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摘要：金融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命脉，发挥“输血”和“造血”的功能。基于2005—2014年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金融生态系统和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系统耦合度模型和全局因子分析的方法分别测度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及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篇1：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

[内容摘要]本文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检验了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对于不同地区。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果存在明显差异，金融支持对政府干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对于东中西部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效率的侧重点需要区别对待。从宏观而言，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需要挖掘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优势，统筹兼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干预以及市场配置的组合；从微观来看，需要加大对人口迁徒和转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城市和城市群的金融支持力度。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政府干预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成为新时期国家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201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及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等均强调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彰显了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性。新型城镇化注重以人为本，致力于提高城镇化质量，其推进涉及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是安排好政府支持与市场配置的关系，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新型城镇化俨然成为刺激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承载着扩大国内需求和促进产业升级的最大潜力。

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力。新型城镇化着力推动常住人口实现有序市民化，常住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稳定就业以及生活势必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需要加强能源、供水、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完善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城镇公共服务。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是资金，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或将寸步难行。因此，处于现代经济活动核心地位的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强化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既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得以持续推进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整，更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需要。

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需要综合考虑金融支持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使金融能够充分起到调节的作用，优化资金配置，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然而，如何合理地选择金融支持模式，以及采用何种金融支持模式可以达到高效的结果，是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中需要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基于国外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经验，按照不同的金融支持主体，城镇化的金融支持模式可划分为两类：其一是政府主导型；其二是市场主导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背景下，在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对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怎样匹配好政府干预与市场驱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金融支持模式的角度检验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探究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边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的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关于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作用，大多数国外文献从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强调。Gottmann描述了全新的大都市带的定义。Friedmann和Wolff将经济全球化、都市化等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世界城市的假设。Wilson表示城镇居住人口的比重提升的现象即是人口城镇化。该现象来源于两种途径：一是自然增长，二是人口迁徙。Scott发现全球区域城市的现象，认为全球区域城市与经济全球化相互推动。Black和Henderson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Goldsmith、Shaw和Levine等均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Stopher以美国为例，认为城镇化过程中，金融对铁路建设提供了巨大支持。Kim发现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基础设施设施建设，带动房地产投资，进而对城镇化发挥了作用。Cho等以美国五个州为样本，强调了城镇化进程中金融发展对土地投资和开发的影响。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强大的金融支持，需要加快制度改革、完善金融体系及其他相关配套机制。如汪小亚认为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支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二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三是支持人口素质提高。陈元和张云提出，金融支持城镇化的关键在于优化金融市场，金融创新工具以及市政债、公私合营、房产税等都是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的潜在方式。陈雨露认为城镇化建设中面临多种金融需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支持体系需要及时建立。孙红玲、孙健夫和张景华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应该系统考虑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与新型城镇化相匹配的新型税收发展方式。沈雪潋和郭跃与中国银监会合作部课题组提出，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在于未来基本解决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需要推进人口政策、行政体制等多方面的相关配套改革。蓝庆新和陈超凡建立空间滞后及空间误差模型，认为新型城镇化能够有效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较大的冲击效果。蒙荫莉表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城镇迅速成长，城镇化也会推动金融发展。此外，罗明忠和周启清发现城镇化过程中存在金融压制的现象。张显龙认为新型城镇化是综合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等方面协同推进的城镇化。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从财政税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和金融创新等多个层面描述了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充分肯定了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重要性，但鲜有基于政府和市场驱动机制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张玉磊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调适，但未从政府干预和市场配置的角度进行实证检验，即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当前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及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发挥了怎样的实际作用？2013年全国城镇化率虽已达到53.73%，但东中西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及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方向及力度是否不一致？本文尝试解决以上问题。

三、变量说明及模型设立

（一）变量定义与样本选择

本文以省际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进一步将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研究拓展到不同地区，即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加以研究，以深入分析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借鉴张杰、赵峥、喻开志等相关研究，本文认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应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和发挥空间聚集效应齐头并进，实现人口、产业和空间的全方位平衡推进。为客观、全面地衡量新型城镇化，从人口城镇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产业城镇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空间城镇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个方面合成新型城镇化指标。

