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效益法律机制研究论文

2022-04-27

摘要分析了安康市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方式单一；资金支持相关法规不完备；相关地方法规系统不完善；保护者和受益者间权责不清；缺乏有效的配套基础制度；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意识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安康市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建议。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生态效益法律机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生态效益法律机制研究论文篇1：

贵州地区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构建

[摘　要]贵州地区位于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上游，生态区位极其重要，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屏障的作用。只有治理石漠化，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才能使石漠化防治取得实效。贵州在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存在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的法规缺失，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单一缺乏有效监管，缺乏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的问题。只有完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监督机制，提升生态保护意识完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管理体制，才能更好地防治石漠化，改善生态环境。

[关键词]石漠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

一、贵州地区防治石漠化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一）贵州地区治理石漠化的需要

贵州地处岩溶生态脆弱区，岩溶出露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绝大部分区域属于易淋溶区域。而贵州省石漠化的面积和程度居全国之首，其石漠化危害程度最深、最广。石漠化直接造成水土流失、生物种群单一，地区贫困，严重阻滞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治理石漠化已经刻不容缓。治理石漠化、环境修复、重塑生态系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而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非排他性、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属性，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性也使得搭便车的心理广泛存在。只有构建完善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才能使得封山育林、坡地综合治理石漠化真正落到实处，保护石漠化防治者的合法权益，平衡贵州地区和两江流域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构筑两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需要

贵州地区位于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上游，生态区位极其重要，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屏障的作用。为了防治石漠化，贵州地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贵州地区属于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的省份，地区贫困问题仍然是主要问题。防治石漠化、构筑两江上游生态屏障需要封山育林，植被修复，需投入大量的资金综合治理石漠化。贵州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也需要求生存，求经济发展，这使得构筑两江上游生态屏障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只有完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才能解决地区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平衡利益分配，解决上游区投入而下游区受益的问题，实现公平，保护石漠化治理者的合法权益。

（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需要

贵州岩溶区域石漠化的扩展恶化了生态环境，石漠化区域的土壤稀薄且土壤贫瘠，水分下渗严重，不能涵养植被，土壤流失、土地退化日益严重。缺土少水的恶劣生态环境造成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只有耐旱性的植物才能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存活，直接导致了生物多样性锐减，植被结构趋向单一。植被结构单一化直接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石漠化面积扩展，在恶性循环中有些石漠化严重区域甚至寸草不生。完善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构建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完善防治石漠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变陡坡开垦为林草植被保护，综合治理坡地水土流失问题，植草种树，涵养水源，封山育林，才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减低石漠化的危害程度。

二、贵州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一）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缺失

目前，我国在《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水土保持法》中已经有生态补偿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继续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逐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战略格局。为了防治石漠化，完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贵州省在生态保护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贵州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中已经明确规定逐步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国务院也已经批准了《贵州省水利建设生态建设石漠化治理综合规划》。可以说，防治石漠化，构建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仅有对生态补偿的原则性规定，在实际运用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并不能满足防治石漠化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需求。在实际操作中，针对石漠化区域生态补偿问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生态补偿的标准、补偿的数额，补偿的方式，这就会造成补偿标准随意性大，补偿不到位，使得治理石漠化者的利益无法得到即时、全面的补偿。利益分配不公会导致治理石漠化者的积极性遭受挫败，防治石漠化的成效大打折扣。

（二）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单一缺乏有效监管

贵州省在《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中已经明确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态环境补偿纳入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体系，逐步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目前，虽已经确立生态补偿的机制，但是生态补偿只限于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对生态补偿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健全，生态补偿的程序规则缺失致使生态补偿中资金运作缺乏规范化，且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来保证生态补偿费用在防治石漠化中的使用。防治石漠化中生态补偿资金运用的监督机制的缺位，使得生态补偿费用在防治石漠化中极可能并未用于石漠化的防治，而是被挤占、挪用、截留。这会使得真正治理石漠化者得不到全面、有效的补偿。补偿机制的等值性缺乏将严重影响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严重影响防治石漠化的成效。此外，在石漠化防治中生态补偿资金多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生态补偿资金筹措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政府财力有限，资金来源单一。

