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金融监管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银行金融监管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新一届中央政府调低了经济增长预期并加快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央行也配合性地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攻坚战。在这一背景下，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突然间成了金融领域的热门话题。

第一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

影子银行挑战全球金融监管

一度被视为全球金融危机元凶的影子银行，时隔五年之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极度膨胀的影子银行正在对全球金融监管思路提出重大挑战。

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报告显示，以其他金融机构(OFI)作为统计对象的全球“影子银行”规模在2011年达到67万亿美元，甚至高于“影子银行”全盛时期2007年62万亿的规模。尽管相比2007年峰值时期占比的128%有所下降，但67万亿美元的规模依然占到受调查国家GDP总额的111%，影子银行规模的持续膨胀再次成为过度透支信用、挑战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

如何理解现有银行系统和影子银行系统，是当前各国实施监管、管理金融风险的关键。影子银行系统正在深刻改变全球金融结构与运行模式。根据国际通用定义，影子银行是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等的金融中间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影子银行不仅具有信贷中介和期限转换功能，还具有创造信用、准货币和资产膨胀的功能，对全球金融和货币信用体系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影子银行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通过资产转移和证券化操作，影子银行拓宽了传统银行融资渠道，提高了市场流动性，对于盘活存量信贷资产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自产生以来，影子银行就有先天缺陷，过低的自有资本金比率、无监管的状态、不透明交易和高杠杆操作等特点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风险。

在美国，影子银行早已成为美国货币创造的主体之一。2007年初，美国影子银行系统的总资产大约6.5万亿美元，而当时美国五大银行的总资产大约6万亿美元。据初步统计，如果将美国次贷危机前所有的金融资产(包括CDO、CDS、各种金融衍生合约以及可以交易和转让的各种资产等)价值都计算在内，虚拟资产总额达到400万亿：N500万亿美元。因此，影子银行体系已经成为与传统银行体系平行的金融系统，其规模和影响力巨大。据估算，全球范围内由各种衍生产品创造的流动性约占全球广义流动性的78%，为世界GDP总值的9.64倍;而广义货币M2仅占全球广义流动性的10%，为世界GDP总值的1.22倍。

根据FSB研究报告，中国影子银行约占被统计国家的1%，但中国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以及信贷无限扩张，仍然将其置于金融脆弱性之下。近几年，中国基础货币并没有增长太快，但整体流动性增长却十分迅速。这说明，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的，而是产生于为投资而融资和资产头寸融资的过程之中。特别是，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以及中国“金融深化”、“金融脱媒”的快速发展，中国银行信贷占全社会融资总量已由2002年的90%降至2011年的不到58%。由于影子银行创造的流动性并非中央银行所能直接控制，其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巨大挑战，使得原有金融调控和监管鞭长莫及。

此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式“影子银行”折射出目前中国金融的体制性弊端：非正规金融控制过严导致相当部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以及长期负利率所导致的金融资产替代等问题。因此，对中国而言，在完善影子银行金融监管框架的同时，更须着眼于长期金融改革。

第二篇：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监管

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新一届中央政府调低了经济增长预期并加快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央行也配合性地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攻坚战。在这一背景下，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突然间成了金融领域的热门话题。本文对造成影子银行急速膨胀和互联网金融爆发式增长的内在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当前金融市场的监管措施、监管方式以及金融体制是造成上述问题的内在根源，只有针对金融监管体制中的问题找出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才能够防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风险应对模式，才能够更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影子银行快速增长的原因剖析

随着宏观经济减速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013年二季度末银行业爆发了流动性危机，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影响开始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和警觉。虽然影子银行体系发展具有合理性和创新性，但也凸显出中国金融体系的体制机制弊端。尽管我国金融当局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目前整体有效，但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完备性和可预期性仍有待提高。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将影子银行界定为“有银行类金融机构之实、无传统银行之名的机构和业务”；与此类似，《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14》也认为我国影子银行的主体是持有牌照但监管不足的机构与业务。但是，不管做何种划分，我国影子银行与欧美影子银行存在重大差异，国内影子银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始终有“传统”商业银行机构的参与。特别是同业业务的扩张，使得商业银行不仅为影子银行业务提供通道，甚至表内亦从事“影子业务”。

吴晓灵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结构问题是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内在原因。一方面，在国内经济的发展当中，企业的困难（特别是地方中小企业的困难）要求创造更多的融资方式，严格管制与条线分割造成的融资方式的短缺，使得不能获得融资需求的那些人寻求在银行之外开辟融资途径。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居民财富在不断集聚，使社会有了更多的资金，更多资金在社会上游荡需要找到投资方向。上述观点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她指出了影子银行发展问题的直接原因——货币市场供需矛盾。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影子银行的深层次的本质原因。

作为市场大系统下的小系统，影子银行发展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支持。换句话说，影子银行的许多业务是地方政府融资需要的背景下，在地方政府的默许、支持（或授意）下而展开的。作为影子银行业务主体的信托、基金、投资公司多数都具有政府的官方背景，在规避中央政府管制、为地方投资建设筹措资金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在传统银行业监管者锁定的小系统范围之外构建了新的系统，仍然执行原系统的功能，使得一些政府担保之下的杠杆率极高的“风险资产”，往往没有为高风险支付高价格补偿，反而享受了“无风险资产”的高信用和低成本，大量的资金投向与政府相关的项目和资金回报率高的领域。

