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押假释监管法律机制研究论文

摘要：假释是执行机关根据罪犯在监狱中的表现，通过法定程序，对其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假释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具有激励罪犯接受教育改造，促使其适应社会；减轻监狱等监管机构压力；节约国家司法成本等基本功能。我国现行刑法对假释作了详细规定，但是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押假释监管法律机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关押假释监管法律机制研究论文 篇1：

浅论我国的假释制度

摘要　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适用假释的状况，不仅关系到监狱机关的工作，而且涉及到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法制建设问题，更关系到刑罚目的的实现。在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以及立法上也存在缺陷。而完善假释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社区矫正，经过一定的试点工作，社区矫正还是比较成功的。

关键词　假释　社区矫正　完善

减刑制度为我国刑法所特有，而在世界上，极少有国家不实行假释制度。世界各国莫不认为假释是现代优良刑事政策的体现，是现代刑法的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也是刑事执行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制度。

一、假释制度的概述

假释制度的创制和发展，是刑法理论发达变迁带来的积极果实。在刑法学上，有报应主义和目的主义之争，依前者，恶因恶报，则不允许有行刑中途中断报应的释放；依后者，在受刑人已有悔改又不致再危害社会，目的实现，继续监禁已无必要，不妨暂予释放。在刑法理论上还有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前者主张对犯人科刑的轻重应以犯罪事实的轻重为标准；后者则认为应以犯人主观恶性之大小为标准。假释制度在世界范围广泛实行，显然要归功于目的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从整体理论上看，驾驶制度的出现和广泛实行，确实是刑法现代化、刑法刑事政策进化进程中的重要象征。

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是在批判、借鉴国外假释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既有世界刑法史中驾驶制度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刑法修正案（八）》对假释进行了一定的修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3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将原来的假释的条件中的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提高为“13年”以上。据此，适用假释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适用对象。

适用假释的对象只能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包括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假释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只能适用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罪犯。没有被剥夺自由，也就无所谓提前释放了。管制本身并未对罪犯予以关押，所以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缺乏适用假释的前提条件。拘役刑期较短，如果犯罪人在服刑期间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可以适用减刑，没必要适用假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根本就谈不到假释的适用。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因死缓仍然属于生命刑的范畴，也不能适用假释，唯有2年考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时，才可以适用假释。

《刑法修正案（八）》对第81条第2款做了修改：“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尤其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是对假释适用对象的排除规定，即故意杀人等7种罪名以及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2、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包括由“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必须在已经对之执行一部分刑罚后才能适用假释。

犯罪分子经判决投入劳动改造后，其思想转变一般要有一个过程；检验、考察罪犯是否有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也需要一个期限；同时，只有服够一定的刑期，才能保持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个期限就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必须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必须执行13年以上。

3、只有在经过一定的服刑期限之后，确有悔罪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假释的关键条件。

是否适用假释，必须看犯罪人是否确有悔罪表现，附条件地提前释放后是否会再危害社会。“确有悔罪表现”的成立条件依刑法规定减刑的条件进行考察。“不致再危害社会”主要有2个指标：一是罪犯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已有悔改，足以判断对其假释后不致再重新犯罪的；二是罪犯属老弱病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二、我国假释适用的现状和不足

（一）我国假释的适用率偏低并有逐年减少的势头。

下面是我国假释适用情况：1996年，全国假释的罪犯有36552人，假释率为2.58%；1997年，假释41993人，假释率为2.90%，1998年假释29541人，假释率为2.06%，1999年，假释30075人，假释率为2.11%，2000年，假释23550人，假释率为1.63%。通过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假释适用率极低，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

（二）对假释犯的考察监督不力，使假释的执行流于形式。

刑法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但是公安机关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负责此项工作。由于社会的发展，治安环境的变化，地方公安机关的任务异常繁重，根本无暇顾及假释的监督执行。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使假释监而不督，大部分假释分子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这些都严重影响假释的正常执行，使假释形同虚设。

（三）对罪犯不认真考察而适用假释或者滥用假释。

法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服够了一定的刑期之后，必须是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用假释。司法解释对“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好，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不再违法、重新犯罪的。在实践中，对罪犯的假释都是建立在对罪犯日常考核的基础上。

对罪犯的日常考核，直接管理的警官自由裁量权是很大的。导致本来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不能减刑、假释，而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正是由于对罪犯不认真考察而适用假释或滥用假释，导致罪犯被假释后又重新犯罪，由于害怕假释犯重新犯罪导致不敢对罪犯适用假释，最后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导致假释适用率越来越低。对罪犯不认真考察而适用假释或者滥用假释，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担心罪犯再犯罪而不敢适用假释甚至废弃假释，也同样是不正确的。在适用假释制度时，应当注意防止这两种错误的倾向。

