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意识形态论文

[收稿日期]2015-00-00[作者简介]谷玉良（1987-），男，山东枣庄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任树正（1988-），男，山东聊城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摘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意识形态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经济意识形态论文 篇1：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摘要］ 新制度经济学有作为自身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看,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威胁。基于这一基本前提，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基本框架包含：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流变;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的威胁;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与透析;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威胁，要在着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的同时，构建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

［收稿日期］ 2011-02-28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9AZZ001）;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

［作者简介］ 魏崇辉（1979-）,男,江苏徐州人,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讲师,博士。

立足于新政治经济学^①的角度,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新制度经济学是新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②的统一。完整的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包括:其一,新制度经济学视域意识形态的概念、特征与功能等;其二,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前者服从于、服务于后者。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社会主义语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新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双重视域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才是全面的、现实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现状

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阐述了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些理论散见于科斯、诺斯等人的相关论著之中。中国国内也出现了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1）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解读，如汪丁丁、杨雪冬等;（2）以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为参照物进行的比较研究，如曹正汉、孙凤仪等;（3）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具体适用的研究，如姚洋、邓宏图等。

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制度经济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新自由主义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涌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其中包括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出版）。20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滞胀”现象，使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之中。此时,新自由主义逐渐走向政策层面。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转变,新自由主义实现由学术理论向意识形态理论的转化,其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得以更大程度上的交融,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华盛顿共识”^②的出台。

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新自由主义以经济学为主,试图打破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广泛渗透到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中。同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出于对西方文明成果借鉴的需要,使得新自由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一种必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文献在中国涌现,出现了引介、宣传与推广研究的高潮。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和俄罗斯的失败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内外学术界也开始逐步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冷静反思与批判。对新制度经济学这种新自由主义重要思潮的研究也掺杂其中。西方的批判主要来自左翼,代表人物有:诺姆·乔姆斯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大卫·科茨、皮埃尔·布迪厄等。国内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李其庆、吴易风、丁冰等。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从多个视角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含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根本利益服务的,会造成全球两极分化的扩大、金融风险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停滞等。

二、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促成了经济学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侵入,为观察政治现象提供了新视角，为人们分析社会问题提供了新方法,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本质上,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自洽性的需求。新制度经济学企图强调和凸显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努力淡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本质差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宣扬私有制、西方式民主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满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将意识形态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演进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建构起颇具特色的意识形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同时,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做出选择。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制度,意识形态的变迁不可避免。在此过程中,国家起到重要作用。意识形态是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具有刚性。必须积极促进强制性和诱致性意识形态变迁的结合。国家要对意识形态教育进行投资以节约治理的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实现了学科研究的横向联合,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和理念。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新制度经济学试图使人们认识到,仅有这三大柱石是不够的。制度应该成为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

这也启示我们，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制度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非正式制度变迁中,中国共产党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促使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的生成。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应该注重效率（意识形态经济功能）与公平的统一、原则性与包容性的统一等等。

第二,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学术背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各有侧重。心理学强调意识形态的心理整合功能,政治学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功能,人类学强调意识形态的文化意味,哲学家强调意识形态的求真取向。现代西方多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并大量使用“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概念［1］。这里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心理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哲学功能,但对其经济功能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而从经济的角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批判地运用,有利于在理论上全面地认识意识形态理论,在实践中科学地推进意识形态建设。这与当前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趋势之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是相吻合的［2］,即运用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等经济分析的方法,完善其微观分析基础,重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不失为一条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可能路径。

第三,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强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判断意识形态的标准,本质上推崇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面上泛意识形态化,实质是非意识形态化,属于一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彰显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但同时增加了新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的隐蔽性。通过宣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衰微,达到对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是非意识形态思潮的根本目的。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突出经济的意识形态判别标准,最终达到替资本主义鼓吹的目的。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有利于认清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有利于批判地吸收其对社会主义有益的部分,有利于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进而积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三、宏观框架建构的初步尝试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新制度经济学积极致力于以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来解析资本主义制度,褒扬资本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积极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的过程，同时也是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的研究框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一）意识形态的流变: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主义

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和反思首先需要对历史语境的意识形态概念和理论有宏观的描述和认知。从广义上看,意识形态概念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的假话”（the noble lie）的思想。后来,培根、特拉西、黑格尔等从不同侧面阐发了意识形态概念。而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以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展示的过程当属近现代的事情。

西方近现代以来,意识形态理论才出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3］在经历着急剧社会变迁的“资产阶级时代”,思想家从各自的知识背景出发对意识形态作出阐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优秀成果基础上的结果,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而且,“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意识形态学说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4］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肯认,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极具实践能力,能够在实践中行得通,这一点更是其他意识形态相形见绌的。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下,新制度经济学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直接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

意识形态安全与制度维系、执政合法性、社会整合、国家利益维护有重要关联。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既有历史基础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经验和教训,又经受着全球化、网络化、社会转型带来的急剧变迁,面对着诸多威胁。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内容极为广泛,有泛意识形态的意蕴,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意义上的“非意识形态”,但实质上是鼓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可以从其鼓吹科斯定理,进而达到促成产权私有化改革,推行西方式民主和价值观等的目的中看出。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流派,新制度经济学构成了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在：泛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与攻击马克思主义;科斯定理与促动产权私有化改革;政治科斯定理与推行西方式民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生搬硬套与恶劣宣扬;工具理性肆虐与信仰缺失;对外扩张与肢解民族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此加以分析,是破除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威胁的基础。

（三）还意识形态以本来面目: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与透析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实质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新政治经济学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和融合。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有清醒认识和理性回应,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还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两者存在本质的对立与冲突:理论预设不同、方法论基础不同、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不同、对意识形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同、对意识形态发生和发展趋势的理解不同、对意识形态变迁推动力的认识不同、基本立场与旨趣不同;同时,二者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契合与互补，如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现实特征、实现路径等。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实现了超越: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及其建设;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展示方式;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威胁的引领