（三）缺乏有效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

目前，贵州在治理石漠化过程中尚未形成完善的防治石漠化的生态补偿管理体制，各相关部门对于生态补偿设立自身的补偿标准，遵循自身设立的生态补偿程序，部门分割现象严重，各行其是的补偿方式降低了防治石漠化的生态补偿费用的利用效率，不利于生态补偿费用的集中管理。地区分割、部门分割更是在解决跨省区的生态环境资源补偿问题时面临瓶颈，这造成跨区域省际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断裂。此外，防治石漠化中生态补偿机制中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与技术支撑，尚未形成完善的防治石漠化生态效益价值评估体系，这使得上级部门在对跨地区跨部门的生态补偿调节与协调中，缺乏依据与标准，使得纵向的生态补偿协调机制无法有效的发挥。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将严重阻碍生态补偿机制长期性、稳定性的发挥，完善防治石漠化中生态补偿机制已经刻不容缓。

三、完善贵州地区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

（一）完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完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对于阻滞石漠化面积进一步扩大，保护防治石漠化者的合法权益，重塑激励机制，确保环境保护中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实现公平，实现贵州本地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贵州虽在《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中确立了生态补偿的机制，但只是停留在原则性规定的层面，并未针对防治石漠化中生态补偿的标准、对象、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贵州要完善防治石漠化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必须完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出台符合贵州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

笔者建议针对日益严重的石漠化现象，贵州省应出台生态补偿的地方性法规，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防治石漠化中生态补偿的标准、补偿对象、补偿资金的来源、补偿方式、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法律责任，明确规定防治石漠化中生态补偿的程序，使得防治石漠化中生态补偿机制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强有力的法规的保障，增加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法规的适用性，增加其执行力，使得生态环境修复者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提升保护环境、生态修复的积极性。也使得防治石漠化的成效落到实处，保护植被、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更好地发挥贵州省对于两江流域的生态屏障的作用，实现石漠化防治的长期性、稳定性，平衡贵州省和两江流域的经济利益，实现生态效益的最大发挥。

（二）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监督机制

防治石漠化中生态补偿机制的长期性、稳定性的开展关键在于资金的积累。只有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保障防治石漠化中生态补偿资金的运用，才能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到位，发挥生态补偿的真正价值。从纵向资金来源的角度分析，争取中央对贵州省的更多的财政支持，用于生态补偿防治石漠化，确保生态补偿机制的成效，实现对石漠化的综合治理。其次，完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打破地区分割、部门分割，由上级部门进行协调，实现两江流域生态获益区对贵州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开发区对生态保护区的财政转移，积累资金，实现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达成防治石漠化的既定目标，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贵州地区甚至是两江流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再次，拓宽融资渠道，建立生态补偿基金，设立贵州省生态补偿领导小组对生态补偿资金进行监督管理，可以吸收个人、社会组织的捐赠，积累资金，使得广大公众广泛参与到防治石漠化中，确立生态补偿资金审计制度，完善生态补偿程序，明确违反生态补偿资金管理的法律责任。只有构建完善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资金监督管理机制，才能避免挪用、截留生态补偿资金的情况，使得生态补偿资金补偿到位，保障生态补偿资金补偿的等值性，保障防治石漠化中生态保护者的合法权益。

