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改革论文

【摘要】本文研究了个税改革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居民收入方面，一方面，通过收入例举法计算新应纳税额、每月少交税额以及减税比例表明，个税改革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在其他所得上，对综合所得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其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适用的税率将显著降低，而对综合所得收入较高的群体来说，其他所得适用的税率将显著提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宏观经济改革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国宏观经济改革论文 篇1：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与体制改革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相当复杂的局面，既要坚决抑制通胀，又要防止中国经济的下滑，防止“硬着陆”、防止发生金融性风险。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成为影响今年经济增长宏观走势的重要因素。

一、健全社會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来自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毫无疑问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跟本制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量上来看，体现出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从质上来看，公有经济应该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和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上，公有资产不仅要保持量的优势还要注重质的提高。为此，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总的原则是：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着力完善股本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二是继续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二）对产权的明确和保护，是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

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解决产权的问题。市场经济对产权的基本要求是产权的人格化。一旦产权明确，企业就称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决策的市场竞争主体。产权明确后，国家应该对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通过立法的途径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对侵犯产权的人进行严厉的打击，保护产权所有者的权力。使每个人认识到产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

（三）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尤其是近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逼近红线，给社会带了一些隐患。造成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根源是生产条件分配的不公，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产条件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构建收入分配的微观基础。一是在市场准入、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公共物品的使用等诸多的领域实行统一的制度安排，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二是打破垄断，消除市场分割，完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条件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三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四是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维护分配过程和机会的公平。

（四）建立创新的意识、机制和模式

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很大，但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很低。随着中国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益下降。为此，创新迫在眉睫。一是改革和提高教育水平。二是着力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企业的创新，改进商业环境的质量和流动性。三是企业的制度安排应该有利于创新。

（五）进一步推进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

一是完善财政体制。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二是完善税收制度。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改革，调整和完善资源税。三是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步伐，不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制度，建立起规范的政府非税收入机制。

二、积极推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改革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的一般原则是：

（一）把裁判员的职能和运动员的职能彻底分开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较大。然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又是平等进入、一视同仁，如果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就会妨碍公平政策的制定和公平有效的执行，甚至会形成行政性垄断。因此，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应当放在把裁判员的职能和运动员的职能彻底分开上，即政企分开。

（二）应该建立高效、廉洁的强政府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功能是宏观的、方向性的。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当定位准确，应当是能够稳健地驾驭市场经济，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经济走势，主要以法规的方式引导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高效廉洁、令行禁止的强政府。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期间，当代中国的政府更应该是强势的。因为“过渡”，意味着“变革”，就是要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会产生诸多的矛盾，需要政府强制性地推动。就政府改革而言，也需要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推动。

（三）政府改革应该消除部门利益与垄断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个别政府部门形成了部门利益。如果这些部门还有管辖的企业，更形成了行政支持的垄断进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不满。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责，而不应该有部门的、独特的利益，更不应该以职权去谋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进一步改革，应当通过制度设计，消除部门利益，消除依靠行政力量的垄断。

（四）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使地方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改革，不仅包括对中央政府的职能和架构进行改革，而且还包括对地方政府职能、构架以及评价标准进行改革。

三、结束语

未来的改革任务艰巨且有风险，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攻克难关，建立与中国当前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作者单位为中共驻马店市委党校）

作者：李岱云

中国宏观经济改革论文 篇2：

个税改革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摘 要】本文研究了个税改革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居民收入方面，一方面，通过收入例举法计算新应纳税额、每月少交税额以及减税比例表明，个税改革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在其他所得上，对综合所得收入较低的群体来说，其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适用的税率将显著降低，而对综合所得收入较高的群体来说，其他所得适用的税率将显著提升。在宏观经济方面，本次个税改革所释放的税收减免必然会引起消费扩张，进而带动国内GDP增长。若以2017年GDP（82.71万亿）为例，则本次个税改革可以拉动中国GDP增长0.87个百分点。

