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识形态论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转型；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摘要：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利益主体的分化。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政治意识形态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治意识形态论文 篇1：

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及作用

摘要 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本质上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是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信念系统。在有关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结构、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政治行为、心理健康的影响。未来应拓展东方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环境下的研究，探索教育、价值观、媒体接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意识形态动机的调节因素及认知机制：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参与、政治管理等行为的关系。

关键词 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健康；政治行为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西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的心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但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沉寂了将近20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有关当代政治现象如美国大选的研究，以及一些心理学家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的研究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开始复苏。

从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角度，西方心理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末为第一阶段。Adorno，Frenkel-Brunswik，Levinson和Sanford（1950）对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成为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起源和经典。受Adorno等经典研究的影响，这一阶段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人格特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Jost等提出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为标志，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推向更深的领域，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为研究重点。2008年左右至今可以归为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研究设计更加科学和深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过程、心理机制及神经生理机制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2009～2012年间，西方心理学界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认知神经机制及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领域为重点，推进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拟在有关研究成果梳理总结及评价的基础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心理学视域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及结构

2.1 心理学视域下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

英文ideology一词产生于18世纪末，最初是指有关于思想的科学（seience of ideas）。1846年，这一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使用。在这里，意识形态具有两重不同意义（Jost，2006）：一是相对中立的意义，指用来解释或判断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则是贬义的意义，指歪曲或违反现实的思想网络体系的表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

1950年代起西方政治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逐渐摒弃了否定性的概念而从中立的意义上研究意识形态，即将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精神世界中相对稳定的、前后连贯的信念系统加以研究。如Adorno等（1950）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意识形态是组织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是一种思考人和社会的方式。Rokeach（1968）认为，意识形态是来源于外部权威的宗教、政治或哲学信念和态度体系，这种信念和态度体系或多或少具有制度化特点并且为一定的群体所共有。Jost（2006）进行有关文献梳理后发现，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非心理学家，其对意识形态定义本质上都是心理的，即意识形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综合来说，心理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至少包含以下含义：（1）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所共有的信念体系；（2）意识形态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3）意识形态具有组织个体的价值观和信念、驱动行为并且赋予行为以意义的作用；（4）从内容上说，意识形态包含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人生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等。

政治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许多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文献特指政治意识形态。Tedin（1987）将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定义为一套相互关联的、有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价值观系统。这一定义因其简单、概括、中立而得到西方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遍认同。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哲学信念，即社会和政治的本质以及秩序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工具信念，即如何实现和达到这样的社会和政治。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因其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层次。从已有文献来看，心理学界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即研究和探索特定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原因及机制。虽然有个别心理学家从精神分析和人格角度对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等进行了解释，但不是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和主流。其次，从个体层面出发，可以分为普通个体和领导人或政治精英两个层次。根据Jost等（2009）的理论，政治精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政治精英尤其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者的政治精英的心理机制鲜有实证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来，关于政治精英特别是领导人的信念系统、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s）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信念系统、操作码等与意识形态虽然同属观念层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重叠和不一致之处：且在具体研究中，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普通个体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与展望。

2.2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分歧的焦点是政治意识形态是单维结构还是多维结构。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使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单维的左倾，右倾结构，即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具有两极性，左倾与右倾（美国等国家普遍使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代替“左倾”、“右倾”）分别位于单一维度的正反两极。个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左倾”还是“右倾”主要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1）倡导还是抵制社会变革；（2）拒绝还是接受不平等。

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的观点在理论建构和经验使用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认为是200年来最简便和有效的区分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有关研究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常常分别受不同的潜变量的影响，且这些变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与二者分属单维变量两极的理论观点不相符合。许多研究者认为仅用一个维度来阐述公民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不够的，因而提出了政治意识形态二维或多维结构理论。如Duckitt（2001）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双重过程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而是包含右翼极权主义（RWA）和社会优势取向（sDO）两个维度。右翼极权主义（RWA）以政治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一极，以个人的自由、开放和个人主义为另外一极；社会优势取向（sDO）以经济保守主义及对不平等、权力的信仰为一极，以社会福利、社会关注及平等主义、人道主义为另外一极。但由于SDO和RWA的得分总是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意识形态的二维SDO-RWA结构的观点也受到质疑。

