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借贷的法律保障机制论文

2022-05-01

摘要：自从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国策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双创”政策，积极推动各项改革，从而帮助小微企业进行融资，不断增加就业岗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企业间借贷的法律保障机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企业间借贷的法律保障机制论文篇1：

关系、身份和地下金融履约机制研究

摘要：金融交易是信息不对称程度最高的经济交易形式之一，对于缺乏法律保护的我国民间金融交易更是如此，交易中的信息弱势一方承受着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在我国现行的金融制度体系下，民间金融活动能够在金融监管之外得以运行，有其特有的契约保护机制。为了厘清这些履约机制的具体形式，笔者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研结果中分析得出，地下金融参与人之间的关系机制和身份机制是地下融资契约得以保障的重要支撑，地下金融参与人的关系强度及其身份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强度全面影响融资交易的利率、融资形式、投资收益、对地下金融活动的感知和未来预期融资利率、融资规模、融资年限、契约签订和违约比例等各个方面，这两种机制也构成了我们区别于其他同类研究的重要创新点。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如何正确引导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关系机制;身份机制;地下金融;契约执行机制

一、引言

金融交易由于其特殊的復杂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往往需要相应的契约保护机制作为支撑，因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建成或正在建立复杂的金融交易制度体系来保护融资交易中的弱者，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必然与资本市场对资本权益的保护程度成正比，较低的资本配置效率也必然植根于功能不良的融资保护制度。

近些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增长，民营企业及个体工商业者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同时，由于金融体制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正规金融系统所提供的融资机会和融资规模有限，民间自发融资活动得到了快速发展。如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依托煤炭、煤化工和电力等重型工业和随之兴起的房地产业，地区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资金需求与供给之间出现严重缺口，巨额民间资本通过地下金融活动流入工商企业。虽然这些民间借贷行为在推动地区发展中确实发挥了部分积极作用，但其在组织结构和履约方式上却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缺陷，一旦外部经济环境或政策发生改变，融资链条易发生大面积断裂，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地下金融活动在我国各省市地区均有一定的规模，在东三省和中西部地区多以农村民间借贷行为为主，而在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多以中小企业间融资为主，而内蒙古自治区、山西和陕西的地下金融活动则在组织结构和履约方式上呈现出一种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特征。根据笔者的预调研，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地下金融：在组织形式上，资金流向主要以从个人到工商企业为主，或直接融资、或通过中介进行;在履约方式上，除了依托传统的亲缘、地缘和社会网络等机制以外，债权人和中介人的身份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履约机制，尤其是具有一定政治资源的身份，更是保证债务契约得以顺利执行的重要条件。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契约执行理论的视角下，通过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实地调研和访谈，准确掌握我国西部地区地下金融活动中的信贷契约执行情况，尤其是关系机制和身份机制在其中发挥的特殊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现有契约执行机制的内在缺陷和潜在风险，同时提出改进措施和完善方案，以期为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监管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问卷发放回收的时间段为2016年10月到2017年3月，这个时间段已经不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地下金融最繁荣、最火爆的黄金时期，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段主要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履约机制是否有效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才可能得以鉴别，在地下金融的活跃时期，融资网络的运作掺杂了太多的干扰因素。二是笔者的调研和访谈发生在该地区地下金融融资链条断裂之后，这样可以保证调研对象都是危机筛选出来的有效样本，正是由于履约机制的存在，他们才得以存续。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地下金融也称非正规金融、民间借贷和灰色金融等，本文无意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我们将沿用李建军[1]的概念，即地下金融是指货币金融当局以及统计核算部门未观测到的金融活动及相关金融组织、市场等金融要素与运行机制。现有有关地下金融活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地下金融的产生根源、资金供求关系、融资渠道分析、资金用途、利率水平、还款期限、交易方式、规模测算以及对经济发展和正规金融系统的影响等问题，鲜有研究关注到地下金融活动中的履约机制问题，即使提到也只是简单地以关系治理、网络治理、亲缘和地缘交易概括之。地下金融活动中的履约机制本质上是一种私立秩序，任何私立秩序的发展与演化都是所在地区政治制度、法治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的被动反映。

对于地下金融产生的内在动因，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代表性的观点有：Mckinnon[2]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假说和市场分割（Market Segment）假说揭示了地下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即前者在利率管制、行业准入监管与贷款规模控制方面导致正规金融体系效率低下，无法发挥其中介功能，为地下金融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土壤，进而导致在发展中国家中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体系二元分割的局面。Stiglitz和Weiss[3]的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假说认为，由于金融市场内在的信息不对称性，银行无法在事前识别所有融资项目的质量，导致中小企业被排除在正规金融系统之外，从而为地下金融创造了空间。张军[4]、史晋川和叶敏[5]、Seibel[6]和刘民权等[7]的研究认为，地下金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其相对于正规金融系统具有手续简便、放款迅速、管理成本低以及有亲缘及地缘关系作为依托等多种优点，借助于社会网络和亲缘、地缘关系，债权人相比银行更能识别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从而使地下金融与正规金融系统形成竞争关系。

