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企业资源论文

【摘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院校创新办学模式，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重要路径。校企合作的开展，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明晰角色定位及组织职责；构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的调控系统；建立高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及项目运行方式；健全保障机制。在合理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作用下，校企合作必将走向平台化、品牌化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校企合作企业资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校企合作企业资源论文 篇1：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价值、维度与策略

[摘要]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提升校企合作育人质量、发现校企合作办学问题、深入理解企业用人需求、评价校企育人收益。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建立需要从时间、空间和价值维度提炼观测点和形成评价标准，具体策略包括以评价为手段的文化共建，建立评价工作机制，形成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评价方式，关注评价的反馈意义，形成整体推进。

[关键词]校企合作 职业教育 评价制度

[作者简介]吴南中（1984- ），男，湖南新化人，重庆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远程教育管理。（重庆 40152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5YBJY132，项目主持人：南旭光）、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类重点项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的治理结构、实现途径和政策研究”（项目编号：AJA140003，项目主持人：杨进）和2015年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校级重点项目“基于‘三融合’的专业评价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ZD2015-05，项目主持人：李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体系办学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指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全企业参与制度。”这对理论界和实践中创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形式提出了明确要求。我国的校企合作在经历了以“拉郎配”为标志的校企合作政府主导的“撮合”阶段、以“剃头挑子一头热”为标志的学校求生存、求发展的“校热企冷”阶段后，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企业转型发展的迫切性加强，向职业教育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参与校企合作的主动性、迫切性、积极性增加，学校由“一头热”状态向与企业共生状态转变。在学校内部，按照一定的标准、方法和程序，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条件、水平、质量和效益等进行综合性评价和评价制度建设，对于提升校企合作办学水平、促进学校内涵建设、做实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一、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价值

职业教育是旨在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基于这种人才培养定位的逻辑起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必须与企业用人标准无限地靠拢，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校企在课程上共同开发、教学上共同开展、效果上共同评价、责任上共同承担。就这个问题而言，职业院校与企业达成了较多的共识，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由于对校企合作办学缺乏相应的评价，校企合作的实效性很难通过可视化的维度进行准确的衡量，导致校企合作容易陷入各种“形式主义”，极大地浪费有限的教学资源，使得职业教育质量渐渐不能满足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校企合作评价制度就是要在提高育人质量、发现校企合作问题、理解企业需求、评价育人收益上发挥作用。

（一）提升校企合作育人质量

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学习型组织，通过与企业的合作，使自身的人才培养更加贴近企业需求，拓宽学生就业渠道，通过企业硬件设施和技术人才的交流降低人才培养成本，也为教师紧跟专业技术发展潮流以及适时更新专业技术技能提供了条件。但是，校企合作的效果并不是只要企业合作就会产生，高质量的校企合作需要学校与企业存在“要素上的契合、功能上的契合、结构上的契合”①等现实条件。要素上的契合指校企双方在生存哲学、目标追求、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和处事原则上具有一致性；功能上的契合指校企双方在育人上存在相互配合与协同的地方；结构上的契合指校企双方在时间、空间上存在互补的结构。对校企合作进行评价，可以促使学校在选择合作企业时评价企业在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建设、教学实施、学习支持服务等过程中的作用，把握人才培养的主动性，通过不断调整合作企业、合作方式，提升校企合作育人质量。

（二）发现校企合作问题

校企合作育人功能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成长和不断提高层次的过程。校企双方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不断深化合作、不断提高层次，实现校企双方的效益。在我国，职业教育不是由企业发展需求内生，而是通过教育体系的衍生建设而成，与企业在“先天基因”上明显不同，导致校企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并不能自发完成，而是依托一定的方式，比如在政府和行业的指导下，不断调整双方的利益边界，形成更为合适的合作形态。校企合作评价制度，是一种主动地评价校企合作问题的方式。就学校而言，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建立，促使学校按照特定的评价框架，及时发现学校参与校企合作的问题，有导向性地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对接能力，促进学校基于人才培养质量加强自我反思；对于企业而言，通过校企合作评价制度，评价与学校沟通相关人才培养实施框架中的问题，发现自身与学校办学哲学、目标追求、价值观念和处事方式等的不协调性，以更好地调整自身参与的方式。

（三）深入理解企业用人要求

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形式，培养“职业人”是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主要形式。“职业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技术的成熟和大规模的普及，以成熟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链得到充分的发展，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在发展中酝酿出来。企业作为技术一线的关注者和“职业人”的使用者，对技术的发展方向和用人需求比任何组织都清晰，对高新技术的冲击感受能力比任何人都敏锐，应对技术更新迭代的调整工作比任何人都先进。企业对人才素质结构、人才发展能力和人才现有的技术价值有更多的先知先觉，这正是职业教育培育“职业人”所需要的方向指引，而企业也需要职业教育实时跟进。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建立，对于学校深刻理解企业用人需求、实时调整和应对情况有较大的价值。

（四）评价校企育人收益

不管是学校还是企业，“一头热”的合作模式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校企共生模式最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现行的模式中，企业很少将校企合作发生的成本当作单独的会计科目进行核算②，比如在合作培养职业人才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等，学校也没有对此进行细致的评价。校企合作没有形成可以量化的标准来评价校企双方的收益，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建立，使学校对自身在校企合作中的人才培养收益、社会声誉收益等以及所投入的人财物进行客观的评价，为选择合作对象、确定合作深度等决策的做出提供依据。当然，校企合作体现在育人质量上，其价值很难用量化的数据进行衡量，但这种评价机制的建立，能促使学校明确校企合作的收益，使校企合作的行为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二、校企合作评价制度建设的维度

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对象是校企合作的状态，状态指的是“表征物质系统所处的状况，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的物质系统的存在方式或表现形态”③。通过校企合作状态把握一定时间内校企合作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是校企合作评价制度建设的目标。但是，状态不是唯一的评价维度，需要从状态进行预测，系统性地把握校企合作的价值。从维度来看，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抽象尺度可以分为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价值维度。