对于金融支持，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衡量，即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效率。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如股票和债券市场虽快速发展，但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地区数据的可得性，31个地区的年度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可以获得，因此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作为金融支持规模的代理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短期贷款包含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及个体短期贷款，然而各地区并未公布短期贷款的具体结构，因此以短期贷款余额/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衡量金融支持结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存款转为贷款的顺利和有效可以体现金融支持的效率，因此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来衡量金融支持效率。基于制度因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对经济发展越有利，借鉴靳涛的指标选择，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采用“财政支出/GDP”来衡量。高萍和孙群力指出，产权制度体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程度和激励机制，产权制度的演变可以表现为国有经济为主的产权结构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私有产权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使得研究更具有稳定性，本文选取另外一个制度因素，即产权制度进行验证。借鉴李富强等采用的指标，本文选择“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工业总产值”作为产权制度的衡量，此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私有产权制度越不健全。

对于人口城镇化，采用市人口和镇驻地聚集区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表示人口向城镇的聚集程度。人口城镇化变量的选择以2005年为起点应该是合理且正确的选择。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纵深改革如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基本发生在2005年以后；其二，对于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各省区基本在2005年调整成常住人口。删除相关缺失从而导致数据不平衡的年份，最后得到2005-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人口城镇化的省际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省际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效率的省际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财政支出/GDP”、“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工业总产值”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新型城镇化指标由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合成而得。

（二）新型城镇化指标与模型设立

根据上文描述，先将31个地区的人口、产业和空间城镇化合成新型城镇化指标（nurb）。为消除原始三个指标的共线性，同时保留尽可能多的反映原始数据资料的信息，运用SAS软件对人口城镇化（urp）、产业城镇化（uri）和空间城镇化（urs）进行主成分分析。由表1可知，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96%，已远高于85%，说明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已能够代表三个原始变量96%的信息，因此选取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计算新型城镇化的指标。

以新型城镇化（nurb）为因变量，将金融支持规模（fsi）、金融支持结构（fst）、金融支持效率（fef）、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gov）或者国有经济所占比重（ten）作为自变量。新型城镇化由三个指标综合而成，是一个系统动态的综合过程，影响因素众多，其控制变量很难全面衡量。本文致力于说明制度因素在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为使得模型简化，不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此外，制度因素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或许有直接的影响，或许通过影响金融支持的一个或多个因素进而对新型城镇化产生间接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交互项。为减少内生性的影响，模型对制度因素变量及其与金融支持的交互项做滞后一期处理。

（三）描述性统计

表2是各地区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可见，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urp）、产业城镇化（uri）、区域城镇化（urs）、新型城镇化指标（nurb）、金融支持规模（fsi）、金融支持效率（fef）的均值高于中部和西部，而东部地区的政府干预（gov）和产权制度（ten）的均值小于中部和西部。东部和西部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差大于中部。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用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四种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3所示，由各变量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知，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即服从单整I（1），接下来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本文采用Pedroni方法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总体而言，统计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原假设，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二）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估计

对于提出的模型1，先对全样本进行估计。如表5所示，金融支持规模（fsi）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正向效应；金融支持结构（fst）、金融支持效率（fef）对新型城镇化影响不显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gov）对新型城镇化具有反向的作用；国有经济所占比重（ten）对新型城镇化产生负向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的差异，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加以研究。从表6可以看出，对于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规模和金融支持效率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金融支持结构产生明显的反向效应；政府干预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作用不显著。对于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规模具有正向效应，然而金融支持结构、金融支持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产生正向作用，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具有反向影响。对于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规模有正向影响，金融支持结构有反向效应，金融支持效率没有起到显著作用；政府干预有正向推动作用，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具有反向效应。

关于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规模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均有正向效应，金融支持结构、金融支持效率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金融支持结构不利于东部、西部，对中部没有显著影响；金融支持效率对东部具有正向作用，对中部、西部没有显著影响。关于制度因素，政府干预对东部具有反向效应，对中部、西部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对东部没有显著影响，对中部、西部具有反向影响。

