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发展保险论文

产险占有率低国盛证券分析师马婷婷认为，产险业务外资发展相对稳健但占比短时间内可能会持续低迷。当前我国产险业务虽已实现完全放开，且市场上22家外资产险公司大部分为独资险企，整体发展速度缓慢，近年来保费收入市场占有率持续维持在2%左右。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境外发展保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境外发展保险论文 篇1：

我国保险资金境外运用效率问题研究

摘要：根据新颁布的《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保险公司将在境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投资规模、投资品种、资金运用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方面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保险资金运用的空间将得到拓宽。同时，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安全问题也成为进一步关注的焦点。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相结合的原则，并将安全性原则放在首位，应从规范境外投资管理模式的运用、加强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与内控制度建设和以偿付能力为核心行使监管职能入手，有效防范和控制境外投资风险。

关键词：保险资金安全；境外运用；偿付能力

文献标识码：Ａ

一、我国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实践

（一）《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

2004年8月央行与保监会共同制定和颁布《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标志着保险外汇资金境外投资渠道的开放。《暂行办法》出台之前，随着三大保险公司在海外上市融资，外资、合资保险公司的资本金和运营资金，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国投资者后获得的外汇资本金和外汇保险业务的收入，我国保险企业的外汇资产迅速增长，到2004年6月已达到97.75亿美元，约占同期我国保险业总资产的7.5%，成为保险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暂行办法》对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的范围、额度和管理方式都做出严格限制。投资品种均为固定收益类,包括银行存款、高信用级别债券、货币市场产品等，可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公司上年末外汇资金余额的80%,实际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国家外汇局核准的投资付汇额度。而且保险企业都要将其境外运作的全部资产进行托管。《暂行办法》的出台是监管层对保险外汇资金运用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使保险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运用外汇资金，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配置资产，从而拓宽资金运用渠道、提高投资收益和进一步分散投资风险。

（二）《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颁布

随着2005年7月21日央行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9月11日保监会颁布《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补充和进一步细化了《暂行办法》，标志着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步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与《暂行办法》相比，《实施细则》扩大了保险外汇资金运用的范围和比例，首次将中国企业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新加坡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列入投资范围，但最高不得超过投资付汇额度的10%，投资单一股票最高可达该股票发行总额的5%。同时将结构性存款、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货币市场基金等列入投资范围，且严格规定其投资比例。在投资管理方式方面，《实施细则》对《暂行办法》所明确的委托人、受托人、托管人三方共管的框架进行了补充和细化，对委托、托管相关具体操作程序，托管银行、受托人的资质条件，及投资过程中的监督管理都进行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另外，为适应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明确规定境外投资币种配置为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士法郎、澳元、新加坡元、港币及保监会批准的其他币种。[2]

（三）《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基本成型

2007年7月25日，保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同时为确保《管理办法》的有效实施，保监会有关部门已起草《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这预示着保险系QDII将正式问世。[3]《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将使保险资金的境外运用产生重大变化。在境外投资主体、资金来源和投资额度方面，符合资质条件的保险企业均可通过购汇来进行境外投资，投资总额上限为上年末总资产的15%，而对单一投资品种的比例不作逐一规定。按2006年底我国保险业总资产1.97亿元计算，理论上可进行境外运用的资金规模接近3000亿元人民币。[4]在投资范围方面，从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货币市场产品，开始向银行存款、债券、证券化产品、信托型产品等固定收益产品和股票、股权等权益类产品领域拓展，还可运用远期、掉期、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作为风险对冲的安排。[5]

从实践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自有外汇投资为起点，资金来源和投资规模逐步放大，投资渠道逐步拓展，管理模式也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保险资金的境外运用选择了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

二、国内外学者对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理论研究

（一）国内学者对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保险资金境外运用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方面。

1.关于政策法规的解读和保险资金境外运用必要性的分析。对先后出台的有关保险外汇投资各项政策的重要意义、政策所调控的重点和范围及新政策与已有政策对比所存在的进展，国内学者都给予密切关注。对于《暂行办法》，徐光润认为，它将《保险法》规定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落到了实处，对保险企业从事外汇资金境外运用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外汇资金管理、资产托管以及监督管理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实施细则》，孙祁祥认为，它体现了保险监管部门积极顺应市场环境变化，推进了保险企业外汇投资的实质操作进程，适度开放开了境外投资渠道；通过建立相互制衡的治理架构、遵循国际市场的操作规则、加快专业运作管理创新和突出市场化的运行规则等措施，有助于保险企业充分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运用引入第三方独立监督机制、设定受托人、托管人评估基准、制订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和规范关联交易等手段，建立了对保险行业投资的新型、稳健、规范的监管体系。[6]

