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优化论文

摘要：金融危机后各国更为深刻地意识到金融监管对于一国金融业兴利防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国外的经验看，集中监管削弱了对不同监管目标的追求力度，统筹协调的效果也不如预期，而且“超级”监管机构难免贴近当前政治和政府，有违设立独立、专业监管机构的初衷。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金融监管优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金融监管优化论文 篇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路径优化

【摘  要】论文对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阶段与区块链金融的监管必要性进行了简要分析和阐述，并结合区块链金融风险内容，提出了构建我国区块链金融监管模式的有效途径，以期推动我国区块链金融长久稳定发展。

【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互联网金融;金融监管

1 引言

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互联网技术，其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有着去中心化、透明且安全等特点，可以有效解决传统金融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效地促进了区块链金融的普及和发展。但区域块技术的不断普及应用，也为金融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据此，本文将对给予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路径进行相关研究分析，以期提高区块链金融的监管效果。

2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阶段与区块链金融的监管必要性

2.1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阶段

以区块链技术的诸多特征和优势为基础，学术界对区块链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进行研究分析，最终将区块链技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区块链1.0发展阶段，其主要应用领域为金融领域，应用的重点内容为电子支付、电子货币等;第二阶段，区块链2.0发展阶段，可编程货币或者可编程金融，例如，智能合约等，在该阶段中，区块链技术可以为金融需求者提供定制化或者个性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第三阶段，区块链3.0发展阶段，该阶段为区块链技术的最终发展阶段，在该阶段中，区块链技术将不再局限于金融领域，而是一种可以为公正、投票、鉴定等多领域提供服务的多领域应用技术。在进入该阶段之后，在区块链技术的辅助下，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当前政府部门的公共治理压力，还可以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强化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能[1]。

2.2 区块链金融的监管必要性

结合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阶段来看，如今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仍旧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所以区块链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的技术缺陷和金融监管漏洞，进而造成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风险。为有效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谐，还需进一步加强区块链金融的监管力度。对此，中央监管部门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积极探寻区块链金融的监管路径，但由于相关监管部门对于区块链技术的理解不到位，致使我国相关监管部门所出台的相应监管政策仍旧存在诸多漏洞，难以有效提高区块链金融监管的实际效果。另外，由于我国对于区块链监管还缺少一部核心法律，导致在进行区块链金融监管时，无法做到有法可依，进一步降低了区块链金融监管的效果。

3 区块链金融的风险

3.1 区块链技术风险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在如今仍旧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在技术上还有着诸多内容尚未完善，这也导致区块链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势必会存在潜在技术风险。结合当今区块链技术的实际情况，现已发现的区块链技术风险如下：第一，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与互联网金融监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问题，并且对于区块链技术实现去中心化的手段尚未得到有效明确。第二，由于受当今密码学的限制，尚未开发出一种能够实现绝对安全加密的密码加密方式，所以区块链技术虽然有着较强的密码保护能力，但受限于密码学的实际情况，导致其密码保护也存在一定的漏洞，可能会引发相应的安全风险。第三，在如今區块链技术应用过程中，金融资产将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到数据库中，在进行实际交易时，只需要对数据库中的数据化资产进行适当调整，便可以达成交易的目的。该种方法虽然可以有效提高交易效率，但也会使数字化资产的管理完全依赖于相应机构的管理效果，若在管理过程中出现数据缺失、篡改、介质损坏等情况，将直接会导致数字化资产的损失。第四，智能合作作为区块链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违约风险，但其不仅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而且在与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对接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对接难题。

3.2 区块链金融风险

结合当今区块链金融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当今区块链金融存在着以下几点风险内容：第一，在ICO首次发行代币时，其存在着融资行为不合规、应用场景不明、数据不可控等问题;第二，虽然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促进传统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但由于区块链技术本身存在技术局限性，导致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仍旧存在如数据篡改、遗失等问题;第三，区块链金融还存在客户数据化资产被吞、网络信息数据安全内幕交易以及市场操纵等金融风险问题;第四，不同国家的法律以及执法的差异性，致使区块链金融在进行跨国交易时，难以保障交易双方的基本权益，这也会导致区块链金融风险的存在[2]。