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观点的冲突，一些学者提出了调和性的观点，即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如Federico（2007）提出，具有较好的政治知识和强烈的评估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者更可能遵循单维的结构，相反具有较少的政治知识和较低的评估需要者则更有可能遵循二维或多维的结构。Jost等（2009）提出，对于政治活动能力和动机较强而且经常参与政治活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以及政治知识较为精通者而言，政治意识形态更有可能遵循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

3 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般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建构、传播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等视角研究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心理学家则从另一个视角出发，关注某一特定个体为什么受自由主义的吸引而其他个体却被保守主义所吸引等问题。近年来，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研究证据表明，社会个体不是被动接受上层所建构和传播的意识形态，而是在遗传、人格、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重新建构和选择。正如Adomo等（1950）所说，“个体的信念系统不仅仅是匆促忙乱地从意识形态环境中捡起的观念的集合体，而是其人格特点的反映”。

3.1 遗传及生物因素

政治意识形态的遗传学研究不断证明政治和社会事件态度受遗传因素影响，影响范围在20%～70%之间，这部分地解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体差异。如Alford，Funk和Hibbing（2005）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卵或异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40%～50%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异可以由遗传因素来解释，同卵双胞胎较异卵双胞胎具有更为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Bouchard和McGue（2003）、Bell，Schermer和Vernon（2009）；Kandler，Bleidom和Riemann （2012）关于双胞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关于政治意识形态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在近几年开始兴起，如Amodio，Jost，Master和Yee（2007）用事件相关电位法对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被试的认知神经功能进行研究发现，被试的自由主义取向越强，其与冲突相关的扣带前回活动越强，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取向强的个体对惯常反应模式的线索的敏感性更高。Oxley等（2008）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对突发噪音、威胁性视觉图像具有低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更有可能支持外援、自由移民、和平主义和枪支控制；而对这些刺激表现出高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则更可能支持国防、死刑、爱国主义和伊拉克战争。Kanai，Feilden，Firth和Rees（2011）对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脑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ACC（活性碳酸钙）的体积越大越趋向自由主义；右侧扁桃体状神经丛越多则越趋向保守主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生物学基础的认识。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政治意识形态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是学界共识，但二者孰轻孰重、关系怎样则鲜有研究。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遗传和环境在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中的交互作用问题。如SeRle，Dawes，Christakis和Fowler（2010）对个体自陈的政治意识形态状况、刺激寻求有关基因（DRD4-7R）及友谊三者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具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在青少年时代朋友数量越多，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也越强：而没有DRD4-7R基因的个体其朋友数量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于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

3.2 人格因素

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关关系的关注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社会科学家对法西斯和反犹太现象的解释。1950年Adomo等开展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研究，成为人格特征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的经典。此后，人格特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Carney等（2008）在左倾，右倾单维意识形态结构和大五人格结构理论框架下对70余年来关于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发现几十年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对经验的开放性和尽责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最具有相关性，自由主义通常开放性较高而保守主义通常尽责性较强：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和随和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不具有显著和稳定的相关关系。为验证文献研究结果，Carney等（2008）开展了一项包含6个类别、样本容量为19884的研究，发现开放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系数为-0.25，尽责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为-0.07，随和性、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与政治取向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在6类样本中，自由主义者在对经验开放性上的得分的确高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在尽责性上的得分高于自由主义者。这一研究结果也证明了Jost等（2003a，2003b）提出的关于开放性一封闭性是左倾，右倾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心理变量的观点。

J.Block和J.H.Block（2006）开展了一项关于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时间跨度为20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童年早期即具有人格特征差异，远早于其政治取向的形成。他们发现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精力充沛、善于表达情感、合群、自我独立、复原力强和冲动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而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相对拘谨、犹豫不决、胆怯、易受伤害、刻板、过度自控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保守主义。虽然这项研究因不可能控制所有无关变量而受到质疑，但许多学者认为它进一步证明了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Sibley和Duckitt（2010）则在二维SDO-RWA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理论框架下开展了关于大五人格对社会支配取向和右翼极权主义的关系研究，发现随和性和外倾性对社会支配取向有预测作用，而对经验的开放性则对右翼极权主义有预测作用，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没有预测作用。4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

