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情景教学论文

摘要：校企文化融合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路径，是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的关键，对此学界作了大量研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校企合作情景教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校企合作情景教学论文 篇1：

校企合作：从利益共同体到治理新格局

摘 要：基于推进校企深度合作的需要，国家明确提出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研究显示，这是一种具有经济属性、教育属性、社会属性和产业属性，交织着各种类型共同体的校企关系体。目前，利益主导的校企关系体仍存在功能局限，比如非权力影响力的作用空间不足和非利益联结的维护与引导缺失；校企利益共同体内的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难以完全匹配，利益自足和协商自治难以充分实现。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中的校企合作呈现多元主体责任和活动领域相互交集的生态结构，其中的教育组织方式应跨越传统的三大基本教育形态。完善促进校企合作的国家政策，重点是将校企合作中的权责具体化并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将校企合作内容和方式交由校企双方协商决定，赋予校企合作中非权力影响力和非利益联结的合法地位。校企合作地方政策设计应明确三个目标和内容：一是责任和义务的具体化；二是主体地位的维护；三是发展环境的优化提升。

关键词：校企合作；校企利益共同体；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非利益联结

作者简介：聂劲松，中山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员，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制度、教育发展战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万伟平，中山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科技政策与创新；聂挺，广州工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经济与管理、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王文彬，中山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和职业教育；胡筠，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基本形成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的地方政策研究”（编号：DGA150226），主持人：聂劲松。

自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推介和探索校企合作或产学合作培养适应企业需求的技术性人才、应用性人才、技能型人才以来，校企合作逐步获得广泛认同。进入“十二五”时期，随着社会经济领域利益共同体研究的积累和推进，我国提出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并赋予其内涵和价值，但还鲜有关于其逻辑结构和功能局限等的研究。本文基于教育公共治理视阈，以专项调查为基础，探讨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制度逻辑和基本属性，剖析其中的迷茫与困境，研究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中的校企合作及其实现。

一、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制度逻辑和基本属性

校企利益共同体制度逻辑分析的重点是各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包括政策逻辑、教育逻辑和市场逻辑、公益逻辑、理性选择逻辑等不同组合的制度逻辑[1]，以及动态形成的共同体规范。简而言之，就是要研究校企利益共同体是在怎样的制度情景中确定的？为什么会提出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以及这一制度逻辑的内生性或外生性[2]。

（一）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制度逻辑

1.政府明确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的政策理路与教育逻辑。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号），明确指出受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教育和产业“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规范发展市场服务组织，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形成稳定互惠的合作机制。这之中包含三个递进关系：一是必须改革教育与产业的关系；二是必须突破制约产教融合瓶颈；三是必须实现校企双方互惠互利。这是校企利益共同体在国家政策层面的首次亮相。其实，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的通知》（教职〔1998〕1号）就已明确，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必须贯彻产教结合的原则。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又提出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显然，致力于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企业需求相适应的应用性人才，消除企业退出办学领域的隐痛，一直是最近20来年国家校企合作政策制定的主导逻辑。

2.探索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学校逻辑与企业逻辑。校企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利益？哪些利益将实质性成为校企利益共同体的支撑点？这是分析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基点。2018年4-6月，我们组织了校企利益共同体专项调研，在完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机制构建调查问卷》设计制作和发放的基础上，走访了广东省中山市、佛山市和湖北省武汉市附近的中小微型企业，以及中山市一些高校的专业学院及各工作室共24家机构。调研涉及1400余人，其中关注过校企合作的通常有1年以上，3年以上的超过50%，有的甚至达10年左右。有近90%的调研对象认为建设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很有必要，但对校企利益共同体的了解不一，其中一般了解的占47.35%，比较了解的占42.11%，不了解和很了解的共占10.54%。有63.16%的调研对象认为学校与企业之间绝对存在共同利益，36.84%的调研对象觉得可能存在共同利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很有必要以校企双方的利益为基础。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有超过50%的调研对象对校企利益共同体一般了解或不了解，为何会得出很有必要的结论？合理的解释是制度逻辑理论的嵌入式能动假设，即个体与组织的兴趣、认同、价值观和设想嵌入在主导制度逻辑中[3]，调研对象之所以认同校企共同利益是因为已有政策规定及校企合作实践困惑。从这一点看，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制度逻辑实质上具有内生性。

校企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否存在，可以从学校和企业各自的利益矩阵中找到答案。调研显示，校企合作中的学校利益主要是人才培养（学生实践机会）、学生就业、教师实践能力提升、科研成果转化、合作产出的经济价值、知名度（联合名誉及市场认可度）、项目申报、科研场所、获得捐赠（含设备支持）；企业利益主要是人力资源（人才培养、人才储备）、科研成果转化、资金监管和使用、合作产出的经济价值、知名度（联合名誉及市场认可度）、技术研发及项目申报等。双方的重叠部分就是校企之间的利益结合点，尽管相互之间不完全一致，或者不一定是校企各自的核心利益。

