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体系城镇化发展论文

2022-04-29

摘要：城镇化不仅是我国未来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动力，也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金融体系城镇化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金融体系城镇化发展论文篇1：

金融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实证研究

摘要：选取存款吸收能力、贷款发放能力、金融机构规模和社会融资规模4个一级指标和11个二级指标，对近10年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由小变大，说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正在逐年提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当滞后1期时，金融发展水平是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原因，呈单项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促进城镇化率的二次项回归分析结果拟合优度最高。为提升金融发展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以创新金融驱动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城乡金融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运用“以人为本”的金融理念推动新型城镇化，创立多层次融资体系服务新型城镇化。

关键词：金融;促进;新型城镇化;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城镇化进程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逐渐变成城镇人口的历史过程，城镇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7.9%，2018年城镇化率提高至59.6%，以年均1.04的速度快速提升。虽然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差距还较大，说明我国的城镇化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不断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宝贵经验，继续总结我国城镇化的特有规律，深入分析影响城镇化的关键因素，逐渐提升城镇化的建设内涵。新型城镇化对其核心与本质更为重视，十分注重追求质量和效率，这对金融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小城镇建设等都产生了强大的资金需求，适应城镇化建设要求，构建和完善现代化金融服务体系，加大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和水平，引导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于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在不断深入，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谢金楼（2017）认为金融效率与城镇化建设间具有反向作用关系，金融对城镇化建设有正面推进作用。[1]钟晨等（2017）认为农村金融机构能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失衡的农村金融机构会抑制新型城镇化进程，需要提升金融效率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2]范兆媛（2017）通过研究发现金融支持规模显著提高了新型城镇化水平，且对中西部影响更大，但溢出效益不显著。[3]吴国维等（2018）认为东部和中部的金融效率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关系强于东北和西部，金融效率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推进了新型城镇化，而在中小城市，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与新型城镇化无因果关系。[4]张芳（2018）认为金融集聚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技术进步，金融集聚能够通过投融资活动对城镇化提供正向支持。[5]文先明等（2019）认为湖南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6]俞佳佳（2019）认为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均对城镇化的推进呈正向效应，并且具有波动性。[7]李静基于对陕西省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的关系的实证分析，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8]

国内学者在金融集聚度、金融效率、农村金融机构规模等方面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方面做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实证分析其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在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的趋势和路径前提下，完善金融体系，强化金融功能，加快金融发展，力争更为高效地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转型升级。

二、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成分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

为准确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文章选取存款吸收能力、贷款发放能力、金融机构规模和社会融资规模4个一级指标和11個二级指标作为反映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指标见表1。考虑到选取指标时间的连续性，选取2009—2018年十年间的金融样本数据，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9年版）。

（二）分析过程及结果

通过收集和整理，得到我国金融发展相关的原始数据。数据中存在个别缺失值，运用均值替代法处理缺失值。使用相关系数矩阵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11个原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8，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适合做主成分分析。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操作，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知，第一因子F1的特征值为10.31，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93.74%，大于85%，只丢失了少量的原有变量信息，本次主成分分析效果比较理想。完全可以用F1替代11个原始变量，分析2009—2018年我国金融发展水平。

从表4可以看出，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由小变大，说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正在逐年提高。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化和金融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金融体系逐渐步入正轨，市场机制和利率与汇率机制逐步健全完善，金融人才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迅速，金融业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成长。金融市场体系的竞争意识和抗风险能力日益增强，国内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市场环境越来越公平公正，国内金融企业越来越适应激烈竞争的金融行业。

三、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格兰杰因果检验

城镇化指标体系日益复杂化，人口指标仍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核心指标。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城市常住人口与总人口比例表示城市化率，即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将金融发展水平设为X，城镇化率设为Y，对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检验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当滞后1期时，城镇化率（Y）不是金融发展水平（X）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807，则接受原假设，说明城镇化率（Y）不是金融发展水平（X）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水平（X）不是城镇化率（Y）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0372，则拒绝原假设，说明金融发展水平（X）是城镇化率（Y）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2期时，城镇化率（Y）不是金融发展水平（X）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361，则接受原假设，说明城镇化率（Y）不是金融发展水平（X）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水平（X）不是城镇化率（Y）的格兰杰原因的P值为0.353，则接受原假设，说明金融发展水平（X）不是城镇化率（Y）的格兰杰原因。