4 构建我国区块链金融监管模式的有效路径

4.1 提高行政准入标准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应用，区块链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此发展背景下，也产生了如信用信息不透明、监管主体不明确、金融欺诈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有学者指出区块链技术本身在存在着一定规避监管的特点，所以为有效提高区块链金融的监管效果，借鉴国外的监管经验，可以构建沙箱监管体系，建立“授权型立法”模式，并通过行政的方式提高行业准入标准，确保行业内所有企业均有良好的信用与相应的资质证明[3]。具体操作情况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首先，结合区块链金融的实际特点，构建完善且严格的准入注册、审批程序以及相应的审批标准;其次，所有入行企业都需要进行信用背书，相关监管部门需要将这些企业纳入沙箱监管中;最后，对于入行企业，相关监管部门可以适当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促使企业能够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从而在实现区块链金融监管效果提升的同时，促使我国区块链金融实现进一步发展。

4.2 将数字证券和基金纳入证券发行框架

虽然数字证券、数字基金以及比特币与传统的证券发行有着一定的区别，但归根结底来说，其仍属于证券发行的相关内容，所以无论是数字证券，还是数字基金以及比特币，其在发行时都需要遵循证券发行的相关流程及规定。但是不同证券的发行方式、其信息披露要求也有着一定的不同，即使在传统的证券发行过程中，也有诸多证券发行者为逃避信息披露义务，违法进行个人私募发行。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在应用到金融领域后将会为证券发行带来全新的发行途径。为了有效避免区块链金融违法行为发生，相关监管部门还需要将与区块链技术相关的证券发行也纳入证券发行框架中，并结合区块链金融的实际情况，对传统的证券发行监管模式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提高对区块链金融监管的效果。

4.3 建立负面清单，明确监管底线

由于法律法规具有滞后性的特点，相对于区块链技术这种新兴技术来说，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不能够完全发挥最大化的监管效果，从而导致区块链金融监管无法做到有法可依，其不仅会导致区块链金融监管难度加大，严重的甚至还会导致互联网金融风险爆发，影响当前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为了改变这一情况，相关监管部门不仅要结合区块链金融的实际情况，制定核心法律，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还要建立负面清单，明确监管底线。通过采取负面清单的模式，相关监管部门可以使互联网金融相关人员明确政策底线，防止出现“越界”行为，从而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预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打下良好的环境基础。

5 结语

结合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來看，区块链技术在未来必将成为金融体系中重要的基础技术内容，所以为了避免区块链技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应用时出现诸多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应提高行政准入标准，将数字证券和基金纳入证券发行框架并建立负面清单，明确监管底线，从而构建区块链金融监管模式，提高对区块链金融监管的效果，在促使区块链技术对互联网金融的促进作用得到最大化发挥的同时，避免区块链技术引发诸多风险问题，最终促进我国金融领域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苑.区块链技术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研究[J].国际金融，2016（5）：41-45.

【2】杨东.区块链如何推动金融科技监管的变革[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7）：51-60.

【3】黄震.区块链在监管科技领域的实践与探索改进[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7）：24-32.

作者：张镇宇

金融监管优化论文 篇2：

如何优化金融监管:以我国金融业的集中抑或分业监管为中心

摘　要：金融危机后各国更为深刻地意识到金融监管对于一国金融业兴利防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从国外的经验看，集中监管削弱了对不同监管目标的追求力度，统筹协调的效果也不如预期，而且“超级”监管机构难免贴近当前政治和政府，有违设立独立、专业监管机构的初衷。遵循金融监管的内在规律和中国实际的要求，坚持并完善分业监管体制具有应然性和合理性，它有利于在专业和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优化金融监管，并可与问责制相结合，落实角色责任，强化监管效果。

关键词：金融监管；集中监管；分业监管

一、引言

值此从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之际，加强并优化金融监管，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鉴于制度结构对行为的重要影响…，金融监管采取何种制度模式，对于金融业的绩效及其是否稳健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分业经营、分别监管抑或混业经营、集中监管就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之前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中，各国一度放松金融管制，准许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衍生性金融业务，鼓励成立金融集团，开放金融机构跨业经营，几近放任自流，对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针对金融危机，各国的金融改革都着力于纠正监管松懈并消除监管盲点，强调监管当局的金融稳定职能，反映了现代经济体系中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关系的深化。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肇事者、却也是世界金融体系模范的美国。其金融监管改革举世瞩目，甫出台的《多德一弗兰克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除关注系统性风险、新设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建立协调机制外，还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业务，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强化了基于问题或事物分别监管的思路及做法。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拟对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的必要性及其完善作若干讨论。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及其边界

