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与创业投资论文

【摘要】自创业板成立至今已有五年时间，抑制创业板IPO市场的盈余管理问题，以及高抑价管理问题成为了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尽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了IPO市场的多次变革，并且出台公布了很多政策规范市场的运行，但是相对于其他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IPO市场的高抑价以及盈余管理问题仍然很严重。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盈余管理与创业投资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盈余管理与创业投资论文 篇1：

风险投资对公司IPO前盈余管理影响研究

摘要：风险投资对创新型成长型的公司在IPO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2009年至2011年期间在创业板上市的282家IPO公司为样本，将其分为风险投资参与组和非风险投资参与组，分析了风险投资的参与创业板公司在IPO前一年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盈余管理现象在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普遍存在；风险投资的参与与创业板公司IPO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成正相关。

关键词：风险投资 创业板上市公司 IPO 盈余管理

一、引言

创业板的推出为创新型、成长型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更低的上市门槛和重要的融资平台，增加了单批次上市的公司数量，与禁售期为3年的中小板相比，创业板的禁售期缩短为1年，这些政策使更多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倾向于在创业板上市，进而推动我国创业板市场的蓬勃发展。创业板的推出为风险投资提供了良好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不仅为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还提供增值服务，待其参与的公司发展成熟后就推动上市公开发行，并将其所投资本通过公开发行的方式退出企业，实现资本收益。因此，风险投资机构参与动机对我国创业板公司IPO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在不违背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调整，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过度的盈余管理不仅会损害依据会计报表做出经济决策的广大投资者利益，而且不利于创业板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因此，从风险投资的角度出发寻求降低创业板上市公司IPO 前的盈余管理程度的途径，提高创业板公司IPO前会计信息质量值得研究，希望有利于创业板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创业板市场的健康发展。国外学者对风险投资的参与能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中， Jain和Kini以北美地区证券市场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能够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前的盈余操作行为为起到监督作用； S.ZanneG.（2006）研究发现，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在IPO当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明显小于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IPO公司，通过分析无风险投资参与的IPO公司后，并没有发现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在IPO前的盈余管理迹象。但也有国外学者持相反意见。MillS（2001）认为风险投资机构使用其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来人为地提高IPO公司的股票价格。Lee和MasuliS（2007）在研究财务中介机构能否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发现风险投资机构、甚至有较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并不能显著的抑制发行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国内的研究中，吴宏亮（2010）对中小板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深圳中小板公司整体存在IPO效应，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减小发行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综上所述，学者们基于国外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对风险投资与IPO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其研究并没有得出统一结论，而且在我国刚刚起步的创业板市场和风险投资的发展中适用性有限。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新型的创业板市场就风险投资对创业板公司IPO前一年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研究，以丰富研究成果。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我国，无论在主板、中小板还是在创业板首次公开上市发行股票的公司，都需要向证券监管部门递交上市前三年和一期的财务报告，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财务报表。笔者认为与主板和中小板相比，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刚刚起步，虽然上市门槛更低，但其监管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企业为获得上市资格，存在会计报表粉饰现象，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我国创业板公司在IPO前一年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

风险投资机构在选择所投资的企业时都经过层层严格的筛选程序，因此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通常具有良好的成长性。此外，风险投资的参与不仅可以给公司提供资金， 更重要的是能提供专业化的管理经验，如公司战略决策、公司治理 、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源安排等，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所以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在 IPO时市场认可度要比那些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高，其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及企业总体绩效要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风险投资的参与和公司IPO前的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IPO前一年盈余管理程度小于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创业板开盘不到3周年时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有限，本文选取2009年10月30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282家IPO公司为样本，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一家公司，有效样本为281个。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网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本文的数据处理采用EXCEL 软件和SPSS 17.0。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了如下变量，（1）因变量。本文选取盈余管理程度为因变量，利用总应计模型计量，其中总应计利润（TAC）是净利润与来自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差额，可以分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与不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两部分，本文以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由于可操作性应计利润是不可观测的，所以首先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来计算不可操作应计利润，然后用总应计利润与不可操作的应计利润之差衡量可操应计利润，即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具体计算过程如下：TACt/At-1 = ？茁0（1/At-1） + ？茁1（？驻REVt - ？驻RECt）/At-1+ ？茁2PPEt/At-1+？茁3INTAt/At-1+？着 （1）

