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不良资产案件论文

摘要：设置金融法庭或者金融法院的建议主要是基于提升法院对金融案件审理的专业性以及保障司法独立审判这两方面的考虑，然而推行这项制度改革过程中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成本负担以及我们需要面对的各种外在的约束条件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金融案件审判的司法组织体系改革需要有一个更为全方位的观察视角。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金融不良资产案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金融不良资产案件论文 篇1：

日本处理不良债权的经验及教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不良债权问题的拖累，日本金融机构破产案件不断增多，反映出日本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积重难返的不良债权问题拖累着日本经济的发展。

一、日本经济泡沫破碎以后，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不良债权的规模依然不断增长

日本目前有3种方式定义不良债权：

1.“风险管理债权”标准。1995年9月由日本全国银行业协会参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分类方法设立，包括破产机构债权、6个月以上的呆滞债权、3个月以上的呆滞债权、放松贷款条件的债权。该定义分类标准比较客观，便于统计，运用范围最为广泛；

2.金融机构自查时采用的“分类债权”。在1998年3月依照美联储五级分类标准而设立。该分类标准是按回收风险程度的大小，将金融机构的所有资产分为第Ⅰ、Ⅱ、Ⅲ、Ⅳ四类，其中第Ⅰ类债权叫做“非分类债权”，第Ⅱ、Ⅲ、Ⅳ类资产称为“分类债权”，即通常所说的不良债权。该标准的各类债权之间缺乏严格的界线，分类时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

3.《金融再生法》所确定的“分类债权”。1999年3月出台，是一种交叉分类标准。其特点是在区分债权性质之前，首先根据债务人的财务状况、筹资能力及收益率等指标，将债务人分成五个等级，然后对照上述四级分类标准，根据有无抵押品及抵押品优良与否，把每类债务人的债权都划分成Ⅰ、Ⅱ、Ⅲ、Ⅳ类，通过这种交叉分类法，进一步区分出每类债务人的债权中哪些属于正常债权、哪些属于不良债权。金融厅对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时，采用的就是这一标准。（见表1）

从近年来不良债权余额的变化趋势看，虽然不良债权的处理进程在加速，但不良债权的规模却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见图1）。

根据2002年3月金融厅公布的最新资料表明，截止2001年9月，日本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余额（风险管理债权）为36.8万亿日元，约占贷款总额的6.6%，大约相当于日本2001年度名义GDP的6.3%①。该比例大大超过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不良债权危机时的2.9%水平。从行业看，建筑业、零售批发业、房地产业的不良债权规模最大，三行业同期在日本全国各银行不良债权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50%。

不良债权问题严重抑制了日本的经济复苏。从宏观层面看，近年来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存在巨额不良债权，其效果一直不是很好。从微观层面看，不良债权问题损害了日本经济交易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经济学家们测算，大量的不良债权，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率放慢1.4个百分点，而如果能采取措施恢复这种信用关系，日本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可望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②。

二、日本在危机时期对不良债权处置策略

1．对住宅金融专门公司问题的处置

住宅金融专门公司（住专）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专门经营住宅及房地产贷款的民间非银行金融机构。80年代中后期，住专大举涉足房地产、建筑等行业，融资规模迅速扩张。经济“泡沫”崩溃时，住专资产状况急剧恶化，1991年，其不良债权已达4.6万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38%。金融监管当局要求住专公司制定重组计划书，母体金融机构放弃了一部分债权，对剩余部分的债权减免利息。但不良债权有增无减，占贷款总额的份额从1991年的38%增加到1995年的74%。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重视对住专问题的处理③。

日本国会出台了“住专处理法案”，修改《存款保险法》，扩大了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并解散住专，依法设立了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1996年7月，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承接了住专6.4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按规定将在今后15年间进行回收，期间的流动资金由母体金融机构、农林金融机构等以低息融资的形式提供；如果在债权回收期间发生损失，则由存款保险机构内设的“住专专用账户”、日本银行与民间金融机构共同设立的“金融稳定基金”予以援助。事实上，由于不良债权额超过了住专的自有资本，资金最终来源于公共资金。这是日本首次动用公共资金来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日本各方面强烈反对政府运用国民税金处置住专问题。

从最终效果看，住专问题的处置是失败的。首先，公共资金的运用不得当。在住专问题没有完全暴露之前，日本当局采取的是拖延、宽容的政策，而一旦问题暴露之后，就采用资金援助的方式进行解决。人们普遍认为住专的破产不至于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日本国民对使用公共资金的必要性表示质疑；更重要的是住专与日本黑社会势力的关系密切，投入公共资金实际助长了道德风险；其次，有关投入公共资金数额的计算方法、住专的处理程序等关键问题均缺乏透明度。第三，在尚未明确各方面责任的情况下，注入公共资金，必定要遭到日本国民的强烈抵触。

2．1997年金融危机的处置

东亚金融危机导致日本大批金融机构倒闭，而金融再生委员会、存款保险机构在这次危机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遵照《金融再生法》，日本主要采用了清算型和延续型等两大类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处置。

延续型方式是指通过注入公共资金，充实金融机构自有资本，加速其处理不良债权，使其重新获得发展。从1998年起，总共对13家大银行投入了8.3万亿日元公共资金。接受注资的金融机构必须提交经营稳健化计划，并在日后偿还公共资金。