（三）金融支持对政府干预敏感性的估计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不同地区的效果有较大不同，然而各地区间为何会产生如此的差异，或许是因为政府干预对各地区的金融支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进一步分析制度因素对金融支持的作用，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对于东部地区，政府干预与金融支持规模的交互项（gov*fsi）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金融支持规模对政府干预具有正向的敏感性，政府干预可以促进金融支持规模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政府干预与金融支持结构交互项（gov*fst）、政府干预与金融支持效率交互项（gov*fef）的系数不显著，说明金融支持结构、金融支持效率对政府干预不敏感。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与金融支持结构交互项（ten*fst）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金融支持结构对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具有反向的敏感性，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可以抑制金融支持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

对于中部地区，金融支持效率对政府干预具有反向的敏感性，政府干预可以抑制金融支持效率对新型城镇化的效应。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对政府干预不敏感。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与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金融支持效率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中部地区的金融支持对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不敏感。

对于西部地区，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对政府干预具有反向的敏感性，政府干预可以抑制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金融支持效率对政府干预具有正向的敏感性，政府干预可以促进金融支持效率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对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具有反向敏感性，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可以抑制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合成一个新型城镇化指标，综合全面衡量新型城镇化的进程；然后从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效率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果；为深入分析不同地区的区别，从制度因素这一新的角度，选取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等指标进行研究，探析了金融支持对政府干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敏感性。研究结论总体如下：

1.金融对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呈现显著地不同。对于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规模对东、中、西部均具有正向作用；金融支持结构对东、西部具有反向影响，对中部没有显著影响；金融支持效率对东部产生正向效应，对中、西部没有显著影响。

2.金融支持对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或者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敏感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政府干预，金融支持规模对东部正向敏感，对中部不敏感，对西部反向敏感；金融支持结构对东、中部不敏感，对西部反向敏感；金融支持效率对东部不敏感，对中部反向敏感，对西部正向敏感。

鉴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从宏观来看，需要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的关系和边界。第一，新型城镇化涉及的方方面面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然而金融支持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效果不同，因此对于不同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规模、金融支持结构和金融支持效率的侧重点需要区别对待。第二，当前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也有差异，因此对于未来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可以适当考虑从制度因素入手，使得金融对不同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更加高效。第三，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或将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过程，政府干预以及市场配置可能都会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需要挖掘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优势，统筹兼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干预以及市场配置的组合。

2.从微观而言，需要加大对人口迁徙和转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城市和城市群的金融支持力度。第一，加大金融对人口迁徙和转换的支持力度，推动人口城镇化发展。比如加大金融对农村人口教育、转移人口在职培训、民生领域、微型金融机构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尝试通过资本市场推动人口城镇化的进程。第二，加大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力度，促进产业城镇化发展。比如加大金融对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拓展多元化债务融资渠道。第三，加大金融对大城市和城市群的支持力度，推动空间城镇化发展。比如提升大中城市的辐射能力，发挥小城市的聚集功能；加大金融对城市群的支持力度，对东、中、西部有侧重的实行差别化的金融支持。第四，尝试推动制度创新，为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提供制度保障。比如尝试深化户籍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完善金融制度改革等。

责任编辑：单丽莎

作者：荣晨　葛蓉

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篇2：

金融生态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摘要：金融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命脉，发挥“输血”和“造血”的功能。基于2005—2014年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金融生态系统和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系统耦合度模型和全局因子分析的方法分别测度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及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并通过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空间差异；金融生态系统耦合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随着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得也更加明显。因此，各地区应注重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以及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双重提升，以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

关键词：金融生态系统； 新型城镇化质量； 耦合协调度； 分位数回归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6.05.01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要由以往的单纯注重城市规模扩张、城市人口增加，转变为综合提升城乡经济、文化水平，完善公共设施和基础服务的过程，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有了更加丰富科学的内涵。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亟须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有必要对应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生态系统，以形成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相互促进和共同提升。

近年来各界学者越来越关注城镇化与金融的相关性问题。在金融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机理研究方面，Kim认为，住房信贷能为城镇化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1]。Wellman和 Pretorius研究城镇化的基础设施融资问题，分析了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的决策过程及其使用效率，并强调了政府干预在城镇化融资中的重要性[2]。Buckley、Hanieh以迪拜和海湾地区为例分析了城镇化和金融的关系，认为前者在得益于金融资源集聚和整合的同时，实际上也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3]。郭新明认为，新型城镇化内部机制的运转亟须金融为其提供融资支持[4]。罗明忠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分析了金融资源对农民就业的影响[5]。另外，财政金融在城镇土地规划开发中也具有重要作用[6]。李建华指出，金融中介具有资金融通、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等功能，随着金融产品的推陈出新和金融机构的合理分布，将实现劳动、资本等各类要素空间集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而提升城镇化水平[7]。