关于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必要性，多数学者都给予积极的肯定。宋子斌通过国内与国外股票市场相关性实证分析及因果关系的实证检验，得到我国保险资金进行境外投资是非常必要的结论，并指出如果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国内证券市场投资的高风险性不仅影响保险资金投资的证券化，而且影响保险资金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7]

2.关于保险外汇资金运用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对于保险外汇资金运用的现状，李韶辉认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外币投资工具少，保险外汇资金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运用，保险公司无法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丰富的投资品种来分散投资风险；二是由于近年来境内外币存款利率不断下调，保险外汇资金运用收益率不断降低。[8]徐光润认为，尽管我国保险业的外汇资本金充足，业务发展空间较大，但外汇资金的总体规模较小，其运用的主要渠道是银行存款。在对保险外汇资金的监管问题上，外汇业务监管尚处于弱势，存在着保监会和外汇局对监管的权限、范围及职责划分不够明确、沟通与配合不够、信息掌握的及时性和渠道不畅、监管手段落后和监管效率不高的问题。[9]

3.关于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风险分析与策略建议。 对于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风险，邹琪分析将其归纳为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并提出了一些风险规避与防范的投资策略建议；[10]徐光润则从监管的角度，提出加强保监会、外汇局、银行等有关部门的协作联合监管机制、构建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和中国实际的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模式、加强对保险公司外币偿付能力的监管、提高保险公司境外投资管理水平、建立预警机制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等策略建议。[11]

（二）国外学者对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理论研究

在美国、日本、英国等这样一些保险业、金融业都很发达的国家，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高度融合，几乎没有国内、国外金融市场的划分，同时由于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是开放的，不像我国保险企业需要单独划分出外汇资金并单独运作，但保险资金中总有一部分会投资到境外金融市场，主要目的是为获得较丰厚的收益或分散投资风险。因而国外学者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将保险外汇资金或保险资金的境外运用作为一个问题来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但基于风险管理角度有借鉴意义的理论研究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保险资金的运用原则。1862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利提出保险资金运用的五大原则，即安全性、以最高利息为奋斗目标、资产的一部分具有随时可变现性、残余的大部分资产可以长期固定、尽可能用在有利于保险业务发展的事业上。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收益性放在第二位。1912年另一英国保险统计师梅又增加了分散性原则。1948年英国精算师佩格修正了前二人的观点，提出强调盈利性和社会效益的四大原则。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保险资金的运用应遵循以下原则：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多样性和社会性。[12]

2.关于影响保险业投资风险的相关因素。1949年Kenney正式提出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与承保风险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观点，在Kenney研究的基础上，Hofflander和Duvall通过建立数理统计模型、Jackson通过随机过程的方法、Dained通过对131家保险公司进行数理统计的实证分析，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即随着承保风险的增加，保险公司在投资资产中的股票比率份额会相应减少。也就是说当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增大时，应相应降低投资风险。

Michaelsen和Goshay（1976），Hammond et al.（1976），Harrington & Nelson（1986）从保险公司资本结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保险公司自有资本之比)与保险公司投资风险关系的角度，对资本结构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资本结构是影响投资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保险企业投资风险的大小与其负债比例成反比，即当投资资金中来源于负债部分的资金越多时，投资风险就越小。但这些研究都缺乏理论上的证明，在假设条件中也缺乏对保险公司目标效用函数的设定。

在Galai和Masulis（1976）的期权定价理论的基础上，由Sounders（1990），Black和Skipper（1994），Staking和Babbel（1995），以及Cummins和Sommers（1996）发展起来的“财富转移效用理论”认为，投资管理者对公司的所有权越大，就会越趋向于选择高风险的投资资产；而由Smith和Stulz（1985）提出的“风险厌恶效用理论”则认为，投资管理者对公司的所有权越大时，越愿意选择风险小的投资资产，因为他们会从企业生存的长远角度来考虑自身利益。后人对这两派相反的理论研究发现，财富转移效用和风险厌恶效用都会同时作用于投资管理者，但财富转移效用一般要大于风险厌恶效用，因此，在两种效用相互抵消之后在投资中就通常表现出财富转移效用。而且这两派观点都是从代理人问题的角度来研究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有助于帮助保险公司在对本公司投资管理者是否赋予或赋予多少所有权的问题上做出定性分析和判断，从宏观角度控制企业的投资风险。

