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改革评价论文

想起农民，心中不免浮现淡淡的乡愁。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的生存状况怎么样?在中国迈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农民的政治心态又怎么样?这两个事关中国发展的大话题，不由得让人思绪良多。然而，一想到20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改革正在改变中国，心中又不免升腾起冉冉曙光。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村经济改革评价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村经济改革评价论文 篇1：

黑龙江农村经济改革与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摘 要]针对黑龙江农村经济改革与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中，介绍了我国农村经济由集体经济到分田到户的个体经济的发展过程，这一举措解决了当时农民的温饱问题，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解决了温饱的需要，更需要提高幸福生活指数，社会改革需要农民利用合作社的优势，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黑龙江农村经济改革必须以农民为本，加速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关键词]黑龙江农村；经济改革；农民合作社；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的经济改革从集体经济到分田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了深化农村的经济改革，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农村经济的“合作经营”列为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的重要形式，这是对“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的新部署，这也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生产力向城市化推进的重要举措。这种举措要求“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在对农村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一、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过程

改革使我国农村经济由集体经济到分田到户的个体经济，这一举措解决了当时农民的温饱问题，30多年后农村的经济发展有了重大提高，解放了的农村生产力，使他们成为农民工，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建设，今天重新提出农民合作社，形成农民合作共赢的发展。这一事实在2007年已经出现，随着农民合作社市场主体地位的合法性，这一优势受到我国农民的积极响应，使农民合作社得到快速的扩张与发展。据农业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到2013年12月底，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农民合作社达98.24万家，同比增长42.6%；实际入社农户7412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28.5%，同比增长39.8%。各级示范社超过10万家，联合社的数量达到6000多家。农业、林业、水利、供销等领域合作社竞相发展，激发了农业农村的发展活力。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的利好局面，是因为农民合作社的形式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共同面对新时期市场经济的挑战。通过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和联合，使农业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实现了规模效益，使农民摆脱了与市场结合的弱势地位，增加了农民在市场中的话语权，使农民也可以左右市场的走向，来开展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利用农村金融及网络平台建设，使开发农村的资本、信息、人力资源等市场要素，满足农民全方位、多样化的生产生活需求，这样就使农村合作社组织的经济价值得到发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二、黑龙江农民合作社的状况

黑龙江合作社的需求是以农村生产机械化发展而来，个体承包不适宜机械化生产。因此，农村生产必须超越简单的经济价值，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农村社会可以利用集体的优势，促进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黑龙江土地广阔，适宜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如果在机械化生产再以包田到户，不能发挥机械化作业的威力，要“以农民为本”就要把村民团结在一起，利用机械化优势，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也可以赢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尤其合作社形成后，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壮大农民合作社的集体财富，这样合作社成员如果一旦遇到大病、孩子入学、扩大生产等自身不能解决的困难时，农民合作社就可以出面，共同来帮助合作社成员解决问题。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正是把握社会价值观，才会使黑龙江合作社的发展稳定。最近几年，随着黑龙江合作社的发展，黑龙江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黑龙江合作社的社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黑龙江合作社成员也由开始只是留守妇女和老人组成，现在也开始吸引了外出打工的男性劳动力，这主要是经济收入的影响所致，黑龙江合作社的高收益吸引了农村劳动力。

三、黑龙江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虽然改革开始，一家一户小生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提升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当温饱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当机械化能力得到发展的时候，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的出路就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尤其是如何让个体化的农民组织起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难题。特别是2004年取消农业税实行种粮直接补贴后，农民的组织化再塑成为新时期基层政府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农村无法快速发展起来的最大障碍。从实践维度看，农村的复杂性决定了农民会遇到许多现实问题，而有些问题仅仅依靠基层组织是无法解决的。当农民遇到问题找村、乡（镇）无法解决时，农民就对基层组织失去信心，政治认同感就会下降。更有一些问题是因为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存在问题造成了农民缺乏组织依靠的感觉，这种感觉在逐步助长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而农民合作社作为准政治组织，本身具有把农民再组织起来的制度优势，是对农村基层政权缺位的有效补充。结合农村改革遇到的坚冰和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无数鲜活的经验来看，农民合作社的组织价值为农村基层治理找到了组织依靠和保障。有了组织依托的农民，在解决了后顾之忧之后，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和思想用在农村的事业发展上，用在促进农业增长、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上。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和建设，收获的不仅是最初期望的单纯经济价值，更是意外收获合作社在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弱化时代背景下的组织价值。