在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Song基于市级数据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和城市规模演变规律[8]，另外也有众多学者分别以不同方式验证了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金融化水平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性。蒙荫莉认为金融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金融深化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9]。张宗益、许丽英将金融发展划分为规模增加、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三个方面分别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是城市化的强劲推动力，但城市化却相对金融发展较为滞后，未能为其提供良好的需求根基[10]。崔喜苏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研究了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效果[11]。熊湘辉则结合了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全国31个省份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12]。

上述代表性研究虽都能证明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正向推进作用，但其主要集中探讨金融生态主体，却忽视了金融发展自身存在的系统性。而且反映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各类指标也不甚完备，导致不同学者的经验分析结果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本文结合金融生态的相关研究[13]，将金融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引入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对我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4年金融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评测；在对新型城镇化的规模与质量作出区分的基础上，重构其指标体系；实证考察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系。

二、金融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测算（一）构建指标体系金融生态系统包含金融生态主体子系统和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体系由27项指标构成（表1）。

金融生态主体子系统，借鉴韩廷春、赵瑄[14]对金融生态主体评价的研究，将其概括为规模、结构和效率3个方面，包括11项指标。金融规模方面，包含金融相关比率等4项指标；金融结构方面，用非金融机构融资总额与GDP之比、金融中介发展规模等4项二级指标反映融资灵活程度；在金融效率方面，用金融中介机构存贷比等3项指标反映金融生态主体的效率高低。

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结合众多学者前期研究成果[15-17]构建了包含经济、政策、文化和信用环境4项一级指标，人均GDP等16项二级指标。经济环境层面，包含人均GDP和GDP增长率等7项二级指标，反映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层面分别包含2项和3项指标，其中金融文化水平为定性指标，其余均为定量指标；信用环境层面包含不良贷款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等4项指标，其中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情况为定性指标，其余为定量指标。

本研究所用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5年）、各省市统计年鉴（2006-2015年）及《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05-2014年），对价格相关的指标数据进行指数调整以排除价格波动的干扰。

（二）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

金融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可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加以衡量。该模型评价过程与说明如下：

若xij（i=1，2，…，m；j=1，2，…，p）为金融生态系统的第i个子系统，第j项指标的取值，αij与βij是系统稳定临界值的上下限，则其系统有序度功效系数为uij。

uij=xij-βijαij-βij uij具有正功效αij-xijαij-βij uij具有负功效（1）

0≤uij≤1，当uij趋近于0时代表该指标与理想值差距较大，反之，uij趋近于1时则认为该指标达到了较高的满意程度。

对各指标的功效系数做线性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子系统有序度，即ui=∑pj=1λijuij，其中λij为指标权重，且∑pj=1λij=1。

记耦合度为：

C={（u1u2）/[（u1+u2）（u1+u2）]}1/2（2）

同样，0≤C≤1。当C等于1时，说明金融生态内部的两个子系统之间实现了耦合；当C等于0时，说明两个子系统彼此无关联。

同时还应注意到，单纯依靠耦合度判断系统耦合水平是存在缺陷的。若两个子系统u1和u2的取值都比较低，则会出现耦合度较高的评价结果，可能导致不同区域间的对比研究产生误判。因此，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有序度修正系数，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F=（C×T）（3）

T=αu1+βu2（4）

式中C为耦合度；F为耦合协调度；T为系统修正系数，反映子系统的有序度，T越大说明子系统有序度越高，α、β为待定参数。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认定耦合协调度F高于0.8则称系统达到了极度耦合阶段，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机制完善；0.6≤F<0.8称为高度耦合；0.4≤F<0.6称为中度耦合；0.2≤F<0.4称为中低耦合，F低于02时为低度耦合，此时系统内各部分之间处于不协调状态。