（四）法院重视不够。

刑法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由人民法院作出假释裁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的审判工作比较繁重，而且裁定假释并非其主要业务，因此大多数法院对减刑假释工作重视不够。对此很多学者提出了批判，认为假释乃刑罚执行的一项制度，与法院的审判活动性质不同，不宜由法院来裁定，最后导致“管者不裁，裁者不管，管与裁脱节”。不过正如陈兴良的说法：“权力的分配也不是绝对的，区分是相对的，关键是如何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由谁来行使是无所谓的。”不管由谁来做出假释，只要能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即可。

三、我国假释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

假释制度在实践中如此的运行状况与假释制度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是分不开的，尤其是立法上的缺陷，导致其应有的作用得不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假释条件过于严格。

1、刑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3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犯罪分子除经过法定的服刑期限外，还必须同时具备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三个必备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适用假释。那么，在假释前如何预测罪犯的再犯可能性呢？实践中，行刑部门适用假释时，主要考虑犯罪分子的狱内悔改表现，据此判断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然而，仅靠狱内表现进行预测是片面的。罪犯在附条件释放后能否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会因缺乏科学的预测机制而无法预测。所以，监管者对罪犯狱内表现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受人为因素影响，随意性较大，对罪犯被假释后是否再危害社会，很难准确判断。

2、刑法规定对于“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如此“一刀切”式的立法，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因为这些犯罪人中不乏激情犯、义愤犯、初犯、未成年犯，剥夺他们获得假释的机会有失刑罚的公正性。

（二）监督考察制度不健全，再社会化措施有待完善。

1、现行的假释制度缺乏健全合理的配套法规来约束和保护被假释人员。我国刑法将监督假释分子的重任赋予了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如何监督假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考察，被假释的犯罪分子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公安机关不可能时时了解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导致一个派出所管辖范围很大，而警力普遍不足，使公安机关根本无精力去认真对假释犯进行考察。

2、《刑法》第86条第3款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应依法撤销假释。而法律条文中未明确“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范围，对此，各地司法机关掌握标准不尽同一，极易造成执法混乱。

3、我国目前对假释犯考验期内遵守事项的规定几乎全是义务性的，很少根据其真正需要采取必要的观护措施，致使有些犯罪人被宣告假释，回归社会后，由于就业安置问题得不到解决，又无一技之长可以自谋生路，缺乏可靠的经济来源，生活无保障，以及受到各种歧视、嫌弃时，就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而悲观失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一旦受到不良的消极社会文化影响与刺激，就会有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三）法律监督措施不尽完善。

检察机关对假释工作实行监督的规定不太细，可操作性不够强。其所谓的监督不过是假释裁定作出后的事后监督，对假释对象的考察、呈报、审批等环节大多无从着手进行监督，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内容上，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法律机制来保障检察机关监所部门无一遗漏地及时发现假释中的违法现象，导致检察机关对假释的监督权很难真正彻底地落到实处。

四、对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

阐述假释制度的不足之处后，应该着手对假释制度进行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85条的修改：“对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86条规定的情形，假释考验期满，就认为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并公开予以宣告。”本条对假释增加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而第81条第3款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这条的规定，为假释的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进行了“铺垫”。

在一些地方进行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如重庆，重庆市社区矫正工作已在全市994个乡镇（街道）开展，试点面达100%。试点至今，无脱管、漏管现象发生，无一人重新犯罪。

（一）健全组织机构，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指导。

协调配合机制进一步明晰。各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创造条件支持试行工作，司法局、高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建立了社区矫正工作联系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系会议，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各成员单位还相继出台了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意见，民政、劳动、群团等部门根据自身工作职能落实相关要求。

在司法局机关设立了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在每一个司法所设立了社区矫正工作站，确保每一个乡镇有工作站、每一个社区有帮教网络，每一个社区服刑人员有帮教小组，做到了大事小事有人管，强化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帮助服务，并定期派出督察组，对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督察指导。

（二）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在打造一支专业化、年轻化、职业化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上下功夫。

一是充实司法所人员力量，切实使司法所能够承担起社区矫正职能，加强司法所人员建设，选拔年富力强、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并热爱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到司法所工作。

二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吸收一些热爱社区矫正工作和有一定政策水平的退休人员、法律工作者、教师、和村（居）委会干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有组织地帮助教育社区服刑人员。

三是重视社区矫正队伍培训工作。对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人员全部进行专业的培训，为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完善工作制度，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在社区矫正工作没有专门立法期间，市司法局加强与公、检、法、劳动、工商、企管等部门的联系沟通，建立联络员制度，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定期通报工作情况，共同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了包括衔接、管理、教育、保障、考核、解除等层面的工作制度。

（四）探索工作方法，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工作创新。

一是将社区服刑人员按照宽管、普管和严管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管理。将严管对象进行重点监控，重点管理。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日常管理与重点监控的衔接。