清算型方式则包括临时国有化、派遣金融理财人、设立过渡银行①，在本次危机处理中，实际运用的是临时国有化和派遣金融理财人。1998年，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因资不抵债而破产，为避免系统性风险，日本政府对这两家机构实施了国有化管理，对原来的客户保证资金供给。两家银行有义务处理不良债权，改善财务状况。国有化期间出现的损失由存款保险机构填补。这两家银行分别于2000年3月和9月结束国有化管理。

如果某金融机构解散或停业，有可能会对客户或金融市场带来重大影响，金融再生委员会将派金融理财人接管该机构业务，并帮助寻找新的民间接盘银行。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未找到接盘银行，则由存款保险机构成立过渡银行接管其业务。在东京相和银行、幸福银行、国民银行及一些合作社的破产问题上，均采用了派遣金融理财人的办法，并最终寻找到接盘银行。

在97金融危机中，日本政府及时采取了危机处理措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遏制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虽然公共资金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但是稳定了市场信心和金融体系。

3.今后的危机处理措施

根据2001年4月开始实施的新《存款保险法》规定，一旦金融机构破产，金融厅长官可下令派遣金融理财人，负责管理破产金融机构的业务，并帮助寻找接盘银行。如果及时找到接盘银行，则该接盘银行从金融理财人手中接转破产金融机构；如果不能在1年内及时寻找到接盘银行，根据金融厅长官的决定，可成立过渡银行，承接破产金融机构的业务，过渡银行的存续时间原则上为1年。今后若出现类似于长期信用银行倒闭或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等系统性危机事件，日本政府仍采取国有化等方式进行处理。

为了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金融厅已着手在存款保险机构设立规模达15万亿日元的“危机处理账户”①，适用对象将限于银行，诸如信用公库、信用社等小机构，原则上被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危机处理账户”将在以下情形启用：（1）若出现如1998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倒闭等大银行破产事件，需采取国有化措施时，将动用“危机处理账户”的资金进行处置。（2）若某地方性银行出现危机，可能对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影响时，将启用该账户。（3）日本政府计划成立“银行持股回收机构”，专门收购银行所持有的股票。购买银行股票所需的资金主要由该机构自行筹集，但是当股价下跌而可能导致二次损失时，损失首先由该机构承担，剩余部分将由“危机处理账户”填补。此种适用情况目前正在探讨之中，如获通过，将作为一个特例存在。

三、日本不良债权在非危机时期的处置方式

以前日本解决不良债权均以政府为主，很少追究金融机构责任，以至不良债权处理进程缓慢，且新的不良债权不断出现，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要求金融机构改变以往间接处理的方式，改用直接处理的办法直接剥离不良债权。日本当局还意识到，仅仅将不良债权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出来不足以使经济根本复苏，要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真正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必须与企业重组结合起来。

1.确定不良债权的处理方针：由间接处理转为直接处理

间接处理是指通过事先提取呆账准备金、事后冲销的方式处理不良债权；直接处理是指从账面上将不良债权剥离出来，进行表外处理。2001年4月6日，日本政府出台“紧急经济对策”，把加速不良债权处理作为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按照市场原理，用直接处理的方式解决不良债权问题。

具体包括3种方式：（1）放弃债权；（2）以个别或打包的方式出售债权；（3）依法进行清算。采取第一种方式可能给银行造成的损失相对较轻，社会影响也相对较小；第二种次之；第三种依法清算最为严重。金融厅将放弃债权作为最主要的手段，主要用于3年内经常账户可能出现盈余的企业。直接处理的重点转移到企业重组上来，旨在通过企业债务重组，从根本上清除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

直接处理可以彻底解除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融资关系，直接地清除不良债权。日本政府决定用2年时间彻底处理既有的不良债权，对于2001年4月以后新增加的不良债权，计划在3年内从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出来。如果在目标期限内，处理不良债权仍存在困难，则将把该机构的不良债权转交给整理回收机构。

2.配套措施

以直接处理的办法加速处置不良债权仅仅是一个会计处理方式，更重要的是不良债权从账面上剥离后，如何出售这些不良债权及实现收益最大化。为此，日本有关当局主要采取了以下配套措施。

措施一：宽松的货币政策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银行长期实行超低利率政策，这有助于改善金融机构的收益状况，确保处理不良债权的资金来源。今年3月，为了配合“结构改革”，日本银行将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由利率改为货币供应量，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加大买断10年期长期国债的力度，多次提高金融机构在日本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余额，向金融机构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资金。日本银行表示，为了使结构改革顺利进行，将维持现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后在必要时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措施二：扩大整理回收机构的职能

整理回收机构一直以回收银行的不良债权为主业。在直接处理不良债权的方针出台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整理回收机构的职能，还赋予其企业重组的职能。

为了提高不良债权的处置效率，整理回收机构采用资产证券化手段，将不良债权的房地产抵押品以证券化的方式出售给机构投资者。2001年5月，对原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总部大楼实施证券化，回收资金400亿日元。

措施三：利用外资收购不良债权

在实现收益最大化方面，日本主要采用公开竞标、打包打折出售的方式出售不良债权。外国证券公司、投资公司是最大买家，而城市银行则是最大的卖家，（虽然日本国内的共同债权收购机构及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参与收购，但数量极其有限）。从1997年至今，外国证券公司、投资公司总共从日本的城市银行手中收购了账面价格近30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外资机构利用其已有的经验，通过拍卖等方式盘活资产，通常在1-2年内就能将不良资产进行回收，投资收益率达15%左右。鉴于国外投资者在资金、经验、抗风险等方面的优势，日本将进一步发挥外资机构在收购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方面的作用。