四、结语

黑龙江合作社的发展是农村经济改革的需要，农村经济或者说农业生产之所以不能给农民带来应有的收益，主要还是源于农民掌握先进科技知识的方法和手段受限，由于农民不了解市场，也不了解技术细节，盲目跟着经验发展生产而造成农产品滞销，常常是产量上去了，但收益却无法提高，就会循环到下一年再跟着“经验”，难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困局。农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合作社与市场的有效对接，甚至有多家合作社联合发展应对市场而有计划地生产行动。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简单跟随。他们会集体研究探讨产业结构，研究探索适销对路的产品，研究钻研新品种、新思路。因此，对黑龙江农村经济改革与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研究和探讨过程，就是最好的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幸福生活指数的过程。

参考资料：

[1]张鹏.发展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思考建议河南农业2011-08-01

[2]刘虎星.发展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思考河南农业2011-08-15

[3]李恩.合作经营是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方向——兼谈农民合作社的多重价值新长征2014-08-01

[4]刘晓旭；孙国朋.哈尔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营效率评价，黑龙江史志，2011-08-08

作者：李玥

农村经济改革评价论文 篇2：

农民纵横谈：问题与希望

想起农民，心中不免浮现淡淡的乡愁。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的生存状况怎么样?在中国迈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农民的政治心态又怎么样?这两个事关中国发展的大话题，不由得让人思绪良多。然而，一想到20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改革正在改变中国，心中又不免升腾起冉冉曙光。

发端于包产到户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有20多年了，目前的农民经济生活状况又怎样?情况并不令人乐观。这里，我不想罗列数据，只想从农村的一般生产状况说起。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这句话，对于低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乡村来说，确实这样。到农村走走，到田间望望，那些在责任田中辛勤耕耘的农民，使用的还是老祖宗留下的锄头、镰刀和箩筐。除了土地制度的变革(主要是两权分离)外，农民的耕作方式也有一些变化：一是化肥农药用得多了，却又出现了耕地及农作物对化肥农药的依赖，并最终降低土壤的品质。二是种双季稻的农户少了，其原因主要是，小生产式的农业改变不了农产品低附加值劣势，加上谷贱伤农的现实，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允乐观。按照农民自己的匡算，l亩稻田的纯收入不超过200元人民币，而目前中国农村的人均耕地不超过1．2亩，因此农业成了纯粹的“糊口农业”。三是兼业农民的人数直线上升，农业变成农民的“副业”。因为农业变成了“糊口农业”之后，农民必须多种经营，拓宽收入途径，才能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因此，现任的许多农民最多只能称之为居住在农村的居民，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已经从传统的种植业转变为办厂经商或加入外出打工者的行列之中。

可以说，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命根子，但土地的价值以及农民的土地观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均土耕地不足加上农产品的低附加值属性，使得土地不再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只不过是农民生存保险的最后凭借。因此，“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被农民抛弃了。而且，只要条件许可，农民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不再以土地为生。农民的这种自我否定意识，看起来不那么重要，实质上却是农村社会经济转型的心理基础。在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如果仕途中人也有类似的自我否定意识，那么精简机构的改革就不会困难重重。

传统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就是“士农工商”四字，现在也许变为“士商工农”。值得思考的是，在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社会地位的挪后，是不是意味着现代化必然导致农村特别是东方式农村的瓦解和农民的消失?所谓东方式的农村，就笔者的浅陋之见，就是黄宗智所形容的“过密化”农村。简单地说，东方式的农村，就是以人多地少、巧为生计为特征的农村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生存的人们，就是东方式的农民。

中国的农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见证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程。如果说他们的低位经济生活迫使他们“弃农办厂”、“弃农营商”、“离土离乡”，不断掀起“民工潮”而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活跃的社会阶级的话，那么可以说真正改变中国面貌的正是农民。由此，农民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始发挥政治作用了。

