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

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精选6篇）

篇1：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

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司法界对危险驾驶罪的适用存在许多争议，如何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是一个相对专业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文就在司法实践中对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驾入刑”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关键词：醉驾 危险驾驶罪

刑法修正案

（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前述规定被称为“醉驾犯刑”，按照最高法和最高检关于确定罪名的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一、醉驾犯罪的法律特征

（一）醉驾犯罪的犯罪构成：

1、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人，均可构成本罪。

2、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醉酒驾车危害道路交通安全，饮酒并实际达到法定醉酒程度，在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就属于具有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犯罪的故意。

3、本罪侵害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其行为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4、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二）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关键是要查清行为人是否实施了醉酒并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

醉酒驾车犯罪是行为犯。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不以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构成要件。醉酒驾车犯罪，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不要求行为造成任何危害后果，也无犯罪情节要求。只要酒后经检测身体酒精含量到达某一标准而驾车即构成既遂。驾驶车辆应当解释为控制车辆并使车辆发生空间移动的行为。在行为人已经启动车辆而未发生车辆移动情况下被人制止的不构成本罪，因此亦不成立本罪的未遂。

对于醉驾的判断应坚持客观标准：即经过检测，行为人身体酒精含量达到一定客观标准，即使行为人十分清醒，亦应成立“醉”驾。只要酒后经检测身体酒精含量到达某一标准而驾车即构成既遂。

醉酒驾车犯罪是抽象的危险犯。抽象的危险犯是将可能招致危险的特定行为和状态，预先认为其具有一般的抽象危险，而不在构成要件中规定一个具体的危险性，行为人一旦实施法定的犯罪行为，不论是否发生具体的危险，都认为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而构成犯罪。醉酒驾车犯罪侵害的客体是道路交通秩序，威胁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行为是否有具体的危险。

二、醉酒驾车犯罪与他罪的关系

醉酒驾车犯罪的规定是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补充。交通肇事罪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醉酒驾车造成的，刑法修正案(八)以立法的方式扩大了醉酒驾车行为的惩治范围，即有醉酒驾车、飙车行为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一是以醉酒驾驶、飙车犯罪为前提的危险驾驶罪;二是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即醉酒驾车、飙车犯罪是基本犯，是故意；致人重伤、死亡和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结果是过失，是结果加重犯；三是危险驾驶行为依然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要危险驾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就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按照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三、醉驾犯罪的法律适用

（一）醉驾应一律定罪

醉酒驾车犯罪侵害的客体是道路交通秩序，威胁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行为是否有具体的危险，“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只适用于结果犯，不适用于危险犯。因为对于危险犯的“人身危险性”，仅有“危险状态”达到或未达到之别，到达则入罪，未达到则出罪，对于其“情节轻微与否”和“危害是大还是小”，既无审查的可能性，也无审查的必要性。

醉酒驾车犯罪的关键是“醉驾”的标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4年5月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酒后驾车普遍具有危险性，但立法选择“醉驾”为入罪标准，将血液中酒精含量小于80mg/100ml以下的酒后驾驶行为出罪，表明立法并未将酒后驾车一律入罪，区别了酒后驾车的不同情节。对“醉酒驾驶机动车”，只需审查醉酒驾驶机动车人员的“酒精含量是否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即可，无需考虑其“情节是轻微还是恶劣”、“危害结果是大还是小”。在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地点和时间犯罪及其他个体情节不是该罪的构成要件，仅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二）醉驾不一定都获刑

获罪不一定获刑，其法律依据：根据刑法的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法律规定判处。法定的从轻、减轻量刑情节有：

1、未成年犯罪。

2、自首。

3、立功。其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等理由。根此，醉驾者如果具有上述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就可以有可能得以免于刑事处罚。

（三）醉驾不一定都起诉

虽然最高检表态，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醉驾一律起诉，不考虑情节。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从法理上，醉驾不一定都要起诉，作不起诉处理是有法可依的。

（四）醉驾后自首的认定

关于自首的司法解释已经十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已经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1）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4）……；（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根此，对于醉驾后的自首的认定视具体情节而定：

1、交警设卡抽查酒后驾车，如果司机能在查到自己之前，主动承认喝酒驾车的事实，可以考虑是自首，因为有一定几率逃过抽查。

2、交警拦下车，司机必然要接受酒精检测，此时再交代实情，为时已晚，不能认定自首。

3、醉驾后发生了交通事故但不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况下，就地等待，听候处理并如实交代犯罪行为，可以构成自首。

