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犯罪法律知识论文

摘要2009年12月,重庆涉黑案件中,一名律师因涉嫌伪证罪被重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成为引起广泛讨论的“律师造假门”事件。在这个背景下,本文全面审视了律师这个职业。希望从律师的职业道德、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对律师职业重新做一次社会定位。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律人犯罪法律知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法律人犯罪法律知识论文 篇1：

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研究

摘要：法律人才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要素，研究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面临的首要问题，意义重大。法律人才素质培养的目标应定位于：法律人才应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崇尚法律信仰、法律伦理，掌握全面系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职业技能，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国际化素质和法律思维方式。要坚持法律人才同质不同向的分类培养目标定位，即在坚持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培养目标的同时，坚持法律人才培养应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正确的定位和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目标。

关键词：法治；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分类培养

作者简介：王黎明（1968-），男，河南汝州人，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讲师。（河南 洛阳 471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资助（课题编号：10JDJNJD095）的阶段性成果。

一、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研究的意义

法治是近现代文明的体现和重要标志，它是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颠覆，是对人治社会的否定，同时法治也是保障基本人权，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各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和理性的社会制度。正因为如此，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内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法治社会提供了宪法依据和保障。构建法治，必然摒弃人治，但法治社会的构建当然不能排除人的因素。恰恰相反，构建法治国家急需大量的法律人才作为其后盾。很难想象，没有高水平的法律专家，怎么可能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没有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怎么可能创造出良好的执法、司法环境。很显然，没有或者缺乏法律人才，依法治国只能是一种停留于纸上谈兵层面的美好理想。目前，我国是否培养了足够的高素质法律人才用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呢？准确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迅猛发展，现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法学教育体系，规模之大，数量之多都令人振奋。根据《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过去30年，我国高校法学院系30年增长了100多倍，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2008年，中国法学博士毕业生人数1700余人，法学博士招生人数2500余人，法学博士在校学生人数8500余人。然而，让人感到沮丧的是，《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届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就是法学。这一现象是反映出我国法律人才出现了过剩？还是反映出我国法律培养方面出现了问题？审视我国司法机关和律师队伍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我们可以发现，法律职业者队伍的数量相对于我国十三亿之巨的人口而言是太少了，根本不能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同时法院、检察院、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偏低导致的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和对司法腐败的不满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执业律师和其他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数量偏少也是制约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一个瓶颈问题。所以，问题的实质是高素质法律人才的缺乏与现行法学培养机制下法科毕业生相对过剩之间的矛盾。因此，基于什么样的目标定位，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问题。

二、法律人才素质培养的目标定位

法律人才是指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法律人。法律人才观的转变对法律人才素质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人才不仅要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还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法律人才素质培养的目标定位，就是通过一定的培养机制培养形成的法律人才所应具备的基本理念、基本素质、各种能力和职业技能等因素构成的综合素质的总称。这些目标定位取决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取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制度的需要，也是由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维护健康、稳定的社会秩序，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所决定的。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认为，合格的法律人才至少要有三个要件，一要有法律学问，二要有社会常识，三要有法律道德。基于上述认识和观点，我们认为法律人才素质培养的目标定位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同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作为我国高端的法律人才，不论司法界的工作人员，还是理论界的研究人员，都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与优劣。所以，法律人才首先要从观念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力争使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能够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

2.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律伦理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讲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对法律的信仰不同于宗教信仰但又类似于宗教信仰。信仰法律就是树立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观念，视法律为不可随意更改的信条。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以法的精神为指导，以法律为依据，不为权势和利益所动，把维护法律的尊严作为自己高尚的追求。法律伦理就是指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往往都把法律职业和法律从业人员看得比一般的职业和一般的从业人员更为重要、更为崇高。这是因为他们不能仅仅是具有法律知识和掌握职业技能的人，而且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伦理，真正成为能够理解公平正义的完整的人。具体而言，法律伦理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与一般伦理道德同源同质的职业伦理，包括忠实于宪法和法律、法律神圣的观念、保障人权的理念、公平正义的追求、刚直不阿的秉性、廉洁自律的操守等内容；另一方面是具有“非道德性”的职业伦理，就以法官为代表的司法官员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往往在维护一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必然作出不利于甚至伤害另一方的裁决。这对一方是道德的，而对另一方则是不道德的，当然这种不道德源于法律同某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的道德冲突，法官必须坚持这种非道德性伦理；2）法官只能依据法律办理案件，自己的道德观念及是非标准不能影响案件的审理和结果；3）法官在审判工作中，不能像持一般道德观念的人一样对违法犯罪的恶劣行为嫉恶如仇，而是要保持超然中立；“非道德性的职业伦理”对律师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不得拒绝为涉嫌犯罪的人辩护。律师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按照大众化的道德标准把涉嫌犯罪的人看做坏人而拒绝为其辩护，即便是眼见嫌疑人从事了犯罪行为，在受到委托时也有义务为其辩护，否则被告就犹如在法庭之外被判有罪，这样就剥夺了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接受法庭正式审判的权利；2）在辩护工作中，保守犯罪嫌疑人的隐私，负有对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保守秘密、不得指控的义务。这也是与一般道德水准相悖，但律师又必须坚持“非道德性”义务。