就让我们转到农民政治生活状态这个话题。显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上渐渐活跃起来的农民，终将以积极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这个舞台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中外学者对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关注也就多了起来。这些研究多少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态。其实，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化程度，比城里人要高得多，农民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社会动力。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从个人与国家的利益交换来看，农民比市民更直接、更频繁，因此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敏感度更高。事实上，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有份责任田，农民都得按人头纳粮上税。而且，农民不享受退休权，即使超过法定的退休养老年龄，也不能免除皇粮国税的义务。可以说，人民公社瓦解后，尽管建立了“乡政村治”的新体制，但在利益交换上，国家是同千千万万的个体农民打交道。而在城市，国家同城市居民的利益互动，仍然要依托各种各样的单位组织。农民同国家直接交换利益的关系加强，使得农民越来越认为他们同国家是一种互惠契约关系，而且把中央的政策当作“亲人”，把省里的法规视为“恩人”，把地方土政策当作“仇人”。从农民的政治实践中，以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中央—地方政治经济关系的改革中，如何协调好中央—地方与农民三者利益互动这个根本问题。

第二，农民比城市居民有更具体、更强烈的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主要表现在农民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和目的性的增强。在当代中国农村，最能突显农民权利觉醒的社会行为，就是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这种行为的动机以及根源，一是中央那些着眼于农村社会稳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这些政策为了农民抵制地方弊政或者“土政策”的“尚方宝剑”，而且中央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某项政策一出台，往往就会导致农民向地方“讨说法”的新行动；二是农民有自己的社会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来传播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信息或者其他消息，因此，农民对中央的意图、地方干部的表现，不是不了解，而是有相当的判断。正是在这些判断的基础上，他们能够提出具体的权利要求和行动策略。我们看到，农民权利觉醒的重要政治效应，就是开始自觉地把中央那些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付诸行动，使基层党政干部日益成为党纪国法的“囚徒”。

我在农村搞调研，发现农民还是相信中央政策的，中央苦口婆心地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并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农民怎能不知道?不少地方的农民还自费把中央登在报纸上的减负文件复制发给各家各户。乡里的干部下来提留统筹，农民就把这些政策拿出来，一项一项地核对，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农民会据理力争。这对那些习惯“土法上马”的乡镇来说，工作就难做多了。乡镇有什么办法?不外乎，一是要求它的上级减少任务指标，如果得不到允许，只有强征强收一途，结果只能是把农民推在了政府对立面的位置，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官逼民反”的“闹事”现象。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警觉。显然，如果中国的农村乱了，甚至出现类似“水泊梁山”式的农民起义，这决不是中国人民的福音。

第三，农民是一个敢于进行利益抗争的阶级。实际上，当农民因“三乱”而不堪重负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反抗。毫无疑问，中央明令禁止地方上的三乱行为，其着眼点是固本安邦。然而，中央远在天边，省市政权也往往监督不到它的地方权力组织，因而不少地方干部，全然没有固本安邦的战略意识，为求眼前的政绩而巧立名目加重农民的负担，导致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这就导致了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民集体抗粮、抗税、报复村干部甚至围攻乡政府等严重冲突事件。当然，在各类冲突事件中，不乏部分不法分子乘机发泄反社会、反政府的不满情绪。但关键的问题是，农民群众不是在无理取闹，农民的政治法律意识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空乏，他们的利益抗争行为往往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道义理由，他们在同地方弊政的斗争中，最终往往获胜。这就不得不令人好好思考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毫无疑问，这样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中国农村就有可能发展出“抗争文化”或“冲突文化”。而以冲突的方式解决问题，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农民，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第四，农民在村民选举、民主自治的实践中，民主和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对民主程序的认识和把握也日益深入。可以说，农民的公民意识并不比市民低，反而比市民的公民意识更清晰。因为城市居民还没有真正体会过直接选举社区或者单位领导人的那种权利滋味，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了。由此看来，那些经历了10多年直接民主洗礼的农民，不管生活在穷村富村，都似乎更有公民的那份气质；而城市入呢，不管他们生活在哪个城市的哪个街道，都更像皇城脚下的老臣民。