（三）提升生态保护意识完善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管理体制

针对石漠化地区的生态补偿问题，当务之急是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环境保护的意识，以此调节生态环境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真正做到“谁受益谁补偿”，在人类谋求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贵州地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治理石漠化，但是石漠化的面积仍然在蔓延，治理石漠化仍然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贵州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当地人民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相当迫切，只有完善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打破地区分割、部门分割，以石漠化防治成效为总体视角，破除部门利益观，设立生态补偿管理小组，才能协调各部门之间利益，建立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的有效机制。生态补偿领导小组应该对防治石漠化生态补偿资金运用进行监督，对石漠化生态补偿工作进行协调与奖惩。构建石漠化生态效益价值评估体系，发挥上级部门对跨地区跨部门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协调作用。只有完善石漠化防治生态补偿管理体制才能解决贵州地区日益激烈的地区贫困与脆弱的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解决贵州地区发展与两江流域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使得生态补偿机制能够长期、稳定的发挥效用，遏制石漠化蔓延的速度。

参考文献

[1]尹闯,林中衍.建立和完善广西生态补偿的对策[J].广西科学院学报, 2011(2).

[2]陈江华,丁国峰.困境与出路: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 2011(7).

[3]吴瑞.关于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11(2).

[4]陈孜,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J].法制与社会,2011(6).

[5]乔兴旺.石漠化防治法律制度模式研究[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2009(9).

赵墅艳，汉族，甘肃天水人，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环境保护法。

作者：赵墅艳

生态效益法律机制研究论文篇2：

安康市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探析

摘要分析了安康市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方式单一；资金支持相关法规不完备；相关地方法规系统不完善；保护者和受益者间权责不清；缺乏有效的配套基础制度；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意识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安康市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建议。

关键词水资源；生态补償；法律制度；安康市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Ecological compensation；Legal system；Ankang City

近年来随着安康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水资源开发所引起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且存在生态效益及相关的经济效益在保护者与受益者，破坏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不公平分配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便调整相关各方之间的生态及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推动环境保护，促进城乡间、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对安康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进行研究。

1 安康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机制主要问题

1.1 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方式单一

首先，补偿范围较窄。安康市现有的生态补偿区域主要集中在老牌领域，在新兴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耕地的补偿也还没有被完全纳入工作范围。其次，筹资与补偿途径较少。明显缺乏转移支付途径，安康的财政补偿资金主要依靠其他来源，政府不重视除了赔偿基金的其他方面。第三，补偿标准普遍较低。安康市的补偿标准仍然偏低，在一些领域生态补偿标准实在是太宽泛，并不适用于不同地区的现状。此外，安康的生态建设、环境综合整治和增加生态补偿资金的转移支付融资渠道过于混乱，它们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清。第四，赔偿基金管理办法在安康也是不完善的，有些地方不按时分发补偿基金，有的甚至出现补偿资金被挪占的现象，应加以避免[1]。

1.2 资金支持相关法规不完备

生态补偿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单纯依靠个人和社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安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生态补偿资金目前严重短缺，所获支持不足，在这一点上，人们需要安康市政府建立财政政策补偿机制，以改善生态环境，这将在安康的财政政策生态补偿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安康市生态补偿资金支持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在某些方面更是空白的。

1.3 相关地方法规系统不完善

生态补偿政策和法规落后。目前，安康市虽然有许多生态补偿相关规定，但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还没有专门的地方相关法规体系。尽管近年来，安康市的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了一批生态补偿政策文件和部门规章，但没有足够的权威性和约束力[2]。现有的文件法规存在未经授权或不被遵守的情况。而且由于要从源头上建设美丽安康，防止生态恶化，安康市重点领域的生态功能迫切需要巩固和提高。要实现安康市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需注重节约优先作为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和基本原则，探索建立基本的补偿机制，逐步完善激励机制和补偿机制，保护生态，提升相关资金的利用效率。

1.4 保护者和受益者间权责不清

首先，个人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环保的主题是对生态重点领域做出重要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安康市仍是防护成本高，赔偿费用低。除了安康市赔偿和补偿资金制度不完备，且标准低，不及时以适当方式支付外，影响这一举措的另一个原因是：安康市自然资源保护者及一些地区还没有摸清楚如何保护生态区，低效的执行方式并不能实现生态补偿的覆盖。其次，环保责任不到位。在安康市，保护责任与相关的补偿资金联系不密切，补偿资金尽管被采用，但实际效果在某些情况下仍不理想，甚至生态补偿与生态破坏在安康的一些地区依然同时存在。第三，生态补偿效益意识不强。生态效益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但安康人民却普遍缺乏补偿意识，而且消费心理在安康的自由传播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宣传和引导需要被加强。第四，开发者在安康市生态系统中的保护义务落实不到位。