3.法律思维

作为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律人才，必须具备法律思维。有学者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律职业者群体基于共同的法律教育背景、职业的传统和经验以及行为模式的习惯性而形成的一种自然、共同和稳定的思维倾向，它包括思维主体价值取向的共同、主体自觉指向的共同和对象自觉指向的共同。法律思维的基本特征有：1）依照法的精神、法律逻辑、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法律的语言观察、分析、思考和判断；2）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因为“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性规则的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首要和根本性的，离开了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就不可能最大化地实现社会正义”；3）缜密的逻辑思维。法律思维应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以辨证逻辑为补充的缜密思维。在法律思维中，由于法律规范具有精确性和稳定性，所以形式逻辑必须居于首要地位，但法律规范的精确性和稳定性，有时会导致法律规范的僵硬性和滞后性，因而必须用辨证逻辑来弥补其缺陷。形式逻辑最大的作用在于维护法的稳定性，而辨证逻辑则推动了法律与社会正义发展的协调。此外，有学者还将法律思维的特征归纳为独立性思维、保守性思维、崇法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人权性思维、缜密的思维。

4.法学专业知识

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掌握全面而系统的法学专业知识，是法律人才素质培养目标定位的基础。目前，我国法学学科体系主要由法学的十几个二级学科和若干三级学科或基本课程所构成。在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商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经济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等二级学科内容中，大多都是由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基本原则等知识所构成的。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这些法学子学科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系统的、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和多种学术流派和学术思想。上述全面而系统的法律知识体系是一个法律人才必须掌握的。

5.法律职业技能

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领域的共识是：法律是技术理性，法律职业者是技术理性的拥有者。法律人才不仅要掌握丰富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而且需要熟练掌握一系列的法律职业技能。法律职业技能已成为世界各国对法律职业者的要求。诸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都对律师或其他法律职业者应当具备的法律职业能力进行列举，要求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我们认为法律人才应当具备的法律职业能力有：1）社会活动能力；2）沟通、协商的能力；3）洞察事物的能力；4）谈判、妥协的能力；5）控制局势的能力；6）辩论的技巧和方法；7）适应和应变能力；8）制作法律文书的能力；9）获取和运用信息的能力；10）审核和有效运用证据的能力。

6.复合型的知识结构

法律职业是一种涉及各行各业、各个学科、各种专业和社会各界的职业，需要和国内外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所以，单纯掌握法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认为：“相关行业对法科毕业生的需求说明法学是一门应用面很广的专业，法律人应该是具有人文精神和法治观念的管理型人才。法学教育与法科毕业生就业都处在观念转变的过程中，以前的教育培养和就业目标相当狭窄，以培养公检法司需要的知识型人才为中心，现在法学教育已经注重培养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复合型管理人才。”因此在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法学知识的学习、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的分析，而且要注重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多专业知识的学习，使法律人才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

7.国际化素质

每个国家的法律和法治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其他国家的法律和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法律职业者具备国际化素质。法律人才的国际化素质就是适应构建法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对外开放的需求，培养法律人才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国际化理念和国际视野，既精通国内法，又通晓国际法规则，能够清醒认识并处理好法律的吸收借鉴和本土化之间的辨证关系，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等国际化法律事务。