在地方冲动投资的拉动下，现有监管模式为影子银行业务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现有的金融监管由不同部门来操作，相互之间沟通较少，而针对金融市场主体的传统银行业的监管主要是功能性监管——对现有的银行业务制定出各种具体的指标，严格控制各项指标，而对于尚未出现的业务则缺乏有效监管措施。事实上，影子银行业务（包括银行业表外业务）的迅速发展是资本充足率、存贷比、存款准备金率、贷款投向限制等各项严厉考核和管制制度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我国影子银行内生于传统银行体系内，与传统银行体系之间具有较强的依存关系，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的金融服务表现为明显的同质性。

传统银行不能提供的贷款在影子银行中可以得到实现。我国的银行业存在严格的进入管制，现有地方商业银行绝大部分属于国有性质，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风险规避意识较强，经营效率较低。当传统银行通过理财产品等手段将资金转移给影子银行时，不乏有转移风险的意味。而影子银行以较高成本获得资金供给后还能够通过资本市场放贷获利，则说明影子银行比传统银行有更高的经营效率，同时也说明了我国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仍有待提高，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模式在应对数量大、额度小、风险更不确定的中小企业贷款方面，还存在很多力不能及或不愿触及的地方。

上述分析表明，影子银行业务兴起的内在原因是由于：首先，资金供给的相对垄断地位，造成传统商业银行不能够（效率低）或不愿意向存在需求的企业提供资金，造成了资金供给的相对短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会由于投资乘数下降而造成资金流行性下降而进一步短缺）。其次，行政管制、市场分割以及小规模私有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在市场上难以获得有效的融资途径，从而造成资金需求的相对饥渴。再次，现有的金融监管模式以业务监管、指标考核为主导，无法应对现有监管体制之外新的业务行为，这给市场主体规避行政管制、跨越行业限制、创新二级市场提供了可能，而前些年信贷大量投放、传统信贷对象无力消化而造成的大量闲余资金，给市场主体通过规避方式从传统银行体系中社会其他领域转移资金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促成了近年来影子银行业务的飞速发展。

如果把这种市场主体出于盈利动机、通过各种方式绕开各种行政管制、响应市场需求而形成的影子银行称为金融创新的话，也只能称之为渠道创新。虽然影子银行为市场提供了更真实的贷款利率曲线，解决了部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缺陷，但是其成本和代价是高昂的。如果只是拘泥于对影子银行业务的过度关心和强化监管则不会对问题本身造成实质性影响，只能使得社会融资问题更加复杂化，新的不曾有过的影子银行业务和名目会花样翻新不断涌现，不但监管者眼花缭乱穷于应付，而且急需资金的企业融资链条会越拉越长，成本会越来越高。

互联网金融快速扩张的原因剖析

2013年以来，中国互联网金融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成为热度最高的金融话题，社会各界广泛议论，各种认识莫衷一是。有人将2013年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认为互联网一定会颠覆现有银行业，也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只是昙花一现，不会长久。但是无论是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还是监管机构，其注意力都似乎被互联网的创新性或者风险所吸引，而对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和互联網金融的本质特征关注不够。然而只有深入认识互联网金融的真正内涵及特征，了解其发展的潜力及存在价值，才能够认清我国银行业面临的真正危机与挑战。

存款供给者的不满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土壤。由于我国社会福利体系不够完善，多数居民户为了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原因需要进行储蓄，然而由于通货膨胀、利率管制、投资渠道狭窄等原因使得居民户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在不断贬值，在贫富分化的刺激下一切能保值增值的机会都会获得广大民众的欢迎；而我国广大的人口基数和互联网的快捷传播速度使得任意机会都会被迅速放大。余额宝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达到5000亿元的规模，展示了大人口基数下聚沙成丘的互联网尾数效应，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对现有金融服务的不满。

传统银行业金融服务的缺失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机会。基于国有体制惰性的路径依赖，传统银行只关注大额资金的需求者，而对小额的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要求并不重视，更没有及时利用快速普及的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终端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可以说，当初支付宝的兴起，就是因为传统银行支付手续繁琐，很不方便，安全也没有保障；阿里小微贷的兴起则是因为传统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漠视以及贷款过程的低效繁琐。

监管缺失和行政默许是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信用保障。银行货币市场是国家政府背书的信用，获得政府的默许或认可是金融业发展的信用前提。2013年随着新一届政府的上台，金融监管部门暂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互联网金融方面，而央行对互联网金融的表态更多体现出支持的倾向，这一无形背书加上前述因素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过去的一年里突然有了爆炸式的增长。可以作为反证的是，2013年12月中国央行禁止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接纳比特币，也即拒绝给比特币背书信用，从而使得比特币价格一落千丈；2014年3月央行发文，暂停了支付宝公司线下二维码业务以及支付宝、腾讯虚拟信用卡产品，随后发文限制第三方支付转账额度，这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相应业务迅速降温。