（三）指标权重计算

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该方法是一种客观赋值法，不依赖于个人的主观性判断，而是基于客观环境的原始信息，通过对各指标的信息及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的分析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进而有效地避免了由于个人主观判断引起的偏差。限于文章篇幅，权重计算结果不在正文列示。

（四）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计算及分析

本文令α=0.5，β=0.5将相关数据代入式（1）-（4）中计算得到我国2005-2014年各地区的金融生态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限于文章篇幅，系统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不在文中列示。。通过对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金融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大多在0.5～0.6之间，最低的河南（0.458） 括号内数字为该省各年份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也达到了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北京的耦合协调度最高，所有年份均在0.870以上，均值为0.896，处于极度耦合状态。上海（0.792）、天津（0.657）和浙江（0.629）的耦合协调度也都超过了0.6，处于高度耦合阶段。

第二，从空间分布来看，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比较明显，具体表现为东部和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所有年份金融生态系统F值平均达到了0.621；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0.493和0.521；另外，金融生态系统达到高度及以上耦合程度的4省市（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也均位于我国东部。

第三，从变化趋势来看，在研究的时间范围内各省市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波动情况比较稳定，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CV =（ 标准差SD / 均值Mean ）× 100%均低于0.1，其中变异系数较大的有甘肃和黑龙江两省，分别为0.089和0.086，其余地区的变异系数均在0.08以下。大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十年来有所提升，说明了金融生态系统在不断发展完善。耦合协调度涨幅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甘肃、重庆、海南、广西和安徽，从2005-2014 年分别增长了0.135、0.101、0.091、0.074和0066。

三、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测算与分析（一）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构建在研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解读的基础上，结合之前学者的有关研究[18-22]，本文从经济发展方面、社会建设方面、居民生活方面、生态环境方面和城乡统筹方面选取37项指标对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作出评价（表2）。

（二）新型城镇化质量测算及结果

研究采用全局因子分析对我国2005-2014年各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评价过程为：首先建立时序立体数据表，并为各个时刻的数据表赋予时间权重考虑到各年份在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中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因此为其赋予相同的时间权重。，然后再将其纵向展开，再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因子得分限于文章篇幅，新型城镇化质量计算结果不在文中列示。。

KMO的检验值为0.891，表明所选取的指标具有多重共线性；Bartlett 球状检验的近似χ2分布统计量的自由度为666，统计值15 652.84（p=0000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各变量独立的原假设，满足进行全局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

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为原则提取了7个公因子，其方差累积贡献率超过了79.176%，说明这7个公因子能够代表37个指标的信息用于分析我国各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利用式NU=∑mi=1ωiFaci和ωi=λi/∑mi=1λi计算各省市2005-2014年每年的综合得分，其中NU代表新型城镇化质量，Faci代表第i个公因子得分，λi是第i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m=7为提取的公因子个数。表 2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Ⅰ级指标Ⅱ级指标计量单位指标属性正指标逆指标经济城镇化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非农业人口比重（户籍口径）%√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元√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费总量/GDP）吨标准煤/万元√每万人专利授权数件√城镇登记失业率-√社会城镇化建成区面积占城区面积比重%√建设用地面积占城区面积比重%√人均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元√城市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人均城市运营线路网长度公里/万人√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座√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固定电话普及率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网民普及率-√人口城镇化城镇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比-√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比-√每10万人口平均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环境城镇化每万人城市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数台/万人√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万立方米√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人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城乡一体化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城乡人均收入比-√城乡平均每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之比-√城乡人均消费支出比-√

四、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对新型

城镇化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一）计量模型设定与回归

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客观地评价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作用，以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NUit）为因变量，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Fit）为自变量，再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发展水平（GDPit，用人均GDP表示）、政府支出（GEit，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固定资产投资（GFCFit，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表示）、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OPENit，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居民受教育程度（HRit，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以及地区GDP增长率（GDP2it）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经序列平稳性检验后，将除GDP增长率以外的控制变量做一阶差分处理，以修正由于存在共同经济趋势而导致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差分后的变量记为DGDPit、DGEit、DGFCFit、DOPENit和DHRit，分别代表原始变量的增长情况，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NUit=β0+β1Fit+β2DGDPit+β3GEit+β4DGFCFit+β5DOPENit+β6HRit+β7GDP2it+μit（5）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μit为随机误差项。