Adorno等（1950）提出：“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主要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及其被满足的程度。”此后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格和环境变量能影响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一些心理学家开展了大量关于意识形态需要及动机基础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4.1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Model）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建立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起源于1950年Adorno等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的经典研究。近十年来，以Jost为首的心理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模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动机所驱动的社会认知，即人们对左倾或右倾意识形态的选择源自于一定的动机性需要。Jost等（2003a，2003b）对12个国家44年来的研究数据进行元分析性回顾整合后得出，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由三类主要的心理变量组成：认知性动机、存在性动机和关系性动机。

认知性动机来自于对认知、评估和认知闭合的需要。换句话说，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会由于具有理解、解释和预测某些事件的需要而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如在几个国家所开展的调查研究一致发现，在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更有可能持保守主义或右倾的政治意识形态。Jost等（2003a，2009）总结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对确定性、秩序、结构和闭合性的需要者更可能持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存在性动机来自于应对死亡焦虑、威胁及厌恶情绪的需要。一些关于恐怖事件心理反应的研究证明，当环境不安全感增强时，人们更趋向于支持保守主义。如Bonanno和Jost（2006）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后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的研究发现，38%的被调查者报告变得更加保守；Wilier（2004）的一项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在2001-2004年间，每当政府提高恐怖主义警戒水平时，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就会上升；Echebarria-Echabe和Femfindez-Guede（2006）研究显示，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之一是，与袭击事件之前的基线相比，调查参与者在极权主义测量中得分更高，更有可能支持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Jost等（2003a）文献回顾发现，对死亡的恐惧、系统性威胁和对危险的觉知与保守主义信念呈正相关。

关系性动机则源自归属和社会认同的需要。Cohen（2003）实验研究发现，实验参与者会由于自己的政党支持某项政策而支持某项政策，不管政策的内容合理与否；而且为了与群体内成员保持一致，会根据自己所在政党的立场而参与精心策划并且有失偏颇的政策信息加工过程。Jost等（2008）在理论整合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关系性动机会使得人们选择某一确定的人际关系或群体所持有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Poteat，Mereish，Liu和Nam（2011）研究发现，同辈友谊群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政治意识形态能预测个体间建立友谊的可能性，且预测效应强于个体对同性恋态度的相似性。

4.2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建立在二维的RWA-SDO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其核心观点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维度SDO和RWA具有不同的动机基础，社会优势取向（SDO）起源于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需要，右翼极权主义（RWA）则起源于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具体来说，权力动机、强硬和缺乏同情心的人格特质会使得人们将社会性世界知觉为一个充满竞争的、凶狠的世界，进而强化人们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追求，形成社会优势取向（sDO）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服从的人格特质则使人们将世界知觉为充满危险的存在，激发人们的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形成右翼极权主义（RWA）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Duckitt，Wagner，du Plessis和Birum（2002）及Sibley和Duckitt（2009，2010）分别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RWA和SDO具有不同的人格基础，与双重过程动机理论观点一致。

概括而育，上述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本质上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在人格、生物、情境等因素影响下的动机驱动性社会认知，所不同的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观点和具体动机结构内容。

5 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政治行为、心理健康的作用

5.1 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激发和鼓动人类政治行为的作用。但随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出现，一些政治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激发集体行动的能力，政治行为不再由思想的热情而是由实用主义需要所决定。而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关于政治现象的研究仍然不断证明，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行为如选举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如，Jost（2006）对1972～2004年间美国的总统选举行为研究发现，政治思想取向对选举行为有强烈的影响：80%的自认为“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的被试选择民主党候选人；80%自认为“保守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的被试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在对政治现实和经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Jost（2006）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具有激发政治行为的作用，即个体根据其政治意识形态而采取行动。当然，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Glassman和Kamo（2007）认为，将政治意识形态界定为人类行为的辅助性因素的观点也许更为合适。

5.2 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

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二战后的20年间曾被大量讨论并纳入实验研究的范畴。近年来恐怖事件的频繁和升级，使得关于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社会情境，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概括来说，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3种主要观点：

（1）政治意识形态能为处于危险中的人们提供价值观、意义和行为指引，从而增强人们在压力情境下有效应对的能力，对创伤后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Laufer，Solomon和Levine（2010）对有过恐怖事件经历的以色列年轻人调查研究发现，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创伤后的成长呈正相关；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暴露水平及创伤后的心理成长具有调节效应；政治意识形态还具有中介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政治和宗教信念对逆境下的健康具有积极的效应的观点，强调政治和宗教信念对成长的作用以克服创伤的影响。