3.关于寿险业的投资风险理论。对于与寿险投资风险相关的各种因素的研究，1978年以前大多研究者们认为，影响寿险公司组合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是投资预期收益率，即公司设定的预期投资收益率越大，就越会选择风险大的组合投资策略。后来，John D. Stowe（1978）通过设计“可能性——约束模型” 计算分析得出，影响寿险公司组合投资决策的因素除收益率变量之外，还有盈余和责任准备金的成本等非收益率变量，这些因素与组合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是：预期收益率越高，越会导致风险大的组合投资；公司盈余越多，越会导致风险大的组合投资；责任准备金的成本越低，则越会导致风险大的组合投资。

Frankel（1981）将均值—方差理论运用到寿险业投资中，提出“非线性的完全信息最大化可能性技术”。他的研究结论是：在某种条件下（单期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目标，固定程度的风险厌恶水平，投资收益率成正态分布），各投资资产数额变动的协方差矩阵正好就是投资收益率的协方差矩阵。该研究技术有效地为寿险业的投资提供了多因素条件下的风险与收益计算的数理方法，尽管计算因非线性使过程复杂、成本高昂。M.W.Luke Chan和Itzhak Krinsky（1988）改进了Frankel的模型，得到线性的“推理预期模型”，使均值—方差理论成功地运用到寿险企业投资研究中，并考虑了除风险和收益之外的其他相关因素：投资滞后收益率的变动程度和保险企业对风险的厌恶水平。

Reddy和Mueller（1993）的研究表明：在寿险公司的组合投资中，面临的投资风险越大时投资回报率可能会越高，但与此同时监管成本和信用成本也会上升。因此，确定组合投资时，在追求投资收益率的同时，要考虑到投资风险的大小，以协调好投资收益与监管、信用成本之间的关系。Goodfriend等人（1995）将Reddy和Mueller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在研究保险公司的房地产投资时提出：寿险公司在优化组合投资中，还应该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承保风险、责任准备金的久期和质量、资产和负债的匹配、商业策略（诸如：公司扩张、并购、定位、退出等）、财务弹性等。尽管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寿险公司组合投资决策没有做出具体分析，但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使人们在分析寿险公司的投资组合中，能够更全面地考虑多种现实的影响因素，使寿险公司的投资组合研究更趋完善。

对于寿险投资风险与“基于风险的资本金”监管。1990年，根据监管的需要，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起草了保险公司基于风险的资本金模型法案（Risk-Based Capitalinsurers Model Act），1992年制订基于风险的资本金（RBC）标准，1993年1月对人寿保险公司生效。RBC将寿险公司的风险分为资产风险、承保风险、利率风险和一般性的商业风险等四种，根据这些风险的大小来确定公司的最低资本金额。RBC比例是监管者用来估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数据，RBC比例越高说明公司的偿付能力越强。制订RBC的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投资风险，以保证寿险公司充足的偿付能力，有效地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考虑和控制寿险公司的投资风险。Covaleski（1994）提出，对于许多保险公司来说，BRC中对应于资产风险所要求的资金远远超过了对应于其他三类风险所要求的资金。RBC中对应于资产风险的资金是指：根据保险公司各项投资的“无法履行”、“贬值”、“市场价值衰退”发生的概率，即各项资产投资的风险，来确定不同的资本金数额，以便与各项投资相对应。为此，许多寿险公司为了提高自身的RBC比例，开始重新构造组合投资，如卖掉投资债券，抵押债券、优先股、普通股等资金要求较多的投资资产，而将这些资金重新投资于政府公债等资金要求较低的资产。[13]