（二）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基本属性

1.多重属性的校企利益共同体。顾名思义，校企利益共同体是以利益为纽带或导向的校企关系体，而经济利益又是企业的核心利益，因而具有经济属性，比如科研成果转化、合作产出的经济价值、企业或高校捐赠，以及企业花费的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等。经济属性之所以难以回避，关键在于对成本与收益的考量特别是对实现经营目标的权衡，是企业决策的基本依据。由此看来，校企合作“一头冷”现象总体上应是现行政策对校企利益共同体经济属性的忽视所致。然而，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另一方是学校，这就产生了其他一些属性。一是教育属性。包括育人本质、知识再生产、文化再创造、长期性和滞后性等。这也是国家促进校企合作政策的基本逻辑，比如要求企业提供实习场所、安排指导老师，要求校企合作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合作培训企业员工，以及推行现代学徒制、新型企业学徒制等。二是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公共性、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校企双方社会声誉，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社会属性[4]等。三是产业属性。不仅因为校企利益共同体的运行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而且也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知识产业特性所起的作用。或许，当这一关系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本身就是某种新兴产业形态。

2.校企利益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在校企利益共同体中，除了校企双方之外，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及其他社会中介组织都是其利益相关者，各自处于不同层级和部位，通过不同方式相互联结形成一种开放式非权力影响系统。校企利益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比如事业共同体、产业集群利益共同体[5]、科学共同体[6]，甚至隐性共同体之间，既有共同特征又相互区别，且其中存在多种共同体的交织。一方面，校企利益共同体具有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要素[7]。另一方面，校企利益共同体并非纯粹的单一类型的共同体，存在着事业共同体、产业集群共同体、科学共同体、隐性共同体的交织。也就是说，校企利益共同体是基于学校和企业之间可以交叉融合的目标而结成的，交织着各种类型共同体的一种关系体。

二、共同利益主导下校企合作的局限与困境

作为一种关系体，校企利益共同体以校企共同利益为基础而展开，但因校企双方的性质、目标和生存发展伦理异同，而且共同利益与各自的核心利益匹配程度不一，实践中校企利益共同体存在功能局限且不时遭遇困境。

（一）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功能局限

1.非权力影响力的作用发挥。为什么一所高校和一个企业之间的合作会出现能力问题？按理说，当今社会任何两两合作都不会有沟通障碍，怎么偏偏校企之间的合作就存在能力欠缺？这是值得深思的。调研中对于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谁的作用最大的问题，几个选项的重要性平均综合得分排序为：政府（4.33）、企业（3.67）、学校（3.33）、科研机构（2.17）和学生（1），政府成了作用最大的构建主体，学校屈居企业之后排位第三。明明是校企利益共同体，却必须由政府构建，说明了校企各自的非权力性影响力没能发挥重要作用。这种非权力性影响力主要包括企业规模、形象，学校品牌、声誉，双方团队及其领头人声望等。实际上，当利益成为主导意识而这些共同利益又交集模糊和不对等的时候，校企双方的非权力性影响力及其认同就会被弱化，以至于这些足以持久影响业内及组织内部的非权力性影响力却并未促使校企长期稳定联结。已有的个别研究也提出了相关问题，比如校企合作是利益冲突的博弈过程，而教育的利益主体是社会、公众、国家和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8]，这样一样，校企利益共同体中的共同利益也就失去了附体或着床，从而使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作用。

2.非利益联结的维护与引导。这里的非利益联结是指不涉及任何利益的人际关系网或社会聚集体中的活动，比如非正式组织和虚擬共同体内的信息交流与情感交流。校企利益共同体有时是以共同旨趣或共同责任义务为线索联结而成的，其中包含了跨越时空限制、以人群依赖和风险规避为心理因素而产生的虚拟共同体[9]。有研究表明，虚拟共同体活动对消费者信任产生正的影响[10]。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发生和运行同样需要相互之间的信任，可以说，通过非利益联结在不同程度上维系了校企合作的长期稳定。然而，这种非利益联结还没有得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既是因为非利益联结目前并未作为校企合作动因，又是因为知与行、建与用、责与利的三种矛盾的存在[11]。由此可见，行业企业等参与动力不足的问题还需要通过一个系统工程加以解决。

（二）共同利益导向下的校企合作困境

1.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难以完全匹配。调研显示，在有关校企合作双方利益结合点的7个选项中，平均综合得分排序依次为：人才培养（6.16）、技术开发（5.20）、社会责任（3.68）、文化影响（3.48）、社会声誉（2.87）、其他（1.14）、没有（0.29）。实际上，因各自所处的状态不同，需要解决的矛盾不一，校企双方的核心利益、即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就不同，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对于校企双方的重要性并不对等。比如，人才培养是一个负责任的学校的核心利益，却并非某一企业的核心利益。而高职院校与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利益交集模糊及利益不对等，已经成为影响校企合作利益诉求满足的主要因素之一[12]。共同利益与各自的核心利益不匹配，其结果是合作目标飘浮不定、难以捉摸，校企双方对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缺失或弱化。有关阻碍校企长期合作的因素重要性排序，学校或企业的认识不足的平均综合得分为6.13，位居榜首，其他的依次为政策支持不足（5.26）、学生缺乏必要的素质（4.34）、缺乏合作创新的社会环境（4.21）、各方合作能力不强（3.83）、校企沟通渠道不畅（3.16）、学校或企业的利益分配不均（2.87）和校企文化差异较大（2.17），这也反映了目前由共同利益引出的共同目标、身份认同的不匹配性。

