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责任的危机管理论文

【摘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如何协同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是一大问题。对于企业来说，良好的危机管理是企业渡过危机、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以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处理好经济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分析突发公共危机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索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有效措施。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基于社会责任的危机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基于社会责任的危机管理论文 篇1：

基于社会责任的京东集团疫情间企业危机管理

摘 要：良好的危机管理是企业渡过危机、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各项严格的管控措施被实施，给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挑战。面对疫情，企业既要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又要尽可能地减少在整体国民经济大背景下最小化的损失。本文以京东集团为例，分析企业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并提出解决方案。

關键词：企业管理  危机管理  社会责任  京东

1 京东集团面临的管理挑战（研究背景）

从2019年12月起，由于疫情原因，除部分特殊行业之外，如医疗设备制造、线上教育平台等，几乎所有企业都面临长时间的停工停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相比于非典疫情最严重的时候（2003 年，中国经济仅出现波动，但四个季度的经济数据依然上行），本次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尤为剧烈，是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首次出现下行。京东作为横跨电商、物流、人工智能、线下销售几大行业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其业务分布在我国乃至世界各个地区，在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尽量减少损失、如何维持员工忠诚度、如何体现社会责任都尤为重要。

1.1 疫情对京东集团企业管理提出的挑战

1.1.1 公司声誉

京东的经营范围横跨多个领域，当疫情发生，企业的各方面都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处理不够得当，就会对企业的信誉、声誉造成影响。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如何处理正在进行中的业务

对于正在进行的业务，尤其是涉及其他公司或者客户的业务。比如：如何处理快递停运期间无法到达目的地的包裹;如何处理线下实体店已经接到的订单等;如何处理与供货商已经签署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供货合同等。

（2）如何维护公司的公共形象

企业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之外，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良好的社会状态和秩序是企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疫情期间，如何做到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企协同，显得格外重要。如果企业缺乏社会责任，甚至利用疫情发“国难财”，一经曝光，将面临高额的政府罚款和名誉损失。京东作为知名度极高的企业，如何正确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公司管理层所必须面临的挑战之一。

1.1.2 销售额、利润下降

（1）外部因素

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众多企业面临停工停产;另一方面，由于“封城措施”以及大范围快递停运等，居民消费能力大幅度下降。两方面的因素将共同导致京东的销售额下降。但是，各个方面的支出并没有减少，如员工的基本工资、线下门店的租金等。这将最终使公司利润下降甚至引发公司财务危机。

（2）内部因素

一方面，相比平时，疫情期间员工更容易丧失对企业的忠诚度。这是因为，企业管理层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会被员工所放大，一旦出现纰漏，就可能使员工对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产生怀疑。

另一方面，员工在疫情中的工作效率会降低。这是因为，疫情容易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甚至造成慌张，自然也就无心工作。除非企业可以将疫情的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恰当的手段转变为激励员工工作的动力，否则，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企业利润也将会下降。

1.2 京东在疫情中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危机管理的意义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基于社会责任的成熟的企业危机管理至关重要。第一，良好的危机管理可以最小化企业的经济损失，京东作为以电商、物流、线下销售为主营业务的大型企业，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会受到较大冲击，及时有效的危机处理就显得更为重要。第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成功的企业既要注重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公众和潜在客户会因为京东的社会责任感而增加对京东的美誉度，从而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第三，对于社会来说，京东发达的物流系统会帮助社会进行防疫期间重要物资的运送，对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物资供给都有着重要意义。

总之，疫情中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危机管理对于京东企业和整个社会都大有裨益。

2 文献综述及本文观点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危机管理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发展至今，目前对于它的准确定义，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没有公认的结论。

1992年，格林认为危机管理是指事态发展到不可控制后尽可能重新控制事态发展的过程;1993年，米托夫和皮尔逊提出危机发生前的几个小时“甄别事实、深度分析、控制损失、加强沟通”是危机管理中的重中之重。

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多数以研究危机发生之后，企业如何摆脱危机或者最小化损失，笔者认为，企业的危机管理还应该包括危机发生前的预防系统，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

关于企业对于危机管理的步骤划分，主要有两段论：预防、处理;三段论：事前、事中、事后管理，以及由奥古斯丁提出的六阶段模型，即：危机的避免、准备、确认、控制、解决、获利。由于本文作为案例分析的疫情截至发稿还未完全过去，本文采用危机管理的两段论：即危机的预防和处理两个部分来分析京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3 疫情中企业管理问题的一般分析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企业管理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也不是不可解或者不可分析的。总的来说，本次疫情所暴露出的企业管理的问题可分为：危机前、危机中两个阶段。本节将对这两个阶段中企业管理所面临的不同困难进行分析，找到问题所在，并在第4节中以京东集团为例，提出解决方案。

3.1 疫情前的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分析

必须承认，作为企业管理者，想要提前预知并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将危机预防常态化却是一个企业管理者的重要责任之一。

也许某个特定的疫情是无法预测的，但历史表明，危机是可能随时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基本可以预知危机迟早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根据壳牌石油公司1983年的一项调查，1970年权威杂志《财富》的前五百强企业中，有1/3在十三年中消亡了，大型公司的平均存在时间不到四十年。但是，也有一些十分長寿的公司可以存在一百甚至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间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危机。由此可见，危机预防机制常态化，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多么重要。