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村一样，在直选选举、社区自治、民主建设方面，农村又走在了城市的前头。对于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现象，无论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东方的现代化模式，都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一位农村干部的朴素说法，倒可以给我们许多启迪。他说：“都说农村改革必须从农村搞起，都说农村改革有了成效。难道我们农民就比城里人聪明一些?谁也不会相信这个讲法。其实，要我们先改革，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因为我们农村不是国家的中心，我们农民的地位吹得再高，也还是农民。你问我如何看待农民先改革的问题，我说搞医药开发，总要先搞临床试验，才知道一种新药能不能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农村的改革就好比这样的试验，让我们农村先搞试验，是要看看有没有副作用，没有，他们城市再搞改革也不迟，也没有可当心的了。你知道，先试验的总比后试验的要冒更大风险，我们农民的地位最低，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所以先搞试验。”

无论怎样评价这位农村干部的说法，我们似乎明白一点，那就是中国改革的风险性试验总是发生在非中心的地方。确实，无论是发端安徽风阳的包产到户改革，还是发端于广西宜山、罗城的村委会制度；无论是吉林梨树县的“海选”制度，还是山西河曲县的“两票制”经验，都是当地的“边远”地方。中国式的改革路径，就是这种从边缘到中心，以农村到城市的“包围模式”。

总之，农民仍然是中国社会既得利益最少而人口最多的人群。他们的较低经济地位使得他们比其他社会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和直接，从而促使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斗争；他们的较高政治参与机会，又使得他们比其他社会群体的公民权利意识更为突出，农民不仅把政治参与既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也作为权利本身来对待。农民的政治经济状况，使得他们成为中国改革的动力来源之一。可以说，没有中国农民的主动参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现代化都将难以完成。

作者：郭正林

农村经济改革评价论文 篇3：

港台学者对中国大陆经济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述略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自始至终都密切关注着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发展，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整理、分析这些与大陆地区研究视角有很大差异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反思大陆地区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以资借鉴。也可以通过这个窗口，了解港台地区经济、政治与学术的发展、变迁与互动。

一、研究概况回顾

1．关于农村经济改革

港台学者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农村改革的主要举措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分析评论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

为什么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港台学者认为，是因为旧的体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对于旧体制的弊端，台湾学者黎健总结如下：第一，农民生产的诱因尽失。在公社体制下的分配制度中，农民所得与付出不成正比，甚至不足以维持生活，所以劳动积极性极为低下。第二，生产队与农民负担过重。在致社合一的体制下，各级组织叠床架屋，非劳动人员人数众多，同时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对农民和生产队的生产生活资料任意征收，造成农民和生产队负担过重。第三，干部瞎指挥，一刀切，干部与农民关系差。以上种种，使得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极度困难，所以必须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港台学者承认，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1)1979-1982年四年间，农业总产值的平均每年增长率为5.6％，比第六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年平均增长4％高了一些。(2)自1979年以来，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近1亿亩，但总产量仍有增长。1982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3.35万公吨，较1978年的3.0475公吨增加近一成。(3)其他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油料作物、甘蔗等)1982年的产量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高。农村其他多种经营项目和社员的家庭副业也有较大发展。(4)原先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大多数已经不需要政府救济。

1984年之后，中国大陆农村改革继续深入，直至今日这一改革仍在持续进行中。这一时期的农村改革，港台学者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1)1985-1993年，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将农产品纳入市场经济体制运作，推动农产品商品化、价格市场化；(2)1993-2000年，出台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等12项政策措施，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延长30年不变，坚持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农产品流通改革为核心，建立市场流通通路；(3)2001年加入WTO以后。因应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引进外商投资农业以加速农业现代化，提升大陆农产品对外的竞争力。农业改革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大陆农业历经20余年的改革发展，无论是在生产结构、农产品产量或是农民人均所得上，均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高。农业增加值由1952年的342.9亿人民币提升到1978年的1018.4亿人民币，大幅增加到2000年时的24212亿元人民币。2000年农业增加值若扣除价格因素，则分别比1952、19.78年增长了3.7倍和1.77倍。