2.共同体内利益自足和协商自治难以充分实现。校企双方利益在共同体内通过协调自治得以自我实现，是建构校企利益共同体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校企合作长效机制能否形成的决定因素。调研显示，影响校企合作的内部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校企合作办学运行机制（2.36）、企业合作的动力机制（1.91）和校企合作的有效性（1.36）；外部因素排序依次为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2.78）、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2.34）、区域产业发展情况（2.33）和企业提升技术水平的需求（1.78）。这说明，校企双方的现行机制和刚性需求影响了校企合作的实际发生，反过来说就是校企双方针对共同体而进行的调整，将会对校企利益共同体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而目前，学校与企业沟通的充分度对学校建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影响并不靠前，校企合作中的协商自治还没能让双方共同利益得到充分实现。

三、教育治理新格局中的校企合作及其实现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教育治理是多元主体在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中，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对教育系统及相关领域公共事务的处理。作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校企合作意味着一个由教育、企业，以及其他主体、要素共同构成的新的治理结构的形成。

（一）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与校企合作生态

1.教育治理体系与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教育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尊重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制定实施的一系列完善的教育制度安排和规范的教育公共秩序，突出的特征是法治、治理。法治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治理概念，而从管理到治理，是两个视野的转换、两种理念的贯彻、两个逻辑系统和制度系统的运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变化，更体现了系统性、综合性的变革[13]。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5]5号）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各界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这是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之所在[14]。这一新格局的基本架构是多元主体、多种权力、多种机制和谐共存并发生作用，形成教育宏观管理、办学、评价相对分离，不同主体职能边界清晰，不同权力表达充分，不同机制运行顺畅的教育新秩序。在这一新格局中，学校和企业两个主体之间交互关联，政府、行业及其他市场主体通过各自的职能活动发挥作用。

2.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中校企合作生态的结构。从关系发生看，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中的校企合作呈现出多个主体的责任和活动领域相互交集的结构。按照三元体系的世界高等教育结构划分，高等院校可以区分为学术理论型大学、专业应用型大学和职业技术型大学[15]。我国的企业可粗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其中又依体量分为大中小微型企业。政府层面可以大体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果仅仅就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而言，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中校企合作各主体的责任（需求）及活动领域的交集关系，可以用表格形式呈现出来（表1）。校企合作能否形成，决定于校企双方活动的交集的存在。当然，校企合作生态系统中还会有文化交融及其他关系的发生。

（二）校企合作的教育组织形态创新与政策完善

1.校企合作对教育组织形态创新的要求。教育组织形态即教育实施的组织方式及其相应的场域，与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管理制度有较高的相关性。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人类三大基本教育形态，也是最古老的教育形态[16]。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相继提出并推行了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强调创新教育组织形态，促进教育和产业联动发展。从内涵看，不同教育组织形态的区别在于教学组织架构及相应支撑条件的不同。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冲击了学校教育的基本框架，需要有新的组织形态适应或主导这种变化。一方面，这种新的教育组织形态已经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边界，是跨越三大基本教育形态，融合课堂主阵地和企业真实场域的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实施样貌。从这一意义考量，理想状态的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属于新的教育组织形态，走班制、双导师制，以及实践中的“班组群”等，只是教育组织形态的部分创新。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教育组织形态仍然是由教育实施机构主导，具有足够专业化水准，能够充分实现受教育者权利的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实施样貌。教育组织形态的创新最终必须落实到学生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上。对于校企合作育人来说，高等院校、职业院校、技工学校，以及培训机构抑或家庭学校，是新的教育组织形态的当然主导者。企业有人才培养的责任，但没有教育教学组织实施的义务。因而，校企合作的教育组织形态创新还需要兼容校企人事管理制度体系。目前，国家和地方已经出台的“引企入校”政策，实践中的“产业学院”及“工作室制”，总体上属于这方面的探索。未来的教育组织形态，还可以是以学分制为基础的打破班级、年级、专业框架的，以企业项目实施为周期的，甚至是由受教育者自主确定场域的组织样态。

2.校企合作的政策完善及地方政策设计。校企合作能够实现多元主体的价值协同和异质同构，但需要政府为校企双方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实时沟通和多元互动提供牵线搭桥[17]，并在法律政策制度上给予各参与主体责权利清晰界定。调研显示，政府在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4个选项的平均综合得分排名依次为：制定鼓励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4）；为校企合作提供全方位的帮助，但不加干涉，真正做到服务型政府（1.8）；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1.6）和参与校企合作、作为校企合作的一方（1.2）。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国家层面的校企合作促进政策完善，一是要将校企合作中的责权利上升到法律法规进行硬性规定，比如各市场主体的人才培养责任和义务、人才使用成本的规定，现代学徒制的责任及其追究方式的设定，行业管理权力赋予等。二是要将校企合作工作层面或机制层面的鼓励支持和禁止的内容具体化，在法治中国和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校企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治理的核心是信任、合作与分享[18]，以法治社会和治理现代化为基础，校企合作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应该交由校企双方协商决定，赋予校企合作中非权力影响力和非利益联结的合法地位。

促进校企合作的地方政策设计，应以地方政府职能、责任，区域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对人才、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的需要，以及区域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为依据，在全面贯徹落实国家大政方针的前提下，明确三个目标和内容。一是责任和义务的具体化。主要是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学校和企业的具体责任与义务。二是主体地位的维护。主要是企业行业和学校的市场主体权利的保障。在尊重校企之间“一致原则”和“社团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赋予区域所属行会和学校监督委员会“主管机关”的法律地位[19]，培育校企合作的中间机构。三是发展环境的优化提升。主要是在校企合作相关事物处理中的政府工作程序的设计。