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实质上是两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对立与斗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由一定社会崇尚和倡导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构成的社会价值认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与基本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中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要求和目标取向。要成功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威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精神的集中展示,准确抓住、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

（五）中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构建

在着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作用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威胁的同时,还需要构建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威胁、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系。

第一,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安全与执政党的制度维系、执政合法性巩固、社会稳定与国家利益维护有重要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本质显示：西方意识形态攻势一直没有减弱,只是改变了形式。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做好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安全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科斯的产权概念主要是建立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之上,追求一种不现实的永恒产权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存在超越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产权关系或者产权制度。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其调整和完善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这种“人”,在政治上应当家做主,在经济上应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又应当保证人民群众的这种政治和经济权益。

第三,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立足于中国实际,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规律和客观要求,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进一步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政治保障。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对新制度经济学等西方思潮的批判性研究。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等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其强调对制度的关注,这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构建新型制度相吻合。也正因为如此,新制度经济学近年来成为中国非常有影响的一股思潮。但社会科学家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信念和价值观。中国对新制度经济学思潮的借鉴和运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样才能进一步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第五,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新制度经济学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把经济理性还原为个人追求私利最优化的工具理性,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威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支柱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朝什么发展目标前进,是重大政治问题。这必然要求中国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让人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第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当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成功之路。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四、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批判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必须区分作为学术思潮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治化的“华盛顿共识”一个组成部分的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新政治经济学思潮,是在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从亚当·斯密创立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以来,这一理论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其中不乏科学成分,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不能将之与美国政府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的“华盛顿共识”相等同。但是,即使对于作为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自由主义,也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借鉴和利用。如意识形态理论,一方面是凸显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淡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另一方面又在拼命地兜售产权私有化、西方式民主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相对于意识形态终结论等其他非意识形态化思潮来说,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要隐蔽得多。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中西方的适用语境是根本不同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而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衍生与适用的语境却是资本主义的。所以,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方面来切入,必须紧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背景、理论的建构诉求,特别是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视角来进行,不能简单地变成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或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单方面阐述。

第三,新制度主义学者通常关注以下四个研究领域:（1）交易成本和产权;（2）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3）数量经济史（一般是以一种制度的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为基础）;（4）认知、意识形态以及路径依赖的作用。［5］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应该着眼于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可比性的部分,其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威胁的部分。而对于其在其他领域中的具体应用,由于学科的限制、分工的不同,不在重点关注的序列。

一般来说,制度分析有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利益集团）和宏观层次（国家理论）等三个层次。科斯注意力更多放在交易费用在企业和所有权形成方面的作用,诺斯则关心交易费用是如何使广义的宏观制度有意义并发生作用。马克思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宏观层次。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之间是具有可比性的。马克思把制度变迁理论放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去研究，通过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曾指出,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6］。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到社会变迁的最根本层面,因此，必须着力从宏观层面批判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而且,由于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视域的考量,所以，如一开始所说,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剖析应该立足于将新制度经济学视为西方的一种政治思潮,努力彰显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季广茂.意识形态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

［2］ 段忠桥.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47-56.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4］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3.

［5］ 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引论［M］//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C.奈.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张宇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

［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

注释:

① 布坎南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的领域的几个学术流派,包括公共选择、调节的政治经济学、法学与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参见布坎南:《宪法经济学》,载于刘军宁主编:《公共论丛》第2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8页。

② 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在苏东剧变时的政策主张称为休克疗法,在拉丁美洲叫做华盛顿共识,而在亚非等转型国家被称作结构调整。

［责任编辑：陈可阔］

Criticism of Theory of Ideology of NIE and China s Ideological Security:

An Attempt to Build Analytical Framework

WEI Chonghui

（School of Economics Jurisprudence ＆ Politics of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Key words: NIE; theory of ideology; China s ideological security

作者：魏崇辉

经济意识形态论文 篇2：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状况调查

[收稿日期]2015-00-00

[作者简介]谷玉良（1987-），男，山东枣庄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任树正（1988-），男，山东聊城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

[摘 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的调查发现，非公经济人士总体上政治认识水平较高、政治参与积极性强，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高度认同，对改革发展总体满意度较好。但部分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意识仍存在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70后非公人士政治认识水平总体较其他年龄段的人偏低;高学历人群意识形态容易出现极端负面态度、私营企业和个体户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意识相对消极;有出国、境外投资、子女受国外教育的非公经济人士，意识形态情况较其他非公人士消极;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认识与实际行为态度偏差等。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

一、研究背景与讨论议题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各级党组织认真探索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在组织设置、党员管理、发挥党员作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的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逐步完善，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多元文化的发散式增长以及西方思潮和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冲击前所未有，在非公经济领域也出现腐败、拜金、官商勾结等不良社会现象。如何在该领域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宣传教育，统一社会意识形态，是这一阶段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挑战。

为进一步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2012年，习近平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抓好“两个覆盖”、发挥好党组织“两个作用”、加强“两支队伍”建设。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争取“培养造就一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2015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时期统战的三类重点对象，其中特别指出“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用，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发展建言出力”，[1]建立“健康政商关系”。

近年来，武汉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迅猛发展，数量增长较快，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生力军。统计数据显示，武汉市非公有制企业总户数超过14.55万家，个体户达到34.5万户，实现增加值2259.4亿元，占全市GDP比重的41%，吸纳就业近200万人，占全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总数的80%以上，占全市新增就业人数的9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湖北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生力军，成为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最大来源，成为繁荣城乡市场的主体力量，成为武汉经济的特色、优势和活力所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不仅是引领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舆论的引领者。加强非公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团结和引领他们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不仅是落实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调查方法。2015年6-7月采用配额和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市十三个辖区范围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2.67%。7月，对武汉市30个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度个案访谈，收集一手定性资料，并作为研究报告附录部分，力图详尽呈现非公经济人士意识形态面貌。同时，本研究通过互联网络和其他报刊途径，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