（二）回归分析

对金融发展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和表7。

从表6可知，二次项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最高，其R平方为0.997，调整的R平方为0.996，远远高于0.85，说明二次项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很高。

从表7可知，二次项模型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均小于0.05，说明回归系数显著，模型成立和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表7可以写出金融发展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的二次项回归模型：

Y=0.539+0.035*X-0.003*X^2

（三）结论

总体上来说，金融发展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发展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让城镇人口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金融发展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促使乡镇向城镇转化。二是金融发展为城镇居民的各类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提供资金服务。例如城镇居民的教育、生活娱乐、消费支出的金融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很好地契合了“人的城镇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不同产业以及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和支持，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仅靠财政资金根本无法得到满足，需要一个办事效率高、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周到的金融体系的鼎力支持。金融业要加大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努力适应新形势，不断创新产品以提供新型金融服务。为适应城镇化建设要求，要构建新型城镇化金融体系，引导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仅指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还包括产业和空间的城镇化。只有保持产城紧密融合，才能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发挥金融的支持作用尤为重要。

四、对策与建议

（一）以创新金融驱动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所需的金融支持并非指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是需要创新金融驱动方式，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保证金融发展的公正性和秩序性，是金融支持的最坚实保障;技术創新要求整合农村产业与城市产业，实现技术升级以形成产城融合;科技创新强调金融与技术有机结合，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通过技术与金融的相互融合，创新出多种商业模式与业务形态，为新型城镇化战略服务。

（二）以城乡金融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

构建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需要改变传统的城市化倾向的金融政策，以协同创新为指导理念，设计和实施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形成城乡梯度分工的金融格局。银行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小城镇建设，以资金的流动带动产业的转移，城镇应当积极对接城市产业，更多吸纳农村劳动力人口，通过金融支持让城镇的要素禀赋与城市的产业对接，形成新型城镇化下的产城融合体系，统筹城乡发展。

（三）运用“以人为本”的金融理念推动新型城镇化

在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重视人的因素。金融以人为本就是要突出人的主体性，回归人的有限理性，建立促进个人发展的群体秩序，以产品创新为载体，及时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群体性事件，化解结构性矛盾，解决市民化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融资缺口。通过资金引导吸引社会资金流向公共服务，切实提高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着力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

（四）创立多层次融资体系服务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空间，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创新投融资渠道，创造性地打破新型城镇化中的融资制度瓶颈，创立多层次新型城镇化融资体系，打造多元、开放和协调的新型城镇化金融体系。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积极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及时弥补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的不足，加快建立众多金融机构参与的金融工具体系，有针对性地升级特定产业，牢固产城融合的紧密度。

参考文献：

[1]谢金楼.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7（3）：45-49.

[2]钟晨，吴雄.农村金融机构资源配置与新型城镇化建设[J].农业技术经济，2017（7）：122-128.

[3]范兆媛，周少甫.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促进的空间效应研究[J].现代财经，2017（2）：69-81.

[4]吴国维，章颖.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互动效应研究[J].生态经济，2018（8）：100-104.

[5]张芳，李紧想，王锋.长三角金融集聚、城镇化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J].金融发展研究，2018（11）：46-50.

[6]文先明，王策，熊鹰，肖锦，谢伟俊.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J].经济地理，2019（7）：96-105.

[7]俞佳佳.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制研究[J].福建金融，2019（7）：55-63.

[8]李静.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研究[J].西部金融，2019（6）：77-81.

作者：朱芬华

我国金融体系城镇化发展论文篇2：

金融支持对城镇化贡献度的实证研究

摘要：城镇化不仅是我国未来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动力，也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效果显著，但整体水平偏低，在城镇化的产业布局、土地使用、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完善等问题依旧突出，这都涉及到巨额融资问题，如何发挥金融资本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发展规模，甚至可以左右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金融资本；城镇化；资本结构优化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3.7%，但是有“城镇户籍”的实际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而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了85%，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则高达95%，差距显著，但同时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建设潜力巨大，这也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

现阶段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体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效益，本应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城镇化进程，却变成了人为的简单的“造城运动”，城镇化发展丧失了应有的市场活力。同时，我国城镇化建设存在着一个普遍性问题：巨额资金缺口。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对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规模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城镇化率每增加1%，地方公共投资需求将增加5.9%，“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催生出的公共投资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仅仅依靠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显然无法满足，这就需要金融资本市场强有力的融资功能。此外，支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布局、土地利用等问题，也需要金融市场发挥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需要积极有效地调整城镇化后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以达到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目的。