也有一部分研究探讨了地下金融的组织方式，我国现存的地下金融活动包括多种方式，既有点对点式的融资方式，也有中介式的融资方式，甚至还有金字塔式层层吸纳、统一放贷式的融资方式[8]。资金大多为民间闲散资金，但由于地下金融与正规金融体系之间高额的利息差（高达十倍甚至几十倍以上），也有正规金融资源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地下金融的情况[9]。这类文献为数众多，但多为简单描述性文献，缺乏量化分析，即使偶尔有一些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也多是将研究重心放在地下金融的规模估算和影响估计上，鲜有研究关注地下金融细节性的组织方式和契约执行状况。

地下金融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极大的风险与隐患，其来源是不完备的履约方式。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建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凭借其独特的集体声誉履约机制帮助上百万贫民脱离了贫困，还款比重高达98.89%。可见，选择一种好的履约方式完全可以使非正规的金融秩序服务于经济发展，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地下金融活动也是一样，完善和改造现有契约执行机制、降低其负面危害，同样可以使其地下金融活动成为正规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降低监管部门的监管压力。两种思路的交叉推动了国内的研究也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对非正规金融、农村民间借贷以及创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的缓解作用。，如马光荣和杨恩艳[13]、柴时军和王聪[14]、刘景东[15]、谭燕芝和张子豪[16]等。

（二）研究假设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转型经济国家的一个重要制度特征是不同经济个体或企业在使用公共秩序时的机会和成本是不对等的，即那些脱胎于原计划体系的个体或企业，或与转型政府及其代理人关系比较密切的个体或企业、又或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有能力影響或俘获转型政府的个体或企业，总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方向使用、扭曲或重塑包括政府组织、法律制度、金融体系等在内的一系列公共秩序[10-11];而同时那些没有机会进入上述“俱乐部”的个体或企业不得不自发组织一些诸如地下经济、民间融资、商业网络和集体行动等私立秩序来保护他们的产权不受政府及强势经济个体的双重侵犯，使契约能够得到执行[12-13]。

在私立秩序下经济个体之间的交易，无论是商品交易、劳动力交易，还是金融交易，都主要依靠关系治理模式履约[14]。之所以称为关系治理，是因为每个经济个体都会根据自己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来约束自己的侵权或违约行为，以避免破坏其与其他交易者建立起来的长期交易关系。关系治理模式主要分为双边关系治理、多边关系治理以及中介式关系治理三种。这三种契约执行方式分别需要对应一定的社会结构，双边关系治理需要交易双方的关系足够紧密、交易机会足够频繁，以至于他们从一次性违约行为中所获得的投机性收益小于其在持续性交易中获得的未来收益流现值[15];多边关系治理需要交易方所处的社会结构足够紧凑、信息流动通畅，以至于某个违约交易者的违约信息能够快速传播，从而在交易事前对其形成制约[16];中介式关系治理需要某个交易者愿意以营利的方式承担收集违约信息或辅助契约执行的角色，以使其他交易者珍视自己的声誉，形成事前约束[17]。每种治理模式在现实世界中都有大量的案例与其对应，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地下金融活动中的契约执行也可以用上述理论进行解释，地下金融秩序的发生和运作必须要嵌入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与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同学朋友关系等这些常见的社会结构相契合。为此，笔者提出研究假设1：

H1：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地下金融参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度有助于融资交易契约的履行。

如果关系强度比较可靠，地下金融网络将基于以下优势得以运转：一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息掌握较完备，贷款手续也较简便。二是资金到位迅速，无正规金融中的层层审批环节。三是融资形式多样化，便于操作，适应中小企业的需求。四是资金运用灵活度高，企业只要融到资金并能按时偿还，如何使用均不受债权人干涉。五是融资时其他费用开支较少，熟人之间利率可以压得相对较低。关系机制到底如何发挥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统计检验，为此，我们需要将H1具体化，将关系机制与地下金融的融资利率、融资规模和期限、收入水平、契约形式、违约比例、正负评价等因素关联起来。因此，H1应该包含以下隐含假设：

H1a：参与人关系强度与地下金融融资利率成反比。

H1b：参与人关系强度与地下金融融资规模和融资期限成正比。

H1c：参与人关系强度与参与地下金融的收入成正比。

H1d：参与人关系强度越高，在融资交易中越不倾向于签订书面合同，反之则否。

H1e：参与人关系强度越高，违约比例越低，反之则越高。

H1f：参与人关系强度越高，对于地下金融越不容易产生负面评价，反之则否。

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可知，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地下金融活动还体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独特一面，即债权人或中介者的身份非常重要。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地下金融活动中，债权人或中介者一般都具有比较特殊的身份（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银行工作，或直接是政府公务员），这些身份普遍具有某些政治资源。政治资源在两个方面使债权人或中介者相对其他人具有优势：一是事前的信息甄别，具有政治资源的债权人或中介者更能识别债务人的投资质量和还款能力;二是事后的履约机制，债务人一般不敢轻易拖欠这些具政治资源优势的债权人和中介者。我们把上述这种基于债权人和中介者特殊身份的履约机制称做身份机制，这种基于身份的机制与传统的关系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治理着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地下金融活动，为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地下金融参与人身份的政治资源强度有助于融资交易契约的履行。

同理，身份机制也会与地下金融的融资利率、融资规模和期限、收入水平、契约形式、违约比例、正负评价等因素相关联。地下金融参与人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强，他们参与融资活动就越便利，因此，H2应该包含以下隐含假设：

