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司法犯罪法律论文

2022-04-18

摘要：妨害司法罪和其他部分罪名存在着法条竞合关系，能否正确区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司法水平。由于法律体系复杂，而我国的法律尚不完善，存在着罪名难以区分的情况。本文先分析了妨害司法罪中的妨害作证罪和窝藏、包庇罪、妨碍监管罪与相关罪名间的区分，然后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妨害司法犯罪法律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妨害司法犯罪法律论文篇1：

论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与入罪标准

摘要：虚假诉讼罪在实践认定时易产生分歧，这根源于对其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虚假诉讼罪的要件行为是捏造事实，提起虚假民事诉讼，这一要件行为的实质是积极参与、推动虚假民事诉讼，撤诉等阻却虚假诉讼的行为不应受到刑事评价。虚假诉讼罪要求出现“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定结果。其中，“妨害司法秩序”不要求法院必须作出错误的实体裁判，而要以虚假诉讼行为是否导致法院实施了相当的实质性司法行为，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来判断；虚假诉讼罪所要求的“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法定结果，不单指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是包含所有可能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虚假诉讼要件行为司法秩序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A公司代持人汪某某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某争夺公司财产，通过其友谢某某介绍，聘请了律师李某某。为达到冻结公司资产的目的，经李某某策划，汪某某同意并积极实施，虚构了郑某某（系汪某某儿子）向江某某（系汪某某邻居）借款480万，并由A公司担保的法律关系。李某某指使其下属律师杨某某伪造了借款合同，起草了民事起诉书等。基于伪造的证据所捏造的借贷事实，杨某某陪同汪某某、江某某、郑某某到法院遞交了诉讼材料，提起了以江某某为原告，郑某某与A公司为被告的民事诉讼，并申请对郑某某和A公司进行财产保全。法院立案受理并在其后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共计查封（冻结）了A公司银行存款400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A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某向法院递交了《关于郑某某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况反映函》，法院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之后经李某某安排，其下属律师蔡某某接替原先律师杨某某的工作，担任虚假诉讼被告郑某某的代理人。汪某某在其后因担心虚假诉讼被发现，经与李某某商议，决定撤诉。某日，律师蔡某某帮助其虚构了《和解协议》等材料，谢某某为原告制作了《撤诉申请书》。既定的第二次开庭日，虚假诉讼原告人江某某与被告人之一郑某某未到庭，汪某某将蔡某某、谢某某制作的撤诉材料交给了法官。其后，法院以原告江某某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因本案的虚假诉讼，A公司帐户400万元资金被冻结达3个月；法院审理虚假诉讼期间，多次送达文书和传票，2次安排开庭（因原告或被告缺席未开成），5次制作询问笔录，就财产保全、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撤诉等事项4次作出民事裁定。

[争议焦点]

本案中，李某某、汪某某、杨某某、郑某某、江某某等人客观上实施了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行为，但是对该行为是否发生了虚假诉讼罪所要求的侵害结果，蔡某某、谢某某等人的帮助行为如何认定，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没有开庭审理，且最终按撤诉处理，法院没有基于虚假诉讼做出错误的裁判，故妨害司法秩序没有达到虚假诉讼罪的入罪标准；另一方面，本案中只是冻结了A公司400万元，犯罪嫌疑人没有最终取得该财产，因此，没有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上述涉案人虚假诉讼的行为因未达到入罪标准均不构成虚假诉讼罪。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李某某、汪某某、杨某某、郑某某、江某某等提起的虚假民事诉讼，导致法院实施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司法行为，显然妨害了司法秩序；虚假民事诉讼冻结了A公司400万元资金，客观上影响了他人的合法经营，亦已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涉案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罪。在此判断下，本案中为撤诉提供帮助的蔡谋谋、谢某某是否构罪，亦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该二人的行为与前述虚假诉讼行为不可分割，构成虚假诉罪的共犯；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该二人行为不符合虚假诉讼罪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

上述案例集中了虚假诉讼行为入罪的主要争议点，具有典型性。概而言之，虚假诉讼罪的要件行为内容、虚假诉讼入罪所需要的法定危害结果在当下具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的认识成为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入罪见仁见智，分歧众多的根源。本文将结合实践案例，虚假诉讼罪立法经过，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就上述问题予以阐释，以期助益于实践中对该罪的把握。