但是农村也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一般称为“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也引起了港台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三农”问题，是因为1949年以后“重工轻农”的政策对农业的投入长期不足。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财政权力及负担下放，造成基层政权以各种任意行为广增地方财源的“乱摊乱派”，最后下放的负担还是落在农民头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税制改革，造成正式预算内的税收往上集中，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县及县以下的政府都发生严重的财政问题，因此这些地方政府对农村进行了“掠夺性行为”，使得农村正常的经济活动很难发展，也因此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衰败。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及区域间的贫富差距。

2．关于对外开放

港台学者对大陆对外开放非常关注，因为这一政策与他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为什么要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港台学者认为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动因：(1)吸收外国的先进科技和设备；(2)吸收外国和华侨的资金；(3)培养经贸、科技人才，缓和因“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人才危机；(4)对台湾进行经济竞争，展开所谓“经济作战”；(5)以经济特区出现的经济繁荣来对台湾进行经济统战。

港台学者在经济特区设立的初期多持怀疑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他们也逐渐承认经济特区的发展是有成绩的。到1983年底，四个经济特区已经吸引外资7.15万亿美元，出口总值达45亿美元，占当年大陆出口总额的20％左右。由于在短短的四年中有了这些成效，才有了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

港台学者也看到了经济特区早期发展中的问题，他们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外资不多，仍靠本国资金“输血维持”；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低；货币市场混乱；输入了西方的思想及生活方式；条件仍不够完善，外商投资顾虑多。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港台学术界对于对外開放的关注度一如既往。而此时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已经很小，对于问题的分析趋于理性化、学术化。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相反，港台学术界对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判断不尽一致。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的学者胡敦霭对“对外开放”的效果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所谓国内国民经济正迅速外向化以至拓展外贸(特别是出口)和引进外资正促使国内经济发展由粗放型转轨至集约型的说法是一厢情愿的神话。”胡敦霭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神话，是因为支持“对外开放”的官员和学者都习惯比较1979年前后国内外贸总产值或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外贸或出口依存率以及外资投资占国内社会投资总额的比率，然后根据上述比率在改革开放期间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肯定开放改革成功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外向程度。而且基于出口总值的增长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外资投资增长速度高于国内总投资，进而推断在1978年后，国内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和外资推动。胡敦霭认为这样的推论是不成立的。首先是上述计算忽视了物价、汇率的变动，如果考虑这些因素重新计算，就会发现外贸、尤其是出口依存率的上升几乎完全由人民币贬值、通胀和生产总值的中间投入比重上升所造成的，由出口创造的增加值对国民生产的实质贡献比率，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至1991年没有上升，甚至倒退。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对外开放的确为国内部分地区、单位和人民带来很多益处，不过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它曾经有效地改善整体经济效益、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论说。事实上，以国内现时面对的经济环境以及推行和管理对外开放的哲学、方法和能力，就总量来说，商品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水平已嫌太高，但结构并不合理，真正有利于生产活动升级换代、提高效率的比重极度偏低。假如按照过往的方法加快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将变为国内经济的极不稳定因素。”