金融监管属于规制或法律规制的范畴。是指政府或者承担政府职能但不纳入政府序列的监管机构(作为政府“白手套”的所谓“独立”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管理、监督，也称金融监理。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系统，属于商业或市场的范畴。自由市场和政府规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崇尚“看不见的手”，否定政府规制的正当性，然而在市场的一次次失灵中，包括金融规制在内的各种规制悄然发展起来。可以肯定是，完全的自由市场和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一样，都是不能成立的，关键是在市场和政府规制之间把握好度，求得二者的平衡。

对金融监管的正当性，首先要从市场机制存在的弊病和不足谈起。其一，市场和竞争的本性暨优越性是优胜劣汰，市场的景气周期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劣汰”意味着一些个人和企业、群体、产业、地区等在市场竞争中败北，经济不景气时失业率也会高企、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降低，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社会成员被“汰”或不景气时的生计和发展问题，则必然会造成社会的脱序以至崩溃。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财税、规划和产业政策、货币、利率、市场管理等手段对经济进行统筹协调、监管；为此，仅有私有制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国有制、合作制等加以配合，实行“混合经济”。其二，市场存在着不及或不能的领域。市场经济依赖社会成员的营利冲动。因此，不能盈利或难以盈利的事业、产品就不可能由市场来提供。如果这样的事业、产品为社会和人民所需，政府就不得不担负起从事该事业、提供相应产品的责任，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新能源开发等。在美国应对危机的7.870亿美元中，就有65％用于投资，投资项目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新能源。其三，所谓市场机制，就是在每一个社会成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自发地形成合力，达成效率、秩序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人的贪婪、欺骗、巧取豪夺等道德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需要以过程管控将其负面作用降到最低；一旦其不良后果集中爆发，也需由政府代表社会加以收拾。如美国联邦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Fannie Mae＆Freddie Mac)0)、援助大到“不能倒”的AIG、整治花样翻新从他人口袋里“掏錢”的投行、控制接受政府援助企业的高管的薪酬，等等。

具体而言，金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监管。

1.金融体系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自由市场能够有效地分散风险、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是信息的充分和市场主体的信息对称。由于金融的虚拟性、金融机构的规模、金融业的专业性及其商业手法的复杂性，与其他的产品和服务相比，金融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普遍、更严重。信息如果不对称，从理论上说就无法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担；实践中则更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以职谋私、携款潜逃、垃圾证券、偿付不能、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正是金融监管所需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

2.金融市场的公共品性质。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整体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它的公共品性质所在。几十年来，复杂、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因创新而繁荣兴旺，但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单个投资者或金融企业的损失事小，要紧的是个别企业或行为可能会对金融和国民经济造成系统性破坏，因而需要通过监管，让金融市场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基于此，金融危机中推出的英国《改革金融市场》(Reforming Financial Markets)白皮书和《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Reform of EU’s Supervisory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ervices)方案都提出，要在监管中尽可能改变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活动中的利益结构，激励它们更积极地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3.抛售的外部效应。在金融危机中，“挤兑”风险从传统的银行业扩展到其他领域，群体抛售行为会造成众多投资者利益的损失。这种“低价销售的外部效应”，也是要对金融业务进行监管的主要原因之一。

监管是一把“双刃剑”，在需要的范围内必须充分涵盖，不能留有漏洞；而过分、失当、缺漏、“重叠”、矛盾的监管，则会损害金融的自由、秩序和安全。那么，金融的边界和度究竟何在?就市场与规制的一般关系，凡市场可以调节、社会能够自治的，则无需政府规制，反之则要求规制且规制得好。金融属于高监管覆盖的行业，所以就金融业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而言，主要不在于是否要监管，而在于对金融的规制或监管应尽可能立足于市场机制，在规制的缓和与优化之间谋求动态平衡，兼顾防弊与兴利。

金融及其监管的本质是法治的。法治不仅是立法，而是在复杂的金融体系中，企业在自治和合规活动的基础上，将其行为与法律和道德的外部要求相衔接；监管者则在利益不冲突的前提下，基于分权、适当的角色定位，在概括授权范围

内自由而可预期地裁量，同时予以事中不拘一格的问责和事后追责，从而按公共暨整体利益的要求实现有效监管。

三、对金融业集中抑或分业监管的反思

一国选择何种金融监管模式及其金融监管体系变迁的路径，取决于其历史和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外部环境。一个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既尊重传统和现实国情、又合乎金融的内在规律，既要技术上可行、成本上可接受。也要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弹性。