[纳入虚假诉讼罪评价的构成要件行为]

虚假诉讼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行为具有多样性，尤其在多人共同参与时，每人的行为各不相同但又有机联系，如前文所述的案例中，就出现了策划虚假诉讼、伪造证据、提交诉状、申请财产保全、伪造和解材料、申请撤诉等多种行为。这些罪状表述中，看似明晰的要件行为在对号入座实际的犯罪行为时就并未显得泾渭分明。准确把握行为实质，对各行为人进行区别性的刑事评价，需要对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予以正确的理解与把握。

虚假诉讼罪的核心构成要件行为是捏造事实，进行民事诉讼。捏造事实主要表现为伪造证据材料，虚构事实。需要注意的是，“捏造的事实”必须是足以对民事诉讼的程序（包括应否受理）与裁判结论产生影响的事实，即“捏造的事实”必须足以影响公正裁决。[1]进行民事诉讼，主要包括提起和参加民事诉讼。前者主要指准备诉讼材料，并递交给法院以启动民事诉讼。这里的诉讼材料不仅仅包括民事诉状及其相关证据材料，也包括财产保全申请书及其辅助财产保全的材料，开启民事诉讼既包含使法院受理案件，也包括让法院在立案前进行诉前财产保全。虚假诉讼罪中“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罪状表述，意味着行为人在提起诉讼后，还应有延续性的积极参与诉讼的行为。因为仅仅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不足以立即导致“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结果的出现。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表面上只是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究其实其背后还隐含了积极参与，推动虚假诉讼的行为。这一判断十分重要，因为当出现阻却虚假诉讼进行的行为时，正确评价该行为有赖于这一认识判断。

立基于以上，申请撤诉不是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申请撤诉是终结，而非推动民事诉讼行为。此一行为不会助益或导致虚假诉讼的客观行为继续进行，也不会使犯罪客体因之继续受到侵害。申请撤诉是虚假诉讼刑事评价效应的导向之一，是正向引导、鼓励的行为，不是虚假诉讼罪的惩治行为。将申请撤诉作为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予以评价，不符合法律规制虚假诉讼的目的。虚假诉讼中，主动申请撤诉，在没有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结果前，有可能成立犯罪中止，或者犯罪未遂，应相对于犯罪既遂作出正向肯定评价。

多人共同實施虚假诉讼行为，应区分情况进行评价。事情通谋，且有策划、组织、实施行为，毫无疑问涉嫌虚假诉讼共同犯罪。前文案例中的李某某、汪某某、杨某某、郑某某、江某某的行为属于此种情况。事前没有同谋，在诉讼过程中，明知虚假诉讼而介入并实施了相应行为，则要具体分析。如果实施了助益或推动虚假诉讼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的共犯；如果实施的是阻止或终结虚假诉讼的行为，则不构成虚假诉讼罪。

前文案例中提及的律师蔡某某虽然是虚假诉讼被告人郑某某的诉讼代理人，但他没有参与虚假诉罪的共谋、捏造事实、提起诉讼等环节，其在虚假诉讼开始后，受李某某指派接替律师杨某某的工作，为达到撤诉目的伪造撤已达成还款协议等材料，并陪同汪某某向法院递交上述材料的行为不是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行为。谢某某为汪某某介绍认识了律师李某某，但她亦没有参与虚假诉讼共谋、捏造事实、提起诉讼等环节，后续帮助手写了《撤诉申请书》的行为亦不属于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其行为不以虚假诉讼罪评价。

[虚假诉讼罪“妨害司法秩序”的标准]

学界对妨害司法秩序构成虚假诉讼罪具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妨害司法秩序的虚假诉讼罪是结果犯，构成要件中所要求的妨害司法秩序，要求出现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妨害司法公正结果的出现。一种理解认为妨害司法秩序的虚假诉讼罪是行为犯，捏造事实提起虚假诉讼对司法的破坏或威胁都已然发生，错误判决导致的结果只能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虚假诉讼罪的罪状表述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若将妨害司法秩序理解为行为犯，即只要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就妨害了司法秩序构成犯罪，则其后的“妨害司法秩序”的罪状表述就变成同一语反复，不具限定作用；同时也会导致妨害司法秩序一定出现在“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结果之前，“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作为入罪的选择性要件丧失独立性和必要性。应当认为，“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构成对“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罪状表述的限定，将妨害司法秩序的虚假诉讼罪理解为结果犯更为合理，即提起虚假诉讼的行为只有实施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判断是妨害了司法秩序构成虚假诉讼罪。此一理解除了逻辑上更自洽，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不过，虚假诉讼罪中，妨害司法秩序的入罪结果不应以法院作出错误裁判为判断标准。理由如下：