【关键词】 个税改革；居民收入；宏观经济

Absrt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ax reform on the macroeconomy. In terms of resident income， on the one hand， the calculation of the new taxable amount， the tax reduction amount per month and the tax reduction ratio through the income example method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the individual tax reform on the residents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in other earnings， the tax rate applicable to labor remuneration， author remuneration， and royalties will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for the group with comprehensive lower income， while the tax rate applicable for other incomes will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those with higher comprehensive incomes. In terms of macroeconomics， the tax reductions and exemptions implemented by this tax reform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expansion of consumption， which in turn will drive the growth of domestic GDP. By taking GDP （82.71 trillion） in 2017 for example， this tax reform can pull the GDP of China by growth of 0.87 percentage points.

一、個税改革解读

2018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最新一轮修正案发布。本次个税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变更，从月收入的3500元提升至5000元；其二是超额累进税率等级方面的变更，具体变化如表1和表2所示。根据决定，新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另外，“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等部分政策，自2018年10月1日起先行实施。

对比表1和表2可以发现，超额累进税率等级发生的变化在级数1至4之间，即扩大了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率级距不变。

此外，本次个税改革的关键是确立了新的税制体制，改变了过去以往的分类计征方式，在混合计征的方式中纳入了“小综合”与“多扣除”，在减轻个人整体税负的同时更好地贯彻公平原则，调节社会分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中提及“将工资薪金、劳动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4项劳动性收入进行综合征税，居民个人按年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非居民个人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也即是向综合所得税制迈进，充分体现个税改革的公平性。举例而言，假设个人甲只有每月10000元的工资薪金所得，则个税改革前后需要分别纳税745元和290元；个人乙具有每月5000元工资薪金、2000元租金、2000元劳务报酬、1000元稿酬，则个税改革前后需要分别纳税553元和304.8元。可见，在两人总月收入一致的情况下，改革前个人甲承担的税收明显高于个人乙，但改革后两人纳税额基本接近。由此体现了本次个税改革的公平原则，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社会分配。具体如表3所示。

与此同时，个税改革增加设立了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支出。因此，可能出现实际收入高的个人最后上交的个税反而小于实际收入低的个人。例如，对于实际收入较高的个人，其正好存在较高的专项附加扣除成本，那么最终可能出现应纳税额低于起征点；而对于实际收入较低但高于起征点的个人，若其没有专项附加扣除成本，那么最后的应纳税额可能仍高于起征点。

因此，从税收制度角度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个税改革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一）个税改革对工资、薪金所得的影响

依据个税改革的细则，将原先的个税起征点由3500元上升至5000元，同时不同收入阶段的累进税率做了调整。那么，通过收入例举法计算新应纳税额、每月少交税额以及减税比例表明，这两方面的改革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如图1所示：

首先，从中低收入群体的改革前后变化可以发现，减税幅度比较明显，月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城镇居民实现了60%以上的减税力度。若以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工资为基准来看，低于该平均工资的城镇居民减税幅度更是达到了75%以上。然后，从中高收入群体的改革前后变化来看，在月收入从1.6万至8.5万元，减税幅度维持在60%至10%之间，而且一旦月收入超过8.5万元，则每月少交个人所得税稳定在2330元不变，减税比例维持在8%左右。

（二）个税改革对其他所得的影响

由于个税改革将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以及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纳入综合所得，所以这次改革对这三大类所得具有明显的影响。首先，按照个税改革前的征税规则（如图2所示），随着该类收入的增加，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会出现对应的纳税拐点，如当稿酬单笔大于4000元时，税率稳定在11.2%；当特许权使用费单笔大于4000元时，税率稳定在16%。而对劳务报酬来说，单笔收入在4000元到2.5万元之间时，税率稳定在16%；单笔收入大于2.5万元时，税率逐步增加，在收入额为6.25万元时存在一个拐点，税率增速有所提升，但是当劳务报酬继续增加时，税率将无限接近于32%。换言之，在个税改革前劳务报酬的税率不会超过32%。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纳税比例最终分别稳定在11.2%和16%，而劳务报酬纳税比例则会继续扩大，其中0.4万、2.5万、6.2万元等分别是纳税比例变化的拐点。