4.关于产险业的投资风险理论。产险业的投资风险理论是随着Markowitz（1959）的组合投资理论的发展起来的，他将投资可能发生的实际收益率与预期平均收益率的偏离程度以及发生的概率联系起来，得到投资的风险衡量公式，并得出一个组合投资的有效曲线。Baumol（1963）在Markowitz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对投资者个人风险厌恶程度的衡量，进一步推进了投资风险理论。Agnew et al.（1969）正确界定了产险业投资风险并推进了Baumol的研究，第一次将投资风险理论运用到产险业的投资风险问题的专门研究。此后以Yehuda Kahane & David Nye（1975）为代表的研究，将“产险业对各行业的承保”和“产险业的资产投资”合为“组合投资行为”进行整体研究，认为保费的投资收益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保费所对应的承保组合，二是承保组合中各承保行业的“资金产生系数”，由此引出了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从投资角度考虑，为了使投资收益最大化，产险公司愿意承保“资金产生系数”大的行业；但从承保角度考虑，“资金产生系数”大的行业可能面临的承保风险也很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切实有效的产险企业投资风险模型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如SusanX.Li和Zhimin Huang（1996）给出了帮助产险企业最优化保险和投资的组合投资模型；Li和Huang则从产险企业的实际出发，考虑其现实因素，使产险业组合投资的研究更接近现实和具有可操作性。另外，Michaelsen和Goshay（1967）Hammond等人（1976），Harrington和Nelson（1986）在投资风险与产险公司杠杆比例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产险公司的组合投资风险越高，所对应的杠杆比例就越高，即产险公司的投资风险越大，就越愿意选择较高的杠杆比例（保费收入／自有资本）。同时，杠杆比例也会反过来影响产险公司对投资风险大小的选择，Mertontl977）根据期权定价理论分析认为，投资资金来源于平准保费的收入越多，保险公司在投资中就越愿意选择高风险的投资产品。[14]

三、我国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风险分析

（一）外部风险

1.利率风险。目前我国保险资金境外运用可使用的主要金融工具，如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等，都属于利率敏感性产品，利率的变动将是此类产品面临的主要风险。利率下降，银行存款的收益将会减少；利率上升则会使债券价格下降，据估算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债市价格将下跌5-10%，而且债券的流动性越强，受利率影响产生的价格波动幅度也越大，从而使预期的投资收益面临的风险也越大。利率水平的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会波及企业的投资扩充与流动资金计划，从而影响在境上市企业的价值；而利率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流动资金的折现率，从而影响企业资产的价值。

2.汇率风险。保险资金进行境外投资总的报酬率，是由在投资国所取得的投资报酬率和投资国货币的升值或贬值率两部分组成的。因此境外投资者不仅要承受在投资国能否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还要承受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这种汇率变动风险不仅有投资国汇率变动本身所产生的、不同国家汇率间相互变动造成国际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增加所产生的，还有各国间汇率变动与各国证券报酬率的互变关系造成国际债券组合的风险增加所产生的。由于我国目前境外投资的现状，仅汇率直接变动一项所带来的影响就很大，截止2007年7月20日，人民币升值幅度自2005年汇改以来已超过5%，对拥有大量外汇资产的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财险三大海外上市公司的影响已成为现实。

3.市场风险。保险资金进行境外投资时会受到境外资本市场上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如信息的不对称会影响投资对象收益、风险水平评估和投资决策，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投资的收益水平，投资国通货膨胀因素将影响金融资产的总体购买力，证券发行人由于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会给境外投资者带来的信用风险等。

4.政治风险。投资国政局变动、政策和法律变动以及战争也会给境外投资带来损失的风险，如会计或税收制度、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等因素的变化造成股票估价基础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对收益和风险的识别和估计，中、长期债券因执政党更替、新政策实施等遭受的兑付损失，以及投资国突然的外汇管制和汇兑限制等。

（二）内部风险

1.决策风险。在境外投资活动中，如果对宏观经济趋势预测出现重大偏差，有可能导致整个境外投资业务结构性失误；如果将投资业务过于集中于某一品种或市场，可能形成极高的单一化风险；如果对某些重大境外投资项目决策失误可能造成巨额的投资损失；如果决策者在经营思想上的产生偏差，违规进行资金运用，也将会使企业的境外投资蒙受损失。而且，决策风险往往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尽管目前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中并未发生此类风险造成的损失，但应该充分关注中航油及国储铜等国内公司在境外衍生品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所起到的警示作用。