首先，虚假诉讼罪所保护的客体之一为正常的司法秩序，法院基于虚假诉讼作出错误的裁判是对司法秩序最为严重的破坏，而不是司法秩序受破坏的最低判断标准。法院虽未作出错误裁判，也有可能因虚假诉讼耗费大量司法资源，司法的规则状态已然遭受严重破坏。虚假诉讼罪研拟时的第一稿草案中，曾有“骗取法院裁判文书的”表述，[2]但正式公布的《刑法修正案（九）》中，虚假诉讼的罪状以“妨害司法秩序”对其进行了替代，这证明立法过程中注意到了二者的差异，正式条文变化后，仍以“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实质限定“妨害司法秩序”，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曾撰文指出，虚假诉讼罪中的妨害司法秩序，“主要是指无端挑起诉讼，导致司法机关多次进行审理，或者调查取证，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甚至导致人民法院作出错误裁判。”[3]这说明，妨害司法秩序导致法院作出错误裁判只是一种最极端的情况。

其次，这一理解也会导致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相悖。根据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发现属于虚假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应当判决驳回其请求。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4]2016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2条对此予以了重申，“虚假诉讼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刑事犯罪的，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将相关线索和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属于虚假诉讼，显然不会再作出错误的实体裁判，但其认为构成虚假诉讼罪等犯罪的，应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证明，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刑事责任不以法院作出错误的裁判为前提。

“妨害司法秩序”的本质在于影响了法院正常的司法活动，虚假诉讼罪中的“妨害司法秩序”应以法院实施了相当的实质司法行为，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来判断。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司法行为包括立案审查、受理、诉讼保全、证据保全、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庭下调查、司法裁判、执行等。法院司法行为的作出，意味着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有限司法资源的耗费。民事诉讼是一项公共消费，由于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同一时间段，不可能对所有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这意味着虚假诉讼会挤占其他案件的司法资源，影响正常的司法活动。虚假诉讼入罪要求的“妨害司法秩序”，应是指法院实施了相当的实质司法行为。所谓实质的司法行为，是指法院为民事裁判的形成和最终执行所开展的审理、调查、执行活动和为保障这些活动所实施的司法强制措施，具体包含诉讼保全、证据保全、开庭、庭下调查、执行等。与实质性司法行为相对应的是辅助性司法行为，这种司法行为是为司法判断作准备的流程性行为，如实施立案登记制后的立案受理行为、单纯的文书送达行为等。相当的实质性司法行为，不要求实施诉讼开始到终结所有的司法行为，而是指一定数量的司法行为，是否达到“相当”要以是否消耗了大量司法资源来判断，其标准因案而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前文所述案例中，法院虽然没有作出错误的实体判决，但是法院5次制作询问笔录，4次作出民事裁定，实施了诉讼保全、庭下调查、民事裁定等实质性司法行为；法院两次安排开庭，并实施了送达与公告，只是由于原、被告双方串通预谋不到庭而未开成；案件审理过程中，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从立案受理到最终按撤诉处理，前后共达3个多月。整体来看，该案由于犯罪嫌疑人的虚假诉讼，已经导致法院实施了相当的实质性司法行为，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虚假诉讼罪中“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判断]

对虚假诉讼罪中 “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亦存在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虚假诉讼的入罪门槛应高一点，只有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才能被认为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另一种理解认为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不应仅局限于侵犯财产所有权，还包括其他合法权益。