在直接处理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及不确定性因素，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直接处理的进程与成败。

第一，直接冲销不良债权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损失。目前日本的股价已经达到“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最低点。今后随着直接处理、时价会计方式的全面采用，股价有可能进一步下跌，势必进一步影响到银行的利润，导致银行自有资本比率下降，不利于银行尽早偿还公共资金。据截至2001年3月的决算数据①显示，日本16家大银行中有7家出现赤字，经营形势极为严峻。另据各家大银行估计，正常情况下用5-10年就可以偿还公共资金，但是如果银行利润继续出现赤字，大致需要花费25年左右才能还清公共资金。此外，直接处理将可能导致失业人数增多。根据日本内阁府的估算①，直接处理不良债权，可能新增20万左右的失业人员。

第二，日本的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的许多融资对象与大银行重合，直接处理大银行的不良债权不可避免地对这些中小银行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系统性危机。因此，如何降低对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的负面影响成为日本金融厅目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三，整理回收机构的资金大多来源于公共资金，回收不良债权过程中出现的损失名义上由整理回收机构填补，实际上最终还是由公共资金来承担。如果将整理回收机构的回收范围扩大到企业，损失面可能会进一步扩散，难免给日本国民带来更大的负担。

日本经济现在正处于通货紧缩之中，处理不良债权的同时还要协调好与经济发展地关系。

四、经验与教训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危机时期或非危机时期处理不良债权的举措，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值得思考的经验教训。

第一，对不良债权问题拖延的时间越长，处置成本就越高。日本在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中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处置不及时，人为地加大了处置成本，甚至导致危机。金融当局不能正视现实，对形势的判断和措施的出台滞后严重，极大地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日本巨额不良债权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责任、金融机构的经营责任紧密相关，而这些机构忙于推卸责任，并天真地希望不良债权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而自然消亡。结果是，金融机构对自身的不良债权百般遮掩，金融当局则继续“保驾护航”。间接处理方式实质上就是拖延处理，结果导致十年中，不良债权越处置越多。

第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我国金融机构化解风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风险也在不断增多，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出现支付困难甚至破产的事件也不可避免，再加上我国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比例相对偏高，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低下，当出现严重亏损或破产时，难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及时应对。动用财政资金解决金融危机和不良债权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容易助长道德风险。为提高金融系统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强金融机构自身的安全性、维护存款人利益,建立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

第三，处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同时要进行企业重组。以往日本政府在处置不良债权时，主要以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为处理对象，而对房地产、流通领域、建筑等行业却大力保护。事实证明，仅仅致力于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并不能使经济复苏，没有从根本上增强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只有从解决企业的不良债权入手，才能标本兼治。我国注重把解决金融问题与国企改革、产业结构改革相结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种做法值得继续发扬。

第四，处置不良债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为此，应制定相应的对策，充分做好准备。目前日本通货紧缩仍在持续，包括IMF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及日本国内学者都认为日本选择在通货紧缩时期处理不良债权的时机并不合适，对其效果也不看好。以此为鉴，我国目前经济形势运行平稳，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利于不良债权的处理。我们应抓住这一良好时机，加快处理不良债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驻东京代表处）

参考文献

1.本文数据除做特别说明，均来源于日本金融厅。

2.奥村洋彦《现代日本经济论》，东洋经济新报社，1999年。

3.崛内昭义《日本经济と金融危机》，岩波书店，1999年2月。

4.小川一夫、竹中平藏编《政策危机と日本经济》，日本评论社，2001年3月。

5.鹿野嘉昭《日本の金融制度》，东洋经济新报社，2001年5月。

6.星岳雄、ヒュ-·パトリック编《日本金融システムの危机と变貌》，日本经济新闻社，2001年5月。

①3种定义的不良债权余额占GDP的比例见表1，由于统计数据滞后，2001年度的各类细项资料不全。

②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小林庆一郎“不良债权与实体经济”，《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6月26日。

③其实在住专问题出现之前，日本就发生过金融机构倒闭事件。从1991年到1995年，有11家信用合作社和地方性小银行陆续倒闭。当时的大藏省成立了整理回收机构，作为这些小型金融机构的接盘机构，承接其资产和负债，并对不良债权进行处理和回收。事实证明，这种做法相对稳妥，但是解决不了大型金融机构以及系统性的问题。

①成立过渡银行：当金融理财人在一定期限内没有找到接盘银行来承接破产金融机构，则由存款保险机构下设过渡银行作为子公司，承接由金融理财人管理的业务。存款保险机构负责对破产金融机构金融全面清查，严格区分出健全债权和不良债权。过渡银行继续经营和管理健全债权，而不良债权转移到整理回收机构。过渡银行的存在期限是1年，1年后对过渡银行进行清算。

①2001年4月22日《日本经济新闻》。

①资料来源于2001年6月29日《日本经济新闻》。

①资料来源于2001年6月29日《日本经济新闻》。

作者：余熳宁

金融不良资产案件论文 篇2：

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理论剖析

摘要：设置金融法庭或者金融法院的建议主要是基于提升法院对金融案件审理的专业性以及保障司法独立审判这两方面的考虑，然而推行这项制度改革过程中所可能导致的社会成本负担以及我们需要面对的各种外在的约束条件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金融案件审判的司法组织体系改革需要有一个更为全方位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金融法庭；金融司法；司法组织