此次金融危机前，金融自由和放松规制成为主流，金融应当混业经营、集中监管被认为是大势所趋。至今主张我国“应合并金融监管机构”、形成“集中的监管体制”的说法仍不绝于耳。而从实践效果看，对这种流行的说法值得反思，集中监管远非如设想般完满，分业监管实际上反映着金融的客观要求、存在的问题并不严重。

(一)集中监管的背景和问题

集中监管的原因是在金融自由化之下，希望藉此实现混业经营条件下的有效金融监管。建立集中监管机构的动因主要有：其一。如此，能够很好地对总体风险进行准确的评判和控制；其二。节约监管成本；其三，分业监管存在的问题是监管机构间存在矛盾，也易致疏漏，集中监管机构将权力和责任集于一身，没有可以推诿、推卸的理由，监管责任到位、落实；其四，在分业监管下，诸监管机构地位平等，在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有效的约束，集中监管则没有沟通和协调之虞。

然而，集中监管并没有达到理论所勾勒的理想状态，甚至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一是集中的“形式化”，金融一体化改革鲜有顺利、成功的，相反分业监管下的非同构型监管不仅保留下来，而且有效地发挥着作用。2002年成立的德国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个机构的内部组织依然按照银行、保险和证券分别设立，不仅监管方法和手段与以前相比没有多大改变。人员的内部交流也很少，连办公场所也没有合到一起，对许多金融欺诈行为熟视无睹，被媒体嘲弄为世界上最多余的机构。日本在之前的金融改革中设立集中监管的金融厅和统一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也是形似而神不至，实际上仍是分别监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金融的专业性、行业划分和复杂性，难以从实质上统合监管并发挥集中监管的优越性。

二是监管目标的矛盾。以银行业监管与证券监管的目标为例。它们的矛盾好比“医生与警察”的差异。银行业监管机构是“金融医生”，证券监管机构像“金融警察”，二者在准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规则、风险预警等方面的差异几乎无法调和；利率、汇率与证券市场此消彼长，试图通过单一监管机构统辖来加以兼顾，难度很大，而未经真正博弈的调和更可能是不合理的。由于这个原因，集中监管机构的各部门很难就监管达成共识，方针、政策得不到一致理解，贯彻起来困难重重。监管目标矛盾的最坏结果是监管排挤。也就是强势部门的意志压过弱势部门。在很多转型国家，这往往表现为银行业主管机构建立起排他性权威，证券监管和保险监管成为附属部门。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受到阻碍。

三是简单的技术性调整不能适应金融监管的系统性要求。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监管目标不清、权责不明。这种“不清”、“不明”，不可能通过机构的归并而消除，只会因为归并而加重，原以为建立集中监管机构的一大好处是强化责任，实际上却由于权责不明加重而增加了监管的道德风险。从日本经验来看，金融厅的权力过于集中，监管受到政治的牵制，出现了监管不力和监管真空的状况。因此。集中监管表面上实现了对金融业的统一、综合监管。但集中本身并不能消除分业监管存在的弊端。

归根到底，集中监管遭遇的尴尬是由混业经营的特性所决定的。混业经营难以遏阻道德风险，这正是美国1933年通过《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首创分业经营制度的原因之一。在混业经营下，商行加投行模式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导致金融风险的形成更为曲折、隐蔽，识别起来更加复杂和困难，而危机一旦形成，又具有传播速度快、波及面广、影响力极大的特点。金融机构业务的复杂和多样化曾被认为是金融机构分散风险、发挥协同效应的重要手段，但次贷危机否定了这一推定的逻辑，金融产品的“创新”将局部的房地产和银行信贷的风险迅速蔓延到一国的整个资本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对于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来说。每项业务都要应对来自各方的竞争，对其拥有的资源、规划和管理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金融监管机构来说，混业经营模式下各种业务相互交叉渗透，金融产品极为复杂，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预防难度加大，容易出现漏洞。所以，简单的混业并不能够分散风险，关键是如何控制风险的串联和扩散，一个適宜于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金融体制，需要一个相对保守的经营和投资环境，以及有效、可靠的监管，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就是具有这种效果的模式。

