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类研究述评论文

2022-04-20

摘要：洪堡特是19世纪初西方最重要的语言学家，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对汉语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汉语观。作者分别从汉语的语法特点、隐藏的语法、语言优劣评价、民族精神等几个方面对洪堡特的汉语观进行初步的梳理。作者通过与当代汉语观的对比，指出其观点中的一些片面性与局限性。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汉语词类研究述评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汉语词类研究述评论文篇1：

汉语时间词研究综述

摘要：从吕叔湘先生提出“时点”“时段”的概念开始，语言学界对汉语的时间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并从现代汉语的时间词研究延伸到古汉语的时间词研究。本文从研究语料的时间顺序角度出发，分为文言和白话两部分，对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及古汉语时间词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和述评。

关键词：时间词研究综述白话文言

时间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人类可以能动地感知时间、认识时间、形成时间观念，并借助语言形式来表现时间。综合来说，人的时间观念可以分为两种，测度时间和时间流[1]。测度时间观把时间当作能够以一定的单位进行测量、标度的线性序列，其功能在于标示时间轴的某点或某段，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时间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被刻画和描写的认知对象。时间流则是把时间想象为一条从无限远的过去流向無限远的未来的河流，它可以展现出时间由过去、经现在、到未来的单向性，或者立足于现在而回顾过去或展望未来的双向性。

一、时间范畴与时间词的定义

我们把测度时间和时间流这两种时间观念在某种语言中的表现称为该语言的时间范畴。语言中时间的表达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语法途径，即通过时、体来表达时间；二是语义途径，即通过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来表达时间。陈平[2]的研究表明，现代汉语的时间表达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1）时相结构，体现句子纯命题意义内在的时间特征，主要由谓语动词的词汇意义所决定，其他句子成分的词汇意义也起着重要的选择和制约作用；（2）时制结构，指示情状发生的时间，表现为该时间与说话时间或另一参照时间在时轴上的相对位置；（3）时态结构，表现情状在某一时刻所处的特定状态。这三个组成部分既有区别又互相关联，组成现代汉语有机的时间系统，龚千炎[3]进一步研究了现代汉语的时间系统，认为时相部分是语义层，属于词汇范畴；时态部分是语法层，属于语法范畴；而时制部分虽然多使用词汇成分，但作为时相到时态的过渡，也包含不少语法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汉语的时间系统是一个“词汇·语法范畴”。

关于时间词的概念问题，朱德熙认为：“时间词是体词的一种”[4]，时间词都表示时间，但是表示时间的不一定是时间词，如时间副词等。朱德熙对时间词的定义局限于时间名词，应为时间词的狭义定义。陆俭明、马真也认为一般所说的时间副词，如“刚、已经、马上、正在、终于、常常”等，事实上不是表时间的，而是表时态的[5]。

关于时间副词的定义，最早是王力提出：“凡副词，用来表示时间者，叫作时间副词”[6]。后来李泉的《副词和副词的再分类》认为时间副词“表示事物或动作发生变化的时间或频率”[7]。黎锦熙认为时间副词“表明动作的时间，或缓急、久暂”[8]。张谊生认为：“凡是只能充当状语和句首修饰语，不能充当主宾语（包括介宾），并且不受其他词语修饰的，是时间副词”[9]。综合来看，学者们大都把表“时间”与表“重复频率”的副词合二为一，统称为“时间副词”。

近些年，有一些学者认为，时间词除了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之外，还有时间介词。时间介词是表示动作发生的起始时间、发生时间、持续时间的时间关系词，如“自”“从”“当”“终”等。例如吴金花博士的论文《中古汉语时间介词研究》[10]对时间介词的定义、分类、用法、语义来源与演变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所提到的“时间词”的概念采用广义定义，认为凡是表示时间的词语及时间关系词均为时间词，即包括时间名词、时间副词、时间介词等。我们参考吕叔湘先生对汉语的区分，将汉语分为白话和文言两大类，分别对这两类的时间词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二、白话时期的时间词研究