JEL分类号：K42　

一、关于设立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建议以及相关实践

近年来，在我国法院审判制度变革的“系统工程”中，与金融行业直接相关的一项探索即是设立金融法庭或金融法院。根据可检索的公开资料，设立此类专门性法院或法庭的建议最早出现在1996年，而且多由金融业内从业人员提出。

事实上，相关的呼吁也正在逐渐转化为现实，先是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2008年11月新设了专门性的金融审判法庭，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由其专门负责审理包括证券、银行、基金、信托等领域的民商事案件；同年12月30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也成立了金融审判庭(其正式称谓是民事第五审判庭)；而在2009年6月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也宣布设立金融审判庭，并据此宣告上海市的三级法院金融审判组织体系基本形成。相比较上海市各级法院在民商事审判领域设立金融专业审判庭的举措，重庆的改革则是更进一步。2010年7月1日，渝中区法院正式设立了西部地区首家金融审判庭，而且实施的是民商事、行政、刑事金融案件“三审合一”的审理机制。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各地法院内设的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其实已有先例，比如浙江省云和县和福建省建瓯市设立的“金融巡回法庭”以及山东省临清市于2009年5月27日成立的金融案件审理法庭。但从法院的层级以及受理的金融案件数量和影响力来看，这些零星的实践对中国整体的金融行业和司法体制的变迁来说作用有限，事实上也没有引起外界太多的关注，因此上海三级法院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口号之下所实施的这些司法变革措施自然具有了重要的符号性意义。

境外的司法制度和实践中，也可以找寻到类似的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在我国的台湾省，台北地方法院于2008年8月设立3个“金融专业法庭”，负责审理违反银行法、证交法、期货法、洗钱防制法、信托业法、金控公司法、票券金融管理法、信合社法、保险法、农业金融法，且被害法益达1亿元以上，或其它使用不正方法，侵害他人财产法益或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被害法益达1亿元以上的重大刑事案件。而在法国，其最高法院由六个法庭组成，其中的一个即是“商业、经济与金融法庭”，在人员组成方面，最高法院院长负责将法官指派到各专业法庭，具体人数则视各法庭处理的案件数量而定。英国则根据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SMA)》，设立了金融服务和市场特别法庭(FinancialServices and Markets Tribunal，FSMT)，专门处理被监管机构与金融服务局(FSA)之间的法律争议。

二、设立金融法庭或金融法院的主要理由

(一)提升金融案件审理的专业性

主张设立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在于金融案件数量的大幅增长以及案情复杂性程度的提升，要求法院必须强化自身在法律知识以外的专业性，以便通过更有效率的方式实现对金融争议案件的公正审理。这一点在金融行业集聚的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现代经济活动核心的金融，其运转过程中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类由于内外部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法律争端，而这种法律争端的主体既可能发生在金融市场逐利活动的参与者之间。如资本市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关于财务信息披露的争议，也可能是由于金融监管活动而导致的。和本文研究更为相关的一个事实是，金融市场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扩张程度往往是要远远超越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的，由此而引致的争议案件数量完全可能以一种非线性关系的方式实现增长。因而在这一领域发生法律争议的频繁程度自然就是实体经济活动所难以比拟的了。如果从职能分工的有效性角度来设计制度的话，那么设置一个由相对固定的法官群体组成的专业性金融法庭甚至金融法院在特定案件类型审理的工作效率方面是可以体现分工细化之后的“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理的。

除了数量指标之外，金融争议案件的另一个特质在于所涉及事实问题的专业性。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市场有着一套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习惯话语体系，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金融专业概念和术语，而且随着金融创新的频率加快，金融交易活动的抽象性程度日益增加，它不像实体经济活动中诸如房地产买卖、货物运输或者劳工雇佣等各种交易活动那样容易被参与者之外的第三方以直观的方式了解。因此，金融市场上所发生的争议一旦进入法院，法官在适用法律裁判案件的过程中一定会付出更多的学习成本去了解争议的基本案情。作为一个金融业的外行，法官很有可能因为自身知识的不足而被作为争端另一方的金融市场职业参与者用大量的专业术语“忽悠”了。哥伦比亚大学Coffee教授从投资者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法院不具备足够的灵活性，替代性的方式是可以成立一些专门法院，授予其对某些案件的唯一管辖权。

事实上，在设置专业性的金融审判组织之后，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其中的法官都成为金融专家，而是期待专业化的分工来降低法官的学习成本。作为一个参照系统，在我国的商事仲裁领域，设立专门的金融仲裁组织也已经成为现实，附属于上海仲裁委员会的上海金融仲裁院已于2007年12月18日揭牌，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也在2008年5月28日正式成立。

(二)克服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

除了提升案件审理的效率和专业性考虑之外。金融业内人士要求设置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一大动因就在于去除地方法院因为不独立于当地的党政部门而对金融争议案件公正审理所产生的消极因素。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尤其是跨地域经营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大体上采取的是垂直管理模式(即所谓的“条条”)，而地方法院由于人、财、物的牵制而被动或主动地放弃了中立性，以致成为了地方利益的(即所谓的“块块”)的维护者。曾经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或政府部门出于自身或局部利益的考虑，公开或私下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纵容企业逃废债，甚至有组织地推动企业实施违规违法破产逃废债。甚至，为了规范地方法院的行为，最高院还曾经专门发文，以保障金融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这就使得业内人士产生一个愿望，就是金融方面的一些复杂的司法问题需要有专业法庭来审理。正是考虑到现实中这样的一种利益博弈格局，我国的金融