四、有关校企合作的相关问题讨论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近20多年来的一组相关概念。自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倡走产教结合的路子以来，产教融合经历了产教结合、产学合作、产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深度合作的一个连续发展的变化。产教融合即产业与教育相互交融、一体，或相互贯通、融入，包括了教育形态和学校形态变革、企业社会责任回归等，愿景是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贯通，核心是教育成为创新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校企合作是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活动。显然，校企合作是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但产教融合不全部通过校企合作实现。

从这一意义上讲，要破解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难题，比如学校主动对接产业的意识不强、跟踪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不及时等，并促使企业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供给者，让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更具可视性、操作性，就应该强化教育治理的完善与创新，以有效达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振，崔连广，杨俊，等.制度逻辑、合法性机制与社会企业成长[J].管理学报，2015（4）：565-575.

[2]田联进.现代高等教育内生性制度逻辑比较研究[J].江苏高教，2012（6）：23-25.

[3]杜运周，尤树洋.制度逻辑与制度多元性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12）：2-10.

[4]朱珊珊.新一轮国企改革视阈下国有企业多重属性厘析[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8（4）：11-13.

[5]康胜.产业群：基于社会网络的利益共同体与内部市场[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97-100.

[6]文学锋.试论科学共同体的非社会性[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3）：60-65.

[7]张志旻，赵世奎，任之光，杜全生，韩智勇，周延泽，高瑞平.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10）：14-20.

[8]肖凤翔，陈玺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难的根源及其对策研究——基于校企基本利益冲突视角[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9-73.

[9]张雨暄.虚拟共同体的生根、偏植和归正——基于社会稳定视角[D].苏州：苏州大学，2015.

[10]全冬梅，徐永辉.关于虚拟共同体在建立消费者信任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5（9）：196-197.

[11]董克林.职教集团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还缺点儿“资源”[EB/OL].http：//www.zjjtw.net/show.asp？id=1533/2017-09-26.

[12]孙静华，胡冬艳.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主体利益诉求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23）：88-91.

[13]田晓苗.中国教育法治化：历程、问题与反思[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2）：25-29.

[14]褚宏啟.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J].教育研究，2014（10）：4-11.

[15]潘懋元，董立平.关于高等学校分类、定位、特色发展的探索[J].教育研究，2009（2）：33-38.

[16]傅松涛，毕雪梅，张东会.教育组织形态的历史回归与超越——当代美国家庭学校的组织形态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7（10）：20-25.

[17]戴汉冬，石伟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共同体的内涵、要素、价值和建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0）：59-63.

[18]陈思宇，曾文婕.学校治理的价值引领——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第26届学术年会综述[J].教育研究，2018（4）：155-156.

[19]黄蘋.德国现代学徒制的制度分析及启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5）：121-125.

责任编辑 韩云鹏

作者：聂劲松 万伟平 聂挺 王文彬 胡筠

校企合作情景教学论文 篇2：

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研究综述

摘 要：校企文化融合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路径，是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的关键，对此学界作了大量研究。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校企文化融合的内涵、意义、可行性、必然性、融合模式和融合途径等方面，同时研究存在着零散、重复、较浅、研究体系不完善、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角不够新颖、融合机制和政策法规研究不足等问题，由此提出了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研究今后的趋势与重点。

关鍵词：校企文化；融合；职业教育；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周静（1995-），女，云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张莹（1993-），女，云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刘福军（1957-），男，云南农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云南农业大学学生科技创新创业行动基金项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中校企文化融合研究”（编号：2017RWX059），主持人：周静；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促进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研究”（编号：2017YJS034），主持人：张莹。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企业对人才质量和规格的要求越来越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随之得到了较快发展。然而随着发展的推进，融合（合作）的层次和深度难于深化，所培养的人才仍难以满足经济和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究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过程中，忽视了校企文化价值观的相互对接和融合。为此，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问题成为了当前职业教育工作者共同关心和研究的重点。全面系统地梳理分析该问题的研究文献，弄清楚当前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研究的进展、重点和不足以及今后的研究趋势，对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加速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对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研究的梳理

通过CNKI全文数据库查询，截止2017年8月，以“校企文化融合”为主题，以“职业教育”、“校企文化”和“融合”为检索词进行相关文献检索，搜索到研究文献655篇，其中期刊624篇、硕博论文17篇、报纸6篇、国内会议论文8篇。从检索结果的计量可视化分析来看，可以认为学者们对校企文化融合作了不少的研究，从时间上看，2005年前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随后对此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到2014年达到了高峰。近年来研究的成果数量虽然有一定起伏，但至今（2017年）仍保持着较强的研究热度（见图1）。从视角上看，学者们从学校文化、企业文化、文化融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的重点主要体现在校企文化融合的重要性及意义、融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校企文化内涵的异同性、融合的模式和融合的途径等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重要性及意义的研究

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无论是对职业院校，还是对企业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学者们在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上，首先是对其重要性及意义作了大量研究，其研究主要是从职业院校和企业两个视角进行。