H2a：参与人身份的政治资源强度与地下金融融资利率成反比。

H2b：参与人身份的政治资源强度与地下金融融资规模和期限成正比。

H2c：参与人身份的政治资源强度与参与地下金融的收入成正比。

H2d：参与人身份的政治资源强度越高，在融资交易中越不倾向于签订书面合同，反之则否。

H2e：参与人身份的政治资源强度越高，违约比例越低，反之则越高。

H2f：参与人身份的政治资源强度越高，对于地下金融越不容易产生负面评价，反之则否。

三、调研过程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和分析地下金融活动中的契约执行机制，而不考虑地下金融的资金供需关系、利率决定、规模测算及其对正规金融和区域经济的影响。

根据我们的重点访谈，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典型的融资模式包括点对点式、中介式和金字塔式融资模式三种。点对点式融资模式即贷方直接向借方融资，一般额度较大，而且既不需要担保人也不需要抵押物，甚至有时贷方与借方之间没有稳定的双边关系。有很多政府部门的亲属（也有本人）或国有银行、企业的亲属通过各种渠道从银行以较低的利率贷款，然后转手以高息点对点放贷到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中介式融资模式即贷方通过中介向借方融资，在这种融资模式下，中介者一般具有比较特殊的身份，这种特殊的身份将贷方和借方连接了起来，中介者抽取佣金作为酬劳。（有时没有酬劳，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收益，例如索取或收受贿赂）。金字塔式融资模式，也是潜在危害性最大的一种融资模式。具有一定政治资源的中介者有能力从最底层的贷方层层搜集资金，然后集中贷出，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在这种融资模式下，贷方一般都是普通市民，而中介者普遍具有较为雄厚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源，但这种身份都是非正式、暂时的，随着中介者个人状况的改变而转移，无法与正规的金融系统相比，因而，很多地下钱庄的风险都来自金字塔最高层中介者的个人状况，全国著名的石小红案和吴英案就是这种融资模式的典型代表。

无论地下金融的组织形式如何，地下金融的参与人都可以分为单纯贷出者、单纯借入者和中介者三种类型。在预调研访谈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针对三类参与者的调查问卷，问卷分为六个部分：一是参与者的关系和身份背景相关信息。二是针对单纯贷出者的相关问题。三是针对单纯借入者的相关问题。四是针对中介者的相关问题。五是所有参与者都必须要提供的收益相关信息。六是对地下金融活动整体评价的相关信息。针对该调研，我们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3份，其中，收到针对单纯贷出者的问卷144份、针对单纯借入者的问卷103份、针对中介者的问卷56份。

2.调研结果一般性描述

根据表1的结构，就调查问卷而言，我们整理了调查问卷每个单元问项的平均回应和典型回应，具体描述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知，从地下金融参与者的关系与身份背景方面来看，中介者的平均年龄最高，可能是由于中介者需要更加丰富的从业经验，因而年龄较长;无论是单纯贷出者、单纯借入者还是中介者，女性的参与比重都较低，只有单纯贷出者的比重稍高，可能是由于男女社会分工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差别所致。单纯贷出者的党员比重最高，工作性质为国有企事业单位或公务员的比重也最高，说明这一群体具有较为充足的闲余资金。从业时间方面，中介者最长，可以看出没有长时期的浸染，基本上无法从事中介业务。

从融资活动信息方面来看，无论是单纯贷出者、单纯借入者还是中介者，地下金融参与人都倾向于与亲戚、朋友等强关系人发生交易，尤其是单纯贷出者，由于相对于中介人缺乏行业经验，他们平均77.1%的贷出对象为亲戚和朋友。同时，相对于经验丰富的中介者，单纯借入者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62.2%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大部分资金流向房地产业投资和能源企业短期需求，借贷时间较短，利息远高于银行利率。对于单纯贷出者和单纯借入者，由于关系机制和身份机制的作用，很多交易甚至不需要借条和合同，中介者情况比较特殊，由于相对专业以及关系紧密度相对较低，合同比重较高。概而言之，相对于中介者，单纯贷出者和单纯借入者的融资交易可能更加依赖参与人的关系和身份机制，关系强度和身份机制到底发挥多大的保障作用，需要我们进行实证分析。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变量描述

为了对假设进行统计检验，我们将变量的代码、含义、性质和赋值规则进行总结，如表1所示。

（二）假设检验

我们对表1的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被解释变量的类型不同，我们针对不同的被解释变量采取了不同的回归模型：地下金融的融资利率、资金规模、融资年限和融资收益为连续型变量，我们采用OLS回归进行分析;地下金融的违约比例为受限变量，介于[0，1]之间，我们需要采用Tobit回归;而是否签订书面合同以及对地下金融未来预期为0、1变量，需要采用Logistic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我们来分析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融资关系强度Relation。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Relation在回归方程中对被解释变量融资利率Rate、融资规模Range、融资期限Time、融资收益Return、是否签订书面合同Contract、违约比例Break均具有显著解释力，而对于被解释变量对地下金融未来预期View则解释力不显著。Relation在解释融资利率Rate时符号为负，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變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融资利率越低; Relation在解释融资规模Range时符号为正，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融资规模就越大;Relation在解释融资期限Time时符号也为正，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融资期限也可以相应地拉长;Relation在解释融资收益Return时符号也为正，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融资收益就越高;Relation在解释是否签订书面合同Contract时符号为负，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他们就越不倾向于签订书面合同;Relation在解释违约比例Break时符号也为负，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他们之间的违约比例也就越低。综上，H1的前五个隐含假设全部得到验证，而第六个隐含假设没有通过检验。