4、警察设卡查车，醉驾行为人冲卡逃跑没有发生其他危害后果的、之后又“投案自首”，是否构成自首？这种行为在形式上也符合“准自首”的特征，可能构成自首。

【结语】

刑法修正案

（八）已将醉酒驾驶入罪，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应从执法上、司法上、立法上规范醉酒驾驶的法律适用，打击驾驶员存在的侥幸心理，提高了打击醉酒驾驶违法犯罪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苏宏峰：《醉驾驾驶行为的罪责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3]李旖旎：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辨析，法制与社会，2009年12上

[4]郏红霞：《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的立法思考》，载《前沿》2010年第9期

[5]李晓伶：《论醉酒犯罪的可罚性依据》，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韦威墩（1969－）男 广西武宣县人。学历：本科。广西来宾市武宣县人民检察院。

篇2：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

在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对“三农”投入大幅增加，支农惠农补贴资金增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征用农村土地拆迁等工作也越来越多，而一些村干部在开展各项公务活动中，利用职权弄虚作假、侵吞公共财产、挪用资金的情况也多了起来，涉农职务犯罪严重损害村民的利益，阻碍了新农村建设，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

一、当前涉农惠农职务犯罪的特点

l、犯罪主体趋向职务化，权力化。在我院查办的“涉农”系列职务案件中，犯罪人员多是农村“村官”或财务人员，犯罪性质多为贪污、受贿。这些犯罪人员利用手中权力非法侵吞、占有退耕还林等公款，进行权钱交易收受他人贿赂。

2、犯罪涉及领域多元化。与过去相比，近年来我院所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涉及领域广，其中涉及救济补助款、退耕还林款等方面的案件居多。

3、窝案、串案、共同犯罪多，呈现出“合伙”犯罪倾向。过去“涉农”职务犯罪一般是单人作案，近年来团伙型犯罪凸显，并有上升趋势，通常是村书记、主任与财务人员合伙作案。

4、犯罪的手段多样化。其表现在用假发票充帐，虚报开支，重复列举开支等更加隐蔽和秘密的方法从中截留国家的财产；虚报惠农政策数目骗取国家的财产进行贪污、挪用、私分；基层干部滥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收受他人贿赂等，其中贪污占了很大的比例。

5、社会危害性大。“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最直接地侵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涉农”职务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不仅侵害了一方百姓，而且败坏了党风党纪，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影响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当前涉农惠农职务犯罪的成因

1、权力失控，监督不到位。从上述案例查处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情况来看，其共性问题是：缺乏有效的党内监督，有的长年不开民主生活会，有的述职述廉只是走过场；审计监督轻描淡写，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重视不够，对某些苗头性问题没有及时治理。

2、管理有缺陷，改革不到位。近年来，我国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力度很大，尤其是乡镇站所，或撤，或并，或解体，或改制，变革也凸显出一些地方思想观念不相适应、管理跟不上的问题。

3、群众不知情，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等民主制度建设不到位。基层组织政务不公开、村务不公开、财务不公开的问题既普遍且严重，没有建立民主理财机制，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

4、少数干部法律意识差，对农村基层组织干部、乡镇站所和机关部门涉农建设项目工作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因为农村工作的特殊性，人员分散、经费不足以及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不够重视等，对农村基层组织干部、乡镇站所和机关部门涉农建设项目工作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不能到位，以致其中有些人法律意识、廉政意识淡薄，经不住诱惑，守不住清贫。

三、“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

1、村党支部人员的认定问题。从农村基层组织的状况看，由于基层党务、公务、村务和经济事务等均由村支部、村委会等组织承担，有时任职可能交叉，甚至分工界限不明确，尤其是村党支部在村事务中不论党务、公务均起绝对领导作用，村书记才是村里的主要负责人，故适用刑法时必须结合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一并把握其刑事立法和立法解释的精神。本人认为，党支部人员属于立法解释规定中所指的基层组织人员。