(二)对分业监管的再审视

自由化浪潮中人们对分业经营的诟病，是不同金融业务间难以开展竞争，对金融的创新和规模效益具有抑制作用。例如，证券公司难以利用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和网络优势，商业银行也不能借助证券业务来推动其银行业务的发展。但是分业经营的不足恰恰是其优势发挥的基础。正是基于分业经营模式对金融机构业务的限制，才能让金融机构恪守本份，把本行业务做专做精做强：才能把风险控制在某一业务领域内，防范风险的传导，从而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稳定而公平的市场环境。

相应地。金融分业监管的优势体现在：首先，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具有专业优势，权责明确，有利于监管目标的实现，监管效率高。其次，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虽不相同，但相互间在工作和绩效各方面却存在着竞争压力，从而可以促进金融监管的创新和提升效率。美国在1999年实行混业经营后，其分业监管的体系并无大的改变，是为“双线多头监管”；此次应对金融危机进行重大改革所确立的金融监管体制，主要是在多头监管之上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作为统筹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在于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没有实体监管权，在此框架下，将货币监理局与储蓄机构监理署合并，负责监管全国性的银行机构：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管职能无甚变化：另又在美联储内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对各类银行和非银行机构进行监管；美国证监会继续作为一个强势的独立监管机构对证券及其交易进行监管；根据该法还将新设一个联邦保险署。可见，危机后美国的金融改革思路，就是强化分别监管，弥补监管漏洞，控制系统性风险。这对中国发展中的金融业和金融监管体制不乏启迪价值。

总起来看，分别监管因其专业、权责明确和效能而具有普遍性，适度的交叉混业也不必然意味着集中监管的合理性。针对分业监管的不足，可以加强对监管权力的统筹协调，建立一种分业监管基础上的协调、合作监管模式。

四、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其分业监管的应然性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正如人们曾普遍认为，公司制交易所因其营利性而只是一种低级的、向会员制交易所过渡中的落后的交易所组织形式，而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恰恰表明，会员制交易所因其封闭、自利等特点，反而不如公司制交易所来的进步，正确认识金融分业或集中监管的优劣，摈弃先人为主的“集中监管是大势所趋，分业监管不合时宜，应当退出”的观念，则可立足当前、明确方向，思想和行为都“不折腾”，从而有助于我国金融业的稳健、健康发展。

我国金融业和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尚不高，与国际大致接轨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金融机构而言，法人治理、内控及合规体制、风险管理等都不尽完善。就监管机构而言，基本上是在“干中学”，以证券监管为例，与美国证交会的熟练老到、雷厉风行相比，中国证监会不啻为“小儿科”，不可同日而语。1990年我国成立了首家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会)，直至2003年制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并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从央行的职能中分离出来。三个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脱胎于中国人民银行，专业和全覆盖的金融监管刚刚步入正轨，正如成思危所说，将金融监管机构合并，实际上是“走回头路。”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需要在分业经营防火墙的保护和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指导、监督下，不断发展、创新和自我完善。美国奥巴马政府力推的金融监管改革法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我国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的关键。是缔造更为专业、公正、高效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央行，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为弥补信息沟通、共享和监管协调的薄弱环节，我国在2004年建立了可邀请央行、财政部和其他部委参加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会“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如果说该机制的作用还不能与美国拟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职能相比的话，则国务院对三会和央行的统筹、协调、指导、监督的能力和力度，其能动性和实效，应该是远高出其上的。当然，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针对单个的企业、行为和风险，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借鉴美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在制度建设上可以有两个选项：一是设立一个与反垄断委员会相当的金融调控监管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跨部委议事协调机构，由各监管机构和相关部委主要负责人组成，着重统筹协调和识别、防范系统性风险，负责评估金融总体状况、研拟有关金融监管的标准和政策、发布规章和指南等、指导和组织协调金融调控监管工作。二是强化央行的职能，赋予中国人民银行超脱于银、证、保三个具体监管机构对金融监管进行统筹协调的职能，明确其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职责。依现行法，中国人民银行即具有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支付清算系统正常运行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赋予其宏观审慎管理职责也是顺理成章的。

由上，无论按照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监管决定市场结构的理论，分业监管都是必要而合理的。分业监管除了前述专业化优势和竞争动能外，还具有以下两个优点。