系统自然有最大的动力去要求设立一个独立于地方党政系统的专业性金融法院，因为这样的法院在利益归属上是“条条”的，而不是“块块”的。

三、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和约束条件

(一)何以“专业性”

在关于设立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各种主张中，多是列陈其种种潜在的好处，却很少见到严肃认真地讨论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设置在现有司法环境中能否起到制度呼吁者所憧憬的那种正面效果。

一些地方(如上海市)政府希望通过设立专业性的金融审判组织来促进金融司法的效率，进而提升区域金融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商业银行等全国性金融企业则希望借此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对金融债权的制度性威胁。然而，问题的重点在于：制度变迁推动者所期待的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在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体系中的实现是需要面对一系列约束条件并须付出社会成本的。因此，与其天真地憧憬一项理想的制度在“无摩擦”的社会环境中被实施之后的各种效果，不如回归现实的司法制度，去分析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专业性”和“独立性”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有哪些现实的阻碍和困难，这或许才是有建设性的。

通过设立金融法庭或者金融法院来提升法院审理金融案件的专业性，进而促进司法活动的效率，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我国各级法院目前按照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类别进行分庭审理可以说就是一种先行的实践。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一种法院内部的案件审理专业化分工设计能否得到司法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支持。在我国法院的实际运转过程中，审判职能和本应当作为支持审判职能而出现的行政管理制度呈现出交错和混合的状态，甚至发生了主次颠倒的结果。中国的法院并不是一个由平等法官们组成的机构，而是一个典型的基于金字塔式层级而构建的单位，组成它的是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以抽象、应然的法治观念来看，他们都是法官，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是有明显的上下级之别的。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之下，法官为了获取更多的与级别挂钩的物质或非物质收益，必定存在着“升迁”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竞争，但是作为法院内部的一个“微观组织”的金融法庭，它所能够提供的政治资源是有限的，换句话说。一个金融审判只能有一个庭长，以及人数确定的副庭长和审判长。如果金融审判庭的设立是希望集中法院精英的话，那又如何解决其中的激励机制呢?在现实的司法运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做法是通过跨法庭的人员流动来实现的，例如法院决定提升刑庭的一位工作出色的法官为副庭长，但刑庭的副庭长岗位并不缺员，这时这位刑庭的法官可能会被调到其它审判业务庭或者非审判部门(如立案庭、政治部或执行局等)担任副庭长(或副主任、副局长)的职务。这样的一种法官流动的格局事实上表明了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对专业司法知识获得和积累的漠视，并且完全有可能成为法院内部金融法庭保持自身专业性的一个主要障碍。因为专业的金融庭法官只要工作表现出色，就很有可能会离开金融庭去担任行政级别更高的职务，出现“审而优则仕”的现象，专业能力强的法官可能就被“培养”成了法院的行政管理人员。

即便考察金融审判庭的内部情况，担任新设的金融审判庭庭长职务的法官是从以往较多处理金融案件的资深法官中选拔出来的，但是一旦他成了“领导”，他的主要工作就不再是审理案件，而是审判庭内部的行政管理工作，这无疑是对优秀法官多年累积而来的专业素养和审判经验的一种浪费。可见，我国行政化的司法体系是把“职位”和“级别”的提升作为激励法官工作的方式，这是有效率的，但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反过来说，如果进行激进的改革，进行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的岗位分离，不再实施这样的一套科层式的激励机制，那就将意味着失去升迁动力的法官们普遍性地低效率工作，这与设立金融庭的初衷又完全背道而驰了。这是一个两难，但却是现实的法院行政化运作逻辑所决定的。

(二)何种“独立性”

这里应当追问的是，我们所要追求的金融法院的“独立性”价值究竟是指何种“独立性”?所谓“独立”，它本不应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总是具体地反映在不同组织或个人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清晰地表达金融法院独立于谁，而不是笼统地说金融法院是独立的。

若是出于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担忧而主张设立金融法院，那这种“独立性”的关系指向则是非常明确的。即独立于地方党政部门。的确，一个在组织上不附属于和财政上不依赖于地方利益的金融法院，除非有来自其他地方更大的利益诱惑，是不会轻易地以丧失自身公正性为代价为企业逃废商业银行债务开方便之门的。

但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是，一旦设立了这样的金融法院，并获得了和地方党政部门之间关系上的独立性，那它的中立性就一定能够保证吗?从地方利益那里“解放”出来的金融审判组织是否又会成为金融行业的利益“保护伞”?