二是建立社区矫正移动跟踪监控平台。

三是将解除矫正的人员转化为安置帮教对象，实现社区矫正工作与安置帮教工作的无缝衔接，做到“三个及时”（及时建立帮教档案，及时确立帮教责任人、及时落实帮教措施）。

（五）加大宣传力度，为社区矫正营造良好的环境。

为了赢得社会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市司法局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制作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组织知识竞赛和开展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积极组织开展宣传活动，扩大社区矫正工作的影响力，向社会广泛宣传社区矫正工作，消除了社会和群众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恐惧和戒备心理，促使更多的社区群众加入到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队伍中，为深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随着时间的发展，对假释制度不断进行完善，这样才能使假释的功能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使假释人逐渐得以适应社会生活，最终复归社会，是假释制度最具优越性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彭毅.稳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初见成效.人民调解.2011年1月.

[3]侯宇华，郭朝阳.营造社区矫正工作良好局面.人民调解.2011年1月.

[4]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下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陈乘乾.我国假释适用的不足与完善.法制与经济.2008年11月第185期.

[6]李瑜.我国假释制度的现状.立法缺陷及完善.网络财富.法治时空.2008年06月.

作者：张磊杰　程晓伟

关押假释监管法律机制研究论文 篇2：

假释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摘要：假释是执行机关根据罪犯在监狱中的表现，通过法定程序，对其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假释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具有激励罪犯接受教育改造，促使其适应社会；减轻监狱等监管机构压力；节约国家司法成本等基本功能。我国现行刑法对假释作了详细规定，但是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通过分析我国假释制度存在的缺陷，并针对该缺陷提出弥补建议，对完善我国的假释制度，更好的发挥假释制度的基本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假释；社区矫正

一、假释概述

（一）假释制度的概念

由于各个国家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因此假释一词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含义，因此，假释在各个国家的表述上也有所差异。目前，各国对假释的概念主要存在有以下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把假释视为一种“制度”。第四种观点将假释看作成为一种“奖励制度”。第五种观点认为假释是一种形式上的释放，跟真实的释放相对。

笔者结合各国关于假释的以上五种观点并根据我国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的需要，对假释作出以下定义：假释是只对被判处有期自由刑的罪犯，经过法定刑罚执行期间，认为其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国家司法机关经过法定程序将其附条件的予以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二） 假释的特征

1、假释的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

在我国实践中，一般有监狱或者其他有关司法机关先向人民法院提出假释申请，最后有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材料对罪犯作出是否假释决定。

2、假释的对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

罪犯要想在我国获得假释，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刑罚和刑种的条件。关于刑种条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假释只适用于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两种自由刑的罪犯。关于假释的服刑条件，即是罪犯要在监狱执行一段时间。

（2）行为表现条件。该条件是指罪犯在监管机构执行刑罚达到一定时间后能否得到假释要根据其在服刑期间的表现。

3、假释是一种附条件的提前释放

假释是附条件的释放，若罪犯遵守法律法规规定没有危害社会到达法定期间，则视为其剩余期间已经执行完毕，若罪犯在假释期间有触犯假释规定的条件，则可能再次被收监关押。

4、 假释具有监督性

获得假释的罪犯虽然在犯假释期间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相对的，假释犯在获得假释期间内，仍然要受到禁止令、假释监督，社会矫正等条件的制约。

5、 假释具有可撤销性

假释是对罪犯附条件的释放，罪犯的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假释犯如在假释期间违反关于假释考验期限的禁止性规定，则可能被法院撤销假释，再次被监管机构收监执行剩余刑罚。

二、中国假释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假释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的缺陷，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适用条件过严

1、 刑种方面的限制

根据现行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我国假释在刑种上只包括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拘役不包括在内。对于拘役，我国立法机关未将该刑种纳入假释的适用之中，立法本意的是单处拘役时最高也不超过六个月，数罪并罚时也不超过一年，因此把该刑种纳入假释没有多大意义，笔者对此不予苟同，这违背了刑罚的公平性，因为拘役比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判的刑期要短，既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可以适用假释，那么拘役也应该同样适用。

2、执行刑期方面的限制

根据我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在我国，除了特殊的罪犯外，罪犯要想获得假释，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必须在监管机构中执行其判处刑期的二分之一，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必须执行十三年。对假释刑期一刀切的规定，违背了刑罚的个别性与公平性的规定。

3、消极条件方面的限制

我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是关于假释适用的禁止性条件，根据该规定，累犯以及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暴力性犯罪不再适用假释，这种禁止性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有以下几点不合理之处：

其一，对于累犯，我国采取的绝对的禁止假释，即所谓的一刀切，并不考虑任何其他具体条件，这种禁止性规定过于严格。

其二，对于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暴力性犯罪也不得假释，这样规定过于绝对，这样的刑罚规定必然导致罪犯缺乏接受改造的积极性，无法激励相关的罪犯。