受疫情的影响，我国多家大型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集团等，都对2020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示了悲观，然而京东集团却在2019年第四季度财务报表中称：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净收入将会同比上升10%以上。究其原因，主要是京东良好的公司治理和成熟的风控体系。

3.2 从管理角度分析疫情中企业可能面临的困难

3.2.1 经营困难

由于政府严格的防疫措施，许多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已经接到的订单无法完成。对于销售而言，线下销售面临强制关停但租金照付，线上网店面临快递停运，也就无法正常销售了。有的企业因为上述困难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但有的企业却能够基本平稳的过渡。究其原因，第一，部分企业的法务部门不够专业，对于突发性的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无法正常履约，在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没有写清相应的免责条款。第二，公关能力不够，良好的企业公关可以通过协调谈判，通过其他长期的补偿方案，说服减少或免除关停期间的租金费用。第三，产品不够多样化，或者说，产品开发部门缺少灵活性，对于销售面临的快递停运、店铺关停的困难，公司缺乏虚拟商品的销售额来减少损失。

3.2.2 名誉损失

公共卫生事件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企业的应对一旦出现问题，如停工不及时，或者由于疫情而导致财务问题，都容易引起媒体的报道，进而导致公司名誉的损失。这说明企业对于应对丑闻缺乏科学合理的机制。第一，宣传方式匮乏。公司缺少向社会发布信息的渠道，大众只能相信现有的媒体报道甚至网络谣言。第二，缺乏丑闻控制的实时响应机制。公司对于丑闻的官方回应滞后严重，等到作出正式回应的时候，丑闻已经严重发酵。第三，缺少专业的新闻发言人。不少企业出现丑闻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是高层管理人员而非专业的新闻发言人，在回应过程中，缺乏同情心和亲和力。

3.2.3 行业整体萧条

由于疫情期间的“封城”措施，许多行业，如：餐饮、电影、汽车等，严重萧条，许多企业因此破产。这说明：公司的投资种类单一，导致风险敞口过大，显然并非所有行业都出现了严重困难，如果公司前期就有一部分投资在医药行业或者线上教育平台，那么财务危机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

3.2.4 开发新的业务种类失败

疫情期间爆炸式增长的医疗设备需求引起了很多企业的注意，不少企业迫不及待的转行，想要分“一杯羹”，可是却由于低劣的产品质量被市场迅速淘汰。2020年4月14日，中国商务部就叫停了启迪区块链、爱宝达科技两家公司刚开通一个月的医疗器械生产销售业务。这说明：部分企业急功近利，在缺乏相应技术的情况下就匆忙开发新的业务线条，导致丑闻的发生。

3.2.5 员工忠诚度下降

在突发事件中，管理者难免会有一定程度的失误，但是员工可能会将这种失误放大并评判，进而对公司的管理层失去信心。这说明：第一，企业平时对员工关于危机处理的培训不足，员工对企业危机处理机制不够熟悉从而导致了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第二，危机处理过程不够透明，或者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员工不清楚公司对于疫情的判断和应对的方法，自然很容易对管理层的能力产生怀疑。

以上五个疫情过程中的企业管理问题相互关联，共同造成了企业的困难。

4 京东集团对上述危机的管理

本节以京东集团为例，分析京东集团对上节提出的企业面临危机的管理。

4.1 危机的防范

4.1.1 京东设有危机处理的专门委员会

风险控制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监测公司的各项风险敞口，其中就包括要让企业有一定的准备金储备以应对突发危机。

4.1.2 业务多样化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投资界的基本常识，然而对于没有受到过专业金融知识教育的企业家来说，很容易将所有的资金投入到单个行业中，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京东跨领域、跨行业经营，使得某一行业的萧条并不会对整个公司产生致命伤害。

4.2 危机的处理

4.2.1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京东集团自2020年1月25日开始援助武汉（疫情重点防控区域），至1月31日，仅6天时间，京东物流就运送了超236万件医疗物资（包括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给武汉地区各大医疗机构。除此之外，京东物流还专门为疫情防控物资运送开通特别通道。

4.2.2 利用公司核心竞争力维护了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次疫情让大众看到了京东主营业务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在许多公司因为工厂停工停产、物流停运而无法正常运行时，京东依托其自有的发达物流体系，利用其先进技术优势、稳定的供应链、完备的仓储系统，成为疫情期间少数能够正常运作的电商平台之一。2月15日，京东官方称，疫情期间京东平台照常发货1.2亿件，总计超过160000吨的生活用品。

5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企业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但京东集团利用其技术优势、发达的物流系统、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多样化的业务种类等，不仅没有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损失，反而有力量为社会抗击疫情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很好地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有效提高了公司的美誉度和品牌形象，是企业基于社会责任进行危机管理的典型正面案例。

参考文献

贺正楚，李自如，全裕吉.企业危机及企业危机管理[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03）.

沈荣化，周定财.公共危机治理中政企协同研究[J].行政论坛，2017（03）.

