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

2022-04-20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运动，这个理论运动含有六个结构要素，即：主体、目标动力、客体、介体、手段、结果效用。以上六个要素的互动，展开了“化”的过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篇1：

新课改背景下英语语用能力教学形态刍议

语言教育的水平与一个国家开放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可能远远超出了研究者可以观测的视野范围。这也是在中国探究英语语用水平持续升温的原因所在。“学习一门语言就是培养该门语言的语用能力的过程。”[1]特别是在新课改背景下，英语语用能力培养成为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事实也证明，语言能力强并不代表语用能力就强，二者也不完全成正比。因此，如何深入认识英语语用能力，探讨语用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学中存在的难点，对于研究和确立语用能力教学形态大有裨益。

一、英语语用能力的内涵分析

对于“语用能力”的内涵，学界已研究多年，由于不同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看法不同，对其认识也有所不同。交际能力理论的创始人Hymes认为，语用能力隶属于交际能力，而交际能力包括形式上的可能性、实施手段上的可行性、语境中的适宜性、现实中的实施情况等四部分。形式上的可行性等同于语法能力，体现为语言形式的准确性；其余三部分属于语用能力的范畴，体现为具体情境中语言运用的合适性。

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则把语用能力分为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前者以语法能力为根本，既包含在字词句章中正确使用语法的能力，也包括在科学使用语法的基础上开展英语交际的能力。可见，后者与前者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语用能力最终可以归结为运用语言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

Bachman则认为，语用能力是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施为能力和社交语言能力。施为能力是指交际者了解交际行为并懂得如何实施交际行为的能力；而社交语言能力则是指根据语境得体使用语言的能力。

综合而论，建立在英语语法和英语交际上的英语语用能力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笔者根据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认为：特别是在新课程改革的大环境下，英语语用这两个方面的能力基本成为了核心点，应高度重视和研究。鉴于“外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对目标语的实际运用能力，尤其是语用能力”[2]，笔者探讨了语用能力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英语语用能力存在的问题

从英语教学的宏观和微观上看，在新课改指导下，语用能力教学主要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教纲与考纲、教学相脱节

《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指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英语新课程改革则更加强调了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而在各类中学英语考试，特别是中考、高考的大考中，英语语用能力并未占大比重。这意味着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英语语用能力教学也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诸多中学依然处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困扰下，开展词汇、语法、阅读、写作、听力教学，学生听说读写的工具性应用能力与教纲和实际期待还相差甚远。

2.学习与应用相脱节

首先是语用语言方面存在失误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因说话者没有恰当使用正确的词语，给人产生歧义，常会引起误解。如：

A：Please tell me if we have classes tomorrow morning.

B：OK.I will call you then.

A是想请B告诉他明天是否有课，而B却理解为明天若有课就告诉他。这显然是因错误使用词语而产生的歧义。

（2）因有些词语在汉英两种语言中虽然字面意思相同，但存在细微差异，说话者没弄清差异而导致语用语言方面出现错误。如：

He was born into a doctor home.

Home虽然可以翻译为“家”，但与汉语中的“家”有所不同，home主要是指人们出生或居住的房屋，此处应使用family。

（3）因说话者难以掌握不同场合、对象应使用不同的语言，也会导致一些语用上的错误。如：

（to his close friend）Could you possibly lend ten yuan?

可以看出，说话者此处的语言非常不恰当。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那些不熟悉或德高望重的人，而对于自己的朋友、同学没有必要如此礼貌，容易产生疏远感。

其次是交际方面存在错误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因文化环境不同而产生交际语用错误。如：

一名中国人在他的英国朋友家中做客，英国朋友说“Would you like some tea?”这是英美人在接待客人时常用的客气用语，按照英国的文化语言习惯，如果要来杯茶，应回答“Yes，please.”而这名中国人却习惯于说“Please don’t goto any trouble.”或“Thank you very much.”

根据英国的文化，不管哪种回答都会使主人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交际障碍，也说明中国人在应用英语时还时常受到母语的困扰和影响，在英语交际的过程中应多了解对方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

（2）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交际语用错误。如：

Mrs.Smith，I think you are old，so let me help you with the luggage.

