面临着问责激励不足的问题，即各部门出于共同的利益，比如追求虚假的监管业绩和监管腐败谋取私利等，而放松彼此间的问责。因此金融法律应对问责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自体问责的效果。

在监管政策制定前，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应代表各自的利益相关者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经协商、辩论程序后形成咨询意见报告并同时提交董事会和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重点监督该咨询意见是否充分表达了各方的意见，若认为存在着对某一方利益的压制，可要求咨询委员会启动听证程序，监督委员会、董事会参加听证会，直接听取咨询委员会各成员的意见，以保证监管政策的制定符合利益相关者的内在需求，防止监管机构出于攫取更大的管辖权而肆意地制定监管政策。董事会在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指导下，开始具体的政策制定，此间，咨询委员会还可就政策是否符合法定监管目标提出咨询意见。政策草案出台后，董事会应及时提交至监督委员会，并将副本抄送给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就政策的可行性和预期效果进行论证，并向监督委员会提交论证报告，当存在较大异议时，可要求监督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董事会、咨询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就政策的目标、可行性和预期效果展开辩论，监督委员会听取各方的意见后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草案修改完成、各方达成一致后，监督委员会批准通过。此时，执行委员会应就政策的执行状况向董事会负责，定期提交执行状况报告。同时，董事会应定期向监督委员会提交履职报告，监督委员会可要求董事会就报告内容做出解释和说明。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应分别就财务审计状况、薪酬制定和监督状况向监督委员会报告，并就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做出说明和解释。

（三）提高自体问责透明度

所谓透明度是指金融监管机构应向外部问责人（特别是公众和相关利益者）披露自体问责信息。金融法律应明确规定监督委员会负有自体问责信息披露的义务，而不应由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比如，监督委员会应定期向立法机构披露对董事会、咨询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信息；监督委员会组织召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听证议题等信息事前应予以公开，并允许公众的旁听和参与；听证会上各方的证言应保存完好的记录，供外部问责人随时调阅；董事会、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以及监督委员会建议书应被完好保存，外部问责人在查阅报告后就相关的问题可要求监督委员会做出解释；当外部问责人认为监督委员会监督不当时，监督委员会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审计委员会应定期向外部问责人披露监管机构的财务信息，即根据经费的来源，分别向纳税人或被监管机构披露监管资金的使用状况。多数国家的银行法明确要求监管机构的财务必须经过独立的审计，并向社会公开。我国《银监法》第14条也规定了国务院审计机关对银监会的活动进行监督，而且我国审计法律也允许审计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这种内部审计和外部独立审计相结合的方式，将会极大地提高问责的透明度。最后，薪酬委员会对监管人员收入来源合法性的监督信息应定期向外部问责人披露，使监管人员暴露在阳光中，防止监管腐败。

参考文献：

［1］Goodhart,Charles. Regulating the Regulators——Accountability and Control［M］//E Ferran , C A E Goodhart. Regulating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Hart Publishing , 2001:151-164.

［2］Udaibir S Das , Marc Quintyn. Crisis Prevention and Crisis Management: The Role of Regulatory Governance［C/OL］. IMF Working Paper, 2002: 2-6.［2003-09-0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2/wp02163.pdf.

［3］Udaibir S Das, Marc Quintyn, Kina Chenard. Does Regulatory Governance Matter for Financial System Sta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C/OL］.IMF Working Paper,2004:5-7.［2005-03-0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4/wp0489.pdf.

［4］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Governance of the Authority Board Resolution of 26 April［R/OL］. London:FSA,［2007-06-03］. http://www.fsa.gov.uk/pubs/other/Gov_memo.pdf.

［5］熊敏.试论证券监管主体及其责任［M］// 杨解君.行政责任问题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96.