4、 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方面的限制

我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假释的实质条件是指罪犯在监狱中认真遵守监规，积极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其中我国《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作了细化，即“确有悔改表现”要同时具备四种情形，从关于假释制度的立法规定中我们可以得知，我国立法对假释实质条件的规定过于抽象、过于模糊，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也不便于操作。

（二）启动方式偏窄

根据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犯罪要想获得到假释途径非常单一，启动主体也是非常单一。在我国对罪犯监管的执行机关是启动假释的申请机关，法院是对罪犯作出假释裁定的决定机关，假释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院。假释制度的启动方式单一是符合刑罚恩赐理论的，但是这种理论对现代法治国家来说，是不符合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刑罚目的。

（三） 归属权偏窄

我国刑法第八十二条、第七十九条规定，执行机关只具有申请权而不具有决定权，对假释的决定权只有法院，即假释的归属权只有法院，该规定具有许多不合理之处：

1、对执行机关来说，执行机关根据罪犯在改造期间的悔罪表现，对罪犯做出是否假释的决定，然而，这种决定只是申请的决定，而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执行机关必须向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由对罪犯并不十分了解的人民法院做出最终裁定，这种裁定有违科学性。

2、对法院来说，根据我国刑法跟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当对执行机关申请假释建议书做出审查并做出裁决。在实践中，由于法院并没有专门人员对假释案件设立专门部门，并且法院人员不足以及每年要处理大量案件，因此对于执行机关报送申请的假释建议书没有时间去认真处理，更没有时间去到监狱中实际合适罪犯是否符合申请假释，只是根据假释建议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书面做出裁决，这样就使假释的裁决流于形式。

3，对被害人来说会产生以下一些问题。其一、由于没有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异议程序，当罪犯没有经过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参与就被获得假释时，就有可能使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创伤没有得到弥补，有可能导致新的矛盾。其二、我国假释由人民法院作出最终裁定，服刑人不具有参与权，这就剥夺了服刑人的程序参与权，违反了民主原则，违反了程序正当原则。

（四）评估体系不完善

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监管机构对于认真遵守监规，积极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罪犯可以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由接受审理的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但是，由于我国法律条文对假释的规定过于抽象，对罪犯的假释再犯预测缺乏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致使各地执行机关与人民法院对罪犯关于假释缺乏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进而，在实践中法院往往对假释的申请书面审理，流于形式走过场，因此对罪犯的再犯预测实际上有执行机关决定。但是由于监狱等执行机关受其工作的环境与性质的限制，仅仅以罪犯在狱中的表现作为再犯预测的主要依据，因此，并不能对罪犯对此全面与科学的预测。

（五）执行考验期的规定过于绝对

我国刑法跟刑事诉讼法对假释考验期限的规定过于绝对，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对无期徒刑来说，刑法条文针对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是十分苛刻的，假释犯的假释考验期限一律为十年，绝对化。二、对有期徒刑来说，我国刑法把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规定“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若只是针对有期徒刑的罪犯进行假释考验期限比较而言，法律这样规定是完全符合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但是，若把无期徒刑的罪犯假释考验期限相比较，这种规定就有可能有失公平性欲公正性，因为这样规定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有可能超过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

（六）假释考验期有效监督制度缺乏

根据我国刑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为了对假释犯有效的进行监督，我国对假释犯设置了社区矫正制度，但是由于法律条文规定的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不能对假释犯形成有效的监督，创立的假释考验期内的监督机制并不能有效的体现出来。

（七） 撤销条件较为宽松

根据我国刑法第八十六条规定，我国对假释犯的撤销有三种情形，即新罪、漏罪、以及一般违法违规的行为。但是也具有以下不合理处：

1、立法把假释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违反一般的法律、法规的行为就撤销假释，使得假释撤销的范围过宽。

2，刑法规定，假释犯在考验期限内违反假释规定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我国的假释执行主体主要是公安机关和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一旦公安机关跟法院启动对假释犯的假释的撤销程序，罪犯就一定会被撤销假释，从新收监被关押。

3、假释的撤销条件过宽也可能导致有刑法的时效规定产生冲突。

4、假释的撤销条件过宽也可能导致自诉案件的冲突。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自诉案件除法律明确规定外任何人不得代替自诉人进行诉讼，但这就可能与刑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相冲突。

三、我国假释制度之完善

（一）扩大假释制度的适用范围

1、刑种条件规定之建议

针对假释适用刑种条件的规定，通过借鉴国外的有关假释规定以及我国的国情，笔者建议扩大假释的刑种类型，建议把拘役或者一些资格刑也纳入假释的范围之内。

2、假释执行期限适用之建议

针对假释适用执行期限的规定，通过借鉴国外的有关假释规定以及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我国有期徒刑的规定可以修改为执行原判刑期的三分之一，以增加罪犯接受劳动改造的积极性；我国无期徒刑的假释规定期限具有合理性，可以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实施。