二、金融支持下的城镇化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金融体系支持城镇化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即究竟是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还是城镇化进一步完善了金融体系。其次，金融体系的作用机制如何促进城镇化建设的。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确实促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吴旭晓（2013）利用河南省1994—201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对金融系统和城镇化发展系统之间的耦合联动程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城镇化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河南省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支撑力度[1]。王楠、张晓峒（2011）采用34个城市1993—2009年相关数据，通过运用PVAR模型分析城市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程度的相互关系，认为在长期，金融发展是城市化程度的Granger原因，金融发展可以促使城市化程度的增加；但城镇化程度并没影响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在短期，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程度互为Granger原因[2]。缪海斌（2013）利用2003—201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银行业发展及产业结构与银行业发展的匹配程度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认为银行业的发展总体上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并且不同的银行业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存在的差异会影响城镇化的推进[3]。林志伟（2013）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并采用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别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关系密切，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效率提高对城镇化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尤其是对城镇投资的作用，但总体上作用有限[4]。徐小林等人（2012）以广饶县为例利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但城镇化不是金融发展的直接动力[5]。郭江山（2011）通过运用VAR模型对河北省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内在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城镇化水平提升对来自金融发展的随机扰动具有正效应，并且随着时间会不断加强[6]。

在金融体系支持城镇化发展的作用机制方面，金融相关部门可以通过资本投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聚集、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等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吴超、钟辉（2013）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化将会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集聚和组合，要素配置会由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转化，由此引起劳动力等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同时金融业可以通过经济体系内在的乘数效应和关联效应推动城镇化发展，这也应该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增长源[7]。袁晓初（2013）认为金融市场通过稳定城镇化固定资产投资，抑制房地产泡沫，增加基础设施融资以及相关产业支持，可以有力地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8]。段文清、刘海二（201

3）通过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认为金融业可以通过自身融资创新，优化金融机构，完善金融平台可以有效的促进推进城镇化的建设[9]。王国刚（2012）认为，金融是推进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服务通过存贷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等机制，将社会中闲置资金集中起来投资于相关实体经济部门，从而推动产业发展，最终促进城镇化发展[10]。

综合而言，从金融视角分析城镇化发展的文献研究相对比较丰富，较之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选取合理的金融指标以及城镇化指标，构建有效的计量模型，加以判断，切实掌握金融体系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模型结论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三、数据选取与模型分析

（一）样本数据选择和相关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与选择

由于2013年的相关数据未得到相关部门的公布，所以本文选取的数据为1995—201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1996—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其计量分析在Eviews7.2软件上实现。

2.相关变量说明

（1）城镇化指标

城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从人口学上讲，城镇化是城乡人口流动的结果，即劳动力向城镇聚集，城镇户籍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的过程；从产业结构上看，城镇化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即资金等要素向城镇流动，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服务业等行业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程度看，城镇化则是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尤其是人口素质的提升。城镇化本质上是人口的市民化，是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聚能力，所以本文中采用的城镇化率，便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记为Urb，作为被解释变量。

（2）金融发展指标

金融发展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它涵盖了金融资产总量扩张和资产结构优化两个方面。总量的扩张就是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我们用中国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与各项贷款之和与中国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资产规模，称为金融发展指数，记作FD，FD值越高，说明金融规模越大。

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向城镇化建设各方面提供信贷资金的数量和质量，数量上用金融贷款指数来衡量，即各项贷款与中国GDP的比值，记为FL，FL值越高，则表明支持城镇化贷款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上的衡量指标我们采用金融效率，所谓金融效率是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城镇化建设投资的效率，用各项贷款和各项存款的比值来表示，记为FE，FE值越高说明金融效率越高，即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就越高。

（二）实证检验分析

为了消除异方差对于模型结果的干扰，需要对城镇化率（Urb）、金融效率（FE）、金融贷款指数（FL）、金融发展指数（FD）这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取对数，分别记为lnurb、lnfe、lnfl、lnfd，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提高计量模型推断的准确性，防止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增强结论的可信度。

1.单位根检验

由于VAR和协整检验的前提是被分析的变量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所以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从表1中可以看出，原时间序列lnurb、lnfd、lnfe、lnfl的ADF检验值的绝对值均小于各自在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而且对应的概率P值也比较大，所以原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我们需要对该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差分结果如下：