其中TACt是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驻REVt为第t年营业收入的变化量，？驻RECt为第t 年应收账款的变化量，PPEt为第t年的固定资产总额，INTAt为公司第t年的无形资产总额，At-1为公司第t 年期初资产总额。利用最小二乘法（OLS）估算出模型（1）中的？茁0、？茁1、？茁2、？茁3值，再代入实际资料， 得到非操纵性应计利润（NDAC）估计数。NDACt=0.1（1/At-1）+0.045（？驻REVt-？驻RECt）/At-1 -.121PPEt/At-1 -0.212INTAt/At-1（2）

然后计算出可操作的应计利润（DACt）：DACt=TACt/At-1-NDACt（3）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风险投资参与与否为主要解释变量，设有风险参与的IPO公司为1，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IPO公司为0，区分标准为：企业在IPO时披露的招股说明书里前十大股东中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的机构投资的名称中包含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科技投资、创新投资等的被认为含有风险投资的参与。投资机构名称中包含投资、投资咨询、基金、资本等，则通过查找与风险投资相关的资料加以分辨。（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公司的成长性、资产负债率、公司的业绩、公司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和保荐机构声誉等。

据此， 本文建立了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检验主要解释变量及各控制变量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通过查询2009年10月30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上市的创业板IPO公司招股说明书，统计出我国创业板IPO公司中风险投资参与和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上市公司情况，同时采用证交所CSRC的行业分类方法，统计出样本行业分布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从2009年至2011年间，随着我国创业板IPO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有风险投资参与的IPO数量逐年增加，且有风险投资参与的IPO公司占当年上市的IPO公司的比重在逐年增长，即风险投资作为创业板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与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并驾齐驱。从表（3）可以看出，在我国创业板上市最多的行业是机械设备，达到83家占样本总量的29.54%，其次是信息技术达53家，占样本总量的18.86%。同时我国的风投资本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信息技术、医药生物、电子和石化塑胶行业，且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数量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5.30%、6.76%、4.63%和6.05%。而造纸印刷业、仓储业、其他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采掘业和饮料食品业在创业板上市的数量之和仅占样本总量的6.05%，其风险投资参与的IPO公司数量之和仅占有VC背景IPO公司数量的5.30%。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所收集的2009年10月3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IPO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利用SPSS.17.0分析得出表（4）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F=7.304，P=0.000，P<0.01，即在a=0.01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总体显著，即模型中的营业收入变化量与应付账款的变化量之差、固定资产原值和无形资产等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总体应计利润）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茁0=0.1、？茁1=0.045、？茁2=-0.121、？茁3=-0.212， 其中？茁0和？茁2在显著性水平a=0.01时通过检验，而？茁1和？茁3在显著性水平a=0.1时通过检验，表明自变量和因变量在a=0.1时显著相关。通过对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做Pearson检验后得出的结果由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出，除了公司规模（SIZE）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544和0.51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相关外，各变量之间总体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关系。因此在回归模型中剔除公司规模这一控制变量，重新建立如下模型：

DACt=？琢0+？琢1VCIPOt+？琢2GROWTHt+？琢3LEVERAGEt+？琢4PERFORMt

+？琢5PERFORMt+？琢6AUDITt+？琢7UNDERWITEt+？滋 （5）

（三）回归分析 对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调整的R2=0.166，统计量F=10.269，P=0.000，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总体显著。模型中VCIPO即风险投资参与的系数为正，且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通过检验，这表明与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创业板IPO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的参与并不能抑制创业板公司在IPO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其盈余管理程度反而比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IPO公司要高，这与本文的假设2相矛盾。在控制变量中公司的成长性和公司业绩的系数为负，且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通过检验，表明成长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经营业绩越高的公司在IPO前的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经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比经非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在IPO前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但其回归系数并未不显著。资产负债率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其在IPO前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即债务契约并不能起到制约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保荐机构的声誉系数为正，且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前十大保荐机构并没有对公司IPO前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四、结论