2.操作风险。投资业务中的操作风险一般是由于规章制度或工作流程中存在漏洞，使业务部门因操作不当而诱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如缺乏科学、严密的投资活动管理操作流程、投资部门越权经营、违章调度使用资金、超风险限额投资、业务部门虚报信息等。由于我国保险资金的境外投资起步晚、规范小，此类风险还未显现，但国内投资的实践中操作风险造成的不良后果已屡见不鲜。2004年，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两家保险公司各有4亿元资金深陷汉唐证券，据估计能拿回一两千万元已相当乐观；2005年，人保曾公告其存放于银河证券的5199亿元国债的全额收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人寿托管于闽发证券价值4146亿元的国债也因闽发证券经营管理出现问题面临损失，新华人寿一笔6亿元的债权关系也因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而变得难以厘清。这些现象都与保险企业资金运用在管理制度、操作程序、内部监控方法上的缺位和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操作部门之间缺乏相互的制衡机制有关，如果漫延到境外投资领域，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资产与负责匹配风险

保险境外投资也是以负债，也就是资金来源为中心的，而且由于保险资金来源的渠道和期限不同，决定了必须以具有不同到期时间、不同风险偏好和不同现金流量的资产与负债相匹配。保险企业资产与负债不匹配风险在某一时点上的表现是资产的净现金流与负债的净现金流不匹配，暂时的不匹配只会影响日常给付、投资的减少和财产的稳定性，而长期的不匹配则会导致给付危险，甚至导致公司破产。这种风险可能是因投资管理不当而造成，也可能是因利率、汇率和其它市场因素的变动，使资产的价值减少或负债价值上升而引起的。

四、基于安全视角的我国保险资金境外运用路径选择

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过程中需要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相结合的原则，但必须将安全性原则放在第一位。而且对安全性的认识不能仅从个体的、狭义上的、静态的角度去理解，而是应从整体上、广义上、动态的角度去理解和运用。从目前我国保险业资金运用发展的实践出发，实现境外投资的安全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策略安排。

（一）采用既有利于有效控制风险，又便于市场化运作的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模式

在目前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时间短、投资经验与技术能力不足、风险控制能力不强、对国外发达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不甚熟悉的现实条件下，《管理办法》规定保险企业通过委托管理的模式进行境外投资，既可以借助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的能力，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率，又可以实现投资资产与投资操作的分离和交易与清算的分离，有效保证委托人的权益，还可以借助托管人发挥资产保管、清算、会计、评估等功能监督资金流向，提高境外资金运用的透明度和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和真实性，为委托人进行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创造有利条件。而保险企业作为委托人，应授予受托人自主运用资金的权利，但应从资信状况、专业水平、技术能力和从业经验等方面严格选择受托人，并可就资金的投向、投量、收益、投资状况的定期报告等双方权利和义务与受托人达成相关协议，保留在特定情况下根据自身业务需要调整资金投资方向和金额的权力，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充公发挥市场运作的优势。

（二）加强保险企业的风险管理与内控制度建设，控制境外投资风险

1.应遵循风险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与投资运作部门相对独立的原则，构建保险企业内部的风险控制组织体系。风险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直接对公司最高决策层负责，保证风险控制机构和风险控制评价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则，使风险管理渗透到公司资金运用的各个过程和操作环节。各职能部门之间要权责分明，信息沟通方便、快捷、准确无误，以保证风险管理系统的高效运作。

2.制定全面的风险识别、计量、报告和评价、处置程序。保险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内部专职投资部门的风险管理部门应整合现有内部控制资源，统筹制定对市场价格风险、信用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进行识别、监测、计量、报告的制度、程序和方法，运用风险控制技术对各类风险进行持续监控，并有针对性地建立业务流程风险和管理流程风险控制体系，依靠岗位责任的设置来实施内部风险控制。资产管理公司或专职投资部门不仅要建立资金运用风险管理系统，对资金运用，特别是境外投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通过风险评价、纠正机制及时控制和化解风险，还应建立资金运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制定应急预案，避免因重大突发事件而导致的偿付能力危机。此外，保险企业还应建立独立于资金运用部门的资金运用业绩评价体系，将投资收益和风险纳入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考核，这种考核可通过内部审计部门来完成，也可通过风险管理部门来进行。

3.制定资产负债匹配的境外投资策略，保持充分的偿付能力。借鉴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理论和风险管理技术制定投资策略，特别是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外汇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和监测指标，以负债为基础确立投资策略，对资产进行合理的组合安排，使资产在总量与结构上与负债相匹配。这不仅包括资产与负债的规模的对称、资产结构与负债结构的对称与平衡，还要使资产与负债的偿还期限保持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通过资产的适当分散实现其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均衡。