1.5 缺乏有效的配套基础制度

首先，相关的地方产权法规不健全。在安康，产权不仅没有在明确的生态补偿价值的基础上加以确定，相反，由于缺乏明晰的产权，安康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进展缓慢[3]。第二，一些政府主体尚未发布生态补偿功能区规划，显然需要做好规划，在制度和技术支持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生态功能区划建设。第三，系统化建设相对滞后，安康市建设相关各方就重要问题、指标和计算方法没有达成一致、权威的意见，主要生态区现有的监测和评价体系未能满足安康各个部门管理人员的实际需要。

1.6 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法律意识不足

水作为自然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存在于由水、土、空气等组成的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与其他因素有共享内容，维护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以保持良好的经济平衡，以及环境和社会的性质，否则，生态系统失衡会导致环境恶化，造成资源枯竭，最终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共同影响的领域，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类本身，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对各种复杂的生态系统的物理连接进行合理监管。但在安康，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缺乏水资源本质意识，忽略了生态因素的概念，导致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系统决策失误，最终损失惨重。

2 安康市水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建议

2.1 通过法律途径建立多元化补偿方式

为了探索生态补偿经济和法律手段的多样性，安康市应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区，弄清上游和下游协商自愿的补偿方面的关系，引导和鼓励筹集补助资金，通过人员培训、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建立工业园区等方式实现环境补偿水平的提高。考察市场的补偿方式，扩大补偿途径，运用碳排放权及其他生态权利增加商业融资，在安康的一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试点生态补偿方案，加快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示范区。而且在安康市不同功能区域，生态补偿具有成本差异，考虑到支付资产转移的方式，在关键领域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增加补偿的途径，提高现有资金的各个方面的分配水平，使安康市重点生态功能领域的具有主要支撑作用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得以维持，并提高环境治理和环境恢复的责任机制，以及環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水平[4]。

2.2 加大相关资金法规支持

首先，财政转移支付应被安康市视为一般性保护措施，应被看作是生态发展的机会成本的因素。因此，为了确保安康不同层次的生态补偿要建立特别用途的基金及其相关制度。其次，需要在安康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制度[5]。第三，安康市目前关于资源税收取的有关制度需要改革，立足资源优势，以不同的标准适当地调整不同水平资源税以适用于不同层次的自然资源的开采变化。此外，安康的生态产品的支持力度应加大，以适应供求业务。

2.3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国家要进一步完善与安康这一类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快生态补偿方面的立法。通过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建立相关机制来处理生态补偿，规定刚性的限制性要求。虽然近年来，我国涉及到安康及其同类地区的资源和环境的法律法规不断在完善，已有一些法律和政策文件，但更难以引导普遍适用的做法介入生态补偿。因此，我国有关的环境立法已经成为必要，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补偿机制要在明确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对象的基础上，完善相应法律规定。

2.4 受益者和保护者的权责需进一步明确

环境和生态补偿机制，其中包括作为受益人的代表的安康各级政府。生态功能赔偿等重要领域，在安康市，由市委、市政府负主要责任；因为生态补偿区等领域的主要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应被安康市政府纳入生态补偿的预算中，保证有效地履行付款义务，确保及时支付全部赔偿款。要引导企业、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实施生态补偿责任管理，负责有效地修复生态破坏。且为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环境的生态保护，市政府应当有效实施和执行生态补偿基金和其他权利的监督与管理[6]。