（2）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意识形态可能不是起到缓解和保护作用，而是起相反的作用。Laufer和Solomon（2010）对2999名7-10年级经历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持右翼思想的年轻人抑郁症状轻于持左翼思想者；但是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意识形态倾向越强，心理症状水平越高。Oren和Possick（2010）对326名被以色列政府驱逐出加沙地区的犹太人的研究发现，强制驱逐者较自愿撤离者有着更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PTSD症状水平。

（3）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不一样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保守主义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如自由主义者。如Bonanno和Jost（2006）对9.11幸存者的研究发现，政治保守主义者、右翼极权主义者及保守主义转向者普遍出现PTSD和抑郁水平缓慢增高。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2005～2007年间，61%的共和党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但只有47%的民主党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Subramanian，Huiits和Perkins（2009）通过对来自29个欧洲国家的个人水平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持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者自评健康水平高于持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者。Napier和Jost（2008）研究认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幸福感鸿沟”不仅仅有人口学因素（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还存在心理学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由主义可能由于喜欢反思和内省而容易不满现状：二是保守主义由于认可比较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现状合理化的理由，因此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具有缓冲剂的作用。Schlenker，Chambershe和Le（2012）进一步发现保守主义具有更强的个体自理性（personal agency）、更乐观的心态、更超然的道德信仰和更广泛的公平信念，他们认为这些差异更好地解释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幸福鸿沟”。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与被试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有关。在正常社会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认可现状而对一般的压力具有缓冲和保护的作用，从而健康水平普遍较高；但在极端压力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不善于变通、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较差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差的健康水平。

6 评价与展望

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对它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对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复苏，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视角，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理解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变化提供了依据，为社会政治精英建构意识形态提供了参考，也为更加深入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启发和方向。但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研究方法局限。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的研究多数为相关研究而非因果关系研究，因而不能说明心理因素和意识形态孰因孰果，虽然相关的理论整合已进行了一定的看似合理的解释，但仍需要开展因果关系研究加以验证。另一方面，鉴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具有足够时间跨度的纵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如Verhulst，Eaves和Hatemi（2012）在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基础上得出，未来如果能采用多维方法开展专门小组研究，探索人格和政治意识形态从童年期至成人期的发展轨迹，对研究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将会是无价的。

二是研究样本集中于西方文化背景，缺乏东方及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如Jost等（2003a）所进行的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献研究跨越了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Freeden（2010）在对Jost等的著作《意识形态及系统公正化的社会和心理基础（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评论中指出，除了少数研究外，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类行为的著作。

中国目前还几乎没有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的本土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如何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拓展本土化研究，对相关理论建构和解决政治教育、社会思潮引领等现实问题都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笔者认为，本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是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和作用等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大部分在单维的左倾一右倾结构基础之上开展，但如前文所述，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观点，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受中庸、和谐、大同等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西方左右对立的二元区分是否具有适应性。因此，未来本土化的研究需要从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出发，从理论建构和经验探索两条路径研究中国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特点。

（2）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思想教育引导的科学依据。西方国家关于遗传、环境、人格、需要等因素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效果的研究以单变量研究为主，多数是就某一个因素如人格、情境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展研究，且对情境因素的探索比较单一，可见的成果主要以对9·11等恐怖事件的影响研究为主。有必要开展多因素多变量研究，将人格因素与情境因素、生物因素结合起来，探索其交互效应；同时对媒体接触、教育、政治知识、价值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以研究，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

（3）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研究。就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而言，Jost等提出的认知性动机和存在性动机都以个体性需要为出发点，即使是关系性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体归属和认同需要的表现。因此，西方意识形态心理机制研究具有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色彩。在社会主义文化环境下，是否存在上述3种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什么情境下，个体会超越上述3种动机而选择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在心理动机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有无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探索。

（4）深化政治意识形态与行为关系研究。西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行为关系的研究集中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选举行为的研究，研究范围狭窄，且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文化背景有关。事实上，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许具有复杂性，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之间同样可能存在复杂多变的中介和调节变量。本土化研究既要探索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意识形态与选举行为以外的政治参与、政治管理等行为之间的关系，更要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政治行为的机制及其中介变量、调节变量等问题进行理论与经验实证分析。