调查样本中，非公经济人士男性占总样本的77.6%，女性占比相对较低。反映出，在创业和领导非公经济运营中，男性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年龄结构方面，新生代非公经济人士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只有10.3%。一方面反映出，非公经济掌舵人年龄结构偏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非公经济领域未来10-20年间，将面临企业负责人大规模的更替。文化程度方面，样本显示，非公经济人士总体文化水平较高，大学专（本）科学历占到了61.5%，硕士及以上学历也达到了17.4%。在所有的非公经济人士中，有17.8%的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子女接受海外教育的占到了21.7%，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也达到了21.7%。在政治面貌方面，非党员人士占大多数，比重为56.48%。但大部分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比例达到了53%。（见表1）。

从企业注册类型来看，武汉市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私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比重达到了52.34%。从行业分布来看，武汉市非公有制经济涉及到各行各业，其中比重最大的为制造业，占比38.3%，其次为建筑业，占12.1%，其他各领域分布相对平均。

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现状分析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现状的考察，首先体现为政治认识、政治参与、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对改革发展满意度等维度。通过对这些维度的考察，反应其总体意识形态状况。总体来看，当前武汉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意识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绝大部分武汉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水平高，政治态度较为积极，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对当前开展的反腐倡廉运动等国家决策也表示极大赞同与支持，表现出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重大部署的高度认同。具体来说，非公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一）绝大部分人政治认识水平高，少部分人态度消极模糊。对政治认识与态度的考察从其政治背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待当前十八大反腐风暴等的态度入手。数据显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的看法方面，大部分人表示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比例达到了58.7%。说明，大部分非公经济人士能够正确认识和区别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此外，有33%的人认为没有必要纠结概念，5.5%的人不关心概念区别。反映出这部分非公经济人士对政治本质的态度缺乏正确认识与关注。

对“如果不是中共党员，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的考察发现，有45%的非公经济人士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积极的政治趋向。当然，也有31.4%的人表示不愿意加入，反映出他们对政治身份的态度相对消极。此外，数据也反映出，有约7%的非公经济人士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对于入党的相关要求不清楚，而态度犹豫不决，反映出意识形态工作在政策宣传方面的一些不足。

在对待反腐败的问题上，绝大部分非公经济人士表现出了高度统一的认识与态度。高达84%的人都认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很有必要。对于反腐败的效果认识方面，有68.81%的人认为，反腐败和“八项规定”对民营企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也有超过50%的人认为，“八项规定”和反腐败斗争使非公企业办事效率大大提高。总体表现出对反腐败斗争的高度支持。

（二）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积极性高，但政治代表性相对较低。目前，武汉市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意愿较强，但真正有机会实现政治参与的比例较小，政治参与渠道以各级工商联、人大、政协等为主，参与渠道较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更多的非公经济人士在切身的政治参与中提高思想认识，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拓宽问题应提上政府工作日程。

在对政治参与的看法方面，担任了各种代表职务的非公经济人士中，有50%的人认为，担任代表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从而为社会做更大贡献，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认识。而从他们实践中政治思想培训班态度调查也发现，有4.6%的人认为举办思想政治培训班没有任何益处，反映出其思想政治参与的消极性，政治认识水平相对较低。而且，有近50%的人担任代表的动机相对具有功利性。一些非公经济人士把各种类型的政治参与当做自己从事经营活动的隐性资本。比如，有25%的人认为可以拓展自己反映愿望的渠道，有16.1%的人认为有助于提高自己和企业的知名度，有8.9%的人认为有利于自己接触领导和各类精英人士，可以拓宽自己的人脉关系。这种功利的政治参与动机亟需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开展专题培训班等途径得到正确引导。

政治参与渠道方面，考察了非公人士担任各级代表及其意愿的情况。包括参加思想政治培训班的频次、原因等。从调查的数据来看，在非公经济人士中，有超过半数（51.4%）的没有担任任何代表职务。其余的，担任工商联代表的比重最高，占35.5%，其次是政协委员，占25.2%，人大代表占8.4%。在思想政治培训班参与方面，情况较为积极。有75%的人参加过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的思想政治培训班，且参与频率相对较高，有超过80%的人一年至少参加一次。但也有25%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此类培训班。究其原因在于，有43%的人因工作忙而错过培训;有20.8%的人表示没有被邀请过;表示没有举办过这类培训班的人也有约12.5%;最后也有22.9%的人表示没有必要参加思想政治培训班，不愿意参加。说明，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程度相对较高，但仍有待提升，需要进一步提高非公经济人士政治代表性。

在参与培训班的帮助方面，绝大部分非公经济人士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认识，政治参与动机相对单纯，44.8%的人表示参与思想政治培训班有助于了解国家的最新经济政策与规定，27%的人认为有利于了解党的最新思想政治工作动态与进展。但另一方面，调查也发现，有4.6%的人认为举办思想政治培训班没有任何益处，反映出其思想政治参与的消极性，政治认识水平相对较低。

（三）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辩证统一，高度认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取向的协调是意识形态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考察非公经济人士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数据显示，绝大部分非公经济人士认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比重达到了91.8%，表现出非公经济人士能够将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基本保持一致。

在对社会仇富现象的认识中，超过半数（53.2%）的人能够理解社会大众的仇富心理。非公经济人士作为社会上收入相对较高的一个群体，能够对自身的财富保持正确的认识，并且能够正确处理个人财富和社会贡献之间的关系。显示出这个群体文明、友善的成熟一面。

另一方面，在对待自身企业发展方面，在面临企业发展和转型困境时，绝大部分非公经济人士能够以积极地态度应对困难，而非消极回避，怨天尤人。数据方面，能够积极应对的人占总人数的85.3%。反映了这个群体积极敬业的一面。