其一，分业监管有利于监管机构远离政治，在监管中立足于专业判断。独立监管机构在20世纪初问世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独立于政府和政治的专门机构，基于专业的立场和素养开展日常执法，不受当前政府和政治的影响。而鉴于金融业对经济渗透的深度和覆盖的范围空前。集中监管就需要一个“超级”监管机构。这样的机构难免成为受政治左右的官僚部门，受到政治力量的操纵和利益集团的纠缠，或受制于民粹，更容易为被监管者“俘获”，以及因其“被俘”而致金融监管整体瘫痪。集中监管，也会削弱分业监管条件下不同监管机构间的竞争机制，消弭由竞争带来的激励和约束。从而降低监管效能。借鉴各国央行和竞争执法机构的情况。其是否具有“独立性”，其实并不由法律的纸面规定及其形式上独立与否所决定，而取决于是否存在能够确保其基于专业做出判断的诸机制。在探讨金融分业抑或集中监管问题时，对此不可不察。

其二，分业监管与问责制(accountibilitv)近年在公私领域广泛发展的趋势相吻合。金融依其业务和监管对象不同，监管的目标是多元的，所追求的各种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只有在监管角色定位清晰、权责明确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监管者相互之间及其与其他规制部门间的博弈和协调，才能无限接近于监管目标，达成预期的结果。将各种金融监管职能集于一个机构，其内部职权的划分和分配就很难形成切实到位的角色担当。问责制还要求在监管者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对其不拘一格地问责(answembility)；凡监管者利益冲突、角色错位、懈怠疏忽，或决策失误、行为不当经不起问责，则应依法承担不利后果(1iability)。而集中监管难免成为“大锅饭”，在一个追求不同目标、监管业务复杂、多样、量大的机构内，外部的各种问责“隔靴挠痒”，不能直接及于监管者。问责制难以发挥其固有作用，监管的效果如何也就值得怀疑了。对追求不同目标的监管者难以形成充分的激励和约束，也为“和稀泥”创造了条件，其相互间在各自专业判断基础上的制约、协调、配合也失去了依据。

分业监管本具有监管目标单纯、重点明确的特点，从而与问责制天然地契合，有利于监管者的角色担当，易于落实监管及其责任；而且通过问责制可以强化监管竞争机制，提高监管效力。

分业监管本身也存在着改进空间，在监管对象的确定方面，应摈弃单一的机构标准，另加产品标准，银、证、保三种监管除了分别针对银行、证券、保险企业外，也应分别针对任何金融机构经营的银行、证券、保险产品。比如银行的保险产品或其债权的证券化，就应分别由保监会和证监会牵头监管。这样，最大程度地合理化监管机构的角色和权义设置，统筹协调也可获得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分业合作监管不仅是我国的应然选择，而且也具有普适意义，代表着金融监管改革的基本方向。相应地，金融业应以分业经营为原则，兼顾市场和消费者的混业要求。在有效监管之下健康地运行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埃里克·佛鲁博顿、[德]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6.

[2]　巫和懋，金融监管改革的学术思想基础，2l世纪经济报导，2009-12-31.

[3]　[美]里奥·M·蒂尔曼，金融进化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7.

[4]　曹凤歧主编，挑战——北大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精彩演讲[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8：148.

[5]　朱大旗，金融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8.

作者：史际春 杜远航

金融监管优化论文 篇3：

深化金融监管视角下县支行国库会计核算岗位优化设计

近年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推动央行国库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都对人民银行县支行履行经理国库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核算工作作为国库的基础和根本，更是优化县支行资源配置的关键节点，对其进行岗位优化有助于进一步防控资金风险，推动县支行高效履职。同时，多年来国库核算岗位设置模式的变迁也证明了人民银行一直在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进行岗位优化，以实现防风险与提质效兼顾。基于此，本文结合聊城辖区实际，对基层央行国库核算岗位设置与组织管理情况进行探讨分析，并按照近期、中期、远期提出了岗位设置优化的路径建议，以期更好地推动县支库实现“服务有为、监督有效、支撑有力”的履职要求。

一、县支行国库会计核算岗位优化背景

从外部环境层面来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两会”之后金融监管机构的调整正是上述精神的落实。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落实党中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不断加强金融机构管理，互联网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措施、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密集出台，强监管、强规范已成为未来的监管趋势。相较而言，我国县域金融分布面广、基础薄弱，依然缺乏系统规范的监督管理，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形势下，人民银行县支行势必要在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发展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内部发展层面来看，自1985年依法履行经理国库职责至今，人民银行县支行在提高地方政府预算执行效率、服务社会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国库业务的不断改革和电子化建设的飞速发展，现行的会计核算岗位设置模式不仅无法较好地发挥数据集中优势，而且难以满足推动县支库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岗位优化设计成为迫在眉睫的改革命题。