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从目前有限的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实践来看，法官的认知和判断很有可能在一些看似当然，实则有很大问题的做法的影响之下，不知不觉中偏离司法裁判的中立性要求。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自1999年起就开始邀请金融专业人士参加一些金融案件的合议庭陪审，同时该院还在筹建金融审判专家咨询库，以发挥金融专家在金融审判前瞻性研究中的参考论证作用。上海高院则于2009年4月正式成立了上海法院金融审判专家咨询库，并首批聘请了37位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乍看起来，这样的一种做法似乎无可厚非，既然金融法庭或金融法院的设立是以提升审判的专业性为首要目标，那通过引入外部资源(包括金融专家)不啻是一条捷径。但是，不要忘了，从职业分工来讲，金融专家和法官的角色不同，他们并非是利益中立的裁判者，相反却是有着鲜明个体、集体(所服务的机构)或行业利益倾向的。由于欠缺金融方面的知识，法官可能在某些方面比较依赖作为“行家”的陪审员或咨询专家的判断，而在这一过程中司法的公正性有可能受到损害，即便法官和金融专家都不存在“故意”的心态。如果法律争议发生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那问题也许不是很大；但是，若争议的一方是金融机构，另一方是大众投资者或金融服务的普通消费者，参与案件审理的金融专家就有可能有意无意地扮演了自身所在行业，而不是整个金融市场利益维护者的角色，至少专业经验丰富的他们很难再去理解“外行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从理论上来讲，一个经验丰富而又有洞察力的法官不应该被其他人的观点所左右而放弃自身的判断力。但是，就现实中绝大多数中国法官的知识能力和司法经验而言，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更何况聘请金融专家已作为法院的一项制度，负责个案审理的法官又有多大的动力去“过滤”他们的观点呢?。

这方面。还有更极端的例子。在我国一些地区，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曾经是由法院和金融机构“合办”的。例如，广西浦北县农信社为了清收不良资产，在地方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与浦北县法院合作，设立了该县首家“金融法庭”；在辽宁锦西(现为葫芦岛市)，曾经出现过由法院的专职法律人员和信用联社的金融人员共同组成的“金融法庭”来清收非正常贷款，并有权查封借款人的财产物资，将物资按有关规定或比例折价抵债。这些所谓的“金融法庭”其实已经背离了司法中立性的要求，而蜕变为便利金融机构收债的执行性机构了，从根本上来说已经不属于司法机构范畴了。

当然，以上描述的这种情形实属特例，而且是很容易纠正的违法行为。我们可能需要担忧的是，金融法庭院在摆脱了地方利益的牵制之后，会不会成为一个行业法院?即虽然独立于地方党政部门，但却又不得不受制于金融系统?这方面，我国的铁路法院似乎是一个不好的榜样，外界指责其“部门、企业办法院”，应该说，在现有的制度大环境下，我们不大会看到一个完全由行政部门主导的金融审判组织，出现第二个铁路法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的设立其实是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单位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向法院进行利益游说条件，原因在于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的设立使得游说者的游说对象更明确了，金融机构或者金融监管单位可能只需要在非常特定的法官群体中“做工作”就可能收获其期待的利益。而且，依照经济学家奥尔森的分析，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的成员有更大的动力和相对更加低的组织成本去为集团的利益进行游说工作，因此作为一个集体的金融行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会比大众投资者以及社会公众对法院的案件审理活动有更大的无形影响力，这一点势必将真正考验未来中国专业性金融审判组织职能行使的公正性与否。

就提升法院审理金融争议案件的专业性而言，借鉴对抗制诉讼模式下的专家证人制度其实也是一个建设性的做法。事实上，这一做法早有先例。在上海高院审理的一起涉及外汇现汇掉期的案件中，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莫顿·米勒教授就以争议一方的专家证人身份出庭阐释金融专业问题。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专家证人制度就一定那么可行，而是希望在未来中国金融司法审判的改革方面，我们应当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责任编辑：姜天鹰)

作者：黄韬

金融不良资产案件论文 篇3：

不良资产处置新规两难

自2005年前后至今四年间,各级法院均停止审理涉及银行不良资产的债权转让案件,而在整个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中,债权资产占半数以上;僵局至今未破

最高人民法院回避了如何对《关于解决债权转让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意见》作出司法解释这一难题,改为以海口会议“会议纪要”的形式作为各级法院审判的依据。

一项针对银行不良资产债权转移的相关法规,由于争议不断,正在令立法者左右为难。

今年10月下旬,由最高人民法院(下称高法)组织的全国民事审判庭第二庭庭长会议在海口低调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针对国务院于去年年底批复的《关于解决债权转让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制定相应司法解释。《意见》的目标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保证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处置工作顺利进行、保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顺利进行”。

《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由于对《意见》中提出的国有企业在不良资产债权处置中有优先购买权等规定,各方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此次海口会议上,高法回避了如何作出司法解释这一难题,改为将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作为各级法院审判的依据。

11月14日,银监会会同高法召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针对这项法规的“会议纪要”征求意见。

自2005年前后至今四年间,各级法院由于对“国有资产流失”相关认识不统一,已陆续停止受理、审理、执行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受让债权的案件,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由此遭受严重打击。据悉,截至2007年5月,相关债权转让案件已达1200多起。

“中国法律允许债权流转,我们合法受让的债权为什么不能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一位国际投行人士对此质疑。

“由于涉及资产状况比较复杂,涉及面比较广,也比较敏感,高法将根据讨论结果,在今年年底之前以公开文件的形式出台这一会议纪要。”高法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源起“一案暴富”

《意见》的出台,源自2004年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瑞川的一份报告。

这份名为“关于在银行不良资产债权转让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的建议报告”称,近四年来,河北接受不良贷款债权二次转让的受让方,以原告身份向11个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并被受理的案件有41起,涉及标的1.2981亿元。而河北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监管力度的贫乏,致使“一案暴富”的情况大量发生,资产管理公司在二次转让中,极有可能存在程序不规范的问题;并建议规范债权转让,谨防“一案暴富”。

这一情形引起了高层的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协调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刘瑞川的报告列举了一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河北双元投资公司案。

事情发端于1999年,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信达)成立时,从建设银行收购了一笔本金250万元、利息614万元的不良贷款。

