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在前东欧国家，那些曾经受过重用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多喜欢否认自己过去的言行，声称是出于生存考虑。亚诺什·科尔奈则坦然承认自己是出于信仰。他是匈牙利犹太裔人，父亲死于奥斯维辛。他靠着一份证明自己是瑞典人的文件，才得以逃离集中营。经历了这一切，他渴望归属群体，这使他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并通读了《资本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篇1：

新常态呼唤更多袁庚式改革闯将

新常态不仅表现于经济，而且体现于政治。2016年1月31日，袁庚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谈及袁庚，人们总是将他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相联系，喜欢讲他如何把招商局资产由1.3亿升值为200多亿元的经济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袁庚自己对这些经济上的贡献并不很感兴趣。袁庚曾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袁庚在蛇口改革的成功，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的成功，更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30多年来，无论是开风气之先的南方，还是紧随其后的北方；无论是沿海的东部，还是中部、西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印证了袁庚——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探索者的认识和感悟。诚如邓小平30年前（1986年6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邓小平文选》）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开始正式运作。1980年3月，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改组，袁庚任总指挥。蛇口改革的先行先试，果然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983年，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蛇口工业区视察，袁庚借工作汇报的机会大胆进言，“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我们想作这样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胡耀邦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很好！”1985年4月22日晚，蛇口工业区进行了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包括袁庚在内的15位候选人，谁能进入第二届管委会？既要竞选，还要回答选民的问题，一切以选票说了算。1992年12月，袁庚退休。原定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无疾而终，蛇口的政改就此画上句号。袁庚主持蛇口工作14年，靠着政改与经改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蛇口干部既敢闯、敢试、敢冒，还基本做到无贪官。

新常态要求广大干部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涌现出更多的敢为天下先的袁庚式闯将。这么多年来，不作为、慢作为、缓作为成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普遍现象。习总书记呼唤争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就是希望广大干部在改革与反改革的两军对垒成胶着状态的当前，在进与退的关口，要敢为天下先，努力推进改革。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愈接近成功将愈困难，愈要认真对待，加倍努力。作为基本国策的改革开放，到现在还不到40年，行程远未到一半。必须倍加珍惜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倍加珍惜改革开放的理论实践，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2015年5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袁庚敢为人先，勇挑重担，既敢大胆先干，也敢大胆先喊，在举国都是计划经济思维的1981年，响亮地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最强音。尽管当时被人讥讽为“既要钱又要命”的资本主义口号，但历史却将之作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的时代名言留了下来。

新常态要求广大干部争当“全面深化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涌现出更多的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袁庚式闯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遗憾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像袁庚式的既勇于经济负责，更敢于政治担当的干部已越来越少，社会上，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经济上，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政治上，权力腐败越演越烈；文化上，优秀传统越来越被边缘化。相当多的干部越来越忘记向人民群众负责；越来越热衷于高投入下的高增长，而忽略追求GDP挂帅的严重后果。在此严峻形势下，习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对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现象的强力纠偏。作为战略目标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是要解决两极分化；作为战略动力的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战略纲领的全面依法治国，重点是要落实依宪治国；作为战略关键的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是要突出制度治党的严密性。99岁的袁庚老人走了，但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探索出可以借鉴的“蛇口模式”，以及“向前走，莫回头”的精神遗产。

新常态要求广大干部争当推进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涌现出更多的不计个人名利的袁庚式闯将。我们在充分肯定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对这些年成绩充分肯定，也是对这些年问题的认真纠偏。“四个全面”之所以在推进中遇到阻力，是因为不少地方都停留于开会动员学习讨论。不少干部即使愿意继续改革，也只是停留于经济体制改革。谈经济领域的改革，他们头头是道；谈全面改革，他们却不得要领。而当年袁庚以年过花甲之龄，以副部级之高位，以不怕再次进秦城监狱的决心，自愿去这个面积仅2.1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千人的小镇，亲临改革一线，担任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他一手抓经改，强调“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一手抓政改，主张干部应该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正是有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却心忧党国命运的胸襟，才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才有这弹丸之地成为“一根注入外来经济因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宝贵试管”，才有“四分钱惊动中南海”的传奇改革故事。在1979年到1984年的几年中，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也多数沉淀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