三、法律人才同质不同向的分类培养目标定位

法律人才培养的另一重要目标定位就是同质不同向的分类培养目标定位。法治追求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和正义，而公平和正义又是在司法权力的分配和制约中产生的。法律人才将来有可能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不同的法律职业者，不同的法律职业者虽然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但又向着统一的目标前进，共同构建起司法运行的协调统一体。从制度学的角度讲，一个制度内的各个子元素必然应当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才能保障整个制度体系的协调性。“西方各国法律职业者一体化培养的目的，在于促成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认同和理解，造就法律职业者共同体，实现法律的公正价值与平衡功能”。所以，在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包括公平正义在内的法治化这一同质化的要求，逐步形成适用于法学专业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以及法学成人教育在内的专门的、统一的，亦即同质的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在坚持法律人才同质化培养的同时，还要坚持法律人才培养不同向的分类培养目标定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人才培养也应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正确的定位；二是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目标。就法律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定位而言，是指不同的法律人才培养机构要结合本机构的实际情况、学科优势、地域特点等因素，培养出有自己特色并为社会所需求的法律人才。伦敦大学法学院院长麦克姆·格兰特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言说：“其实现在有一个常见的问题，英国、美国、中国都会看到，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开始变成一个全面的研究型大学，所以好像所有的大学都千篇一律。”我国有630多所高校开设有法律院系，他们所开的法学主干课程及公共课程都是一样的，留给各院校自主选择的空间很小。但是各高校的历史背景、人文环境、学科优势和办学模式各不相同，选择自己鲜明特色和准确定位的法律人才培养目标还是可以的。这就需要各高校引导下属法学院系合理定位，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区域办出特色，每个院校都应该有自己的法律人才培养目标，有自己的差异性，并且能看到自身与别人的差别。同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对法学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赋予各法学院系以更多权利，自主制定自己的学科、专业和课程，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特色和发展定位的办学风格和评估标准，探索不同类型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成长的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篇一律的法学院校培养出千人一面的法律人才。就法律人才的分类培养目标而言，是在追求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同质化的同时，进行法律人才的分类培养。要求法律职业者的同质化并不意味着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单一。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宏观角度而言，国家需要的法律人才包括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要求的法律人才，所以有必要确立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的目标。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分类是一个立体结构，有纵向和横向之分。从纵向而言，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基本分类，国家也针对这三个基本分类分别确定了培养目标和计划；从横向而言，有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研究者等分类。对于横向分类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人才培养和教育模式中尚未引起充分的重视。法律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多数情况下思维方式可能决定着思维的结果。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思维方法是有很大差异的。同一个案件法官、检察官、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分析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处理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就是在这不同思维方式和结果的冲突、碰撞、融合中实现自己的公正价值。这就产生了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的必要性。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教授认为，如果对从事法律职业以及从事与法律职业相关的人员进行分类，可以归纳为三大类：1）应用类法律人才，又称为法律实践者，主要指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公证员等；2）学术类法律人才，又称法律研究者，主要指法学教授、法学研究人员等；3）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型人才，如书记官、法律助理、司法秘书、司法执行人员、司法警察等，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辅助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履行职责。基于上述法律职业者思维方式的差异和差异产生的公正价值以及法律职业者的理论分类，我们认为在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上，要坚持不同向的分类培养定位，应当培养学生学会像法官一样的思考，还要培养学生像检察官一样的思考、像律师一样的思考，并根据学生的择业倾向和个人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门性的系统训练，以培养出切合国家和社会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和不同岗位需要的法律人才，以满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求，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法律人才的就业率。在分类培养法律人才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人大法学院推行的“分类培养”模式，是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针对本科高年级学生，该学院按照其兴趣专长，设置侧重实务类、理论类、涉外类等方面内容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以往单一化目标多元化、类别化、个性化，实践性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司法业务性，还包括法学研究、法律服务、涉外服务等。

（责任编辑：张中）

作者：王黎明

法律人犯罪法律知识论文 篇2：

律师的职业道德功能和责任

摘要2009年12月,重庆涉黑案件中,一名律师因涉嫌伪证罪被重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成为引起广泛讨论的“律师造假门”事件。在这个背景下,本文全面审视了律师这个职业。希望从律师的职业道德、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对律师职业重新做一次社会定位。

关键词律师职业 职业道德 社会功能 社会责任

2009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导了一起律师造假案:12月13日,重庆涉黑“老大”之一龚刚模的代理律师李庄因涉嫌伪证罪被重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警方表示,“查明李庄在重庆行使辩护职责期间,存在四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第一是“向龚刚模宣读同案犯笔录”,帮龚与其妻串证。第二是“教唆龚刚模翻供”。第三是“唆使龚刚模谎称被刑讯逼供”。第四是“教唆龚刚模配合其扰乱庭审秩序”。 这就是近期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的“律师造假门”。虽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现在还不能确定李庄律师是否实施了上述犯罪行为,构成伪证罪,但是,这一事件仍然能够促使我们再次全面审视律师这个职业。

1 律师的职业道德

对于任何一个职业而言,职业道德都是极其重要的。律师作为一个法律人的职业群体,有着较长的历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职业道德。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律师的职业道德概括为以下几点:

(1)忠于宪法法律,维护公平正义。律师作为一个法律职业群体,必须对法律持以一种信仰的态度。如果律师仅仅将法律视作谋生与谋利的工具而不对法律抱以信仰的态度,那么钻法律的空子,谋取非法利益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忠于宪法法律毫无疑问是律师业的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项职业道德。在实务中,忠于宪法法律,维护公平正义这一职业道德要求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当事人事务等各个阶段的活动,都按照宪法法律的要求行事,而不能为了个人利益、私人关系等非法律因素违背宪法法律和公平正义的要求。