2.5 健全配套制度体系

进一步深化安康市相关制度的改革，完善有关系统以明晰各方生态补偿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因此，生态补偿标准体系，要根据安康不同地区的特点，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加快建立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标准，提高补偿的计算方法，并逐渐加大补偿力度。建立监控和评估体系，如自动监测网络、市级重点监测点和动态监测评价，加强和改善监督能力，不断开发和完善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统计数据发布制度也要逐步建立，积极培育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评估服务机构的有效性，其也将包括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的建设，并应加强科技支撑，研究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课程[7]。另外通过制定地方性政策和法规，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加强监督和检查。

2.6 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生态补偿意识

安康市社会基础设施要真正基于环境责任的原则发挥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需进一步加强宣传和环境补偿教育，促进公共产品的概念在安康的传播[8]。而且除由政府指导、监督履行生态建设义务，杜绝逃避责任外，安康市人民还应自觉抵制不良行为，使大家形成环境责任的理念，自发捍卫和保护环境，营造良好的环保氛围，这有利于迅速且有效地扩大安康市生态补偿的范围。

参考文献

[1] 赵素芬.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J].经营者，2014（9）：21-22，86.

[2] 王君.山西生态环境补偿的实践及评价[J].经济师，2015（7）：12-13.

[3] 张静.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补偿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4] 黄彦臣.基于共建共享的流域水资源利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4.

[5] 孔志峰，高小萍.《生态补偿条例》编制中的若干关键问题探讨[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1（1）：13-16.

[6] 杨雪阳.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4.

[7] 谭延巍.生态政治视野中的生态补偿问题研究[D].淄博：山东理工大学，2010.

[8] 沈桂环.安康市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对策[J].陕西水利，2011（2）：125-126.

作者：鲁延琢王有强

生态效益法律机制研究论文篇3：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现状及其展望探析

摘要：基于目前我国开展生态补偿的实践活动，介绍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分析其依托的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以及生态资本理论等三大理论基础，同时从补偿原则、补偿主体与对象、补偿客体、补偿标准与补偿方式等方面阐述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现状，并对海洋生态补偿的深入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海洋；生态补偿；研究现状；研究展望

一、引言

生态补偿是为了实现生态保护和有效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主要采用政府和市场手段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生态补偿既可以保护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又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协调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再一次明确了“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形成以财政支持与生态保护成效相挂钩的机制。海洋生态补偿则是为了实现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运用经济手段激励保护海洋环境资源的行为，并协调海洋利益相关者间的各种利益关系的一种公共制度[1]。

目前，我国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陆域生态系统，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内容也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海洋生态补偿的法规、制度和模式等的理论研究和探索阶段，而应用研究较为贫乏。因此，总结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现状，对于积极开展国内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政策制定及实践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海洋生态补偿的内涵

生态补偿，在国际上通常称为“生态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或“生态效益付费”（Payment for Ecological Benefit，PEB）。在国外，“生态服务”或“生态效益”被认为是一种有形的产品，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即只有支付足够的费用才可以消费这种产品。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补偿的探索逐步深入，但由于研究视角和内容等的差异，对生态补偿的内涵的研究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通常，研究者们对生态补偿内涵的理解主要是从生态学、经济学以及法学这三个研究视角进行探讨，海洋生态补偿是在已有的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可涵盖上述研究视角（见下页表）。

因此，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是为了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海洋生态保护成本及机会成本、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依据，运用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来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一项公共制度。

三、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实施生态补偿紧迫性和可行性。目前，对海洋生态补偿理论基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和生态资本理论等理论。基于各种基础理论，确定出海洋生态补偿的主体、对象、客体及标准等，进而保证了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顺利推进，推动海洋生态补偿实践的不断发展。

（一）外部性理论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通常是指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外部影响，而这种外部影响并不可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买卖[8]。概括地说，外部性即收益和成本具有不对等性，表现为一部分人付出了成本却并未取得相应的收益，称之为外部经济；反之，另一部分人可能取得了收益却并未付出相应的成本，称之为外部不经济。生态补偿是通过市场手段对生态资源的外部性进行修正，对给生态资源带来外部经济性的群体给予补贴，增加其收益，进而激励其不断增加供给行为，而对造成外部不经济的污染制造者予以罚款、征税等，提高其行为的边际成本，从而减少供给量，用制度强制约束或激励企业的生态外部性行为[9]。