(责任编辑毕开凤)

作者：徐慧娟　程建伟

金融监管机构问责论文 篇2：

监管问责机制要跟上金融开放的步伐

开放带来进步，同时也带来风险挑战，金融开放的底线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职责和使命，金融监管的水平和措施直接决定了金融开放的程度和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监管能力必须跟得上，要在加强监管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问责是夯实责任担当机制的利器。只有完善监管问责机制，才能更好地落实监管职责，提升监管效能，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助力金融开放新格局。
一、着力完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提升监管效能，推动形成金融开放新格局

深化对外开放，是我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选择，随着金融领域一系列扩大开放措施的出臺和落地，金融领域开放的步伐在加快，幅度在提升，金融开放的新格局正在形成。扩大金融开放在释放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类风险挑战。从微观层面看，金融市场的竞争性进一步加强，中资金融机构面临的生存压力加剧，特别是一些竞争能力较差的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压力将更具挑战，如果发生一定量的破产倒闭事件，引发的外部效应将十分剧烈。从宏观层面看，跨国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业务对一国的外汇储备、利率和汇率定价、物价水平都将产生冲击，如果监管能力不足或措施不当，则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长足发展，我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已经比较高，金融业发展的复杂程度和潜在风险日益增加，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很容易演变为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扩大金融开放条件下，外部因素对国内金融形势的影响将更加显著，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和紧迫。

加强金融监管，提升监管效能，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保障。从理论视角看，由于自由竞争市场的缺陷，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政府监管可以有效减少市场失灵的影响，因此，金融监管对于金融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不可或缺。从各国金融发展的实践看，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的事实都表明，政府监管不力是导致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开放，就必须坚定不移地采取有力举措，加强金融监管，提升监管效能。

完善监管问责机制是加强金融监管、提升监管效能的必然要求。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深化监管改革、提升监管效能、优化监管者的自身治理。监管问责是促进监管者自身建设的有力武器。监管问责即对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作为不当或者不作为而进行的政治、行政、道义和法律责任的追究。缺乏问责的监管是危险的。只有监管者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被及时问责追责，监管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才能得以增强，行政行为才能得以规范，从而改进监管绩效，达成监管目标。监管问责有助于推动金融管理部门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因此，完善监管问责体系，是夯实金融监管责任担当机制，形成“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氛围和制度，增强监管责任感、紧迫感的重要一环，对于改善监管者的自身治理、提升金融监管效能意义重大，在当前金融开放步伐加快的形势下，尤为迫切。
二、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加快补齐监管问责的制度性短板，以精准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

近年来金融监管问责力度空前，被问责的金融系统领导干部数量明显增多，职级明显增高。通过问责，金融监管系统查处了一批干部，清除了自身存在的一些毒素，有效实现了自我净化、自我提升，问责成效明显。但与金融开放新格局的要求相比，当前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这势必影响监管效能的充分发挥，不利于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

问责法规不够完备。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具有完备的法规，金融监管及其问责的施行需要以完备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当前，我国金融监管问责制的相关规定还不够完善，尚不能提供全面、系统和专业的法律保障。目前已出台的法律法规，大多较为原则、笼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操作性不强、程序不规范、对象不精准、范围不明晰等问题，金融监管问责带有“权力问责”痕迹，还不完全符合“制度问责”的法治要求。立法的滞后影响了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的功能发挥。

问责文化不够成熟。成熟的问责文化是问责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施行时间比较短，目前尚缺乏健全完备的金融监管问责法规，制度化的责任追究机制还有待优化和强化，加之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某些监管人员在认识上更多地强调权力的行使，忽视责任的承担，“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的责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牢固树立起来，问责的社会文化环境亟须进一步培育。

问责主体不够健全。问责主体是指当出现问责事由时，有权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开展问责的个人或组织的统称。在我国金融监管问责体系中，问责主体较为单一，主要表现为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缺乏系统外部的异体问责。但金融风险事件往往具有复合性，当上级机关也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间接责任时，同体问责的动力就会明显不足，难以保障问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也很难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因此，大力推进立法机构、司法机构、纪检机关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异体问责极为必要。