就职业院校而言，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校企文化融合有利于提高学生素质，并向职业人转变。学者们研究认为，在校企合作中将企业文化引入职业院校的课程内容、学生管理和实训基地建设以及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中，能使学生深入了解企业环境和生产过程的职业特性，了解企业的行为规范和标准，认识自己与企业职工的差距，以便在学习过程中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和潜能，逐渐向职业人靠拢[1]。同时校企文化对接不仅可激发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热情，还可塑造学生的良好品德，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2]。在校企文化融合中，用真实的职业文化氛围来熏陶学生，能使学生养成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思想品德、团结协作的合作精神等必备的职业素质，并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形成服务行业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以职业人的形象更好地服务社会，实现由学生向准职业人的转变[3]，从而成为新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2.校企文化融合有利于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深入发展。职业院校大多服务于特定的行业与企业，具有浓厚的行业色彩，“立足行业、服务企业”既是各职业院校的办学宗旨，也是职业教育文化的体现。校企文化融合对于打造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品牌，提升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4]。现如今职业院校、行业、企业虽然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上开始了对接与融合，但在融合方式或融合深度上还需进一步深化。将优秀的企业文化尽快引入学校文化，并实现全面融合，能进一步培养学生“职业人”的综合职业素养，更好地推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深入发展[5]。通过校企文化的融合，可使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实现由浅入深、由外向内、由物质向精神转变，不仅能加快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进程，更能增进融合的深入程度。

3.校企文化融合有利于形成更具特色和竞争力的职业院校文化。职业教育文化是职业院校的灵魂和旗帜。做好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能够使职业院校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寻求提高自身软实力的文化元素，弥补校园文化建设的不足，不断完善自身的院校精神，寻找到适合职业院校发展的文化建设之路，创建具有职业特色的院校文化和品牌；通过校企文化融合可推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在校企合作中重构职业院校的文化特质[6]。总之，将企业文化融入到职业院校的文化中，并给予院校文化建设的必要指导，才能形成职业院校真正的特色文化，构筑起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与实力。就企业而言，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校企文化融合有利于企业真正获得自身发展需要的人才。企业是吸纳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主体，通过校企文化融合，能真正实现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使企业的团队意识、协作意识、竞争意识更好地融入到学生的职业素质中，从而使企业能从职业院校中获得更快更好适应岗位需求、实现企业自身价值需要的人才[7]。同时，可使职业院校充分感悟到企业的职业环境，做好专业设置与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专业建设与岗位发展的有效衔接[8]。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而校企文化的融合，不仅可以让企业给学校输送企业的先进理念和优秀文化，更重要的是，可让学生更快更好地吸纳企业文化，尽快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使企业真正获得自身发展需要的专业性人才[9]。

2.校企文化融合有利于节约企业经营成本。有学者认为企业在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的对接过程中，可以近距离地对学生进行了解、观察和评价，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挖掘、发现、获得人才的成本。同时，可对毕业生进行具有企业文化精神特色的岗前培训，保证学生毕业即可上岗，上岗即可独立开展工作，工作又可持续发展，大大缩减了新员工的培训时间和上岗适应时间，增强了员工的持续使用与发展，有效降低了人力资源的培养费用和成本[10]。可见，企业通过校企文化融合平臺，参与院校办学，不仅可以增强企业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更能使企业从职业院校中持续地获得自身需要的新员工、节省新员工的培训费用[6]、降低经营成本，这是企业既高效、又经济的一项投资策略。

3.校企文化融合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对于保障企业各项工作顺利、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校企合作基础上的双方文化融合，可很好地强化企业的文化建设。随着“双师型”教师的发展，许多职业院校的教师不仅只有教师这一身份，他们还兼职企业的管理骨干、优秀员工或董事顾问，他们熟知企业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技能以及发展趋势，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他们能将职业院校的优秀文化（比如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引入到企业的文化建设中[11]；通过融合，增进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可以将学校文化具有的人文性、学术性、科学性、包容性、批判性等特点有效地融入到企业的文化中，让企业内部的成员获得职业院校的再教育，既可丰富企业文化内涵，又可提升企业文化品位，将企业建设成为新时期的学习型组织，从而不断充实和完善企业自身的文化，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12]。

（二）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研究

在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研究中，不少学者对校企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作了不少研究。如舒本平的《论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曾海娟的《高职院校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与对接研究——一所高职校的个案调查》、李良的《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研究》等，他们都认为“校企文化的对接与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其融合的可能性：一是二者相同的主体和相近的目标为相互的文化融合提供了较好的前提条件[13]；二是二者文化层次结构的相通性为其文化融合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三是二者文化内涵和特点的差异性为它们的融合提供了空间，使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深化发展；四是就业作为两种文化的培养人、使用人、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对接点，成为了二者文化融合的纽带，使二者的融合成为可能[14]。

研究中，不少学者同时对校企文化融合的必然性作了大量研究。任玥姗等的《校企文化融合：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罗先奎等的《高等职业院校校企文化对接融合的理论解读》、隗洪祥等的《职业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与融合的路径选择》都认为，虽然职业院校文化与企业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两者之间可取长补短、互相完善，就是这种差异与互补使得校企文化的对接、融合成为了一个发展的必然。就此他们具体提出：一是就培养目标而言，职业院校要想培养出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就必然要强化与企业的文化融合，让学生接受企业的职业文化熏陶[15]；二是就培养模式而言，目前职业院校施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模式，只有进一步引入并持续不断地融入企业文化，才能更好地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引向深入[16]；三是就职业院校本身而言，只有将优秀的企业文化融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行为规范和服务意识当中，使院校文化更好地体现出现代职业特色和自身的办学特色，才能真正实现与企业、产业、经济、社会的密切结合，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实现长足发展[17]。要实现这一目标，在保留和发展双方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推进校企文化的持续融合，已成为发展的必然。

