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益是讨论法律问题的概念基础与基本范畴。通过研究法益的发展,从法益的提出、法益理论的历史发展、法益的作用和意义等多角度探讨法益理论在环境犯罪中的作用。研究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归纳当前我国刑法环境犯罪在立法和司法保护中的缺失,指出有必要借助刑法手段,引起公众对环境法益的重视,并有针对性地从立法、司法等角度提出完善的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环境犯罪构成法律探讨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环境犯罪构成法律探讨论文 篇1:
论我国期待可能性反思与借鉴
[摘要]期待可能性发端于德国的“癖马案”而逐渐形成了备受大陆法系关注的理论。文章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进而对期待可能性在中国刑法语境下的反思及其应当在我国的适用的空间的分析,表明应当谨慎地借鉴该理论,合理吸收其基本的核心精神。
[关键词]理论基础;反思;借鉴
一、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基础
所谓的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在理论上认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非难,因而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有的学者几乎把所有刑事责任减轻或免除事由,都纳入期待可能性中探讨,这种理解和做法实是对期待可能性本身的误解,因此有必要具体阐释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根基。
(一)哲学上的理论基础——相对的意志自由理论
相对意志论把侧重点放在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上,承认行为主体存在自主选择行为的可能性的同时又不可能绝对主宰自己的意志,承认人与环境处于一种互动状态,即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这表明主体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又表明这种自主选择权又受限于客观环境。如果行为人行为时有选择的自由,而他却通过自己的意志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他的意志选择就成为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合理根据。所以,从相对的意志自由论自然地引导出期待可能性理论。
(二)刑法的人性关怀的基础价值
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刑法的人道性。人道主义刑法观是指刑法的内容和实施都应与人的本性相符合,尽可能地宽容、轻缓和充满道义。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只有对行为人可能实施的行为才应该追究其责任,体现了对人性脆弱的尊重。刑法规范调整的对象最终是人,在实现处罚犯罪的同时,也要保障“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社会的人,但更是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后者决定了人都有脆弱和自私的一面,法律不能盲目地希望或期待人们牺牲较大的价值来迎合较小的价值,法律理应对人性的脆弱表示相当的尊重,而不能强人所难。期待可能性理论看到了人性中的脆弱一面,在现实条件和当时的情况下,不能期待行为人能够作出法律所不禁止的行为。当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即使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也要基于期待可能性而不给予处罚。
二、我国语境下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反思
目前我国对期待可能性的借鉴和引进的呼声愈来愈强。下面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对期待可能性进行分析。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环境辨析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与再德日的存在形式不同,其理由如下:
1.从犯罪论体系上看,德日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不同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前者谓“三层次”的犯罪成立要件,即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四要件”的理论,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两大犯罪论体系主要是在逻辑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而由于认识事物的规律是相通的,两体系的构成要件有一一对应性。如,犯罪构成该当性对应于我国的犯罪客观方面,违法性对应于我国的犯罪客体;有责性可以拆分为我国的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但是,通说认为,大陆法系之有责性中包含有故意、过失、责任能力、期待可能性,可以说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我国犯罪论体系中惟一没有对应物的理论。但是我国的实定法中不乏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影子,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律条文解决了期待可能性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而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已有的犯罪构成要件中总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要件或要素,如诉诸不可抗力等情况。
2.从我国犯罪成立条件来看,我国的犯罪成立是双层次的模式。即我国的犯罪成立的判断首先是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四构成要件,然后再判断是否有违法排除事由。按这种模式来判断犯罪成立,造成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难以确定。为了解决我国刑法理论中“阻却犯罪事由与犯罪构成契合点”的难题,我国学者首次引进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并试图以之来完善我国刑法理论体系。学者们发现,恰恰与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之本义相悖,该理论非但难以充当阻却犯罪性事由与犯罪构成的契合点。若不革新我国犯罪构成的理论框架,植根于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将难以融入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中。
从上面两点可以看出,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理论上存在着诸多难题。期待可能性所体现的精神一方面在我国刑法中有相应的体现,尽管所冠以的名称不同;另一方面有上面的情况出现,必然导致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理论体系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地位,特别是我国与德日犯罪构成理论不同所导致的理论冲突。
(二)期待可能性在我国理论上适用的空间分析
虽然存在诸多的理论分歧,表面上期待可能性理论难以融入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但是,期待可能性理论还是在我国当前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下有其存在的空间。期待可能性作为我国当下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排除犯罪性行为的弥补要素是妥当的。