(2)诚实信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律师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律师是作为个人的法律辅助人员而出现并发挥其作用的。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数量大大增加,法律的专业性也大大增强。以至于大多数法律人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也仅限于几个部门法范围之内,而无法对所有的法律加以了解和运用。这种情况使得绝大多数非法律专业人士更加难以对法律加以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因此,当人们生活中遇到实际法律需要时,必须通过律师的帮助,从事法律活动。因此,律师作为一个服务性的职业,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律师必须对当事人诚实信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符合民事代理关系。根据民事法律中的代理理论,代理人在处理被代理人的事务中,应当以被代理人的利益为出发和归溯,而不能谋取自己的私利。因此,无论是从律师职业的性质来看,还是从代理的性质来看,律师都必须对当事人诚实信用,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一原则在实务中则表现为对当事人作诚实的陈述,不隐瞒,不夸大,尽量争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承担为当事人保密等诚信义务。

当然,除以上两点主要职业道德以外,律师的职业道德还包括不进行不正当竞争,遵守法庭和仲裁庭纪律,尊重法官、仲裁员,按时提交法律文件、按时出庭等要求。每一名律师作为律师行业的一份子,都承担着维护行业形象,促进行业发展的重任。因此,在实务的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2 律师的社会功能

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社会分工后的每一项职业,对于社会而言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律师职业当然也不例外。律师职业作为一个专业和法律打交道的职业,具有严肃性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功能。

(1)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功能。律师首先是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出现的。在代理中,代理人不具有自己的利益,而只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行事。对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而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功能有着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在政治方面的进步就在于现代社会中个人权利得到了法律的有力保障,社会脱离人治而进入法治的状态。人们在个人权利方面寻求法律的保障,而大多数人又缺乏所需的法律知识,因此只能依赖律师提供的服务。而在现实中,律师也的确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商事活动中,律师为当事人争取合法利益的最大化;在行政案件中,律师为当事人代言合法权益,对抗公权力的分割;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为当事人实现辩护权,争取公平的审判。如果没有律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很难从法律规范文件上的应然状态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实然状态的。因此,可以说律师职业具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功能。

(2)维护社会正义的社会功能。从微观上看,律师具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功能,而从宏观上看,律师则具备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社会正义的基础在于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建立。然而由于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所以在人们建立社会制度时,总会遗漏某些重要的问题,或者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不可能将正义的制度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再加上社会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各种各样的新事物的出现使得制度的缺陷不断体现出来。这些制度缺陷从微观上看,就表现为个人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从宏观上看,就是社会制度存在不正义的缺陷。这些缺陷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呢?重要的解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每个微观的个人,对其受侵害的正当权益提出法律上的诉求,引起社会的重视,并最终在制度上克服这些缺陷。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是提出权益诉求的人,而律师就是证明这些诉求具有正当性的人。如果没有律师在案件中证明这些诉求的正当性,那么这些缺陷就无法得到弥补。因此,从宏观上看,律师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维护社会正义。

(3)增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功能。在我国,人们往往对律师有一个误解,认为律师总是怂恿当事人挑起纠纷,从中渔利。这与我国传统中的厌讼情绪以及讼师的形象是分不开的。但是,事实恰好相反,律师非但没有破坏社会的和谐,而且在构建社会的和谐上有其贡献。传统社会中,厌讼的情绪使人们常常避免对簿公堂,而选择私下解决纠纷。从表面上看,这种“私了”的方式似乎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然而实际上,这种表象上的“和谐”常常是牺牲了某一方甚至双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而达到,从而也就不是真正的和谐,而是把矛盾隐藏到了更深的层次。当这种隐藏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以更加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而现代社会却不同,律师并非挑起事端,而是帮助每个个人维护其正当的权益。因为为权利而斗争可以在一个相互尊重对方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就是说,人们的正当利益与社会整体的和谐完美结合起来了。因此,这样的社会达成的是真正的和谐,而不是将矛盾隐藏起来。另外,律师帮助人们解决纠纷的方式是自愿协商、诉讼等正当程序,而排除了暴力等不正当的形式,从而最终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4)促进经济繁荣的社会功能。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有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运行不仅仅依赖于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律师也是其中重要角色之一。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发生纠纷时,都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其合法权益的主张正是通过律师来实现的。如果这个过程中缺少了律师,那么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就完全变成了由法官一个人作出决断的过程,这无异于行政处理,对市场经济是不利的。因此,律师行业的发达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3 律师的社会责任

律师制度和律师职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律师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发挥积极作用。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是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的必要保证。这也就说明律师职业至少在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坚持执法为民、防止司法腐败等几个方面承担着社会责任。而这些社会责任又是通过下面两方面达到的。