但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第四研究所的学者陈永生的观点就与胡敦霭完全不同，他

撰写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文充分肯定了大陆“对外开放”政策的成果。该文论述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该文是对“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全面评估。这篇论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大陆引进外资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5年的萌芽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通过立法允许外商以“三资企业”的形式投资，并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优惠政策吸引外商。这一时期，外资进入多属试探性质，投资数目不多，平均规模小。外资来源以港澳为多，资金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及沿海开放城市，内地进入资金很少。第二阶段是1986～1990年的起飞期，这一时期投资的外商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利用大陆廉价的生产要素，以出口为投资的主要目标。投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第三个阶段是1991～1994年的高度成长期，这一时期投资数额超过千亿美元。外商的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影响国家传统出口产品和外国政府有进口配额限制的相关产业不得投资外，外商均可投资。第四个阶段是1995年至本世纪初的调整期。从1995年开始，大陆利用外资政策进入了调整期，其政策重点从量的追求转而要求注重质量、效益和结构的转变。这一时期外商多以独资的方式进入，高新技术企业增多。政府加强了监管，优惠政策逐渐减少。但外资投资的到位率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陈永生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资本效益。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带来了资金、技术甚至是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并带动国内生产总值的成长。当外国直接投资增加1％，则国民生产总值增加0.45％，两者间关系明显。(2)贸易效益。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促进了大陆贸易的发展。大陆在世界贸易的排序从1978年的第32名跃升为1999年的第9名，便是明证。同时，外资的进入还改善了大陆贸易的结构，由20世纪80年代的初级产品为主、工业制成品为次、服务贸易比重极低的出口贸易结构，转变为90年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服务贸易次之、初级产品比重为最少的结构。(3)技术效益。大陆企业引进与消化技术的收支呈逐年上升的局面。外资在电子行业所带动的技术进步效益尤其明显。同时，外资企业向大陆方面进行的设备转让也缩小了技术差距。(4)就业效益。(5)制度效益。透过引进外资，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效率与经济制度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经济结构、效率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对大陆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的效率有较大的影响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外资企业促进了大陆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国际化；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外资企业引进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经济国际化方面，由于外资企业的外向型程度高，其示范效果带来了本土企业经营理念的改变，生产经营方式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带动了本土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并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

陈永生也注意到了引进外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发通货膨胀，贸易不平衡，引进技术层次不高，在外资企业的竞争下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挑战，外资企业偷税漏税严重，外商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来源过于集中，投资额偏小，投资地域不均衡等等。

3．关于固有企业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港台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其中，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唐彦博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把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选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管理、工资资金、联合经营方面，都享有充分的自主权。(2)建立工业经济责任制与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完善了企业经营机制。(3)改善企业领导制与推行厂长负责制。

唐彦博认为企业经营机制改革有成果也有问题。在成绩方面，通过简政放权，企业活力、产品品质和经济效益有了上升趋势。经济责任制的推行，改善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使企业经营机制发生了初步的变化，对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起了作用，并初步打破了企业内部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亦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实行厂长负责制，突出了厂长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和中心作用，实现了厂长的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强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统一领导，使企业内部做到决策快、指挥灵，提高了管理效率。同时也改变了长期形成的企业内党政不分、党委统揽一切的局面。存在地问题是：改革不够彻底，没有全面解决国家与企业之间责、权、利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企业内职工吃“大锅饭”的问题。承包经营责任橱也未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工业管理体制的框架，企业自负盈亏的问题没有解决，企业行为容易短期化。在经营的宏观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承包者的着眼点不是努力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同上级讨价还价，压低承包任务，或者通过产品涨价的办法来增加企业收入。而实行厂長负责制后，不少企业的民主管理流于形式。

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引起了很多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台湾中华经济学院学者陈丽瑛对于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分析，她把改革开放至2l世纪初期大陆国企产权改革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2年，改革的重点以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为主，实行利润留成，国家放权让利给企业；第二阶段1983～1986年，重点是实行“利改税”，将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财务制度改为税利并存(既要缴税，又要缴利)，最后过渡到向国家缴纳所得税和调节税，税后利润由企业自行支配。在此阶段还陆续试点承包镧；第三阶段1987年以后，在大中型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小型企业普遍推行租赁经营责任制，试行股份制；第四阶段1992～1997年，开始实施建立符合市场机制的产业环境的改革措施，如财税改革推动中央地方分税制、金融改革方面则采取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国债发行和汇率由双轨向单轨合并；企业管理权方面继续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五阶段1997年以后，兼顾直接改革国营企业本身，及增加市场中非国有企业成长与发展环境的孕育和培养的策略，力图以引进众多中小企业加入市场竞争，刺激国有企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因此，才有1997年中共十五大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地位、完善所有制结构等理论做出的创新和突破的创举。

陈丽瑛对进入21世纪后大陆国企改革的措施和遇到的困难也做了详尽的论述，主要是五项措施：“抓大放小”，减少国企亏损；精简产业管理部门，减少政府干预提高效率；以“贷改股”、鼓励兼并及规范破产方式，减轻债务；设立“产权交易所制度”，合理评估国有资产；建立社会配套措施。国企改革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六个方面；资金筹集不易；国企亏损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破产造成银行大量坏账，影响银行营运；经济成长趋缓，失业问题无法获得改善；再就业工程僧多粥少；保险基金金额不足，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困难。