首先，从刑法罪状的文义解释上而言，“合法权益”的范畴大于“财产所有权”。合法权益意为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和利益，除了财产权以外，还包括政治权利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人身权中的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中的名誉权等。虚假诉讼行为，导致他人丧失选民资格的，或损害他人名誉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或致使他人失去监护权或商业交易机会，都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中的“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与之相佐证的是，虚假诉讼罪起草过程中，有人曾主张将此罪放入侵犯财产罪中，但是，立法相关部门研究认为，“虽然虚假诉讼行为往往非法侵占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属于侵犯财产罪的范畴，但是，虚假诉讼行为也可能存在行为人谋取财产以外的不正当利益的情形，且主要侵犯的是司法秩序，因此，将本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较为适宜。”[5]可见，虚假诉讼罪罪状表述中的“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不是特指财产所有权，而是包括所有可能的合法权益。

其次，侵犯财产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导致所有权转移，而应充分考量财产权权能行使所受到的阻碍或损害。财产所有权是财产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只要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四项权能一项或几项受到损害，即便所有权没有最终转移，也有可能对他人财产权造成严重侵害。如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的资金流转极为重要，仅仅侵害其使用权，都有可能导致其经营困难甚至破产。故虚假诉讼罪中严重侵害他人财产权的，不能以最终财产权是否转移来判断。

最后，虚假诉讼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不以诉讼终结时的实体裁判衡量，诉讼进行中即可能导致此结果出现。实践中的虚假诉讼动机各样，有些并不追求最终的实体裁判。比如为损害他人名誉无中生有提起诉讼，即便法院最终没有判决其胜诉，也有可能导致他人名誉严重受损。一些诉讼即便没有终结，有可能已然造成对方当事人为了应诉而花费巨额律师费、鉴定费等。虚假诉讼导致作出错误的实体裁判不是衡量虚假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成立的标准，也不能成为判断他人合法权益严重受损的标准。虚假诉讼进行中，错误的实体裁判作出前，就有可能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前文述案例中，李某某、汪某某等人提起的虚假诉讼，导致实际控制人为刘某某的A公司400万元资金被冻结达3个月之久。虽然最终法院按撤诉处理，公司资产的所有权并未转移，但是在被冻结的3个月之内，公司对其使用、处分权能受损，正常的经营活动客观上受到严重影响。且40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额，在刑法现有的数额犯中，400万都足以构成数额巨大。综合来看，应当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提起的虚假诉讼已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结语]

虚假訴讼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及入罪标准在实践中存在着某种误读，这客观上造成了对虚假诉讼行为予以刑事打击时的投鼠忌器，争议丛生。虚假诉讼的要件行为是捏造事实，进行虚假民事诉讼，这一要件行为的实质是积极参与、推动虚假民事诉讼；虚假诉讼罪“妨害司法秩序”的法定结果不要求法院必须作出错误的实体裁判，而要以虚假诉讼行为是否导致法院实施了相当的实质性司法行为，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来判断；虚假诉讼罪所要求的“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单指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而是包含所有可能的合法权益。当然，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适时出台司法解释仍显得极为必要，如侵犯他人财产权达到多少数额为严重，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判断标准为何？虚假诉讼罪两种量刑档次（3年以下和3年以上7年以下）的情节如何把握，如此种种，均需要司法解释予以规范，以保证虚假诉讼罪在实践中统一适用，实现立法效果最大化。

注释：

[1]张明楷：《虚假诉讼罪的基本问题》，载《法学》2017年第1期。

[2]该草案的原文表述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捏造的事实为案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骗取法院裁判文书的……”参见沈德咏主编：《刑法修正案（九）》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

[3]同[2]。

[4]《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刑法修正案（九）》于2013年启动相关制定活动，2014年形成修改草案，定其后经过多次修改，于2015年8月29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派人参与了草案的拟定与修改工作。

[5]同[2]。

作者：奚山青　黄翀

妨害司法犯罪法律论文篇2：

妨害司法罪罪名区分及现存问题分析

摘要：妨害司法罪和其他部分罪名存在着法条竞合关系，能否正确区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司法水平。由于法律体系复杂，而我国的法律尚不完善，存在着罪名难以区分的情况。本文先分析了妨害司法罪中的妨害作证罪和窝藏、包庇罪、妨碍监管罪与相关罪名间的区分，然后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妨害司法罪；妨碍作证罪；妨害监管；包庇罪