中国人历来具有尊老爱幼的良好品德，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一直认为“老”是“没用”的意思，并且也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这就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了交际上的障碍。

三、加强英语语用能力教学的难点

在面对上述问题时，教师必须认识到，提高英语语用能力是新课改的基本要求，需要全面改革英语语用教学形态。这又要求学界必须正视教学中的个体差异和教学认知造成的教学难点，从而为新课改创造条件。

难点一：个体差异容易造成语用能力不平衡

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差异：一是中学生之间的生理差异。他们由于处于特殊的年龄阶段，拥有相似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对英语的学用基本倾向于或直接模仿、或感性直观体会、或强化记忆语法规则和语言知识点，而对英语语用能力的宏观理解和综合把握缺乏深刻的认识。教师也很难让学生从本质上认识英语的工具性价值和全面学用的方法论体系，从而给英语教学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二是不同民族个体文化的差异。我国民族与西方民族之间的大文化不同，中西文化各有千秋，每名中学生接触的中西文化也各有不同，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学习与实践英语的困难。事实证明，中西文化差异越大，对西方英语文化了解的越少，越容易产生语用能力上的困难。

难点二：教学认知的不同容易造成语用能力悬殊

首先，不同地区、学校、教师对英语语用能力的认知难免有所不同，体现在教学中的教学质量和实际效果就存在明显差异。越是不重视语用能力培养的地区和学校，学生的语言知识水平和交际能力也就越难提高。而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英语教学总体质量难以提高、难以平衡发展。其次，教学计划和课程方案实施不同，学生对英语各层面的知识掌握和应用也就不同，同样会产生语用能力上的悬殊。而一些学校对自身英语教学计划和方案实施的薄弱环节尚处于认识不清中，难以查出问题，对阵下药，解决教学难点问题。

新课程的目标是发展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即要重点培养语言的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3]。而这些难点正阻碍了学生这种综合语言语用能力的全面发展。

四、英语语用能力教学的科学形态研究

在新课改的指导下，根据英语语用教学的内涵，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开展教学形态研究，从而部分地解决英语语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1.创设文化教学形态

通过上述探讨可知，文化差异是影响英语交际的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同时，在《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明确把“文化意识”作为五大教学目标之一，这充分证明了文化教学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要提高英语语用能力，必须在英语教学中高度重视文化教学形态创设。文化意识的形态主要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四个方面，其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学校应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为师生提供更多的文化交流、学习机会，增进对英语国家及其学生的了解；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读本、课外读物等文化资源，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拓展文化视野、丰富英语文化知识、提高英语语用水平；学生应充满信心，以研究性态度积极参与到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中，不断了解英语语言文化知识，提高识别和应用能力，从而摆脱文化困惑导致的语用问题。

2.创设逼真的语言环境

目前，不管在我国传统的教学形态中，还是在新课改的大环境下，课堂始终是英语教学的主要平台。而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工具，除了在课堂上学好词汇、语法、英语文化等基础知识外，更应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这种实践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各方面的综合能力，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创设逼真的语言环境，丰富教学平台，培养学生英语语用的兴趣和能力。同时，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需要逼真的语言环境进行强化和巩固。在英语教学的范畴里，学校可以通过开设英语广播、英语角、英语语音室以及英语远程教育网络等方式创设语言环境，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教师可以通过开展英语演讲比赛、英语论坛、英语吧以及英语游戏等形式为学生营造逼真、轻松的语言环境和课堂情境，让学生在生活的形态下学习和应用英语，开展英语交际，提高语用能力；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英语游戏、欣赏英语原声电影等途径开展英语自学，拓宽语用学习途径。

3.创设语用教学评价形态

创设语用教学评价形态是英语教学体系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检验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手段。虽然我国已经处在多年的新课改发展历程中，但英语教学的系统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意味着英语语用教学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评价体系，教学的质量必然要大打折扣。同时，大纲的偏离使英语语用教学误入歧途，语用能力考查受到冷落。因此，必须创设系统的语用教学评价形态，用全面的、科学的、综合的考核与评价机制编织评价网络，规范语用教学的发展方向，创设新课改下英语教学的全新模式，打造英语教学的基础知识和交际能力双重发展的动态机制。