但是，个税改革将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纳入综合所得后，部分高收入群体的纳税额与之前相比有了明显增加，而对大部分低收入群体来说，对综合所得进行统一征税大大降低了其应纳税额。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纳入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税率，且由单次计入（其中劳务报酬所得为月累积）变为年累积计入。具体来看，对综合所得较低的收入群体来说，其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适用的税率将显著降低，而对综合所得较高的收入群体来说，其他所得适用的税率将显著提升。

例如，假设某个人一年综合所得为10万元（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各占5万元），若其他所得均为稿酬，按其56%计入应纳税所得额（2.8万元）对应的税率为3%，即稿酬的总体税率为1.68%，远低于个税改革前的11.2%；若其他所得均为劳务报酬，按其8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4万元）对应的税率为3%，即劳务报酬的总体税率为2.4%，也远低于个税改革前的16%（分摊到每月对应的比例）。假设某个人一年综合所得为150万元（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各占75万元），若其他所得均为稿酬，按其56%计入应纳税所得额（42万元）对应的税率为45%，即稿酬的总体税率为25.2%，远高于个税改革前的11.2%；若其他所得均为劳务报酬，按其8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60万元）对应的税率为45%，即劳务报酬的总体税率为36%，也远高于个税改革前的20.8%（分摊到每月对应的比例）。

另外，如果高收入群体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务报酬、稿酬或特许权使用费，那么个税改革后其应纳税额增加更为显著。如图3所示，以250万元年收入为例（其中工资、薪酬所得已减去6万元以及各类专项扣除），当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占收入比重不同时，其增税额也存在较大差别。整体来看，当稿酬、特许权和劳务收入占比不断提高时，改革后个人纳税额呈上升趋势。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占收入比重为90%时增税额达到最高点，而劳务报酬较为特殊，在收入占比为60%时增税额达到最大值，主要原因是在个税改革前高劳务报酬对应的税率也很高。

三、个税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为了研究个税改革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关键是确定适用于中国的收入分布曲线，将中国不同收入阶段的就业人数描绘出来，然后参照个税改革前后的纳税制度计算總体个人所得税的变化程度，之后主要是测算出个税变化对国内整体消费的影响，最终延展至对国内GDP的影响。

关于中国收入分布曲线，已有不少学者采用了不同分布函数进行了拟合，例如，王海港（2006）利用帕累托分布拟合了中国1988年和1995年的居民收入；毛亮（2009）等采用伽马分布拟合了中国城镇家庭2005-2007年的工薪收入；王增文（2009）通过拟合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布函数发现，对数正态分布的拟合结果较好；段景辉和陈建宝（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城乡人均收入的对数服从由帕累托分布、正态分布和指数分布构成的混合分布；胡志军等（2011）采用不同分布函数拟合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布，结果发现，B2（the beta distribution of the second kind）的拟合效果最好；胡志军（2011）采用1985-2009年的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数据拟合各类分布函数，发现GB2（the generalized beta distribution of the second kind）优于B2，是拟合中国居民收入分布最好的分布函数，同时也得到了陈建东等（2017）的验证。鉴于此，本研究借用陈建东等（2017）拟合的GB2分布作为当前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收入分布函数。

但是，考虑到陈建东等（2017）拟合GB2分布采用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11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分组收入数据，但也是当前可以获取的最新分组收入数据（后期统计局没有再更新此类数据），所以本研究并没有重新获取数据并重新进行参数估计，而是在假定全国收入分布不变的前提下，对分布曲线的社会整体平均工资进行了调整，使得调整后的分布曲线整体均值等同于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社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即74318元。同时，根据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为129889.1亿元，计算得出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为17477万人。图4给出了当前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分布曲线。