二、会计核算岗位优化的必要性

（一）国库会计核算工作的重要性

会计核算工作是国库的基础和根本。一方面，核算岗位是国库领域最早出现的工作岗位。1985年，《国家金库条例》就明确了会计核算工作的职责权限，即“国家金库负责办理国家预算资金的收入和支出”。随后出现的国库监督管理、统计分析等岗位都是在核算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核算质量是国库部门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的直接体现。近十年，国库收支业务种类日趋多样化、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收支业务总额年均同比增速达到15%。以“3T”①为核心的国库信息化系统框架已经形成，实现了财税、海关、银行和纳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经TIPS办理的收入金额占比已超过了85%。通过扎实做好会计核算工作，较好地发挥了国库在实现国家预算收支任务中的执行、促进、监督和反映作用，为推动国库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县支库核算岗位人员配置现状

以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为例，目前辖内县支行国库业务岗位设在金融服务管理科。科室约有8—10人不等，对口中心支行5—7个科室。虽然按照要求都配备5人办理国库核算业务，即会计主管、系统管理员、录入、复核、重要要素复核员，但专职国库人员相对较少，兼岗现象普遍，人员配备无法达到理想的岗位设置要求（见表1）。

（三）核算岗位优化的必要性

现行县支库核算岗位设置原则主要是基于满足内控制度的最低要求，并未充分考虑业务处理模式和业务量变化的影响。随着国库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机防为主、人防为辅”成为可能，在县支行人员紧张的现实条件制约下，进行岗位优化整合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1. 岗位优化是防控国库资金风险的重要保障。现行管理模式下，县支库“岗多人少”的矛盾造成人员兼岗现象普遍，重要岗位轮换、强制休假等内控制度执行存在客观困难，极易形成操作风险隐患。同时，目前辖内个别县支行由于人员过度紧张，只能由分管行长或科长担任系统管理员或会计主管，在实际处理业务时存在授权其他人员代为处理的可能，本应通过岗位设置实现的国库资金风险控制程序趋于表面化，未达到有效控制目的。

2. 岗位优化是推进国库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撑。推动国库高质量发展，既是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财税体制改革对国库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国库事业发展的内生性需要。然而，现行岗位设置规则造成了对核算人员的刚性占用，加之时间捆绑较为严重，使县支库没有充足人力精力高质量地开展国库调研、创新等其他重点工作，难以达到“服务有为、监督有效、支撑有力”的高质量发展新目标。

3. 岗位优化是顺应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趋势的必由之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对县支行的履职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反观当前的国库核算业务，随着电子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库业务处理效率显著提升、处理时间大幅缩减，较多的人员占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县支行其他部门的工作缺少足够的人员支撑。通过岗位优化实现单位整体科学的要素配置，势必将对县支行更好地健全监管机制、提升履职效能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三、县支库核算岗位设置模式变迁

随着人民银行基层行改革变迁和金融服务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县支行的国库业务管理模式与核算岗位设置也发生了诸多改变与优化。以聊城辖区为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手工记账阶段：1985年设立国库之初，县支行的国库核算业务与其他会计业务统一核算，仅设置记账、复核岗，并由本行会计事后监督员一并监督国库账务，资金上解依托会计“行库往来”科目划转。

第二，TBS系統运行阶段：2000年，国库会计核算系统（TBS）的上线运行开启了国库会计核算电子化新时代。县支库需设置会计主管、综合核算、明细核算记账、资金清算记账、复核、同城票据交换、系统维护以及事后监督岗位。受制于人员紧缺，明细核算员和资金清算员一般实行交叉复核。2005—2006年，随着大、小额支付系统的上线，国库作为直接参与者加入支付系统，并逐步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资金汇划和清算体系。2006年，山东省实行国库会计数据集中②，县支库不再设置综合核算岗。同时，聊城辖内中支事后监督中心将分散核算模式下的县支行国库核算业务实施集中监督，县支行取消了事后监督内部岗位。

第三，TCBS系统运行阶段：2012年，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TCBS）上线运行，县支库需设置会计主管岗、系统管理岗、业务操作岗（含录入、复核、重要要素复核岗）、同城票据交换岗等会计核算岗位，其中同城票据交换岗在2018年聊城国库部门退出同城清算系统后取消。