海洋资源属于一种公共资源，其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由此人们在进行海洋活动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行为。在经济学上，可以通过“庇古税”路径和科斯的“产权”路径来使外部性实现内部化。“庇古税”指的是运用收税、补贴等经济手段将外部性内部化，强调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征收资源税等方式解决生态补偿问题，彻底否定了市场在生态补偿中所具有的作用；科斯的产权理论则是认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进行市场交易或自愿协商，政府干预并不是唯一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在一定条件下，可用市场交易或自愿协商等方式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需要界定和保护产权[10]。在具体的海洋生态补偿实践活动中，可根据其实际情况，基于外部性理论，采用适合海洋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政策。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相对私人物品而言的，指的是个体对该类物品的消费不会造成其他人对其消费的减少，具有非排他性（即个体在消费该类物品时，无法阻止其他人同时消费该类物品）和非竞争性（即指该类物品在被提供以后，其他人消费该类物品时不需要额外成本）的特征。公共物品由于具有这两种特性，故容易导致“搭便车”的问题和产生“公地悲剧”的现象。

海洋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及非竞争性这两个特殊的基本属性。因此，只有通过政策、制度对现有的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和调控，解决公共物品的两个基本属性问题，才能够合理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维护海洋生态环境，为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公共物品理论对解决海洋生态补偿中的主体及确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生态资本理论

生态资本理论是将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视为一种资源，一种生产要素，具有生态效益价值，生态资本即为此种产品、服务或者生态效益价值[11]。陶建格将生态资本理论研究生态补偿涉及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生态环境资本的具体范围、生态环境资本的稀缺性、基于劳动价值论生态资本观、生态环境资本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及生态环境资本的总经济价值论五个方面[12]。海洋生态资本指的是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人类社会经济生产造成影响，并能够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海洋生态资源[13]。海洋生态系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资源，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具体来说，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供给服务（如食品生产、原料生产、氧气提供等）、调节服务（如气候调节、废弃物处理、干扰调节等）、文化服务（如科研价值、休闲娱乐等）以及支持服务（如初级生产、营养物循环等）这4组服务共14类服务[14]。这些产品和服务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福利。Costanza等对全球生态系统年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其中海洋生态系统年服务价值为20 949×108元/a，约占总服务价值的63%[15]。陈仲新等参照Costanza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估，估算出中国生态系统（陆地、海洋）效益的总价值为77 834.48×108元/a，其中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所具有的价值为21 736.02亿元/年[16]。张朝晖等对桑沟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研究，研究得出桑沟湾2003年总服务价值为6.07×108元，平均单位海域面积的服务价值为4.24×106元[17]。随着研究人员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的逐步深入，人类渐渐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为了可持续开发海洋生态系统，人类认识到不能仅仅只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也需要对海洋资源进行适当的投资，对进行海洋活动而引起的环境损害行为采取赔偿措施，进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

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不仅局限于以上三类基础理论，还涉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公平正义理论、行政补偿理论（公共负担平等说、特别牺牲说）等等。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研究的视角有所差异，进而促进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四、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现状

生态补偿机制就是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建设成本以及发展机会成本，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调节生态系统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公共制度[18]。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则是为了维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地说，是通过创新海洋资源管理体制来实现对海洋生态系统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外部成本进行内部化，让海洋生态损害者或因生态保护而受益的群体支付一定的费用，并促成为增加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做出贡献者的投资能够取得较为公平合理的回报[19]。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是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鉴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构建科学合理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相对困难，亟待解决海洋生态补偿主体及对象、补偿多少以及补偿资金来源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此，必须坚持科学的补偿原则，明确海洋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客体及对象，确立科学的海洋生态补偿标准，采用恰当的补偿方式，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一）补偿原则