根据表2，经过对原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lnurb、dlnfd、dlnfe、dlnfl的ADF检验值分别为-3.809308、-3.859212、-2.806408、-3.279848，其绝对值都大于5%显著水平下对应的临界值-3.73320、-3.081002、-1.964418、-3.065585，而且P值也比较小，说明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从而得出城镇化率、金融发展指数、金融效率指数、金融贷款指数取对数后都是一阶单整的，城镇化率与金融发展指数、金融效率以及金融贷款指数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 Johansen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是基于VAR模型的一种检验方法，要求选取一定滞后阶的VAR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且呈正态分布，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前，首先要确定最优滞后阶，根据上述，本文最优滞后阶为一阶，然后对模型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从表3中可以看到，原假设中，“一个没有”表示不存在协整关系，在此假设下，迹统计量为80.73207，大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47.85613，并且概率P值为0.000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概率极其微小，所以要拒绝原假设，即至少存在一种协整关系。“最多一个（两个、三个）”的原假设为“至多存在一个（两个、三个）协整关系”，对应的迹统计量分别为19.18184、8.704029，0.123113，其各自P值相对较大，且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29.79707、15.49471、3.841466，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综合可得，城镇化率与金融发展指数、金融贷款指数、金融效率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Lnurb=0.168148*lnfd+0.330869*lnfe+0.247083*lnfl-0.2943292

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发展指数、金融效率和金融贷款指数对城镇化率存在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金融发展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将增加0.168148个百分点；金融效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将增加0.330869个百分点；金融贷款规模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将提高0.247083个百分点，总之三个解释变量与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并且趋于长期稳定。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分析只能说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长期内至少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但不能对变量之间短期内的因果关系进行具体全面的分析，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金融发展指数、金融贷款指数、金融效率和城镇化之间具有的因果联系，这里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该模型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其中根据各变量的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准则，该模型滞后阶数为1，检验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该模型金融贷款指数和金融发展指数是城镇化率的Granger原因，而城镇化率并非金融贷款指数和金融发展指数的Granger原因；金融效率不是城镇化率的Granger原因，但是城镇化率却是金融效率的Granger原因。

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能够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金融资产规模越大就能够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以及适应其发展的金融产品，这也就是Granger检验结果中，金融贷款指数和金融发展指数是城镇化率的原因。但是，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和城镇化建设的公益性存在着矛盾，也就造成了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支持基本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城镇化建设对金融贷款指数和金融发展指数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金融效率是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投资贷款的效率，若是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能够供应充足，那么金融效率继续提高对城镇化的建设影响力也将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金融效率的提高更多的是服务于资质情况良好的央企、地方国企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而乡镇企业、中小企业得到的服务却很少。但是，城镇化的建设能够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这将吸引金融机构提供各种服务，其内部结构也将不断得到优化，最终提高金融效率，也就是表中呈现的金融效率不是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而城镇化率却是金融效率的Granger原因。

（三）结论总结

通过对1995—2012年年度数据进行ADF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初步了解了金融发展指数、金融贷款指数、金融效率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相关结论如下：

首先，笔者对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平稳性进行ADF检验，得到四个变量是一阶单整，在此基础上，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指数，金融贷款指数、金融效率与城镇化率四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

其次，Granger因果检验中，金融贷款指数和金融发展指数的变化能够引起城镇化率的变化，但是一定阶段后，金融效率的变动并不能带来城镇化率的变动，而城镇化率的变动则能够引起金融效率的改变。

总之，金融发展总体上能够促进城镇化的进程，扩大金融发展规模，增加金融贷款额度都能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同时，城镇化的发展，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样能够促进金融结构优化，提高金融效率，从而完善金融体系，改善金融活动，推动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四、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政策红利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随着这几项红利的利用殆尽，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接近瓶颈，而城镇化的建设直接关乎我国能否成功突破发展瓶颈。我国现阶段实际城镇化进程依旧滞后，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产业集聚投资、土地市场化利用，这都需要金融资产的强有力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金融系统向城镇化提供的贷款额度增加，金融效率的提高，都能够够发挥强大的正效应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金融资产的扩大，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本文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一）优化金融结构，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目前，我国的金融结构及其不平衡，银行业资产比重占金融总资产规模的92%，保险行业和证券行业占比仅为8%，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于银行系统，若是失去了政府政策指导，城镇化建设将寸步难行。我国的保险行业、证券行业发展还不完善，但是作为金融系统中两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达程度也反应了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保险市场和证券市场作为投融资的另外渠道，需要激活其潜在的市场活力，比如发行专门的市政建设债券，募集社会资金，扩大金融资产规模，用于城镇建设，促进城镇化进程。