2、村公务范围的认定问题。村公务有三种情况：依法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村内自治事务与村级经营活动。依法协助公务，全国人大立法解释将其限制在七项范围之内。其实质是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惟有在这七项事务中，才存在依法从事公务的可能，因而才可能成立贪污受贿犯罪。除了这七项，贪污受贿犯罪不能成立；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是指人大立法解释的七项事务之外的非经营性质的村内公益事业和公益服务等自治事项，既非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亦非企业经营性质的村自治事务建设和公益服务活动。在此种活动中，村基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不能成立贪污受贿犯罪，但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进行经营活动，即村经济组织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在此范围内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成立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受贿罪。

四、预防对策和建议

近年来，国家不断有支农惠农政策出台，涉农领域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如何发挥好国家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安全，落实好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预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必须加大宣传、管理和监督的力度。

1、加强政策法律宣传和案件查处力度。组织相关部门和借助各种媒体对国家各项惠农政策进行广泛宣传，让农民充分了解。检察机关应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法下乡”和“法律进村”等活动进行法律知识宣传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和反腐意识，积极鼓励农村群众检举、揭发涉农职务犯罪，使之与检察机关查处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形成合力，加大遏制犯罪，震慑犯罪的力度。

2、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要想把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好，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对基层组织人员，必须组织学习国家的相关政策精神，明确自己的职责、任务，并充分认识自己从事该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断增强基层组织人员的法律素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通过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基层组织人员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增强自觉防腐拒腐能力。

3、加强农村财务、政务和涉农专项资金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要健全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村民理财小组财务审计制度。乡镇经管站要切实发挥监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村级财务进行审查，杜绝不合理、不正常开支，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防止贪污、挪用现象发生；要深化村务公开，加强民主管理。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分离制度，加强村干部之间的监督制约，对群众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征地补偿，退耕还林等重点项目及村里重大事务及时公示，让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加强对干部的民主监督。

篇3：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及数额认定问题

我国相关规定确定了构成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范围, 比如一切金钱、实物及可以用金钱衡量的财产利益都可能构成商业贿赂的给付行为, 同时在规定中列举了一些详细的财产利益, 可以说这一规定包含了相对全面的内容,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案例中, 需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细节性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明确, 防止在适用中出现争议。

(一) 对于给付礼券是否可以认定为贿赂犯罪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存在的观点较多,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进行认定:第一, 对礼金给付的数额方面进行认定, 对于受贿人并没有得到的部分不能认定其受贿的数额部分;第二, 对于可以直接确定礼券市场价值的应当直接认定其构成商业贿赂的行为, 并按实际价值确定其数额;第三, 准确区分礼尚往来的与商业贿赂的区别, 这种情况需要结合实际的给付方式、条件等进行判断。如果是正常的礼尚往来的活动, 不论其行为如何, 数额大小都不应该认定为犯罪。

(二) 认定免费旅游为商业贿赂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商业贿赂犯罪意见》中, 将免费旅游作为贿赂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在认定该罪及数额的时候需要区别以下内容:第一, 对于行贿人为受贿人直接花费的旅游费用, 比如往返旅费、吃住门票和购物等, 应当认定为贿赂的数额;第二, 在行贿人陪同受贿人履行的情况下, 行贿人支出的费用, 应当进行一定比例的界定, 对于难以界定的部分不能认定为受贿的数额;第三, 在有第三人陪同受贿人旅游时, 行贿人所花费的所有费用都应当记入受贿人本人的受贿数额之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商业贿赂中还存在着一些资助式的贿赂行为, 比如资助受贿人子女出国留学, 资助受贿人修缮房屋等, 虽然其并没有直接给付金钱, 但是这也是一种用金钱替代的享受方式, 也应当作为受贿进行论罪。另外, 在商业贿赂中还存在一个难点, 就是性贿赂问题。笔者认为, 由于我国《商业贿赂犯罪意见》中指出的商业贿赂行为本质上是指权钱交易的行为, 而性贿赂则是权色交易, 所以对这一行为不能以商业贿赂进行惩罚, 而应当通过专门的司法解释进行认定。

二、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问题

在商业贿赂中, 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一个硬性的规定, 但是这一规定也存在着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对什么是不正当利益的界定问题, 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就有不同的规定, 再如什么情况下才是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如何判定的问题等。