一、引言

司法机关作为我国权力机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代表着法律的执行情况，是宣扬正义和公正的机关。由于法律体系太过庞杂，在实际司法活动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妨害司法的行为，严重者会构成犯罪，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挑战我国法律的地位。为抑制这些犯罪行为，《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二节，专门设立了一节《妨害司法罪》，涉及第三百零五条到第三百一十七条，具体包括伪证罪、妨害罪证最、虚假诉讼罪、打击报复证人罪、扰乱法庭秩序罪、窝藏包庇罪等。2015年，对刑法再次做出修改补充，但从目前来看，其中某些罪名之间，依然存在着难区分、界限模糊等争议。为保证我国司法顺利进行，必须对现有的问题进行总结，然后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

二、我国妨害司法罪罪名的区分

（一）妨作证和诬告陷害罪

《妨害司法罪》第三百零五条对妨碍作证罪做了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做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构成本罪。

分则第二百四十三条对诬告陷害罪做了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犯罪，予以相应的惩处。

从定义来看，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划分界限较为模糊，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区分：①行为主体不同。伪证罪的行为主体需存在于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中，其共同点是都涉入诉讼，而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伪证罪属于特殊主体；②客体区别。伪证罪所针对的是刑事诉讼秩序，诬告陷害罪除此外，还可能涉及公民人身权利；③行为方式和内容不同。伪证罪的犯罪形式包括虚假证明、虚假鉴定几方面，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意图陷害和隐匿罪证两方面。而诬告陷害罪的形式多为口头捏造，或书面作假，并向司法机关告发，其内容则是捏造整个事实，目的则是令他人受到刑事责任追究；④侵害对象。伪证罪侵害的对象是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诬告陷害罪的侵害对象则可能是所有人。

（二）窝藏、包庇罪和相关罪名

《妨害司法罪》一节第三百一十条对窝藏、包庇罪作了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处、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构成本罪。

在第三百四十九条中，对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作了规定：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构成本罪。

第二百九十四条对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作了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构成本罪。

其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窝藏、包庇罪所针对的是犯罪的人，内容包括为其提供隐藏住处、财物，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针对的是毒品犯罪分子，相应的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所指的也是窝藏毒品，或者因毒品犯罪而获得的财物。窝藏、包庇罪则指的是各种犯罪手段所获取的财物，如果犯罪分子是毒品犯罪分子，则应该定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而如果是窝藏毒品犯罪分子，因为不在包庇之列，所以应定窝藏罪。

同样，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针对的是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不应该定包庇罪。

三、妨害司法罪中的问题及改善

（一）伪证罪的适用范围

依据第三百零五条规定，伪证罪的前提是在刑事诉讼中，刑事犯罪情况较为严重，应该予以严厉打击。这点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行政案件或者民事案件呢？其实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伪证罪被放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现在将其挪至妨害司法罪中，是否意味着若是情节恶劣的民事案件中作伪证，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构不成本罪？从这几年的真实案件来看，妨害司法的作伪证行为的领域不断扩大，仅仅将其限制在刑事诉讼中不合理，说明立法部门存在漏洞，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协调不周。

从司法实践看，我国民事案件要多于刑事案件，那么发生在在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可能更为普遍。民事案件大体上在数量和上升率中都远远大于刑事案件。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和人们法律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数量可能会持续增长。面对日益增长的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刑法如果对发生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不加以处罚，那么司法公正将会被侵害。从司法实践来看，伪证罪仅适用于刑事诉讼中，范围明显过于狭窄。

（二）伪证罪和诬告陷害罪

前面已经对这两种罪名进行了区分，因为界限模糊，实践司法活动中可能会出现其他情况。如果行为主体是不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一般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向法庭作虚假证明，该如何判决？

诬告陷害罪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前发生的行为，进而才启动诉讼程序，所以上述行为不够成诬告陷害罪。

而伪证罪对行为主体有限制，从法理上讲，不了解真实案件的一般人，应该不在证人范围内，也不在其他几种行为主体内，尽管此行为主体有陷害的意图，依据伪证罪，也无法判其伪证罪。即是说，了解案件的证人并有作虚假证明的行为，才能构成伪证罪。

妨害伪证罪指的是行为人指使他人作伪证，也不符合上述行为，同样不够成此罪。

在诉讼活动启动前，可定为诬告陷害罪；在诉讼活动程序启动后，却无法对其进行判罪，说明法律在此方面存在漏洞。若判其无罪，显然更不可能，因为这种行为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其实此类案件并不少，对社会危害极大，但依据法律规定，却不能进行明确的罪名判定。所以，不仅仅是伪证罪和诬告陷害罪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整个法律体系都应加以完善。