3、完善假释的消极适用条件

（1）对于累犯，建议累犯只要执行被判刑罚的期限超过三分之二的就可以申请假释，只有犯最轻刑为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累犯，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以内又故意犯触犯本刑法规定最低刑为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之罪的，才不得假释。

（2）对于暴力型犯罪，建议要求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经过接受辅导或治疗后，经专业人士鉴定、评估其再犯未显著降低的，才对其获得假释的权利予以剥夺。

4、细化假释实质适用条件

（1）罪犯在狱中的表现。罪犯在监狱中的积极表现的获得假释的前提，对此要对罪犯在改造期间的表现做详细记录，依此作为对其是否可以适用假释的一种依据。

（2）具备社会再适应能力。罪犯是否具有再适应社会能力是罪犯能否获得假释的一个重要方面。

（3）履行民事义务。罪犯履行民事义务也是假释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4）获得被判刑人同意。罪犯是否同意假释也是适应假释的一个应当考虑的因素。

（二）合理配置假释提请权制度

1、坚持将执行机关启动假释的一个主体。执行机关的监狱对罪犯进行监管，在监管过程中能够了解罪犯的服刑状况，对罪犯是否遵守监规，是否愿意接受改造，有无再犯的危险十分清楚。

2、给予检察机关假释提请权。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定监督机关，是司法机关，假释提请权实质是司法权，是一种诉权。假释提请权作为司法权，应当有检察机关来启动。

3、赋予服刑人的假释提请权。赋予服刑人以假释提请权，不但有利于增加罪犯改造的积极性，还利于避免其他假释启动主体的权力滥用。

（三）扩大假释制度归属权的范围

1、坚持把法院作为一个主体。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机关。”法院的职能是行使审判权，根据其职权作出合理的裁判。只有坚持法院享有假释裁决权才能更有利于法院职能的实现，也有利于对罪犯裁决的公平与正义。

2、赋予执行机关以假释决定权。执行机关对犯罪在监狱中是表现最为清楚，因此赋予执行机关以假释决定权具有正当性与科学性。

3、赋予受害人假释决定参与权。对罪犯监管一个功能是通过惩罚罪犯来弥补受害人的心里创伤。因此对罪犯假释时，可以赋予受害人决定参与权。

4、赋予社会假释决定参与权。赋予社会人士参与假释决定参与权，不但有利于对罪犯假释的公正性与公平性，而且有利于对假释过程进行监督，保障了假释程序的公正性。

（四）建立假释评估体系

执行机关和法院对罪犯评估这两个条件时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因此建立假释评估机制十分必要。笔者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建立与完善假释评估体系：

1、罪犯的原判罪行。对罪犯可以从罪前、罪中和罪后三个方面来进行调查。

2、罪犯在狱中的改造情况。罪犯是否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是罪犯能否获得假释的前提条件。

3、罪犯的个人与家庭情况。对罪犯个人与其家庭基本情况进行考核是建立与完善假释评估体系内在需求。

4、罪犯原犯罪居住地的社会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十分卷，因此，对罪犯的原居住地进行考察也是进行假释评估的重要内容。

（五）明确假释制度的执行考验期

笔者通过对国外假释制度我借鉴以及对我国假释司法实践的分析，建议立法规定有期徒刑考验期为1到5年，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为5到10年。

（六）完善社区监管制度

为了对罪犯进行有力的事后监督，建议可以从以下措施完善假释的监督制度：

1、迅速出台社区矫正法。通过制定社区矫正法，可以使得假释工作变得制度化、规范化，能减轻人们对罪犯的恐惧以及公众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偏见。

2、建立专门矫正机构与建设专门矫正人员。

要想对罪犯在假释期间进行有效监督，必须建立专门的假释机构与专业的假释人员。目前，国外大多数国家在对假释犯的执行、监督、管理以及矫正都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与其配套的专业假释人员。

3、 完善矫正内容。

其一、创立假释担保制度。我国对假释犯并没有设立担保制度，我国可以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来建立担保制度，可以设立“财保”与“人保”两种制度。

其二、督促罪犯参加公益活动。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假释经验，督促假释犯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参加社会时间，培养罪犯社会认同感。

其三、社会援助制度。创立社会援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在假释犯出现生活、精神等方面的困难时给与其帮助，避免假释犯再次实施违法违规的行为。

4、引导社会积极参与。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加强社会宣传，引导社会各界对假释犯有正确的认识，提供一些条件促使社会认识对假释犯有正确的理解与支持。