作者：王宇峰

基于社会责任的危机管理论文 篇2：

企业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管理分析

【摘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如何协同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是一大问题。对于企业来说，良好的危机管理是企业渡过危机、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以在公共危机发生后，处理好经济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分析突发公共危机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索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突发公共危机;企业管理;危机管理策略

【DOI】10.12334/j.issn.1002-8536.2021.25.221

1、引言

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各种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挑战，如金融危机、澳大利亚火灾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危机不仅给人们生活造成严重危害，还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如何正确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是危机发生后最重要的事情，传统观念会认为政府是应对单一主体，但在全球产业链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几乎没有企业可以在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中独善其身，同时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不断发展，很多企业也已经意识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所以在面临突发公共危机时，企业需要提高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摆正应对危机的心态，制定合理的危机管理策略，这样不仅会提高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能力，也是自身长久发展之道。目前，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分析如何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研究较多，但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研究企业如何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较少，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下，企业该如何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如何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又鉴于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后，对很多企业的经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必要研究突发公共危机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探索企业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有效举措。最后介绍格力集团在新冠肺炎疫情间企业危机管理，具体展示企业基于社会责任进行突发公共危机管理的正面案例，给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危机管理策略。

2、相关概念界定

2.1突发公共危机

突发公共危机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2.2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环境、社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3、国内外研究现状

3.1突发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

关于应对危机的管理过程研究，美国罗伯特·希斯（Heath，2001）提出了危机管理4R阶段过程：危机的消减阶段、预备阶段、应对阶段和复原阶段。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主体方面的研究，威廉·沃特（Waught，2003）认为应对整体包括公共部门、私人组织、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米特罗夫（Mitroff，1994）认为危机管理的五阶段分别是发现警示信号阶段、搜寻和预防阶段、控制危机阶段、危机后恢复阶段、危机后学习阶段。

关于企业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研究，罗格斯顿（Logson，1990）认为企业有策略地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管理，是既有利于企业获取经济利益又有利于受众的公益行为。迈克尔·波特（Porter，2002）认为企业参与治理的行为能够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打好基石。

与国外相比，我国学术界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研究相对要晚一些，赵清文认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但对企业自身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还会对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赵清文，2013）。朱晓璐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有效危机管理的核心，制定基于社会责任的危机管理策略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朱晓璐，2012）。

3.2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欧利文·谢尔顿率先提出这一概念（Sheldon，1924）。戴维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考虑或回应超出狭窄的经济、技术和立法要求的议题，实现企业追求的传统经济目标和社會利益”（Davis，1960）。除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研究外，经查阅文献可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即履行社会责任会对企业财务绩效和企业价值产生什么影响。有较少的文献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阐述企业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而应对危机的前提是弄清楚企业社会责任与突发公共危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定合理有效的突发公共危机管理策略。

4、企业社会责任与突发公共危机的关系

4.1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是有效应对危机的前提

当公共危机突发后，对于一个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来说无异于是致命打击，因为他们只关注自身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使得经济损失最小化而忽视产品安全质量、消费者权益以及环境保护问题，有些企业甚至违背法律道德攫取不该得到的利益，如此抛弃责任意识、违背商业伦理只能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并加速企业的灭亡。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不能将公司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反而错失处理危机的时机，以至于根本无力应对危机。如何将突发危机转变为发展的机会，就要求企业树立社会责任意识，这也是有效应对危机的前提。

4.2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降低危机带来损失的关键

现实经济中无数的实例证明，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降低危机带来损失的关键，逃避履行责任只会引起消费者反感和员工忠诚度的下降，对企业经营百害无一利。在面临突发公共危机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既重视政府要求，又重视员工和顾客的诉求。这类企业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解决公共危机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又为员工创造安全、良好的工作环境、严格监管产品生产流程与质量、坚决保护消费者权益。与不负责任的企业相比，这类企业表面看来会承担更多的成本，但实际上一系列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已为其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赢得了政府、员工和消费者的信任，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财富。如果企业缺乏社会责任，甚至利用疫情、天灾等突发公共危机发“国难财”，一经曝光，不仅会被政府巨额罚款，而且名誉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甚至还会面临破产倒闭的惨重损失。

4.3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文化是危机恢复、风险修复的重要措施

企業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而企业形象则是企业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好的企业形象是无形的企业资产，对企业经营发展大有裨益，而且企业风险修复的核心就是如何采取措施重树企业形象。如果公司致力于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文化，当危机突发时，由于社会责任意识已经被员工及管理层内化为企业的核心价值精神，他们都会对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履行到底。从企业内部来看，尽管面临危机，这种做法也会使得企业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及时采取措施控制危机，在造福公众的同时弥补企业在销售和经营上的损害;从企业外部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连接企业与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纽带，是危机恢复管理的关键。由于企业主动履行了社会责任，势必会赢得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甚至是同行的赞誉，进而加强企业的公众形象。因此，培养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文化是危机恢复、风险修复的重要措施。

5、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突发公共危机管理策略

在市场竞争日益严重的经济环境下，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危机管理十分重要。只有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管理之中，才能制定真正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突发公共危机管理策略，构建起真正有着牢固根基的企业危机管理系统。米特罗夫认为危机管理的五阶段分别是发现警示信号阶段、搜寻和预防阶段、控制危机阶段、危机后恢复阶段、危机后学习阶段。在本部分，将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内容与希斯米特罗夫认为提出的危机管理的五阶段模型整合，给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危机管理策略。