（一）校企合作之时间维度

时间是状态监测的“计步器”。④对校企合作的评价，需要从校企合作的发展过程中，评价和预测校企合作的价值，对校企发展过程、现有水平、未来发展趋向进行评价，从时间上把握校企合作发展的水平与程度。

1.校企合作的发展过程。发展过程是指对校企产生合作的历史的评价。评价校企双方通过某种渠道建立关系之后，对相应专业和育人影响脉络的归纳，是评价合作伙伴在专业发展历程中的价值。一般来说，初级的校企合作是建立在就业阶段的合作，相关的校企合作政策保障并不完善；随着校企合作的深入，双方逐渐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逐渐思考支持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专业课程设计，并对双方的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形成合作运行的机制，并制定一些政策，保障校企合作的水平不断提升；随后，校企双方逐渐在合作上形成统一的思想，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不断提升合作深度，不断健全校企合作机制体制，在科研、技术转化、人才通道上实现合理有序的流通，实现文化融合、制度融合和结构融合，建立共生合作体。评价校企合作的发展过程，是评价校企双方是否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按照校企合作不断深入的发展历程开展工作，是校企合作未来价值实现的大致脉络。如果对方企业停留在对人才的需求上而在其他方面进展有限，意味着参与的积极性不够，对校企合作的前景要有折扣地预测，必要的时候做出适当的调整。

2.校企合作的现有水平。现有水平是指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对合作的宽度和广度的评价。比如，是否深度地参与了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是否深入地按照人才成长的逻辑设计了课程，企业人员是否参与了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和担任顶岗实习的导师，企业导师在顶岗实习期间是否按照学生技术技能形成的逻辑开展了职业技能的指导，教师是否能有序流动到企业进行交换，双方是否在科研和技术开发上形成典型性的成果和有示范意义的合作项目等。这些内容是体现校企合作现有水平的关键，一方面有效度量了企业参与的层次和程度；另一方面评价了企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现有价值，评价了企业在学校发展中的价值，决定后续的持续性投入是否具有价值。现有水平的估计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了一个对照关系，但其准确评价需要空间维度的有效配合。

3.校企合作的未来趋势。未来趋势是指在时间维度中，对校企合作未来发展前景的评价。校企合作是校企双方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双向需求，双方的发展决定了未来合作的深度，企业和学校都受社会发展制约，需要在与社会的交互中获取有助于自身成长的空间，社会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和学校的成长方向，从而决定了校企合作的未来趋向。比如，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意味着更多的先进制造业的兴起，意味着手中握有优势技术储备和资源储备的企业在未来具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将获取更多收益，推动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为成熟技术进行人力资本输出的学校会跟进这种发展趋势，双方在利益上表达了更多的一致性，校企双方就有可能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样，如果企业是落后产能，是社会发展中需要淘汰的类型，尽管双方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在未来并不具备发展优势。当然，评价发展趋势还需要与学校战略结合起来。比如，大数据产业意味着对大量的数据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如果并不属于学校的发展重心，就会在发展趋向上动力不足。因此，对校企合作未来趋势的观察还需要借助价值维度。

（二）校企合作之空间维度

空间是状态监测的“分辨率”。⑤对校企合作状态的评价，反映校企合作办学的要素与结构的分布情况，揭示校企现有合作的各个方面。

1.“面”与“线”结合的程度。一般来说，校企共生的状态是校企合作最为理想的状态，反映了校企双主体在校企合作中“面”和“线”的结合。“面”指的是校企合作过程中双方的接触程度，体现了校企合作的广度。比如，有的企业参与了顶岗实习，体现了培育过程中的合作；有的企业提供了课程资源，体现了在课程建设层面的合作；有的企业提供了就业机会，体现了在就业阶段的合作；有的企业合建了研发场所，体现了在研究上的合作。“线”指的是校企合作在某个方面的介入深度。比如，在“订单班”的校企合作形式中，可以仅仅只下达订单，但没有深度介入人才培养过程，有的参与了“订单班”课程建设，有的设计了“订单班”人才培养方案，有的参与了“订单班”的人才培养质量考评，有的为“订单班”投入了大量的企业师资等。一般来说，校企合作双方接触点越多，依赖性越强；链条越长，依赖性越强。对校企合作“面”和“线”上的评价，能真实地反映校企合作在空间上的状态，是评价校企合作办学的重要观察点。

2.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校企合作既有短期合作的需求，又要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防止校企合作育人功能的中断，保证人才培养的基本质量。因此，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都是校企合作评价关注的检测点。短期效应指的是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对现阶段育人的功能实现，长期效应是指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对学校育人的长效。一般来说，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具有一致性，部分企业能在特定时期提供有效的学习资源和条件，但由于不满足学校长期战略发展目标或者与学校文化产生冲突，因此需要做出有效的评价。一般而言，文化层面上越接近，长期效应越凸显；结构越相似，长期效应越凸显。对于学校而言，特别是起点不够高的学校，在寻找校企合作伙伴时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找到满足现实学校资源和条件供给的企业是当务之急，但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更需要找到与自身理念、结构、文化相近的企业作为长期合作伙伴。因此，分析企业对学校校企合作发展的长效和短效，是校企合作评价的关注点。

3.校企办学合作绩效。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对事务进行绩效评价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校企合作而言，办学合作绩效是学校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关键评价点。校企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合作育人，相对于其他绩效评价而言，由于育人质量具有内隐性，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进行评价都具有现实难度。正因为如此，现阶段并没有学校对校企合作办学绩效进行深入的评价，企业也很少将合作的投入在会计科目中单独呈现。但是，校企双方可以挑选出校企合作的核心观测点，比如校企双方投入资源的数量与比例，与学习者培养成效中的技能获取、就业质量和自我体验进行比较，观察相近企业或者相似专业的育人质量，并综合考虑专业获取校企合作资源的难度，从而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价。