（七）严格区分假释制度的撤销范围

笔者通过对域外假释的撤销条件考察以及我国的司法实践，对我国假释制度的撤销条件提出以下建议：

1、 对于新罪。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飞新罪的规定是合法合理的。理由如下：其一、符合假释的宗旨；其二、符合刑罚的内在需要。

2、对于漏罪。笔者认为不能因发现罪犯存在漏罪的情形就一概撤销假释，应当充分考虑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时效问题，对于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漏罪就不应当撤销假释，对于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漏罪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撤销假释；其二，漏罪情节与性质。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较小的漏罪可以不予撤销假释。

3、 对于违反假释规定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于一般违反行政法规，违反一般的假释规定的情形的，可以根据情节来决定是否直接撤销假释，对于初次违反假释考察规定情节较轻的，可以先给予警告，若再次违反可以撤销假释。（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柳忠卫著：《假释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45页

[2]朴永刚：《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创新之设想”》，载于当代法学2012年01期

[3]贾文宇：《假释制度研究》，载于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 09期。

[4]舒竤：《中国大陆地区假释制度改革研究》，载于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0期。

[5]王韵洁：《我国假释制度的探源、现状与反思》，载于山东大学学报2009年02期。

作者：刘朝华

关押假释监管法律机制研究论文 篇3：

假释适用条件比较研究

摘 要：假释适用条件是假释制度的核心。我国应取消《刑法》第81条第二款关于假释适用对象的限制，对累犯及其他需要特别关注的特殊犯罪设计更加合理的假释适用条件；区分初犯、再犯、故意犯、过失犯等情形，科学设定假释适用的时间条件；通过设计科学而易操作的评价标准、严格的评价程序等，建立科学的再犯预测机制。

关键词：假释；适用条件；预测机制

假释的适用条件是假释制度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它着眼于假释制度运作的事前审查，解决何种犯罪人在何种情况下方能适用假释的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均对这一问题有所规定，但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的差异，各个国家的具体规定各异。本文通过对各国假释适用的形式条件、实质条件和例外条件三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结合法律实践，提出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的若干建议。

一、假释适用的形式条件

假释适用的形式条件具体包括适用对象和适用时间两方面内容。在假释的适用对象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根据刑罚的种类作出规定的，可以予以假释的受刑者只能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如美国刑法规定“假释者乃对于判决确定之受刑人，经过部分刑期之在监执行者”；德国刑法规定假释者为“经判处长期重惩役或轻惩役的囚犯”；①法国、匈牙利等国以及我国的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当然，也有极少数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地区（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宾夕法尼亚州、维多利亚州等）原则上排斥对于无期自由刑适用假释。事实上，我国在修订1997年《刑法》的过程中也曾有人提出禁止对无期徒刑适用假释，但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现代刑法理念。被判处终身自由刑的犯人也是可以改造的，惩罚不是最终目的，将他们改造成正常人，使他们不再危害社会才是刑法适用的最终目的。由此可见，只要符合假释的实质性条件，对被判处无期徒刑者适用假释是有益而无害的，其是刑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各国立法在假释适用时间上的规定颇为不同。虽然假释适用都须以执行一定的刑期为前提，但在究竟服刑多长时间才能予以假释的问题上却有以下三种立法例：一是比例制，即罪犯服刑达到刑期的一定比例后，符合假释的其他条件的，可以假释。采用比例制的国家，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刑期比例，大体可分为五种：（1）对一般罪犯、青年罪犯、初犯、累犯等不同犯罪人类型规定不同服刑期限；（2）根据罪行轻重不同，规定不同服刑期限；（3）根据犯罪性质、情节等的不同规定不同服刑期限；（4）根据不同刑罚，规定不同服刑期限；（5）只规定一个最低服刑期或比例。②二是年限制，即规定罪犯服刑达到一定年限后，符合其他假释条件的，可以假释。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45年以上刑期的犯人服刑满15年后，可以假释。这种规定其他国家很少采用。三是采用年限制与比例制并用的混合制，即在某种情况下适用年限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适用比例制。如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适用比例制，而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采用年限制。日本、法国等国采用混合制，我国《刑法》也以混合制为原则，如现行《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假释。