其次，我们来分析另一个解释变量参与人身份的政治资源强度Identity。Identity在回归方程中对被解释变量融资利率Rate、融资规模Range、融资期限Time、融资收益Return、是否签订书面合同Contract、违约比例Break也都具有显著解释力，而对于被解释变量对地下金融未来预期View解释力也不显著。Identity在解释融资利率Rate时符号为负，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的政治资源越强，融资利率越低;Identity在解释融资规模Range时符号为正，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的政治资源越强，融资规模就越大;Identity在解释融资期限Time时符号也为正，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的政治资源越强，融资期限也可以相应地拉长;Identity在解释融资收益Return时符号也为正，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的政治资源越强，融资收益就越高;Identity在解释是否签订书面合同Contract时符号为负，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的政治资源越强，他们就越不倾向于签订书面合同;Identity在解释违约比例Break时符号也为负，说明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下金融参与人的政治资源越强，他们之间的违约比例也就越低。综上，H2的前五个隐含假设也全部得到验证，而第六个隐含假设也没有通过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地下金融参与人的关系强度越大、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多，他们所参与的融资利率越低可以支撑的融资规模越大、融资期限越长，融资收益也越高，他们之间也越不倾向于签订书面的合同，违约率也越低。一言以蔽之，关系机制和身份机制可以显著降低地下金融参与人的融资成本，提高他们的融资效率，因而我们基本可以确证，地下金融网络中的关系机制和身份机制切实在发挥着作用。而H1和H2第六个隐含假设没有通过检验的原因则可能是，在2012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整体崩塌后，地下金融链条大面积断裂，所有人对地下金融的预期全部呈现悲观态势，使对地下金融未来预期View变量没有太大区别，进而导致解释变量Relation和Identity对其解释力不足。

最后，我们来分析控制变量参与人角色Role1和Role2、参与人年龄Age、参与人性别Gender、参与人学历Degree、参与人是否为党员Party、参与人从业年限Year、参与人是否有人引入行Enter、参与人自有资金占比Self、资金流向Flow的表现。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控制变量的解释力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角色变量Role1和Role2在部分回归方程中显著，表示地下金融网络中介者身份的特殊性，中介者可以支持更大的交易规模和融资期限以及可以获取更高的收益。而参与人年龄Age、参与人性别Gender、参与人学历Degree和参与人是否为党员Party的解释力并不强，只是在某些回归方程中显著，说明地下金融活动中的融资成本和融资效率与参与人的年龄、性别、学历及是否为党员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不太相关。但是，参与人从业年限Year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释因素，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参与地下金融活动的时间越长，其抗风险的能力和获益能力也就越强，能够支持的融资规模越大、融资期限亦越长。另外，参与人是否有人引入行Enter在部分方程中显著，说明由他人引入行的参与人可能也会获取引路人的某些帮助，从而影响其融资表现;自有资金占比Self也在部分回归方程中显著，说明自有资金占比较高的投资者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较高;资金流向Flow也在部分回归方程中显著，说明房地产业和能源企业的融资利率更高、收益更大，但却比较脆弱，容易发生违约现象，是地下金融融资网络的主要波动性因素。

整体来看，我们的研究假设得到了较好的验证，我们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在回归方程中解释力较强，说明关系机制与身份机制是地下金融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支撑保障;众多控制变量也具有一定解释作用，符合现实预期且具有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关系机制与身份机制，按照逻辑推理，随着这两个机制变量取值的差异，当事人对地下金融的预期信念应该产生差异，但统计结果未能证实我们的推断。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2012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房地产业崩塌后，人们的群体性悲观反应导致，该问题留待我们进一步跟踪研究。

五、结论与展望

笔者实地调研并深入探究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地下金融网络的运行机制，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我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针对地下金融的三类参与者，即单纯贷出者、单纯借入者和中介者，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到有效问卷303份，并对其中部分样本进行了深度访谈。根据的调研结果可知，地下金融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履约保障机制是参与人之间的关系治理以及参与人身份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实证研究发现，融资关系强度和身份的政治资源强度对于地下金融活动中的融资利率、融资规模、融资年限、契约签订、违约比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还发现，地下金融活动中最关键的问题包括两个：一是由外部經济和政策环境所导致的地下金融投资领域（例如房地产）波动。二是资金需求方的诚信问题，但前者是决定性的，往往是前者的波动导致了后者的诚信危机。但即便是这样，关系机制和身份机制也扮演了投资领域波动的稳定器角色，在这两种机制的缓冲下，地下金融融资链条断裂所带来的损失还是被大大缓解了。