(一) 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正当性的理解

谋取不正当利益, 通常理解就是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政策等的规定而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 或者是在正常的招标等活动中为行贿人打招呼帮助其中标等的行为都应当认定是不正当的利益。这也就是说, 不正当利益的理解应当是违法性的利益或者违法性的帮助行为。这就需要与刑法第389条规定的给付回扣、手续费的行为进行区别, 两者是本质不同的行为。

(二) 主观性条件的分析和认定

前面提到的问题是从客观角度进行的分析, 同样, 从主观角度分析也是如此, 行贿人在给付受贿人金钱、财物或者其他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物品时应当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求, 受贿人是否有这方面的故意不是主要的条件, 但行贿人应当有。也就是说在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时候, 应当区分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认定:第一, 行贿人具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要求, 并已经明确提出;第二, 受贿人为行贿人提供的不正当利益, 行贿人具有主观的认知。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问题是, 在招投标的过程中, 如果行贿人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求, 同时也给予了相关人员财物, 但是在实际的招投标过程中, 相关人员并没有为行为人提供招投标信息, 也没有对行贿人进行暗中帮助, 这就不符合为谋取优势竞争地位给予他人财物的行为, 即使行贿人中标, 也不是通过行贿手段获得的, 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就不应当认定为贿赂行为。

三、关于共同犯罪的问题

在贿赂案件中, 对于共犯的认定较为复杂, 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学说, 比如身份学说、行为学说等, 《商业贿赂犯罪意见》中对共同犯罪的问题进行三类划分, 这和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行为有一定的相似性。

(一) 对于共同犯罪主体的分析

共同犯罪需要区分身份犯和非身份犯, 这也是商业贿赂犯罪中的重点, 比如在身份犯和非身份犯共同行为时应当如何认定共犯的问题, 我国《意见》指出, 如果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分别利用各自的职权实施了犯罪行为, 按照主犯的行为认定犯罪, 不能分清主从犯的, 以受贿罪定罪;如果利用身份犯的职权实施了犯罪行为应当按照身份犯认定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依照非身份犯的职权实施的行为, 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责任。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 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在共犯认定方面与贪污等职务犯罪一样。

(二) 对于共犯处理的问题

在商业贿赂共同犯罪过程中, 对共犯进行处理还需要做好工作, 因为共犯的主从地位等都需要进行核实认定, 因此在处理的过程中应当把握以下原则:第一, 对于一些共犯在逃的处理, 由于共同犯罪的同犯没有抓获归案, 所以在认定已经抓获的犯罪人的主从地位认定上应当慎重, 可以选择不认定主从地位的方式。因为如果认定了主犯, 当共犯抓获后, 经查认定错误, 那么该犯所承担的刑责不一致, 违反法定的原则, 如果认定为从犯也是这个道理。第二, 在同犯归案后, 应当对同犯的主从地位进行认定, 但是已经判决的罪犯的主从定位不再认定。

需要指出的是, 司法实践中, 较多商业贿赂共同犯罪表现为无法区分主从犯。例如, 国有公司总经理 (国家工作人员) 与财务主管 (非国家工作人员) 共同利用职务便利在经济往来中于账外暗中收受回扣并归个人所有, 实际上无法区分两者的作用孰轻孰重。在无法区分主从犯的情况下, 主犯说无法确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行受贿行为的犯罪性质。解决的办法无非有三种:1.分别定罪;2.以重罪、立案标准更低的受贿罪定性;3.以轻罪、立案标准更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性。

四、结语

贿赂犯罪的在现代社会不仅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的法治建设都是不利的, 这种行为容易使人民丧失对法律的信心, 因此必须严厉打击贿赂犯罪行为, 这就要求我们针对一些有争议的地方进行研究细化, 笔者通过以上论述希望能够说明商业贿赂的一些问题, 能够在查证相关案件中提供帮助, 为推动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略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周同良, 方淑品, 仝辛克.商业贿赂的具体细节问题讨论[J].中国法学杂志, 2011 (7) .