首先，根据图4显示的收入分布图和累计分布曲线探究个税改革对纳税群体变动的情况，可以发现，年收入为6万元以下的就业人数占比37.71%，即意味着个税改革后个人所得税纳税额为零的城镇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37.71%。然而，在个税改革前，只有年收入4.2万元以内免征个人所得税，且其占比仅为11.39%。由此可见，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使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城镇就业人员比例扩大了26.3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个税改革还包含了累进税率的变动，根据收入分布图和累计分布曲线计算个税改革前后对应税率纳税人数可以发现（表4），本次个税改革扩大了免税和3%税率的就业人员，扩大比例分别是26.32%和16.32%，占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由37.71%上升至80.35%。而相应减少的则是纳税比率为10%、20%和25%的就业人员，对应人数占比分别减少了23.77%、15.64%和3.23%。由此可见，本次个税改革主要受惠于原先纳税比率在20%以下的就业群体。

然后，根據图4显示的收入分布图和累计分布曲线探究个税改革对各收入阶段城镇就业人数的总体情况。通过数据计算表明（表5所示），年收入区间在6万-9万元的城镇就业人数占比最大，达到了38.1%，其次是年收入区间在4万-6万元的城镇就业人数，占比28.4%。此外，可以进一步发现，年收入低于9万元的城镇就业人数占比高达75.8%，即约四分之三的城镇就业人数年收入低于9万元。

之后，根据图4显示的收入分布图和累计分布曲线探究个税改革对各收入阶段城镇就业人员纳税额的变化情况。通过数据计算表明（如图5所示），年收入在9万-12万元的城镇就业人员是纳税大军，纳税总额485.6亿元，占总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15.61%，其次是12万-15万元的城镇就业人员，纳税总额439.5亿元，占总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5.3%。值得注意的是，个税改革前年收入在6万-9万元的城镇就业人员是第二大纳税群体，但个税改革后，列为第三大纳税群体了。可见此次个税改革对该收入区间的受惠较大。此外，通过对比个税改革前后各收入阶段的纳税数额，发现整体减税比重随着年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其中，4万-6万元的减税比重最大，主要是受益于个税起征点的提高。从图5可以发现，年收入在18万元以下的城镇居民可以实现50%以上的减税比重。因此，从整体来看，对于中低收入就业人员而言，个税改革的减税力度显著，况且这还未考虑专项税扣除的情况。

最后，利用拟合的收入分布函数采用2017年的收入和就业数据计算个税改革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体减税额约为3517亿元，具体如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发现，年收入在9万-12万元的就业群体减税效果最大，达到了1020.9亿元的减税额度，占总减税额的29%；其次是年收入在6万-9万元的就业群体，减税额度达到了990.4亿元，占总减税额的28%。从而进一步表明此次减税主要惠及年收入在9万-15万元的就业群体。

那么，本次个税改革所释放的税收减免必然会引起消费的扩张，进而带动国内GDP的增长。借鉴杨旭等（2014）的研究结论，即分层次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表6），根据图4的累积分布曲线和图6减税额可以估算出本次个税改革可以带动消费扩张2236亿元，若考虑支出乘数，则通过取各层次边际消费倾向的均值计算得到消费乘数为3.21，那么最终可以扩大消费支出7176亿元。若以2017年的GDP（82.71万亿元）为例，则本次个税改革可以拉动中国GDP增长0.87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1]胡志军，刘宗民，龚志民. 中国总体收入基尼系数的估计：1985-2008[J]. 经济学（季刊）， 2011（4）.

[2]胡志军. 基于分组数据的基尼系数估计与社会福利：1985-2009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9）.

[3]陈建东，程树磊，蒲明. 如何准确地拟合居民的收入分布[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2017（3）.