35年前，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如果在选人用人体制方面，借用“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我们不是用“相马”式的需求侧——来扩大后备干部队伍，不是用年轻化的一刀切来取舍干部；而是用“赛马”式的供给侧——多建高质量的“赛马场”，多增高水平的“赛马活动”，加大对袁庚式改革闯将的发现、培养、提拔、使用力度，我们在全国范围内一旦涌现出1/10的袁庚式的改革闯将，何愁经改政改不能同步，何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不能走出，何愁两个一百年目标不能实现！

作者：李永忠

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篇2：

短缺年代

在前东欧国家，那些曾经受过重用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多喜欢否认自己过去的言行，声称是出于生存考虑。亚诺什·科尔奈则坦然承认自己是出于信仰。

他是匈牙利犹太裔人，父亲死于奥斯维辛。他靠着一份证明自己是瑞典人的文件，才得以逃离集中营。经历了这一切，他渴望归属群体，这使他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并通读了《资本论》。但信仰很快就崩溃，当获悉拉科西政权下，许多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他第一次感受到道德震撼。

当时科尔奈是一家报社的经济记者，他后来回忆：“想想那些狂热者，如那些人体炸弹。他们的心灵是封闭的，不可能用理性来说服。他们的生活需要一些个人经历或创伤，然后他们才会开放心灵。这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这段经历使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发现计划经济的弊端，成为纳吉的支持者。他也因此被报社开除，进入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却从未获邀在大学授课。科尔奈一生远离主流经济学，使其能从知识和经验中产生原创思想，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

匈牙利事件爆发第一天，科尔奈被纳吉委派起草一份经济计划。他没有参加街头示威，但一直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这项工作没有完成，他本来设想的是类似后来捷克杜布切克的目标：人道的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但他毕竟不是政治家，认为如果起义胜利，匈牙利将不会采取市场社会主义，而是会有大量私人企业。他不反对私有化，但不知道该如何做，便给纳吉写了一封短信：“我做不了此事。”

他参加了一个党内改革者办的报纸，负责人是其朋友，后来与纳吉一道被处死刑。他们幻想能获得像奥地利、芬兰那样的中立。但此时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西方不再关注匈牙利。起义遭到镇压后，300余人被处死，这数字超过1848年以来历次事变被处死者的总和。科尔奈的朋友有的出国，两个被捕坐牢，一个被判死刑，一个后来成为卡达尔政权的政治局委员。科尔奈选择留在国内，埋头研究经济学理论，并拒绝为地下刊物写文章，或者在抗议书上签字。他后来说，拒绝与自己拥有共同政治目标朋友的要求，是一种非常痛苦不安的经历。

20世纪60年代后期，卡达尔政权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时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科尔奈是这场改革的设计师和策划者。如果说马克思是经典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者，那么科尔奈就是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的批判者。他认为计划经济是资源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它依赖纵向的行政协调，而不是横向的市场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是“父子”关系，对企业采取“软预算约束”，企业超支可以由国家财政补贴，投资风险由国家承担，从而导致企业的“投资饥渴症”，造成普遍存在的消费品短缺。

计划经济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金科玉律，科尔奈的短缺理论却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在这些国家，人民不得不忍受商店空空如也、每天排队购物的苦恼。波兰诗人巴兰察克曾将排队现象用作社会的隐喻：每个人只能看见站在他前面的人的背部，唯一的动作就是焦虑地往前推挤。

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都意识到，要消除短缺，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于是相继推行市场社会主义，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市场协调机制。但由于行政权力具有自我完善的倾向，不断抵销市场协调的作用，在持续短缺的状态下，配置更多的行政机制不可避免。虽然改革带来了消费增长，却产生了债务危机。