（三）校企合作之价值维度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类型，其普遍意义上的育人功能很难用单纯的数据来评价。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育人的重要手段，需要评价其是否满足校企双方的战略需求，是否与社会的发展方向相吻合，是否真实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是否真正拓展了学校的办学空间等。

1.校企合作是否满足双方的战略需求。校企合作的发生逻辑毫无疑问是双方的共同需求，具体体现在企业需要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持自身的发展，学校作为培养人的场所，需要校企合作节约办学资源，提高育人质量。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可以发现校企合作的趋势体现了纵向上的衔接和横向上的融合。在纵向上，学校通过基础培育发挥高效知识传输体系价值，企业在技能淬炼上发挥“深加工”价值；在横向上，企业与学校以不同结构的知识能力培养，支持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但是，现实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存在目标不同、文化差异、利益分配等冲突，在发展校企合作上各自有截然不同的出发点，并没有显示出天然的共生，而是根据自身战略进行不断的博弈，从而实现战略上的互利。当然，战略上的互利并不会在所有的校企合作中发生。在校企合作的实践中，各种不愉快的事件时有发生，原因是战略上很难实现趋同。对双方战略需求的分析是深入校企合作、发挥校企育人的关键，其主要评价企业在发展蓝图中与学校发展战略的相关性，与学校战略相关性大的企业，会更符合发展逻辑，在行动上保持与学校相同的步调，促进学校育人质量的提升。

2.校企合作是否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校企双方在战略上的趋同并不意味着校企就能按照既定的方向开展合作，学校和企业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其资源的最终来源是社会生产，社会发展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状态。工业时代孕育工业化生产，产生了工业化时期的人才培养需求；数字化时代孕育着数字化生产，产生了数字化时期的人才培养需求。校企合作的发展方向需要准确对接社会发展方向，而不能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因此，评价校企合作是否与社会的发展方向一致，是评价校企合作价值的重要方面，只有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校企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发展所遇到的人才问题、资源问题和技术问题，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

3.校企合作是否真正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校企双方在互动层面上的水平，并不完全代表人才培养质量。校企双方在格调上没有处在同一水平，学校的教学现状远高于企业生产水平时，再精美的合作对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也无济于事。例如，学校定位于智能生产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而合作企业却需要流水线上的熟练劳动者。同样，远远高于学校人才培养层次的校企合作，对人才培养也无济于事。例如，职业学校定位于培养普通技术型人才，而合作企业却需要高级创新人才。因此，校企合作必须真正评价人才成长的价值，在选择合作企业时必须根据本校学生的实际状况，真正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校企合作只有真正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才能真正满足学习者的学习体验需求，才能提高学习者的满意程度，才能赢得学校的发展未来。

三、校企合作评价制度推进的策略

建立校企合作评价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需要不断完善和进步的，需要有策略的推动。

（一）坦诚的文化共建策略

对校企合作的评价，不能成为学校单方面的评价，而要与企业建立坦诚的合作关系。学校可以评价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企业也可以评价与学校的合作关系。这种基于双方互信、互动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对校企双方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校企在不断的互动评价中，加深对校企合作价值的深层次思考，实现校企合作的良性发展。同时，通过校企合作评价发现对方并不符合自身发展需求时，也能有效地启动止损程序，实现合作的终止，防止校企合作中资源投入的浪费。

（二）形成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评价方式

校企合作涉及多个复杂主体的多维交互，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关系，需要从整体的角度来评价校企合作的成效。从各个维度来看，也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时间维度需要空间维度来支持，空间维度的状态是价值维度的基础。因此，不能用静态的眼光去评价校企合作，也不能用单一的视角来评价校企合作，而是需要建立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理念，通过对校企合作各个层面的系统分析，形成既有指导意义又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推动校企合作的发展。

（三）建立校企合作评价工作机制

“机制”源于希腊文的“mechane”，指的是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⑥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建立旨在通过校企合作评价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需要校企双方和其他利益相关体，以评价为手段建立相关关系，保障校企合作评价的运行，充分发挥校企合作评价的作用。校企合作评价制度的建立，需要发挥多元协同效应，从企业、学校、社会、学生等利益相关者中寻求战略协同，构建支持联盟，确保工作运行的通畅性，发挥校企评价制度的效益。

（四）关注评价的反馈意义

评价是为了优化，这种优化过程体现为选择的优化、迭代的优化和提升的优化。选择的优化是指通过选择不同的合作对象，实现校企合作绩效的提升；迭代的优化是根据不同的时代，选择不同的校企合作对象，实现校企合作价值；提升的优化是指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参与的角色，实现校企双赢的优化。相对于前两者，校企合作提升的优化在评价过程中更具有现实操作意义。评价制度的推进需要形成有效的反馈，对学校在合作方式上提出要求，同时也将这种要求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反馈到企业，促进企业根据学校的要求改变参与校企合作的方式，最终实现共赢。

校企合作评价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新事物，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传统的校企合作中，学校和企业从主观上或者客观上分析校企合作对自身的价值，但这种评价并不全面。在全面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今天，提高校企合作评价的水平与科学性显得尤其重要。同时，开展校企合作评价制度建设的学校和企业，需要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认识校企合作的关系。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章明确规定校企双方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这就需要依托以双赢为目标的评价制度体系，通过不断完善评价，以更高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信，选择更适合的合作主体，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本研究基于现实状态和评价原则进行了一些思考，希望吸引更多人投入相关研究，促使评价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尤其在实践中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金辉.高等职业教育深化校企合作的应然路径[J].教育研究，2010（4）：56.

②冉云芳，石伟平.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校企合作成本、收益构成及差异性分析——基于浙江和上海67家企业的调查[J].高等教育研究，2015（9）：56.

③高清海.文史哲百科辞典[Z].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385.

④⑤李玲，吴南中.高职教育专业评价引导的逻辑[J].教育与职业，2015（34）：18，22.