本文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衡量我国创业板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结果显示盈余管理程度的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0.5421、0.6296和0.1001，符合本文的假设1，即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和主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一样，在IPO前一年普遍存在着盈余管理的行为。然后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风险投资的参与和公司IPO前一年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得出，风险投资的参与和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风险投资的参与并没有对我国创业板公司IPO前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监督和抑制的作用，这与本文假设2相矛盾。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原因：（1）就我国创业板而言，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刚刚推出不到3周年，虽然上市门槛相对于主板和中小板较低，但各项监管制度还不太完善，加之创业板上市公司多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型企业，难免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为获得上市资格、取得较高的股票价格和募集到更多的资本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即创业板公司在IPO前一年普遍存在对经营业绩的美化行为。（2）就风险投资机构而言，虽然风险投资机构在选择创业板公司投资时经过了层层严格的筛选程序，但其平均持股比例仅为10.03%，远不及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其他控股股东，所以并不能村根本上监督或阻止我国创业板公司在IPO前为达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盈余操作行为。其次，风险投资业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其资本退出机制还不够完善，而要在激烈竞争的投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风险投资机构存在着较强的投机性，即选择即将上市的公司进行投资，而在公司的早期发展中却很少参与，所以存在着风险投资机构为能够在被投资公司IPO过程中顺利退出其资本，与被投资公司共同作弊共享收益的可能。（3）就公司上市的监管政策而言，我国上市监管政策主要以公司上市前的利润指标和以利润指标为主要衡量企业整体状况的指标体系为依据，缺乏一套能够综合反映企业长期短期相结合的业绩评价指标和有效的企业盈余管理预警指标，导致监管部门偏向于关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高低而忽略了公司的成长性，难以防止公司在IPO前的盈余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1]吴宏亮：《风险投资对中小板上市公司IPO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Suzanne G. Morsfield，Christine E.L.Tan. Do Venture CaPitalists Influence the Decision to Manage Earnings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Accounting Review，2006，.

[3]Mills D Q. Who’s to blame for bubbl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1.

[4]Lee G Masulis RW.Do Underwriters Venture Capitalists Earning Management by IPO Issuers.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Alabama， 2007.

[5]Jani B，Kini O.The Post-Issu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IPO Firms.Journal of Finance，1994.

（编辑 虹 云）

作者：路吊霞 杨文杰 张桂丽

盈余管理与创业投资论文 篇2：

中国创业板IPO制度改革研究

【摘要】 自创业板成立至今已有五年时间，抑制创业板IPO市场的盈余管理问题，以及高抑价管理问题成为了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尽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了IPO市场的多次变革，并且出台公布了很多政策规范市场的运行，但是相对于其他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IPO市场的高抑价以及盈余管理问题仍然很严重。所以本文就创业板IPO高抑价、盈余的管理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对创业板IPO中出现的异常现象进行造成该原因的探索，并提出对创业板IPO制度改革有益的措施。

【关键词】 创业板  IPO制度  改革

中国创业板市场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坚力量，对中国的创业投资，创业企业以及创业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国证券市场，没有一个规范的、完善的、有据可行创业板制度，所以中国的股票市场由于处于一个融资市场，而缺乏投资效应，只是钱拥有融资的功能，致使很多机构投资者以及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利益没办法得到保护。

一、中国创业板IPO制度的现状

中国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出现许多IPO时期出现的违规现象，尽管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以超过年平均10%的速度增长，但是这一阶段的财务造假情况频繁出现，上市公司的质量也良莠不齐，其中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严重缺乏保护。在监管部门向国外证券市场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丰富的管理经验的学习之后，监管部门最终对整个证券市场的制度架构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使当前创业板IPO处于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主导的保荐制阶段，保荐制在中国证券市场的运行，在IPO的过程，能使金融中介机构发挥更高效的监督、服务作用，并且作为投资银行的责任、权利也能得到增强。