目前，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是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英语新课程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当前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应该大张旗鼓地倡导语用策略。”[4]上述语用平台的创设也只是笔者研究英语语用策略的点滴认识，只能作为抛砖引玉、投石问路的粗浅己见。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语用能力，改善教学形态，还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致力于英语教学形态研究中，方能取得大突破。

参考文献

[1]何自然.语用学和英语学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冉永平.语用学：现象与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高瑞阔.高中英语教师语用教学意识及语用知识现状调查.教学研究，2008（3）.

[4]鲁子问.英语教育动态原则与真实原则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郭振玲）

作者：蒋庆锁

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篇2：

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手段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运动，这个理论运动含有六个结构要素，即：主体、目标动力、客体、介体、手段、结果效用。以上六个要素的互动，展开了“化”的过程。其中主体、客体、目标动力、介体四个要素是既定的，是不能改变的，而只有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是相对自由的，是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主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效用施加影响的真正舞台，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主要就是主体选择和运用手段的经验得失。主体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手段主要有三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手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与结构要素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运动，这个理论运动含有六个结构要素，即主体、客体、介体、目标、手段、结果。“化”的运动机制，即是这六个结构要素的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中，已经含有三个结构要素：所“化”的客体（马克思主义）、主体所处客观条件即介体（中国）、“化”的结果（中国化）。在语中缺位的三个要素是：主体（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主体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主体所能运用的一系列手段。其中主体、客体、目标动力、介体四个要素是既定的，是不能改变的，而只有手段的选择是相对自由的，主观条件能影响结果效用的自由度也就仅仅是手段的选择和运用。

第一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主体是多层次的，包括党、领袖、理论家、人民群众。主体的活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二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动力。主体从事活动的动力，来自于主体的多重需要，并转化为主体的系列目标。第三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第四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介体。介体指一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的客观条件。最主要介体是中国的革命实践运动，以及实践所由出发和归宿的中国当代国情、中国历史文化、中国近代近马、非马、反马的各思潮及其主体，第五个要素是结果效用。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而实践成果是检验理论效果大小正负的最主要标准，理论成果的成就取决于实践成果的成就。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实践结果，也就是效果、功能、意义、价值怎么样，与原定目标有什么一致与背离之处，出现了什么意料不及的新情况，这就需要对经验教训不断进行总结。经验教训的不断反馈，会造成对主体目标的重新调整与修改，对客体的重新评估与定性，对介体的重新认识，对手段的重新选择等等。第六个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所能运用的一切主观条件，包括理论概括与创造、经验教训总结、途径原则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的总汇。理论包括对主体自身情况和目标的认识、对客体的认识、对介体条件的认识、对操作性手段（途径、原则、方法）的认识、对“相结合”和“中国化”规律的认识。

以上六个要素的互动，展开了“化”的过程。由于主体、客体、目标动力、介体四个要素是既定的，是先在的，只有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是主体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是主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效用施加影响的真正舞台，因此所谓马克思中国化的经验，主要就是主体选择和运用手段的经验得失。本文主要从手段的角度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主体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手段主要是：途径、原则、方法、经验教训总结、理论概括和创新（主要是主体对马克思中国化的类型、分期、规律的理论认识）。

途径、原则、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操作性手段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目的，是“化”的决定性因素。不过这种“化中国”的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途径，仅就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途径而言，这时我们就是把实践作为“中国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来考察了。途径当然不止是实践这一条，但政治实践途径是其中最主要途径。正是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由此又派生出理论的当代化、民族化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化问题。总之，具体化、当代化、民族化、理论化这四化，都直接从实践途径发生出来。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践，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首先是形成实践的主体——党，党以主义作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理论具体化，具体化为革命的纲领方针政策，进行政治实践并获得政治力量（群众向心）和权力，这是思想的武器变成物质的武器（力量）的过程。这在认识论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循环过程。在政治主体的实践上，是马克思主义“从先进分子的政治意愿到政党政治动力，再到大众政治力量，最后到国家权力意志”的上升运动。在对政治实践客体的影响上则是“从政治改造到经济社会改造，再到思想文化学术的全面改造”。在这个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中国经历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社会化等中间环节方才发生中国化的。①