5.1预备阶段

树立责任意识，谨防危机。虽然重大突发危机一般是不可控、不可预测的，但企业可以倡导员工树立责任意识，至少在危机来临时，有足够的信心与能力去面对危机。

5.2控制反应阶段

敢于承担责任，积极做出反应。在危机发生时，企业选择了哪种控制反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其未来经营前景。如果企业勇担社会责任，根据危机来适当地调整生产战略、营销战略等，加强人力资源进行协调和安排，对消费者负责，那么在其带来的长期利益面前，损失的短期经济利益则微不足道。

5.3恢复阶段

加强企业形象，危机恢复管理。对于企业来说，在应对公共突发危机时，如何处理好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一大难题，处理好坏与企业形象息息相关。一方面，企业应该认识到与经济利益相比，企业形象与相关者的支持才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响应政府号召，塑造良好的负责任的形象。

5.4学习强化阶段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营造良好企业文化。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将社会责任的理念融入公司核心价值观中，使其深入人心。在经历了突发危机后，企业应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强化经验，识别危机处理过程中的得与失，最好可以形成书面文件用于员工培训的实际资料，责任意识扎根企业以后，良好的企业文化也会渐渐营造成功。

6、案例——格力集团在新冠肺炎疫情间企业危机管理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和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威胁，为了防控新冠疫情的蔓延，国家下达了各项严格的管控措施，这也给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疫情这类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在尽量减少经济损失的同时体现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是个难题。疫情之下，许多企业的作为都体现了“担当”二字，格力集团便是其中之一。在“国家需要，格力就造”的企业使命之下，格力集团在新冠肺炎期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抗疫，真正做到了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展示了我国企业的担当。

疫情爆发初期，格力集团主动募集近600万元，并向疫区捐赠了空调、净化器等产品，物资价值达1612万元。在火神山、雷神山开工建设后积极组建员工安装空调，保障医疗配套设施施工进度，并且仅用十天设计出了66套测温仪生产模具，又自主研发出口罩机和“猎手”杀病毒空气净化器，这都体现了格力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为战胜疫情贡献科技力量。

由于疫情的影响，虽然格力集团整体销售业绩下滑，但是它仍然尽力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利益：经销商权益、股东权益、消费者权益和员工权益。对于经销商，格力举行了“格力健康新生活”直播活动，董明珠五次直播带货收入178亿元，帮助在疫情期间的经销商完成了线上销售;对于股东来说，格力通过回购股份的方式，保证全体股东的利益一致;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疫情期间，制造防疫卫生产品就是保护了消费者消费的权益;对于员工来说，格力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面临企业停工业绩下滑的严峻局面，格力坚持不裁员、依然正常发放员工工资。

此次疫情对格力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它积极承担责任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担当的民族企业，这也为其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赞誉和更好的企业形象。在北京召开的“商业向善，共享质量未来——2020第二届中国益公司责任力年度论坛”上，格力电器凭在抗疫阻击战中表现出的迅速行动力、硬核科技实力和强大责任力荣膺2020“年度中国益公司”。董明珠说过“考量一个企业，不单纯是考量能赚多少钱，更多是考量如何履行你的社会职责，如何去承担社会责任”，格力也确实做到了。只有更多的企业勇于承担使命，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才能使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得到发展。

结语：

在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当企业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时，无论是从企业生存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树立正确的责任价值观、培养社会责任意识、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才能成功渡过突发公共危机，才能推动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伟.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企业参与研究[D].山西大学，2010.

[2]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2）：77-83.

[3]常世彦.危机管理中企业社会责任意识[J].江苏商论，2004，（7）：100-101.

[4]刘藏岩.企业社会责任与危机管理[J].生产力研究，2006，（4）：219-220.

[5]黄辛.仅一成多企业注重危机形象修复[N].中国科学报，2012-1-30.

作者简介：

李璐（1997.02—），女，汉，江苏，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基金项目名称：“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编号：KYCX20_1375

作者：李璐

基于社会责任的危机管理论文 篇3：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抗逆力提升路径探索

摘 要：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频发，对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社区逆抗力是一种基于自身资源的社区防灾抗灾能力，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基于社会组织、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等主体的典型特征与利益诉求，构建多元利益相关者战略矩阵，并形成一套顶层设计的策略提升方案。其中，团结策略要求引导家庭与学校增强自救互救能力;合作策略要求提高媒体与一般企业参与区域抗灾活动的积极性，实现利益共赢;协调策略要求适当支持社会非营利组织与保险公司的行动，最大化抗逆效果;管理策略要求充分利用行政组织的管理者角色，制定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全面提升社区抗逆力。

关键词：社区抗逆力;利益相关者;社区治理;社会组织

突发灾害往往对一个地区、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从生态与社会角度看，我国具有自然资源总量庞大、人口基数多等特点，面临灾害时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从经济角度看，危机与应急管理使政府产生大量财政支出且不带来直接收益，在体系建设与计划落实上易被忽视。当前国家制度日益完善、居民危机意识逐渐提高，建立可快速响应的分级管理应急模式的需求愈加紧迫，增强社区以及整个社会对风险的抵抗能力愈发重要。在灾害突发的情况下，社区抗逆力成为衡量社区能否抵御灾难的主要标准，是体现社区防灾减灾抗灾能力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考量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成效的参考指标。因此，提升社区抗逆力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针对国内外社区抗逆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社区抗逆力的基本内涵与构成要素进行梳理，尝试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融入社区抗逆力体系中，从多元利益主体的角度分析各方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构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战略矩阵，形成一套以战略矩阵为顶层设计的策略提升方案。