二、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

实质条件是假释适用条件的核心，实行裁量假释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对此皆有规定。如匈牙利刑法典规定法院根据犯罪人在法定刑罚执行期间的良好表现和遵纪守法情况，能够合理推断出对其不再执行监禁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刑法目的时，可以适用假释；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77条规定，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是受刑人确有悛悔之实据；我国澳门地区《刑法》则规定适用假释，法院须考虑案件之情节、行为人在服刑期间罪犯人格方面之演变情况等，有依据认为该罪犯一旦获得假释将能以对社会负责之方式生活而不再危害社会。由上可见，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一般要求“行为良好”或“有悔改表现”。我国《刑法》把这一要求具体化为“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③，关注罪犯主观恶性的改造情况，体现了假释制度鼓励犯人改过自新的本质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进一步规定“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更加具体。我国台湾地区将假释审查的事项分为三种：一是受刑人本身的事项，包括入监后的行为、精神状态、思想及信仰等；二是受刑人的犯罪情形，包括犯罪次数、犯罪动机、目的及手段、犯罪后的态度、犯罪年龄等；三是受刑人的保护管束事项，包括假释后的生活状况、家庭与本人的感情等。根据上列审查，受刑人如无再犯之虞，可呈请假释。④

其二，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规定：有充分理由证明罪犯在社会上居住和生活不会违反法律，假释委员会认为他的释放不会给社会福利带来危害，那么该委员会有权对该犯予以假释。我国《刑法》中也有“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服刑期间的表现”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这两方面是有机结合且呈递进关系的，“确有悔改表现”仅是适用假释的客观基础，是否假释最终还要看这种悔改是不是已经达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程度。当然，是否达到该种程度，需要监管人员根据罪犯各个方面的表现加以综合评定，这也是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中最不易准确量化的部分。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的司法解释认为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一贯表现良好，确已具备“确有悔改表现”的情形，不致违法、重新犯罪，或者是年老、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致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情形，但据此决定是否应当假释仍然相当困难。“在刑事司法过程的确定阶段，即在决定是否对某个罪犯予以假释时，预测是个关键问题”⑤，而要对个人将来的行为的可能性作出预测是极其困难的。这不仅受限于人类的认识能力与手段，而且因为在相当一部分情况下，犯罪行为并无一定的规律可寻而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偶发性。在美国，对人身危险性的预测实践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所谓虚假的否定，即将有人身危险性的罪犯预测为没有人身危险性，以致假释后犯罪的；二是所谓虚假的肯定，即将没有人身危险性的罪犯预测为有人身危险性，以致对其适用和执行了过量的刑罚。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监狱和法院也常抱着“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态度，多报减刑，少报假释，以避免因被假释者再犯而带来尴尬与麻烦，这也是我国假释适用比例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构建科学的假释制度，需要进一步明确假释适用的实质条件的可操作性；同时，立法应当规定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或要求就“应当”⑦给予罪犯假释，压缩假释裁定过程中的弹性空间，使刑罚更加合理化。

三、假释适用的例外条件

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假释适用的一般性条件之外，针对特殊情形还规定了一定的例外条件。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第81条规定：少年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7年后⑧，有期徒刑逾执行期1/3后，得予假释⑨。我国《刑法》第81条第一款也规定，一般情况下被假释者应先服满一定的刑期，若有特殊情况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服刑期限的限制。有学者认为，这种例外规定违背了对假释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的原则，也不符合假释者必须无再犯危险性的原则，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法制原则。⑩笔者以为，这些认识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僵化理解。这一条款的设置体现了刑罚适用过程中的灵活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表现，如果适用程序得当、能体现实质公平，就符合刑罚的目的性及国家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的司法解释中确认《刑法》第81条规定的“特殊情况”是指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需要的情况，从而将该种假释的例外条件限定于涉及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有关国防、外交、统战等工作中特殊需要的情形。除此之外，根据立法、司法解释的精神以及司法实践，对所谓“特殊情况”还可以做一定程度上的宽泛理解。如对于未成年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等，根据实际情况可从宽掌握假释适用的条件。当然，对于这种区别对待应当有内容和程序上的严格限制，以防止利用该规定滥用假释的情况发生。为保证该例外条款不被滥用或虚置，有关部门应对该例外的具体情形和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

假释适用的例外条件还体现在对假释适用对象的限制上。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在立法中做出了这种限制。如蒙古刑法典从罪种上进行限制，规定对第二次犯特别危险的国事罪、故意杀人罪等罪的不适用假释，第三次犯盗窃罪、抢劫罪的也不适用假释；伊朗、阿根廷等国从犯罪人类型上进行限制，规定累犯不能假释；我国《刑法》则从犯罪人类型、罪刑结合的角度作出了限制。我国现行《刑法》第81条第二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笔者认为这种限制是不合理的。假释作为一种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具有调动罪犯内在力量进行积极改造的激扬功能，对罪犯实施正反馈的鼓舞功能和对于刑罚执行的调控功能，并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逐渐适应完全恢复自由的正常社会生活架设过渡的桥梁”。应当说，假释是一种积极的行刑观，无论罪犯所犯何罪、社会危害性多大，只要其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痛改前非，客观上符合假释的条件就应当考虑予以假释，不能一概排除其假释适用权。