（三）破坏监管秩序罪的主体

第三百一十五条对破坏监管秩序罪作了规定：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殴打监管人员、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秩序、殴打或指使其他人殴打其他被监管人的，构成本罪。

监管机关应该包括监狱、拘役所、看守所等，此条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这些监管机关的秩序。按照本罪内容来看，犯罪主体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从法律上解释，就是经过审判被判定入狱的已决犯。然而在实际中，还存在有被关押的未决犯，却没有将其纳入规定范围，两者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法律后果却有如此大的差异。我国正在建设法治社会，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是同一行为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后破坏监管秩序就构成此罪，而在法院判决前有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却不构成此罪，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四、结语

妨害司法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一节，对一些妨碍以及破坏司法活动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并对行为的判处做了说明。但司法实践活动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有时依据现有的法律条例，并不能作出相应的判决，而且妨害司法罪中很多罪名都存在界限模糊的问题。为促进我国法律的完善，维持司法秩序，必须进一步明确各项罪名。

[参考文献]

[1]陈宁.妨害司法罪罪名区分及现存问题分析[J].商，2016，25（19）：82.

[2]李利红.妨害司法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D].广西民族大学，2011，17（8）：117-119.

[3]赵秉志.论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完善[J].法律适用，2015，22（12）：167-168.

作者：王彦涛

妨害司法犯罪法律论文篇3：

论虚假诉讼罪的司法认定

摘要：《刑修（九）》将虚假诉讼单独列罪入刑，为有效应对实践中频发的虚假诉讼案件提供了指引，但该罪犯罪构成及其与类似行为间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虚假诉讼并不局限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情形，原告单方也可构成本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并不排斥隐瞒真相的方式构成本罪，“捏造的事实”是指请求权基础事实系虚伪的，其认定必须以相互印证的证据正面地、确实地证明为标准；“妨害司法秩序”仅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才有发生的可能性。虚假诉讼行为主体必须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恶意诉讼是虚假诉讼、诉讼欺诈及诉讼诈骗的上位概念，而虚假诉讼与诉讼欺诈、诉讼诈骗之间常存在交叉关系。

关键词：虚假诉讼；捏造的事实；妨害司法秩序

《刑法修正案（九）》（下文简称《刑（九）》）第三十五条将虚假诉讼行为单独列罪入刑，但虚假诉讼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以及其与诉讼欺诈、诉讼诈骗和恶意诉讼等概念之界分就成为司法实践难以回避的问题，亟待从理论上作出解答。

一、成文构成要件要素的解读

1.“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之解析

（1）“隐瞒真相”系虚假诉讼罪行为方式之证成。《刑（九）》第三十五条明确限定虚假诉讼罪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问题在于“捏造的事实”能否包含“隐瞒真相”的情形？

在《刑（九）》修订阶段有学者就草案的完善提出建议，认为应当增加隐瞒真相的规定；《刑（九）》生效后也有学者撰文主张虚假诉讼罪只能以捏造+起诉的作为方式构成，不包括隐瞒真相等不作为方式。本文认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并不必然否定以“隐瞒真相”的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构成本罪。隐瞒真相可以分为隐瞒请求权基础事实不存在和隐瞒请求权基础事实存在两种情形，诉讼中后一种情形没有存在可能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隐瞒事实不存在的真相的行为与捏造事实并无二致。例如，A从未致B受伤，A隐瞒伤害事实不存在的真相，提起侵权之诉要求B赔偿，并通过伪造证据证明侵权事实存在，进而获得B的巨额赔偿金。A的行为与捏造事实并无不同。事实上，真正的疑问发生在隐瞒真相的典型事例中，即当事人以对方已经履行完毕但尚未销毁的借据或者其他材料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当事人再次履行债务的情形。该事例中，所存借据并非伪造，也很难说该行为系“捏造事实”。但是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因偿还而消灭，借据虽形式合法却实质无效。因此，可以认为行为人在实质上伪造了证据。换言之，从表象上看是隐瞒事实，但实质上却是捏造了本已不存在的法律关系。由此可见，将“捏造的事实”实质地解释为包含“隐瞒真相”，非但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反而有利于实现对法益的周延保护。