综上分析，互联网金融快速扩张的原因是由于：传统银行业未能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一方面忽视了资金供给客户变化了的需求，另一方面忽视了广大小微企业不堪折腾的融资需求，从而给外部竞争者提供了入侵的诱因，而政府监管的缺失、纵容以及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移动终端透彻的理解给了互联网企业进军金融业的巨大动力。

如果把互联网金融视为金融创新的话，那也只是服务手段、工具、方法的创新；但是如果传统银行业仍然继续拿着监管部门的各类条文来审查业务的技术性风险、仍然对两类客户的需求听之任之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被从互联网走来的银行业替代。相反地，如果传统银行业能够快速改变对客户的认知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加强对客户需求、产品创新及服务对象的重视，那么互联网金融企业只能成为金融领域的拾垢者。事实上，随着国内各家银行卡、信用卡网络支付的便捷化，支付宝的地位逐渐下降。进入2014年以后，很多商业银行也推出了各种类型的“银行宝”，余额宝的投资者数量增幅和融资增幅也已明显放缓，其收益率持续下滑，已逼近5%红线。但是我们也发现，少数商业银行并没有从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中清醒过来，没有去努力地改进自己的产品、服务、数据挖掘和定价能力，而是本末倒置地去发展自己并不擅长的电子商务，其结果可想而知。

金融监管建议

现代金融的基本功能自形成以来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是技术力量的发展一直在改变着金融业的组织形式、操作手段和营销渠道。我国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金融监管的缺失，另一方面得益于传统商业银行保守的经营理念和淡漠的服务意识。可以简单地认为，非传统资金需求者的强大力量促成了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传统资金供给者的强大力量促成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只是影子银行做了传统银行做不到的事，使得传统银行并无抵触，而互联网金融则是做了传统银行不愿意做的事，侵蚀了其现有利益，使得传统银行反应强烈。

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正在倒推金融业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它们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单一的资本市场在、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利率收益曲线，但是要想让我国的金融市场转变为普惠式金融或者包容性金融，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挥金融市场在货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大力扩展投融资渠道

在金融领域中，“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应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问题的最根本途径。目前，银行信用成为近乎唯一可用的信用体系，多数资金供给者，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资产品、财富管理渠道、资产配置模式，辛苦积累的财富被通货膨胀和实际的存款负利率所不断侵蚀，大量的资金需求者，特别是小微企业所需资金除了银行贷款也没有太多选择余地。股票市场对多数企业遥不可及，令广大民众悲愤交加；公司债券也限制很多，面向的对象往往是金融机构，与广大民众毫不相关，而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公司债券只是发放贷款的补充机制。如果不同风险特征的企业都可以在不同的资本市场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资金，那么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将不再艰难，影子银行这种灰色市场自然就会消退；如果不同风险偏好的民众都可在不同的资本市场以合理的价格提供货币，那么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企业就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发展资金。总之，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特征的直接与间接投融资市场体系，是改变金融市场乱象的根源之所在。

改变金融监管模式、减少行政干预，为银行业自主创新提供空间

金融国家信用背书的特征注定了金融市场领域监管者的重要性，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模式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以及存在的问题充分说明了当前监管模式的弊端。当前的金融监管以分业监管和指标监管为主，一方面监管部门对银行的日常经营设置了大量的具体指标限制，地方监管执行者为了降低风险（包括其个人的风险）不但会强化对指标的控制，而且对原来未做过的业务创新持排斥态度，从而导致银行业只能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循规蹈矩；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未曾涉及的不归自己明确管辖业务之外的新情況则视而不见。正是这种严密管制和没有管制造成了影子银行与互联网金融能够在原有银行业小系统外迅速发展，做着传统银行业相同的事情。

由于市场变化和技术更新，很多业务领域在不断地整合和分化，形成交互联系的复杂体系，金融监管应该一方面采取功能性监管的模式——只要涉及到金融领域的业务都需要统一的部门进行监管，防止监管空白的出现，同时要对金融市场采取总体风险控制模式，尽量少对业务准入、经营范围、考核指标的细化进行限制，给金融企业留下自由创新的空间。可惜监管部门目前的做法是进一步加强监管，而不是放松不必要的管制而使其具备在体制内运行的空间，便于监督和管理控制。比如说，支持小微企业的合理途经应该是构建合理的、多层次的市场投融资体系，然而实际做法是，监管部门行政要求各家银行开设独立的部门和机构来操作小微业务，而相关部门和分支行还必须经由监管部门审批（尽管操作该类业务的权限银行已经具备），倘若监管体制不改变，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倒逼金融改革的愿望也会落空，而新的规避监管的领域还会不断出现。

地方银行对国内民资完全放开，强化银行业竞争意识

金融改革就是要对现有的金融利益格局进行突破性的改变，而现有的银行业格局仍然表现为国有控制下的相对垄断特征，对地方性的中小银行而言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一方面，政府部门在地方银行的持股比例已经很小，但仍然主导着银行的公司治理，使得银行经营受到很多隐形限制。另一方面，地方银行依靠当地政府的支持，风险管理落后、服务意识淡薄、经营效率低下。表现为厌恶风险，不愿意把资金贷款给没有政府信誉担保的小微企业，平时只会拿着合规条款和监管指标进行风险管理，不能够对企业和客户进行有效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定价，对当地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缺乏有效发现和及时应对，当地客户的真实贷款成本甚至高于大型银行。这些表现提高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进而给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创造了入侵机会。要打破这种区域相对垄断只靠民营资本设立新的金融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面引入私人资本才能激发地方银行业的市场意识和竞争精神。要在民营资本增持银行股份的同时，推动国有资本减持银行股份，把现有的国有控股银行转变为非国有控股的银行，然后通过银行的治理结构来决定相应的重大决策。国有垄断、政府背景只会推高价格，难以促使银行提高效率和服务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够提高金融系统的经营效率，让银行业少些名目繁多的手续费用，多些灵活变通的快捷服务。