(1)律师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律师必须对当事人负责,这是从律师制度诞生以来就有的责任。对当事人负责,是律师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功能,也是律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因此,必然是律师最为基本的责任。具体而言,律师对当事人的责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忠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当事人委托的事项勤勉尽责,保守当事人的秘密,不得违反利益冲突原则处理当事人的委托事项、相关事务及时通知当事人等等。律师对当事人的责任是由律师行业的性质决定的,是最为根本、必须遵守的义务。

(2)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人的所应承担的责任。律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对法律知识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以运用法律为谋生手段。而法律本身又是一项追求公平与正义的事业,因此,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人就必须承担法律赋予其的特殊的社会责任。首先,律师应当广泛地宣传法律知识。广泛地宣传法律知识可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如果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缺乏最基本的感性认识,那么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必然受到影响,法律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目也将受到影响。在宣传法律知识、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律师有其特殊的优势。一方面律师是精通法律知识的法律职业人,对普通人而言,律师与法学家的地位相似;另一方面,律师有大量的实务经验,又经常接触人民群众,因此相比法学家的较为抽象的理论,律师更容易与人民群众沟通。因此,律师应当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广泛地宣传法律知识,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其次,律师应当在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等方面承担社会责任。律师作为当事人的代理人,需要经常与司法人员打交道。因此,律师也有责任在司法活动中坚持律师及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司法人员,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第三,律师应当尽量服务公益事业,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方面,律师在为当事人服务的过程中要注意承担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保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当公共利益,特别是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分割时,律师应当挺身而出,维护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4 总结

虽然人们对律师职业有着各种误解。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律师职业受到忠于宪法法律、维护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职业道德的规范。具备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正义、增进社会和谐、促进经济繁荣等重要社会功能。并在多方面承担着其独特的社会责任。因此,律师是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职业。

作者：李金玲

法律人犯罪法律知识论文 篇3：

供给与需求：对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培养教育的反思

摘 要：法学教育应关注并回应来自社会的需求。中国西部基层的社会、经济、文化有着区别于东部地区的特点，其实务部门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也相应有所不同。现阶段，高校对西部基层法律人才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理想信念教育不足、课程设置不尽合理、教学与法律实践对接不畅。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背景下，根据实务需求调整和优化法学教学，为西部基层充实大量优秀的法律人才是当代法学教育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法学教学；西部法律人才；司法实务需求；人文关怀

一、问题缘起

自2011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并于2012年将12所高校确定为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以来，西部基层法律人才的培养教育工作已成为大学法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就如何开展好这项工作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但大部分讨论是高校教师从人才供给者的角度展开，那么，作为需求方的西部基层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律人才”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为获得西部基层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信息，笔者采用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选取Y省云州的一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研究惯例，本文将调查地化名为“云州”，其中级人民法院化名为“云州中院”）及其下辖的12个基层法院作为田野点，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诚然，大学的法学教育应为通识教育而非职业教育[1]，法学教学不能纯粹根据社会实务需求进行学徒式的培养。法学毕业生应是具备良好法律专业素养和职业潜能，在工作岗位上经过短期职业训练后即可从事相关实务的优质“半成品”，而非熟练的法律工匠。但是，在进行法学通识教育的同时，关注并重视来自基层的实务需求，不仅有利于改进法学教学，也有助于学生在毕业后较快完成从学生到实务工作者的转换，减少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的不适感。

二、西部基层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

西部基层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虽较过去有了很大提升，但依然落后于中、东部同类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决定了西部基层对法律人才有着特别的需求，这些需求对于改进大学法学教学具有启发意义。

1.下得去和留得住

从云州中院政治部获得的统计资料显示：2015至2016年，在云州12个基层法院新招录的63名工作人员中，只有4人是重点高校毕业的。其中，报考司法审判岗位时通过国家司法考试A证的仅有8人，其余均为C证。有两个偏远县份的审判岗位连续几年面试时仅有1名考生参加。此外，这段时间内通过参加上级部门遴选调离基层法院工作的35岁以下青年法官，在云州A县有6名，B县有4名，C县有3名，其他几个县各有1—2名不等。

中国国土面积广袤，东西部发展并不均衡。在西部基层，无论法学院毕业生从事律师还是法检行业，经济收入与职业发展机会均不及东部地区，难以吸引优秀毕业生。在云州各个基层法院，辖区范围内山区众多，新入职人员需先到位于山区乡镇的基层派出法庭工作两年。即便是在县城法院内工作，当地教育、医疗条件并不好，文化娱乐活动也少，学生在校时若没有培养出为国求学的理想和为国家法治事业进步奉献青春的精神，很难扎根基层，踏实工作。