作者：刘取芝　孙其昂　施春华　陈友庆

政治意识形态论文 篇2：

经济体制转型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对策

关键词： 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转型；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 要：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利益主体的分化。不同利益主体由于经济利益的差异和市场经济趋利性的影响，其政治价值取向也存在个性化趋向，从而导致政治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影响其政治认同和政治追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对此，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构建系统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科学协调社会利益，提高全社会的政治认同，完善和巩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文献标志码： A

Impact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ZENG Zhao-x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Key words: market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 ideologies; mainstream political ideology;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一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展开的政治关系的运作过程的反映。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都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和经济、政治状况的变迁而变化。当前，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由于转型期社会经济利益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导致社会阶层发生变化，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利益要求将随之发生改变，甚至可能相互产生一些冲突，影响其政治认同和政治追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入研究经济体制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对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一、经济体制转型期社会利益主体的变化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多种所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出现重大的裂变和分化。陆学艺教授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为十个，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下，这十个阶层也由于其成员职业结构、经济地位的改变，继续发生着新的变动和分化。不同阶层群体内部成员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不同，职业结构不断演变，其经济地位、经济利益也会不断发生改变，致使不同阶层的物质力量差距明显存在和加大，新的社会利益主体将伴随这种差异而出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2〕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作为国家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都具有一致性。但在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中，由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且迅速地发生分化，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不同阶层的各种具体利益冲突和矛盾逐步显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将伴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当前，我国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经济利益群体由于其经济利益、经济地位以及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程度等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包括政治利益在内的社会利益的追求也不尽相同。换言之，不同利益群体将根据其不同的经济要求，形成不同的政治利益追求，并首先表现为政治观念上的不同。这些政治观念可能与社会主流政治观念存在一定差别，有些观念还会影响其他群体，从而对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带来深刻的影响，进而使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因此，要妥善应对和处理这种社会利益主体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否则，“新的利益主体和新的利益结构将使国家的社会稳定受到威胁”〔3〕。

二、经济体制转型影响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转型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利益主体的不断分化，呈现出新的变化。

1.经济利益差异导致政治利益关系变化，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由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多元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断出现的社会新阶层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各类人群的社会角色和地位，使得利益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利益是民生的根本，身处各种阶层的社会成员都希望自身的经济利益得到实现和保证。而且，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在提出经济利益要求的同时，会相应提出政治利益方面的新要求。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对既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结构产生冲击。换言之，社会结构变动带来各阶层经济利益的变化，进而导致其政治利益的差异，需要不断调整相应的政治利益关系来适应这种变化。这种关系调整的背后蕴涵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会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2.政治价值取向呈现个性化，可能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

由于经济转型期的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我国社会变革异常复杂，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导致不同利益群体在思想观念、精神生活、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差异，进而使个体的政治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同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相互激荡和碰撞，特别是一些撇开人的社会属性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过分强调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利己原则、个人主义的言论影响着社会不同群体，使其价值取向朝着个性化、现实化的端点移动。不同利益主体都用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态度和目光看待诸多社会问题，这可能引起个体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发生改变。这种政治价值取向个性化现象如果不能得到正确引导，将可能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影响，进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受到削弱。

3.政治生活现实与愿望的差距影响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就当前我国大多数群众而言，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多为维护其经济权益，对政治利益的追求还没有成为民众价值追求的主动行为。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收入分配、社会地位、享受公共服务产品等方面存在着各种差异，甚至有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面对“相对被剥夺”的不平等分配，难免会心理失衡，进而希望通过扩大公民权利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途径参与政治，表达利益诉求，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提高其社会福利，以实现经济平等。但受现实社会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不同，一部分群众对党的政治思想、执政理念、执政规律和社会管理的政策等的理解和认同不够，对政治生活的愿望和实际存在的差距认识片面，仅从自己目前的利益出发看待整个现实生活，从而形成消极的社会政治心理。这种现象如果不能有效消除，当其超越一定限度，在某些偶发事件影响下，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4.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影响着民众的政治追求

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趋利性，致使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生活中首先追求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4〕，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经济收入和生活差距拉大的现实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加之转型社会中存在着唯利是图、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的政治追求，影响他们对党的政治信任和追随。