（四）对改革发展总体充满信心，但对企业经营法制与行政环境满意度相对较低。调研发现，武汉市非公经济人士对我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较大的信心，对新常态下的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态势和华中区域经济发展形势表示乐观，对中央和湖北省政府实行的各项经济发展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对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较清晰的认识。与此同时，受转型期社会变动因素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华中尤其是武汉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等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一些非公经济人士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信心不足，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法制环境、行政环境和区域环境等还存在一定的担忧，对转型期社会整体呈现出来的较为浮躁、功利、世俗的大众心态表示忧虑。为此，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非公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注重改善改革发展的政策环境，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在考察非公经济人士对待改革发展的态度方面，将该问题操作化为以下六个维度：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信心、对国民经济整体态势的评价、对经济政策总体满意度、对企业经营法治环境的满意度、企业经营社会环境、区域环境、行政环境的满意度、对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看法等。

总的来看，非公经济人士表现出了对改革发展较为积极的态度。对改革发展的信心总体较高。比如，在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方面，约94.4%的人有信心，对国民经济整体态势有78.7%的人表示乐观，有92.5%的人对经济政策总体满意，对企业经营法制环境、社会环境、区域环境和行政环境的满意度也分别达到了74.3%、88.1%、83.5%、84.4%。对于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认识方面，非公经济人士普遍认识到非公经济的重要性，表示“相当重要”和“比较重要”的人数总和高达96.3%。不过，另方面来看，非公经济人士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法制环境、行政环境和区域环境等还存在一定的不满态度。三者平均所占比重达到了约17%。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注重在这些方面与其他部门鼎力合作，改善地区环境，为非公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四、非公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呈现出的问题

大部分非公经济人士能够保持正确、积极地思想意识。但仍然存在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意识水平偏低的情况，需要给予重视。

（一）“70后”非公经济人士政治认识和态度总体偏低。本次调查发现，不同年龄结构的非公经济经营者，他们对当前党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认同度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觉悟程度“50后>60后>80后>70后”的总体面貌。具体而言，“50后”在反腐倡廉、政治参与、基本政治主张等各项政治态度测量中持积极态度的比重相对最大，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程度最高。“60后”在各项政治态度、和对主流意识形态问题的认同、支持程度仅次于“50后”，也呈现较高的积极评价和态度。“80后”总体评价状况与“60”后近似，但政治参与程度低于“60后”。“70”后在各个年龄段中，表现出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企业经营环境、党的领导等较低的评价，低于“80后”对上述题项的评价。这就告诉我们，“70后”非公经济人士是我们开展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他们也是当前非公经济领域的一支较为活跃的力量。

在“怎么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题项中，“50后”认为两个概念有根本区别的占到72.2%，而“60”和“70后”持此观点的人数只占其年龄段人群的53.2%和58.6%。同时，“50后”没有人选择对此问题“无所谓、漠不关心”。而“60后”和“80后”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持不关心、无所谓态度的人数分别有“10.6%”和“9.1%”。“70后”在该问题上表现出最低的认同，有“3.4%”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一样，而37.9%的“70后”认为没有必要纠结此概念。

“50后”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持强烈赞成态度，认为“很有必要”的人数占到88.9%，并且选择“不予评价”和“观望态度”的人数都为0。但认为“运动式”反腐的“50后”占到11.1%，而其他年龄段中只有“60后”中有极少数（2.1%）的人认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是“运动式的”，表明，“50后”非公经济经营者在所有年龄段中相比，不但在各项政治议题中参与程度最高，最愿意表达自我政治意见，且绝大部分持正向、积极评价;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经济发展中坚持党的领导认同也最高。“70后”对于政治的参与程度最低，选择不予评价的人数占到17.2%，相比之下，“80后”对于反腐有着最高的支持度，这与80后公平意识、法制精神更强有关，他们更希望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来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和市场经营。

（二）高学历群体意识形态易出现极端负面态度。非公经济人士的文化程度对于其意识形态面貌有明显的影响。总体上来说，随着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对某一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非常满意”与“非常不满意”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调查发现，不同文化教育程度的非公经济人士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与态度存在较大差异，且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对党和国家实行的某一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更容易出现两极化的评价。

非公经济企业经营负责人的文化程度对于其意识形态面貌有明显的影响。以对我国经济政策总体满意度来看，仅有16.7%的初中文化企业经营者选择“非常满意”（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由于样本量过少，不具有足够代表性），相比之下，大学本（专）科文化程度的非公经济经营者对我国经济政策总体满意度“非常满意”的占比达到27.3%，而硕士及以上学历人群选择该选项的比例达到31.6%。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其对于我国经济政策满意较高。然而，同样可以发现，随着学历的上升，其对于总体经济政策“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也在上升，大学本（专）科选择“非常不满意”的有4.5%，硕士及以上学历企业经营者为10.5%。表明，学历高人群相比低学历人群，更加容易出现意见的分化，呈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趋势。因此，对于高学历人群，应当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渗透，避免极端负面态度的出现。

在“是否欢迎党团选派干部进入指导党团组织建设”问题上，出现了与上述问题类似的趋势，持最积极态度和评价，即在本题中选择“非常欢迎”的非公经济企业经营者比例，随着学历的上升而上升。但是高学历人群中，即大学本（专）科学历人群中，选择“比较不欢迎”的人数占4.5%，选择“非常不欢迎”的人数较少，为1.5%。与上一示例问题具有相同趋势。

（三）私营企业、个体户意识形态相对消极。调研显示，与股份合作制与股份有限公司相比，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政治的参与度偏低，对经济社会整体认同度也较低，这一部分非公经济人士的思想意识觉悟程度有待提高。股份合作制与股份有限公司等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一般规模较大，各项经营管理制度比较完善，企业经营负责人一般也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程度，有些甚至还有国外留学或投资背景，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较为熟悉，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反映自身的政治立场或经济社会观点，思想意识较为民主、开放、包容。与此相比，一些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限于自身的文化程度和眼界，比较少有机会参加政府部门或其他协会组织的培训，思想意识较少得到正确的教育引导。