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使得资本市场的存贷款双向都表现为明显的双轨制利率结构，或者说正是利率管制使得资本市场的供需失衡，导致这些新业务的兴起。如果真正实现了利率市场化，那么资金供给者就在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之间进行平衡，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吸引力。但是如果不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意识和服务水平，那么利率市场化只会进一步推高实体企业融资的成本，更无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要加大商业银行的竞争意识，还需要在放开民营资本、减少地方政府支持干预的基础上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因为存款保险制度不但能够强化银行的风险管控意识，而且能够激励银行利益相关者关注并制约银行的相关经营活动，还能够保护小额存款人的利益，有助于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的同时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总之，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兴起，冲击了传统银行业在金融市场的核心地位，反映了我国金融细分市场的欠缺和垄断管制模式的缺陷。要想彻底改变金融业的现状，需要政府向企业和金融机构放权，构建让资金的供求双方都能自由交易的多层次市场；需要放宽监管要求特别是放松对具体业务品种审批的限制，让银行业具有自主探索创新业务模式和产品品种的条件；需要让民营资本更广泛地进入现有银行业，让金融业真正做到市场化经营，以强化银行业追逐利润相互竞争的內在动力；尽快完成存款保险以及相应的银行破产制度，以强化银行业提高效率的外在压力。

作者：范大路

第三篇：中国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研究

摘 要：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呼声空前高涨，监管当局试图修正监管规则，以适应最新的金融产品结构和业务的变化。但是，影子银行凭借其创新性、自由化、复杂化，开创了一条“创新—监管制止—再创新”的监管套利模式，而政府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为提高影子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需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市场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方监管的缺陷，即逐步在以政府监管为主的体系中运用市场约束，以实现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的最佳配合。

关键词：影子银行；金融监管；市场约束

DF43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5.09

一、引言

影子银行体系（sadow banking sysem）的概念由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董事保罗·麦考利（Paul McCulley）提出，意指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从事类似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非银行机构^[1]。2008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继提出“平行银行系统”（parallel banking sysem）^[2]和“准银行”（near-bank）^[3]等与影子银行体系类似的概念^[4]。“影子银行”一时间备受关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影子银行的内涵和外延莫衷一是。其中，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对影子银行的界定目前最被广泛接受，即“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种金融实体和业务活动”^[5]。

目前，中国还不具有像欧美成熟金融市场那么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规模相对于中国经济和银行体系的规模而言并不算大。但是，影子银行的发展势头却不容小觑，其快速发展更可能是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原因，而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正是影子银行对金融体系带来的主要威胁^[6]。对于影子银行的质疑声四起，影子银行体系对金融监管提出了颇为严峻的挑战^[7]。

从金融监管视角来看，种种质疑其实质可以归结为如下基本的追问：影子银行如何对金融监管实施套利？影子银行监管套利的原因何在？如何优化政府金融监管？

本文以市场约束理论为切入点，对上述追问给出具有制度实践意义的学理回应。我们认为，影子银行凭借其创新性、灵活性开拓了一条“创新—监管制止—再创新”的监管套利路径，而政府监管又存在固有的滞后性。制度设计应充分利用市场约束的高效性弥补政府监管的缺陷，借助市场约束机理，激发利益相关人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的动机，以降低监管成本并提高监管效率。此外，由于影子银行体系庞杂，产品和业务众多，为行文方便，本文将选择银信合作理财这种典型的影子银行产品^[8]进行分析论述。

二、金融监管与影子银行套利之博弈：以银信理财为例

影子银行领域的从业者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结合客户融资需求、金融货币政策以及监管规制的变化，产品和业务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由于银信合作产品投资方式灵活、投资标的多样，为腾挪信贷额度和变相放贷，银信合作方式已成为实现信贷出表的重要工具。即使在监管当局收紧银信合作时期，银行依然通过金融创新转化产品结构、将贷款转化为投资等方式争取信贷额度。针对银信合作的监管套利行为，银监会在2009年、2010年、2011年连续三年对于银信合作业务发出专门的监管通知，2009年、2010年又分别对银行信贷转让问题出台了监管通知。这些通知一般都规定了“禁止性”要求，在表面上看，其起到了抑制银信理财产品过度膨胀的势头，但实质上的效果不佳。针对一系列的监管新政，银信理财产品的结构不断推陈出新，突显监管制止与监管套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表现在：