从调查问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民间资本的需求、供给和利率决定是客观的、不容忽视的存在，地下金融的发生和发展是民营经济自我探索、自发演化的结果，是纯粹的市场主义冲动和行为，也是民营经济对正式金融体系功能不足或秩序不佳主动或被迫的反应，忽视或压制民间金融亦是变相地排斥民营经济的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吸纳和消化民间资本的需求和供给，把它们引导投入到安全的业务和行业中去。地下融资的高利率也说明，由于缺乏必要的保护，民间资本的供给是相对不足的，因此，进入地下金融市场的资本只能流向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例如房地产业、能源性行业或其他投机性行业，这些行业的高风险正是地下金融潜在风险的根源。

作者：姜涛杨明轩曹冬雪

企业间借贷的法律保障机制论文篇2：

浅析最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修改特色

摘要：自从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国策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双创”政策，积极推动各项改革，从而帮助小微企业进行融资，不断增加就业岗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根据最高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各级法院所收案件中，民间借贷案件已经是位列第二，如何更好的审理此类案件和统一裁判标准，新的司法解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民间借贷；p2p；借贷利率；企业借贷

作者简介：孙登华（1991-），男，汉族，江西景德镇人，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非法学）研究生。

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借贷的合理补充，因其手续简便、放款迅速等特点使得借贷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我国相关金融法律规范相对不完善，存在许多边缘地带，这就使得民间借贷有了存在的空间，而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借贷因其本质特点，使得借贷风险与日俱增，已经严重影响了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虽然1991年最高院曾颁布过一个民间借贷的《意见》，由于其内容过于简单，不能很好的为各级法院提供统一的裁判标准，所以各级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有自己的裁判标准。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关民间借贷的形式、效力等都与之前的《意见》不太相符，故最高院根据现实情况制定了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统一了各级法院的民间借贷案件的裁判标准。特别是对大家关心的民间借贷主体的界定、P2P网络借贷、企业借贷的相关效力问题以及借贷利率与利息都有了新的规定和界定，本文将从其修改的几大重要方面进行分析。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及适用范围

1991年的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对其概念及适用范围未作出明确规定，使民间借贷的主体混乱，新的民间借贷解释明确了概念、主体及其适用范围。其中第一条就开门见山的理清了民间借贷的概念，从本条文的规定可知其认可了法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这大大突破了原有的规定；在我国借贷分为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本解释排除了金融机构贷款的适用，从而理清了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

二、一定程度上承认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企业间的借贷是指两个非金融经营权的企业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实行资金拆借的行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6 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②本解释就突破了原有的规定，其规定企业在一定情形下即为了生产经营需要订立所订立的借贷合同是有效的。再有，企业也可通过向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需要，但不得从事高利转贷活动。

多年来，企业为了规避企业间资金拆借无效的规定，一般都会通过虚假交易等方式进行民间融资，使企业的潜在风险大大增加，严重破坏了民间借贷市场的规范性。而此次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给企业借贷提供了方便，如果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的、正当的企业间资金拆借是允许公开地进行，而不必在地下或绕道操作，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为规避法律所产生的成本，从而使得企业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但是，允许企业之间融资，绝非意味着对企业之间的借贷完全放开。作为生产经营型企业，不得以放贷为主要业务，否则必然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所以解释就规定了企业借贷行为的相关无效条款，从而引导企业合法借贷。

三、规定了p2p等互联网新型民间借贷担保责任的界定

随着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2013年以来，p2p网络借贷出现井喷式发展，其借贷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其独特的特点如p2p平台主体的复杂性、监管主体的不明、借贷主体大都缺乏信用等新问题，故新司法解释理清了一些基础问题，即规定p2p涉及的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在责任承担方面是不同的。

四、民间借贷利率的重大改动

利率的规定向来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1991年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利率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故新解释有了两区三限原则：即年利率的24%是民事法律应予保护的固定利率；24%至36%则作为一个自然债务区，如果要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保护，法院不会保护，但是如果当事人愿意自动履行，法院也不反对；超过36%则是无效区，在利率无效的情况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

本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清了许多之前混淆的问题，并对当前的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规定，对于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我们公民自身的借贷也会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必将促进解决现在的小微企业融资、借贷难的问题。

[注释]

①薛博.中国企业间借贷合法化的法律保障机制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5（8）：83.

②岳彩申.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J].中国法学，2011（5）：88.

[参考文献]

[1]岳彩申.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J].中国法学，2011（5）.

[2]薛博.中国企业间借贷合法化的法律保障机制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5（8）.

作者：孙登华

企业间借贷的法律保障机制论文篇3：

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法律保障机制：信用卡滞纳金违宪案

摘要：近日，某法院做出了全国首例认定信用卡滞纳金违宪的司法判决，使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问题再次成为热点。本文结合对该案例判词说理的分析，围绕信用卡金融消费阐释了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基本要义、发展现状和制度基础，并以银行业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保护为主线，探讨分析了我国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保障力度不足的主要原因，从立法、司法、行政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和金融机构自我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构建与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法律保障机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信用卡；法律保障；政策建议