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来看,我国的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不应当包括期待可能性。根据国外的刑法理论,期待可能性应当是与责任、故意、过失等相并列的要素,我国刑法学者在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的故意或过失本身便是心理事实和规范评价的统一,已经完全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主张将期待可能性引入我国犯罪构成的罪过之中的观点是不足取的[1]。第二种观点极力主张将期待可能性理论引入我国刑法,但在具体是置入罪过之中还是刑事责任论中存在分歧。
一般认为上述观点都有其不足之处。我国目前的刑事责任与大陆法系中的刑事责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概念,因此在目前刑法理论体系不变的情况下,还无法将期待可能性引入责任论。将期待可能性置入罪过论之中也不合理。因为故意或过失属于主观心理内容,而期待可能性属于客观的责任要素,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如果仅把期待可能性作为主观罪过的内容来研究,无法包容期待可能性的全部内容。而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故意或过失已完全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四个要件相互依存,互相补充,共同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准。这种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四要件中没有包含阻却违法事由的内容,给人一种积极“入罪”的感觉,这主要与旧刑法偏重于对社会的防卫有密切联系。在法律越来越注重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今天,这种模式显然要逊色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以“出罪”为主要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
因此,把期待可能性作为排除犯罪性行为是符合当前我国的刑法体系的,有利于保障和尊重人权。当然,作为违法排除事由之一,并不能代替我国传统理论中关于违法排除事由的规定,而应当成为弥补我国当前的排除犯罪性行为的内容。期待可能性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适用。
三、我国对期待可能性的借鉴途径
(一)理论上的借鉴
将期待可能性引入我国刑法,可以完善我国刑法理论,而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则是关键问题。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是为了解决行为人对其行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学理论,评价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及有无是在定罪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可以将期待可能性理论放在刑事责任评价中加以讨论。我国刑法理论中,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是人行为时具备相对的自由意志能力,即行为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有条件的亦即相对自由的认识和抉择行为的能力。而“期待可能性无非是意志自由程度的外在形式,是评价行为人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大小的依据,是罪过心理产生的前提”[2]。期待可能性解决的问题也是是否应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前提即是否具有意志自由的问题。因此,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问题是刑事责任能力的构成要素。只要符合主客观四要件的行为就确定为犯罪,再根据刑事责任年龄、精神健康状况、生理功能状况、期待可能性等进行刑事责任的评价,以解决刑事责任的有无。这样可以不必打破传统主客观一致的定罪原则理论框架,保持理论的延续与稳定性。
(二)立法上的借鉴
明确将其它排除犯罪性行为按期待可能性规定在刑法中。关于排除犯罪性行为,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只有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两种。但我国刑法理论普遍认为,排除犯罪性行为不限于这两种,还有其他的排除犯罪性行为,如执行命令的行为、正当业务行为、自救行为、推定的承诺、义务冲突等。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又能突破社会危害性论的传统束缚使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上述排除犯罪性行为得到合理而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应当明确将其他排除犯罪性行为按无期待可能性规定在刑法中,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
(三)司法上的借鉴
1.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如前所述,可将期待可能性作为刑事责任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但不存在实施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则不应判其承但刑事责任。譬如,在我国,对于婚后因受虐待而外逃后再结婚的,对于因自然灾害流落他乡再婚的以及被拐卖而再婚的都不以重婚论处,这是因为行为人在客观恶劣条件下,无法期待其实施其他合法行为,因此无期待可能性不负刑事责任。
2.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办案质量和效率。司法工作人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要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首先确认行为人在行为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否为刑法上的罪过。而行为人在当时情况下实施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情况则能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因此,司法工作人员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依照案件事实查明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是否存在行为的可选择性,然后再结合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等其它影响主观恶性的因紊,就能准确地作出判断。
四、结语
我国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应持保留态度,我们应该吸收的是其保障人权、救济脆弱人性的合理内核,而不是照搬照抄。鉴于我国在实现期待可能性减免责任的功能时有其缺陷,往往直接以情节轻微或情节显著轻微等不具有规范质量的标准来“调试”刑事责任程度,而不是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之中,因此,应该在刑事立法上,尽量将影响责任的事由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也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有利于保障被告人,才能体现法律公正的终极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1]李立众,刘代华.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中外法学,1999-1.