第一，最初的融资类银信合作产品扩张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源于银行信贷规模指标控制，银行通过信托的融资平台腾挪信贷额度；另一方面基于利率管制下的资金脱媒运转，近两年存款利率一直低于社会通胀率，银行通过银信合作的方式帮助客户实现保值增值^[9]。适度的融资类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发行对于银行、信托和金融客户都有益处，但这种融资类银信理财产品涉嫌“变相放贷”和“变相增息”，过度扩张的发行将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准确制定和实施并累积金融风险。

第二，银监会2009 年发布《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下文称2009年银信合作通知），规定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针对此规定，银行之间或者达成默契互相持有特定理财产品以保障自身理财产品的销售^[10]，或者采用“银银信”的模式来规避监管制止^[11]。

第三，银监会2010年发

布《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文称2010年银信合作通知），明确指出：“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对信托公司融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实行余额比例管理，即融资类业务余额占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30%。上述比例已超标的信托公司应立即停止开展该项业务，直至达到规定比例要求。”针对此监管制止，银行研发出了衍生融资类银信合作产品，即引入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入银信合作链条，其作为融资类银信合作的中介。有银行委托其与信托公司先成立信托计划，用于受让本行或他行信贷资产，而后由银行受让第三方信托受益权。衍生融资类银信合作业务通过添加参与方的产品设计，变相腾挪银信信贷资金通道，突破了2010年银信合作通知中对于融资类银信产品比例的限制。

第四，2010年银信合作通知还规定：“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开展投资类银信理财合作业务，其资金原则上不得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为了规避此规定对公司融资的影响，非上市公司委托信托公司设立“收益权信托”，将股权收益权作为信托财产进行变相融资，股权持有公司承诺在理财到期后按照约定的价格溢价回购股权收益权。同时，2010年银信合作通知明确指出，“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要求将表外资金在今、明两年转入表内”，原计划直接抑制银信合作业务的源头，来降低银信合作规模，但针对此规定，银行又研发出“信托受益权”的新型模式进行变相放贷。可见，股权收益权和信托受益权都为银信合作突破监管新政、实现变相放贷提供了便利。

第五，银监会2011年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通知》（下文称2011年银信合作通知）指出，各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此通知要求在2011年底前将银信理财合作业务表外资产转入表内。各商业银行应当在2011年1月31日前向银监会或其省级派出机构报送资产转表计划，原则上银信合作贷款余额应当按照每季至少25%的比例予以压缩。对商业银行未转入表内的银信合作信托贷款，各信托公司应当按照10.5%的比例计提风险资本。为应对监管当局的严控，金融机构迅速作出反应，其监管套利方式为交互购买信贷资产和信托收益权转让，以压缩表外资产，实现变相转表。

第六，银监会2009 年发布了《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下文称2009 年信贷通知），规定商业银行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 转出方不得安排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件；禁止资产转让双方通过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协议等方式规避监管。2010年，银监会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通知》（下文称2010 年信贷通知）明确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转让应该遵守的三原则，即真实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洁净转让原则。对于买断式的银信合作业务，银行和信托公司为规避监管当局的禁止令，开始采取口头协议的方式由银行到期进行回购。

由此可见，银行与信托公司之间的理财产品不断翻新、日趋复杂，可以规避《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对银行贷款规模的强制性限制，违反国家利率管制政策，进行变相高息揽储，突破2009年、2010年、2011年银信合作通知和2009年、2010年信贷通知政策对于银信合作的制约以实现监管套利。近几年来，金融监管当局持续出台限制银信合作业务的条例、通知，旨在限制银信合作产品规模扩张，但是效果不佳。从以下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的周银信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和规模走势图就能得到证实，2012年9月，银信产品发行规模约为230亿元，到2013年3月，其已接近400亿元，仅20周时间，银信产品发行规模增长近74%。

据统计，2012年上市银行中共有9家银行投资了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共涉规模达2932亿元，并且理财产品最终指向为信托贷款^[12]。在2932亿元理财产品的背后，隐约闪现的则是银信合作在表内实现“变相放贷”的套利路径。可见，近几年出台的监管通知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上看抑制了银信合作规模，但并未起到控制银信合作放贷比例、限制金融系统风险的目的。

三、影子银行监管套利的成因分析

尽管监管当局已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但从目前的监管效果来看，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强度总体不够，监管效果不佳，具有试探性特征^[13]。监管当局发布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一般都是对于银行变相信贷业务的“禁止性”要求，而未从整个银行理财业务监管改革的角度建立一套系统的解决方案。现有的改革措施并不全面、彻底，职能部门存在监管盲区、信息披露方面监管不力、政府监管效率低下等缺陷，仍有诸多存在重大风险的影子银行业务或活动（如“银银信”、引入信托受益权、收益权信托、交换购买信贷资产等）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

（一）分业监管存在监管盲区

我国金融业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在现行的监管体制下，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和监管业务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时常导致监管当局的管理陷入“监管重叠”（regulaory duplicaion）和“监管真空”（regulaion gap）的困境之中^[14]。影子银行业务一般实行混业经营，其创造的金融工具可以突破金融系统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打破监管当局部门之间各司其职的格局，活跃于监管盲区之中。分业监管的职能部门对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融资机构缺乏相应的监管权限和监管手段，因此，影子银行机构和业务多利用监管部门的专门性缺陷进行监管套利。