第一，从创业板IPO的定价机制角度来看，IPO字保荐制下的定价采取询价的定价方式，这种方式从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进行综合考虑，对发行价的确定，是通过在拟上市公司中，组织各机构投资者进行询价确定的，而不是直接确定发行价，然后向社会公众进行发行，在根据发行反馈来确定发行价。

第二，证券市场的改革，在IPO的审批机构中，对证监会在审核过程中的相关人员，主管部门采取阳光化管理，向公众公布所有参与发审会的委员，另外，监管部门对拟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的督导，即是保荐制的推行，这一制度的实行，是对IPO过程中出现的的各种行为进行可持续性的责任承担制追究，就算IPO已经完成，为了保证投资人的利益，都要对其整个过程的行为进行监督，由此将会产生保荐制中的保荐代表人，保荐代表人是以个与利益相关的主体，对拟上市公司的资质能够进行专业的资质评估。

第三，从保荐制下的IPO认购主体的角度来看，监管部门为了进一步稳定证券市场的预期，将投资者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将其纳入保险公司等投资公司，另外，为了对价格的发现功能有所体现，在IPO的定价过程中，投资者要参与其中。

二、中国创业板IPO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创业板IPO中的抑价问题

为清楚的对中国创业板IPO中的抑价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本文将对上海创业板IPO成功的三百五十五家公司在2012年11月到2014年12月的基础数据进行研究。一般来讲，用IPO的首个交易日的收益率来进行IPO抑价率的计算，包括简单的初始抑价率计算以及经调整抑价率计算。简单初始抑价率的计算依据，是IPO首日收盘价格和首发价格，其简单初始抑价率的计算公式为：

抑价率（e）=■

经调整抑价率的计算公式为：

调整抑价率=■-■

P1——股票IPO首日的收盘价;

P0——股票的首发价格;

M1——中小板指数在股票IPO首日的收盘价;

M0——中小板指数在股票IPO首发日的收盘价。

根据计算得出，研究内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简单抑价率最小的是-15.57%，最高的是210.84%，平均抑价率是35.52%，而有306家公司的抑价率大于0%，也就是说在创业板IPO中，IPO首日收盘价跌破发行价的比率是15.71%，调整抑价率的极值分布相当广，最小的是-11.86%，最高为208.21%，平均为35.26%，355只股票中只有50只在IPO首日以14.87%的破发率破发。而与同时期的深圳主板上市公司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不管是简单初始抑价率还是经调整抑价率，主板市场的IPO都普遍低于创业板IPO，而且低于19%的幅度。

2、创业板IPO中的盈余管理问题

在这里我们将通过2012年到2014年在创业板上市的一百五十三家上市公司的公司IPO五年的财务数据表进行进行分析，其中T-3，T-2，T-3表示前三年的IPO，T+1表示后一年。如表1，表示的是这些研究内的公司发行规模的中位数以及均值，还有众数都大约在二千万股，总投资股本、注册资本的最小和最大的差距有十倍以上。

表2中创业板发展的情况表示，其中重视资本市场、民营经济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地区是创业板的发展的中流砥柱，另外在一些中部地区的公司的发展也较为迅速，由于其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由此来看，创业市场产业结构在监管部门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中，也得到了调整效益的体现。

3、中国创业板IPO盈余管理、抑价的危害

中国的资本市场的运行，甚至是经济以及实体产业都会受到创业板IPO盈余管理以及抑价的影响，所以对创业板市场发行效率、发行公平的两个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1）当前，由于市场的监管机制尚不规范，很多企业利用IPO抑价以及盈余管理的情况下，发行公司低成本大量筹集资金，而出现的上市公司筹资过度这样的条件，来利用资金进行违规投资以及扩张，另外还会用盈余管理进行覆盖会计操作，与第三方中介一起为上市做准备，这样一来不仅致使资金配置出现低效率，还会影响到IPO的估值。承销商与机构投资者在进行询价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资金信息的不符合，从而对IPO的定价做保守估计，这些现象的发生，影响了行业的正常发展的同时，对资金配置的广度有甚大的负面影响。