⑥孙锦涛.教育现象的基本范畴研究[J].教育研究，2014（9）：4.

作者：吴南中

校企合作企业资源论文 篇2：

校企合作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

【摘要】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院校创新办学模式，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重要路径。校企合作的开展，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明晰角色定位及组织职责；构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的调控系统；建立高效的内部运行机制及项目运行方式；健全保障机制。在合理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作用下，校企合作必将走向平台化、品牌化发展。

【关键词】 校企合作 体制 运行

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产教融合，强化校企协同育人。同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其总体要求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坚持产教融合发展。无疑，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探索校企合作办学之路，是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工作重心。确实发挥政府、行业作用，实现校企无缝对接，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理顺校企合作的组织体制，规范运行机制。

一、校企合作的组织职责分析

校企合作是为了实现人力资源专门化而进行的以利益为基础的教育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之间共同举办的一种职业教育模式。广义上，这里的教育机构，泛指教育主管部门、行业机构，职业院校等；企事业单位，则包括企业、非教育系统的行政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狭义上的校企合作主要是指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政府主导，行业引导，校企一体”构成校企合作的组织环境，明确合作各方的组织职责，是校企合作顺利开展的前提。

1、政府维度

政府维度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及校企合作相关的各级行政部门，如教育、财税、工商、产业等部门。在校企合作的组织体系中，政府是校企合作的主导者，其主要在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资源整合、政策制定、搭建校企合作建设平台等方面发挥作用。

2、行业维度

行业维度包括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教育研究与科研机构等。行业是校企合作的引导者，其主要职责是：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推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质量评价等职责，建立行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就业状况定期发布制度。

3、企业维度

企业维度主要为独立的盈利性组织，非盈利性的信息服务机构，如人才服务中心也可归在此类。企业是校企合作的参与者，亦是实施主体之一。其主要职责是：树立参与办学的责任意识；参与职业院校治理；提供实习岗位，承担用工责任；提供学生实习实训、教师交流任职的企业导师及设备场地，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标准及专业、课程建设；投入设备，设立奖（助）学金；提出应用技术开发需求及资金支持等。

4、学校维度

学校维度主要为职业院校，包括开展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技术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院校。学校是校企合作的另一大实施主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办学制度；遴选优质企业，开拓合作单位，建立紧密联系；培养输送适应企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企业技术更新、管理咨询等的智力支持；服务企业的员工培训等。

二、校企合作的管理调控系统构建

校企合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分别作为独立的个体，有其自身的组织职责。为保证校企合作的有效开展，四方需理顺关系，紧密配合，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设立开放性、制度化、群体化的管理调控系统。

1、组建全国行指委，宏观指导校企合作工作

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行指委”）是受教育部委托，由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牵头组建和管理，对相关行业（专业）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研究、指导、服务和质量监控的专家咨询机构。行指委成员来自国家、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学校及企业。目前我国设有财政、物流、机械、服装等53个行指委。其主要职责是：制定行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发布人才需求预测，提出专业建设标准，创新教材课程体系创新，推进本行业教产合作，校企联合办学，一体化建设；推动教师学生到企业顶岗实训、实践，组织技能大赛和开展教学质量评估等。

2、成立区域产教联盟，搭建校企深度合作交流平台

区域（县级以上至省级）产教联盟由各地方科研院所、本科院校、高职有院校、中职院校、企业、行业和政府多元组织参与。其立足专业，依托地方产业，以人才供应、技术支撑、产品研究和项目开发为主攻方向，主导与调控本地校企合作工作，制定必要制度、措施，提供必要信息，优化合作环境，促进区域教育资源优势互补与共享，推进构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3、创办校企合作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办学制度

校级校企合作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由校企领导、职业专家、行業企业技术人员、院（系）领导、教学骨干、行业专家等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例会制度，制定本校校企合作办学制度，健全校企合作规划、合作治理、合作培养机制；确定校企合作目标，明确校企合作内容，指导专业建设、课程调整，共同开发课程和制定教学计划，制定顶岗实习管理制度和评价制度，建立校企师资共建机制，共同培养“双师型”教师。

三、校企合作的内部运行机制建议

尽管职业院校的领导都很重视校企合作工作，但校企合作涉及教务、师资、科研、学工等多个处室，难以形成管理合力，有些院校未充分调动二级学院的积极性，导致校企合作项目难以落地生根。企业在校企合作中亦有相同的组织困境，一般是由人才需求部门直接与学校零星对接，缺乏统一和协调管理，往往一个合作企业有多组人马同时与学校联系合作，降低沟通效率，增加合作成本。因此，校企双方亟需完善内部运行机制，校企内部均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校企合作工作，推动合作项目的有序、持续开展。

1、设立校、院（系）二级校企合作机构，分层履行项目责任

校级校企合作机构建议由校级领导主管，各职能部处、各二级学院领导担任办公室成员，另设立常务主任一人，职员若干；主要负责校级校企合作政策的起草、拟定、发布；重大项目的资源调配、申报、运行，一般项目的运作指导、后台支持等，校企合作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项目的评价、反馈等；二级院（系）级建议由院长（系主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副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书记、教研室主任、教学秘书组建校企合作办公室，负责院（系）校企合作工作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项目运作的决策、组织及协调，项目效果的评价、工作量的计算等；另根据校企合作项目需要增设教学业务、技术骨干若干人，担任项目负责人，或作为成员参与项目的洽谈、实施及运作。

校企合作项目应按重要性原则划分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重大项目主要为政府、行业主导项目，院（系）联合申报项目，大型集团公司合作项目等，宜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开展工作，校级校企合作机构统筹，各院（系）配合；一般项目主要为中小型企业定点定向需求项目，宜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各院（系）为主体实施，并向校级校企合作机构备案，依据项目向校级校企合作机构获取资源，一般项目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升格为重点项目。在院（系）内部，应设立一个组织严密的校企合作运行系统，各司其职，层层负责。具体实施某个校企合作项目时，院（系）领导层面主要提供组织谋划服务，进行跨院（系）的协调；教研室主任主要承担教研室内部的资源调配工作；项目负责人发挥中心作用，全程跟进项目的引进、洽谈、组织、实施、跟踪、评价及反馈过程。