日本传入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是日本缺乏用马克思主义“化”日本的实践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日本化”总是处于初级阶段，这制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无法推动其发展。正是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才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向生活世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当代化、民族化以及新经验的理论化。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工具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问题。

除实践途径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文化融合途径，也就是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这种文化融合的途径既要服务于实践的需要，又要遵照文化融合的文化学规律。以前采取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违背了“融合传统”、“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文化学规律的。“全盘西化”是一个教训，西学不中国化，在中国就站不住脚，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所以正确的途径是“会通中、西、马精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之三，也即最初始途径，则是文本解读途径。这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然不是学一般的知识性本本，是学信仰性的经典。为什么现在又提“回到马克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回到马克思”，因为前程上发现山重水复、疑雾阵阵，走出迷路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返回最初始途径。从原始文本发掘马克思文本的新意，清除现成的给定性，将苏东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区别开来，将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拯救马克思的思想”这一口号并不确切，其实是拯救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也有多个。原则是确定方法的依据。原则是立场观念与真理知识的化合，是求善与求真的化合，即由我们所需的价值目标，与我们所信的科学理论相结合，转化为原则。原则是立场观念转化为方法的中介，即从价值目标到实践操作所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原则比方法要稳定，故有“原则要坚定，方法要灵活”之说。即是说，原则就变化性来说是刚性的，而就适用性来说则是弹性的；而方法（包括策略手段与具体规范），就变化性来说则是弹性的，而就适用性来说却是刚性的。原则之所以刚性少变，是因为原则含有我们所需的价值立场，这是不可改变的。原则也含有我们所信的真理观点，例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以及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等对社会和世界的总看法也基本是恒定的，所以原则也比较恒定。但是，由基本观点所推导出的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例如“越是发达国家越容易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例如“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等，则是要随着时代、实践和人们认识的发展而变动的。这虽也会影响到“价值立场与真理观点相化合”而成的原则，但是原则受具体理论观点变动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而受影响较大的，是由原则转化而成的方法与规范。

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和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服从“化”中国的，而改造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此外再没有高于中国的目标了。由此派生出第一个原则是：独立自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称为“主体思想”的。在理论上就是自主创新。

又由此派生出下一个原则：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一切从实践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接受实践检验”，反对教条主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关于群众路线，有的人说是根本原则，有的人又说成是方法，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体系，群众路线内含各层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原则与方法的集合体。这个集合思想体系可以粗分为下面几个层次：“一切为了群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价值立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救世主，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科学观点；“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是实践工作原则；“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则是方法论层次。阶级斗争也类此，是分别处在立场、观点、原则与方法四个层次上的理念的集合体，即既是立场与观点，又是原则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比如“调查研究”、“带着问题学原著”就是一些基本性的方法，而更多的方法是是因时因地因情而变的具体手段，所以具体方法是多于途径和原则的，其稳定性也低于途径和原则，是随条件而变化的。但是方法的变化是有约束的，它要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价值目的）和观点（科学认识），以及这种立场与观点化合的原则所指导。

理论概括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认识手段

理论是人创造的，尤其科学理论是人的科学理性所创造的，科学是工具，所有理论都是主体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而易失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比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成就更大，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更早达到理论自觉，经常进行理论总结。毛泽东和中共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即是经典的，此不赘述，这里只举新时期以来的若干理论成果，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分类、分期及规律的研究，这些理论概括无疑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关于分类。早在九十年代初，即有学者认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革命实践的政治领袖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形成行动纲领、方针政策，并概括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革命理论的工作者在文化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①尝试马克思主义与各社会科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和教育学，这成为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众多后继研究者依此思路，认为依据学术研究范式的不同，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两个并存的理论类型：一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中国的政治实践，形成革命运动、路线方针政策、制度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而对之作理论概括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政治化理论形态”，是“政治实践研究类型”；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中西文化学术，并以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化理论形态”，是“学术范式研究类型”。最早提到“政治性学术”一词的是胡乔木。②