一、研究回顾和问题的提出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以洪涝、台风为主的自然灾害共造成1.4亿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3019亿元。自然灾害对各地区的影响程度与其抗灾能力强弱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如何系统地界定并提升地区抗灾水平，使其做到灾前有效预防、灾中快速反应与自救、灾后最大限度地恢复与重建，减少人财物损失，是危机管理界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课题。社区抗逆力这一用于评估某地区抗灾水平的概念应运而生，该概念确定了“抗逆力”的“社區”范围。社区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内容，是可通过地理区域划分的单位，是联系个人、社会和政府的纽带。因而，以特定社区为目标对象，判断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具有研究意义。近几年，社区抗逆力的内涵被不断诠释，以“社会系统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1]这一概念为基础，Paton和Maguire[2][3]等关注社区的“恢复速度”与“快速反应能力”，Bruneau[4]将社区面对未来灾害的预防能力也纳入这一涵义中。综合我国具体国情和防灾抗灾实践，本文使用学者朱华桂对此概念的定义：社区抗逆力是社区在应对诸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泥石流等突发自然灾害时的快速反应、自救、恢复、重建以及预防后期灾害的能力，具有贯穿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动态涵义[5]。其中，快速反应和自救能力主要衡量灾害发生时（即灾中）社区抵抗灾害的能力强弱;恢复能力与重建能力强调灾害发生后（即灾后）社区的恢复情况;预防后期灾害能力则是对灾害预防能力的评估，以避免或减少灾前的损失。

以社区抗逆力在实际场景中的评估结果为前提、有针对性地提高社区抗逆能力，是该领域研究的最终目的。因此，为使其具备可评价性和可测量性，须构建科学合理的社区抗逆力要素体系。以朱华桂[5]、Cutter[6]等学者的社区抗逆力研究成果为基础，可以列出以下四类构成要素与参考指标。一是人口要素。人口是构成社区的基本因素，也是社区抗逆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口结构和社区成员关系两个层面为前提，将人口密度、年龄组成、教育程度、特殊人群比例、医疗保障水平和社会支持情况作为二级指标。二是经济要素。经济基础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在大规模的灾害事件中，贫困地区往往面临着更大程度的损失，灾后重建的能力也因此受限[7]。选取易量化的基础因素作为经济要素下的二级指标，包括自有资源比例、就业状况、收入水平以及收入结构。三是制度要素。这一要素考虑到社区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不仅是防灾救灾的制度保障，更是居民的精神支持。使用减灾计划开展情况、市政服务水平以及专业服务水平三个指标来概括制度要素。四是物理要素。良好的物理结构可使灾害发生时的直接损失降到最低，是社区抗逆力的基础组成。与Cutter[6]等专家建立的框架不同，本文强调的是主动的抗灾行动，因而暂不考虑地区生态状况或地理位置的改变。所以，物理要素中有基础设施配置、避难所、社区坚固程度、交通条件和资源可及性五个指标。以上述四大要素为主的社区抗逆力指标体系适用于一切突发灾害类型。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利用社区抗逆力要素体系来评价或提升某一地区的抗逆水平。事实上，目前仅有黄海燕[7]等少数几位学者构建了社区抗逆力指标体系，从而提出改进某些目标值的建议。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社区抗逆力的优化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的特质。这意味着，在社区抗逆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并不只是政府一方做出努力，还会涉及普通群众、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群体。这些群体作为理性人不具备共同的组织目标，而是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标准。因此，优化建议应如何在这些利益相关者之中有效执行，是值得思考的。

脱胎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本质思想是“企业应考虑各方利益相关主体的诉求，使企业获得更长远的竞争力”[8]。该理论最早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英、美等国家外部控制型公司的治理形式。此后，美国著名学者Freeman提出“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受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体或群体”。不同于传统的股东理论，在该理论中消费者、供应商、员工等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各方均对企业投入了诸如资金、劳动等专用资产并承担着资产失效的风险。因此，利益相关者应有参与企业治理的权利并享有企业提供的制度保障。该观点逐渐成为界定利益相关者的标准范式。随着研究兴起，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被广泛使用，近年来也应用于应急管理等相关领域：学者申霞[9]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方法搭建区域应急管理模式;任立肖[10]等针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识别九种利益相关者，进而采用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四个步骤探讨工业明胶的网络舆情事件;杨旎[11]结合了大数据背景下的时代特征建构具有多主体、双向度特点的突发事件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型。

以上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是合理且有价值的，两者可以产生耦合效应。但目前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于讨论应急管理中社区抗逆力概念的文章仍较为鲜见。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各类组织与个体作为突发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在应急管理相关决策中以传播者、执行者与监督者等多重身份存在。更重要的是，社区抗逆水平的提升过程必将涉及这些利益相关者，只有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切中各方利益要害、满足各方实际需求，才能制定出可操作、可执行的有效方案。因此，本文尝试從利益相关者这一全新视角来解构社区抗逆力的各个要素，以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为切入点，制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战略矩阵，探索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以期丰富社区抗逆力相关理论体系，为社区抗逆力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二、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诉求分析