（三）以偿付能力为核心，提高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监管效率

要实现保险企业境外投资监管重点由过去的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的转变，提高监管效率。随着保险资金境外运用渠道的拓宽和规模的扩大，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应转变新思路、采取新措施。首先，要求监管部门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责进一步明确，并建立协同监管机制。保监会主要负责监管境外运用的投资品种、投资比例，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建立和健全，风险控制措施是否到位和完善。外汇管理局主要负责投资付汇额度的审批、保险外汇资金的流出和流入的监管。监管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严格把关，并加强沟通与合作，将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第二，保监会和外汇部门可考虑共同研究制定保险外汇资金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加强对保险外汇资金负债比例管理。保监会应将境内保险公司本外币业务同时纳入监管范围，以保持充分的偿付能力为核心，督促保险企业做好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目前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的思路正在从对静态的偿付能力指标的监管向对动态的资产负债匹配的监管转变。保险资金的境外运用应顺应这一监管趋势，外币资产的配置应首先建立在对外币负债的详尽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外币负债的期限、币种等因素进行安排，在保持充分的偿付能力的前提下，追求稳定的收益。保监会应根据新设立的指标体系对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考核数据进行统计、汇总和分析，并定期通报外汇管理部门。第三，外汇管理部门应考虑设计开发“保险经营机构外汇收支业务信息系统”，把对保险外汇收支的非现场监管转变为日常审核，既能及时跟踪分析、防范控制风险，又能强化非现场检查，对违反保险外汇管理规定行为进行及时查处。另外，在各保险企业建立风险监控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应建立以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为基础的境外投资早期风险预警体系和保险信息网络。风险预警系统的建立可以使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境外投资风险做到提前防范、早期介入和事前解决，而信息网络的建立则更能规范监管行为、规范投资行为，形成对保险

资金境外投资透明化、公开化的一种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 卢晓平.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析保险外汇资金境外投资[N].上海证券报，2004-08-23.

[2] 李海芳，樊哲.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相关问题研究[J].深圳金融，2006，(12）.

[3] 美家路.《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出台有望加快[N].证券日报，2007-06-28.

[4] 张颖.3000亿保险系QDII或可“出海”[N].国际金融报，2007-07-06.

[5] 中国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DB/OL].http://www.circ.gov.cn,2007-07-25.

[6] 孙祁祥.推动保险资产全球化配置—《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解读[DB/OL].http://www.circ.gov.cn,2005-12-12.

[7] 宋子斌.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必要性研究[C].河海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8] 李韶辉.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作开闸[J].金融信息参考，2004，(10）.

[9][11] 徐光润.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问题探析[J].保险研究，2005，（4）.

[10] 邹琪.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J].保险研究，2006，（1）.

[12] 王利利.我国保险投资风险分析与管理研究[C].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13][14] 孙祁祥，周奕.保险投资风险理论研究[J].财贸经济，2003，（12）.

作者：张传良

境外发展保险论文 篇2：

金融对外开放再提速外资发力保险细分市场

产险占有率低

国盛证券分析师马婷婷认为，产险业务外资发展相对稳健但占比短时间内可能会持续低迷。当前我国产险业务虽已实现完全放开，且市场上22家外资产险公司大部分为独资险企，整体发展速度缓慢，近年来保费收入市场占有率持续维持在2%左右。2012年随着交强险对外资产险公司放开，不少公司进行了积极探索，使得2014年外资市占率达到了历史高点2.2%，但是经营效果并不理想，随后其市占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来看，产险市场经营情况可能与外资经营理念有所冲突。外资险企在经营过程中往往对规模及市场占有率的要求并不高，而更注重公司的实际经营管控和盈利情况。从我国产险业务发展来看，其市场高度竞争且盈利情况并不理想，2018年行业财险公司平均综合成本率为100.13%，其中老8家的綜合成本率为98.23%，中小财险公司综合成本率为109.01%，行业整体处于承保亏损的状态。

“在整体行业盈利不佳等情况下，部分外资险企逐步退出车险业务，转向规模较小的非车险业务。加上监管政策及分支机构设立的要求，进一步影响外资财险业务推进。”马婷婷说，未来看产险业务方面，外资保险公司预计在市场份额的提升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更多险企将更愿意在保证承保盈利的前提下经营细分非车险业务领域，做到“小而精”的发展模式。