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可分为“现实化形态”与“学术化形态”。 “现实化形态”的理论，是直接指导政治实践的，理论的研究与政策研究是一体的，要依赖政治权威，要具有政治权威性，要实行组织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原则。而“学术化形态”的理论，则是运用学术研究的方法，遵循学术规范，吸收时代的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和世界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不能用“理论现实化形态”所要求的政治权威性原则替代“理论学术化形态”所要求的学术自由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样需要百家争鸣的宽松自由环境。①

也有人分别名之为“政治性意识形态研究”和“学术性意识形态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承担着“为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合法性辩护的巨大意识形态力量，并因此被确立为国家哲学”，②所以“政治性意识形态研究”寻求“正统”性和一统性，而“学术性意识形态研究”则自由度较大，可以弥补前者的局限。③

也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层面分称为“实践诠释”与“学理解读”，或“政治层面研究”和“学术层面研究”：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是指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是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化为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思想。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指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形式，实现语境转换，建立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④

研究的两种范式，也同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类型，或两种实践途径：“学术领域或学院派”的“文化实践途径”；“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实践途径”。意识形态领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政治性和工具性、统一性、权威性，理论问题通过政治方式解决。而学术领域侧重独立的争鸣式学术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学术性。也有人认为这易于淡化和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⑤

关于分期。依以上研究范式和类型的分类，一般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为四阶段：

第一个时期1919—1927 年，是传播、宣传并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启蒙阶段，“政治实践研究”和“学术范式研究”两种类型是合二为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既是党的政治精英，又是进步知识分子，一身兼二任。

第二个时期1928—1957 年，“政治实践研究”和“学术范式研究”两种类型的区分出现，前者的成就远远超出后者。后期渐渐出现“学术范式研究”独立性的缺失和“为政治服务”的倾向。

第三个时期1958—1978 年，“政治实践研究”出现政治膨胀症和唯意志论倾向，而“学术范式研究”被禁锢，完全图解政治。

第四个时期1978 年至今，“政治实践研究”和“学术范式研究”两种类型不仅分明地各司其职而且互促互动。“政治实践研究”担负着形成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任务，担当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因此反思、自我批判的工作更多地由“学术范式研究”来担当。⑥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比较得到学界认同的说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18-1949），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新时期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2008）。⑦这是依据党史的传统分期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和国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以同党史分期有别，笔者以为“第一次飞跃”是可分为两段：1918年到1938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自觉”探索阶段，这是就全党而不是就毛泽东等先觉者来说的；1938年到1956年是“自觉”进行阶段，因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1938年真正确立，他有条件有实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见之明，真正转化为全党的共识和意志。

而“第一次飞跃”可以延长到1956年底，因为正是这一年才发生社会形态的转型——终止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是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与第一次飞跃的思想、理论、政策完全相连接，可划入“第一次飞跃”。当然也可以说是“延伸”。

从1956年到1978年的“延伸”期，实际是“第二次中国化”开始时的失误和曲折，这也可分为二个单元：从1956年到1965年是社会形态的大变动，比政权更替的社会影响更深，这是一个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工作存在正、误“两种趋向”。而从1966年到1978年是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及其延续，是欲从左的方向突破苏联模式而未能成功又回到这个模式，是一个代价惨重的实验。

新时期三十年划分为一个独立完整的阶段，是所有学者都无异议的。

关于规律。新时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的研究，如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规律，如意识形态政治化、社会化规律，如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规律。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论述，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规律有很深的体悟，他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就非常经典。