一、信用卡滞纳金案情与判决

2013年9月4日，沙某某在中国银行某支行（下文简称为“G支行”）申请并开通了长城环球通白金信用卡。该信用卡申请合约条款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乙方（沙某某）在到期还款日之前未能偿付最低还款额或未能完全还款的，乙方除按照甲方规定支付透支利息外，还需按照最低还款额未偿还部分的5%支付滞纳金。截至2015年6月8日，沙某某通过该信用卡共透支339659.66元，因未能还款，G支行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沙某某归还截至2015年6月8日的本金、利息及滞纳金375079.3元以及至欠款付清日止的利息（以375079.3元为本金，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滞纳金（以375079.3元为未偿还部分，按照约定的5%每月支付滞纳金）。被告沙某某对原告G支行诉称事实无异议，但请求予以减免滞纳金。

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沙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G支行支付截止至2015年6月8日的本息375079.3元及从2015年6月9日起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39659.66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驳回原告G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该判决判令沙某某按年利率24%支付信用卡本金的利息，直接驳回了G支行的滞纳金诉求，也否定了按月复利计息的惯例。为论证其审判依据，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引述了《宪法》第三十三条①之规定，并从宪法“平等权”等多个层面，提出应对法律做系统性解释，认为“商业银行错误将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作为自身高利、高息的依据，这有违于《合同法》及《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认定24%的年利率为公平利率，并驳回了银行有关信用卡滞纳金的诉求。此案判决书中说理部分多达6700余字，因系否定信用卡滞纳金的首例司法判决，该案因而被称为“信用卡滞纳金违宪第一案”。

二、法官判词的合理性

本案判决②之所以能引起热议，成为“信用卡滞纳金违宪第一案”，主要在于法院并没有循规蹈矩，而是一反银行胜诉信用卡滞纳金的通行判法，坚决否定了G支行的信用卡滞纳金诉求。而且，法院的判决依据更让人眼前一亮：一是引用宪法平等权条款进行说理，以证明信用卡滞纳金违法；二是否定了信用卡合约的滞纳金约定，主张应按公平原则调整信用卡违约利息，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年息24%的民间借贷利率规范。笔者认为，该案判决既合情合理，也有利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护。尽管如此，从金融实务方面和法理层面上衡量该判决，仍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有进一步优化和探讨的空间。

（一）判决书引用的贷款利率管理规范已然滞后

判决书依据《商业银行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主张银行贷款利率超过年息24%就属于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贷款利率的相关规定。笔者认同主审法官的这一分析认定，司法机关不保护金融机构过高的贷款利率合乎情理法理。现实中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受限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而且其制定具体的信贷政策时应当接受中央银行等有关部门的宏观指导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而且商业银行主要以批发业务和大客户为服务对象，基本不可能出现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年息24%的民间借贷利率标准。只是，该案主审法官说理论证时主要侧重分析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关注到我国金融机构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问题。实际上从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同业拆借利率上限管制开始，我国就已经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并根据“先贷款后存款，先外币后本币”的原则逐步推进，其间于2013年7月20日全面放开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并以2015年10月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理，利率市场化改革接近完成。可见，该案当事人签署信用卡领用合约时，商业银行就已经没有贷款利率限制了，判决书引用的《商业银行法》和《合同法》限制贷款利率的相关规定已然滞后于金融改革实践。

（二）判决书对信用卡透支利息的理解不够全面

判决书对信用卡的理解，主要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进行阐释。该解释明确指出，“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等全部功能或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这里将信用卡透支理解为信用贷款业务不存在任何问题，银行业务上也是把信用卡透支额度计为授信额度。需要注意的是，该解释强调了“刑法规定的‘信用卡’”，从整个银行业务的角度看，虽然信用卡的主要功能是信用消费，但如果把信用卡透支理解成一般的信用贷款，并执行信用贷款的利率管理等相关政策则有失公允。众所周知，在信用卡业务设计上，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透支利息和滞纳金所得，而是持卡人刷卡消费时商家支付的手续费等中间业务收入，这也是各发卡银行通常给予信用卡持卡人20—50天（或者25—56天）的免息期，并制定价格折扣、积分礼品赠送等各种信用卡刷卡消费鼓励政策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为了限制非信用消费和不正常的信用消费，除了判决书指明的征信惩戒和涉及犯罪的刑事惩罚外，发卡银行通常在信用卡协议中约定信用卡透支超期还款的罚息和高额滞纳金，对信用卡取现一般规定从取现日起万分之五的日息。所以，对信用卡的理解，需要综合考虑信用卡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其利息计算也需要考虑信用卡透支免息期问题，不宜简单地按信用贷款利息进行计算。

（三）从性质上否定信用卡滞纳金更加合理合法

滞纳金制度源于税收领域，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和强制性，因其对纳税义务人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而颇见成效，进而被其他领域复制、模仿和推行。从法律性质上看，滞纳金属于执行罚的性质，应将其归为行政强制的范畴。但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一些由行政事业单位转型产生的垄断性市场经营主体、甚至是完全市场化经营主体对滞纳金制度依然偏爱有加，存有路径依赖，利用滞后的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寻找依据，或通过自主制定的格式合同强行约定高额“滞纳金”。商业银行规定的信用卡滞纳金明显属于后者。其实，既然商业银行与信用消费者是平等的商业交易关系，那么商业银行就不具有行政属性，不具备执行罚的基本要素，因此其设定的信用卡滞纳金自然是名不副实，于法无据。判决书说理部分对滞纳金的阐释和利息一并进行考虑，主要还是从利率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滞纳金和超限费”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冲突，从而从法理上对商业银行信用卡滞纳金予以否定。笔者认为，本案的核心不是公民的平等权，而是金融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问题，从滞纳金的执行罚性质上看，商业银行作为商业主体无权设定滞纳金，据此否定商业银行信用卡透支滞纳金的合法性更具实践意义，也与宪法不能司法化的理念相一致。