三、对策与建议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5〕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经济体制转型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应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创新，在社会整合过程中确立共享的价值体系，提高转型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认同度；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以保证其合法权益。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政治认同

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思想、执政理念予以认同，意味着党的政治思想赢得了广泛的民众基础，社会政治生活才会更加和谐。面对社会管理的新要求，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主动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使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能力，能反映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追求；多层次、多渠道、多维度地向人们传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增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言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的东西泛滥〔6〕；特别是对具有较强诱惑力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要给予严肃批判，帮助人民群众认清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言行的本质，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思想的认同和支持，进而形成与党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认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民族振兴、国家发展的伟大实践，把个人理想抱负化作励志图强、创造崭新业绩的实际行动〔7〕。

2.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利益需求

利益是民生的根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维护好、协调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利益源于生活，系于需要，需要的满足也就是利益的实现。转型期社会人民群众不但有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经济需要，还有行使民主权力、参与国家建设的社会政治需要以及丰富思想和愉悦精神的文化需要。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利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注重经济利益而轻视政治利益或文化利益的做法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背离。因此，在社会管理中不仅要注重发展经济，让人民群众得到经济利益，更要关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特别要关注经济利益获得较少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利益；要充分认识不同社会利益主体的政治追求，有机协调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通过以人为本的执政实践，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增强人民的政治认同。

3.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在社会转型中，中国共产党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繁重的任务，承担着相应的多重责任〔8〕。党是改革与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否接受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政治利益要求，能否妥善处理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政治利益，能否整合和凝聚社会各种力量，能否进一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都需要党正视。应当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的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和人民民主建设，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党员个人和不同利益群体成员的积极性，从各个方面不断整合资源和强化优势，以加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巩固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4.构建系统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科学协调社会利益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9〕。一个充满活力的执政党，要保证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发展，需要为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提供制度性保障，这既是执政党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维持中国社会稳定、领导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不断拓宽其与社会的链接通道，及时将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阶层、新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体系中来；进一步健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各项法律，完善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体制与机制，为各个阶层、群体表达利益需求提供合法的、制度化的渠道；加大网络建设和管理力度，结合社会现实研究互联网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动向，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拓展信息传播的平台和载体〔10〕，以构建新型的利益诉求渠道；同时，坚持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准绳，严肃查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违法行为。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资源配置和社会利益分配宏观调控的公共权力职能作用；高度重视和关心社会经济变革中弱势群体的利益，着力构建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更好地协调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要求，促使社会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总之，要坚持人民利益标准才能提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把推动社会经济基础变革与推动社会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转型中的社会是否能够良性地运转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广泛认同并拥护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因此，进一步完善和巩固这种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正在进行的转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1〕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2.

〔3〕刘慧婷.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困惑及特点〔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3）：71.

〔4〕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N〕.人民日报，2011-02-20（1）.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

〔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57.

〔7〕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

〔8〕韩庆祥，张 健.世情国情新变化与“中国问题”〔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1）：7.

〔9〕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8.

〔10〕王晓方.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路径思考〔J〕.高校理论战线，2011，（1）:50.

（责任编辑：刘永淑）

作者：曾朝夕

政治意识形态论文 篇3：

高校政治意识形态嵌入性研究

摘要：面对着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外国反华势力的糖衣炮弹，如何让青年人有信仰，拥护信仰的问题在国家教育当中已迫在眉睫。以党的领导为根本指引，青年学子自觉镌刻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高校教师做好学生信仰的引路人，这就是年轻人与时代共奋进的重要基础，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思政教育;高校;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从新中国的成立，到如今全民奔小康的愿景，从百废待兴，到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宏大愿景，是一代又一代怀着社会主义崇高信仰的先辈们，前仆后继融于共和国伟大前程中。“新时代下，正确把握爱国教育与使命教育蕴含的深刻内涵，对铸牢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具有重要意义。”^[1]这为学校在教学工作当中如何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提供了思想指引，点明了价值遵循。

一、将思想政治贯穿学校教育的始终

（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是国家进步的基石，而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正亟不可待拔节孕穗，是最需要良师益友的指引，最需要国家和学校协同栽培。年轻人的帆舵驶向哪，国家的未来就在哪。培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而奔走疾呼的栋梁，要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更需要俯身倾听人民的心声，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办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教育，要全面做好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养成，让自己成为祖国建设的领航者。