思潮互动规律是说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在孤立状态中发展，都要在与其他思潮甚至相反对的思潮互动中才能发展自身。中国共产党据此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党对意识形态政治化、社会化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见之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思想批判理论。但是1957年以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主导的绝对性，不允许有多样化的独立思考，违反了思潮互动规律的，势必走向自我封闭和僵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关系，同样受中西文化交流规律的制约，与西学中学关系相似，也可分“体”与“用”两个层面。中西之争一直没有跳出、超越“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种偏执的选择之间，而没有提出在“体”和“用”两个层面都要吸收西学，但是也都要“西学中国化”。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发展证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体”不可能也没必要纯洁无染，而中国文化也并没有被“全盘西化”。而是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化西，朝着“西学中化”演进，最后实现中国化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的“西方化”，以“西”为主体，则可能“中”被化没了。①

经验教训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校准性手段

经验教训的总结与理论归纳一样，都是主体达成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经验教训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也有的会始终停留在经验的感性的层面，成为“传统经验”。经验和教训（指失败的经验），有独立于理论的功能，同样是实践不可缺少的手段。以前总结经验很多，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反复论述，而对教训的总结只是到了近年才有不少成果，下面择要综述。

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会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正效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适合中国现代化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结合，负效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附会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观点。前者如马克思主义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大同理想，支持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的拒斥。后者如中国传统文化也会以封建独断主义的、小农平均主义的心态来认知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功利性的解读，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附加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②

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之一，是作为“相结合”的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自身的缺陷。这就是主体的前理解结构（文化传统的认知因素、价值因素、情感因素、道德因素）中有抗拒现代化的因素，这决定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和选择。尽管先进知识分子激烈批判传统却始终处于传统之中。

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之二，是教条主义式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有不适合中国的东西，是“器”不对“用”的，也有缺失处，因此“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对其选择的过程。而教条主义将其信奉为神圣的教条，不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武器来使用。教条主义因其导致中国革命惨败而在延安整风中被克服了，但人们想不到作为反教条主义的产物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会被逐渐教条化（1957—1978 年）。③新中国成立后的29 年建设与此前28 年革命的曲折，两者相同的错误是：第一，主观原因上都是没有经验，是探索中的错误。第二，政治上的性质都是“左”。第三，思想方法上的性质都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如建国后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既有误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教条化问题，又有沿习革命战争年代群众性斗争的经验主义问题。两者的错误又有很大不同：以前的错误是苏联教条的神圣化；建国后两大错误都是“以苏为鉴”（大跃进是反对照搬苏联经验，“文化大革命”是要突破苏联模式），但是却树起了自己的教条并神圣化之。当然大跃进和“文革”中起更大破坏作用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空想，而教条主义只是为空想的推行而铺路。两次探索的结果不同：中国革命摆脱苏联革命模式而成功，中国建设没能摆脱苏联模式而继承其弊端。①为什么企图摆脱苏联模式之举却陷于更大错误、从而不得不再次回到苏联模式？因为我们是以更“左”的空想来摆脱苏联模式，而斯大林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要小一些。

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之三，是政治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常常沦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注脚，强调一切为政治服务，独立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学者长期被斥为“脱离实际、脱离政治”，马克思主义内含的人文精神受到压抑。②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其科学性和革命性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限于政治革命层面，“化”为一种政治哲学和革命意识形态，即毛泽东思想。而仅有政治层面的“化”是不够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及支撑这一结构的伦理价值体系，需要进行复杂的、工程浩大的、由众多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的现代化重建。但是长期囿于“政治第一”、政治需要的功利主义思维，将精神文化简单地视为政治工具而用之。比如“道德政治化”，就对道德建设发生了消极作用。对传统道德的改造，未细加扬弃而是简单地打倒，但又暗暗将其中合用的义利观、公私观、理欲观、群己观纳入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规范，以满足政治的需要，并以政治手段来推行道德教化。特别是为左倾政治服务的“道德政治化”，对传统美德是一种伤害。

众多研究认为教训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不断受到中国传统一元价值观的影响、改造、同化，奉出新“元学”，对其他思想文化学术持形而上学的排斥和封闭态势，③以至“文革”时期从“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发展到“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如陈伯达1966年4月13日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 林彪1966 年8月8日说：“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④