（2）“捏造的事实”的司法判断。“捏造的事实”意在表明该事实是无中生有，包括全部事实不存在和部分事实不存在。以对方已经履行完毕的借据为依凭提起诉讼，要求再次偿还债务即为前者之适例；交通事故中对方仅刮擦车门，行为人以对方撞坏车灯为由要求赔偿车门与车灯修复费用为后者之适例。但止步于此，并不能够对司法实践提供多少有意义的指引，正确认定“捏造的事实”必须结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包括请求权基础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基于此，下述情形不应当认定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①没有证据证明请求权基础事实真实存在；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请求权基础事实真实存在。作反对解释，即唯有在诸证据相互印证并确切表明，行为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系“捏造的事实”时，才有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舍此而作宽泛理解，那么行为人非但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还可能因诉获刑，其直接效果就是诉讼的萎缩和非法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泛滥。特别注意的是，行为人捏造与请求权基础事实存否无关的事实，不能认为是本条所规定的“捏造的事实”，例如在交通事故侵权赔偿案件中，原告伪造被告无证驾驶的证据。

2.“妨害司法秩序”的深度透析

秩序是对于有规则状态的概括，蕴含着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司法秩序就是司法活动依规则稳定运行，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对司法活动的可预测性和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权威与公正主要源自正确的裁判，但不能据此认为只有当法院作出违背事实的错误裁判时才构成“妨害司法秩序”。首先，除司法公正外，司法活动稳定有序运行也是司法秩序的重要组成。如若认为妨害司法秩序以错误裁判作出为必要，那么，司法活动运行的有序性就得不到刑法的有效保护。因此，作出错误裁判是妨害司法秩序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其次，错误裁判的作出通常意味着他人合法权益被侵害的事实随即告成。如果认为妨害司法秩序以作出错误裁判为必要，那么二者就应是合二为一的关系了。以作出错误裁判为“妨害司法秩序”判断标准的观点有违反刑法规定的嫌疑。但脱离作出错误裁判这一客观判断参照，如何准确认定“妨害司法秩序”就成为问题。

如果认为不论虚假诉讼最终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都会一定程度地扰乱司法秩序，该罚则的打击范围将漫无边际。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法院依法进行形式审查，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受理后发现不符合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经实体审理发现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由此可见，受理阶段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进行实质审查，故不宜纳入虚假诉讼罪的打击范围。在受理阶段认定妨害司法秩序，非但存在证明困难，且可能抑制公民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积极性。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讲，将尚处受理阶段的虚假诉讼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内，会导致刑事违法与民事违法边界的模糊化，刑罚越位取代诉讼强制措施的不当后果。从犯罪的本质上讲，“犯罪必须是侵害法益的行为，没有法益侵害就没有犯罪”。虚假诉讼行为在案件受理阶段不可能实质性地扰乱司法活动的有序运行，因而没有必要发动刑罚。相反，实体审理阶段因司法资源大量集聚和审判的公开性，有必要以刑法加以规制。

二、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确

1.虚假诉讼行为主体之辩

关于虚假诉讼的行为主体，有学者认为仅限于诉讼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情形（可谓限制的行为主体说），而有的学者则主张原告或者双方当事人串通均为适格（可谓扩张的行为主体说）。前一观点因获得《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支撑，长期以来最为有力，然其合理存在疑问。

诚然，刑法具有保障法、二次性之特性，但其相对性亦不容忽视，况且违法一元论也不为主流认同。因此，关于虚假诉讼行为主体的确定还是应当立足于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刑（九）》未明确否定原告单方作为虚假诉讼罪之行为主体，而且基于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没有理由将原告单方提起虚假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排除出去。况且观照司法实践现状，单方提起虚假诉讼也大量存在。因此，原告单方或者原告与被告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均可构成虚假诉讼罪。

2.“获取非法利益”目的说之提倡

主观目的是否系虚假诉讼罪构成要素以及主观目的之内容是争议颇为激烈的命题。少数学者认为只要在诉讼过程中存在虚假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或者证据就是虚假诉讼，因而持主观目的不要说之观念。目前，主观目的必要说系通说，但目的之内容存在争议。有学者笼统认为只要具有“非法目的”即可；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指出虚假诉讼需以“牟求（获取）非法的利益”为目的；少部分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虚假诉讼的目的限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也有部分学者主张虚假诉讼的目的是“损害其他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本文以为对虚假诉讼主观目的的准确判断必须照应法文本与生活实在。