篇4：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

一、非法经营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竞合问题

行为人销售盗版出版物的犯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其行为既触犯了刑法217条关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也触犯了刑法225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无形中涉及了法条竞合问题。根据《非法出版物解释》第11条的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1条至第10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认定，而该解释第4条又明确规定了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的定罪处罚标准。据此，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为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应以刑法218条的规定，认定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不再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即司法解释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的法条竞合采取了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处断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操作中，由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定罪标准有异，非法经营案的追诉标准为经营数额达5万元，销售侵权复制品案的追诉标准为个人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单位50万元以上。容易出现涉案数额尚未达到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标准，但足以构成非法经营罪之标准的情形，对此如何认定呢？笔者以为，销售侵权复制品与非法经营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就根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肯定地说，这是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惯例做法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7年11月27日制发的《关于依法惩治非法出版物犯罪的通知》规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投机倒把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91年1月30日再次制发了《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对于从事非法出版活动构成犯罪的依照投机倒把的罪名和数额标准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7月5日通过的《关于惩治侵犯着作权的犯罪的决定》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着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1995年1月16日又作出《关于适用〈关于惩治侵犯着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1997年刑法吸收了该决定有关内容，同时将投机倒把罪细化，保留了非法经营罪。从这一立法轨迹不难看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是逐渐从投机倒把罪（非法经营罪）中分离出来的，二者之间为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从中也觉察到，在保护着作权的有关刑事法律出台以前，对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以投机倒把罪论处是适当的，但在刑法明确规定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独立的罪名后，仍然以非法经营罪认定则是不恰当的。但在目前，侵犯着作权等知识产权类犯罪案件大多仍滞留在以非法经营罪认定的框架中，非法经营罪也越来越彰显其“口袋罪”的特性。在我国“入世”后，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重要，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也在刑事法律中占有了一席之位，但是严格依据法条竞合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个案中又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轻纵知识产权犯罪的问题，不利于强化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对此，一个新的问题摆在司法实践面前——在适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罚不抵罪的情况下，可否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

笔者以为，在一般情况下，应适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来加以认定，从而体现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法又明显罚不抵罪，无法实现刑罚功能时，如行为人销售侵权复制品的非法经营数额介于5万元至10万元之间，完全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于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即按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处罚。正如马克昌着的《犯罪通论》所述“罪刑相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当一种犯罪行为触犯两个以上法条，如依据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吸收法优于被吸收法原则适用法律有悖于基本原则时，就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又符合基本原则时，应适用重法，排斥轻法。”当然，行为人之主客观行为必须符合重法相对应的（非法经营罪）之全部犯罪构成要件，否则，不能牵强入罪。

二、非法经营罪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竞合

实践中，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产品的行为，可能同时触犯了三个罪名，非法经营罪、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从而形成想象竞合，根据想象竞合的处断原则，应是择一重罪论处。《伪劣商品解释》第10条明确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它犯罪的，依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对同时可能构成三种罪名的，不能分别实行数罪并罚，应择一重罪处罚，但三个罪名何为重罪，值得探讨。

1.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之比较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定最低刑均为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高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最高刑7年有期徒刑；就两罪的起刑点来说，二者相同，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即可定罪量刑，销售伪劣产品罪比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严重，因此，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销售伪劣产品罪比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要重。

2.非法经营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之比较

非法经营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罪追诉标准相同，都为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但非法经营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定最低刑均为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非法经营罪的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法定刑上看，销售伪劣产品罪比非法经营罪重，尽管判断罪轻罪重不是单纯比较最高刑和最低刑幅度高低，从案件所涉及到社会影响、犯罪对象、危害性质、侵犯法益等方面评价，也是销售伪劣产品罪要比非法经营罪重。

篇5：查处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近郊农村土地被征用。而因土地征用做造成的职务犯罪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少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在土地征用补偿款上出现贪污、挪用等问题，如何有理有据查处这些涉农职务犯罪问题就值得深入探讨。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了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查处涉农职务犯罪的建议。

关键词：职务犯罪；农村；基层工作人员

一、案例简介

2009年，因城镇发展需要某村有2000亩土地被县政府征用规划为物流园区，并签订了土地征用补偿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征地每亩按4万元予以补偿（包含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款、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分四批次拨付给该村。该村经过民主商议及村委会认可，决定从补偿款中抽出10%的款项向该村其他有土地的农户购买土地建设安置房，供被征地农户使用。第一批次补偿款下拨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按照事先的决定抽出10%款项后，其余款项全部发放到位。2010年6月，该村账户收到第二次补偿款后，村支书李某在补偿款发放之前私自从中动用3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后在7月2日案发。案发2日后，李某即将30万元挪用款项打回村里。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该村在土地被征用之前无任何银行存款及集体收入。而关于李某30万元的个人债务也查明，系为他人担保所承担的连带责任。由于债权人催帐，李某被迫从补偿款里挪用30万元还债。