（三）职业教育校企文化内涵的异同性研究

在校企文化内涵的异同性研究方面，研究者们认为，职业院校与企业作为两种不同文化的物质载体，在所形成的文化中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和本质特征，要实现二者文化的相互对接与融合，必须对二者长期实践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共性和个性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比对，从而使职业院校在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中实现对学生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使学生能很快认同企业的文化和价值理念[18]。

学者们通过对校企文化内涵和二者联系的研究后认为，一是二者的文化基础相同。他们都属于社会文化，是一种以组织文化、管理文化为主的文化；二是从文化结构上看，都包含着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技术文化五个层面；三是从根本属性上看，都注重“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和作用；四是从作用上看，其作用都在于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凝聚、激励和导向等作用，从而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19][20]。

学者们在二者文化区别的研究上认为，在目标上，职业院校是以培养人才、科研创新为目标，而企业则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21]。在主体上，职业院校校园文化的主体是全体师生，但最根本的是学生，任务是学习知识和技能而服务社会；企业文化的主体是全体职工和管理人员，但最主要的是职工，任务是为企业创造利润。在工作模式上，职业院校多强调个性化培养，企业则多强调团队合作。在管理风格上，前者强调宽松、弹性的柔性管理，而后者则是以严格的刚性管理为中心。在成果上，前者对理论、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后者则更强调产品的实用性[22]。

（四）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模式的研究

随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不断推进，校企文化融合得到了学界的更加重视。为推进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学者们对融合模式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索。目前提出的融合模式有：一是“订单培养模式”。订单培养过程是校企文化交流、相互作用和融合的渐进式过程，应强化在精神层面、制度层面、角色层面、实训层面、管理层面的校企文化融合，使学生在订单培养期间能更好地接纳企业的管理文化，缩短就业适应期，增强就业稳定性，达到学校、企业与学生三方共赢的结果[23]。二是“四入培养模式”。即在校企文化融合中，以校园环境建设为载体，实现企业文化“入眼”；以课堂教学为依托，实现企业文化“入脑”；以文化活动为平台，实现企业文化“入心”；以实践教学为历练，实现企业文化“入行”[24]。三是“四五四重构模式”。即校企文化融合应坚持“四维度、五载体、四体系”的重构。“四维度”即职业院校在校企文化对接中应坚持从精神、制度、行为和物质四个文化维度进行重构；“五载体”即校企文化对接中职业院校可将课程教育、实践教学、校园环境、课外活动、顶岗实习五个载体作为重构路径；“四体系”即在校企文化对接中职业院校可建立内部管理能动、“双师素质”队伍、校内外实训基地、外部合作关联等四个保障体系，从而确保职业院校文化重构的有效运行[25]。四是“3S融合模式”。即学校、教师、学生协同创新校企文化融合，学校层面主要突出院园融合、系部共建和平台创新；教师层面主要突出跨界互用、师生互动和教学创新；学生层面主要突出项目引领、任务驱动和育人创新，三者协同并进，共同促进职业院校的校企文化融合共建[26]。

（五）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途径的研究

不同的学者对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途径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思考，他们不同程度地从文化结构、融合节点、评价指标体系或机制建设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又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维度来促进和加深职业教育校企文化的融合。虽然融合途径的研究尚感不够典型和规范，但仍有不少的成果。朱厚望基于协同创新理念提出，通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互动，使校企文化在融合的过程中既保持各自重要而优秀的文化特征，又在整体上实现双向互动、优势互补、协同创新，推进校企文化实现全面深度的有机融合[27]。贾丽霞提出校企文化应融通互通，在求同、共融、尊规、同境的思路下，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需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行为文化建设上引入企业文化建设的共通元素，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培养道德品质高尚、职业技能精湛且能上岗顶用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28]。刘洪让通过对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平台的探究，提出建立实习及实训基地平台、课堂教学平台、网络平台、大型技术文化节活动平台、学校宣传平台等融合平台，用于促进两种文化的渗透融合，从而实现在提高职业院校文化内涵建设的同时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9]。袁振鹏、李梓烽等人认为可以通过以精神文化为核心、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以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为抓手、以课程设置为亮点、以实践教学为桥梁、以校园文化活動为平台等途径来实现校企文化的深度融合[30]。

还有学者基于“双主体”的办学模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优势互补、持续创新、系统推进”原则，通过特色化、情景化、制度化的多元化路径，实现校企文化的深度融合[31]。有的学者提出校企文化的融合必须以对接为基础、以整合为关键、以引领为跃升，突出职业院校在校企文化融合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动精神，在职业院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校企合作的发展与深化[32]。李良、罗玲云基于二者文化的割裂性、趋同性、异化和媚俗化等提出应以明确规划为方向策略，以主动选择为机制策略，以动态深入为机理策略，以节点对接和分层塑造为途径策略来推进职业教育校企文化的融合[33]。

二、当前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搜集文献的研究，不仅了解了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可以看出了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研究的不足。