寿险有望提升

业内人士指出，在寿险业务行业回归保障的情况下，外资险企的市场占有率会有所提升。

一位险企人士表示，寿险方面，时点的提前以及经营要求的适度放宽将会使得更多境外优质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引入更加多元化的产品及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増加寿险市场活力，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丰富保险市场产品供给，在保障本源之下推动产品创新发展。

“伴随着保费收入占比提升的还有经营效益的改善。外资寿险公司较好的经营管控、负债端保费的逐步改善、准备金的影响以及部分公司增资使得实力明显提升，不少公司逐步实现盈利，2016年-2018年之间，28家外资寿险公司中亏损家数逐年下降，分别为12家、10家、8家，同时合计净利润显著增长，分别为24.26亿元、78.34亿元、128.98亿元。”上述险企人士称。

尽管未来外资寿险市场占有率会有所提升，但渠道问题可能是外资寿险公司业务发展的瓶颈。马婷婷指出，从当前寿险市场的渠道结构趋势看，一是代理人渠道必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作为主渠道，但代理人团队的建设需要较长的建设周期、较大的前期资源投入;二是银保渠道手续费持续提升，且外资险企尤其是如果成为独资的外资险企难有资源优势，进入银保渠道销售难度更大，而当前规模较大的外资险企整体对银保渠道依赖度高，以保费规模居前的外资寿险公司为例，工银安盛和恒大人寿银保渠道占比均超过90%;三是电商销渠道方面，依旧面临着客户名单饱和、个人信息立法等问题。互联网销售方式可以成为未来的突破点，但会受制于总规模的限制。因此，销售渠道不畅仍然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制约外资寿险公司发展。

险资投资或对标国际市场

马婷婷认为，接下来，外资险企股权结构的问题有望在政策推动下解决。届时或有部分外资股东方有意愿获取全部股权成为独资寿险公司，稳定的管理层及公司战略会成为公司长期发展的基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指出，当前保险业负债端正在转型，10年期以上的期缴业务占比在逐步提高，这些长期资金需要匹配长期限资产，但目前保险资金所持有资产相对较短。保险资管公司外资持股比例的放开，促进险资投资向国际市场看齐，挖掘出更多符合险资长期限特性的资产，提升险资投资能力，更好地支持实体，同时支持负债端的转型。

“目前我国外资寿险公司的股东方以来自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而这些国家都已经进入了保费增速长期接近停滞的状态。我国目前的寿险市场及空间仍然非常广阔，总保费增速在未来十年仍然有望每年维持15%以上的复合增速，对外资股东而言是巨大的市场。因此如何对中国市场定位，会成为外资寿险公司未来发展的基础与前提。”马婷婷表示。

朱俊生指出，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放宽了，取消了30年经营年限的要求。国外有一些创新型保险公司，成立时间不长，但通过科技的力量切入到传统保险业务上，推动了保险市场的改革，把这些新型保险公司引入到国内，与国内保险科技的应用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国内保险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程竹

境外发展保险论文 篇3：

助力龙江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现代保险业服务水平

近期，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若干意见》的发布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从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出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把保险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着眼于工作全局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一、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是时代和人民的需求

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省保险业快速发展，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相比，行业发展仍有较大空间。

（一）保险功能作用得到有效发挥。2013年-2014年，保险业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累计提供风险保障金额15.93万亿元，积极承保了哈尔滨地铁、哈西客运站等地方重点工程，出口信用保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68.5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渗透率约27%，支持了全省边贸、对外贸易与投资。累计支付各类赔款与给付326亿元。面对2013年特大洪涝灾害，向50.9万农户支付农业保险赔款27.16亿元，户均赔款5331元，单户最高赔款额352万元，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保险资金通过债权投资等方式支持哈尔滨、大庆、牡丹江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落地资金63亿元，平安资产、合众人寿意向性项目正在推进中，预计投资总额逾百亿元。2012年以来，保险业解决就业10万余人，平均每年缴纳营业税等各项税款10亿余元，代扣代缴车船使用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款15亿余元。

（二）行业发展仍有较大潜力。尽管我省保险业近年来发展取得了很好成效，支持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作用不断加强，但对照《若干意见》的要求，对照我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等“五大规划”、“十大重点产业”战略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当前，我省保险业面临着保险覆盖面和渗透率不高、市场体系不完善、资金运用有限等问题，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业务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宽，社会管理功能作用发挥还不充分，还不能完全适应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二、保险业在服务全局工作中大有作为