问责客体不够清晰。随着金融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转变正在加快。目前，改革尚处于进行时，还没有完全到位，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其他一些政府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某些国有金融企业之间的职责权限还存在模糊之处，实践中极易产生“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权责交错”等问题，问责对象的准确性难以保证。监管者之间及其与其他管理机构、被监管者之间的相关利益关系、法律责任关系有待进一步细化界定。

问责范围不够全面。设置问责的界限不应只是违法与否，而应涵盖合格与否、称职与否。囿于现实操作的复杂因素，我国的金融监管问责往往“重大轻小”，重视对经济社会影响大的大事件，忽视工作效率低、执行不力等“小事情”；“重廉政轻怠政”，重视查处滥用职权或不正当行使职权的贪腐行为，忽视监管人员的不作为造成的隐性损害；“重后轻前”，重视金融风险事件的事中和事后处置，忽视事前预防责任，关注风险管理全过程、各环节的程度不够。

三、加快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以自我革命精神改革完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

完善金融监管问责机制，加快健全监管问责体系，逐步实现问责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法治要求，当务之急是着重推进相关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一是要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细化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职责。当前，金融业新业态不断涌现，跨领域经营现象十分普遍，由于监管机构的某些权责还有待进一步细化明晰，在防风险的监管过程中，监管部门容易出现“监管竞赛”的现象，甚至产生“处置风险的风险”。问题一旦发生，又可能互相推诿，回避责任。所以，科学合理划分、设置和规范不同监管机构的行政审批和行业监督权责十分关键。权力配置结构既要保证职权运转的高效，又要保证职权行使受到严格的约束，体现权责配置合理、明晰、一致的原则。遵循这些原则，合理界定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职责，理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关系，健全协调机制，增强监管合力，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是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同时，在每一个监管机构内部，需要细化界定所有岗位和人员的职责，因为行政责任是依赖行政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完成的。金融监管问责的对象，必须落实到具体人员，不能停留于机构层面。作为问责对象的具体责任人，重点是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干部，而非较低层级的一般工作人员。只有监管机构的每一个职能部门、每一个岗位、特别是领导岗位、关键岗位的权责界定清楚了，针对责任人的问责才具备了前提条件，监管责任才能细化落实。要将监管问责的对象具体到人，监管机构内部就需要完善绩效考核管理，在此基础上推进内部问责管理。只有强激励严问责，奖罚分明，才能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二是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强化金融监管问责的法律保障。金融监管改革和金融监管问责必须依法依规进行，法制建设是金融监管工作的前提和保障。监管行为要用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监管责任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以强化。当前，金融监管问责的功效之所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法律角度看，对监管者的授权不明、担责不详、问责不畅是重要原因。在此情形下，权力滥用或消极弃用在所难免。所以，法制建设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是无法回避、必须啃的硬骨头。接下来，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尽快健全相关法律，明确规定金融监管者的权责，明示过失后果，综合考量过错大小、造成损失以及影响程度、主客观之间因果关系等要素，合理设计问责标准，规范问责依据、范围和程序，确保金融监管机构依法行使职责。

法制建设不仅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大力推进，监管机构自身也要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的要求，强化内部规章建设，及时制定和修订行政法规，不断完善政府立法、行政执法、政务公开等方面制度，从机制上保障金融监管依法进行，加快形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监管。

三是要推进多体监督，优化针对金融监管权的监督与问责体系。法规制度与严格监督相结合，制度才能落地，制度的效力才能得以彰显。监管权力可以影响经济利益，自然会成为利益集团的“捕获”对象，严格监督可以降低监管权被“捕获”的风险。而要严格监督，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多体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首先，要加强纪检监察监督。纪检部门对一般性问题要早发现、早处置，及时教育提醒，利用函询、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等方式防范问题升级。其次，要强化党内监督。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坚持民主生活会、述责述廉、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党内监督制度，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将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载体，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再次，要持续加强联合督查、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增强监管执行力和公信力。强化监管协调，推进跨部门联合检查，不仅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还可以让检查部门相互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社会监督。