陈丽瑛认为，国企改革在2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各项改革中是成效最差的部分。20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本身未带来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反而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90年代虽兼顾企业效率提升及创造市场竞争环境的措施，但因意识形态的问题以及资金、人才的流动并未有公平的要素市场环境，以致个体和私营经济并不敢真正积极地参与政府出售国企的政策中来，也影响了国企的改革成果。但她也承认，产权及国企改革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不能轻易下结论。国企改革的成败得失，还有待于—个长时段的观察。

陈丽瑛最后指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港台学者一般认为的所有制因素，而是企业规模及行政隶属层级，其次是产业差别及区域因素。因此作者称赞朱镕基总理精简政府部门、各级政府开展肃贪工作、以西部大开发解决区域效率之差异、以吸引外资之产业管理政策解决产业间效率差异的问题是对症下药，是正确的方向。

4．关于个体经济与民营经济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经济迅速兴起，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力量。港台学者对此也有较多的研究。他们认为，大陆之所以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出于五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有利于弥补国营企业的不足；第二，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第三，有利于中国传统手工艺术品的制造与继承；第四，有利于积累建设资金；第五，有利于通过竞争促进国营企业的管理水平。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个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私营企业开始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在80年代中期，一些比较敏锐的台湾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个体户”已经发展成为“私人企业”：“由于政策不断放宽，使若干小商小贩的‘个体户’，发展成为小规模的和商店”，尤其以沮州最为典型。温州私人企业发展快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各级政府层层召开“农村商品经济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制造了一种发展私人工商光荣的浓厚气氛；第二，敢于突破一些不合理的“禁令”；第三，敢于创新，敢迈第一步。

港台学者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陆民营企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从1990～1999年，私营企业户从9.8万户增加到150.9万户，增长了15.4倍，平均年增长35.5％。而同期。国有企业年均长为4.07％，集体企业户数平均增长速度为-0.71％，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年均增长26.62％。私营企业年均增长速度最快，高于国有、集体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到1999年，私营企业共实现农业总产值244.8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6739.22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2661.6亿元，上缴工商税收为2.54.96亿元。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股相当重要的力量。私营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拓展大陆内需市场、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吸纳下岗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力(1999年，私营企业从业人员6241万人)、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支援国企改革、稳定社会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私营企业是“大陆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板块”，“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5．关于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对此，港台学者一直非常关注。他们的研究几乎与改革同步。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第四研究所学者陶仪芬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金融改革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主要是在计划经济的架构下，在银行体系内部运用一些激励机制提高银行体系暇收存款的积极性，以分担日益匮乏的政府财政对国有计划经济的资金投入；同时由于对外开放的要求，才真正开始引进外资金融机构。

第二阶段(1984～1993年)則是建立了中央银行与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为主体的所谓“两级银行体系”，企图藉由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成长功能与一般银行信用融通功能区分开来，以达到稳定货币与经济成长兼顾的目的，但由于这个阶段国有银行体系贷款财政化情况严重，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央银行与一般银行功能难以区分。所以发生稳定货币与经济成长目标难以兼顾、稳定与成长随着高层决策者偏好摇摆而重复出现，即所谓“治乱循环”现象。

第三阶段(1994～1997年)针对“治乱循环”现象提出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国有银行商业化与发展金融市场的目标，随着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加强，金融当局成功地摆脱了“治乱循环”，达成了“软着陆”的目标，但国有银行并未因“商业化”而增加效率，发生不良资产不断增加、利润事急速下降的现象。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上各种不规范行为充斥，也妨碍了金融市场的成长。

第四阶段(1998年至今)则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希望在中国完全履行WTO承诺之前，针对加强金融监管及提高本国金融机构竞争力而展开另一波改革，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未因此改善，金融市场上的不规范行为仍是普遍现象。

6．关于财税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陆财税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整个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港台学者有很多研究成果。

