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金融服务研究论文

摘要：利用Logistic模型，从个体禀赋和社会支持2个方面对461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性别、文化程度、技能对其创业和返乡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和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为负；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民工金融服务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农民工金融服务研究论文 篇1：

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金融服务研究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着金融机构服务网点不足、金融服务品种单一和金融服务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金融服务必须健全和完善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加强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和普及的力度以及加强金融服务风险管理，从不同层面解决制约农民工金融服务需求的因素。

【关键词】金融需求 金融服务 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不仅能够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也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因此，为农民工提供全面的服务和优质的生活环境是政府做好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通过改善面向农民工的金融环境以提供全方位和高层次的金融服务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原有生活方式、身份地位、价值观念以及工作方式等全面融入城市，进而向城市市民转化的一个社会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四个层次：一是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工到正规劳动力市场上非农产业工人的转变，即产业的转换；二是居住地点从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即地域的转换；三是实现了农村户口到城市户口的转变，即户口性质和社会身份的转变；四是实现了固有思维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生活观念、生活习惯和道德水平等的转变，即思想文化的转换。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受社会、经济及体制等各种因素制约和影响的具有渐进性和历史阶段性的复杂社会过程。渐进性体现在从传统意义的农民到现代化的市民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制度的变革、农民自身的学习和完善，需要经历相关利益群体的长期博弈而完成；历史阶段性体现在农民工作为传统和现代转型中的社会特殊过渡性群体，必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而实现转换和终结这一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及现实问题

伴随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知识的普及以及农民工现实生活需要，农民工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金融需求：一是汇兑需求，由于针对农民工的汇兑结算服务的不健全、商业金融机构网点撤并以及农村信用社电子汇兑系统的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民工的金融服务缺失；二是保险需求，农民工的工作充满了预期收入不确定等风险，同时又缺乏针对伤病和失业等完善的社会保障，因此，需要保额较高、程序简化和服务渠道畅通的保险产品；三是贷款需求，农民工由于收入不稳定、流动性强而导致资信难以保证以及无法满足金融机构盈利需求，使得其贷款需求无法实现，因此，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快捷方便、成本低又能够规避风险的小额融资；四是投资理财需求，具有较强存钱储蓄意识的农民工在市民化转变的过程中，也逐步通过不断接触投资信息而具有了一些投资意识，因此，需要得到全面的金融理财信息和咨询服务。而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现实中的金融服务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金融机构服务网点不足，金融服务品种单一。目前，大量金融机构相继撤并偏远和落后地区的银行基层网点，纷纷涌向发达城市和地区，这使得农民工无法得到方便的现代化金融服务，从而不得不采取现金交易的笨拙方式。即使是联系最为密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因其单一的结算方式、狭窄的资金划转渠道而不能充分满足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金融服务需求。同时，目前针对农民工多层次的专项金融服务品种比较匮乏，农民工不能充分接触消费信贷、金融理财和银行卡等业务，而只是局限于储蓄以及汇兑等传统业务。

第二，金融服务创新意识和能力薄弱。现代经济条件下，由知识、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所构成的经济增长因素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转型升级，因此，金融方式、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以及金融机构必然要求随之进行创新，其不仅要满足高端客户全方位的理财需求，而且要满足农民工等大量低端客户的金融服务级别需求，以适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要求。

第三，金融服务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工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流动性强、信息不畅以及理财意识淡薄等原因，其不能充分接触和享受金融服务，同时由于金融机构缺乏针对农民工长久性、实用性和系统性的金融知识宣传，加之对农民工信用意识淡薄和支付能力有限等的错误认识，也使得农民工对金融服务的认知意愿缺失。

改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金融服务的对策

健全和完善金融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和扶持政策，既是对相关利益者的尊重，也是对相关利益者特别是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当前，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金融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一是加强信用立法。通过立法构建社会信用体系，要充分发挥其在打击失信者、保护守信者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将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个人信息融入社会信用体系中，为其金融服务的需求提供法律保障。二是以金融法律的形式明确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在金融法律法规中，应该明确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服务的具体质量要求、普遍服务条款以及禁止歧视性服务等规定。三是以金融政策与财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建立针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长效机制。通过担保、利息补贴和税收减免等财政扶持政策和高营业税及所得税等税收扶持政策，形成税务、财政、劳保和金融部门的相互协作，以实现对农民工提供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最后，明确小额信贷机构在金融领域中的法律地位。