（二）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我们夺取人民无产阶级斗争胜利的最大优势。在党的领导之下，中国教育才能稳步向前发展，青少年的教育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才能最终实现。

（三）打造思政课学科话语体系

学科话语是教育体系当中发展和实践的重要表征。提高思想政治课程在学校中的学科地位及分量，重视思想政治课程，加强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事关国家发展，更是中国教育体系中，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对办好让人民满意教育交出的答复。推动构建一套思想政治课的学科话语体系，就要自觉坚持政治正确，在思想教育当中，立足中国本土优渥的文化土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通性’，将两者融合起来对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有利的。”^[2]以中国特色的文化底蕴，站在民族的高度，向世界和未来输送有信仰、有视野的人才。

二、竖起青年人信仰的旗帜

扛起民族复兴的大旗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坚定信心，更需要一辈一辈中华儿女，前仆后继，与浩荡时代同频共振。

（一）上好每一堂思政课

作为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如何用青年人的声音去讲好中国故事，讲清中国方案，是每个中华儿女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回望历史滚滚车轮，是革命先辈们为百年前瓜分豆剖，岌岌不可终日苦难的中国带来了真理，为水深火热的人民栽下了希望的火种。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继承革命先辈们的奋进精神，是对他们舍身忘死的崇高敬意。正是坚定地革命信仰，义无反顾的社会主义道路，铸就了中华民族迎来了如今腾飞的新时代，更迎来了年轻人在新征程中继往开来，不断去拓展人生的轨迹，引导学生立鸿鹄之志，扬乘风破浪之帆。

（二）坚定理想信念

青年人要在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当中，汲取力量，以正确人生观与价值观为标榜，奔赴远大的前程。敢于直面现实世界的严峻，运用辩证思维全面客观的评析各种社会思潮，对历史逆流要坚决抵制，对开历史倒车的错误主义要坚决斗争。自觉的去捍卫这得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坚守社会主义理论的领导地位，在这条路上，坚定不移，不落伍，不动摇，与损害国家利益的邪恶势力作斗争，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身先士卒。

（三）以信仰践行使命

实践的基因应镌刻于每一个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骨子里。办好思想理论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者。国家的教育，以这片红色沃土上的劳动人民为中心，以中华民族的屹立为前程，为人类世界同舟共济、命运与共服务。思想教育要在劳动生产当中助力民族发展，要在社会实践中培育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操，引领中国前行，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是不可或缺的。

三、抓好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一）做学生信仰的引路人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思想政治课教师更是指明学生前行方向的号角。“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应协同作用。”^[3]在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要真正做到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政课教师更要言行如一要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认同上，不仅指导学生的学术成就，更要上好每堂思想教育课，将思想政治融于学校生活中。创造性的发挥教师主动引领学生的积极性，用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担负起培育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接班者的重任。做好学生人生的引路人，是思政课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是对学生最大的负责。

（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思想政治课要有力量，就要不断遵循青少年发展规律，用深入人心的理想信念，引导青少年自觉弘扬社会主旋律。讲好理论不仅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更需要提高思政课的价值型与规律性，要让理论有针对性，有亲和力，真正触及到学生思想灵魂。与此同时，要把握好不同学生的差异，因材施教，把理论讲透彻，把政治講明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政教育也应注重教学方法的变通，教学器材的运用，通过互联网技术，增强思想政治课程的与时俱进及时代号召力。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如今美丽富饶，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更需要思想理论作为强有力的保障。而青年人更应坚定自身的信仰，矢志不渝向共产主义迈进，为祖国腾飞献出自己青春的力量。学校思政教师队伍应在工作中自豪且昂扬，做学生思想教育的引路人，担起思想教育的责任，为国家和党培育坚定地社会主义者，信仰共产主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每个中国人的根，社会主义理论是有力的支撑，长期以来党与时俱进的改革与斗争是我们积累的实践经验，青年人是国家的依靠，而国家是青年人的港湾。我们的国家与历史同向，与岁月同歌，伟大的土地中孕育的人民必将取得无产阶级最终的胜利。

参考文献

[1]马小淑.以爱国教育与使命教育铸牢思想政治教育根基[J].科技风，2020（14）：54-55+60.

[2]李启沐.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路径研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20（09）：79-82.

[3]刘明生，李文斌.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3）：61-68.

作者：邱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