其次，在经济思想上，长期存在对资本主义的不当认识，误读“超越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一心要“赶超”而不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积极对待中国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主要课题，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精华，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可是后来变了，1959 年1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这里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幼稚之间的正向关系，而未考虑到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发达之间的正向关系。⑤这个影响中国命运的时代大课题，最终留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解决。

再次，在文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本来是继承了启蒙运动而批其不彻底，如科学理性精神、自由、人权、平等、民主这些启蒙口号。所以一个深刻的教训是过去只看到批判启蒙的一面，未考虑到中国真正缺失的恰是启蒙文化，而大批这些传统文化所陌生东西，这是对马克思批判的真正误读，思想领域的教训是我们应纳入启蒙现代思想而不是拒绝之。⑥

作者：周全华

中西文化形态研究论文篇3：

论写实油画的中国化表达

摘要：写实油画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至今，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逐步实现了中国化的表达，在题材、技法与表现语言上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在题材、技法，以及表现语言方面都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合了东西文化特点和文化元素，并且承载着中国艺术家聪明才智的中国当代写实油画创作，不只为本民族的绘画艺术创作增添了无限生趣，而且丰富了世界油画创作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完成了油画的“中国式”表达。

关键词：写实写实油画中国化表达

写实是一种绘画艺术形态，属于一种具象的艺术。画家通过对外物的观察与描摹，加入自身的理解与感受，创作出符合观者的视觉经验、能够给观者提供审美愉悦的画作。这种写实的绘画方式最初源自于西方，自有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写实油画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大师和传世的不朽名作。例如达·芬奇的《岩间圣母》《蒙娜丽莎》、米开朗琪罗的《创世纪》、罗塞蒂的《普罗塞尔蓓娜》《白日梦》、泰德马的《最爱的诗人》《最爱的习俗》，等等。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一大批走出国门留学的艺术家们的纷纷回国，中国的画家们在欧洲油画技法的基础上开始了本民族的油画创作。接下来的几十年，许多艺术学校又培养了一大批油画作家，著名的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人。那个时期的油画创作基本上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乡土主义”的美学特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油画创作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艺术观念更加开放，表现方法也更加多样，多元化的创作意识深入人心，油画艺术逐渐与世界接轨，向着世界潮流同步看齐。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油画逐渐形成了一种本土化、民族化的表达方式，在题材、技法，以及表现语言方面都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

一、20世纪初期中国写实油画的摸索前进

西方油画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其写实性。在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西方的写实油画在中国开始传播。1915年“东方画会”在上海创立，该学会提倡以一种严谨的、科学的态度去进行艺术创作，以写实为主要创作手段，积极提倡户外写生，促进了西方油画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之后，西方的写实油画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代。有一大批留学生远赴欧洲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艺术创作。这一时期留学的主要画家有徐悲鸿、林风眠、吴作人等，他们留学之后不仅勤奋地学习西洋绘画的技法，刻苦研习西方古典美术的名家名作，还深入钻研西方国家的美术教育情况和教学方法。回国之后，他们向国内引进和介绍了西洋画种、技法和绘画理论，大大地促进了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画家们的努力可以说奠定了20世纪中国油画的整体精神倾向。这其中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王悦之的《弃民图》、卫天霖的静物、潘玉良的女性人物都相当精彩。