四、我国假释适用条件的改进与完善

比较而言，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假释适用条件的规定仍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笔者认为，假释适用条件的改进与完善应当具体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1.取消对假释适用对象的限制。我国现行《刑法》对假释的适用条件规定得过严，势必“妨碍假释制度设立时即应当具有的‘引导犯罪人逐步回归社会’这一主要功能的实现”，这突出体现在《刑法》第81条第二款对假释适用对象的限制上。该限制的不合理性在于：（1）违背了刑罚个别化原则。如同为犯故意杀人罪、爆炸罪等严重暴力性犯罪的人，其主观恶性可能差别很大，有的是偶然犯罪，有的是初次犯罪，有的是由于受外部刺激而犯罪，有的则是再犯、惯犯。就认罪态度而言，有的在犯罪后能积极认错、坚决悔改；有的则负隅顽抗、执迷不悟。如果不考虑罪犯人身危险性的不同而一律规定不适用假释，是不符合行刑个别化原则的。（2）不利于对一部分罪犯的改造及其再社会化。假释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措施，有助于促使罪犯洗心革面，这对于累犯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亦不例外。从本质上讲，假释制度是行刑权调控量刑权的结果，这种调控在现代行刑制度中普遍存在，它可能因犯罪人和犯罪类型的不同而改变力度，却并不因犯罪人和犯罪类型的不同而消失。因此，将一部分犯罪人排除在假释的适用范围之外，就有否定其反社会人格的可塑性、用一种亘古不变的观点来看待犯罪人之嫌，从而断绝了此类罪犯改过自新以争取早日回归社会的一条合法路径。并且，对于这些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大的罪犯而言，他们的再社会化难度更大，更需要在重新正常回归社会生活之前有所过渡，假释恰恰能从中扮演合适的角色。（3）有悖于刑罚经济性原则。刑罚的执行不能不考虑其经济效益，应当尽量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可能的执行效果。对于那些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继续予以关押，除了造成监狱拥挤、降低执行效率、浪费纳税人的贡献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益处。因此，立法应当摒弃这种不合理的限制，对于累犯及其他需要特别关注的特殊犯罪分子设计更加合理的假释适用规定。

2.科学设定假释适用的时间条件。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假释适用的时间条件的规定过于简单，无论对有期徒刑犯还是无期徒刑犯都未区分初犯、再犯、故意犯、过失犯等情形。笔者认为，较之故意犯而言，对过失犯在假释前的实际执行刑期应当适用较小的比例，而不应当一概设定为原判刑期的1/2。同理，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适用假释的也需根据犯罪人的不同情形设定不同的最低执行期限。另外，虽然笔者主张取消对假释适用对象的限制，但基于防卫社会的目的，对某些特殊类型的犯罪在适用假释时予以特别考虑也是可行的。如法国1975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初犯服刑应逾刑期的1/2；累犯服刑应逾刑期的2/3；如系习惯累犯，其获准假释之最低标准应逾执行刑期的3/4。意大利刑法亦规定：累犯之受刑人，执行须达刑期3/4且超过4年者，始得假释。前述规定可资借鉴。

3.建立科学的再犯预测机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决定适用假释与否的实质性条件。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行之有效的再犯预测机制，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假释的适用。建立科学的再犯预测机制首先需要建立假释前调查制度。这种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充实假释释放的审理和促进假释者回归社会的顺利进行。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到监狱直接与待假释的罪犯直接交谈或走访其他犯人等方式，调查其本人的人格状况、生活经历、犯罪动机、狱内表现、释放后的家庭环境、本人的生活计划及对未来生活前景的态度等，从而获得对于待假释者的一个立体的认识，然后根据了解的情况分析预测其再犯的可能性，进而决定是否适用假释。当然，建立科学的再犯预测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要求具备权威的再犯预测评价机构、科学而易操作的评价标准以及严格的评价程序等。

注释

①李祖华、陈庭会：《假释制度立法比较研究》，《当代法学》2001年第9期，第28页。②郦毓贝：《假释制度比较研究》，《现代刑事法制问题探索》（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507—508页。③一般认为，此处的“认真接受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与“确有悔改表现”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是对后者的具体描述（参见陈新良：《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66页），据此，假释的实质条件也略显清晰，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④⑨汪建成、余诤：《海峡两岸假释制度比较研究》，《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第102、103、104页。⑤［加］托马斯·加博：《犯罪行为预测——统计方法》，司法部预防犯罪与劳动改造研究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页。⑥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25—227页。⑦我国《刑法》规定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可以假释”，这一或然性的表述给“金钱假释”、“人情假释”等以可乘之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罚的严肃性。⑧按照一般规定，无期徒刑之执行需逾10年。⑩黄河、邵飞：《内地与澳门假释立法之比较》，《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33页。邱兴隆、许润章：《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但伟等：《论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立法完善》，《法律适用》2005年第4期，第33页。

责任编辑：邓 林

作者：田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