（2）创业板IPO高抑价以及盈余管理情况下，出现的IPO发现市场出现诚信危机，主要是由于IPO的盈余管理以及高抑价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的误导原因，使得这些投资者对IPO的企业没办法进行准确的估值，这种现象的发生还会导致基金业在中国的发展受到阻扰，而各种投资者，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就会进行逆向选择，进而出现资金配置的低效率以及有失公平的情况发生。

（3）对于想通过IPO发展起来的实体经济企业来讲，中国二级市场中存在的IPO盈余管理以及IPO抑价的恶化，而出现不能得到发展的情况。创业板IPO抑价情况下的中国一级市场出现的低风险超额收益，一般来讲，很大原因是由于二级市场出现的高风险新股申购引起的，在市场资金紧缺的时候，很多二级市场在IPO高抑价的情况下，对市场的资金用于新股申购，对二级市场的价格造成较大的打击，同时还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力度，出现很多金融机构、生产企业出现违规操作的现象，从而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

（4）创业板IPO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的压力负担，通常会因为IPO中的盈余管理下的企业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中介，利用监管规则中的漏洞合谋进行会计操作，而出现的中介机构行业的畸形发展现象;而在IPO的高抑价情况下承销商在低风险中获取高利益的情况，在中国的资金市场是得不到长远发展的，同时也会降低券商行业整体竞争力。

三、中国创业板IPO制度问题的分析

中国创业板的拟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的IPO抑价以及盈余管理问题，我们再次将会通过博弈论原理进行分析。创业板IPO的盈余管理将通过对发行人与投资者的行为博弈，以及发行人与债权人的博弈进行全面的分析。

1、投资者的行为博弈分析

投资者，在中国这样的特殊投资环境下，虽然身为公司的股东，也拥有股票权，但是没有真正的实际操作权，对公司的真实运营情况只有通过公司公布的信息才能得以了解，以此来对发行人进行评估，但是这样的操作往往会导致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的出现。道德风险情况下的发行者，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对经济市场进行操作，抬高自身的IPO价值，使投资者了解不到真实的发行人信息，从而致使监管部门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逆向选择情况下的投资者，对商场上的上市公司的优劣得不到准确的判断，而出现对劣质公司进行投资，从而影响到优质公司的正常运行，这样一来，很有可能市场劣质化。

投资者想要对发行人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解，而保护自身的利益以及话语权，就得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投资者可以行使股东权利来向发行人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行使股票权来对公司管理层的决策进行影响，如果出现不能化解的矛盾，则需要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投资者可以通过IPO认购的作用来影响发行人，如果投资者不认可发行人的价值，那么投资者的申购不足就会致使发行人的IPO失败，反之，则会满足发行人的IPO资金申购充足;另外投资者之间还可以进行联合投资，以共同利益为前提，投资者们联合在一起，对发行人的决策进行影响，来保护自身的利益。

2、发行人的行为博弈分析

当前中国的金融与财经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会计方法、会计理论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存在不完善、不规范的地方，这对于在创业板IPO的发行人来说，创造了盈余管理的客观基础。创业板IPO的发行，要通过发审委的审核，就要具备很多财务方面的硬性指标要求，也要满足投资者对发行人价值的判断，为此，发行人为了实现高价发行，就会将IPO的档期的会计利润，通过各种会计操作手段来进行调高，以达到目的。同时发行人在进行创业板IPO的过程中，执行盈余管理的时候，存在被监管部门稽查，并进行惩罚的情况出现，而管理者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盈余管理进行最大限度的实施，但是股东则会为了公司的发展以问题，避免在IPO阶段出现过多的盈余管理。