如前文所述，我国各省市无论是新型城镇化水平还是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都存在明显差异，由此可推测，新型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其可能借助金融支持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23]，以解释在不同新型城镇化水平下，金融生态系统的协调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程度。本文分别以q=0.1、q=0.2、q=0.3、q=0.4、q=0.5、q=0.6、q=0.7、q=0.8和q=0.9作为分位点进行实证检验。便于结果的比较，文章同时列出了使用OLS方法估计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二）回归结果的分析

表3反映出模型1和模型2中各项解释变量无论在回归系数还是在显著性水平上都存在极高的相似性，说明实证结果具备一定稳健性。

1.模型解释变量分析。解释变量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统计上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了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提高的确能带来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模型1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将使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平均提高1.378。

模型2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说明，随着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系统耦合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也越大：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处于后10%的省份，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提高将使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平均提升0.652，随着分位数取值的增加，回归系数也在随之增长，分别为0.998、1.008、1.179、1.307、1.447、1.761和1.829。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处于前10%的省份，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提高将使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平均提升2.049，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质量低的地区要想使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提升，就要得益于金融生态系统的支持。

2.模型控制变量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经济增长水平的控制变量DGDP和GDP2的回归系数均在统计上通过了1%水平的检验，且前者显著为正，后者显著为负，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具有明显影响。但应注意到，变量DGDP和GDP2虽然都反映了经济增长，但前者在数量级上远大于后者，因此即使考虑回归系数β大小的差异，后者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负向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我国各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提升。

（2）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增长率上，变量DGE的回归系数大部分情况下表现为不显著，但在分位数q=0.1和q=0.9的回归模型中都为正且分别在0.01和0.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是具有一定作用的，但这种影响的大小依情况而定。

（3）人口受教育程度增长率DHR分位数q=0.1、q=02和q=0.4的情况下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5、0.05和0.01，而在其他模型中均不显著。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是，新型城镇化质量排在后10%、20%和40%的省市大多为落后地区，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具有较高学历的人才更倾向于到大城市就业和生活，从而间接拉大了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另外，越是落后的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度越弱，人才流失的现象也就愈明显。

（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DGFCF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99%的置信度下显著为负，这是由于虽然投资对于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通常只会提高城镇化规模却难以综合提升城镇化质量，从而导致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的影响为负。也就是说，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注重“质量优先，规模适度”，一味增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而忽视质量和效率的做法并不可取。

五、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2005-2014年平衡面板数据分别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并利用全局因子分析分别对其新型城镇化质量作出评价，最后，建立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对金融生态系统耦合作用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效果进行了分析。

其一，我国各省金融生态系统的协调程度较高，至少达到了中度耦合的阶段。北京和上海的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最高，在研究的时间样本内均超过了0.75。以2014年为例，全国大部分省市的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在0.5～0.6之间，仅有广西、江西、河北、吉林、山西、河南和云南的耦合协调度低于0.5。

其二，全国各地区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地区2005-2014年的金融生态系统平均耦合协调度超过了0.622，最低为0.610，最高为0.633；而中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分别在0.482～0.508和0.500～0.557之间波动，和东部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而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评测结果也与之类似，北京、浙江和上海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得分较高，最大值分别为1.632、1.409和1.387，贵州、云南、甘肃和广西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最低，得分都在0以下。东部地区各省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平均得分在0.419左右，显著地高于中部（-0.070）和西部（-0.368）地区。

其三，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在模型中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提高的确能带来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而且，通过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证明了随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系统耦合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也越大，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地区要想使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提升，就要得益于金融生态系统的支持。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做出以下政策改进：首先，要针对新型城镇化带来农业发展、土地流转、人口迁移等异质性融资需求设计多元化金融产品，拓宽城乡投融资渠道，并利用“互联网+”优势打造以人为本的普惠金融制度。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金融生态系统耦合带来的正效应，还应注重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和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为金融主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需求平台，以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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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玲】