企业组织类型对于企业在诸多现实层面的政治需求表现出相关。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各项政治认同度中得分低于其他组织形式，对各项企业经营环境满意度较低，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否有必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经济政策总体满意度”四个方面，均表现出各项企业组织形式中的较低得分。在是否欢迎党团代表入驻企业指导党团组织建设方面，有5.4%的私营企业负责人选择了“比较不欢迎”和“非常不欢迎”。只有55.4%的私营企业负责人表示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完全有信心”，另有3.6%的人不关心，1.8%的人表示完全没有信心。

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深表认同”的各个组织形式企业中，股份有限公司认同度最高，为74.2%，股份合作企业中68.8的企业负责人“深表认同”，该选项只有50%的个体工商户选择，私营企业主稍高于该比例，为64.2%，另有7.2%的私营企业主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虚头巴脑”的文字游戏，有3.6%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法的意义不大。

（四）有出国、境外投资经历及子女接受国外教育的人，意识形态认同总体偏低。总体来看，是否有境外投资经历对于非公经济人士的意识形态有明显的影响。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总体意识形态状况较为负面。数据显示，在政治认识和参与方面，不是中共党员的非公经济人士中，有海外投资经历的，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只有33.3%，而没有海外投资经历的则高达46.7%。

对改革发展的态度方面，有海外投资经历和没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对整体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满意度方面，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比没有海外投资经历的人分别低20.4%和13.7%。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对企业经营环境的满意度，也普遍较低。有海外投资经历的人，对企业经营法制环境、社会环境、区域环境、信用环境、行政环境的平均满意度只有55%左右，而没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满意度则平均高达75%以上。

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待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认同态度方面，有海外投资经历和没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并不存在明显差别（认同度分别为90%和92.8%），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比如在问及“是否欢迎接受党组织进入企业内部”时，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的接纳程度（70%）明显低于没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80.6%）。同样说明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中，有近10%的人存在态度和实际意愿之间的不一致问题。

是否有子女接受过海外教育，对于非公经济人士的意识形态状况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调查数据显示，在有子女接受海外教育的非公经济人士中，对政治认同和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接纳程度都相对较低。比如，有子女接受海外教育的非公经济人士能够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的，只有47.8%，而没有子女接受海外教育的则高达63.3%。同样的，有子女接受海外教育的非公经济人士愿意接受在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的比例为68.2%，而没有子女接受海外教育的非公经济人士，愿意接受的则为80.2%，高出12个百分点。说明，子女接受海外教育熏陶，受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会影响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认同，导致其政治态度相对消极。

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在所有的非公经济人士中，有17.8%的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子女接受海外教育的占到了21.7%，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也达到了21.7%。说明，非公经济人士中，接受西方文化和教育熏陶的比重平均达到了20%以上。部分非公人士认为西方社会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政治自由，所以，在政治认识和参与方面，不是中共党员的非公经济人士中，有海外投资经历的，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只有33.3%，而没有海外投资经历的则高达46.7%。这说明有海外投资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总体意识形态状况较为负面。

（五）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认识与实际态度存在偏差。在考察非公经济人士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态度的看法时，一方面注重考察其主观态度，另一方面也注重考察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的态度变化与差别。

调查发现，在对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态度方面，设置了形势政策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党的宗旨和思想工作教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七个维度。大部分非公经济人士在这几个维度上的态度都较为积极、支持。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教育两个维度外，认为其余几个维度有必要进行宣传教育的比重都超过了60%。

在具体考察非公经济人士对于涉及到自身企业有关的意识形态思想工作宣传工作时，非公经济人士表现出了与总体情况相对一致的态度。具体来说，在询问“是否欢迎党委部门指派干部进入企业指导党团建设？”时，有79.8%的人表示欢迎。持摇摆和否定态度的人占20.2%。反映出这部分人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对待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工作的态度表现出不一致的情况，需要有所关注。

五、加强非公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对策建议

根据调查发现的非公经济人士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重点关注的非公经济人士对象群体，今后一个时期，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重视新生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重视培育新生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队伍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新时期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非公经济人士中的年青一代，目前大多为子承父业或在家族企业里协助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作为信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思维活跃，富有挑战和创新精神，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过海外教育，思想更为开放，也更多地受到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加强新生代非公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把新生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成与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未来领头人，是新时期党在非公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要建立支持新生代非公经济人士的各种团体与组织。比如创业基金会、创业者协会、创业俱乐部、青年企业家协会等。统战部门应起到协调、团结、联络各方力量的作用。

（二）团结、稳定“70后”非公经济人士。与其他年龄段非公经济人士相比，“70”后的政治参与度和认同度是最低的。这部分人一方面上承老一辈企业人的思想，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塑造，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积极地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新时期社会变迁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对新事物的接受和学习对其传统思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两种新老文化的交织影响，导致这部分非公经济人士思想意识缺乏稳定性。同时，由于这一部分人士目前大多处于非公经济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且大多为企业的主要责任人，他们的思想意识状况和经营管理能力直接关系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社会稳定状况。因此，“70后”的思想意识状况和经济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是我党开展统战工作的重点人群。

对这部分“70”后非公经济人士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重点放在引导其合理融汇新老文化，在此基础上树立正确、稳定的意识形态。对此，应该引导、建立以该群体为主的“70后”企业家协会或俱乐部，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的同时，统战部门工作人员应主动协调、介入，对其思想意识进行引导、规整。

（三）教育、纠偏受西方思潮影响较重的非公经济人士。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要密切关注海归非公经济人士的思想意识问题。实际上，调查显示，意识形态存在问题的不止海归人员，还包括家中有子女正在接受或曾经接受过海外教育的非公经济人士以及具有海外投资经营经历的非公经济人士。与海归非公经济人士一样，这两类人普遍直接或间接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对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工作持消极态度，意识形态认识与行为态度偏差也相对较大，因此需要加以重点关注。意识形态工作应该以党和国家政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教育为主，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意识培训班，纠正其意识形态中消极、不合理的部分。