发行人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在IPO阶段就会通过会计准则进行盈余管理，当前中国的会计准则在很多的计量方法方面都为发行人进行会计操作留有一席之地，也就是和GAAP几乎相同。比如在利润方面，一些发行人会和一些关联公司进行突击式的交易，这是由于市场上不管是主营业还是非主营业都将计入会计利润计算，而发行人这一做法就是将利润进行最大化;还有一些发行人会对地方政府进行游说，让地方政府实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政策对发行人的创业板IPO进行支持，从而对发行人的会计盈余进行改善;另外，还有一些发行人会对利润以及收入进行会计操作，以促使公司的财政指标能够满足创业板IPO的要求。

3、发行人与债权人的行为博弈分析

在发行人与债权人的行为博弈过程中，发行人的利益就是要保证IPO的顺利开展，所以在进行债券融资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股权会不会被稀释以及融资成本会不会被削弱等问题。而债权人在为公司投资资金的时候，就得对公司的经营状况等进行了解，还要对自己的投资风险进行预测。

发行人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会选择债权融资，是因为债券融资的风险和成本都较低，而且规模较大，而且债权的利息部分可以抵消税款，特别是在经济衰弱的时期，债权投资的资金将得到大量的聚集，正好可以弥补自己的资金空缺;另外，发行人为了为企业筹集足够的资金，以及保护自身的利益，在创业板IPO进行债权融资的时候不会对自身的股权进行稀释作用，保证财务杠杆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或者对财务杠杆进行灵活的调整，在特殊时期对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行处理。

债权人在向公司进行资金投入的时候，为了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财务情况进行了解，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治理以及经营信息进行掌握，所以发行人出现对自身不利你的违约违法行为的时候，债权人可以对发行人进行惩处，因为在中国债权人一般是银行金融结构。比如，在债权人需要发行人提前或者按时偿还所有的资金，包括利息的时候，发行人是不能拒绝偿还的，当然这是建立在合理的条件下的。债权人为了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还会采取多贷资金或者在在债权融资中增添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使得发行人对自己有所依赖，或者进行盈余管理，而此时的债权人则会对发行公司进行经营情况的监视。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创业板IPO机制虽然还存在IPO抑价以及IPO盈余管理的问题，但是，在IPO的改革制度下架，制定了相关的解决措施，对IPO过程中的监管措施也在逐步的加强，在2012年修订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方法》出台之后，在中国IPO过程中的违法现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对于发行人而言，可以选择最佳的定价机制来进行IPO定价;对于投资者而言，则能对发行人出现的定价偏差进行投资;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能和各个金融机构与其他监管部门的沟通，来多方面的强化对发行人的监管。

【参考文献】

[1] 胡志颖、丁园园、郭彦君等：风险投资网络、创新投入与创业板IPO公司成长性——基于创新投入中介效应的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10）.

[2] 汪攀攀、罗殿英：保荐机构声誉与创业板IPO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

[3] 林雨晨、林洪：承销商声誉的破发补偿效应——基于中国创业板IPO抑价率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4] 于健、姚海鑫：创业板IPO股票的价格行为分析——基于有效市场假说的实证检验[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5] 梁颖琳：中国A股IPO抑价现象研究——基于A股及创业板IPO同期数据的分析[J].改革与战略，2013（3）.

[6] 林艳、李音：创业板IPO前盈余管理与IPO抑价的相关性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责任编辑：张瑶瑶）

作者：徐莹

盈余管理与创业投资论文 篇3：

“大小非”减持中盈余管理与监管问题研究

2005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6月，股改第一家试点企业三一重工的法人股东象征性抛售了100股三一重工法人股，由此拉开我国证券市场“大小非”减持的序幕。但在外部法律、监管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股份的自由流通可能引发原非流通股股东新的侵害行为，而这部分股东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带来上市公司基于资本市场动因的盈余管理，由此也对目前“大小非”减持中的交易监管和信息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股东利益实现方式的嬗变

(一)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股东利益实现方式　股权分置改革之前，股份无法自由转让、正常获益渠道不通畅，被认为是导致上市公司大股东转而寻求非市场化途径掠夺中小投资者的重要原因，割裂的股权结构也使得市场机制在约束股东、高管方面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吴敬琏，2001)。由于所有制等方面的原因，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产生的国有股一直处于暂不流通的状态，公开发行前的社会法人股、自然人股等非国有股份也做出了暂不流通的安排，由此形成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的格局。这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但由于无法通过在市场上转让原始股权获取资本性收益，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主要由非证券价格渠道获得。有关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行为(tunneling)的研究也发现，控股股东有可能通过关联交易、现金股利、并购重组等方式转移中小投资者财富。