作者：李媛媛 董鹏

新型城镇化金融市场论文 篇3：

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的探究

摘要：从邵阳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分析邵阳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及金融支持的现状、金融支持的工具以及金融支持的介入点，剖析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提出财政、商业金融、政策金融、证券保险和民间资本五位一体的金融支持模式。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金融 新型城镇化

一、引言

十八大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2012年以来，各地期望通过启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转移人口后续民生支持等系列新型城镇化建设工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和人们生活幸福指数。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绕不开投融资问题，作为各类融资渠道的中坚力量，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如何准确介入新型城镇化进程，有效发挥出金融资本对城镇化建设的撬动作用是我们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

二、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邵阳市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市各项贷款余额从2010年的348.54亿元增加到2013年6月末的598.02亿元，年均增长率达22.83%。存贷比不断升高，从2010年的36.76%上升到2013年6月末的40.56%。贷款质量不断提高，贷款不良率从2010年的12.54%下降至2013年6月末的4.63%。

（二）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工具

一是银行信贷。我市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仍然是信贷产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占比达96%以上。其中以境内人民币贷款为主，票据融资以贴现为主。二是企业债券。邵阳市至今尚无一家独立上市企业，因此未能获得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但近年以发行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为主的债权融资规模不断取得突破。三是社会资本。近年来，我市境内外各项社会资本累计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不断加大，从2010年的631.2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812.47亿元，年均增速达13.47%。

（三）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介入点

一是城镇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根基，只有城镇基础设施水平提升了，才具有融城纳民的基础。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赖于财政资金的投入，但是银行信贷、债券融资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主体工程，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则是城镇建设的羽翼工程。城镇的路、水、电、气工程拉通之后，住房、学校、医院、大型超市、体育设施、休闲场所、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等配套设施需要及时跟进。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分为可以实现盈利的、部分盈利的和纯公益性的项目，在金融介入时要区别对待。三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可持续动力来源，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将是容纳转移人口的重要阵地。在我国经济进入“必须更加注重依靠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作为欠发达地区的邵阳，更要抓住有利机遇，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及时升级产业和调整结构，尤其是要发挥好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作用。四是转移人口后续民生支持。针对农民进城再立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再创业等现实问题，除了政府部门提供专项的财政补贴、补助资金外，金融机构应加大对转移人口后续民生项目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城镇房地产开发、保障房建设、首套房申购者以及各类创业就业支持贷款，还要注重提升对城镇居民的综合金融服务水平。

三、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不均

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原则，金融机构偏好设置在发达地区，而忽略设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具体到邵阳市，金融机构主要设立在县城和市区，偏重设在市区和邵东等经济较发达的县域，乡镇平均为1-2家。金融机构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可以培育起良性的互动机制，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聚集资本撬动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产业的发展，而城镇化建设反过来给金融机构带来大量的资金和客户，拓展金融机构的业务。但是在我国特别是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并没有建立起这种良性互动机制。

（二）金融工具和产品不丰富

一是欠发达地区普遍利用的融资工具仍然是银行信贷，各级政府普遍强调增加银行贷款、提高存贷比，而较少开拓思路寻求和创新融资工具。二是当前基层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重点针对企业的短期流动性贷款、中长期贷款以及商业性房地产贷款，缺乏长期城镇化建设系列专属贷款，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则更少，信贷资金向发达地区的外流额度大。三是金融产品和服务跟不上城镇功能完善的需要。城镇化后的各社会主体需要多种形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特别是消费金融和理财服务的新需求，但目前欠发达地区还远没有利用起新兴的金融工具。

（三）金融市场的结构单一

欠发达地区银行市场一枝独秀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一是银行市场偏好的“大额、稳定、高利”的信贷业务与新型城镇化对资金需求的“小额、低利、灵活”的特点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建设还是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的投资推动，财政资金进一步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导致土地城镇化远高于人口城镇化，但随着出口需求的下降和政府融资平台的受限，这种推动方式已经不可持续，需要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二是单一的金融市场使聚集要素资源效率降低从而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能充分借助市场的力量筹措资金而增加财政负担，更会使一些地方政府继续变相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债等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机构和金融产品进行融资，会进一步加大金融运行的潜在风险。