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出国留学的画家们毫无疑问是中国油画创作的先驱，其中以徐悲鸿的影响最为深远。徐悲鸿于1928年学成回国后，便一心扑在美术教育事业当中，他逐渐建立起以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忠于客观描写为基础的艺术教育理论。他的艺术思想受法国学院派教育影响颇深，因此决定了其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忠于客观描写的艺术教育方向。西方油画作为一种外来的画种，在进入中国之后，不自觉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画独有的创作理论和技法在油画创作中产生影响，形成一种中西合璧的创作模式。林风眠先生在留学归国以后，大力倡导“中西融合、相互借鉴”的绘画理念。那个时期几乎曾留学西方学习油画的所有画家，都曾涉猎并学习过中国的传统绘画，比如潘玉良曾经在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留学，虽然后来选择定居在巴黎，他依然托朋友购买国画的材料，坚持进行国画创作。此外，著名油画家董希文先生创作的《开国大典》，为了真实地再现开国大典的盛大状况，他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将画面中天安门右边的上廊柱隐去，这样就使得整幅画作的画面更加开阔，表现出东方艺术的灵动和写意性，很好地诠释了油画的中国化和民族化。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写实油画的自觉寻找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积淀，油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逐渐生根发芽，油画创作的表现方式逐渐融入了本土化创作，表达更加多元自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宽松的文化氛围更加刺激了画家们的创作激情，中国写实油画从单一地赞美劳动、歌颂人民的写实题材转向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表达，迈出了更加坚定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青年油画家，何多苓便是其中之一。

何多苓在创作中借鉴了美国画家怀斯的写实主义风格，他的作品带有一种感伤的氛围。其代表作品《春风已经苏醒》刻画的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农村少女的形象。画面中的少女若有所思，安静而沉着。仰天而视的狗狗，注视着前方的老牛，整幅画面饱满鲜活，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正渴望着春风能够给她带来新的希望。此外，画家罗中立曾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这幅画是罗中立在四川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创作的。罗中立以写实主义的手法，精细地刻画了一个老农民的形象。满是皱纹的脸，干裂的嘴唇，仅有的一颗牙，受伤的手，一个旧瓷碗，這样真实的刻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蕴含着强大的情感力量，震撼着观者的心灵，这就是我们的老父亲啊！在稍后的时期，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冷军的《世纪风景》系列等十分具有代表性。此外，还有以靳尚谊、陈逸飞为代表的一批画家，将中国传统的绘画理念与西方古典油画技巧相结合，再加上中国特色的风土人情，取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情和时代特色。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写实油画的坚实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对西方油画创作的吸纳与承续。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下，写实油画适逢其时，在那一时期成为备受关注的绘画方式，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可以说，这既是一种艺术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

三、当下中国写实油画的中国化表达

写实油画作为一种外来的画种，进入中国以后历经不同时期的丰富与调整，逐渐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创新。任何一种艺术的生根与发展都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密不可分，写实油画在中国的创新与突破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与传承，形成一种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貌。源自欧洲的油画艺术在漫长的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克服了文化背景的差异与审美理念的不同，完成了西方油画艺术转变成中国油画艺术的历史性过渡。中国的油画家们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西方文化精粹的同时，将其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相结合相融汇，积极探索，创作出颇具中国特色且蕴含着独特意蕴的油画作品，使这门来自西方的经典艺术形成一种中国化表达，体现了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姿态和吸纳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写实油画纷纷走出国门，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性的画展和比赛活动，其中有很多画家和作品获得国际大奖和广泛好评。如罗中立的《父亲》曾被《巴黎画报》称作是一幅“经典的写实肖像作品”；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被英国媒体称赞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情的佳作”；《纽约时报》评论陈逸飞的《古风琴韵》为“将西方写实技法和中国文化要素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具有诗的韵致，这些画使人想起了欧洲古典大师的作品”；谢楚余的《陶》被赞誉为“中国版的《泉》”，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以冷军作品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超写实油画以“高度逼真细腻的完美表现”（国外艺术评论语）令世界画坛刮目相看。

当下的中国写实油画创作，必须因地制宜，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形式语言，都要生动地再现中国情境，讲述好中国故事。新一代的油画家们在学习好西方油画的写生法、造型结构、色彩原理和空间观念等各种创作理念的同时，还要充分地利用好本民族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把西方绘画的写实语言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语言相结合，使得油画创作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式表达。

结语

写实油画艺术自有其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融合了中西文化特质和文化元素、承载着中国艺术家智慧的中国当代写实油画创作，不仅为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增添了无限的生机，而且也为世界油画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形式面貌的丰富性、多样性做出了贡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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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晓璐，王相生.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文献综述[J].美与时代（中），2019（6）.

作者：白璐，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