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加强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引入高端银行制度，通过高端金融市场充分竞争的实现，在有效应对国外金融机构竞争、降低金融经济活动风险的同时，使金融市场的力量和资源向农民工所在的中低端市场进行挖掘和延伸。二是引入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金融互助组织、村镇银行等具有扶贫性质的低端客户市场的竞争者，通过引入市场化竞争，在优化资金配置的同时，也相对有利于形成针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理的市场价格。

与此同时，积极进行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实现“长尾效应”。一是实现农民工金融服务需求从零售到批发的转变；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摊平银行业务成本，大力研发针对农民工的电话银行、银行卡服务以及ATM自助服务等业务品牌；三是积极力促农民工对电子金融工具服务的需求，农民工的金融服务需求基本上都是电子金融工具比较擅长的存取款和汇款，通过实现传统金融服务需求的转变，大大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银行业务增长。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加强金融服务风险管理。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必须依靠金融机构的贷款机制，而贷款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有良好的信用体系。一是要在信用立法的基础上，建立针对农民工的信用担保体系，实行权益和动产质押等灵活多样的担保形式，从多渠道和多层面解决农民工贷款难的问题。二是加大个人征信体系和征信数据库的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的信贷信息、个人基本信息以及个人信用状况通过数据库实现社会公开，为相关金融机构为其提供金融服务提供信息支持和保证。

同时，为了减少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后顾之忧，必须加强金融服务的风险管理。一是政府要积极发挥总体协调的主导作用，通过采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保险政策的配合，对农民工进行补贴、转移支付以增强其抗风险和偿付能力。二是通過建立法律约束机制，增加农民工贷款违约成本以减少风险隐患。三是建立金融机构扶持农民工创业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和普及的力度。由于很少有机会接触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使得农民工的金融需求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因此，金融机构应该积极承担其金融知识宣传和普及的义务，提高农民工的金融服务消费意识和水平。一是将金融知识普及纳入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范畴，并在农民工集中地区进行经常性的义务宣传；二是金融机构要积极宣传资金汇兑等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理财等新兴金融业务，使农民工能够更好地享受高效和便利的现代金融服务。

结语

农民工的金融服务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业自身良性发展、维护弱势群体金融服务权益、稳定社会的同时提高社会经济效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过程中，其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面临着思想观念、市场竞争机制、技术支持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解决金融服务的问题，关键在于从制度构建、信用体系、组织体系和金融创新等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入手，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从而使社会各个阶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都能享受到金融发展带来的实惠。

（作者单位分别为：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技师学院；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年度项目“黑龙江省农民工城镇居民化机制研究”，黑龙江省博士后基金项目“基于心理契约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机制与管理对策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D099，LBH-Z11240）

作者：张立迎　杨平

农民工金融服务研究论文 篇2：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摘要：利用Logistic模型，从个体禀赋和社会支持2个方面对461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性别、文化程度、技能对其创业和返乡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和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为负；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在社会支持因素中，政策支持力度、地区经济水平、金融援助、创业教育培训以及亲友支持力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和返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禀赋；社会支持；创业意愿；地域选择

DOI：10.16315/j.stm.2016.04.017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农民工队伍中的主体，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74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的70%。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创业在其职业发展意向中排在前列。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态度和创业活动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创业地域的选择呈现2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城市创业，二是返乡创业。由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长大，不具备务农经验和技能，融入城市的意愿非常强烈，因此渴望通过在城市自主创业获得社会根基和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化差异，他们仍然是游离在城市社区正规组织和制度以外的边缘群体，融入城市过程中存在生存成本高、心理压力大和幸福感低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返乡创业成为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

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民工就业及其市民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创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诉求，改善其生活水平和发展环境成为了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对于有创业想法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选择留在城市创业还是回到家乡创业，同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当前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创业地域选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禀赋和社会支持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探讨影响其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其次利用其中具有创业意愿的样本，探究影响选择不同创业地域的因素及其影响方向和程度。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域选择特征，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创业，促进城乡社会共同发展。