（四）政策性金融作用不显著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具有业务上的互补性，且在资金来源和资金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通过商业银行和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难度较大，在政府财政的硬约束下，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并不理想。依据城镇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产品、服务以及收费的可能性，城镇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产生现金流的准公共产品两大类，对于前者应由政府投资，而后者在理顺产权关系后可以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政策性金融是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重要有效的手段，但当前在欠发达地区农发行、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

（五）金融制度建设不健全

金融制度建设不健全阻碍了欠发达地区金融自由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是国有银行的信贷审批权过于上收。当前，县域甚至部分地市分行不具备信贷审批权限，全部上收至省分行，由省分行进行审批，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信贷融资效率。二是对民营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可以预见中小民营金融机构作为国有商行重要补充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但当前的准入限制制约了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三是民间资本的准入制度缺失。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主体是政府部门和大型商业性银行，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民间资本管理条例，使得大量民间资源浪费并加大金融运行的潜在风险。

四、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探讨

（一）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各级财政应充分发挥出财政资金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杠杆作用，通过部分投资、贴息、信贷担保和减免税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投资。一是要充分发挥中央财政的投资效益，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依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不同的财政投资方案和投资力度，对于财政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市、县、乡镇建议取消其财政本级配套。二是要加快整合当前国内的各项财政补贴和基金，扭转当前普遍存在的财政补贴项目分散、重复交叉以及监管失效的局面，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要继续简政放权，分离出新型城镇化建设财政资金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四是要严格推行财务公开制度，加强财务监督和管理。实行财政补贴资金到位的项目验收制即项目验收合格后再拨入财政资金。

（二）创新融资机制引入各类社会资本

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社会资金还没有有效参与到投资主体中来。一是要加快建设区域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邵阳市金融资源总量不大，经济实力也相对弱于周边地区，应从资本市场寻求突破。二是要不断扩大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推动设立各类投资基金，同时鼓励辖内企业多渠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三是尽快实现辖内独立上市公司零的突破。重点推进辖内实力较为雄厚的企业先行上市，起到示范效应，逐步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四是理顺民间资本的进退机制。根据邵阳市内民间资本实力雄厚的实际情况，可通过建立投资集团改善资金供需状况。

（三）创新产品与服务，加大商业性金融的支持力度

一是适时推出新型城镇化建设金融产品。围绕新型城镇经济的多元需求，加大产品创新力度，重点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土地开发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旅游开发贷款、新农村建设贷款、农业产业化贷款以及相关个人贷款等产品，及时跟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二是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围绕城镇综合建设、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等城镇化项目，营造良好的政银企私关系，主动加强配置各项金融工具，切实提高综合金融服务水平。三是注重对实体产业的金融支持。只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可创新各种抵押担保模式，创新开展抵押标的年审制。

（四）完善制度，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公共服务项目特别是纯公益性建设项目的信贷资金，应采取免息或财政贴息的措施从政策性银行特别是开发性政策银行融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国家出资建立的负责政策性融资业务、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金融机构，它的建立与发展主要是为了服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政策性金融与城镇化建设中基础设施项目的特征相匹配，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大有作为。

（五）发挥保险、证券等金融资产对城镇化建设的支持作用

积极研究出台《保险行业服务城镇化指导意见》，加大保险资金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力度。一是为新型城镇化提供资金支持。保险资金长期性、稳定性等优势特点在属性上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较匹配。二是提供保险保障，促进人的城镇化。通过发展转移人口的一揽子保险，拓展社会保障的广度和深度。三是促进城市管理现代化。通过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采购，发展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责任保险，有利于创新城市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四是通过“三农”保险的发展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五是改革投融资体制，创新投融资工具。借鉴资产证券化、市政债等工具融资，破解新型城镇化的资金瓶颈。

（六）金融管理部门应加强引导和风险监测

一是要尽快研究出台《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依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规划制定出配套的投融资规划，找准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着力点，充分发挥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二是要做好窗口指导，指导各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重点向新型城镇化融资需求倾斜，金融管理部门可对各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建立综合考评制度，并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三是要加强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各项风险监测，重点关注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信贷以及影子银行的风险，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防止金融支持“空心城镇化”，让金融资金在支持城镇化中发挥出最大效应。

作者：谭英祝 赵凌志 王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