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保险越重要。提升我省的现代保险业服务水平，能够充分发挥保险在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保险是完善金融体系的支柱力量。保险业是沟通长期储蓄和长期投资的天然桥梁，与银行等金融中介相比，在引导养老、医疗等资金用于经济建设的长期投资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加快保险资金积累，有利于改善金融体系的短钱长用问题，促进金融稳定。按照《若干意见》的要求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促进保险市场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协调发展，对于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保险是改善民生保障的有力支撑。当前，在推进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单靠政府来改善民生保障，不仅在财力上造成负担，甚至难以为继。充分发挥保险的市场化机制优势，建立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相互衔接的民生保障机制，群众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就多了一份保障。

（三）保险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机制。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压力很大，迫切需要发挥好市场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通过责任保险，可以把人与人、人与企业、人与政府之间的纠纷，转化为比较单纯的经济关系，有利于形成市场与政府相互配合的高效社会管理机制。发挥责任保险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途径。

（四）保险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高效引擎。保险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不仅可以提高保险这个高端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而且能够带动会计、审计、法律、评估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还能够通过提供创业资金、完善市场机制、支持企业走出去等多种渠道，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五）保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保险是一个高度市场化、具有很强社会性和公益性的行业，在为政府提供市场化服务，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若干意见》提出，政府通过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服务等方式，在公共服务领域充分运用市场化机制，提升社会管理效率。在这些方面，保险业做了一些积极探索，但总体上服务领域和能力还比较有限，需要进一步加大实践和探索的力度。

三、充分发挥保险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

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进一步发挥保险的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作用，将为我省深入实施“五大规划”和发展“十大重点产业”，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保障。

（一）大力发展“三农”保险，完善农业支持体系。一是加强农业保险工作组织领导，协调财税、发改、农林牧主管部门、气象、民政等部门建立农业保险协同推进机制，将农业保险工作列入对各市县工作考核内容。二是研究提供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的“三农”保险产品，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信贷保险、农房保险、农机保险、农业基础设施保险、森林保险，以及农民养老健康保险、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等普惠型保险业务，探索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一揽子的保险综合服务。三是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支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相关要求，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提高农业保险保障程度。

（二）创新发展商业养老健康保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商业养老健康保障计划。探索采用财政投入与社会出资相结合的方式，发展养老机构责任保险、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推动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展，发展独生子女家庭保障计划，探索失独老人保障新模式。积极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发展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

（三）加快责任保险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抓住国家出台《食品安全法》契机，努力拓展食品安全责任险承保覆盖面，鼓励深入发展乳制品等重点行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进一步在餐饮行业、生产企业、流通领域推广。积极扩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重点行业和区域的试点示范工作。积极发挥医疗责任保险化解医患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作用，争取到2015年底前，三级公立医院参保率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参保率达到90%以上。

（四）提升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促进外贸增长升级。一是扩大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面。积极促进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和海外工程承包项目签约实施。支持优势制造业龙头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国际竞争力。二是扩大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面，重点支持对俄经贸，争取应保尽保。三是推广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为企业境外投资和项目提供专业化、高效率的保险服务。四是继续加大对小微出口企业支持力度。拓宽银行融资合作渠道，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融资便利。密切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合作，尝试开发小微平台类业务。

（五）积极发展新兴业务，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一是积极发展适应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推广国产首台首套装备的保险风险补偿机制，促进企业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二是加快发展小微企业信用保险和贷款保证保险，增强小微企业融资能力。三是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保险、物流保险等，探索演艺、会展完工责任险等新兴保险业务，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六）发挥经济补偿作用，完善灾害救助体系。一是积极发展企业财产保险、工程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增强全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二是充分发挥保险费率杠杆的激励约束作用，强化事前风险防范，减少灾害事故发生，促进安全生产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三是根据地方风险特点，逐步建立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探索形成对洪水、森林火灾等灾害的保障模式。

（七）发挥保险资金优势，支持重点项目建设。一是积极配合省政府建立保险资金运用对接平台，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成黑龙江省重要项目与保险资金的有效对接、互利多赢。二是协调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保险资金支持黑龙江省重大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重大工程。三是鼓励保险公司为科技型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地方经济提档升级。

作者：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