以一般项目为例，建议采取项目制管理形式展开，具体地说：一是项目引进者发起提议，校企合作办公室研讨决策；二是成立工作小组，确定项目负责人；三是召开项目协调小组会议，明确工作目标，分解工作流程，细分子项目及各成员任务，发布分工方案（流程、任务、人员、质量及时间点要求等）；四是调配资源、各小组分别组织执行，过程中随时沟通，不断完善改进，成员间协作配合；五是项目负责人进行节点控制，统筹协调，总结反馈。项目运作中要注重形成团队合作意识，倡导充分沟通文化，树立典型标杆，进行岗位辅导。

2、专设一级校企合作机构，统一组织项目运作

企业方面，校企合作机构建议由领导班子成员主管，人事处牵头，各部门配合。依据项目涉及部门的多寡、经费的大小、需求的差异性评定项目级别，一般项目企业可由校企合作机构办公人员与需求部门领导合作，直接与二级院（系）联系开展，提高响应速度及执行效率；重点项目建议由领导班子成员、人事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协作，从校级校企合作机构切入展开，提升项目的影响度、减少协调层级、优化资源调度。项目落地后，依据需求分设不同项目小组，在校企合作机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工作。

校企合作在执行层面，以“订单式”人才培养为例，校企合作机构需共同完成以下工作：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签订合作协议书；建立校企一体的组织机构；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组织、准备及实施人才培养，这其中包括相关课程开发、场地、设施准备、教学组织、学生挑选等；执行过程控制及评估。在总结基础上，调整培养方案，签订新一轮合作协议。

四、校企合作的运行保障机制建设

校企合作的顺利运行，需要从职业教育立法、政府职能转变、利益诉求协调等方面完善保障机制。

1、加强职业教育立法建设

当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但其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指引及财政支持，对校企双方在实施过程中的权、责、利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企业参与办学缺乏约束力和驱动力。因此，政府要立法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职业院校管理、企业职业教育等方面进行强制管控；建立权威、完善的校企合作准则和指导手册；建立激励机制，设立发展专项资金，或对支持职业教育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和经费补偿政策。

2、完善政府部门的协调统筹职能

校企合作涉及除教育主管部门外的众多行业主管部门：教育部门主管校企合作业务；财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经费的拨款，却没有单列校企合作经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校企合作所需的基本建设，却要求职业院校自筹经费。校企合作在重大规划、主要制度制定及实施保障等方面，缺乏统筹与协调。因此，需要多部委及地方各级政府联合，建立各级校企合作协调委员会，明确委员会的性质、定位、作用，出台相应工作细则。

3、拓展互利共嬴的合作途径

企业为校企合作投入人、物、财和信息服务等资源，还需承担一定安全及投资回报风险，在校企合作中往往消极被动。学校通过校企合作可以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充分利用企业的设备、场地及场景，降低办学成本，提升办学水平，因而往往主动积极，但由于资金缺乏、对合作企业缺乏了解、“双师型”教师储备不足或没有行之有效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等因素，其在后续合作中多是难以维系。因此，为保障校企合作的有序深入开展，校企双方应积极寻找双方的利益契合点，拓展互利共嬴的合作途径。“一般来说，企业希望在校企合作中满足以下几方面的需求：未来稳定的企业用工来源、技术支持、员工培训、技术引进、科研開发和获得社会声誉等。而学校则希望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习基地，解决学生的实习、实训问题，以及推进教师培养和专业与课程建设等”。有基于此，校企双方要共同努力，探索通过校企市场合作，推进学生就业与企业用工一体化；通过完善校企教学合作，推进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生产相结合；通过校企研发合作，推进研究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师资合作，促使学校教师和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共同提高；健全校企共担共享机制，如联合招生，合作兴办校办工厂等，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五、校企合作的发展趋势展望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关键词，随着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平台化、品牌化，是其发展的方向，亦是必然趋势。

1、平台化发展实现资源共享

早期的校企合作一般是点式合作，学校、企业单一，合作项目单一，主要为学生实习实训。依托校、企自身合作经验的积累，现今的校企合作，已经拓展至链式合作，学校、企业虽然单一，但合作项目已经延展至技能竞赛、证书培训、管理咨询及技术服务、校内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随着政府主导、行业引导功能的不断加强，全国行指委，区域产教联盟的成立，校、企内部运行机制的完善，项目储备的充实，未来的校企合作，必将走向网式合作，主要包括：一是校校企合作，如校际联合开展技术攻关、职业技能比拼等；二是企企校合作，如学校参与不同企业形成的产业链项目，不同企业合作为学校提供优势服务项目，校企合作为其他企业提供服务等；三是政行企校合作，如政府、行业指导下校企联盟，政府、行业协会指导下建立校企更紧密合作的联盟，组织不同行业的企业与学校合作；四是企企合作，校企合作网成为合作企业之间交流的平台，同一学校或者同一产教联盟内，不同企业之间主营业务对接，主营业务与管理咨询对接，主营业务与员工培训对接，主营业务与员工福利对接，股权投资对接等等。

2、品牌化发展彰显办学效益

特色合作品牌包括校企在某一个项目上深入合作形成品牌、学校和企业全方位协同合作形成品牌等。校企合作品牌的形成，对企业，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是其企业文化宣导的无形利器，是其聚拢人才的制胜法宝；对学校，是其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有效验证，是其合作办学的坚定基石，是其教学改革、技术攻关的源源动力，是其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最佳阵地。品牌化发展带来的标准化提升，为其它校企合作项目的深入开展积淀先进的经验，其规范化的合作模式、组织流程、过程管理、评价手段等，进一步通过制度建设进行固化，便于后续项目的复制、执行和跟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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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俞颂华、肖永新：基于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机制构建问题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14（14）.