（四）引领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非公经济人士纠正极端负面思想。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尤其是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非公人士，对意识形态具有独立、自主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政治的态度和理解也有较高的水平。要引领他们消除意识形态认识中极端负面的态度，保持合理、适度、理性的思想意识。将其培养成为引领和教育其他非公经济人士的排头兵。具体来说，应该通过深入的对话，切实了解其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态度和想法，进而通过深入、透明、广泛的宣传、教育纠偏其意识形态两极分化问题。通过典型引领、定期交流、深度对话、项目合作等，建立和强化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友好关系。

（五）以经济服务引领意识形态工作，激发非公人士公益参与积极性。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企业发展和经营为首要任务。因此，以经济经营者为对象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首先考虑到对象的特殊性，帮助非公经济人士解决好发展和转型中的实际苦难。将新时期非公经济人士意识形态工作做实，要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服务为载体，做到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服务同抓并举，相互渗透，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具体来说，要从企业的生产经营、无形资产建设和提高非公经济人士综合素质来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务实性。首先，要立足于企业发展，就是要把自身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通过“服务”转化成企业的经济优势。以组织活动为载体，如通过经济、金融政策解读、宣传等活动，帮助新型和高新企业及时了解最新政策信息，服务企业经营发展。其次，要服务于企业无形资产的建立和巩固。通过协调各方关系，如企业内部员工关系、企业管理者与员工关系、企业主与政府部门关系等，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最后，还要通过新技术与新理念的宣传与培训全面提高非公经济人士综合素质，提高其对转型阶段和转型政策的认识水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及时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和方向，主动迎接经济新常态变化。

通过经济服务，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树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共命运的观念。鼓励非公经济人士切实把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民共同富裕结合起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和典型示范，引导非公经济人士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最大化降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功利性特点。

参考文献：

[1]张峰. 习近平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的8个创新性亮点[EB/OL]. http：//gb.cri.cn/42071/2015/06/06/7591s4988279_1.htm.

[2]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82.

（责任编辑：小 冰）

作者：谷玉良 任树正

经济意识形态论文 篇3：

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研究

摘 要：民营经济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发现，在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力度不够与工作方式方法不当的问题并存，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覆盖面、影响力等方面均有待加强。因此，要结合民营经济的特点，加强和改进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首先，明确各类群体的工作主体，以分层分类的工作主体协同机制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全覆盖;其次，基于民营经济属性，明确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的基本思路;再次，基于“利、情、理、乐”视角加强改进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

关键词：民营经济;意识形态工作;调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容纳了全国80%以上就业人员、汇集了具有不同群体特征的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以及其他建设者的民营经济领域，理所当然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的意识形态工作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本次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122份，涉及118家民营企业。问卷填写者中男性略多于女性，以企业主或法人代表、管理岗位者居多，占88.5%;35-45岁者略多，占41.8%;本科和大专学历者较多，占63.9%;中共党员占36.9%，群众占47.5%，民主党派成员占11.5%;在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团等有任职经历的占54.9%。样本企业中，存续时间10-20年的较多，20年以上的较少;从业人数100人以上的企业占40.2%，100-50人的占12.3%，50-20人的占23%，20人以下的占24.6%。

一、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总体来看，被调查者对所在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给予积极评价，54.2%认为很好，33.3%认为较好，11.7%认为一般，0.8%认为较差，无人选择“很差”选项。但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工作力度不够与工作方式方法不当，工作的针对性、覆盖面和影响力有待加强等问题。

（一）民营企业党建群团工作机制不健全

调查问卷涉及118家企业，28.7%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已有企业党组织中，23%不能经常开展活动。有些与上级党组织是松散的挂靠关系，没有形成有效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在人员配备方面，14.9%的企业党组织没有专职党务工作者，甚至规模较大的企业也没有专职党务工作者。一些党务工作者责任心不强、业务不熟，不愿抓不会抓党务工作，59%的问卷填写者认为党务工作者业务水平不足;受雇于业主的党组织负责人缺少话语权，缺少权威和号召力。在活动经费方面，经费保障缺少硬性约束，12.6%的企业党组织没有活动经费。虽然中央要求将党建费纳入企业管理费用，建立税前列支和党费拨返制度，并鼓励企业赞助、党员自愿捐助等方式解决经费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落实难度大。在党建工作覆盖方面，没有形成党建带群团的工作格局，没有将意识形态工作向非中共群体延伸，37.3%的企业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建立工会的企业中，14.7%的企業开展文化娱乐活动频次不高。

（二）企业党建横向联系不宽泛

20%的企业与当地党组织、工团妇等群团组织联系很少或没有联系。与统战部及其所属社团很少联系或没有联系的个人占13.5%;在密切联系者中，6.3%的个人认为对其意识形态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与工商联很少联系或没有联系的个人占10.1%;在密切联系者中，14.3%的个人认为对其意识形态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税务、市场监管等政府部门虽然与企业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但43%的个人认为税务、市场监管等有关政府部门对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或没有影响。

（三）工作流于简单化表面化

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重“务虚”轻“务实”、重“形式”轻“内容”、重“高大上”轻“接地气”、重“单向灌输”轻“双向互动”的问题，把意识形态工作看成单向的“我说你听”的工作。只讲主体要求，不讲客体需要，撇开个人价值而孤立地、抽象地讲社会价值，不关注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感受，不贴近人们的思想实际，不贴近人们的生活工作实际，不贴近企业的生产经营。