1文献回顾和研究框架

1.1文献回顾

近年我国农民工群体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逐渐壮大，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体。结合已有研究的成果，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为出生在1980年之后，户籍为农村，在城市务工的青年群体。李丽群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态度和生活期望与其父辈相比产生了许多不同，特别是他们更加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社会的认同，具备一定的开拓精神，具有十分强烈的创业意愿。创业意愿是对创业的态度、能力的一般描述，体现了潜在创业者是否进行创业活动的一种主观态度，对创业行为具有较高的预测性。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能够为鼓励自主创业，解决就业问题，提升地方创业型经济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对于心怀梦想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外出务工经历使他们对市场经济和非农产业有一定了解，为了消除城市生活压力，实现个人理想，返乡创业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一支富有生机的力量。柯健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是能够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二是随着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会不断流入，推动了人口的集聚和经济的繁荣。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创业地地域选择是创业规划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主要包括城市创业和返乡创业两种，而城市创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心目中是追求职业成功、实现留城梦想的重要途径。主要原因有以下2个方面：一是由于长期在外务工，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具备务农的技能，对农村土地的经营并不熟悉，年轻的他们不愿和父辈一样再当农民，而是希望能够融入城市，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二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更加看重未来的发展，通过受学校教育和打工经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资本和掌握了相关技术知识，为创业梦想铺路。因此，本文在创业地域因素基础上，探究新生代名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1.2研究框架

通过对农民工创业行为的研究发现，影响我国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和打工经历等；创业环境，如政府政策的扶持程度、资金可获得性、社会文化和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等，均会对农民工创业意愿产生影响。因此分析框架以现有研究为基础，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和创业地域选择的影响因素和具体的作用效果。

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因素进行考察，主要原因包括以下2个方面：首先是由社会支持的内涵和性质决定的。Malecki等认为社会支持是来自于他人的一般性或特定的支持性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可以为个体行为提供帮助。从其性质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别：实际支持和领悟支持，实际支持是指来自社会关系成员的具体支持，例如建议、安慰和物质援助。从实际支持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的网络体系，包括宏观政府层面、中观社区层面和微观家庭亲友层面，这3个层面所涉及的要素与创业研究中涉及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一致。其次是由创业的特点决定的。创业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社会支持能够有效降低农民工的消极情感，提高生活满意度，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与创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首先，个人禀赋包括基础素质和能力素质。基础素质指的是个体的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和个人收入5个方面；能力素质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掌握情况。其次，社会支持划分为3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指的是政府创业政策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面指的是金融服务、创业教育及创业咨询服务；微观层面指的是亲戚和朋友的支持。

2研究方法

2.1变量设定

本研究从2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进行考察，建立2个模型：模型一利用全部样本，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模型二剔除了样本中没有创业意愿的人，利用剩余的样本进一步分创业地域进行测算，以考察影响创业地域选择的影响因素。模型一中，因变量Y=1表示有创业意愿，Y=0表示没有创业意愿；模型二中，Y=1为返乡创业，Y=0为城市创业。根据前文分析对研究中的自变量进行赋值，如表1所示。

2.2模型构建

3实证结果及分析

3.1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兰州、江苏和四川等7省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研究共发放问卷600份，剔除不合格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6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76.83%。样本中有304位调查对象有创业意愿，占样本总量的65.94%，样本中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创业意愿；在304位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城市创业的有182位，返乡创业的有122位，分别占比59.87%和40.13%，样本中愿意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例较高。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状况，如表2所示。

3.2模型检验结果

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利用SPSS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

3.3模型一的结果分析

模型一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其结果为：

（1）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644，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有创业意愿的概率总体比女性高出了0.905倍（Exp（β）=1.905），主要原因可能一是男性与外部沟通交流更容易，因此更易于开展创业活动，二是女性一般承担了更多的家庭事务。

（2）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为正，系数为0.451，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每提高一个层次，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创业的发生概率会增加0.571倍（Exp（β）=1.571）。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力水平和心理素质不断提高，资源和经验不断积累，更加渴望获得一个实现个人理想的平台，现实中打工生活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令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3）文化程度和技能掌握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00和0.760，均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事物的意愿和学习能力越高，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文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创业的发生概率会增加49.2%（Exp（β）=1.492）；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而言显得十分重要，许多创业者会利用自己所获得的技术知识和能力进行创业，拥有一定技能专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创业倾向的概率是未掌握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2.138倍（Exp（β）=2.138）。