[4]杨旭，郝翌，于戴圣. 收入差异对总体消费的影响——一个数值模拟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3）.

（* 苏剑、邵宇佳、陈丽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吴思）

作者：苏剑　邵宇佳　陈丽娜

中国宏观经济改革论文 篇3：

供给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分析

摘 要：供需平衡是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特点主要呈现为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和高出口率，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外贸，经济泡沫化和风险居高不下，严重威胁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健康。从供需机制来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在世界经济疲软、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实背景下，要平衡短期和中长期的发展要求，需要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做好供给侧改革，从而转变以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就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背景、未来国内国际经济走势及经济管理经验等进行深入分析，目的在于促进我国经济更加平稳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宏观经济 供给机制 需求机制 供给侧改革 调控

回顾我国近几十年来高增长的供给管理政策可以看出，前几十年我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行政力量、大量的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为摆脱贫困近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力量，所采用的管理政策几乎都是供给性政策，包括前几十年各地方政府政绩均以GDP来论高低。自2008年以后，国家的经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逐步将供给管理转为需求管理。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是，首先要实现要素供给增长和实际总需求的增长。在供给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刺激内需和扩大外贸是当前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中长期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引擎。供需关系不能分离，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矛盾不仅有需求矛盾（内需市場还未完全打开），也有供给问题（“高精尖”需求缺口巨大）。

1 供给侧与需求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

理论上宏观调控管理政策主要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方面。需求管理手段主要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的调控手段。供给管理手段主要有：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人力政策、工资福利政策等，其调控措施耗时长，主要作用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管理中。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间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就使得我国地区在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中需要根据经济增长的不同特点做出供给侧或需求侧的管理来稳定经济增长。

需求管理政策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市场价格水平短期内总水平保持不变，由于价格粘性，需求侧的总需求一旦不足，会导致供给侧产能过剩，这时通过刺激需求，则能有效带动供给侧总产出同步增长。在社会物价水平稳定的情况下，通过银行和政府调节货币供应量和财政倾斜力度能有效调整需求，最终实现总产出尽可能高，实现实际产出达到极限。

供给管理主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的长期。经济的增幅主要受制于社会稳定、居民收入水平、社会技术、政策因素等。要想实现经济长期处于高增长状态，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供给侧调控政策主要随总需求的变动同比例正向变动，使其产出长期处于高水平不变，通过制定中长期的产业结构政策、技术扶持、资金扶持、人才扶持等来促进实际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不仅依赖传统的供给数量，还要在供给的质量上实现突破——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在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还要落实各阶段的短期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1.1 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据凯恩斯理论可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作用，会导致需求不足。通过必要的宏观调控来有效刺激消费、出口和投资，能使经济产出尽可能增大，从而达到供给潜在水平，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一般调控手段主要为：（1）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买入债权，降低各类企业贷款成本等，刺激企业投资和生产。（2）增加政府财政支持，提升企业产能，扩大攻击。（3）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增强各类企业活力，激励和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强投资信心。

1.2 供给管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供给管理主要通过改善供给要素的成本和效率两大方面来影响经济增长。

1.2.1 降低供给要素成本

降低供给要素成本简言之就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生产成本、赋税成本等。降低要素成本的主要手段主要有：深化赋税改革，通过合理减税，降低企业赋税负担；通过搭建平台或信息渠道，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信息帮扶，减轻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和负担；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招聘、人员培训等帮扶工作，进一步降低企业人力培训成本和人力管理成本，不仅能有效提升就业率，还能为企业解决招工难等问题。

1.2.2 提高要素供给的效率

提高要素供给的效率简而言之就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条例，并形成具有可行性的政策体系，通过优化市场环境，从而有效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同时通过优化自主创新和市场环境，使市场留得住人和留的住人才，并最终有发展和成果。通过优化产能、优化技术全面提高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不断协调好各供给要素之间的分配关系，实现经济朝更高水平发展。