2.能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温暖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曾旁听了数个基层法院共计20多次的法庭庭审，亲历了10多次法官接待来访当事人反映诉求。通过参与观察，发现在西部基层，很多纠纷当事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表达观点的能力有限，不仅对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没有了解，也没有基本的举证意识。云州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些来到法庭的老年人甚至只能通晓本民族语言。基层司法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需耐心听取并适当指导当事人陈述事实和表达意见。如不能将心比心地理解当事人的困难与需求，极容易失去耐性。

在参与法官调解案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调解率高、当事人评价好的法官总是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纠纷双方的角度考虑各自的利益诉求，在调解时态度和蔼，能够让当事人感到法官确实是在为自己考虑。在云州中院，笔者曾参与了29岁小姜法官办理的一起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件，该案14个被告均是云州某县山区村民，为减少当事人诉讼往返成本，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庭审从下午14点一直进行到夜里21点。双方当事人最后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时一致说：“这个案子法官办得那么用心，怎么判我们都服。”第二天，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矛盾顺利化解。

3.可以正确理解法律与社会关系

在西部基层，不少地方都存在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间传统习俗习惯，法科毕业生在这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需要结合这些“地方性知识”，处理好情、理、法三者的关系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在云州有的少数民族村庄里，当地青年有在农闲时节对山歌的風俗。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在山歌会上相互产生好感后，便在村里举办婚宴，男方在婚宴前会根据习俗拿给女方家5万到10万元不等的彩礼。举办婚宴时男女双方均未达法定婚龄，因此双方只能在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同居。几年后，不少青年都生育了子女。当男女双方打官司到法院要解除同居关系并分割财产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女方在这种情况下应返还彩礼，但往往女方收到的彩礼已实际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和抚养孩子，此时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会对女方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因此，云州地区两级法院的民事法官在裁判上述类型案件时，都是尊重当地习俗，根据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判决女方无须返还彩礼。

4.初步掌握法律逻辑和法律文书写作技能

在访谈中，有3位分管审判业务的云州中院副院长以及多位云州中院的法官不约而同地提及希望高校注重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方式。所谓法律逻辑，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大前提）——案件事实（小前提）——

判案结果（结论）三段论的方式来思考如何处理案件。

至于法律文书的写作，访谈中不少法官认为不要求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就掌握所有的法律文书如何书写，但最起码应知道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原则与原理。尤其是对于法官来说，裁判文书代表的是国家司法权的最终表达，体现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在校期间未学习过法律文书写作，导致不少法律从业者的法律文书写作质量不高。如在云州中院，笔者在旁听一起民事案件的庭审时，看到一方律师的书面上诉状中写到“也是让人醉了”“这是一审法院‘葫芦僧判葫芦案’”这样不专业的表述。

三、法学教育对西部基层人才的供给为何不足

近年来，法学专业屡次被亮就业红牌，而广大西部基层却出现了缺少法学人才的现象。为什么优秀的学生不愿意去西部基层，而到西部基层去的不少学生难堪“人才”之称呢？关于大学法学教育，苏力认为：“需求是决定性的，但产出或供应则是另一方面的原因。”[2]高校作为培育和塑造学生的场所，有必要从法学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加以反思。

1.理想信念教育不足

法学教师在课堂上多为单纯讲授法条知识，不注重对学生法治理想和投身国家法治建设信念的培养。没有法治理想，法律只会成为学生毕业后谋生的一个工具；没有投身国家建设的信念，学生容易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目前，大部分法学院没有开设专门的法治理想信念课程，对学生的这类教育，有的是教师在法理学或部门法课堂上的零星讲授，有的是开设几个专题讲座，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对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不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教师本身就缺乏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在课堂上或是和学生吹嘘自己兼职律师事业的成功，或是对国家的法治状况全盘否定，没有对学生价值观的养成进行正确引导。教师尚不能以身作则，如何能苛求学生自学成才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很多高校在为学生树立榜样时，关注的仅是知名校友，而对于扎根基层一线，勤勤恳恳为国家法治建设做出贡献的优秀校友的宣传并不多。这种引导学生“往上看”的教育方式，不仅会对本已浮躁的学习氛围造成不好的影响，还会使学生择业时往大城市扎堆，不愿到西部基层工作。事实上，每个高校都有大量在基层做出了出色成绩的校友，这些校友的事迹同样值得在校园中传播。