（四）新媒体技术运用不够充分

多数企业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陈旧僵化、内容单调、形式单一，缺乏有力抓手，习惯于企业党组织开会学文件、上党课等传统形式。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活动还不多，内容不够生动丰富，缺乏吸引力。问卷调查中，关于“怎么看待目前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13.7%的问卷填写者选择“方式方法陈旧僵化”，12%选择“内容单调、形式单一”和“缺乏有力抓手”，1.7%选择“脱离实际、流于形式”。关于“企业党组织经常以什么样方式开展活动”的多项选择题目，90.5%的问卷填写者选择“集体学习”，54.8%选择“文化娱乐活动”，40.5%选择“参观交流”，38.1%选择“专题讲座、论坛”和“谈心谈话”，29.8%选择“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25%选择“网络线上活动”。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涉及有关部门和企业主的重视程度、企业主或法人代表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企业存续时间、从业人员数量、企业党组织是否有专职党务工作者和活动经费、地方党组织与企业的联系程度、当地工团妇等群团组织与企业联系程度等等。其中，思想上重视不够是根本原因。有关方面囿于民营经济的属性，对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的党委政府部门认为民营经济实体是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领域，抓不住也抓不好，还不如把工作重点放在体制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部分企业主对意识形态工作采取敷衍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占用人力物力和时间，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做好生产经营才是头等大事。

二、加强和改进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思路

民营经济领域有别于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首先，民营经济领域的个人发展机制、利益机制不同于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除了少数民营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多数人的发展空间和利益所得与个人意识形态取向没有明显关联。其次，资本的民间性和经营的自主性，决定了企业主以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首要目标，企业主的个人素质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态度，成为其内部能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工作成效如何的重要因素。第三，尽管民营经济实体或个人与一些部门有着工作联系，但民营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导致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缺位。因此，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不能照搬国有企事业单位模式，要结合自身领域特点做到“适宜”，达到思想的统一、人心的凝聚。

（一）以利益认同激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利益是人们永恒不变的原始驱动力，利益是思想的基础，是政治活动的目的、内容和本质，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和根本动力。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问卷统计结果也显示，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个人收入满意度有明显的相关性。因此，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强调集体主义价值的引导，又不能以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为借口无视个人正当利益。要在维护满足个体正当利益的同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在利益追求中做到义利并重，义利统一。

（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除了利用公开手段或公共组织系统的显性教育外，意识形态工作也要“隐形化”，从外部的硬灌输变为内外结合的软灌输。不刻意标榜宣传，把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核心要素隐含在具体事件、叙事情节和表述符号中，渗透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中，从而规避受众的心理抵抗和心理逆反，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

（三）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其他工作之中

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孤立的，不应该就意识形态工作而做意识形态工作，要与其他工作相融合。要融入统战部、工商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工作中，要融入市场监管、税务、环保等政府部门对民营经济的监管和服务工作中，要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经营管理中。

（四）意识形态工作与统战工作协同开展

民营经济领域集中了众多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统战工作对象，开展这些人尤其是代表人士的意识形态工作，涉及与统战工作协同的问题。意识形态工作与统战工作在工作内容、任务方面各有侧重，工作对象与方式方法也有所不同[2]。但是，二者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了凝聚人心。因此，要将两者贯通起来，一起謀划、一起部署，相互促进。通过意识形态工作，提升统战工作对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培养更多政治上可靠的党外人才，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更多的人心凝聚起来;通过统战工作，多了解、关心和帮助他们，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调动他们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他们积极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为意识形态工作出计献力。

三、基于工作对象分类分层视角完善工作主体协同机制

民营经济领域人员构成复杂。从岗位职责看，包括民营经济人士、管理技术人员、普通从业者等群体;从政治面貌看，包括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成员、普通群众;从统战工作对象看，包括不同层级的代表人士、一般统战工作对象、非统战工作对象。对这些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做到不留死角并有针对性，有必要对工作对象分类分层，既要关注民营经济人士，又要重视管理技术人员、普通从业者;既把中共党员、民营经济人士、代表人士作为重点，又不忽视其他成员。同时，还要调动多方面工作主体参与，确保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全方位推进。这些工作主体应该包括：组织、宣传、统战等党委部门，工商联、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等群众团体及有关社团，市场监管、税务、环保等与民营经济有联系的政府部门，另外还包括民主党派、民营经济领域党组织和工会、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等。这些工作主体日常职责差异很大，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并非是它们的主要职责，但工作主体部门应当要有所作为、有所侧重、有所分工、有所协作。

（一）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主体

代表人士与地方党委统战部、有关政府部门、工商联等人民团体有着密切联系，沟通交流方便，这些部门适合主导代表人士的意识形态工作。另外，民主党派、社会主义学院等方面也能够协助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可以协助统战部、工商联开展集中的政治培训。调查问卷统计显示，绝大部分人士表现出较高的集中政治学习意愿。关于“政治学习和培训活动是否有必要”题目，选择“有必要”的为98.4%，选择“意义不大”的仅为2.1%。

（二）非代表性民营经济人士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

工商联联系众多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会员，市场监管、税务部门通过其基层组织联系着绝大多数民营经济人士，这些部门有条件在其他主体协助下主导民营经济人士的意识形态工作。调研发现，工商联与民营经济人士互动多，而且对多数人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影响，市场监管、税务部门对半数左右人员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影响。

（三）非代表性的管理技术人员、其他普通从业人员及中共党员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

民营企业党组织、工会是所有管理技术人员和其他普通从业人员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主体，要落实主体责任，掌握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另外，民主党派要关注其民营经济领域成员的意识形态工作，宣传部要深入企业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组织部联系党校对中共党员尤其是企业党组织成员开展集中的政治培训，当地工团妇等群团组织可以在企业内外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

民营企业党组织要以党建带群建，把企业党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聚焦企业主、员工、党组织三方利益的共同点和结合点，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与员工互促共赢。首先，加大企业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力度。根据企业情况，可以采取单独组建、派员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等模式。对于单独组建的党组织，为了减少企业党群工作成本，以及企业党群工作与生产经营两张皮问题，工作人员以兼职为主、少量专职，党组织班子成员和企业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使党的政治领导与企业法人治理相互融合，发挥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核心作用。第二，配强高素质党务工作者。按照政治立场坚定，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群众工作本领的标准，通过内部选举、组织选派、公开选聘等方式，选优配强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建指导员。第三，建立多渠道党建工作经费筹措机制。督促企业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管理费用列支，按照有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把企业党建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建立专项列支制度;落实党费返还支持政策，各级留存党费每年要按照一定比例，以直接补助或以奖代补的形式支持企业党建工作[3]。