例如，银监会负责对银行业和信托业进行监管，为控制银信业务风险，规定融资类信托业务占银信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能超过30%，而对于大部分参与银信理财业务的信托公司来说，该项业务的比例都超过80%，对于这些直接融资类银信合作业务而言，设定30%的上限相当于直接叫停。但是，对于衍生融资类银信合作产品，银监会的监管对策就不那么受用。衍生融资类银信合作产品中的受托机构不是信托公司，而是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加入银信合作链条的作用是替代信托公司作为转移信贷资产的通道，使融资链条更长、结构更复杂、融资功能和意图更隐蔽。银监会对于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类公司、证券类公司）不具有监管权，衍生融资类信托业务通过引入非银监会监管的参与方，为银信信贷腾挪通道。可见，混业经营的影子银行业务利用分业监管所产生的监管盲区，绕道实现监管套利。

（二）公共执法资源稀缺

相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日趋繁多的现状

，公共执法资源稀缺是金融监管的另一个硬约束。从机构设置到执法人员配备，各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实际配置普遍反映了执法资源对于监管绩效的严重掣肘，地方金融办人员编制少、权力配置不足、监管基础能力建设经费投入不足。以S省金融办为例，S省政府授权省金融办负责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的审批和行业管理。截至2013年2月，S省已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共255家，到3月，担保公司共509家，但金融办的机构编制为20人，实际检查人员也不过半数，即每个金融办的业务监管人员要对至少80家小贷公司或担保公司进行监督检查，而每家公司的差异性较强，业务组成、资金来源和交易对手等非常复杂，监管效果可想而知。

银行业监管机构对于银行理财产品具有审查的责任，银监会以及派出机构共37家，要面对发行数量与日俱增的理财产品，势必显得力不从心。普益财富数据显示，2012年，针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数量达28239款，2013年一季度理财产品的发行量每周有400-500款，4月份理财产品数量有所下降，每周新发行的理财产品也达到300多款。截至2010年底，银监会以及派出机构担负着25部法律、16部行政法规、46部规章以及569份规范性文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93份，共计749部银行业监管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监管执法任务。可见，已告不足的公共执法资源与繁杂的执法负荷相叠加，更显其执法资源稀缺。

（三）影子银行信息披露监管不力

由于监管当局对影子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强度不足，监管机构掌握不到足够的信息，就无法了解和控制影子银行的个体风险，其面对风险时显得猝不及防。影子银行的产品结构非常复杂，影子银行业务和产品多见于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交叉渗透领域。随着监管政策的调整，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合作与渗透不断加深，根据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入股信托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可以投资非上市银行的股权和证券公司。但是，交叉领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并不充分，加之金融机构不用简洁易懂的形式让监管者和投资者充分了解信息，不能使其市场规则、交易特点和收益与风险等信息有效进入投资者的认知结构，使得监管部门难以识别金融集团实施的监管套利行为。

同时，在部分影子银行领域，由于监管机构未强制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公开，投资者未要求金融机构披露信息，使部分影子银行业务丧失进行信息披露的动力。例如，在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以及银行发起的私募股权基金中，一方面，由于监管部门未强制要求

商业银行公开信息，商业银行对银信合作中的信托公司或基金公司的信息披露甚少；另一方面，投资者主要是与银行签订理财或投资协议，金融参与者想当然地认为，其是在和银行而非信托公司或基金公司建立投资委托关系^[15]；基于对银行的信任，一般也不主动要求银行披露有关信托公司或基金公司的更多信息，因此减弱了金融机构主动和被动进行信息披露的可能性。影子银行业务缺乏透明度，加大了职能机构对其进行有效监管的难度，为监管套利行为腾挪出空间。

（四）政府监管效率低下

由于影子银行具有高效、复杂等方面的特征，为了应对影子银行的变化而推出的政府监管对策就凸显出滞后性。金融活动始终在创新，监管当局总在试图修正监管规则来适应最新的金融产品结构和业务的变化，但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活动。影子银行的金融创新、自由化和复杂化使金融机构能够很容易地绕过相关监管当局的现行政策。例如，银信合作通过引入第三方信托受益权、收益权信托、交换购买信贷资产等方式来掩盖“变相放贷”的目的，监管当局即使察觉到这些监管套利行为，也往往无法对违法的金融机构进行及时惩处。我国的金融监管现状侧重于官方监管，金融机构一出现问题，社会各方都强调加大监管力度，但往往忽视监管效率。如果政府监管机构一味将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问题揽于一身，则不但消耗巨大的监管成本，还会催生金融机构更加强烈的监管套利行为。

四、优化政府监管之策略：实现有效市场约束

随着金融自由化、市场化的深入，金融产品创新会使政府监管失灵。但是，在金融监管中，一旦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市场的作用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约束作为《新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之一已被国际银行界广泛认可，市场约束在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弥补传统政府监管缺陷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即逐步在以政府监管为主的体系中恢复市场约束，以实现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的最佳配合。

（一）市场约束提高影子银行政府监管效率

有效的市场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官方监管面临的缺陷。一方面，其会激发利益相关人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的动机，从而降低监管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弥补官方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的不足。Kane认为，恢复市场约束的核心任务在于向社会和监管者提供金融机构及时而准确的信息^[16]。Flannery指出，在政府监管中充分运用市场是必需的，其中主要是市场信息与政府监管信息的系统结合，这样可以缩短认识和行动的时滞^[17]。根据Flannery的理论，可以对影子银行监管套利的行为进行如下分析：