基于研究视角领域的不同，研究人员在概括生态补偿原则方面存在着一些微弱的差异。李文华等将生态补偿的原则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破坏者付费原则；二是使用者付费原则；三是受益者付费原则；四是保护者取得补偿原则[20]。王丰年提出生态补偿应按照公平原则、谁污染谁赔偿、谁受益谁补偿、循序渐进以及有效性这五个原则进行[21]。欧阳志云等根据生态环境问题的特征，认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因遵循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科学基础的原则、保护生态者受益的原则、受益者补偿的原则、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原则等[22]。海洋生态补偿离不开已有的生态补偿理论，本文根据上述观点将其补偿原则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坚持保护者受益原则，即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者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鼓励其参与更多的海洋生态保护活动；第二，坚持受益者补偿原则，即享受海洋生态服务受益群体需支付相应的费用，以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第三，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海洋生态补偿的顺利实施需要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之间进行博弈协商，以确定公正合理的补偿标准；第四，坚持法治原则，任何海洋活动均不能脱离法律范围，海洋活动的各参与者要依法进行海洋活动，进行海洋生态补偿也需按法律实施。

（二）补偿主体与对象

对海洋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的确定，首先需要找出海洋活动的利益相关者，由于海洋具有整体性、空间的立体性以及水体的流动性等特征，使得海洋生态补偿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海洋生态补偿的主体和补偿对象都属于利益相关者，对其进行准确界定，是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海洋生态补偿的主体包括因接受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者。李莹坤将海洋生态补偿的主体概括为三个方面[23]：（1）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使用者；（2）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者；（3）因保护海洋生态系统而受益者。程功舜从法律的领域出发，认为法律关系上的补偿主体指的是补偿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主要包括补偿权利的享有者、补偿义务的承担者以及补偿的具体实施者[24]。

海洋生态补偿的对象应是指海洋活动中的受害者以及对恢复和提高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贡献者。李莹坤也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23]：（1）海洋生态资源的所有者；（2）保护海洋生态资源的建设者；（3）因海洋资源的使用或保护而使利益遭受损失者。

综合相关文献，本文认为海洋生态补偿的主体包括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海洋生态资源破坏者以及因海洋生态保护而受益的群体，主要有受特定海洋活动影响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公众个人。海洋生态补偿的对象包括：海洋活动中的受害者、生态系统的建设及保护者以及减少生态破坏者。

（三）补偿客体

生态补偿客体主要包括两类，其一是自然资源客体（作为资产状态存在的），其二是自然生态客体（作为有机状态背景而存在的生态、环境系统）[25]。郑苗壮等指出海洋生态补偿的客体是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共同所指的对象，也就是生态补偿的标的，海洋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及产品都为公共产品，开发和利用海洋生态资源，可能会引起海洋生态损害或增益，从而产生提供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受损或收益。因此，海洋生态补偿的客体可以总结为海洋生态系统所产生的自然资源，即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四）补偿标准

海洋生态补偿标准是实现海洋生态补偿的依据，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要找出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共同接受的补偿额度，进而为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苗丽娟等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应立足于保护建设成本、生态损害成本、生态治理与修复成本及发展机会成本进行核算来确定。理论上，海洋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应为保护建设成本与机会成本之和，但在实践中，通常是在理论补偿额度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博弈的方法，确定海洋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双方都认可的相对公平的补偿标准[26]。王金坑等也指出，海洋生态补偿依据和标准的制定，主要是根据恢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的成本进行计算，具体包括：海洋生态环境的丧失和海洋环境功能损害的损失；海洋生物物种、种群和群落的损失；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等基本功能的损失；为修复、恢复及异地修复、恢复上述海洋生态损害而需要支付的费用；为上述目的而支付的检测、监测和评估等费用；对于一些围填海项目还可以通过建立一系列生态—经济模型来评估填海造地生态损害的价值以及被填海域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27]。刘慧等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界定需要综合考虑海洋生态保护方的投入、受益方的获利、生态破坏的修复成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等因素，补偿标准应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投入成本、海洋生态损害的机会成本以及受损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成本三者的总和为下限；补偿标准的上限则应是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在实际中，可按照补偿主体与对象双方达成的协议进行补偿[28]。