（四）判决书没有厘清平等权和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本案判决说理部分援引《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强调的是法律上的平等权，既不是公平权，更不是公平交易权。这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平等权主要强调对不同公民个体在立法意图、司法尺度和行政执法裁量上的平等，特别是不因性别、种族、民族、地区等因素造成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但对妇女、儿童、老弱群体的特殊保护不仅不违反平等权，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平等权。公平权主要强调公民个体在民事权利上的平等，包括但不限于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等民事经济行为，也有主张公平权包括程序方面的公平和实体权利上的公平，其核心仍是强调被动公平和主动公平的统一。金融消费虽然已经是买方市场，但金融不公平问题，特别是信贷不公平竞争问题仍然非常突出。相比平等权与公平权，公平交易权的范围最小，仅是公平权利在交易领域的具体落实，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平等选择交易对象，提供平等机会，设置平等交易等权利要求。虽然这只是个体权利，但却是交易稳定和安全的基础。对金融交易者而言，公平交易权是保障金融交易稳定、有效的重要基础条件，也是保障国家金融交易秩序和金融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样需要国家构建健全的法律机制来加以保障和支持。

三、信用卡滞纳金与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商业银行认为信用卡滞纳金是国家有关部门授权的法定权利，实际上这是曲解了滞纳金是一种执行罚的本质，其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环境下非市场经营理念的延续，是对所谓“惯例”的单方面自利性选择，没有正确理解金融消费者的权利，特别是没有正确理解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一）信用卡与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一般体现为交易意向自愿、交易机会平等、交易条件合理、交易地位对等、交易过程自主和交易结果公正等六个方面。对信用卡消费者而言，这六个方面都还略有欠缺：其一，随着信用体系的完善，金融消费者会越来越信赖信用卡等信用工具，完全不使用信用卡也会影响其信用评级，会给金融消费者工作和生活带来不便甚至麻烦，申请信用卡可能是消费者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愿”行为。其二，不能充分自愿的交易在机会上也难言完全平等，如在信用卡与各种公共服务或单位“集体要求”挂钩的捆绑销售行为屡禁不止的情况下，根本保证不了交易机会是平等的。其三，有效的信用卡交易基本还是卖方市场，各发卡银行自行设定的交易条件也大同小异，而且通常还以格式合同的形式要求申请人签约，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和（或）担保，申请人只能满足相关条件的现状与交易条件公平合理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其四，消费者向发卡银行申请信用卡时需要附报相关资料，是否批准由发卡银行决定，而且双方在规模、资金等方面的差距导致交易地位难言平等，甚至在对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的影响力上也是地位悬殊，本文引论的全国首例信用卡滞纳金违宪案引起热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类诉求第一次得到司法支持。其五，信用卡申请和交易过程中消费者有一定的自主权，即使领取信用卡后消费者也可以选择不激活而不用交纳年费，但由于信用卡使用往往与消费者信用等级挂钩，而且发卡银行对信用卡开卡人还有一定的奖励安排，在征信压力和奖励诱惑下，金融消费者的交易自主终止权也会大打折扣。意向非完全自愿，机会非基本平等，条件非基本合理，地位非基本平等，交易过程不自主都可能会导致信用卡交易的结果对金融消费者难以实现完全公平。可以说现行信用卡交易环境决定了我国金融消费者难以享受公平的交易权利，只能被动地接受商业银行提出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被迫接受信用卡透支逾期所产生的高额罚息和滞纳金。

本文引论的全国首例信用卡滞纳金违宪案被告答辩时认为到2015年6月8日的信用卡透支本息就包含了罚息和滞纳金，亦得到法院支持，这是法官尊重消费者意思自治的体现，也说明了金融消费者对信用卡交易不公平现状的默认，我国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真正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信用卡滞纳金制度源起探析

信用卡和它所依附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都是舶来品。但与发达国家信用卡违约金制度相比，我国金融管理机关为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设立了特别的滞纳金制度，滞纳金成为各家银行信用卡相关协议的标准条款，并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各级法院的支持。究其原因，与我国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和立法、金融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由于地位特殊，银行机构在我国一直受到特殊保护，对信用卡等银行新业务自然也有选择性地给予特别的制度性保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银行实行显性或隐性担保，银行不实行破产的“惯性”延续至今。即使现在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但对银行破产的探索进展仍然缓慢，而且系统重要性银行不能破产也还是各方共识。因此长期以来，金融监管部门在制定业务规则时通常会倾向于保护商业银行利益。比如，1999年3月1日实施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就特别设定了信用卡滞纳金和超限费制度③。商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顺理成章地将其转化为相关行政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

当然，相关立法研究和司法实务发展滞后，也是信用卡滞纳金制度不合理而又被长期保存的外部条件。由于信用卡业务是商业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才引进的业务，一直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在司法方面也主要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商业银行法》。但是由于缺乏行政强制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认真研究信用卡滞纳金的性质问题，所以法院通常根据契约自愿原则支持银行的信用卡滞纳金主张。