港台学者认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3年，为了调动地方推进经济改革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在财政与其他诸多经济政策上，采取了放权让利的途径，将财政制度由已往的统收统支改为财政分权的制度，增加地方政府保留与自由运用财政收入的空间。从1994年开始，财政制度出现以分税制为主轴的变迁，相较于前一个阶段，这种变迁明显带有相对集权而非分权的特征。

港台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改革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地方各级政府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在收入上，企业的利润按隶属关系划分，属于哪一级管理的，收入就归哪一级；属于哪一级管理的企业，其费用就由哪一级负担，属于哪一级办理的事情，其所需费用也由那一级负责支出。其二，对生产企业实行“利改税”，也就是将国营企业上缴利润的形式，改为按税种、税率缴纳税金。税后利润的处理。逐步过渡到全归企业所有。

对于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港台学者有相当浓厚的研究兴趣，成果较多。他们认为此次改革的目标是为了解决三个领域的问题：一是抑制财政收入下降和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提供充足的收入；二是消除税收结构中的扭曲因素和增加透明度；三是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其中，关键内容是对间接税的重大改革以及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建立明确的收入分配制度。

对于此次改革的结果，港台学者多数认为未能尽如人意。有学者认为税制本身存在缺陷，并没有达到税制改革的目的。就国家汲取能力而言，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起连续四年都不如分税制前1993年的比重，只是延缓了下滑的速度。而实行分税制后造成财权集中中央，地方税收规模相对较小。至2003年，地方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为42.03％，其中有34.67％属中央地方共享税收，地方独立税收收入只占国家整体税收收入的7.2796，规模相对非常小，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7．关于市场经济

1992年中共十四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港台学者随即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大陆将原先实施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以促进经济活动市场化为改革的过程，市场化的对象不仅局限于市场商品，更扩及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人民因而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为了与世界贸易体制接轨，逐渐调整经贸政策，使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更趋向于市场经济，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总体而言，中国大陆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有：进行社会主义式的宏观调控，由公有制度以劳动为比例为基准，进行市场经济的分配；根据价值法则与供需关系的经济活动为内容进行计划性的经济和宏观的调控。

二、港台学者对于大陆经济改革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1．港台学者对于大陆经济改革研究的特点

第一，港台学者对大陆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两岸三地政治经济变化的影响很大。学术研究并非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受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港台地区对大陆地区经济改革的研究更是如此，各自地区政治、经济的走向，两岸三地关系的变化，无一不影响着港台学者的立场、方法和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台湾地区的资本进入大陆，两岸三地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同时，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学术研究的限制日趋宽松。因此这一时期，港台地区对于大陆经济史研究出现了一大转变。首先是出现了一批介于学术研究与投资指南方面的研究性成果，直接为港台商人投资大陆服务。另外，意识形态对港台地区学术研究的影响日趋减弱，研究的学术性日趋增强，学者们对于大陆地区经济改革的研究更多的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大体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可以说，港台学者对大陆经济改革的研究经过了一个从政治到学术、从部分敌对到多数认同的变化。

第二，借助西方经济学理论结合实证研究是港台学者研究的一大特点。港台学者由于历史与地利之便，与西方的学术交流比较频繁，多数学者都有在西方求学的背景，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非常深，在研究中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比较多。同时，在港台学者也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实证研究的优良传统，研究论著中例证、数据都非常丰富。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研究中表现最为突出。

2．港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启示

纵观港台学者对大陆经济改革研究的成果，他们对大陆经济改革的批判、攻击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而以后则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度。这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对立的因素，但也不容否认，在改革开放前大陆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使得港台学者对改革开放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仍然以旧有眼光，抱着观望的态度看待大陆的改革开放。但是很快，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大陆的经济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即使抱有最浓重敌意的人，对这样的成绩也难以否定。港台学者对大陆经济发展怀疑的、否定的声音逐渐微弱，代之以认同、肯定的态度以及善意的批评。

港台学者态度上的变化表明，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做出成绩，才能打消怀疑、否定，才能得到尊重和认同。正如鄧小平所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考察港台对大陆经济改革研究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作者：周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