科尔奈的著作在中国都得到出版，并且影响了中国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同时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当科尔奈1985年应邀访问中国时，受到经济学界的热捧。1999年，科尔奈再次应邀访华，此时匈牙利已经实行私有化，为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中国也正在大规模企业改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科尔奈所说：“回顾过去50年，可得出如下结论，哈耶克在（同计划经济）辩论的每一论点上都是正确的。”此时他的经济思想已更清晰，中国的经济成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他也表示忧虑。年轻一代已经不清楚什么是短缺，但在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中，人们仍能感受到软预算约束的作用。

作者：景凯旋

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篇3：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一份内部报告

一、1990年的特殊政治氛围

1989年夏天以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原有的规划、指导与协调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职能处于停顿状态。以前需要体改委派员参加的各部委会议此时不向体改委发通知了，各部委和地方本应向体改委报送的材料都不报送了。体改委内部各司局都很难继续开展工作。

当时，邓小平已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但是，社会上对改革方向、目标的争论却越来越激烈。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对10多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怀疑、否定的声浪一阵又一阵。实际工作中的各种改革措施遭到“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经济体制要不要改、朝着什么目标和方向改？人们彷徨无主。1990年，中国经济增幅下滑至3.8%，为1978年以来最低。已经取得进展的一些市场取向改革处于停滞、倒退的危急关头。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的传统理论与实践对人们的头脑束缚得太久太深了。在改革过程中，反复曲折地围绕着计划经济要不要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什么范围和在多大程度上结合、用什么方式结合（板块式结合还是有机地结合）等等问题争论不休，有的人强调“改革岂能不问姓社姓资”。有的人把改革看作就是实际工作中的行政性分权，而行政性分权总是摆脱不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死了再放”的循环怪圈。伴随着争论的，往往是上纲上线的批判、检讨，反反复复。根本谈不上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更谈不上系统地进行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

从历史上看，在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有市场经济思想倾向的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共产党员顾准提出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调节生产活动的设想，不仅不被采纳，连自由讨论的机会都没有，就在无情的批判中被划为“极右分子”。该所所长、老共产党员孙冶方在上世纪60年代又因宣扬“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主张把利润指标作为改进企业管理的“牛鼻子”而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并蹲了多年监狱。

1978年以后，从中央决策层邓小平等领导人到经济理论界薛暮桥、刘明夫、卓炯等人，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陆续不断地打破僵化的观念，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重新认识。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薛暮桥为主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要“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还在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说明时指出，这“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个《初步意见》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赞同。不少经济学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实际上提出了带有明显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但这个《初步意见》在党内的决策最高层未达成一致，因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981年4月，在一份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印发的材料上，按照对计划与市场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赞成计划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三类是赞成商品经济但不那么鲜明的；第四类则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被列为第四类。此后，“商品经济论”和持这种主张的薛暮桥等人受到了反复的批判。1981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决议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论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82年2月，国家体改办草拟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表述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高层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不统一，这个《总体规划》对改革目标的总体认识比上述的《初步意见》有所退步，但它毕竟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归纳了十一个方面改革的轮廓，明确提出要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1982年3月，为适应改革形势的发展需要，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央决定建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所以国家体改委第一届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1982年3月～1987年4月）。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同意，在这个《决定》中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改提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党的十三大决议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体现市场导向的改革总方针。

国家体改委第二、三届主任先后是李铁映（1987年4月～1988年4月）、李鹏（1988年4月～ 1990年8月）。1990年8月，中央决定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宝钢建设总指挥，时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的陈锦华到国家体改委任主任兼党组书记。据陈锦华后来在一些场合说，他受命这个职务时感到“如履薄冰”，觉得改革当时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他利用中央决定而全国人大尚未正式任命这段时间，详细阅读了体改委七八个司局编写的各部门改革方案，觉得各部门的改革都是“目”，缺乏一个能把这些改革提携起来的“纲”。联系到当时主流媒体充斥着“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计划经济”，要不要计划经济之争是“路线斗争”等舆论，他开始领悟到，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要矛盾，是改革开放十多年后一道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坎。他决定首先抓住“计划与市场”这个纲。但是，“市场经济”在当时是政治上的敏感词汇，陈锦华不得不格外小心。