（4）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为负，回归系数为-0.398，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普遍较低，但是一部分工资相对比较高的人，为了寻求稳定的职业发展，自主创业意向不高；而工资较低的农民工，待遇不公平、生活压力大等问题日益深化，对他们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产生了自主创业的想法。与收入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收入在高一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降低1.488倍（1/Exp（β）=1/0.672≈1.488）

（5）社会支持方面，创业政策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649和0.580，均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政府制定的融资、财政税收、创业服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能够营造出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创业活动的开展。另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创业意愿产生积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环境中蕴藏的创业机会也会较多。

（6）创业金融援助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1.009，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影响系数来看，金融支持对创业意愿影响最高。由此可知，金融支持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关键因素。

（7）创业教育和咨询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458，在10%的水平上显著。创业教育与培训支持力度每提高一个层次，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创业的发生比将增加0.580倍（Exp（β）=1.580）。创业教育和创业咨询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获得创业知识、获取创业信息、提高创业成功率的有效途径。

（8）亲友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404，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其他条件不变时，亲友支持力度每提高1个档次，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创业的发生比将增加0.498倍。来自亲友的支持是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不仅能提供创业所需人力和资金等资源，还能够影响其对创业的信心和积极性。

（9）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为正，但是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发展有更高的追求，其理想不会受到结婚与否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样本特征所致。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统计分析，具备以下条件者更容易产生创业意愿：男性、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拥有一定的技能、月收入较低、政府创业政策支持较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创业金融、教育和咨询服务较好、能够获得亲友大力支持。

3.4模型二的结果分析

模型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域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其结果为：

（1）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为正，影响系数为0.716，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是女性的2.046倍（Exp（β）=2.046），与模型一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较高的结论相一致。

（2）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765，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与模型一不同，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域选择的具有显著影响。婚姻不仅仅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家庭支持，同时也意味着承担责任，为了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寻求稳定的生活，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会产生返回家乡所在的小城镇自主创业的想法。已婚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创业倾向的概率是未婚者的2.148倍（Exp（β）=2.148）。

（3）文化程度和技能均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505和0.763.在5%的水平上显著。该结论与模型一得出的结论相符。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学习开阔视野，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自身能力有更加科学的判断，更有可能返乡创业；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十分重要，掌握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产生返乡创业想法时会更加清晰自己的优势所在，创业态度更加积极，拥有一定技能专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是未掌握技能者的2.145倍（Exp（β）：2.145）。

（4）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为负，影响系数为-0.596，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部分收入相对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承受的生活负担较大，和个人对未来的憧憬格格不入，因此更容易产生返乡创业意愿，同时也能间接反映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收入。与收入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收入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降低了1.815倍（1/Exp（β）=1/0.551≈1.815）

（5）社会支持因素中，创业政策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返乡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906和0.662，在5%的水平上显著。创业政策是模型二中影响作用最大的因素，与模型一相比，创业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更高。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与政府的扶持政策密不可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产生积极影响，该结论证实了模型一的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6）金融援助对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为正，影响系数为0.772，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援助支持力度每提高一个层次，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发生比会增加1.165倍（Exp（β）=2.165）。资金不足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障碍之一，其返乡创业的资金需求也具有数额小、期限短等特点，如果家乡的金融机构能够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配套优惠措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融资需求，则会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

（7）创业教育和咨询对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为正，影响系数为0.475，在10%的水平上显著。创业教育和咨询是创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创业教育和咨询服务，使新生代农民工系统的学习创业机会分析、企业创立和经营管理等相关知识，为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8）亲友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486，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其他条件不变时，亲友支持力度每提高1个档次，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发生比将增加0.625倍。由于生活成本和经营风险相对较低，返乡创业较容易获得亲友的赞同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初始资本和人手往往依靠亲人和朋友来提供。

（9）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为正，但是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创业的期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诸多因素中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素质更加受到关注，而年龄的作用因此被抵消或淡化。

综上所述，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具备以下条件者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更高：男性、已婚、文化程度较高、月收入较低、拥有一定的技能、政府创业政策支持较高、家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创业金融、教育和咨询服务较好、能够获得亲友大力支持。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研究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禀赋、社会支持变量对创业意愿和创业地域选择的影响，主要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本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较高，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304人，占样本总体的65.94%。创业地域选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创业的较多，有182人，占有创业意愿者总体的59.87%。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受个人禀赋和社会支持的影响。首先，性别、婚姻、技能、收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域选择也产生差异。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总体高于女性。与未婚者相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加稳定和富足的生活，返乡创业意愿较高。月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可能性更高。文化程度较高、拥有一定的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更高。其次，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家乡政府创业政策支持力度较高、家乡经济发展较好、创业服务如金融、教育和咨询较好，创业环境更加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更高。亲友支持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初始资本和后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亲友支持越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第三，婚姻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4.2建议