四是要借力数字技术手段，推动金融监管问责信息化。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金融行为的专业性和隐蔽性越来越强，信息不对称程度越来高，导致取证越来越困难，而监管问责必须用证据说话，导致监管问责的难度随之大大提高。针对金融技术发展的态势，金融监管问责应充分利用大量的金融数据和数据分析技术，对金融活动及其监管过程实施智能监测。通过数据轨迹分析、模式识别、异常检测等技术手段，把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关联因素找出来，监管舞弊、懒政、怠政等行为将有迹可循，将被显性化，监管问责的取证问题将得以解决。但是，利用大数据，数据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要求，这就需要打通各家监管机构和金融活动相关方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监管机构、交易所、清算所、公安部门、金融企业等各方数据库的对接与共享，构建高效、安全的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实现监管问责信息化，确保问责精准及时，助推问责迈入主动防范与及時纠偏的状态。

（本文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招标课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创新研究”[CELAP2014INS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求是杂志社）

作者：李树启 顾保国

金融监管机构问责论文 篇3：

金融乱象如何依法整治

【摘要】“e租宝事件”“昆明泛亚案”“校园贷”等金融乱象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生活和金融秩序造成了巨大影响。需要树立全面从严防治理念、弥补金融监管法治短板、强化严格执法监督问责，依法整治金融乱象。

【关键词】金融乱象 金融监管 互联网金融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金融产业呈现蓬勃发展趋势，但是，也隐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从“e租宝事件”“昆明泛亚案”到“校园贷”，金融乱象频繁发生，对社会公众正常生活和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必须施以重拳，依法整治金融乱象。
金融乱象花样百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乱象，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纵观社会主义金融乱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建“鼠仓”。在金融行业中，存在部分无良经济人低位建仓，通过抬升股价蓄水，借助公共资金拉升股价，再率先出仓，从而赚取经济利益，导致其他公众的投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第二，内幕交易。在金融市场中，部分特殊群体知晓交易内幕，借助预知消息，准确选择购买时机，从而获取非法利益。第三，野蛮式收购。野蛮式收购主要是指保险企业通过大量资金强行投资实体公司，比如阳光保险增持伊利股份、安邦增持中国建筑等，利用资金优势，采取野蛮式的收购行为，对相关企业和市场造成破坏。第四，乱用贷款资金。传统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利用自身权力，肆意乱用信贷资金，大搞权钱交易，导致金融机构风险系数增加。第五，互联网非法集资。随着互联网金融兴起，P2P网络信贷、非法集资现象不断增加，集资平台“跑路”比比皆是，高利网贷更导致学生自杀现象不时发生。第六，杠杆收购。部分企业利用高额杠杆进行收购，极容易导致资金断裂、社会公众资金被套。以上种种行为都是我国金融乱象的主要表现，这些金融乱象不仅对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侵犯，更影响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必须坚决予以禁止，依法进行整治。
金融乱象源于信用过度扩张、背离服务本源及金融监管不完善

信用过度扩张是最主要的根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行业逐步向公共服务领域过渡，政府、企业、社会公众都期望通过金融体系获利。政府支持和鼓励金融创新、企业频繁开展金融活动、社会公众过度利用信用机制，大量的活跃金融行为导致央行金融调控越发困难，较难约束社会公众的信用额度需求，导致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乘数整体上升，最终导致社会信用杠杆不断加大，建“鼠仓”、杠杆收购等金融乱象均由信用过度扩张导致。

违背服务本源是造成金融乱象的一个重要因素。金融业的关键是服务实体经济，两者共荣共生，但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更多的金融企业开始服务虚拟经济，比如金融证券、金融信贷，导致实体经济缺乏金融扶持，资金难题无法解决。与此同时，部分金融折戟虚拟经济，苦不堪言，两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市场经济混乱。金融服务脱离实体经济，容易引发野蛮式收购、乱用贷款资金等金融乱象。