[6] 林连伟、邹晓东：我国产学研合作转型升级趋势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0（17）.

（责任编辑：徐悦）

作者：汪婷婷

校企合作企业资源论文 篇3：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有效性分析

摘 要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绩效的有效性备受争议，究其根本在于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有效性不够充分，法律制度体系框架设计的科学性、精细性、明晰性和强制性差强人意，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所拥有的强制性、适时性、创新性和主体性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便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弥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顶层短板，增强校企合作的有效性。

关键词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有效性

一、问题提出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的概念解读

1.有效性的概念界定

理论上，有效性（effectiveness）是指产生所需结果的能力，即事物被确定为有效就一定意味着产生了它所期待的结果，遗存了深刻的无法湮灭的印迹。有效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表明实际结果与特定标准相比正性或负性的匹配程度，即所获得的效果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的程度。在社会实践中，有效性是指已经实施工作进展的正确性、精确性和完成性，是指试图获取的工作绩效实际上就是自己真正想要获得的主观预设结果。社会实践有效性的突出特征通常表现在决策、人员、工作环境、时间以及管理过程等方面。

2.校企合作及其有效性

校企合作是指基于企业用人需求，校企双方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责任同担和利益共享的原则下共同培养符合岗位需求的高技术技能人才。校企合作的有效性是指企业和院校在开展互利、互惠、互动、共赢的职业教育实践过程中实现校企深度融合的程度，表现为广度、深度和持续度等方面，即校企双方在实现价值理念、目标追求、团队协作、利益共享等层面一致性的最大程度，是职业教育持续平稳发展的核心支点和根本保障。衡量校企合作的有效性客观上存在学习的情境化程度、教学安排的合理化程度、生产过程与课堂教学过程的有机衔接程度以及教学内容的科学化程度等方面指标[1]。

（二）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状

1.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依然处于摸索阶段

2005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要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2]。随着市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增长以及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工作的开展，我国职业教育开始重视建立实训基地（尤其是校外实训基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尚未形成完善的实践教学制度体系，更缺乏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立法，实践教学在很多方面没有标准和规范，缺乏制度化的全过程监控体系，实践教学的随意性较大，实训基地建设、实践教学管理乏善可陈。

2.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步履蹒跚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面临五大难题：第一，企业缺乏接收实习生的积极性，学生到企业实习难；第二，校企合作开发课程难，共同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材的覆盖率较低；第三，“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难，尤其是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困难重重；第四，学生实习期间的权益保障难，实习生成为社会新的弱势群体；第五，参与合作的企业获得回报难，大多数地方企事业单位接收实习生付出的成本得不到应有补偿，许多单位把实习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实习质量无法保障。

（三）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效性存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校企合作提升到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指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核心支点，要制定校企合作制度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发展[3]。诚然，导致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陷入困境的因素较多，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体制不顺，价值取向大相径庭

只有职业院校和企业同样重视校企合作，才能够最终实现共振和共赢。由于我国校企合作处于特有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状态下，虽然职业院校作为校企合作的一方主体，几乎掌控了所有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渠道，但即使组建了“职教集团联盟”的多数职业院校也有意无意地无视甚或排斥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管理，导致校企合作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管理体制等难以与校企合作咬合匹配，合作过程形单孤影，基本上只是靠人脉走过场。而作为校企合作的另一主体，虽然企业处于技术技能型劳动力日益短缺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换代的背景之下，但多数企业依然不能正确看待与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和融入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去，再加之职业院校与企业的价值取向各异，为此，职业院校和企业在整体上各自为阵，不能够形成合力，无法取得校企合作的预期成效。

2.专业化、职业化教师队伍良莠不齐

相比其他类型的教育来说，我国职业教育底子薄、基礎差，尤其教师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于职业教育发展。一方面，目前我国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和高级职称比例都有相当程度的提升，但具有丰富企业实践经验并拥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并未成为主流[4]，专业知识有余而职业技术技能不足，多数“双师型”教师有名无实，为扬长避短，教学中就难免“厚理薄技”，传授的专业理论知识可能远远超出职业教育对理论知识“够需”和“够用”的要求，而学生真正需要的扎实应用型技术技能知识却不足，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南辕北辙；另一方面，企业工程技术管理专家、高技术技能型实践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还缺乏相关的政策支撑[5]，而他们自身作为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不够，缺乏职业技术技能的传授技能和教学艺术，致使实习实训学生进入企业顺利接受技术技能的实践学习有一定困难。显然，无论是职业院校还是合作企业，合格的专业化、职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可能尚在起步阶段，难以有效保障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3.制度框架设计不尽合理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半工半读、顶岗实习、订单培养、工学交替、职业教育集团办学和学校工厂运行等制度范畴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等，这些制度并不完善，突出表现为虽然把校企合作的重要性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但通篇原则性的定性描述居多，而作为校企合作实践支撑的经费投入、实训管理和师资建设等方面的刚性制度缺失，没有校企合作实践的强制硬性约束以及针对主体执行不力的清晰严厉的定量处罚规定，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空泛疏简。与此同时，虽然《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6]，《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企业有责任接受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而现实中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只是“软约束”，但学校参与校企合作却是职业院校持续发展并确保办学质量的“硬约束”，这种“失衡”的制度约束导致企业缺乏参与“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致使校企合作实践过程“学校热、企业冷”。

纵观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总体上的“悬浮”实践，究其缘由，不尽合理的法律制度体系设计可能首当其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框架缺乏精细明晰的科学设计，有效性大打折扣，校企合作难免走上空、虚、粗放、不确定和不可持续的不归路。

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法律制度解读

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都以构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为逻辑“原点”，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原则、责任与义务，严苛框定校企合作企业的行为，严格规范企业内部供学生生产实践的生产岗位，合理搭建供学生教学实践的培训车间，校企合作拥有完整的培训计划、充足的培训经费以及合格的培训教师[7]。