二、对案例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

（一）对李某涉农职务犯罪主体的争议

对于案例中的村支书李某而言，由于其系村支书，对其是否属于基层工作人员存有争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一规定虽然阐明了村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但并未明确说明村支部是否属于基层自治组织。因此，若要按照基层工作人员（即国家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从法律依据的角度讲确实存有争议。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情况，应该认定村支书的基层工作人员身份。理由有两点：第一，从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人员构成看，相当数量的行政村都存在着一些双重身份的工作人员，即既是村党支部的成员又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甚至一些地方的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主任。因此，若认定村委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损害村集体利益构成犯罪，而作为领导村委会的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相同行为而不视为犯罪的话，那么显然有失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第二，从地

方政府与地方党委的关系来看，地方党委对地方政府也具有领导关系，如同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虽然刑法并未在职务犯罪中明确规定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作为适用主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的将其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存在任何争议。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案例中村支书李某安全适用基层工作人员的界定。

（二）对李某职务犯罪的认定

1、《刑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

根据2004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下称“解释”），对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犯罪的七种情形进行了作了说明，在此七种情形下应当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处理。在这里，需要对这一规定进行说明：第一，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不止刑法所列出的七种，仅仅是这七种情形下可以认定农村基层工作人员的身份。这也就意味着，当基层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损害了村集体利益而构成犯罪时，首先需要厘清其行为是否在七种情形之内，若不是则不能认定为职务犯罪。第二，根据“解释”的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条文关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的规定。因此，要判断李某是否构成职务犯罪，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具体行为。

2、对李某职务犯罪的讨论

首先需要明确李某所挪用的30万元的性质。根据案例的交待，李某所挪用的30万元来自于该村的土地征用补偿款，补偿款包括三个方面的来源，即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款、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按照发放程序，这笔补偿款首先要从上级政府下拨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然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将补偿费用再发放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中土地补偿款是作为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而安置补助款和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则是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那么在这些款项发放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前，其所有权仍然应归国家。李某在第一次补偿款发放完毕而第二次补偿款到账但未分发的情况下挪用30万元，显然是挪用公款，对照“解释”，显然村集体对上述费用的管理和发放属于协助政府从事公务且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李某作为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实施犯罪，应当以基层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定性。有人认为李某挪用的30万元无法区分是第一次补偿款提留10%中的还是第二次补偿款的，但根据上一点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李某所挪用的不论属于哪部分的款项都涉嫌侵占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费，对于该费

用的支配使用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事务，利用职务的便利挪用和侵占，应该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来定性。

三、涉农职务犯罪的成因

“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先湿而后生苔”导致涉农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具体分析以上案件，可以得出涉农职务犯罪的几个成因：

（一）客观方面的原因

首先，权力集中，为村干部贪污大开方便之门，给涉农职务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农村基层工作组织中一人身兼数职的现象较为普遍，村民自治成为了村委会自治，甚至变成个别人员的个人自治，这种权力集中的现象也使得权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钱。以上案件中，关法村村委的权力掌握在蒙某三人手中，导致该三人用关法村的证明及印章为换取金钱的手段，相互勾结、共同作案。

其次，财规不全，执行乏力。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出台的支农惠农政策措施多，投入的建设资金和扶贫资金巨大，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却未能及时跟上，或有了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制度执行未跟上。很多财务人员不坚持原则，或财务检查走过场，流于形式，使得一些人有机可乘，假证明上报、审批手续随意、“专款不专用”的现场时有发生。

（二）主观方面的原因

主观方面的原因由村干部及村民两部分组成。

村干部方面：以蒙文友三人案为例，蒙某系初中文化，张某高中文化，周某高中文化。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加之处在农村这样的环境之中，思想松懈、放松学习和教育是导致涉农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基层农村干部在工作、学习上长期相对松散，有些干部订报不读报，上班不坐班，放松思想改造，分不清是非曲直，热衷于吃喝玩乐，在囊中羞涩之际将手伸向国家涉农公款。基层农村干部甚至不懂法、法律意识较差，对罪与非罪的界线认识模糊，错误的认为在征地补偿中、在移民补偿中，利用职务便利“吃点、占点、捞点”都是正常的，不会构成犯罪，殊不知正是这样的思想导致了犯罪的发生。从蒙文友等人的作案手法上看，可以看出该三人最早是在别人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收取了别人的费用，为他人出具虚假证明。这是被动的受贿，也是该三人走向犯罪的第一步。之后，三人胆子变大，敢以虚报被淹土地的手段，冒领补偿款，将国家财务共同贪污。胆子更大之后，认识到了权利的价值，以自己手中的权利刁难群众领取后期补偿款，主动索取贿赂，不给钱不盖章，情节步步递进，也是思想逐步腐化的证明。