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性质导致了利益相关者界定的差异。在社区抗逆力的背景下，一旦发生大型灾害事件，在灾害波及的范围内，几乎任何个人或群体都是该灾害的后果承受方与核心的利益相关者[8]（pp.31-43）。本文以社区为研究范围、任何大小型突发灾害为研究对象，这不同于上文提到的公共危机事件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在灾害类型不固定的前提下，如果对利益相关者的类别划分过于具体，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因此，下文将借鉴管理学家Lyndall的理论，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三种类型。此外，在企业战略管理中，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决策和管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借鉴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Mitchell和Wood[12]的评分法思路，以及郑昌兴、罗闯[13][14]等学者提出的突发事件利益相关者特征指标，选取社区抗逆力中利益相关者的相关性、紧急性和影响力三个特征属性对利益相关者做进一步的讨论与评价。其中，相关性体现了利益相关者与社区灾害的近疏关系，即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密切的或松散的关系;灾害发生后，利益相关者的紧急性是不同的，个别利益主体遭受直接损失急需支援与救助;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抵御社区灾害的影响力也有所差异，有些利益相关者存在着绝对强大的影响力，有些则相对较弱。

本文将基于利益相关者中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考虑社区抗逆力中人口、经济、制度、物理四个维度，以相关性、紧急性和影响力为参考属性进行利益诉求分析，从而探索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战略矩阵，有针对性地得出社区抗逆力的提升策略。图1为社区抗逆力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架构图。

（一）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

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三类：家庭和学校等脆弱性大的组织、志愿者协会等非营利组织以及网络媒体。第一类，家庭与学校。家庭是构成社区的基本单位，家庭防灾抗灾的脆弱性高就容易形成灾情，反之亦然，因而，家庭与防灾抗灾的相关性高、影响力小，利益诉求相对单纯，以改善社区生活环境和加强治安维护为先，体现了居民最真实的需求;学校特别是幼儿园与中小学汇集着大量未成年人，抗灾脆弱性高，并且其作为教育组织具有紧急性。所以，学校的利益诉求更加关注灾后伤亡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援，需要制定防灾抗灾宣传教育、学校建筑的标准、灾后的及时救援等切实解决现实困境的相关政策。第二类，非营利组织。社会上的非营利组织，如志愿者协会、红十字会等，是社区抗灾救灾的重要合作伙伴。灾害可能毫无前兆地发生，仅凭应急预案很难完成全部的减灾工作，具有自发性和专业性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可以弥补政府单位的不足，帮助资源调动、关注特殊人群，有利于高效完成两者之间的协作。这类组织对减灾执行有较大影响力，体现了人文情怀，其诉求点主要在政府的认同与支持。第三类，网络媒体。网络媒体在21世纪迅猛发展，在应急管理领域，媒体甚至影响着突发事件的处置结果，左右着舆论的走向[15]。媒体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与减灾抗灾的相关性低，但影响力大，这类组织关注社会形象的建立、组织作用的发挥以及资金的收益。

（二）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

经济组织可归于两类，即一般企业和保险公司。其一，一般企业是社区抗逆力体系中经济层面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与抗灾救灾有着较高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方面，企业以获取利润、减少成本为宗旨，在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考虑灾害下设施损坏的成本损耗与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从而以政府相关政策文件为标准，认真进行减灾抗灾准备和应急储备;另一方面，社会责任的建立作为一种长期战略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近几年，大型企业在灾害发生后往往捐赠高额资金和大量物资支援灾区、承担公共责任、建立积极的企业社会形象。因而，企业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实行充分的减灾措施、履行义务与获取回报。其二，在各类企业中，保险公司在该领域有着较为特殊的角色。保险公司需要承担灾难发生后对投保居民做出大量赔付的风险，进而造成公司损失。所以，在应急体制较为完善的地区与社区，保险公司会积极投入到灾前预防和灾后响应的工作中，以回应社区安全诉求。

（三）行政组织的利益诉求

为应对灾害常发高发现状、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整合应急资源、增强防灾抗灾救灾能力，国家整合各部门职责，组建中央应急管理部。各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作为中央政府下辖单位应明确分工，建立协调配合机制，履行当地应急管理在预防、响应和恢复环节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九条和第六十二条强调，受灾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调配相关部门协助恢复社会治安秩序，尽快修缮受灾害破坏的各类公共设施并在灾后总结应急处置工作的经验教训，即从灾前到灾后各个环节严格把控，提升当地社区抗逆力。可见，行政组织在防灾抗灾活动中的相关性、紧急性和影响力均占据重要地位，应急管理机构组织体系是否完善、履行职责是否到位，决定了应急管理工作的成效与社区抗逆力的强弱。所以，行政组织在这类应急情境下需要尽快重建社区、恢复社区活力、维护社区正常秩序，凭借其合理高效的应急服务得到群众拥护支持，稳固执政地位。同理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为最大程度地减少灾害损失、降低人员伤亡，政府部门在执政合法性、治理有效性和预算资源充分性上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样是这些单位的精神与制度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政府部门会在灾害发生后滥用决策权去寻租，这是需要全力抵制的，也是政府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关键点之一。