[2]姜伟.期待可能性理论评说.法律科学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张贺(1984—),男,湖北襄樊人,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干部、法学硕士。
作者:张 贺
环境犯罪构成法律探讨论文 篇2:
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研究
摘 要:法益是讨论法律问题的概念基础与基本范畴。通过研究法益的发展,从法益的提出、法益理论的历史发展、法益的作用和意义等多角度探讨法益理论在环境犯罪中的作用。研究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归纳当前我国刑法环境犯罪在立法和司法保护中的缺失,指出有必要借助刑法手段,引起公众对环境法益的重视,并有针对性地从立法、司法等角度提出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法益;环境犯罪;法益理论;环境法益
一、法益的理论发展
19世纪上半期,法益概念产生于有关犯罪的概念和实质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在宾丁的“法益”说中,其在定义“规范”的概念时指出,“所有这些不应受任何排挤的状态,对于法律而言都具有重要价值。它们可以被称为法益。”因此,宾丁被视为是法益概念的真正缔造者。宾丁强调只有立法者选择给予特定的“益”以法律保护的决定才是重要的,由此将法益的外延扩展到立法者认为对于共同生活有重要意义而需要通过制定规范防止其受到损害或威胁的所有客体。就此,宾丁将“法益“的概念引入现代刑法学。这是法益的由来。
而对于法益的定义,出现了分歧与不同理解的定义。粗略定义法益是指法所保护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为法益概念做出了许多定义。但在定义时也存在许多分歧,主要分歧与理解不同点在于:法益是否之前就存在?保护的对象是一般法还是所有法?其内容是状态还是利益?因此,通过分解法,逐一定义“法益”这个复合概念。将法益拆分解释是“法”和“益”。法,应与法相关,受法保护。“益”,应是指利益,利益是法所规律的目的,正义是法所规律的最高标准。法益应该与人相关的利益,或者上升至全人类,且利益本身的内容应是在实定法之前就已然存在,法只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将其确认,给予其名,使其上升为法益。对此,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曾说:“刑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更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而统治社会全体的手段,法益是指应当由刑法来保护的利益。”
法益的理论逐渐被国内的学者学习。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所说的法益。所谓“人的生活利益”,既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还包括建立在保护个人的利益基础上因而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并将法益认定为传统刑法理论上的所言之犯罪客体。虽然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认为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但有些类罪,用法益表述更为贴切。例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生态法益更为合理、贴切。
二、法益的作用与意义
(一)刑事立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
根据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可知: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刑法具有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机能。犯罪是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刑法禁止和惩罚犯罪,是为了并保护法益。法益概念在德国刑法学中地位独特,处于核心基础地位。尽管理论界对其内涵和功能理解众说纷纭,但主流观点一直肯定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以法益为基础的犯罪的实质概念能够限制刑事立法。
通过法益确定犯罪的性质、范围与种类。将严重侵犯法益或侵犯重大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或增设新的犯罪类型。通过将法益侵犯行为类型化,规定相应的法定刑。
法益概念在犯罪构成要件解释中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其表现之一是,尽管刑法分则并没有直接规定各罪所侵犯的法益,但我们都会对各具体罪名侵犯的法益进行分析和解释。刑法将侵犯法益的行为类型化为犯罪构成要件,并针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规定法律后果,从而形成了刑法规范。
(二)刑事司法需要贯彻保护法益的目的
司法活动是实现立法内容的活动,因而其目的与立法目的相一致。刑法的目的会要求司法人员考虑自身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刑法目的,并将刑法的目的贯穿于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首先,要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解释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必须明确某种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确定构成要件的具体内容,使符合某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的该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从而实现设立该条文的目的。既不能仅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也不能将符合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三、法益的判断和寻找方法
为了遵循法益保护的立法目的,与司法裁判中贯彻保护法益的理念,我们需要明确某种罪的保护法益所在,才可以更好保護法益。而如何才能寻找到某罪的法益,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通过研读某罪的立法由来,包括立法文件,关于某罪在裁判中的判断标准,以及目前关于某罪的理论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在裁判文书中,某罪是如何认定的,某罪的认定过程体现该罪的法益选择。并通过已经明确的某些罪名的认定方式,来借鉴寻找其他罪名的保护法益。