（一）德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及其法律制度

1969年，德国颁布了《联邦德国职业教育法》，确定“双元制模式”，确立校企合作中学校和企业两个主体，详细规定了职业培训合同的签订、企业实施职业教育的资格、职业教育实施方及受教育者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受教育者享受培训津贴的权利、职业教育场所的必备条件、考试要求、考试证书的等值、违法行为及惩罚等内容[8]。

1.关于校企合作主体地位的法律规定

德国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企业与学校是校企合作开展职业教育的两个主体。其中，企业必须具备一定资格，通过资质认证、遵循《职业培训条例》才能参与校企合作，与学校一起协同开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职业院校由各州教育部管理，遵循州立学校法。学员拥有学生和学徒双重身份，分别在学校和企业开展学习[9]。

2.关于校企合作双方责权利的详细规定

德国职业教育法律明确规定了校企合作中企业和学校等参与方的责任和权利，其中，企业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规定与学徒签订培训合同，详细界定了合同的形式和内容，规定了企业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学徒在企业的学习质量。同时，阐述了职业教育机构和学员的义务，详细标识了脱产方式、证书发放、津贴支付以及假期设定等多方面的权益。德国职业教育法律还规定了违反规则的行为，包括违规的具体条款和罚金，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

3.关于校企合作企业主导的适用性法律规定

德国职业教育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双元制校企合作模式，规范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行为，在学生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学生既是学员又是学徒，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具体岗位需求培养人才，针对性较强，但校企合作过度依赖企业，可能导致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丧失，人文素质低落。

（二）美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及其法律制度

美国于1963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推出合作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要求职业院校与企业相互合作，各州应提供充分的财政资助。同时，职业院校的学生一边在学校学习，一边在企业参加实践，学校学习与企业实践交替轮换，学校为主，学生身份单一[10]。美国1982年通过的《合作训练法案》規定，由各州制订职业教育培训计划，企业参与制定、修改及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课程[11]。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提出在高中阶段实施“学校职业教育+企业培训”计划，行业企业参与培训，负责提供学习课程，向学生提供实践岗位以及实践工作的指导，完成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生不仅获得高中毕业文凭，还荣获行业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

1.关于校企合作立法的社会导向

美国出台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通常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内容具体明确，旨在解决当时校企合作面临的社会矛盾，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都有详尽的条款解释，开展“校企合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关于校企合作的经费保障

美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参与主体不是企业，而是联邦政府、各州政府、职业学校、社区学院以及综合高中。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办学实施校企合作，而政府主要依照相关法律对校企合作加以宏观调控，用充裕的经费作为校企合作的有效杠杆，激发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积极性。

3.关于校企合作法律的及时修正完善

美国对既有法规适时修订以便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需求已经成为常态。1963年美国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法》，后于1968年、1972年、1976年先后修订，并于1984年《珀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法》加以替代[12]，而《珀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法》又分别在1990年和1998年被修订，后于2006年出台了《珀金斯职业技术教育改进法案》，该法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开展的校企合作为合作教育模式，聚焦企业的参与性以及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教育，学校通过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从实际出发开发和调整专业，修订课程设置，整合学校理论课程与企业的实践实习，完善教学内容，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日本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及其法律制度

1958年，日本颁布的《日本职业训练法》是以企业终身雇佣制度为前提的职业教育基本法，标志着日本企业职业培训制度的形成。其规定了政府和企业对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的责任，要求企业培训必须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按照校企合作的法律规定接受资助并获得国家认可。

1.关于校企合作注重企业内训的规定

日本依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企业的用工实际，确保提高劳动者的从业能力并努力形成自身特色，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重视和规范企业内训，明确学校教育的毕业生是内训的重点，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掌握与职业岗位相符的知识技能，保障职业技术培训的质量。

2.关于校企合作立法的借鉴与创新

日本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一大特色是学习和移植欧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尤其是美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制度，在扬弃中不断适时修订调整完善立法，开展自身的校企合作立法，同时结合国情积极创新，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又为其他各国效仿和学习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

3.关于校企合作法规内容的具体化

日本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职业训练法》规定了职业培训企业所具备的资格、职业培训的具体形式、职业培训学生在企业实习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并制订了具体明确的罚责规定。现行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和《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实施细则》更加详细规定了开展“校企合作”职业培训机构所应具备的职业开发能力以及所对应的训练科目、培训教师资格等，要求基于企业内培训具体的岗位需求实施教学。

（四）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法律制度体系的特征

1.凸显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强制性

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契合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特质，仰仗于各具特色、成熟丰富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强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发达国家积极构建并完善校企合作的相關法律制度体系，还以本国的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为依据，颁布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促进条例及实施细则，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具体问题作出清晰的法律解读，不仅涉及职业院校的设置标准、办学形式、实训基地等学校的内部管理，还具体设定校企合作行为主体的法律条款，规定学校与企业签订合同的范式，界定合同所包含的内容，涉及企业、学校、学生的责权利以及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讲授理论和实践课程的统一标准与具体考核标准、办法等，同时，设置校企合作专项资金并限定其用途，建立校企合作协调委员会，开展法律责任界定、监督检查和法律救济等多项活动，强力落实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

2.强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企业主体性

发达国家有关法律制度体系高度倡导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企业的担当和责任，明确要求由企业确立职业院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标准，把对企业员工的岗位要求与学生的培养目标相结合，解决职业院校培养人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脱节问题，同时降低企业对初上岗员工投入的培训成本。有关法律制度强调企业具有两方面责任：一是企业要成为拥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的办学主体；二是企业要拥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主体责任意识，与职业院校共同研究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方案、专业开发、课程设置、教师培训、学生考核、教学质量监控、接纳学生和专业教师实习以及实训场地、设备设施、师资指导、安全防护措施等，确保企业在开展校企合作过程中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彰显职业院校及其学生的合法权益。