本研究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基础上，细分了城市创业和返乡创业两种创业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同的条件下创业地域选择会产生差异。因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从多个方面人手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创业活动。

第一，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力素质。大力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培训的质量。例如政府可以每年安排一定的培训补助资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提供免费培训。充分发挥社会培训和咨询机构的力量，为其提供所需的服务。除了开展实用性强的技能培训之外，还要推广创业教育，传授先进的知识和和经验以开拓视野，提高其对创业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第二，科学引导和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创业的人数较多，留城意愿较强烈。但是由于身份制度等因素使其难以融入城市，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也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社会各界要积极推行有针对性的措施，扶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例如在创业资金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加大扶持资金力度，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创业者提供补助、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提供税收优惠等；二是金融机构针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小额贷款，创新贷款抵押物，在贷款额度、还贷时间上放宽限制。在营造创业氛围方面，加强宣传，树立创业榜样，营造鼓励创业冒险、包容创业失败的氛围，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勇于进行创业实践。

第三，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制定合理的方针，逐步改革户籍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消除不平等规定，给予他们平等的发展机会，保障其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权利。通过制度改革，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

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对解决农民工切身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实践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域选择存在差异，因此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指导，通过改革制度、支持其返乡创业等方式，使更多有能力有素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为城镇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创业梦”和“城市梦”。

作者：张秀娥 方卓 张梦琪

农民工金融服务研究论文 篇3：

农民工金融服务状况调查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走出黄土地，深入到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农民工的就业、生存、子女上学等问题也随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则是从金融服务的视角，通过对100位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和部分返乡创业农民工的随机调查，就农民工的金融服务状况和对策建议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民工；金融服务；信贷需求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12

[作者简介]李飞(1958－)，男，河南平顶山人，经济师，本科；王玉芝(1964－)，女，河南平顶山人，经济师，本科。

一、农民工基本情况

平顶山市位于豫西山地与淮河平原过渡地带，地势西高东低，丘陵山地居多，平原面积仅占总面积的34％，耕地面积仅为470万亩。全市人口49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6万人，占总人口的66．5％，农村富余劳动力约120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形式主要有：农民外出务工及当地用工。从外出务工人员组织形式上看，一是经常年在外务工人员、熟人介绍，这部分占比例较大；二是由县劳动部门有组织的向外输出。其中，经过劳动部门输出的基本上都受过系统的培训。从分布上看，外出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北京、深圳、东莞、郑州、上海、天津、新疆、沈阳等全国20多个省市和地区，主要从事厂矿、服务、零售、保安等第三产业。外出务工的劳务收入已占农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截至2005年底，平顶山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总人数已经突破71万人，劳务经济总收入达到了57亿元，劳务净收入达到36亿元，对平顶山市农民人均收入的贡献率超过40％，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二、农民工金融服务现状

对农民工务工、创业过程中的金融服务情况，我们随机选取了100位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和部分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基本情况如表所示：

(一)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使用贷款情况。在被调查的100位农民工中，参加技能培训使用过贷款的13人，占比13％，未使用的87人，占比87％。使用贷款用途多是定向技能培训费及培训期间生活费，还款来源以外出务工挣钱归还贷款，大都能按时归还。不使用贷款的原因，一是用工企业或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培训，培训费用由企业支付或财政补贴，自己支付较少。二是部分民工能够支付前期培训费，不需要贷款。农民工在调查中反映：由于到金融机构贷款手续烦琐，打印材料多，如果能通过民间借款，就不愿到信用社贷款。同时，金融机构由于信贷人员较少，而责任追究越来越严，对开展农民工培训贷款业务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民工工资发放使用银行账户和信用卡情况。在100位农民工中，使用银行账户发放工资的35人，占比35％，使用信用卡发放工资的比例为7％。主要原因：一是只有那些规模大、管理规范的大型用工企业，为农民工统一办理工资存折由银行代发工资，如：汇源公司为员工统一办理工资存折，由邮局代发工资。而多数用工企业采用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支付工资。二是农民工流动性较强，且收入不高，农民工更愿意领取现金，加上部分用工企业不是按月发放工资，多为半年、一年或用工期结束发工资，因此农民工对使用银行账户或信用卡的热情不高。