从县支库核算岗位设置的变迁历程来看，核算岗位的优化都是紧随业务系统信息化建设形势发生着改变，并把有效防控资金风险作为重要前提。同时，2006年山东省实行的国库会计数据集中，也体现了上级国库积极探索方法，在确保资金安全前提下谋求减少县支库核算人员占用的工作思路。

四、县支库会计核算岗位优化设计

结合县支行履职实际和国库业务发展态势，参照县支库核算岗位设置变革历程，对优化县支库岗位设置提出近期、中期、远期三步走的优化设想，具体如下：

（一）近期

取消重要要素复核岗，实行大额支出会计主管授权制。岗位设置为：业务操作岗（录入、复核）、会计主管、系统管理员。

TCBS系统在业务办理过程中设计了许多业务处理规则，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规则并未起到预期的内控效果，反而加大了国库人员的工作量，降低了业务办理效率。以退库、拨款业务的重要要素审核机制为例，每笔退库、拨款业务都需要通过录入、复核、重要要素审核后才可以提交支付系统清算资金，再加上临柜审核，资金支出业务至少要经过四道关口才能到达收款人账户，流程较为烦琐。调查显示，排除主观因素，录入、复核二人同时出现相同错误的可能性极低，近三年来，辖区县支库重要要素复核岗发现差错数几近为零，通过重要要素复核发挥的内控作用相当有限。

模式构想：取消重要要素复核岗后，改变TCBS系统规则，设立大额往账资金警戒值。一旦支出金额超过警戒值，系统会在复核员完成复核后要求会计主管授权，会计主管须在审核凭证要素无误后，进行业务授权（见图1）。该模式在保证大额国库资金支出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对缓解县支库核算岗位设置压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中期

上收县支行系统管理员职责，实现参数维护一体化。岗位设置为：业务操作岗（录入、复核）、会计主管。

当前，县支库参数维护情况为：基础参数、业务控制参数由县支库系统管理员维护、会计主管审批;体制分成参数，由TCBS中心系统管理员统一维护，TCBS中心审批。县支库系统管理员日常工作量相对较少，参数维护工作主要集中在年初预算科目等基础参数的新增、止用、修改等，各县支库单独维护参数，易造成一家支库设置错误导致全省参数校验失败的情况。

模式构想：撤销县支库系统管理员岗位，成立省级参数维护中心，在县支库提出参数变更申请后，统一负责全辖县支行基础参数、业务控制参数的维护和审批工作;体制分成参数仍保留原业务处理模式。同时，县支库所有用户信息和权限的变动均由中心支库负责维护、审批。

（三）远期

成立市级集中处理作业中心，实现国库业务后台集中处理。岗位设置为：业务操作岗（综合柜员）、会计主管。

目前，国库部门全部采用“分散作业模式”，即以各国库作为业务的发起及落脚点，一笔业务的所有流程（业务处理、档案管理、风险监控）均在一个国库主体内完成（见图2）。随着国家金库工程的稳步推进和国库信息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建议借鉴商业银行核算模式，适时将国库业务处理由“分散作业模式向“集中作业模式”转變，将财政拨款、预算收入退库等风险程度高的业务交由后台统一集中处理，综合柜员只需对凭证进行审核、扫描并发起处理申请即可，既减轻柜面人员工作压力，又杜绝了人为操作差错和故意违规风险，提升了风险防控能力（见图3）。

模式构想：通过业务外包或专职聘用等方式，以中心支库为单位成立数据处理集中作业中心，人数为4—6人（根据业务量大小自行调整），专职负责辖区市县两级国库业务数据录入工作。办理业务时，首先由县支库综合柜员进行柜面审核、上传，发起业务处理申请。系统自动将凭证影像按信息要素（如付款人名称和账号、收款人名称和账号等）切成若干碎片，分配给作业中心不同人员。作业中心人员只需将自己看到的碎片信息录入系统，提交即可。系统运用OCR等技术手段，自动比对图像信息与录入信息：信息比对一致，通过;比对不一致，退回重新录入。待凭证所有信息录入完毕且比对通过，自动合成原始凭证信息并进行账务处理，向县支行发送处理结果（见图4）。

注：

①3T系统，指国库会计数据集中系统（TCBS）、国库管理信息系统（TMIS）和国库信息处理系统（TIPS）。

②国库会计数据集中，即以中心支库为基本会计核算单位，县支库为客户端模式，由中心支库集中处理全辖国库会计账务的核算方式。

作者：王军波　杨鑫　李敏　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