首先,刑法分则各章规定的目的,是由分则的章名和有关规定体现的,如刑法分则第四章的诬告陷害罪。第四章的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但诬告陷害罪的保护法益是复杂的,应该既包括公民的人身、民主权利也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中的自我诬告即有意虚假告发自己犯罪的诬告行为,因为该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人身、民主权利,因而不成立上述罪名。但假若在“妨害司法活动罪”中单独成立一节,自我诬告的行为因为妨害司法活动,可以成立罪名。这也是当前在该罪名法益保护的缺失点。
其次,通过刑法第2条与第13条的相关规定可以明确刑法保护的法益的总体内容,了解刑事立法的整体构想;通过刑法分则各章所保护的法益内容、各章的章名等,确定刑法分则各章的目的,确定该章罪名的范围;通过各小节的节名,确立各章中各小节的目的,尤其体现在刑法的第三章与第六章。确立了具体条文的目的,确定各种犯罪的本质及构成要件。从而理解刑法文字的指南,知晓刑法条文的内在要义。
最后,往往刑法分则具体条文所保护的法益内容,一般没有明确规定,需要进一步确定。具体犯罪的法益指导刑事司法活动,唯有确定了具体犯罪的具体的、含有实际意义的法益,才能充分发挥法益的机能。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在解释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时,必须先明确刑法规定的该罪是为了保护何种法益。即确定具体罪刑规范所保护的法益。
四、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
刑法作为生态利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生态价值观的影响下,现代刑法保护客体的观念的不断更新,时刻冲击着传统刑法理念。不可否认,在环境违法中存在法益概念,但对“什么是环境犯罪的法益”模糊不明晰,然而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保持土地、空气和水等公共之物的洁净,使之免受使环境承受负担的有害物质的侵害”应成为环境刑法的主要内容。法益在环境刑法中是指:环境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笔者将其称为“环境法益”。刑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是经历的逐步发展的过程,起初,救济的对象是因为对环境的危害而造成的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损失、管理制度的破坏。所谓具有刑法上的意义更多地是指人本身的利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仅应当通过环境保护人的生命健康、财产权利,使之免受危险的威胁,而且也要保护动植物的多样性和一个完整的自然。当前的环境刑法中产生了生态性——人类中心的法益概念。
当前,随着“生态中心主义”法律保护观的逐渐接受,明确环境犯罪的实质是对生态法益的损害,生态价值才是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的出发点。刑法出面干预保护的是生态环境、生态权益,环境刑事需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现代环境立法尤其是环境保护特别重要的刑法来说,应该实现思维上的突破,将由单纯的受损害的人向自然物权利主体的转换,对环境法益重新界定。保护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所有权,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环境,体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的重视与决心,生态法益的保护是各国立法的首要目标。
五、我国环境刑法法益保护缺失及刑法的完善
刑法作为环境犯罪的最后保护手段,当前我国环境刑法法益保护缺失主要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刑法分则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规定15项罪名,共计9条16款。但并没有将环境犯罪作为独立的一章。从条文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环境刑法保护以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为主,兼顾环境保护的法益,可是具体侵犯的法益的范围并不明确。但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以及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规定,则表明我国刑法既保护因环境资源破坏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造成的损害,同时又保护自然生态资源,不允许对其进行严重的破坏。因此,我国目前环境犯罪客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公民的环境权以及与环境有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保护法益是多重的,既包括传统法益,也包括环境法益。但更侧重于保护管理秩序和管理制度的把控。环境法益只是间接地受保护,这就会削弱了刑法在与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犯罪斗争中的震慑力。其次,环境刑法法益未发挥应有的导向作用。
第二,行政从属性明显与结果犯的诟病。以第338条污染环境罪为例。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环境资源的保护管理制度。环境犯罪多为结果犯。对于结果犯而言,犯罪行为本身并不能反映刑法保护的法益,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反映了犯罪所侵害或威胁的法益。结果犯的本质特征是,行为侵害法益的客观表现是结果,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具有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性质,是行为可罚的根本原因,如果行为不能产生威胁或侵害法益的结果,那么它就不构成犯罪。
第三,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即环境生态利益。环境刑法的法益是指环境刑法规范所保护而为环境犯罪所侵害的人们共同享有的生态利益,即环境法益。而在在当前模糊了保护环境、保护生态资源的目的。刑法的生态环境法益没有单独分离开来,仍然包含在社会法益中,不利于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应确认环境法益在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法益中的主导性地位,树立环境刑法法益在整个环境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应将环境法益作为保护的重点,将环境法益受损害作为判断环境犯罪的裁量标准,扩大生态环境法益的犯罪的范围和种类。只有将环境生态公益的损害作为衡量环境犯罪的基本标准来重构现行环境刑法的相关规定,方能体现对环境保护的真正关注,也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