2 新形势下保持经济高增长质量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通过我国前几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需求管理职能扩大产能，提高经济总量和数量。新形势下，通过需求管理不仅能实现长期增长还能使传统经济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消费不足时要想继续维持经济高增长，必须不断扩大投资、扩大产能、提升效率。一旦劳动力人口红利消失、贸易壁垒抬头，我国的经济增长必将遭遇断头式下跌。因此，供给侧问题是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含量低下、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因此要想实现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必须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能过剩、加强自主创新扶持，从政策上和财政上加强扶持和倾斜，通过需求侧来刺激内需和外贸（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来确保经济高增长、包就业和保稳定。

2.1 新形势下需求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投资与投资方式转变相结合。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投资管理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招商引资策略，要科学合理地引导资本进入朝阳行业，要让有限资本起到杠杆作用，撬动更大的市场。通过转变投资方式、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方向，最终提升投资效率，实现资本良性发展。

在各大领域，不断实现资本来源多元化，将以政府投资为主导转变为由政府、民间资本或外资多元化发展，由政府灵活引导社会资本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刺激需求和绣球结构不断优化想结合。进一步落实和改善城乡居民民生需求，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扩大公共消费需求，进一步提高社会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住房等公共服务覆盖面，让社会居民不再为上学难、买房难、看病难、就业难等犯愁，让人民学有所用、劳有所居、病有所医，使人民放心地消费。

2.2 新形势下供给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

供给管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淘汰产能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从产业低端逐步走向产业高端，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逐步由“中国生产”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智造”。

大力发展创新性经济，创新能力是企业、国家经济实力的核心，只有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攫取市场份额。

不断完善供给结构，打破贸易壁垒思维，不断放宽市场准入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市场来决定供需，将政府摆放到服务的角色和位置上来。

3 供给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分析

在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下，中国经济更加致力于长期增长因素的改善，并通过可持续性的生产能力改善，来达到一种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平衡。通过改善社会供给关系，将当前的短期增长任务纳入到长期的增长框架之中，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到达一种可持续性的状态。在整个供给侧改革思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兼顾短期的供给要素和中长期的发展需求，其主要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以“供给侧改革”为基本核心

以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方向，希望通过强化基础设施投入来扩大国内供给从而拉动经济发展。但在目前产能过剩、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当下，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必须按照“供给侧改革”的基本要求进行结构调整，并通过降低垄断、赋税减免等措施，减少对市场经济的管制，从而达到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促进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目的。整个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要求社会生产资料逐步从生产过剩的行业退出，并积极转向新的产业，用新的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而宏观经济管理策略方面，也需要在金融、政策以及税收等多个方面给予便利，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效率。

3.2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走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也是由传统产业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因此，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当下，供给侧改革必须走一條与以往所不同的、集约化的发展之路。政府要积极以“供给侧改革”主导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利用结构改革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并引导各种国内资源向着新型产业聚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资源的调控中，新型产业发展和分工体系，要注意摆脱以往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而向集约化、高效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方面要将原有的资源消耗性增长逐步转变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经济，另一方面要将原有的数量型经济扩展逐步转变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从而保证环境、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平衡，促进新型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完善。

3.3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注重短期与中长期管理的协调性

经济的增长必须考虑到短期和长期增长的协调性，只有当经济的短期波动于长期趋势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能保持长期且稳定的增长，也才能避免短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悲观情绪。因此，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和供给侧改革，都必须充分重视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趋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改善短期增长模式、优化长期增长效率，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影响长期经济因素、扩大生产边界和效率，达成以“有效供给”为目标的生产经营方式，从而促进国内经济体系、供给体系及产业分工体系的组织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 李停.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16（06）.

[2] 江飞涛，李晓萍，贺俊.财政、金融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研究——基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J].学习与探索， 2016（08）.

[3] 任保平.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经济增长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16（04）.

[4] 毛振华，张英杰，袁海霞.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特征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05）.

作者：倪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