3.强调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动态适时性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有关法律制度应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并用立法的形式解决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同时，在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许多问题不可能仅通过一部相关法规就能解决，需要及时加以修改、编纂、解释和废止，并根据需求编制相应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为此，发达国家相关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与时俱进，不断修订、修改、调整和修正，以期在正视现行法律制度实施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适时修缮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运行实际的法律制度。

4.重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创新性

创新已成为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鲜明特色。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立法创新是在总结他国立法的经验与教训和在借鉴与模仿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极力使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本土化、特色化，密切关注相关法律在本国实际运用中的调整和适用，通过持续学习他国的法律制度来逐步完善本国相应的法律制度，不仅系统分析他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经验，还尊重本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的特殊性，适应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及时反映社会发展、行业企业变化的最新需求，不断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合理调整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各方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增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有效性

（一）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有效性追问

改革开放、尤其是自1994年以来，我国教育法制化进程明显加快， 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但其有效性依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国家法律在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方面的有关规定还比较“原则”，仍停留在一般性倡导层面，对参与校企合作的校企双方没有实质性的奖惩保障措施，从而导致实践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多数合作流于形式、没有实效。

二是在《企业法》《税收法》等相关法律中没有与《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等教育法律相配套的规定，对于违反者的处罚措施更是不力，而且没有校企合作的专门法律，导致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以学校为主，企业缺位，政府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也比较缺乏。

三是《劳动法》《高等教育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只是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作了零星、片面和不成体系的规定。其中，《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侧重企业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与职业院校几乎不存在关联；《高等教育法》聚焦高层次实施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校与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校企校地合作，高职院校则基本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位；《就业促进法》以促进就业为主轴，只是把开展校企合作作为增进就业的一种途径选择。

四是《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对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存在不尽合理的规定。其中，《教育法》只规定了企事业组织为本单位职工提供培训的便利条件，鼓励与学校开展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便利的实习场所，但没有具体详尽的操作性规定，更缺乏实施的强制性。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法》只是大致规定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权利和义务，而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问责规定并不明晰。

五是鉴于职业院校的管理体制依然存在条块分割的隶属关系，造成“校地校企合作”的有关法规涉及的主体主要是地方企业和职业教育机构，与职业院校并无直接瓜葛。

（二）增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有效性的切实措施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客观上存在明显的法律制度体系的缺陷，阻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稳步发展，无法充分展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效性，导致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说起来重要（甚至把视为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逻辑起点），而在实践过程中却成为鸡肋。由于企业和职业院校在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存在事实地位的巨大落差，企业成为“甲方”，职业院校寻求企业“合作”的冲动往往遭到企业漠视冷遇的“乙方”命运，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几乎不受约束，有利则抢，无利则躲，以致校企合作难以为继、收效甚微，与职业教育开展校企合作的初衷渐行渐远，无效惰性的校企合作充溢弥漫。为此，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亟需重构法律制度体系，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有益养料，精准弥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体系的“短板”，完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持续增强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效性。

首先，抽丝剥茧，缕清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致命短板。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长期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而是否拥有权威性的法典规范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生存发展的试金石。鉴于当时粗放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低下的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立法机构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粗浅认识，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陆续颁布实施的相关法律存在明显缺陷，既不能够规定我国初期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理性行为，更难以指导当今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实践，导致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实践主体不明、责权利不清、利益攸关方法律关系紊乱、实践行为规定原则性随意化、激励机制缺位甚至错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举步维艰。为此，需要有关的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行业企业的专家学者仔细剖析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各条款的实践适用性，果断清理过时不当的法律条文，在切实调研的基础上细化操作性行为规范，补充修订相关的法律条文，在时机成熟时讨论颁布相关法律的修訂草案，全面保障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践主体的法律尊严。

其次，加强规范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践主体的法律行为，重点厘清学生与企业和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指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只有明确各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当事方才能主张相应的权利，同时，承担法律关系要求的必要义务。一是要明确校企合作中学生与企业间的法律关系，从形式和内容上揭示他们之间的本质关系，即学生在校企合作实践活动中与企业形成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劳动关系，不同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通过劳动取得报酬，而是将所学技术管理知识运用于实践，获得岗位技能，这种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需要得到充分保障。二是要明确校企合作中学校与企业之间基于契约合同的委托关系，校企合作把职业院校的实践教学转移到企业职场，作为教学计划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也把学生的部分教育管理权利委托给了企业，在学生和企业之间形成了教育管理关系，企业负责学生职场知识技能的传授以及职业意识和工匠精神的陶冶。三是要明确校企合作中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既存在围绕人身权、财产权而产生的特殊平等民事法律关系，又存在学生部分人身权受到限制的管理关系，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负责学生的学籍管理、学位授予、宿舍管理、学习行为调适等内部行政管理，形成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

第三，探微确定校企合作有效性法律制度体系内容的关键细节。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有效性较低更多源自有关法律制度体系设计不够严谨、规范和细致，突出表现为大多数相关法律条文只有原则性较强的语言陈述，缺乏操作性更强的实施细则，而且这些法律不能随着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及时修订并加以完善，难以科学解读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学校、学生和企业等行为主体之间的新型法律关系；与此同时，有关法律条文表述逻辑凌乱、面宽点疏、线条粗放，法律关系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为此，需要从细节入手，捋清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分门别类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及已经颁布的相关法律，积极推动出台实施细则，大力开展释法宣讲活动，让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有关法律及其细则深入人心，全面审视已有相关法律制度条文的强制性、适用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尽量消弭大而化之、以偏概全、模糊含蓄的弹性文字，添加行为主体法律规范的量化描述，融合法律释义的定性和定量文字表述，尤其要注重规范校企合作实践主体的合同行为，明晰合作的内容、期限和方式等，增强法律实施的清晰性、严谨性和通透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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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legal system； effectiveness

Author Xu Xiangping， researcher of Beijing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Beijing 100102）

作者：徐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