第四,从1997年《刑法》实施至《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期间,衡量环境是否受到损害的关键在于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环境本身不是法益,因而仅仅对环境损害不被认为是犯罪。环境犯罪中的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是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从《刑法修正案(八)》实施至2013年《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从逻辑上看虽然是环境法益,但理论上和实践中主要还是通过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得以体现。只是2013 年该解释的颁布,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能侵害的法益之外,还包括其他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污染环境罪危险犯情节的增设,提前保护了传统生活利益,既能够强化法益保护、有效治理环境犯罪,也符合刑法,实现了对环境利益的提前保护,加强了刑法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力度,更加突出了环境法益的地位,使得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向生态整体主义法益观迈进了一大步。这是保护环境法益的一大进步,但对其他环境犯罪来说,进一步被重视与修正,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
结语
环境犯罪问题已然成为人类的生存威胁。借助刑法手段的权威性和严苛性,引起人们对环境犯罪行为的关注和重视,从而提高公众对环境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充分发挥刑法手段在惩治犯罪和预防上的作用。削弱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将环境利益作为具有独立保护价值的对象引入刑法的保护范畴,改良环境犯罪的犯罪构成,并制定体系完备的环境刑法法规,从而实现绿水青山的生态建设目标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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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美成,吴满元,江正栓,等.福建省征占用林地管理的调查研究[J].林业资源管理,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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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江.论法益在刑法分则中的解释论功能[J].江海学刊,2011,(6).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crime
JIN Hai,HU Man-man
(College of law,He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Key words:legal interest;environmental crime;legal interest theory;environmental legal interest
[責任编辑 柯 黎]
作者:晋海 胡漫漫
环境犯罪构成法律探讨论文 篇3: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综述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02年年会于10月17日至19日在西安隆重举行。本次年会共收到论 文241篇。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基本理论问题
1犯罪构成。大多数论者认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存在缺陷,应对犯 罪构成要素重新分配,重构犯罪构成体系。认为犯罪构成包括刑事 违法性要件,即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社会危害性要件,即客体、情节及其他正当化事由; 应受刑罚惩罚性要件,即对主体责任状况的审查。也有论者论述了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 性,认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适合我国国情,并无改造或重建的必要。
2犯罪成立条件。有论者对不同法系的犯罪成立条件理论及差异进行 了比较研究,认为应当在结构上将犯罪构成与犯罪概 念相融合,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相结合;阻却违法性事由应独立加以规定,并同样移植于犯 罪概念之中;取消犯罪客体要件,并按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顺序进行排列。还有论 者 认为,犯罪构成要件应采取"客观要件-客体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的排列顺序;具 备客观要件的正当行为在客体要件中评价,而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等则在主观要件中研究。 有论者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的角度,寻找改革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思路。
3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部分论者认为,从犯罪成立的角度看,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实然状态的统一,两者是 对应而非对立的关系,与罪刑法定原则并无冲突。
部分论者认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还有论者认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存在着双面冲突,即行为具有 社会危害性但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行为形式上触犯刑法法规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并提出了 该冲突的双层次审查救济机制。
4犯罪客体与法益。(1)关于犯罪客体内容的界定。有论者认为,应将犯罪客体的内容界定为法益,其理由是: 法益论深刻揭示了犯罪的实质,在理论逻辑上可避 免"社会关系论"外延过宽的错误,利益具有客观性,避免了因价值观的差异而对社会关系 有不同理解的缺陷等。(2)