(二)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东利益实现方式　改革后，随着股份逐步解禁、取得流通权，原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实现途径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满足特定条件后，原非流通股份可在市场上以市值变现，这使得股东利益与二级市场股价直接挂钩。随着原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实现方式与市场的关联性越来越直接，较好的市场行情、低持股成本、减持过程中可能采取的一些关联性策略等，都被认为是促使股东减持的有利外部条件。但在法律、监管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诱发股东新的掠夺行径。相应地，原非流通股股东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引发上市公司基于资本市场动因的盈余管理。

二、资本市场动因盈余管理的引发

(一)盈余管理的分类　Healy and Wahlen(1999)从行为动因出发，将盈余管理分为资本市场动因、契约动因和监管动因三类。其中基于资本市场动因的盈余管理指的是，由于会计信息被投资者和财务分析师广泛用于对公司股票的估价，因此内部人有可能通过操纵盈余达到影响股价的目的。国外盈余管理研究考察的资本市场动因主要有股票发行、股权激励、管理层收购、收购兼并等。研究通常会检验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特定市场动因是否导致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是否影响市场定价。目前国内的盈余管理研究主要关注监管动因的盈余管理(Regulation Motivation)，包括首次发行(林舒、魏明海，2000)、增发配股(陈小悦等，2000；陆正飞等，2006)、保牌(陆建桥，1999；吴联生等，2007)等事件，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动因盈余管理研究(Capital Market Motiva-tion)。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股改之前有关主体的利益实现方式与市场相割裂，以及会计盈余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虽然会计盈余是公司从上市到退市全过程中一项关键监管指标，但由于不涉及引导市场定价、影响资本交易的获利性，股改之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更多是以迎合或规避政府监管要求为目的。

(二)资本市场动因引发的盈余管理　股权分置改革后股东的利益实现渠道越来越趋于市场化，由于会计信息在引导投资者对公司股票进行估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Scott，2003)，对股价波动的敏感性可能引发股东以影响市场预期为主要目的的操纵行为。因此可以预期，出于减持的需要，原非流通股股东可能有激励(incentive)通过操纵会计盈余来影响公司的股价表现。另一方面，改革之前原非流通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也令其有能力(power)影响公司的会计政策。这种控制力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股东的直接持股优势，二是股东的隐性影响力。直接持股优势主要是原非流通股股东中的第一大股东，根据WIND金融研究数据库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为40.42％，如此高的持股比例令该部分股东很容易掌控公司的会计政策。隐陛影响力则是原非流通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这部分股东虽然持股比例可能较低，但其中多数所具有的发起人身份可能使其对公司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首先，同为发起人的身份使得原非流通股东之间可能具有某种默契性质的战略合作关系，因此该部分股东可能借助具有持股优势的股东来实现利益诉求。其次，发起人认购股份、构建公司治理时，其委派的高管也可能是这部分股东影响公司决策的途径。此外，发起人股东之间存在的其他关联甚至某些利益链条，也可能成为其施加影响力的途径。

三、减持中盈余管理实例分析

(一)会计政策变更引发的影响　2008年5月福建证监局向冠福家用(002102)发出了《关于限期整改的通知》，对公司随意变更会计核算方法等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冠福家用2006年12月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主营业务为日用工艺美术品加工制造，主要采用经销商销售模式。公司在2007年之前采用“委托代销”方式确认销售收入，即各分销商实际售出商品、报送已销产品清单后，公司才确认销售收入实现。2007年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冠福家用董事会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将销售收入的确认方法从“委托代销”统一改为“一般销售”。即公司在向分销商发出商品、并在对方确认收到商品后，就直接确认收入，而不考虑分销商是否真正实现或完成了对外销售。冠福家用2007年季报、半年报和年度业绩快报均采用了“一般销售”法确认收入，这几份报告都提到，会计方法变更是公司业绩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带来应收账款的大幅增长，主要业绩情况见表1。