该笔贷款的借贷方是辛集市王口镇烟花总厂,此前已因烟花爆炸事故,整个企业化为乌有,惟一的追索方是其担保方河北省机械设备成套局(下称河北成套局)。虽然河北成套局曾被指定为担保单位连带承担偿还贷款的责任,但相关的合同并未约定保证期限。

2003年7月,信达将该笔债权以15万元的公开竞拍价格,卖给了河北双元投资公司(下称双元)。而双元随即于2004年4月以原告身份起诉河北成套局,追讨共计1268万元的连带担保责任。由于河北成套局对此不予异议,河北高院遂判决双元胜诉,成为“一案暴富”的典型。

无独有偶。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经审计发现,在其处置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开发公司一笔债权时,“由于内部操作涉嫌违规”导致数百万元国资流失,买方亦是这家自称“全省首家民营投资公司”的双元。

双元成立于2000年10月,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的成立时间十分接近,而其核心业务正是围绕不良资产的处置展开的。

在上述两案曝光后,双元神秘蒸发。后来人们发现,其原班人马已注册成立一家新的资产管理咨询公司,不再做不良资产转让业务,改做投行业务。不过,至今尚有一些没有结案的债权在手。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信达总部在获知双元成功追索到担保资金后,即与监管部门一起专门调查此案,并将结果上报给银监会等有关部门。“我们在处置这个项目前做了充分的法律论证,法律事实清楚,定价依据充分,处置程序规范。”信达石家庄办事处人士向记者回忆说。

调查结果认为,双元涉嫌伪造一份原债权人提供的主债务时效连续的担保证据。按照法律规定,无此证据,担保人免责,而信达此前从当地建行承接这笔债权时,按双方的债权文件资料交接清单记载,并无此证据。

此后,信达在调查中,要求双元出具该证据原件。双元当时以“放在汽车后备箱丢失”为由予以拒绝,并最终自行撤销对河北成套局的诉讼;河北成套局则出资15万元,解除了该案中的全部担保责任。由于信达是民事主体,不具有司法调查权,无法要求双元提供上述原件以供鉴定,此案不了了之。

上述围绕双元的两起案件始终未进入司法程序,内情仍是谜团,但其中暴露出来的不良资产转让市场中的串谋作案现象却并非孤案。

立法争议不断

在此后于2005年1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通报了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结果。李金华在报告中表示,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存在三方面重大问题:一是不良资产收购把关不严,造成相当一部分金融债权难以落实。一些银行为甩掉包袱、逃避责任,借剥离贷款掩盖以前年度违规经营造成的损失。二是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低价处置债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三是一些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管理松弛,虚报、挪用回收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采取虚报冒领、截留收入、虚列费用等手段,将资金用于发高额工资及奖金补贴等。

至此,规范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转让、防止国资流失的问题,引起了高层前所未有的关注,有关不良资产处置的立法问题也提上日程。而此时资产管理公司已运行六年,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进度已达60%以上,不良资产商业化处置刚刚开始。

事实上,从资产管理公司诞生起,为其处置不良资产的制度安排严重不足和滞后,特别在司法安排、信息披露、评估定价、监督规则等关键环节。比如,直至2005年上半年,规范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中的资产评估相关制度才出台。制度真空难免使得不良资产处置随意性很大,滋生种种腐败。

2005年2月,应国务院规范债权交易的要求,高法与国资委、财政部、央行、银监会五部门联合提出七项工作建议,要求制定相应司法解释。此前,有关资产管理公司债权交易和监管制度一直未完善,而这本应是不良资产处置中最需要的基本制度安排之一。

然而,这项以“防止国资流失”为初衷的立法工作,一直因分歧不断难以成文。

2006年4月,高法形成了初步“征求意见稿”,先后多次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各部委始终存在较大分歧。国资委持赞同意见,财政部、央行、银监会、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法工委则多有不同看法。

其间由于分歧激烈,中央政法委介入协调,于2007年先后两次约请上述各部门协商,最终于2007年10月形成《意见》,并报国务院批准。但分歧并未就此消失,因而在今年以来的司法解释问题上,各方迟迟难以给出定论。

据悉,《意见》的一项主要内容是赋予地方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AMC转让的国企债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对此,支持者认为,地方政府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享有优先购买权,可以防止国资流失,对国企债务人较为公平。

国务院法制办、央行、银监会等部门则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优先购买权仅适于协议转让,如果在拍卖等公开竞标不良债权转让时也适用,必定破坏市场秩序,对其他竞买者不公平。

“资产管理公司债权项目多为资产包,其中债权项目包括国企、民企、外企,而且可能跨地区,如何逐级征求各地政府意见,存在操作难度。”银监会一位人士表示。

多位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士则担心,“地方政府在以往操作中,原本就有压价的动力。这一规定必会增加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

“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金融机构资产就不是国有资产吗?”财政部一位相关人士反问。在他看来,国企优先购买权的硬性规定,有可能妨碍市场价格的形成,进而损害资产管理公司乃至商业银行的利益。“为了国企的局部利益,损害全体存款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谁更具有优先权,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

《意见》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赋予优先购买权人或国有企业债务人,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转让合同无效抗辩的权利。

支持者称,不良债权转让与国企债务人利益相关,有必要在司法实践中肯定债务人企业的提起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资格。

反对者则认为,如果债权转让价格过低,损害的是金融债权或国有资产,应由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国资管理者主张无效;而国企债务人与债权转让合同无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多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一政策极易导致债务企业滥用诉权,实践中可能对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影响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