关于犯罪客体的地位。有论者认为,犯罪客体是犯罪成立模型的模块之一,对于成立犯 罪不可缺少,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有论者认为,以犯罪客体要件为核心的四要件说是立 法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而不包含犯罪客体的三要件说是司法意义上的犯罪构成。
5违法性认识在犯罪成立中的地位。(1)关于违法性认识的界定。有论者认为,是指对自己的行为为法规或法 秩序所不容许的认识;有论者认为,是指行为人已认识到行为具有违法性,是对罪过形式的 故意之认识因素的规范评价的表现。(2)关于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范围。有论者主张采取刑 事违法性认识说,也有论者主张法律不允许说。(3)关于违法性认识与犯罪故意的关系。有 论者认为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是 犯罪成立不可缺少的条件,社会危害性认识不是犯罪故意的要素。也有论者从犯罪成立角度 论证了违法性认识并非故意成立的要素,认为社会危害性认识才是故意的内容。(4)关于违 法性认识地位的界定。有论者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缺乏违法性认识不影响犯罪 故意的成立,但在违法性认识是社会危害性认识前提的情况下,则可以阻却故意的成立。 有论者认为,"不知法律不为罪"的格言不能绝对化。在行为人不知法律的情况下,应依主 客观相统一的归责原则,实事求是地认定"不知法律"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6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1)关于期待可能性的性质。对于期待可能性属于责任构成要素的问题,论者已达成共识 , 但对期待可能性之缺乏,有论者认为是法定的责任阻却事由,有论者认为是超法规的责任阻 却事由。还有论者认为在确认责任有无阶段,以期待不可能而阻却责任时,应以刑法规定为 依据;在确认责任程度阶段,则应主要考虑是否存在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2)关于期待 可能性的地位。主要有阻却责任说、第三责任要素说、构成要素说、综合评判 与综合状态说等。有论者认为,"阻却责任说"较好地处理了实体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关系, 较公平地分配了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也有论者认为,"构成要素说"更为符合我国刑法的 理论特点,并使无期待可能性时不负刑事责任的观点有了法律依据。还有论者认为,大陆法 系刑法理论中的责任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责任"的内涵存在区别,故"构成要素说"具有 合理性。另有论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分别存在用责任能力和故意、过失取代期待可能性、 将是否存在期待可能性与有没有罪过混为一谈的缺陷,故而支持"第三责任要素说"。有论 者认为期待可能性是在责任能力、罪过之后进行的第三层次的评价,是对行为人行为时所有 主客观条件的整体性评价。(3)关于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基础。有论者从哲理、伦理和法理等 方面多角度地论述了期待可能性,认为该理论是"决定的同时也是被决定"的相对自由意 志论的要求和体现。(4)关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借鉴意义。有论者认为,实 行严格责任的英 美法系并不承认期待可能性,我国刑法关于紧急避险、不可抗力、无责任能力人、限制责任 能力人的规定,已经包含或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因而不主张移植。也有论者认为,该 理论具有丰富的解释论资源,能更合理地为中国的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之现存难题提供理论 诠释和理论支持,并会进而引起我国犯罪论体系的深层触动。
此外,有论者还从刑法社会学的视角论述了期待可能性,指出该理论在思维进程上的特 点是将犯罪构成与社会现状予以联网,从而限制了犯罪成立的范围,使犯罪构成要件受到敛 缩。有论者建议 将期待可能性更名为"迫不得已",并指出了该问题与紧急避险中的"不得已"的差异。
二、整顿经济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热点问题研究
1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与我国刑法新课题。有论者建议增设和 修订危害信用、违背信任、对国家不实报告、欺诈消费者等六个具体的信用犯罪。有论者分 析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价值取向,认为在立法中毋需将"获得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 作为其成立条件之一,在本罪的法定刑中规定倍比罚金制时,应以操纵价格所投入的资金为 基础,而不应以违法所得为基础。有论者建议设立网络信用卡诈骗罪,认为电子资金也 属于财物,也可以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有论者指出,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犯罪的情 况普遍存在,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除自然人之外,还应增设单位主体。有论者认为,在我国加 入WTO后,应将假冒商标行为、擅自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似的商标、或者在 类似 的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乃至相似的商标的行为列入刑法保护的范围,并将商标 种类扩大至服务商标。有论者指出,严重的低价倾销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故建议 我国刑法中增设实施掠夺性价格罪。有论者指出,我国刑法对税收犯罪的规定太简略,在加 入WTO之后,应重新构建和完善相关税收犯罪的规范体系,将跨国公司、三资企业滥用转移定 价、恶意逃避税收的行为,以及技术含量高且危害严重的非实害危险行为予以犯罪化。有论 者指出,垄断行为具有严重危害性,应将滥用支配地位限制竞争、滥用行政权限制竞争、滥 用协议限制竞争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有论者建议,应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基础上增设经济间谍 罪。