2007年度业绩快报是在2007年2月29日公告的，但在3月19日冠福家用又发布了2007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公告指出，采用的“一般销售”核算方式无法更全面和准确反映2007年的经营成果，为坚持会计核算的谨慎原则，2007年度财务报告继续采用“委托代销”方式进行核算。该核算方式变更直接导致2007年财务业绩大幅下降，董事会成员也因此向广大投资者致歉(主要指标见表2)。在4月28日公布的2007年年报、2008年第一季度季报中，公司也都恢复采用“委托代销”核算方法。

其中2008年2月29日公告的2007年度业绩快报，预告了0.35元的EPS。但公司在3月19日又发布了2007年度业绩快报

修正公告，决定2007年度财务报告恢复采用“委托代销”，EPS随即调减为0.22元。前后不足二十天，会计政策变更直接导致2007年度业绩下降37％。

(二)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资本市场相关行为的影响　进一步考察冠福家用会计政策变更前后，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资本市场的相关行为影响如表3。2008年1月2日冠福家用部分限售股取得流通权，公司11位发起人股东中除了前4位股东，其余7位所持股份全部解禁。次日公司股价创出历史最高31.07元，之后公司并未公告解禁股份的减持情况。直至3月31日公司针对某财经报道的澄清公告才披露，截至2月29日解禁的2624余万股非流通股中22.08％已被减持，公司发起人、原第5大股东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更是将持有的4.62％股份全部抛售完毕。也正是在2月29日，公司公布了2007年度业绩快报。从公司的股价表现可以看出，在减持最有可能发生的1、2月份，公司股票的平均交易价格分别为25.62元和22.17元。2月29日公布2007年度业绩快报后则持续走低，3月31日公布澄清公告时，当日收盘价为12.65元，不及公司股价历史最高的一半。变更前后公司业绩的重大差异、“巧合”的减持时间安排以及相应期间公司股价的表现，可以显示，这一切很可能是部分股东有计划地促成管理层选择会计处理方法，以达到配合减持套现的目的。

四、解禁、减持监管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解禁、减持监管政策的发布实施　2008年4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减持量超过总股本1％的，必须通过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年报、半年报公告前30日内不得转让解除限售的存量股份。前者主要是缓解大小非减持对市场的冲击，后者则旨在遏制利用信息优势的内幕交易。随后上交所发布细则，对大小非减持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做出了具体规定。同时深交所推出“大小非解限减持瞭望台”，按周回顾披露大小非的解限和减持情况。

(二)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解禁、减持监客政策及规范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是一些规定流于形式、缺乏可操作性。如《指导意见》以总股本1％作为进入大宗交易系统的最低限制，但事实上股东完全可以通过中间人或者刻意控制减持比例绕开这一规定；二是主要对控股股东和大非的减持进行规范，对小非减持的监管不足。在大非的信息披露上，以1％作为必须进行披露的交易规模下限，而事实上在股本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不足1％的交易信息也可能影响市场投资者的相关判断。三是解禁和减持的信息披露，还处于一种“简单通知、事后披露”的模式。四是除了对年报、半年报公布前信息敏感期的交易做出限定外，对解禁、减持前后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问题关注不足。

(三)监管部门采取的措施　在市场普遍存在配合解禁、减持需要的盈余管理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对相应期间的交易监管和信息披露监管应当加强：一是交易信息的披露可以更为及时，采取当日或隔日披露交易情况，并且披露对象不限于总股本1％的交易下限；二是实行预披露制度，定期向市场预告未来期间股东的解禁和减持安排，并辅之以严格的反馈、惩戒制度；三是与预披露制度相结合，公司股东预期在下一期间有解禁、减持安排的，公司当期财务报告实行强制性审计；四是如果“小非”也有可能通过特定渠道影响公司决策，那么“小非”的解禁和减持行为的监管力度要向“大非”看齐。

作者：蔡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