金融监管不完善导致金融乱象滋生。我国一直鼓励金融创新，希望借助金融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但也存在对新型金融监管力度不足、监管滞后的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并不完善，相关的立法、司法无法满足高速发展的金融体系的需要，导致金融违法行为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同时，部分金融活动处于灰色地带，给金融监管造成了严重困难。除此，金融混合经营趋势明显，监管机构获取信息难度增大，违法违规的金融业务十分隐蔽，监管成本不断提高。综合影响下，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等乱象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依法整治金融乱象需多措并举

依法整治金融乱象的关键在于转变思维，树立全面从严防治理念。首先，树立“早介入、早防治”的防治理念。我国对新型金融业务的防治，多数是在金融模式产生危害之后才介入治理，这不仅导致监管难度增大，而且需要付出高额的治理成本。整治金融乱象应提早介入，以“防治”替代“治理”，金融监管部门应对新型金融模式保持警惕态度，与新型金融共同发展，时刻关注新型金融变化，及时出手防治。其次，从严防治。随着我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对益于社会发展的金融应果断放行，而对违法违规金融要严加管制，金融监管机构应持续从严防治，坚决打击各类金融违法违规活动。再次，提高金融行业准入门槛。金融产业与民生息息相关，非法集资、庞氏骗局对社会公众财产安全和金融秩序造成巨大威胁，应提高金融行业准入门槛，清理不具备长期经营实力的金融企业，确保剩余金融企业能持牌经营。最后，深入了解金融创新活动。金融乱象多数源自金融创新活动，随着金融创新频繁产生，监管部门应深入了解金融创新活动本质、模式，及时发现其中隐藏的风险，规范金融创新，提高金融防治效果。

依法整治金融乱象的核心在于健全法治，弥补金融监管中存在的短板。首先，完善金融監管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务监督管理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制定已久，更新速率相对较慢，难以对新型金融形成有效规制。所以，有必要完善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弥补金融监管法治短板。其次，陆续出台规制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在多种金融乱象中，民间借贷应成为金融监管的重点，民间借贷与社会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并极容易产生金融风险，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民间借贷形式及发展方向，最大程度确保民间借贷安全可靠，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和大规模金融风险。最后，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随着时代发展，互联网金融乱象频繁发生，主要体现在网络信贷与非法集资两方面。互联网金融涉及主体众多、资质差别较大、金融模式多样，给金融监管带来了巨大难度。互联网金融监管应提高准入条件，要求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做好信息披露，确保互联网金融能够更加安全透明。此外，还应针对互联网金融建立专项监管条例，不断填补互联网金融监管漏洞，让互联网金融发展合法合规。

依法整治金融乱象需重拳出击，利用严格执法和问责机制，整治金融乱象。首先，金融执法以“严”为主。在金融监管过程中，一旦发现金融机构存在问题，就必须及时指正，以严格的态度和严厉的执法打击金融违法违规行为，要通过严格执法达到消除金融乱象目的。同时，面对新闻媒体曝光的热点案件，金融监管要敢于正视难题，依法开展调查，对金融机构形成震慑效用，严厉打击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其次，做好问责工作。金融违法违规并非源自表层，打击金融违法违规活动时，必须要深入本质，对相关人员问责处理。金融机构负责人要确保合法合规开展金融业务，一旦发生违法违规现象，应承担相关责任。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恪尽职守，坚决避免出现失职现象，一旦出现失职行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不断更新监管技术，提高监管水平。随着互联网金融不断衍生，金融监管也应利用现代化技术，比如大数据、云计算，通过现代化技术的应用更好地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互联网金融中的潜在危险，全方位履行监管职责，确保金融秩序和谐稳定。

作者：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