2.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因此，要了解和解决中国的法律问题，必先了解和解决诸多法律以外的其他问题[3]。尤其是在西部基层，“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法庭的特殊性不仅包括纠纷的化解需要运用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惯例和习俗在内的‘地方性知识’，更依赖于在一种‘想象共同体’的环境下解决纠纷”[4]。然而，目前高校法学院主要围绕教育部规定的16门法学学科核心课程进行教学，这些课程大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部门法，在法学本科培养方案，在专业选修课中开设法律社会学、法律心理學、民族法这类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内容的课程高校并不多见。16门法学学科核心课程除民法、刑法外，大多数课程均是现代工商业城市生活广泛适用的法律，然而，从本质上看，西部基层依然是一个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乡土中国”，要成为工作中的“人才”，仅学习这些核心课程是不够的。缺少法律社会学的教学，学生不易认识到法律只是众多调整秩序的社会规范之一，运用道德、村规民约、舆论等其他规则解决纠纷的主动性不足；缺乏法律心理学的教学，学生在工作中难以把握当事人的心理需求，不能准确洞察纠纷产生的原因；没有上过民族法课程，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法、民间法没有概念，不利于在西部基层顺利开展工作。

此外，学生的法律思维应在部门法的案例研习课程中培养。所谓法律思维，是一种按照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5]，是依据法律逻辑，以价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论证，解释适用法律[6]。长期以来，大学法学教学采用的是根据教科书进行灌输式宣教的方式，而我国的教科书又少有如《曼昆经济学》这类充满了案例启发式教学的教科书。在案例研习教学中学习法律，就好像学习驾驶要上车跑路一样。学生在学习法学时，只有在案例教学中，才能领悟到立法者权衡善恶的智慧；只有在案例教学中，才能体会到司法者定分止争的正气；只有在案例教学中，才能感受到执法者严格执法的考量；只有在案例教学中，才能明白守法者诚实信用的收益。

关于法律文书课程，有的大学没有开设，开设了该课程的大学则是“课程安排较晚，通常在第七学期开设；学时较少，仅为30～36学时；更多关注文书制作格式，忽略文书的说理性；真实判例的起诉书、辩护书和判决书较少阅读”[7]。同时，法律文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范本格式已落后于司法部门的最新要求。教师讲授文书写作时，方法单一，对法律文书样式和范文的讲授不能引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在教学时没有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准备真实案例让学生练手，学生只能在工作后找来前辈的判决书硬着头皮“依葫芦画瓢”，自己摸索写作方法。在法律文书课堂上，教师多为对优秀范文的讲解，少有对反面病文的分析教学。

3.教学与法律实践对接不畅

从内部视角来看，高校法学院缺乏具有丰富司法实务经验的老师。目前高校法学院的青年教师大多是毕业后直接进入教学岗位的博士，具有司法实务经验的很少。一些中年教师虽有实务经验，但大多从事兼职律师工作，对法院、检察院的实务了解并不深入。因司法实务经验不足，教师在教学时只能照本宣科，这不仅让课程了然无趣，也会造成学生进入到实务部门后，学校所学与工作实际相差甚远，进而产生巨大的失落感。

高校与法检系统互聘的“双千计划”虽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校法学院引入了实务部门人员，但实务部门人员少有教学经验，也不一定具备较好的理论功底，在高校开设的课程容易变成简单的实务工作介绍。同时，每一届互聘期通常为一年，一年后更换互聘人员，一些同时具备良好理论功底和丰富实务经验的交流人员就此流失。

在外部环境方面，不少高校未充分发挥法学实践教育基地的作用。以云州中院为例，该院是西部两所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高校的教学实践点，但据该院负责政治部教育培训处的工作人员介绍，只有设点的第一年有20名同学到院实习过，此后便无人再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院未提供实习生住宿，不便于学生长期实习，而一些学生在大三下学期后忙于就业和完成毕业论文，也不愿外出实习；另一方面，法官们也缺少培养实习生实践能力的意识，实习生到庭室后主要是翻阅卷宗、旁听庭审，实习效果不甚理想。

四、法学教学如何回应实务需求

我国西部地区面积广阔，需要大量的基层法律人才，但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每年输出的毕业生数量极为有限，其他高校也应加大为西部基层培养法律人才的力度。

1.培育法治理想，厚植人文情怀

中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法学专业的学生毕业时选择到各方面相对落后的西部基层工作，需要对国情有清晰认识和正确的理解，对推动国家的法治建设有奉献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精神并非简单来自课堂上枯燥的说教，在校园环境中营造一种良好的法治理想主义氛围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在教学楼的显眼位置安放优秀校友的照片和简要事迹介绍；邀请校友回校举办讲座，分享工作心得体会；在各种媒体上宣传各个工作岗位上校友的优秀事迹。在云州中院，两名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法官均谈到：“上学时，学校经常宣传各地校友的先进事迹，通过学校网站、讲座、微信公众号，让我知道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校友，在偏远的西藏阿里地区也有校友。我们学校有一句话，叫西政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所以学生毕业后愿意散播到全国各地去。”在学校时，通过校方宣传看到如此多在基层工作的校友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这两位法官在毕业时便决定像那些校友一样到西部基层工作。