村民方面的主观原因：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更为淡薄，这是致使犯罪分子恣意妄为的另一主观原因。由于种种原因，农村中的大多数农民群众文化层次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仅凭一颗正直善良的心接人待物，加之大多数农民群众对“官、政府”向来有敬畏感，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也不知告官、不愿告官、不敢告官。导致一些犯罪分子利用了这样的弱点，有恃无恐，连续作案。甚至有的农民群众受到侵害后，诱之以利，反而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有力助手。蒙某一案中，移民户杨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蒙某等人冒名虚报领取水淹土地补偿款。在事情暴露之后，在蒙某等人的怂恿下，将钱领出，几人共同私分。为蒙某三人的贪污行为铺平道路。

（三）案发单位的原因

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中，案发单位普遍存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的问题。不少单位是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更有单位财务人员集出纳、会计与一身。有的基层农村“村官”直接经手财务，分管领导干部手中更握有大量公款，并长期不交财务，采取自收自支，以打白条、虚假发票冲帐，隐瞒收入等方式贪污、挪用“涉农公款”。村务不透明、政务不公开，使得民主监督流于形式。从我院查办的移民补偿款发放环节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分析，大多数村级组织也都建立了一些村务公开制度，但真正将该制度落实的却很少，绝大多数都是走走过场流于形式应付检查而已，特别是村级财务管理非常混乱，村务分工不合理，一些乡镇出现村支书兼会计，村主任兼出纳，村委会委员将会计、出纳一肩挑的怪现象。很多村级财务不按规定时间做帐，或一季度做一次，或一年一次，或干脆不作账方便冲抵几年前的不合理支出，这种混乱的局面给“浑水摸鱼”者留下空间。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财务管理，将很大程度上堵塞涉农职务犯罪的漏洞。广泛推行民主理财制度，落实“三公开”制度，切实落实“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接受群众监督，深化村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分开的管理方式。以此杜绝涉农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监督管理不力的原因

在涉农职务犯罪中，监督管理制度的失控是涉农职务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权利过分集中，加上对政务、财务公开的内容有限，缺乏透明度，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难以落实。这种上级无法监督，平级不敢监督，下级监督不了的不正常现象为涉农职务犯罪提供了有力条件。

村民委员会是一个自治组织，对于村干部的管理，主要依靠的还是村民集体监督，乡镇与村委会不是领导关系，上级监督部门也只是按只能分工各管一段。在这种监督机制下，村干部手中的权力很容易被滥用。蒙文友等人以虚报、冒领移民户和为非移民户开具移民证明的方式骗取移民补偿款，借机牟利。这些手段、环节隐蔽性不强，甚至可以说明目张胆，犯罪轨迹明显，很多村民都心知肚明，但是大多数村民自治意识和观念相对淡漠，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加上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管理、财务管理等重要环节缺乏有效监督方式，使得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对财务管理更要加大监督力度，加大对专项资金的监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涉农资金的监管，理顺各种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涉农资金监管体系，有效防止中间环节截留、贪污、挪用，确保专项涉农资金及时拨付，按时使用和发放。

四、对查处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的思路与建议

（一）思路

近年来，国家不断有支农惠农政策出台，涉农领域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如何发挥好国家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安全，落实好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预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必须加大宣传、管理和监督的力度。

1、加强政策法律宣传和案件查处力度。组织相关部门和借助各种媒体对国家各项惠农政策进行广泛宣传，让农民充分了解。检察机关应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法下乡”和“法律进村”等活动进行法律知识宣传和反腐败斗争的宣传，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和反腐意识，积极鼓励农村群众检举、揭发涉农职务犯罪，使之与检察机关查处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形成合力，加大遏制犯罪，震慑犯罪的力度。