2中介组织犯罪问题研究。(1)关于中介组织犯罪的罪名问题,有论者认为只包括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重大失实文件 罪;也有论者认为还应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犯罪等。有 论者认为,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包括主角型的违法犯罪、 贿赂型的违法犯罪、先进手段型的违法犯罪等类型。(2)关于中介组织犯罪的主体,有论者 认为应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有论者认为仅限于有市场准入 资格并担当相应法定职责的中介组织。有论者认为应包括具有"提供服务、确保运作"特 点的各类中介组织,诸如行业协会、咨询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有论者认为只应包括公证型 中介组织。(3)关于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问题,有论者建议应增设专属性的类罪名,即 破坏中介市场罪,并设立若干具体罪名,如中介牟取不法利益罪、中介过失造成他人重大利 益损失罪等。还有论者建议增加公证性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隐匿或故意销毁证明文件罪。
3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犯罪与相关犯罪。有论者指出,国际交往中的腐败犯罪集中表现为贿赂犯罪,主要包括通过行贿手段,获取对 外贸易配额或有关审批文件、获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优先权和代理权等内容。预防国际 交往中的腐败犯罪,应取消我国刑法关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 益 "的要件的规定,并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务员受贿罪、向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务员 行贿罪和介绍国际贿赂罪。有论者对信用证、信用卡诈骗罪这种跨国性犯罪作了进一步研究 ,并提出了救济与防范的相应措施。有论者对我国四大法域的洗钱犯罪和国际洗钱犯罪进行 了比较。并提出了反洗钱合作的策略和完善立法的建议。
此外,与会者还就邪教组 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义、特征、犯罪成因、构成要件及惩治预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 出了完善立法、加强国际间的司法协作、实现经济发展的有序化、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进 行综合治理等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三、西部地区犯罪问题研究
1国家恐怖主义犯罪与西部地区恐怖犯罪。(1)有论者对国际社会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存在的争 议进行了探讨,指出争议主要在于该罪的目的、动机和主体。有论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是 指个人或团体有计划地使用暴力或非法使用高科技手段,或威胁使用上述手段,扰乱公共秩 序,恐吓、要挟社会的行为。(2)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多数论者认为,恐怖主义犯罪具有犯罪目的、动机的政治性, 侵害对象的广泛性、不确定性,犯罪行为的暴力性,且暴力行为具有企图对政府、国际组织 等 施加影响等特征。也有论者对"暴力性"提出质疑,认为随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电磁恐怖 主义犯罪的出现,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和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3)关于恐怖活动犯罪与我国刑法。大多数论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和反恐怖的司法实 践、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的要求差距太远,应当加强和完善我国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 。有论者主张修订完善刑法,设立系统的、全面的反恐怖主义犯罪的条款。也有论者提出应 专门制定一部反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别刑事法。
2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适用问题。有论者以藏区部落习惯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刑事执法的影响为例,阐述了我国民族地方执法的 理论和实践,并提出了解决部落习惯法回潮的六项法则。
有论者对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的变通补充权进行了论述,认为在立法过程中必须既 强调全国法制的统一性,又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应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对 民族自治地方刑法的变通补充权的理解和适用。
3西部大开发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刑法对策。(1)关于环境犯罪的定义,有论者通过分析比较,认为环境犯罪是指自然人或单位违反 环境保护法律,破坏或污染环境,故意或过失造成或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 的严重后果,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行为。(2)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思想。有论者认为,环 境刑法仅具有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行政从 属性,其具有保障人权、保护社会、维护生态平衡三项机能;在环境刑事立法中应以生态利 益中心主义的刑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有论者提倡兼顾人本主义与自然本位主义的环境理念 ,并主张引入"环境容量"的概念。(3)关于环境犯罪构成要件和立法对策。有论者认为, 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权而非其他 各种社会关系;有论者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生活环境、生态环境 的安全利益和国家环境保护管理秩序,建议取消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结果犯的规定 ,将其变更为危险犯。有论者认为刑法应将破坏环境的犯罪规定为危险犯;其主观方面除过 失外还应包括故意;在适当的时候应作出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司法解释。此外,有论者 建议 增设"噪声污染罪"和"非法占用、毁坏草原罪"。有论者认为刑法典对环境犯罪的规定存 在许多疏漏,并对刑法的改革完善提出了建议。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学院〕
(责任编辑:白岫云)
作者:宣炳昭 王政勋 龙 洋 王昌学 舒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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