上图反应了市场约束所提供的信息到达金融监管机构后，监管当局对影子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反应时间的变化。A、B、C、D分别表示引入市场约束后监管当局认识和发现问题的时间、单纯官方监管发现问题的时间、引入市场约束后监管当局采取行动的时间、单纯官方监管采取行动的时间。在时间为0时，影子银行采取了一项监管套利行为，当时监管当局对此毫不知情，但金融监管部门力图尽早发现套利行为并采取措施。假设监管当局在时间=B时发现问题，则监管当局认识问题的时间滞后为B。但是，由于影子银行产品或工具具有复杂性，监管当局并不会在发现问题的当下（即B时）就采取行动，而是当监管当局将其问题甄别清楚且研究出对策之时，如在时间点D采取行动，从B到D之间的时滞可能是由于法律法规的原因，或是实施监管的程序限制。

市场约束是利益相关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考察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状况，根据自身所了解的信息，通过金融市场对金融机构的经营产生约束作用^[18]。市场具有极强的敏感性，能够早于监管机关认识到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变化^[19]。将影子银行监管套利的信息引入监管当局认识范畴的时滞将缩短到A（A

（二）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

在金融市场中，有效的市场约束发挥效用需要有严格的社会条件，概而言之有三：一是信息要件。影子银行产品或业务的收益和风险信息，必须能够及时进入金融投资者的信息结构，能够成为投资选择的公共信息。二是权利要件。这里的权利是指金融投资者逆转博弈对手的成本—收益对比关系的能力，如果众多金融投资者获知购买影子银行产品的实际风险，就能够以自己的投资选择使金融机构减轻产品风险、改善经营环境。三是时间要件。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进行长期博弈，影子银行机构经营不利的行为可以借助双方再次相遇而得到惩罚。

从时间维度来看，企业本身就是重复博弈的组织安排，与投资者之间无法回避的、未来再次相遇的前景保证了后者实施惩罚的可能性^[20]。从权利来看，绝大部分金融产品处于竞争市场之中，有种类繁多的替代性和近似性产品，金融投资者可以采取“退出投资”、转向其他竞争者的策略，来制裁某一金融机构的违约行为。吸收融资是影子银行业务获取利润的生命线，“退出投资”的策略一旦从个体延及群体，无异于颠覆影子银行业务的成本—收益对比关系，甚至殃及退出此影子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业务。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信息要件是否具备，信息的集中发布并不必然意味着符合前述的信息要件。以银行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为例，2013年普益财富银行理财数据显示，第一季度进入排名的67家银行中，有35家银行未对旗下运行期内的产品公布任何投资运作信息，未披露理财产品投资运作信息率为52.2%，并有接近六成的银行在产品运作期间未通过公开渠道对运行期内的产品信息进行披露。即使银行对新发售的理财产品进行说明，也仅侧重对理财计划本身的表述，而对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信息（如与该理财挂钩的资产内容比例等），未作全方位充分地阐述，甚至存在故意隐瞒、遗漏的行为。可见，中国金融业的信息披露状况不理想，缺乏必要的信息要件，市场约束作用得以有效发挥的社会条件部分缺失。

（三）有效市场约束的结构性条件

虽然市场约束机制对于监管影子银行、优化金融监管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Bliss和Flannery^[21]、amalainen^[22]所指出的，市场约束要发挥作用需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监控存在，即利益相关者能够根据银行经营风险的信息给予评价并使这些评价对投资导向产生影响；二是市场影响存在，即银行管理层针对利益相关者的投资导向作出反应，采取措施来减轻或改善银行业的不利环境。我国市场约束机制在金融监管中被弱化，具体表现如下：

就市场监控方面而言，一方面，由于金融业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远不能达到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影子银行产品和业务本身的复杂性，利益相关者不能获得金融机构营业风险的足量信息，因而不能对影子银行产品作出准确的评价。加之政府为金融机构实行隐性担保，弱化金融消费者的投资风险意识，脱胎于国有经济的金融体系受到政府更多的庇护，加上我国长期实行隐性保险制度形成的国家信誉保障，公众意识到把钱“存入”银行比存进自己的保险柜更保险。投资者对于银行实施的过度投机行为

所产生的风险降低了敏感性，投资者对银行的监督动机也会减弱，因此造成市场监控激励失效。

就市场影响方面而言，市场约束是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其利润率而发挥作用的。加强金融业市场约束最为核心的条件是：金融机构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能够自主经营。有效的市场约束需要金融机构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政府控股金融机构的治理模式会钝化金融机构对市场的敏感性。以上问题突出体现在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身上，目前，中国银行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商业银行中的国有股“一股独大”，政府长期以来向国有银行注资，以及进行不良资产剥离等手段，事实上已诱使银行经理人形成了“大而不倒”（oo big o fail）的预期^[23]。这就使得银行经理人缺乏银行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危机感，为了取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经理人有动力突破监管壁垒并投资于风险大、收益高的影子银行产品。