四、基于“利、情、理、乐”视角加强和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意识形态工作是做人心的工作，人的心态与利益有关，与情感、理性、氛围有关，因此，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得法。如果方法不对路，会导致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为增强感召力、向心力、凝聚力，要从以利惠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寓教于乐的角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

（一）以解决企业和个人的实际问题凝聚人心

意识形态工作要解决的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但思想认识问题往往与个人生活工作中的现实问题相联系， 相当一部分思想认识问题是由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引起的。因此，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搞空头政治，既要关注工作对象的思想状况，也要关心其工作生活中的困惑，了解其愿望要求，力所能及地为其排忧解难，让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关部门在民营经济领域履行本职工作职责时，要积极为各类经济实体或员工服务，协调各种关系。企业党群组织更要在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关爱员工、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凝聚人心。

（二）以政治角色安排和评比表彰激励人心

推荐更多优秀人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担当重要角色，以政治参与激励政治认同。民营经济领域集聚了大批能人贤士，一些人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参政愿望。调查问卷显示，53.3%的问卷填写者有强烈参政意愿，无人表示不愿参政。其中，63.8%的企业主或法人代表有强烈意愿，48%的管理岗位人员有强烈意愿，22.2%的技术岗位人员有强烈意愿。如果因势利导，推荐更多政治上先进、形象上良好的民营经济人士在社会政治领域担当重要角色，将其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纳入现有政治体系中，不仅有利于提高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参与能力，还会激发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要让更多优秀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或在工商联等群团组织和其他官方半官方的社团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或出任特约监察员、特约监督员、行风评议员等。

通过优秀人士的典型示范宣传，激励更多的人认同践行主流意识形态。模仿是一种最富感染力的生成认知、陶冶情感、增强意向的有效途径。榜样、精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践行，不仅是一种理论的“教化”力量，还是一种重要的“感化”力量[4]，人们通过对榜样、精英言行的观察、仿效，也会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调查问卷也显示，46.7%的人认为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对其意识形态影响大，51.2%的人希望党组织经常以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的方式开展活动。因此，要加大力度树立群众信任的榜样，利用各种媒介广泛宣传群众身边的典型，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氛围。

（三）以真诚亲和的态度和话语方式打动人心

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亲和力。意识形态工作是人情味很浓、艺术性很强的工作，对人要讲感情，说话要讲艺术，这样才能缩短心理距离，达到感情的融洽和思想的共识。因此，意识形态工作者不能以领导者、教育者身份自居，不能自认为高人一筹、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要淡化权力意识，淡化单向灌输，增强双向互动交流，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引导人，以感情的交流换取思想的相通，扩大共识，感召人们自觉地提高思想认识。

要讲真话、讲实话，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公信力。要淡化刻板空洞说教，言之有物。可以围绕国情、社会热点问题、与人们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等，讲接地气的“大实话”“通俗话”，运用故事、数据和鲜活案例，深入浅出地把“大道理”讲实、讲透、讲明白[5]。

（四）以丰富多彩的新媒体内容和文化娱乐活动吸引人心

工商联和企业要重视新媒体平台建设。调查问卷显示，65.3%的被调查人员经常浏览官方微信、关注官微发布的消息，87.6%的问卷填写者将“新媒体”作为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渠道。这是因为新媒体的信息传播范围广、容量大，拓展了人们在闲暇时间接触主流意识形态的时空与渠道，可以就某个问题热烈地交流互动，从而能够拓展意識形态工作的广度、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厚度。工商联和一定规模的企业要重视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新媒体平台建设，打造成宣传、服务、交流的平台。宣传民营经济在党和政府支持下的成就和贡献，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宣传解读民营经济政策及保障从业人员权益的政策。工商联要提供生活服务、招聘和产品供求等方面的信息，汇集民营经济实体和员工的各类诉求。另外，工商联和企业的新媒体平台，还要成为人们思想互动交流的平台、文化娱乐活动的载体，使意识形态工作引人入胜。

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能够将一定的教育目的和内容转化为受教育者参与的活动之中，在活动中发挥出主导作用，在组织或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将教育目的作为自我教育目标[6]。因而，对个人意识形态有很大影响力，人们也有所期待，如在“希望企业党组织经常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活动”的多项选择题目上，有65.1%选择“文化娱乐活动”。但是，这类传统活动在民营经济领域开展的频度并不高，而且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和审美疲劳，吸引力有所减弱，因此，文化娱乐活动方式要与时俱进。可以借鉴商业营销做法，贴近受众者心理，通过网络、电视或现场方式，围绕主流意识形态和生产经营等方面，举办民营经济领域的知识竞赛、辩论赛、诵读大赛、红歌赛、征文等有奖娱乐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走深走实走心。

总之，意识形态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多方面工作主体既要以利惠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寓教于乐，还要意识形态工作者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做认同和遵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率，靠人格魅力产生感召力和影响力，使教育对象从心理上敬佩、信服和信赖，进而自觉自愿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2] 叶昊，郭文龙.构建统战与意识形态工作协同机制[N].广西日报，2019-5-16（08）.

[3] 刘刚.非公企业党建难点问题及其破解对策——基于河南省的调查与思考[J].中州学刊，2018（10）：36.

[4] 苏曦凌.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分析——基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路径[J].学术论坛，2010（2）：41.

[5] 罗仲尤.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路径[N].光明日报， 2015-8-23（07）.

[6] 李辉，王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现实审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4.

责任编辑：蒋建忠

作者：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