（一）研究体系不够完整

任何一项重大研究都需要有与之相应的研究体系作支撑。我国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较为零散，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逻辑设计、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等研究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现有研究大多采用的是经验总结、文献分析以及少量的访谈和个案研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目前尚未见到有校企文化融合自身研究特色的方法，其研究深度较为有限，研究成果的理论支撑、可信度和说服力尚不够有力。

2.缺乏微观层面的政策研究。校企文化融合研究起步晚，大约是在国务院2005年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后才逐渐开始的，其大多是在国家宏观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和相关文件下做的一些探索。通过近年来的研究与实践，可以看出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对校企合作发挥了较好的指引，但微观层面的政策性规章、条例等的制定极为稀少，校企文化融合的微观政策明显不能满足其快速发展的需要。

3.研究视角缺乏多样化。目前有关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主体上大多是从单方面的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视角进行，很少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视角进行研究；且研究多停留于浅层次的对接与融合上，缺乏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入研究，缺乏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从而导致研究成果不够系统全面。

（二）研究内容尚不够全面和深入

1.研究范围狭窄。通过现有文献的梳理，目前关于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一是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大多是将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进行对比和分析，且重复研究较突出，没能深入挖掘职业院校和企业深层次文化的建设需求，同时校企文化融合背景下双方文化的互动与交流研究也很少；二是研究范围仅限于学校和企业的中观层面，缺乏从产教融合的宏观层面对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微观层面缺乏深入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文化融合研究。

2.有关融合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任何一个系统的良好运作，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机制作保障。由于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大多是近年来才展开的，在融合进程中，与之相关的财政机制、激励机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等都没能得以建立和完善，校企文化融合的推进缺乏相应长远机制的支撑与保障，影响着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深入。

三、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研究的趋势与重点

综合文献梳理和分析研究情况，不难看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尚处于零散单一、重复较浅的层面，今后的研究将朝着深层次、系统性、多样化的趋势展开。研究的重点将突出，一是完善职业教育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体系，形成逻辑设计、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等构成完善、相互联系、具有特定功能的系统化研究体系；二是从更加新颖宽广的视角开展研究，不仅从职业院校的视角，还应强化企业视角进行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研究，不断推进深层次、全方位的融合与创新；三是不断丰富校企文化融合的研究内容，注意突出融合机制、融合方式、融合途径、政策法规、互动融合和融合平台等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程峥嵘.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企业文化对接的探索[J].黑龙江教育，2015（12）：85-87.

[2]李良玉.谈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渗透与融通——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职教论坛，2013（11）：18-20.

[3]郑先彬，余建明.高职专业文化与行业文化的对接融合[J].教育管理，2017（2）：61-64.

[4]诸杰.基于文化融合的校企合作发展性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32）：73-76.

[5]李良.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研究[D].苏州大学，2011.

[6]李梦玲.校企合作视域下的双方文化渗透与融合的路径研究[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4（4）：19-21.

[7]刘洪让.高职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融合平台的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23）：192-193.

[8]孙静华，胡冬艳.高职院校校企文化对接与融合的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3（21）：33-34.

[9]张建良.论校企合作背景下的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109-111.

[10]霍岳飞.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意义和价值研究[J].经济师，2012（7）.

[11]周婷.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问题研究[J].高教学刊，2016（14）：178-179.

[12]王瑞，南海.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文化探微——基于文化学的研究视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12）：5-9.

[13]刘秀琼，俞永康.校企合作与校企文化交融：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J].教育教学研究，2012（1）：96-99.

[14]舒本平.论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融合[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26）：22.

[15]高庆.高职学校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对接的思考[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553-556，562.

[16]隗洪祥，张花.职业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与融合的路径选择[J].中国成人教育，2012（7）：98-100.

[17]毛志芳.校企合作之校园文化对接企业文化途径的探索[J].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73-76.

[18]罗先奎，刘人人，解光云.高等职业院校校企文化对接融合的理论解读[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42-444.

[19]梁承忠.校企文化一体化体系建设[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0]项海涛.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机制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4.

[21]康练.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22]王瑞，武秀珍.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的新取向——校企合作背景下文化对话的视角[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3）：18-20.

[23]朱明.订单培养模式下校企文化融合的思考[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1（3）：42-45.

[24]汪为春，候涵.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的文化互动研究[J].职教论坛，2014（32）：23-26.

[25]田芳.基于校企文化对接的高职校园文化重构[J].教育与职业，2016（7）：36-39.

[26]祝蕾，任君庆.高职院校产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的模式选择与路径探析——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3S”模式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4（29）：81-84.

[27]朱厚望.协同创新理念下高职校企文化融合的路径探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3）：83-85.

[28]贾立霞.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特色构建探析[J].当代职业教育，2014（9）：25-27.

[29]刘洪让.高职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融合平台的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23）：192-193.

[30]袁振鹏，李梓烽，张景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职业文化对接与融合的路径分析——以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教育教學论坛，2016（25）：236-237.

[31]许陈红.高职院校“双主体”办学模式下校企文化融合的思考[J].职业技术教育，2013（35）：79-82.

[32]李平权.校企文化的融合路径：对接、整合与引领[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2）：40-44.

[33]李良，罗玲云.对高职院校校企文化融合的探究[J].教育与职业，2012（29）：36-37.