五、制度设计：市场约束促进政府监管

按照预防论的分析路径，监管效果取决于查处的概率和处罚的严厉程度。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此消彼长的反向关联：如果查处的效率不高，就需要有严厉的处罚相匹配，这样才能保持威慑力；只有当查处的效率提高时，才能降低处罚的严厉程度^[24]。厘清这一点对于提高金融监管实效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金融监管是一项针对复杂、重要经济主体的执法活动，放松监管会引起金融风险，而监管过于严厉或扼杀金融创新、阻却金融业发展，或激发影子银行监管套利频发，可见，运用严厉处罚提高监管实效具有较大难度。那么，通过制度构建来增强另一变量——监管效率，则可以将监管的威慑力提高到合理的水平，阻却潜在的机会型套利。效率的提高又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制度、技术、人员要素，在现有物质技术水平的制约下，分业监管盲区、执法资源稀缺、政府发现监管套利行为滞后等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实质性变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金融业的市场约束能够弥补政府监管盲区，促进金融机构披露信息，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约束状况不佳。对中国金融业嵌入市场约束的结构性条件和社会条件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中国的金融监管效率仍未获得市场约束的提速作用，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金融市场信息还未能流动顺畅和发布均匀。因此，想要市场约束在中国金融市场发挥作用、提高政府监管效率、改进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监管不力的现状，就要充分构建信息环境。

首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加强影子银行信息披露。充分发挥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政府职能部门、交易所和各行业协会的作用，定期监测、汇总和分析市场数据。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针对各类金融消费人群，借助广泛的信息发布平台，向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公布影子银行机构的系统性信息，且注意避免信息渠道过窄的缺陷，在现有的专业信息发布平台之外，还应该选择金融消费者最经常接触的媒介，进一步扩大信息流动渠道。

其次，信息披露应当清晰、易懂。按照共享程度的高低，信息可分为专业型与常识型两类。当前的金融机构多采取专业型信息的发布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大多数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如果没有恰当的注解和说明，他们的信息接收成本必定十分高昂。从知识社会学的规律看，能否正确理解某一信息，能否对之正确解码，关键取决于对问题的熟悉程度^[25]。在日常的信息披露中，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应当避免过度专业化，对于专业术语加以必要的常识性说明，使金融信息清晰、易懂，确保投资者了解基础产品的风险、交易结构以及相互关联性。

再次，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影子银行产品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特性，金融企业的信用认定过程不可观察，普通的投资者想要了解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具有一定的难度， 大部分公众对于自己职业知识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存在一定的认知盲点。投资者想要深入、正确地了解金融机构及其产品，对于信用评价机构的依赖度较高。本属于“公共物品”的信用信息变成了信用评级机构可以操控的“私人信息”，其可能选择性地公布不良信息，或调整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寻求非法的信息租金。因此，应当建立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社会公众三方共同组成的监管体系，定期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公开监督和评判。

此外，基于中国银行业特殊的股权结构问题，继续推进国有银行股权多元化也至关重要。逐步降低商业银行中的国有股权比重，增加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影子银行活动的风险防御意识；且有效矫正由于隐性保险制度嵌入公众意识中的“大而不倒”的预期，特别是增加大额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进而激励他们进行市场监控，实现金融机构监管与市场约束的兼容。

六、结束语

影子银行具有少监管或不受监管、复杂性、创新性等特征，而我国的金融监管侧重于官方监管，金融机构一出现问题，社会各方都强调加大监管力度，但往往忽视监管效率。如果政府监管机构一味将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问题揽于一身，则不但消耗巨大的监管成本，而且会催生金融机构更加强烈的监管套利行为。影子银行的产品和业务为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始终在创新，以实现监管套利，监管当局总在试图修正监管规则来适应最新的金融产品结构和业务的变化，但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活动。在金融监管与套利的博弈中，政府监管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从效率的角度切入，引入市场约束，在单纯官方机构发现问题和采取措施之前，运用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和解决方案，以提高金融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因此，要在完善官方监管的基础上适度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信息评级制度、改造中国银行业特有的股权结构问题、逐步矫正隐性保险制度的不良影响，充分发挥市场监控和市场影响对于政府监管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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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 Financial Regulaion Sysem of Cina’s Sadow Banking：

Opimizaion of Governmen Regulaion wi Marke Consrains

PAN Jing1， CAI Zenguo2

（1. Law Scool， Souwesern Universi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engdu 610074；

2. Law Scool， ebei Universi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ijiazuang 11918， Cina）

Absrac：

Since e oubreak of e financial crisis， e calling o srengen e regulaion of sadow banking reaced an allime ig. Regulaory auoriies ried o fix rules o adap o e new financial produc srucure and e cange of e business， bu sadow banks creaed e regulaory arbirage model of “innovaionregulaedreinnovaion” by is innovaiveness， liberalizaion and complexiy， wic always run aead of governmen regulaion. In order o effecively improve e supervision of e sadow banking， marke consrains sould be inroduced and e role of e marke sould be given full play. Marke consrains can， o a cerain exen， make up e defecs of official supervision， namely， resore e marke consrains gradually in a governmen regulaion sysem， evenually realizing e opimal coordinaion of e governmen regulaion and marke discipline.

作者：潘静 柴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