否定主观目的必要性的观点将导致虚假诉讼罪打击范围无度扩张，有违刑法谦抑精神。就主观目的之内容而言，本文认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适当。“非法目的”说言辞模糊且边界过宽，潜藏着适用恣意的风险；“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说范围过窄、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难以周全保护法益。“损害其他民事主体合法权益说”得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的支持[1]。但是《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打击虚假诉讼犯罪实践之需要，现实中完全可能发生不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目的虚假诉讼，如通过虚假诉讼认定驰名商标。“获取非法利益”说则能够在不深度介入市民生活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法益，将众多“携带虚假成分”但不可罚的民事诉讼排除出重刑伺候的范畴。况且《刑（九）》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更多地表明“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客观后果性。“获取非法利益说”与立法规定不存在明显抵牾。

综上，虚假诉讼罪是指，行为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

三、虚假诉讼与类似概念的辨析

1.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关系剖析

有学者认为恶意诉讼是一个概括性的称呼，并将恶意诉讼作为诉讼诈骗、诉讼欺诈及虚假诉讼的上位概念加以使用；有学者则认为恶意诉讼是虚假诉讼的子概念，并指出恶意诉讼是原告将被害人作为被告提起的诉讼；还有学者认为二者乃并列关系，即“虚假诉讼是当事人恶意串通针对第三方，而恶意诉讼是一方当事人恶意针对对方当事人”。

单纯就二者关系来讲，本文赞同恶意诉讼是虚假诉讼的上位概念的观点。从字面含义分析，恶意诉讼更强调主观的“非善意”，虚假诉讼更突出客观事实的虚伪性。从诉权行使的法理角度讲，“诉权的本旨即是社会性，它要求诉权人在行使诉权中应当‘善意’为之，在不妨碍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虚假诉讼行为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主观上存在恶意，属于恶意诉讼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凡行为人存在主观“恶意”（为实现不法目的），并滥用诉权提起的民事诉讼均可概括性地称为“恶意诉讼”，其中符合虚假诉讼罪要件者方可划入该罚则规制的范围内。

2.虚假诉讼与诉讼欺诈、诉讼诈骗关系的厘定

诉讼欺诈与诉讼诈骗的内涵历来观点纷杂、头绪难理。就二者关系而言，有学者从部门法不同关注角度、法律规范及行为内涵等方面否认“诉讼诈骗”存在的科学性；有的学者认为二者在概念上难以区分；有的学者则认为诉讼欺诈与诉讼诈骗是不同范畴，后者注重“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目的，前者则是对诉讼过程中的欺诈行为的概括；也有部分学者将二者混同使用，不作区分；还有学者认为，“规范概念下的‘诈骗’和‘欺诈’并不具有同一性，前者外延要大于后者”。

否定“诉讼诈骗”存在科学性的观点不为本文采纳。诉讼诈骗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废而弃之实属不易，且会给理论与实践造成交流障碍。将“诉讼欺诈”与“诉讼诈骗”不作区分而混同使用，固然能省去区分的麻烦，但无助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不足取。本文以为从规范层面讲，第三种和最后一种观点具有可取性。“欺诈”一词源自民法学，意指通过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事实而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诈骗则更多地适用于刑法领域，除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表现外，尤其强调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从事实层面讲，通过欺诈手段使法院作出确认身份关系的错误裁决也属诉讼欺诈；没有侵害财产也就不存在“诉讼诈骗”了。

由此可见，诉讼诈骗限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之情形（须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虚假诉讼则广泛地涵射了获取非法利益（须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的大部情形，其外延要广于诉讼诈骗；诉讼欺诈以造成法院错误意思表示为已足，因而其范畴较虚假诉讼更为宽泛。但实践中三者通常存在交叉关系，并非所有诉讼欺诈均满足虚假诉讼罪之要件，而诉讼诈骗的情形通常可以充足虚假诉讼罪的构成。

注释：

[1]《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虚假诉讼需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企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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