责任编辑 韩云鹏

作者：周静 张莹 刘福军

校企合作情景教学论文 篇3：

“电”“商”融通，学创合一

摘 要：产教融合、创客教育是当前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的热点，两者融合的培养体系是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有效途径。依托名师工作室，笔者秉承专业融合的理念，构建了创客型电子技能人才培育体系。这种打破专业间“壁垒”，以各专业教学资源的共商、共建、共享与共融为核心的育人模式，有力地推动了笔者所在学校乃至浙江省中职电子技术应用专业课程改革的进程，在填补“以创业带动就业，将电子技术应用专业与淘宝创业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空白的同时，推动了笔者所在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在国家级职业技能大赛中实现奖牌零的突破。

关键词：电子技术应用专业 创客型 技能人才

产教融合、创客教育是当前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的热点。笔者对所在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毕业生跟踪调查发现，2014级、2015级毕业生中有17.8%从事电子商务工作。笔者构建了创客型电子技能人才培育体系——以“电”（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商”（电子商务专业）融通为核心，将创新创业元素融入专业课程;以产教融合为支撑，打造具有产学研合作、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功能的“两类型”平台，引导学生“看中学、学中做、做中创、创中领”;以“师生共创”为机制，构建基于网络资源库的“教学做创”一体新格局;以“学创合一”为理念，实现学生“专业创新能力—创新综合能力—创业实践能力”三项能力的递进提升，培养跨界的创客型技能人才。专业融合背景下的创客型技能人才培育模式呈现“高品质创新专业文化、高水平就业创业能力培养、高质量创新创业实践、高标准创新创业示范引领”的“四高”效应。

一、“电”“商”融通，创设“电子+”模块课程群

借助名师工作室的辐射力，充分发挥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和电子商务专业的特色和优势，建立了以课程整合为导向的专业交叉融合机制，培育起若干专业融合课程群，增加个性化课程，重构了“专业+”课程体系，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创新思维与方法。其中“电子+”模块课程群是培养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多元能力的课程，“电子+”模块课程群包括技能拓展类、电子商务类、口语表达类、摄影/美工类、礼仪服务类、人文素养类、生活技能类等课程，学生可以选择其中若干个课程进行深入学习。以文化基础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以专业基础课程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以技能拓展類课程和电子商务类课程使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紧密接轨，使学生技能与企业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需求零距离对接，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适合中职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评价指标体系。

二、产教融合，打造校企协同研学平台

为践行产教融合的教学机制和“做中学、学中做”的学习机制，构建以学科交叉、专业融合为驱动的产、教、研运行模式，引导学生“看中学、学中做、做中创、创中领”，在名师工作室的倡议下，笔者所在学校以“真实化、市场化”的生产实训环境建设为抓手，建立了“流水线生产基地”和“电商创业孵化基地”两大平台，形成汇集生产、销售、服务、物流等多元功能的一站式校企协同研学平台，以支撑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师生承接和运营淘宝创业项目，实现“专业—产业”的互通共融。此外，整合名师工作室的校内外资源构建了创客空间，进一步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技术开发、学科竞赛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在创客空间，师生可完成电子装配项目、单片机开发项目、机器人（智能小车）开发项目等。

三、师生共创，开发“教学做创”数字资源库

基于名师工作室团队，构建了由企业技能骨干、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教师、电子商务专业教师、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等组成的师生共创团队。团队以淘宝网为平台，以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基础知识为内容，录制分析淘宝网工作原理的视频共享给大家，设计制作创意电路，构建电子技术应用实训课程优秀教学资源库。

得益于名师工作室团队的智力优势，笔者所在学校成为在淘宝网上建立电子技术应用实训课程优秀教学资源库的第一所中职学校，创新了中职学校特色教学资源平台建设与应用的渠道。目前，笔者所在学校开发的《走进电子世界》《趣味电子实验设计》2门校本教材配套微课被上传到资源库中，为浙江省乃至全国中职学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提供了优质的网络教学素材。

四、学创合一，实现学生综合能力“三阶递进”

师生共创团队开设淘宝店铺，其中企业技术骨干负责企业产品更新与产品技术服务;学校专业教师负责电子技术应用技能实训项目、在岗培训资源、中级工备考资源、专业标准库、职业资格认证库、职业信息库、职业法规库等开发;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的学生负责电子产品销售、售后服务、淘宝网店装修与维护等。同时以项目运作为载体，在客户下单后，师生负责出货，按照从工作原理分析、电路制作，到完成成品、成品检验再到发货跟单的企业作业流程操作。

以“循环灯”项目为例，教师按照生产流水线作业形式，先进行人员分工：选定6名学生作为元件测试员，分别检测电阻、电容、晶体管及其他元件;4名学生作为元件分发员，根据流水线流程将相应元件装入元件盒;8名学生进行插件处理;8名学生进行焊接（其中1名负责补焊）;6名学生负责调试;4名学生负责检验;4名学生负责装袋打包。每名学生每完成一项任务，就要轮换工作岗位。每天实训结束后，学生自评、生生互评、教师点评。在整个实训过程中，教师扮演组织、示范、解惑和点评的角色。

通过将学生的作品转化为产品，促使学生将专业知识能力转换为职业素养，使学生实现技能“纵向可提升，横向可转移”，递进提升了学生的“专业创新能力—创新综合能力—创业实践能力”。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通过跨专业学习电子商务知识，实践网店经营管理，把创新作品转化成产品，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全校学生创业就业摸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作者单位：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作者：舒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