另外，政策性银行应该发挥先导作用，满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农村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应发挥主导作用，支持农村产业化发展，以及农产品的结构调整；对于符合相关要求的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其升级为小型银行，发挥他们存贷款灵活的特点，建立完善的，满足不同融资需求的金融结构，提高金融效率[11]。

（二）明确政府对于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引导

现阶段，在我国金融结构不尽合理，银行业占比较大的情况下，政府需要积极采取具有倾斜性的金融支持政策，对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进行管理。地方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优惠措施，吸引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发针对三农的低息贷款等业务，设立专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向城镇基础设施等进行资金支持；同时，央行可以通过窗口指导和货币工具的运用，引导地方性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城镇化建设业务，并将其列为信贷投放重点。

城镇化的良性发展在于有良好的产业支撑，支持乡镇产业发展的中小企业具有缺乏资金，规模效应低，布局不合理等缺点，政府作为企业联系金融机构的中介人，有必要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有效的平台，同时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投资平台。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激励政策，对为城镇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优惠，同时央行可以指定相关评估标准，对于开展城镇化建设业务且满足标准的金融机构，给予差别化的准备金率或贷款利率等优惠政策。

（三）加强金融监管，完善信用体系，降低金融风险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加快，金融机构服务多样化，势必会增加金融风险。现阶段，城镇经济发展是金融支持的薄弱环节，同时城镇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堪忧，都在增加金融风险力度。

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有责任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措施，减少金融机构肆意圈钱等投机行为，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风险，为城镇产业发展提供良性的资金支持，使之更好的服务于城镇化建设；同时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制定企业信用评估标准，对于符合不同信用级别的中小企业给予差别贷款额度，降低金融机构放贷风险，从而提高为城镇化产业发展注入资金的动力，通过全面改善支撑金融发展的信用评价体系，改善城镇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城镇化建设金融环境的健康发展。

（四）增强金融创新，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

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保证，同样农村金融需求具有层次多样、领域较广的特点，金融创新潜力巨大，需要不断提高城镇金融市场的创新力度，提供符合村镇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在传统金融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与保险行业、证券行业之间的合作，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

土地是城镇化建设中“沉睡的资本”，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利用未来收益类等质押物范围，将土地纳入金融市场内，增强土地流转能力，彻底释放土地价值，唤醒这一资本，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土地利用率低的问题，还能够解决城镇化后农民再就业和置业的资金需求问题，使城镇化进程真正成为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总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系统、各行业的有效支持。金融系统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是支持城镇化建设的有力保证，随着我国金融体系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对于未来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将不断加强。■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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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庆宪许小苍

我国金融体系城镇化发展论文篇3：

城镇化建设金融支持体系的研究综述

摘要：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国内外存在大量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研究，侧重探析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的关联效应、建设城镇化中金融困境和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路径，以期为深入研究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提供思路。

关键词：城镇化；金融支持；关联效应；金融困境

一、金融支持和城镇化建设的关联效应

经济学中的“诺瑟姆曲线”指出，城镇化水平上升最快是在城镇化率达到30%低于70%的阶段，这时的主要特征就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我国的城镇化率54.77%，正处于需要资金投入的阶段。

1.城镇化的建设需要金融支持。伍艳指出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带动城镇化发展。邱俊杰、邱兆祥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输血”和“造血”功能，以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供应。辜胜祖指出，我国城镇化正在高速发展，同时存在资金缺口，要保障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就要解决投融资问题。陈雨露认为，城镇化体系庞大复杂，中国内涵式城镇化需要构建金融支撑体系，以保障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

2.金融的发展要以城镇化为契机。伍艳指出，城镇化的发展可以促使生产要素集聚，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创新金融产品，由此带动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郑长德指出，城镇化建设与金融发展相互促进。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可以积累生产要素，扩大市场规模，增大供给需求量，进而促进金融发展。马青和蒋录升指出，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可以促进生产要素集聚，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最终提高金融发展水平。