针对这一争议,此次“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对防止滥用诉权,列出13项限制条款,比如,国企债务人提供担保及转让无效的具体理由,才可以主张转让合同无效等;但又同时留有模糊空间,规定“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也适用。”这被业内认为仍对“损害国资”界定不清,给地方企业债务人留有很大操作弹性。

“不能否认,中国的法院地方化行为非常严峻,不能严格依法办案,地方企业债务人在疏通法院和地方政府关系上,比资产管理公司更有优势;如果地方政府向法院施加压力或要求法院去举证转让无效,同样可使得资产处置无法完成。”多位资产管理公司人士持相同的观点。

从近年来不良债权处理实务来看,较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地方政府在回收不良债权方面往往拥有更多资源。湖北银监局局长李怀珍就表示:“与资产管理公司相比,地方政府在处置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时,就可以调动一切积极性及资源包括司法资源,处置成本及效率都大大优于资产管理公司。”

在专家看来,这一争议恰恰凸显出不良债权处理市场上法制环境的不完善,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效率和公正性都难以保证,引致各界的不满。但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完善市场规则来解决,而非赋予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的特殊权利来进行制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按照《公司法》,只有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国企债务人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至于合同是否无效,则要有明显侵权行为证据方可,而不能简单地以“损害国资”为理由。“定义国资流失,应该是指国资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而不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如果既没有法律依据,又难以操作,完全成为某种姿态的宣示,新问题会越滚越大。”

其实,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初衷就被赋予多重目标,包括国企脱困和帮助银行化解不良资产。而如何协调多重目标之间的冲突,需要对市场常识有着充分的认知和尊重。

溯及既往杀伤力

《意见》中最具争议也被认为最有杀伤力的内容,是对上述优先购买权溯及力的适用范围。政策性剥离和商业化转让不良债权,都涉及国有企业债务人的利益,均可能因转让出现“国资流失”的行为引起诉讼,因此,《意见》要求,其适用范围包括商业化转让的不良债权,以及《意见》发布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后者在业界反响强烈。

在财政部、央行、银监会看来,一方面,国资流失的标准,要区分账面价值和实际价值即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损失由国家承担,国家必要时可通过司法解释对此做出特殊政策安排。但自从2004年、2005年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商业化收购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即按照市场价收购,其盈亏应由资产管理公司自己承担,对此不宜作出特殊规定。

“从这个角度看,商业化处置不良资产已经不存在国资流失的概念了。”一种观点认为。

而对于尚在审理阶段的案件的追溯适用,意味着这将使已经完成的交易重新处于不确定状态;而转让合同一旦被认定无效,将导致连锁反应:买受人将退还转让标的,资产管理公司将退还价款,进而财政部及央行再贷款将退回资产管理公司回收的资金。

“会议纪要”的征求意见稿中则对此作出如下调整:如果单户债权转让被认定无效,则受买人必须向资产管理公司退还整个资产包才可获得所支付的原价款,已经多次转手的资产包逐级退还资产管理公司;受买人也可选择退回部分资产包,这种情况资产管理公司将不向其退还任何费用。“理论上如此一来,资产管理公司可避免承担‘国资流失’嫌疑,但最大的担心是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一位人士反问。

高法人士亦对《财经》记者坦承,涉及各级法院对“会议纪要”的理解及具体执行“很复杂”。

多位资产管理公司人士认为,此举直接伤害的是买受人利益及市场信用,“尤其是外资参与者,因为其当时是用商业价格买的不良资产包,也没有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而且买受人没有了盈利预期,就不会有人参与,市场最终会萎缩,根本上伤害的是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埋单人,即中央财政。”

一位司法界人士直陈:这一系列措施,不仅与高法2001年发布的关于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司法解释12条”背道而驰,更与《民法通则》《担保法》《公司法》等现行法律制度产生冲突。

实际上,债权资产是随市场动态而变化的,买受人将一些已受让标的重新回转并恢复原状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而因执行此项政策造成的债权贬值引发的国资流失又如何评判。

李曙光认为,刚通过的《企业国资法》将于明年5月开始实施,其中规定了处置国有资产的基本法律依据,只要遵循所有程序,就不存在损害国资的理由,显然《意见》和《国资法》在法律关系上有明显冲突。“这凸显了中国立法和司法缺乏互动的脱节现象,使得司法解释成为高难度行为。”

“巨大的麻烦在于,一旦溯及既往,将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适用于《意见》的规定,等于把以前不良资产债权交易翻盘,会引起法律制度和市场秩序的混乱,不良资产市场很可能因此受到严重伤害。”银监会有关人士表示。

这亦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利用资产管理公司解决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在法律安排上形成鲜明对比。在国际惯例中,除了先立法,许多国家还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准司法权,诸如不经债务人同意或不通知债务人而改变债权债务关系,并组建专门法庭以维护金融债权。

近年来,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政策性处置基本结束,商业化处置也已完成大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累计处置债权资产超过1万亿元,回收超过3000亿元的资产,完成的债权交易至少占全部业务的40%以上,其中约30%已转让不良债权的买受人为境外投资者,包括国际投行和基金。截至2007年5月,尚未审结的相关债权转让案件已达1200多起。一旦重新判定,其中多少案件可能被认定无效或者被撤销,涉及资产规模有多大,目前尚难以判断。■

作者：《财经》记者 张宇哲 张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