2、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要想把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实好，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对基层组织人员，必须组织学习国家的相关政策精神，明确自己的职责、任务，并充分认识自己从事该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断增强基层组织人员的法律素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通过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基层组织人员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增强自觉防腐拒腐能力。

3、加强农村财务、政务和涉农专项资金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要健全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村民理财小组财务审计制度。乡镇经管站要切实发挥监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村级财务进行审查，杜绝不合理、不正常开支，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防止贪污、挪用现象发生；要深化村务公开，加强民主管理。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分离制度，加强村干部之间的监督制约，对群众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征地补偿，退耕还林等重点项目及村里重大事务及时公示，让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加强对干部的民主监督。

（二）政策创新

农村基层组织的稳定关系着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组织清正廉洁对于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正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的认定往往含混不清，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查处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1）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纳入检查院的监管 农村基层组织虽然规模小，但功能齐全，称得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由于其人员编制有限，且运作机制灵活，所以在村级组织中往往公务与实务基于一身。农村基层组织在实际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清晰的将公务与实务完全明确的分开，而实际上也不需要完全分开，这就给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将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问题纳入检查院的监管，明确凡是“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都属于职务犯罪主体范围，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管辖权，这样可以避免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2）统一管辖，分罪量刑

对于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协助人民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按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对于自治范围和经营范围的人员依照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从而与涉农职务犯罪区分开。当然，由于上述统一管辖，分罪量刑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改变，因此应该由相关立法司法部门联合作出决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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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桂芬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6）

篇6：醉驾犯罪法律适用探讨

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意见

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信访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信访条例》、《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安徽省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是指信访人以信访为名，在信访过程中违反《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予以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或者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

二、对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办理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和处理极少数、譬示教育大多数的原则；坚持既维护稳定，又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三、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案件由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犯罪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犯罪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

四、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查处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案件时，应当依法调查、收集信访人在案件发生地的违法犯罪事实和证据。

五、信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

(一)采取静坐、堵门堵路、下跪喊冤、呼口号、拉横幅、穿状衣、举遗像、展示状纸、起哄闹事等方式，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将老、弱、病、残、幼等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或办公区域，或者携带上述人员在信访场所滞留、滋事，不听劝阻的；

(三)为了制造影响，到外国人驻华使领馆或者其他驻华办事机构“告状”的；

(四)在单位或者公共场所、要害部位以跳楼、跳河、自焚等自杀、自残方式相威胁，制造社会影响的：

(五)在公共道路、铁路上静坐、躺卧、爬行、堵塞交通或者以递交信访材料、喊冤告状等为名，非法拦截车辆，扰乱交通秩序的；(六)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的；(七)信访人的信访事项已经依照法律程序作出终结处理，信访人仍然以原诉求多次赴省进京上访，不听劝阻的；

(八)采取其他方式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公共场所秩序或者交通秩序的。

对扰乱重点地区秩序(包括中共中央机关、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天安门、中南海、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外国使领馆及国际组织驻地以及省级领导机关)，或者聚众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秩序、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的首要分子，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从重处罚。

实施前两款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六、信访人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

七、信访人非法携带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管制器具的，分别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

非法携带上述危险物质、管制器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危及公共安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八、信访人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

九、信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

(一)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

(二)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四)多次通过传单、信件、手机、电话联网等方式发布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实施前款行为，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信访人纠缠、威胁、撕扯、殴打信访接待人员的，分别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信访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二、信访人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三、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信访人在国家机关办公区域或者公共场所停放尸体、设灵堂，或者因停放尸体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不听劝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予以治安处罚。

十五、信访人以信访为名实施敲诈勒索，借机敛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约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十六、信访人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十七、信访人唆使、肋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被唆使人所实施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予以从重处罚：

十八、信访人有上述第五至十七条规定的行为之一，屡教不改，尚不够刑事处罚，且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予以劳动教养。

十九、信访人违反治安管理理或其他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予以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办理。

二十、信访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办理。

二

十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有关单位在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时，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应当按照“劝阻、警告、强制”的工作程序进行处置。有关单位发现信访人实施违法产犯罪行为，要立即依法收集、固定、保存相关证据，并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要加大查处的力度。对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要及时通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要提前介入，并依法批准逮捕、移送起诉；人民法院要依法作出判决。

信访人实施违法行为受到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后，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要根据法律、法规和本意见的有关规定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