从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海洋生态保护成本、生态损害成本、发展机会成本以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理论上，海洋生态补偿应以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最高标准，但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及核算方法的局限性，使得其服务价值的估算十分困难，即使能够估算出其价值，估算的结果往往也类似天文数字，并不能将其应用到实际补偿标准之中。因此在实践中，海洋生态补偿标准通常是参照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据海洋生态保护成本、生态损害成本及发展的机会成本来进行计算，通过海洋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之间进行博弈协商，确定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相对公平的补偿额度。

（五）补偿方式

选择恰当的海洋生态补偿方式对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十分重要，海洋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应充分考虑海洋活动的具体形式、补偿主体与补偿对象的特点。不同研究者对海洋生态补偿方式的概括有所差异，Elliott M和Cutts ND认为海洋资源生态补偿可以分为经济补偿、资源补偿和生境补偿三种方式[29]。程功舜根据被补偿者的利益需求认为海洋生态补偿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将我国目前采取的几种主要补偿方式概括为：经济补偿（包括采用最常用财政转移支付、补偿金、实物、信用担保的贷款、补贴、贴息等形式，也包括采用低保制度、生态移民安置及政府红利的方式进行）、智力补偿（即补偿者开展智力服务）、政策补偿（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县级以上政府，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措施鼓励海洋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行为，抑制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市场补偿（建立环境产权市场，鼓励海洋排污权和海洋资源使用权等权利交易，实现市场在海洋生态保护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海洋生态自我修复能力补偿。谭秋成指出，生态系统服务可能局限在某一特定范围，由社区内部成员共享，因此，生态补偿机制还应包括社区内部补偿[30]。郑苗壮等根据海洋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将海洋生态补偿方式分为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两类，并指出国内海洋生态补偿以政府补偿为主，采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解决海洋生态补偿问题；市场补偿方式是政府补偿方式的补充，但随着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发挥其方式灵活、管理运行成本低等优势。

基于上述学者观点，笔者认为，海洋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需要结合海洋生态系统的实际情况，综合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建立以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的多元生态补偿方式。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支持以及征收生态补偿税等方式实现海洋生态补偿；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培育资源市场，使资源资本化，通过海洋活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协商实现合理的海洋生态补偿。

五、总结与展望

2005年以来，国务院每年都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列为年度工作要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明确强调了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目前，我国森林、流域等陆域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逐步走向成熟，使得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仍面临着以下问题：

首先，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仍显不足，缺乏整体性与一致性。研究者均基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补偿主体与对象、补偿客体以及补偿标准方式等的界定各不相同，且对海洋生态学、经济学、计量学等支撑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匮乏。其次，海洋生态补偿的政策法规建设严重滞后，法律制度不健全。海洋生态补偿的权利分割、海洋污染损害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不能有效地为海洋生态补偿顺利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再次，政府部门管理工作不到位。政府在海洋生态补偿政策制定、管理和监管等方面均存在不足，政府管理部门工作效率也十分低下，影响我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建设。最后，海洋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单一。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仍以政府补偿为主，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使得生态补偿标准偏低，影响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和生态环境修复进程。

针对海洋生态补偿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对海洋生态补偿进行展望：第一，加强对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形成比较规范科学的理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海洋区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海洋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发展。第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长效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三，政府要积极发挥其作为海洋生态补偿主体的作用，加快推进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进程，从国家层面上建立政府统筹、多层次、多渠道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第四，扩宽融资渠道，建立良性的海洋生态补偿融资机制，加快推进资源使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海洋生态补偿模式，从而使补偿资金来源多样化，为海洋生态补偿的实践提供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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