1990年，大约是9月中下旬，体改委秘书长洪虎通知我：“锦华同志要我找两个人给他写两个材料。一个是国内对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情况，我已请规划司司长杨启先同志撰写；另一个材料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情况综合，这个材料请你写，越快越好。”我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业研究生，多年研究苏联东欧、南斯拉夫经济，80年代又去美国和欧洲进行访问研究和实地考察，1988年6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调到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担任副司长，主要负责国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工作。无论从我的专业基础，或是从我担负的现任职务来看，对于委领导交办的这项任务，我是责无旁贷的。

二、我为完成交办任务拟定了四项原则

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说既容易，又困难。

说它容易，是因为到上世纪90年代为止，这个命题在西方世界从世纪初开始，已经争论了近一个世纪，在苏联从20年代以后争论了60多年，在中国、南斯拉夫和东欧国家从50年代起也争论了40年。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文集卷帙浩繁，如果没有想解决什么问题的使命感，没有明确的目的性，随手检几条不同观点的语录摘编一下，应付差事，那是“立等可取”的。可是，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做这件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它困难，就是它当时的政治敏感度很高。如果根据自己的观点倾向甚至带着强烈的情绪，摘一些批判计划经济弊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言论上报，说不定就要在政治上“触电”了。我深知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争论的历史。多少仁人志士，因为有市场经济观点的倾向，牺牲了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如20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赫赫有名的理论家布哈林等，就是前车之鉴。远的不说，就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薛暮桥那么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老经济学家因为有市场经济思想倾向也受到了不正确的批判和被迫做出违心的检讨，他的改革倡议和主张从而夭折。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都使我不可能对此没有顾虑。我究竟应当如何来完成眼前交办的这项任务呢？

我想找本司比较研究处的同事们商量商量，看看他们有什么好主意。不料当时的社会氛围和体改委机关的处境，使得同事们都不想“节外生枝”，惹来横祸，他们对此任务不抱希望，表现冷漠，建议我摘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卷就算了。我说：“我想借此在理论上澄清一些误解。”有人立刻接话说：“唔，误解？马上会有人质问你，谁误解？那你可就麻烦了！”我说：“我想说清楚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有同事又开玩笑地说：“你这么一写，新来的主任看了，也许就会说，啊，原来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在国外司呀！”我理解大家此时的心情，觉得不必再讨论下去了，反正洪虎是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我个人，没有要求集体讨论，我就自己来写，文责自负嘛。当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还有位同志推开门来轻声对我说：“我劝你还是什么观点都不表露为好，抄几条外国人的语录交上去就算了。”我知道同事们的规劝是善意的，我说：“谢谢你，怎么写，我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社会的政治氛围压力太大。是呀，陈锦华主任我过去不认识，更不了解他的观点倾向，我怎么写才好呢？风险是明摆着的。

我经过反复思考，理清思路，给自己定下了四条原则。

首先，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讲真话。我认为在改革处于十字路口的危急关头，写一份供领导决策参考的材料，事关重大。我不能敷衍了事，更不能迎合潮流说违心的话。经我手写的材料，一字一句都必须是真实的，都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其次，要有明确的针对性，有的放矢。“的”是什么？就是消除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误解。我回顾自己从改革开放以来，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有一个逐步解放思想、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虽然，在70年代末，经过对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和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我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能只是单一的“苏式”，而可以是多样的；那时我已经从南斯拉夫的经济著述中，读到很多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切中时弊的批判，我也已经读过东欧一些改革先驱者们关于计划与市场各种结合模式的著述；但到80年代，我还是带着对西方世界和市场经济恐惧和疑虑的心情去美国，做了两年多实地考察，思想上的恐惧、疑虑和误解逐步地消除了；尤其是我带着“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疑问，又去欧洲一些典型国家实地考察和进行广泛的交流，我心中才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一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市场公平交易只有在利益独立的主体普遍平等而又诚信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要有周密的法制网的保护；市场经济要有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安全阀，才不会出现社会一端的普遍绝对贫困；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已有了许多新现象，诸如：普遍存在着志愿者和义工，由于市场经济内在的竞争机制促使生产力迅猛发展，科技不断创新，物质极大丰富，等等。总之，我亲眼所见的西方发达世界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完全不是过去在书本中说的那种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我亲历亲睹的大量事实使我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通往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这样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搞呢？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学者的个人认识，它不能直接影响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要在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只有中央高层决策者对市场经济取得共识，形成党和政府的决议，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纲领，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物质力量。因此，我写这个材料的目的性应当很明确，就是要有利于决策层的领导对市场经济取得共识。