二、城镇化建设中金融困境研究

1.关于金融支持政策不到位的研究。廖振宙等在考察欠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与金融问题时指出，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因在于金融支持政策不足。张自力指出，农村的政策性金融存在弱势特征。王世伟通过研究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及问题指出，城镇化建设中金融支持政策不足。陈华、朱珊珊指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优惠仅限于部分专项资金的供给，而对支持三农和城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则没有清晰、持续的导向。

2.关于投融资体制不畅通的研究。孙雷等认为，城镇化建设中农民融资的矛盾日益显著。范立夫认为，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现代金融的支持，而在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金融支持缺乏战略眼光、资金总供给量不足、金融支持手段单一等问题。陈雨露分析了中国内涵式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融资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银监会合作部课题组认为，金融支持城镇化存在融资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土地+平台”融资模式难以持续，后续资金供给乏力。可见，我国在投融资体制框架内，城镇化建设资金供需双方的资金调配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匹配。

3.关于金融服务功能不完善的研究。匡国建以珠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认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功能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不断减少，金融促进城镇化效率低下。刘洋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三大金融支持难题。首先，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和金融机构“逐利性”特征形成矛盾；其次，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多元化的金融资金需求与过窄的金融服务范围形成矛盾；最后，产业城市化要求金融服务的改善。邱俊杰、邱兆祥指出，农村整体金融的服务水平远远不能达到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机构结构单一、适应农村特点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不足。

三、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路径探析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机遇的到来，改善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城镇化与金融业共促发展，是我国金融业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1.关于政策性金融扶持策略的研究。胡斌指出，政策性金融在城镇基础建设上的作用明显高于其他金融组织。他提出，适当加强政策性金融是推动城镇建设的最有效手段。他认为，发挥政策金融的作用才是推动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关键。刘芬华结合最优结构理论强调，要建立起适宜农村城镇化的金融制度，还要加大金融服务城镇化的政策引导力度。陈华、朱珊珊强调，要确立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政策导向。通过国家金融支持政策，切块管理城镇化建设资金，从“输入端”扩大金融支撑强度。齐东伟认为，要保证金融生态环境，构建配套的扶持和激励政策。可见，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功能作用，加大对城镇化政策性金融支持。

2.关于多元化的城镇建设资金筹集的研究。一般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最有效方式是银行贷款。张正斌通过考察民族地区金融与城镇化关系指出，城镇化中的金融支持主要通过收入起作用，最终拉动城镇化快速发展。刘洋通过城镇建设项目的属性和类型划分指出，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探索多元化的筹资方式。黄国平也指出，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实现融资渠道商业化。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指出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建立城建债务化解机制和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为此，以金融推进中国城镇化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建设融资方式，要拓展融资渠道，逐步放开民间资本，吸引社会资金。

3.关于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研究。黄勇、谢朝华提出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以及信贷管理体系等等。刘洋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新特点和金融机构“逐利性”特征形成矛盾，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农民需要多元化金融资金与过窄的金融服务范围形成矛盾，产城化进程需要提高对应的金融服务。齐东伟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服务是多层次的，要加快金融创新，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总之，要要创新金融系统服务模式，创新金融产品，建立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形式，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建立普惠金融体系，进而优化城镇化金融生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国外学者也针对金融支持城镇化的发展问题展开了研究。Stopher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金融体系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Richard以美、英两国主要城市经济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指出资本投入因素是城镇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Kyung- Hwan Kim指出，满足城镇基础设施融资和城市住房融资需求，可以促进城镇化建设进程。Cho，Wu and Boggess运用广义选择模型估计了美国西部五个州的城市化、土地利用法规和公共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金融发展对土地投资和开发具有积极影响。Chang，Miao也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金融体系为水利和交通建设提供了巨大资金支持。Steven Poelhekke指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创造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四、结论

国外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关系，指明了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发展存在互动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方法。国内的研究相对较晚，但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本文主要介绍的是国内学者对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发展与金融支持的研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但又有不足之处。一是对金融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分析得不够透彻详尽。二是研究内容过于局域化，方法单一，实证分析环节较薄弱。三是多数研究者虽意识到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注重人的城镇化，强调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这种思路下，我国应该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具备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功能的新型城镇化金融体系。第一，应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划分市场，确定重点服务范围，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第二，政府在金融支撑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完善配套体系的建设，引导金融体系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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