（三）取消信用卡滞纳金与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保护

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4月15日发布、201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规定取消信用卡滞纳金，违约金由发卡银行和金融消费者协商决定，并且实行最高可以打七折的弹性透支利率，免息期可以约定超过60天。这表明，信用卡滞纳金制度寿终正寝，全国首例信用卡滞纳金司法判例或多或少对顶层决策产生了实质影响。当然，这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1. 金融管理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承担企业改制巨大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基于此，国家对金融机构实行特殊的管理和保护政策既名正言顺，又合乎逻辑。但随着经济和金融的深入发展，金融消费者保护已成为发达金融体系的共同特征，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都顺应趋势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门机构，全面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2. 金融立法和金融司法实践。如前所述，在侧重保护金融机构时期，我国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立法和司法保护明显高于对一般市场主体的保护，盗窃ATM按盗窃金融机构定罪量刑都曾引起争议。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法律实践中开始关注到金融市场的公平问题，金融立法理念和司法实务都逐步从侧重保护金融机构转向兼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另一个比较鲜活的例证是司法实践中对民间借贷的认定，从严格限制为自然人间偶发性、生活性借贷逐步放宽到工商企业间偶发性经营性借贷，本文信用卡滞纳金违宪案判决说理部分的核心思想也是基于商业银行和金融消费者公平性的考量。

3. 消费者权益保护大环境。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促进消费政策的确立，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和相关促进消费政策陆续出台为标志，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不仅金融管理部门，其他政府部门、司法机关、新闻媒体都更加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信用卡滞纳金作为关系大多数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最终被中国人民银行发文取消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涉卡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法律保障机制及其基本路径

涉卡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问题盘根错节，来由已久，涉及范围广，影响面大，是当前最突出、也最具代表性的金融消费权益问题。对此，应从立法、司法、行政监管、社会监督、金融自律等方面予以综合治理。

（一）立法与制度

1. 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议在修改《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修订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细则；建立以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保护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金融发展实践及时更新完善相关管理规范，为金融执法和金融司法做好法律法规保障。

2. 完善信用卡定价体系。当前信用卡溢缴款取现、挂失、销卡余额支取等方面收费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只是因为统一的规范政策约束和独立的监管缺失，更是因为没有完善信用卡费用的定价体系，所以需要尽快建立相关的科学定价机制。

3. 建立并完善信用卡相关配套制度。制度能否良好运行，靠的不只是这个制度本身，还有其实施的条件是否成熟，其配套制度是否已经建立起来。为了多方位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以适当地参照英国的金融巡视员制度来建立自己的制度，也可以适当地参照美国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来建立我国的金融消费集团诉讼制度。

（二）司法保障

司法权是维护消费者公平利益的最后防线。完善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司法救济首先是改善司法环境，要依法公平裁决。其次是改革和完善司法制度，可以考虑设立金融消费案件专门法庭或小额法庭，对金融消费侵权案件速立案、速审理、速执行。还可以考虑建立针对金融消费者或其他消费者的公益诉讼制度或团体诉讼制度，支持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或无力支付诉讼费用的金融消费者寻求司法保护。

（三）行政执行与监管

保护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是包括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其他行政机关在内的行政管理职责。要健全行政法律法规体系，增加和完善有关金融消费者私权保护的内容和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减少临时性行政措施，形成监督合力，督促行政机关及其执行人员严格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私权。

（四）自律机制

金融机构要做好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方面的内部制度建设，相关信用卡合约条款要公平合理，使用语言要通俗流畅、浅显易懂，杜绝歧义、误读。要探讨完善信用卡预约销卡制度，对由于无法实时结算产生的利息欠款和违约金等问题，可以通过预约销卡、提前告知等制度进行规范和解决。探讨建立法定信用卡拒付制度。要把这种举证责任倒置到银行；借鉴欧盟或者美国的经验，在完善签字和数字密码安全性的基础上，建立法定信用卡拒付制度。金融机构要建立独立的、封闭运行的信用卡侵权投诉处理机制，对金融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侵害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在内的事项进行独立调查，独立公正处理。为保护消费者投诉机制有效运行，可以实行金融机构投诉处理系统和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消费者权益部门信息共享，赋予监管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工作人员随时访问金融机构消费者投诉处理系统和数据库的权力。

（五）第三方监督

积极探讨利用各种第三方力量的监督作用来保障和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一方面，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或在各级消费者协会下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针对格式合同等普遍性的侵犯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行为共同应对，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新闻媒体或新媒体做好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保障工作。

注：

①宪法条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②成都高新区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高新民初字第6730号。

③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5%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

参考文献：

[1]杨东.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J].法学家，2014，（10）.

[2]于晓阳.信用卡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的表现及保护对策[J].金融服务与监管，2015，（1）.

[3]方鑫，王琨，赵志雄.浅析信用卡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表现及对策[J].生产力研究，2015，（11）.

[4]杨端.美国信用卡信用风险防范立法及其启示[J].河北法学，2007，（3）

[5]张小萍，贺波.论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J].法制与社会，2015，（10）.

[6]丁建臣，孙晓杰，刘亚娴.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特征分析与政策建议[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15（3）.

[7]朱锋.论金融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基于储蓄行为的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 2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