三、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分析

现代化的应急管理建设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通过社区减灾政策的制订，逐渐形成以地方政府为领导、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相配合的应急管理体系。然而，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诉求影响其参与社区应急管理事务的合作程度和专业程度，因此要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结合社区抗逆力的内在结构，针对性地制定各主体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战略与策略。

（一）利益相关者战略矩阵

明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是制定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为基础，结合管理学理论与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制定合理的提升战略。从组织执行的角度将各利益相关者进一步分类组合，使战略在更准确地满足相关主体利益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作用，提升社区抗逆水平。结合杨旎、张茜茜[11][16][17]等学者考虑的维度，构建以合作程度和专业程度为划分维度的“团结-合作-协调-管理”二维四象限战略矩阵（参见图2）。

依合作程度和专业程度的高低可以将再分类后的各类组织归入战略矩阵的四大象限。合作度和专业度的不同决定了各战略核心思想与应用思路的差异。

团结战略旨在凝聚人心，适用于社会组织中的家庭与学校。这类组织与灾害事件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大型灾害的降临或会对家庭学校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并威胁其人身安全，是灾害发生后的直接承载体。然而，家庭与学校在社区抗逆力提升方面的专业性低，因此，可通过引导、动员等形式向这类群体灌输灾害预防的迫切性、灾后自救的重要性等知识，使成员间达到较高的合作度，形成团结紧密的氛围。

合作战略旨在合作共赢，适用于社会组织中的媒体以及一般性的企业。这类组织由于具有营利性质，在管理决策上往往以本组织的目标为先，较难达到高合作度，在专业度上也较差。因此，在提升社区抗逆力方面应采取合作战略来与这类组织建立联系，该战略强调参与应急管理事务可以为媒体与企业减少财产与人员损失、创造间接财富、树立正面形象，形成社区抗逆力提升与企业效益保障的双赢局面。

协调战略旨在和谐共处，适用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中的保险公司。就合作度来说，各协会与保险公司有各自的组织职责与行动原则，其可在灾前灾后提供较大的帮助，但并非完全以政府制定的减灾救灾政策为先，合作度亦相对较低;就专业性而言，由于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等组织一般由专业人士聚集而成，组织内会定期提供人员培训等服务，专业性高于一般企业。保险公司因其行业特殊性，与灾后的理赔情况直接关联。所以，应以协调战略管理这类组织，使其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协调其与行政组织间的关系，最大化社区抗逆效果。

管理战略旨在统筹全局，适用于行政组织。在合作度上，行政组织是提升社区抗逆力任务的主要责任方，是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须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合作意识;在专业性上，行政组织应以完备的灾前准备、及时的灾中救援以及全面的灾后恢复来管理灾害全阶段。因此，高合作程度和高专业程度的特点决定了其应采用管理战略来提升社区抗逆力，使用科学、合理的管理职能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逐渐将行政组织转变为调节资源、统筹全局的管理者。

（二）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

以战略矩阵为指导形成“团结-合作-协调-管理”四策略方案，并逐个分析策略执行后可对社区抗逆力的何种要素与指标产生优化作用，进而达到提升社区抗逆力的效果。

1.团结策略

家庭和学校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储备安全自救知识和参与社区应急模拟活动。灾害发生时，家庭和学校的自救能力大大影响了逃生的可能性。储备基本的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将有效降低其承受灾害的脆弱性、提高抗逆力。美国家庭在应急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如制定家庭紧急预案，家中常备应急必需品，从儿童时期开始普及拨打急救电话、求救技能以及外伤包扎等重要且实用的知识。美国高达74%的急救成功率与这些急救知识的宣传教育密不可分[18]。除此之外，应认真参与社区、学校组织的应急演习活动，模拟灾害发生情景，逐渐培养居民、学生在灾害来临时的规范逃生意识和健康积极的求生心态。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参与计划的广泛实施可以提高特定人群对灾害风险的认识[19]。至今，四川省桑枣中学的案例仍为人们所称赞。5·12汶川特大地震时，该校2200余名师生仅在1分36秒内全部疏散到操场，无任何伤亡，这缘于此前每学期一次的校内紧急疏散演习让每个学生记住了疏散路线。可见，基本的安全自救知识技能的普及以及社区应急模拟活动的举办等，可以达到引导与动员群众的目的，提升家庭和学校等单位的自救互救能力，强化社区抗逆力在人口要素下社会支持等指标的表现。

2.合作策略

媒体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公布真实灾情和追根溯源地推动减灾抗灾政策的制订。一方面，媒体的价值在于对灾害做真实客观的报道，灾害发生后的特殊阶段尤其不能散布未经证实的消息，防止干扰民心、阻碍应急管理事务的执行;另一方面，媒体有获取利益的诉求，灾后对事件发生的起因进行追根究底既可以获取流量与关注度从而满足自身需求，又可以揭示现存制度的不足，推动相关减灾抗灾政策的制订，提高社区预防能力，强化社区抗逆力中制度要素的保障。