(三)农民工通过银行等机构享受异地存取款、汇款服务情况。异地务工人员多使用通存通兑或汇款，使用此类金融服务的47人，占比47％，不使用的53人，占比53％。农民工在调查中反映，由于金融机构大量撤并农村营业网点，农民工通过金融机构办理存取款业务不方便，结算手段比较单一，没有实现通存通兑，异地汇款需3至5天时间，资金汇划时间长，渠道不畅，邮局汇兑时耗较长。针对农民工设计推广的农民工银行卡，尚没有大面积推行，且银行卡费率偏高，农民工收入较低，相比之下不划算。

(四)农民工享受金融机构其他服务的情况。被调查的100名农民工都没有享受其他方面的金融服务，这说明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农民工对外汇理财等金融知识了解较少，能接受的金融服务种类少，也没有接受外汇服务的需求。

(五)返乡创业使用贷款和贷款需求满足情况。通过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其中使用过贷款的占比70％，未使用的占比30％。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由于自有资金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需要，迫切需要金融机构给予贷款支持。然而在农村基层，工、中、建行没有营业网点，或有网点却无贷款权限，农行由于受管理体制的影响，只对用工企业发放部分贷款，对农民工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中只有农村信用社对返乡创业者及培训农民工发放小额农户贷款，但由于农村信用社资金有限、力量单薄，很难满足全部农民工的信贷需求。农民工对创业贷款使用环境的看法和评价是：贷款渠道少，额度小，期限短，只能从信用社申请贷款，贷款难、利率高且贷款手续烦琐。

(六)农民工对金融服务中贷款利率与服务价格的满意率低。23．6％的农民工对贷款利率和服务价格满意、能够接受；有58．2％的农民工不满意，认为利率太高，难以接受，主要是异地汇兑手续费和贷款利率过高。如：农村信用社贷款年利率一般在8．64％至11．52％之间，如果在信用社使用5000元一年期贷款，到期就需要支付432元到576元的利息，再加上很多信用社都要求按月或按季收息，实际支付的费用更多。18．2％的农民工对金融知识所知不多，仅仅限于现金存取，未办理过其他金融业务。

三、对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金融业的规模和服务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是在为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方面，还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金融市场，在为进城务工和经商的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方面都存在一些空白地带，既不利于进城务工和经商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经济状况，也不利于金融业自身提高经营效益。

(一)认识存在偏差，服务意识不强。少数金融机构错误认为：农民工群体的支付能力不强，社会信用意识淡薄，金融服务需求品种单一。因此，一些金融机构将业务宣传的重点放在城市，忽视了农村金融市场，许多农民工对票据、结算、银行卡等知识了解较少，使得一些农民工不能正确选择金融服务工具。调查显示，农民工有着丰富的金融需求，由于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和外出打工，部分人员甚至在外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这些人都对各种金融服务产生了强烈需求。打工赚到的钱要想带回家需要汇兑；刚出来打工和想要自己创业的需要贷款；还有许多农民工口袋里揣着钱却不知道该干什么。而许多金融机构都没有认真地

进行市场分析，很少能考虑农民工的这些需求。因此说，农民工金融服务短缺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农民工缺乏需求或支付能力差，而是金融机构思想认识上的偏差，甚至于忽视了农民工这块“大蛋糕”。

(二)结算渠道不畅，影响工资的及时汇划。由于针对农民工设计推广的农民工银行卡尚未在平顶山市推行，目前农民工使用的银行卡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发行的银行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银行卡业务未能在农民工中得到普及。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网点收缩，目前仅有农行在部分乡镇还保留少数业务量较大的网点。因此尽管商业银行卡业务功能有强大的优势，却难以给生活在乡镇的农民工提供便捷的服务。邮政储蓄虽然基层网点多，但仍有部分乡镇没有网点，面对广大的农村市场，仅靠邮政部门一家，难以充分发挥银行卡对农民工特色服务的作用。二是农村信用社结算渠道不畅，无法办理具有异地存取款功能的银行卡业务。三是银行卡收费较高，制约了农民工的使用率。目前银行卡(含邮政绿卡)异地取款费率为千分之五(50元封顶)，另加2元的额外收费。由于农民工月收入较低，存取频繁，单笔金额小，农民工普遍认为使用银行卡异地交易不划算。农民工携带现金返乡，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农民工返乡途中的不安全因素，另一方面折射出金融机构对农民工提供特色服务力度不够。