法治理想和投身国家建设的信念同样来源于教师的言传身教，教师自己应关注现实，关注国家，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中国，理解当代青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在对法律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往届毕业生、行业模范人物的故事和精神穿插进课堂教学里。

人文情怀的养成，需要高校重视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人文教育“既重视由外而内的文化化成，更强调自我体悟与心灵觉解，归根结底，它使人理解并重视人生的意义，并给社会多一份人文关怀”，当学生有了人文关怀，就有一种对他人尊严和生活条件的关心，以及对他人心理需求和权利救济渴望的担待。这种人文关怀，与我国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也是一脉相承的。

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倡导回归人文经典作品。经典作品所展示的高尚宽阔的精神境界，对人生、社会的深邃思考，富有哲理的经典名言，则能在我们的胸中长久地回荡，沉淀在我们的意识深处。阅读经典会使我们了解经典所展示的精神、心灵、智慧，提高我们的境界，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深沉、更加深刻。阅读经典，接受经典语言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可由学校列出人文经典书单，书单中既包括《论语》《道德经》《大同书》这类中国经典，也有西方的《理想国》《法律篇》《正义论》等。还可开设经典导读公共选修课，由教师引导学生领略经典智慧的魅力。

2.完善课程结构，重視交叉课程和实务技能课程

开设法律社会学课程，让学生了解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有利于其在工作中有意识地采用各种解决机制促成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即便在采用判决方式处理案件时，也更有可能协调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关系。法社会学课程从来不应仅仅被作为对社会学理论的注解，或者成为对法律专业知识的补充，它更理想的目标是帮助学生保持对更广阔的社会事务和人生问题的热情和发展相关的洞察力[8]。

近年来，法律心理学正逐渐受到实务部门的重视。不少法院都要求工作人员报考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培训课程，已故上海高院原副院长邹碧华法官主编的《法庭上的心理学》提供了利用心理学原理促成纠纷成功解决的案例。高校也应组织专家编写犯罪心理学之外的法律心理学教材，并广泛开设相关课程，补充学生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短板。

对于法律人来讲，思维方式甚至比他们的专业知识更重要。因为专业知识是有据可查的，而思维方式是决定他们认识和判断的基本因素，况且非经长期专门训练则无以养成。如前所述，案例研习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大有裨益。案例教学的案例应为真实案例，具体案例可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对案例的分析应渗透法律思维。案例教材的体例可参照部门法主流教科书的内容顺序编排，以便与学生已有的学习惯性保持一致。同时，还应邀请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编写。在编写案例教材时，要特别注意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各个部门法《理解与适用》丛书，尤其是应阐述清楚案例所引用法条的立法目的、背景、价值取向等法律适用问题，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能做到“知其所以然”。

关于法律文书课程的改进，课程教材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各类型案件《诉讼文书样式》，选编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几十种样式。在选择范本时，应选入真实的优秀法律文书，对该法律文书的优秀之处进行分析，培养学生使用法律语言的专业性和说理性思维方式。同时，也应摘编写作失败的法律文书，对该法律文书不当之处进行分析。相关教材的编写，可邀请实务部门人员参与，因其在工作中接触了大量真实的法律文书，能够提供很好的教学素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应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文书写作的示范。此外，相较于文书格式，更应强调的是法律文书的写作思维方式和法言法语的表达训练。

3.打造内外合力，让教学与实践良性互动

高校应引进一批同时具备实务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师资力量。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实务部门涌现了不少具有博士学位和研究能力的“学者型法官”和“学者型检察官”，他们是改进法学院师资力量的理想人力资源。本轮司法改革提倡从优秀学者、律师中选拔人员进入法院、检察院，两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影响应是双向流动的，也应鼓励高校从实务部门引进优秀人才担任专职教师。同时，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面，可实行学校导师和实务导师的“双导师”制，由法学院从法院、检察院、律所为学生聘请专业素质高、人品好的实务工作者担任学生的实务导师，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在外部环境上，高校应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社会实践条件。学生实习点可以走出当地，选择案件数量多、工作人员平均素质高的实务部门作为实习合作单位。在挂牌之外，更要与实习部门协商确定一批能力强、会带学生的实习老师，避免学生实习后无人指导，接触不到真正的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 公丕祥.变革时代的司法需求与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J].法学教育研究，2013（1）.

[2] 苏力.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和机遇[J].法学，2006（2）.

[3]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5：6.

[4] 徐清.人民法庭组织体制论——基于云南省M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J].河北法学，2016（5）.

[5] 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

[6]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

[7] 郝秀辉.法科学生法律思维培养问题探究：法学教育研究（第十四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8] 颜毅艺.论本科法社会学教学的课程安排[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3）.

[责任编辑：周 杨]

作者：张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