一般企业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承担社会责任和参与应急救援。全球首个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中规定任何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均应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应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束，采用合法的生产经营方式，维护公共安全;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捐款捐物的慈善方式使企业的财力物力在灾害发生时产生更大的作用;打造正能量的企业形象，宣扬新时代的企业精神，推动社区抗逆力下经济要素的增长以及减灾计划的执行，实现双赢。此外，企业不应把捐赠视为宣传方式和营销噱头，居民和媒体也不应对其进行道德绑架。

3.协调策略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积极参与灾前预防、灾中救援与灾后恢复。这类组织为社区抗逆力体系中制度要素和物理要素的改善提供了有利的精神和物質支持。如在灾前，各环保协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自发地参与社区生态建设，带动诸如植树造林、节水清源等活动的展开;灾中，红十字会等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避难所、救灾物资以及一些必要的心理疏导;灾后，相关基金会为社区恢复募得大量捐款，心理协会等提供辅导人员和教育人员予以支持。总之，这些非营利组织作为社区应急管理的重要实践者，可助力减灾计划的执行，从多个方面提升市政服务水平和专业服务水平。

保險公司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的途径包括灾后依法理赔和灾前合理监督。目前，发达国家多已建立了以保险为核心的灾害救助机制[9]，灾害产生的大部分损失均可由保险公司赔付。2017年，受飓风“哈维”和“玛利亚”影响，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之一——慕尼黑公司为美国支出的保险费用高达上千亿元。由于保险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我国在各大突发灾害的赔付中，保险公司的赔付占比很小。因此，需要逐步增强居民投保意识、提高居民参保率，减小个体单位灾后损失，提升社区抗逆力中的医疗保障水平。为避免灾后的巨额赔付，保险公司应当在减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上予以监督，以期维护社区安全，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失额。

4.管理策略

在管理社区抗逆力要素体系方面，行政组织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须改善社区抗逆力下四大要素的各项指标，全面提高社区抗逆力。社区抗逆力构成要素的明确，有助于相关部门对症下药。要基于本社区的人口分布、医疗水平、经济条件、资源可及水平等具体情况，对社区抗逆力体系下不同要素和指标进行选择或剔除，以最大程度地符合社区实际。通过指标贡献率、得分的计算，着重优化社区某几个关键性指标，对社区抗逆力提出综合评价方案。管理者应以社区抗逆力构成要素为理论支撑，结合各利益相关者的力量，逐渐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提高社区整体风险管理水平。

在管理利益相关者方面，行政组织参与社区抗逆力提升须构建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开辟各方沟通渠道。首先，行政组织应当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利益相关者对应急管理工作认识不足的背景下打破屏障，吸纳各方。与此同时，行政组织应始终保持公开公正的作风，树立服务型政府的形象，以利益相关者实现个体收益最大化为基础，制订更加合理高效的防灾减灾抗灾政策，切实提高社区抗逆力。其次，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多元利益方在应急预案或减灾政策中承担的具体责任和义务。我国在这方面仍须向应急管理体制成熟的国家学习。譬如，《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工作原则中虽然提及了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主体的作用，但并未指出具体的执行方式。反观新西兰，其红十字会和救世军共同作为全国民防福利预案编制委员会的成员[20]，在《新西兰全国民防预案》中承担了多重职责。最后，应打通各方正式或非正式沟通壁垒，以会议、演讲、座谈等形式充分普及专业救援知识，传播应急管理技能，实施防灾减灾抗灾计划。

四、结 论

本文旨在从利益相关者视域深入探索社区抗逆力的提升路径，通过讨论社区抗逆力中涉及的各利益方——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与行政组织的特点与利益诉求，结合管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建构适用于社区抗逆力的“团结-合作-协调-管理”四象限战略矩阵，以该战略矩阵为顶层设计，制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

图3表述了四类战略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对应的提升策略，图中连线表示策略实施对社区抗逆力下要素与指标产生的优化作用。其中，团结策略延伸出的虚线表示该策略执行后主要影响人口要素;合作策略延伸出的虚线表示该策略执行后将对经济要素和制度要素产生影响;协调策略延伸出的实线表示该策略执行后将对经济、制度、物理要素产生影响;管理策略延伸出的虚线则表示该策略执行后将对所有要素产生影响。

总之，面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团结、合作、协调、管理”四种战略依层级排列，各策略实施对社区抗逆力影响要素的辐射范围逐层拓宽，对社区抗逆力提升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团结战略意在团聚民心，帮助家庭与学校提高自救与互救能力，改善了人口要素下的各项指标值;合作战略以合作双赢为前提，强调策略实施后的双向促进作用，引导媒体与一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公共安全事务，推进社区抗逆力中经济与制度要素的指标发展;协调战略旨在协调非营利组织和保险公司这类与社区灾害关联较大的非行政组织，使其在灾前、灾中和灾后积极参与应急管理，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推动社区抗逆力下经济、制度与物理要素下各相关指标的优化;管理战略将政府视为管理者，运用管理职能逐步建立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全面提升社区抗逆力人口、经济、制度、物理四项要素下的关键指标值，逐渐增强社区抗逆水平。应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社区抗逆力提升策略模型，逐步形成以政府为管理者与调节者、以相关利益方为合作者与协调者的健全体系，维护社区安全，实现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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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堃]

作者：郑雨婷 朱华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