第三，要用正面叙述的方法，不能用批判不同观点的口气来写。因为在突破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每个人的经历、所处环境和接触到的实际情况并不一样，认识有先有后、有深有浅、有全面一些有片面一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正面叙述才更易服人。

第四，要围绕主题，向领导提供有根有据的事实和信息供决策参考。而不是简单地说教或搬用一些新名词和西方经济学术语。

于是，我决定按照这几条原则，用最精炼的篇幅，用有根有据的事实，客观地描绘一幅纵观一百年、横观全世界的关于计划与市场争论以及当代实践的图景。

研究报告的标题是：《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扼要追述从1902年意大利学者帕累托提出对未来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设想及其引起的争论，到著名的30年代大论战。目的是说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在西方世界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争论，争辩双方的主将都是西方的著名经济学家。而最先设想用计划机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以及后来发展与捍卫这一设想的帕累托和巴罗内、泰勒等，是意大利人和美国人，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显然，不能用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也不能以此作为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尺。这样，就把几十年来禁锢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和主流经济学家头脑的政治枷锁解除了，把这一争论还原为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学术讨论。

（二）介绍中央计划经济所依据的主要经典论据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改革模式的探讨。主要是想说明：第一，马恩最初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原则设想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的产品经济形态，如“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犹如一个工厂”等。现在来看，这显然不是现实社会所要做和所能做到的。何况，原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都不发达，都没有充分实现“社会占有生资料”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我们过去的问题就出在把革命导师对遥远未来社会的憧憬和没有经过实践证明的原则设想当作当前的行动纲领，于是普遍出现了过高估计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形形色色的“穷过渡”。第二，列宁也曾经认为建设社会主义“谈什么商品生产是可笑的”，但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他改变了看法，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并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但是，他并没有从原则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将消亡的理论（这一点，我在以后的几年里又阅读了一些资料，特别是苏联解密后的相关档案资料，得知列宁在逝世前曾六次修改自己的认识，承认原来完全没有考虑社会主义同市场的关系是根本错了）。第三，苏联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多任领导人不断改变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成为社会主义各国的体制模式的样板。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影响”作用，没有调节作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等等。此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依据斯大林的理论形成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并照搬了苏联在30年代形成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和价值规律都是当作可恶的自发的势力来诅咒，最多只是把它当作在一定范围内不得不暂时容忍的邪恶来对待。第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先后在14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但自50年代以来，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从未间断。除南斯拉夫改成自治经济体制外，其他国家都是在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改善计划指标体系、改进计划制定方法、调整组织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实际没做到）、强调一下重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而已，资源的主要配置者和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者仍然是中央以行政手段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苏联和东德属于此类情况；匈牙利在70年代曾提出改革目标是实行所谓“有管制的市场”或“看得见的手”的市场，即允许企业进入市场，但市场的一切信号和参数都是由中央计划决定的，而且由于缺乏众多的竞争者（如全国只有3家钢厂，1家电视机厂），难以形成竞争机制；其他东欧国家大体都是采取“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这些改革目标模式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面貌。