(三)限制条件过多，农民工贷款困难。对于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多数进城农民反映了这样的现实：机构缺位，渠道匮乏，门槛太高。农民工输出地，只有农村信用社可以放款，而且手续繁杂，贷款责任追究严格，对小额信贷多不愿意放贷；在劳务输入地，基于农民工文化水平偏低、流动性大、收入不稳定、居住地不在务工地、缺少有效抵押资产等条件限制，其很难从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服务。一位银行职员反映，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农民工流动性太强，收入也不稳定，很难确定其还款能力，从防范风险的角度考虑，无法对其放贷。农民工则反映，他们解决资金困难的首选是朋友问的借贷，其次是到输出地信用社贷款。

四、强化农民工金融服务的建议

(一)转变错误认识，提升服务理念。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总量、资金流量激增，农村金融市场资源更丰富、发展空间更广泛，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将愈来愈宽广。特别是外出打工人员资金汇划和农民工异地现金存取业务量的迅速增加，为金融机构业务拓展提供新的机遇。因此，金融部门要从服务“三农”的大局出发，克服“重工轻农、重城市轻乡村”的错误认识，结合自身改革，针对金融现代化服务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认真搞好服务定位，营造优良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努力为农民工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二)创新金融产品，满足金融需求。国有商业银行要克服在农村服务网点布局的缺陷，利用通讯、网络优势，将银行卡与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紧密结合，扩大其银行卡业务在农村的覆盖面。农村金融机构要紧跟农民的金融服务需要，在农村大力拓展服务新项目，推广金融新产品。一要加大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实现业务操作电子化、网络化。二要大力推广“银行卡”等新产品服务。在现有结算体系下，可借助商业银行服务网络或研究开发网络接口，形成自己的银行卡业务服务体系，为农民工汇款和异地存取提供方便、安全、快捷的服务，避免农民工携带现金的各种风险。三要创新银行卡的服务功能。开发银行卡诸如代发农民工工资业务、代理农民工工伤保险业务、代理农民工疾病医疗保险相关金融服务业务等。

(三)改善农村结算环境，方便农民工资金汇划。一是在现有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网点基础上，统筹调整网点布局，消除农信社或邮政储蓄网点在农村乡镇分布的“盲区”。二是农村信用社要尽快建立全国联网的结算系统，在农信社和邮政储蓄已实现城乡联网、通存通兑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自动柜员机“乡乡通”工程，方便农民工和农户存取款。三是适当降低银行卡收费标准。对农民工实行免收银行卡业务工本费和年费，适当降低银行卡异地存取款业务费率，下调收费封顶标准，推广农民工特色服务银行卡，以有效减轻农民工用卡消费的负担。

(四)结合当地实际，开办信贷业务。一是对农民工和农村适龄青年在就业有保障、国家认证的教育培训机构接受一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的，采取由教育培训机构统一“承贷承还”的办法，向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或农村适龄青年提供商业性助学贷款服务。二是信用社要牢固树立服务“三农”意识，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要不断创新业务，开办输出地农民工技术培训贷款和农民回乡创业贷款等。三是输入地也要推出农民工小额贷款，为了防止信贷风险，农民工小额贷款可以由农民工用工单位作担保，或在辖区建立农民工贷款风险担保基金，由担保基金担保，由输入地的金融机构提供一年内的短期小额贷款，这样既保证了农民工合法的金融服务要求，也增加了输入地金融机构的收入来源。

(五)加强宣传活动，普及农民工金融知识。要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促进农民工思想观念转变。如金融理财，使农民工有效地利用剩余资金；资金汇兑业务，通过汇兑业务的宣传，使他们真正享受到便利、快捷、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宣传现代金融知识，使农民工了解办理各种信贷业务需要的手续，及时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宣传识假币的相关知识，提高农民工对假钞、伪钞的识别辨别能力等。通过大力宣传，提高农民工的金融意识和信用意识，使其不断适应现代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责任编辑：李琳)

作者：李　飞　王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