（三）介绍若干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构想在90年代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情况。指出它们的目标都不是搞盲目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完全自由竞争的自发的市场经济，因为这种市场经济在现实世界里已不复存在。同时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市场发育健全的基础上引进了包括计划手段在内的各种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措施，如：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提供经济信息和预测；制定竞争规则，管理市场秩序，完善竞争机制；兴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兴办教育、文化和卫生；直接投资建设国防工程和必要的国有企业；必要时提出干预稀缺资源的产量或提出干预价格、利率、汇率及税收的政策；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来调节收入，纠正市场分配的结果；等等。国家干预的程度时大时小，所谓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派的争论，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被肯定或否定。换言之，即市场和国家干预各在多大程度上失灵。不管怎么争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结合运用已是世界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不过，整个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四）介绍当代外国专家对中国目前关于经济改革问题讨论的意见和建议。

三、作为“绝密件”上报，获得首肯

1990年9月29日，报告写好，立即交给了洪虎。是手写稿，不是打印稿，因为我准备领导上要求反复修改。第二天，遇到陈锦华的秘书刘琦，我问他：“陈主任交办的材料，我写好了，不知是否合乎要求？”刘琦说：“印好了，已报送中央。锦华同志嫌体改委的纸不好，去中石化用道林纸印的。”出乎我意料，不用修改，仅仅半天之后就报送了，我想这说明陈锦华对这份研究报告是肯定的。

当时陈锦华本人怎么看、怎么上报，我不知道。时隔20年后的今年，我从一篇记者报道看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看过材料后，非常满意，觉得道理说得很清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关于二者的争论也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他凭直觉感到“这份材料值得往上送”，就让刘琦将材料拿到中石化总公司机关印刷厂，当成“绝密件”印刷，并一再嘱咐切实保密。其实，主要不是因为体改委的纸质不好，而是因为体改委没有独立的印刷厂，文件材料都要送到国务院办公厅印刷厂去印，手续繁多，经过多道程序，材料有外泄的风险。所以就让原工作单位中石化的印刷厂印，那里的印刷条件好，而且那里的人对政治不怎么敏感，对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也不一定感兴趣，这有利于保密。材料印好后，陈锦华亲自封装好，通过机要渠道，直接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各送去了两份，没敢送给别人。也没敢正式报送中央，这是因为在当时氛围下，“市场经济”是不敢碰的“雷区”。

几天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件起草组给体改委办公厅来电话要求加印20份送去。这又引起体改委内一阵议论。有人说“吉凶未卜”；有人说“可能还是起了好作用”；有人担忧：“要做好思想准备，国家体改委可能又要倒霉了”。我当时心情倒是平静的，感到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第一，这是领导交办的研究任务；第二，我写的都是事实，是有白纸黑字的文字材料为依据的，并非我的随意杜撰；第三，这是供领导参阅的，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宣扬。我实行“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只要说的是实话，言之有据，内部反映情况应当是允许的。

在材料上报后不久，陈锦华在一次委内干部会上和另一次部分省市体改委主任会上口头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对这份上报材料的反应。他说：前几天总书记看了体改委上报的这份材料，说“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到辽宁出差，还带着，再好好看看”。过后，李鹏总理在接见中国企业联合会邀请的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外国专家时说：“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在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他在讲话中引用了这份上报材料的部分内容，还说“诸位有什么好的观点和建议，欢迎向我们提供”。当时我作为体改委国外司负责人之一也在场。

15年后，陈锦华在他的著作《国事忆述》中忆述了这件事，说江泽民看了以后特地给他来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书中还提到，李鹏当时也指示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起草文件时参考这份材料。这就是当时要求体改委办公厅立即加印20份送去的原因。

在此之后，针对社会上（特别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革命老前辈们）对东欧剧变、苏联濒临解体误以为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市场化了这种情况，我倡议以国家体改委国外司的名义召开一个国际比较研讨会，邀请30多位长期工作生活在苏联东欧国家的记者、外交官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参加，共同探讨苏东形势及其原因、教训。这个倡议得到了委领导的支持。这个研讨会开了三天（1990年11月5日至7日），与会者以亲历亲睹的大量事实和长期掌握的系统资料说明，东欧剧变、苏联危机不是因为经济市场化了，恰恰相反，是因为市场极度不发育，客观规律无从表现，计划工作对客观规律无从遵循，致使这些国家为转轨和开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2月7日清晨，陈锦华与在京的副主任贺光辉、刘鸿儒等到会，花了半天时间，直接听取与会者在前两天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所做的带总结性的发言。会上发言踊跃，摆事实，讲观点，多角度，发言热烈有序，内容具体丰富。从早晨8点，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

当天下午，我去参加委里召开的省市体改委主任会。我一进入会场，就有本委的一位司长轻声问我：“听说你们开了个很活跃的会，发言都很敏感，很尖锐，中央恐怕不能接受。不知体改委是否将由此遭殃？”我说，这是内部讨论，领导允许畅所欲言嘛！但是，他这一问，我心里倒也有些嘀咕，不知后果是吉是凶。会间，刘琦通知我：“锦华同志希望你把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总书记很关心这个会。”我心想，总书记是从什么角度关心这个会呢？是想了解会上反映了什么真实信息还是听到了会上有什么不合适的观点和传闻呢？我就反问刘琦：“锦华同志对这个会怎么看呢？有人说，会上有些意见太敏感、太尖锐，中央恐怕不能接受。”散会时，陈锦华对我说：“这个研讨会的纪要好好整理一下。如果问我的印象嘛，第一，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第二，这些国家的计划工作只是一些僵化的技术操作；第三，他们由此而为转轨与开放付出的代价将很巨大。”接着补充说：“至于个别同志有什么观点，这是内部讨论，可以各抒己见。如果他们在外面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负责。”陈锦华这个表态，给我吃了定心丸。纪要以《比较·选择·前景》为题整理后，体改委于12月3日上报。李鹏阅后批示：“已阅，写得不错。”事后，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安志文（体改委原副主任、党组书记）告诉我：“总书记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亲自读了你们上报的这份材料，顾委的老同志们都说很好。”2012年10月29日陈锦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顾这件往事时说：“当时，江泽民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需要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有可能起点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研究问题有深度。这次工作，应当看作国家体改委尽了责任。”

四、与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一致

2012年10月初，《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尔德在给我的采访预约函中说：我们报纸计划做一个纪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20周年的8个版面的大型专题，吴敬琏老师向我们特别推荐了您，认为您当年写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实践》一文，在市场经济这一目标模式的提出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我们诚恳地想约您做个采访。他还说：对于您写的那篇研究报告，吴敬琏作了如下评价：“江春泽用简明通俗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指出这不过是资源不同配置方式之争，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这篇报告起了突破禁区、呼唤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并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它适逢其时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接受，有利于党内决策层思想认识的统一。”

他在采访时问我：“您的两份材料在计划与市场争论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说，我只是个普通学者和机关干部，个人谈不上扮演什么角色。我的角色就是学者，学者个人无论说得多么入理和中听，都不能立刻转化为社会实践。只有中央决策高层取得共识并形成为党和政府的决议时，才能形成亿万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浪。

但是，高层对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更是如此。例如：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段话，当时没让公开报道，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不知道。1982年，在研究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过程中，有的人又发动了一场批判“商品经济论”的风波。1983年，在选编《邓小平文选》时，有人又硬把邓小平1980年提出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直到1994年再版时才恢复了原样。所幸的是，体改委1990年9月30日和12月3日上报了我的两份研究报告后不久，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一个多月后，他在上海视察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一年多以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更是明确地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吹响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号角。正是在南巡讲话的指引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从此，中国经济改革走上了新的阶段，即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对我的两篇研究报告评价说：“江春泽的研究报告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上报的，与小平同志一年多以后南巡讲话精神完全一致。因而可以认为，以上两篇上报的报告也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他指的就是这两篇报告对于破除“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误区，促使中央决策高层取得共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52-359页。

2.《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11期。

3.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14-215页；《国事续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四章，电子版第2页、第9-10页。

4.《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9月第32期。

5.《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0月29日。

（作者为国家体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任司长）

（责任编辑洪振快）

作者：江春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