最早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1]“表达论”（下卷）。“时点”和“时段”这两个术语及其区别就是吕叔湘先生最先提出的。丁声树等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2]中以现代汉语为语料，对“时点”“时段”的概念也进行了描述：“时点”表示什么时候，说的是时间的位置，时间的早晚；“时段”表示多少时候，说的是时间的长短，时间的久暂。也就是说，时间词最早的研究是由现代汉语的语法界开始的，而后延伸到古代汉语。陆俭明[13]把表时间的词语的分类加以细化，从语义上分为6类：表时量的数量结构；时间名词，表年份、月份、日期的词语；表时间的方位词语；由“这（个）、那（个）”跟“时候、时间”构成的偏正结构；动词性词语跟“时、时候”构成的偏正结构；由“这、那”跟表时量的数量结构形成的偏正结构。马庆株[14]对汉语时间词作了详细的描述，把时间词分为有顺序义和无顺序义两类，并用绝对和相对概念对时间词连用时呈现出的语序做出解释，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由于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比较系统及深入，我们从语言学类别及语料范围两个角度来进行综述。

（一）不同语言学类别的时间词研究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有：《时间隐喻表征的跨文化研究》[15]，《汉语时间概念的空间隐喻系统》[16]，《汉语时间词的模糊性与精确性之探析》[17]，《时间隐喻研究述评》[18]，《英汉时间类表述的空间隐喻运用对比》[19]。其中空间隐喻方面的研究占比较大。也有以方言为语料的时间词认知表达研究出现，如毛润民的《赤峰方言时间词刍议》[20]。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有：《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21]，《时间词的管界与标志》[22]，《时间词语的内部组构与表达功能》[23]，《现代汉语时间词的篇章功能》[24]等。李向东的《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是专门论述时间表达系统的第一部专著，作者把汉语时间的表述形式分为“本体时间”和“代体时间”，并根据其结构特征把它们区分为简单形式（时间词）和组合形式（时间结构）。分析了时点和时段的构成机制、表义功能、句法功能及时点、时段词的连用规律。区分了时间的“基准定位”和“参照定位”，并且对时间参照定位的语表形式从语义特征、整体构成、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杨同用则研究了汉语篇章中的时间词以及时间词的连用现象，并讨论与此有关的现代汉语叙事文体中时间词的层次网络问题，有助于篇章的理解以及文本的信息处理。胡培安探讨了时间词语内部组构之间的语义选择限制和时间词语在实现表达功能时与其他相关词语之间的语义选择限制。在呈现性时间和指称性时间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呈现性时间向指称性时间转化的方式和规律，区分了“参照”和“基准”两个概念并全面研究了时间词语的表达功能（参照功能、测度功能、本体功能）。陆建敏的文章则从篇章管界功能、指称功能和衔接功能三个方面来论述了现代汉语时间词。

从应用语言学角度研究时间词的著作有：《日本留学生汉语时间词的偏误研究》[25]，《三组同义单双音节时间词偏误研究》[26]，《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时间词问题》[27]等。这类文章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开始出现，近几年才新兴起来。大都从偏误的角度对时间词进行研究分析，对第二语言学习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

（二）不同语料范围的时间词研究

研究单个或一组时间词的著作有：陆俭明《说“年、月、日”》[28]、王小珍《现代汉语时间词“早、晚、先、迟”的比较研究》[29]、《谈约量时间词》[30]、《也谈约量时间词》[31]。陆俭明运用分布的理论，分析证明了“年、月、日”的不同的语法特征。沈庶英从分布出发，谈了约量时间词的特点及其类属，把约量时间词从意义上分为言长时、言短时和言长短时三类，对约量时间词在动词前后的结构、意义分析描写。王小珍从语义、语法、语用、历时层面考察和对外汉语教学等角度全方位分析了时间词“早、晚、先、迟”。殷志平将约量时间词细分为7类，从语义、句法、句式等方面描写了约量时间词的特点。这些文章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时间词进行研究，对汉语时间词研究系统进行填补，在认识时间词及正确运用时间词方面都有很大的价值。

研究某一类时间词的著作最多的是时间副词的研究。郭志良的《时间副词“正”、“正在”和“在”的分布情况》[32]，史锡尧的《副词“才”与“都、就“语义的对立和配合》[33]，陆俭明、马真的《关于时间副词》[34]，张谊生的《现代汉语副词研究》[9]，张耀宇的《现代汉语时间副词“再”与动词及否定词搭配的研究》[35]。郭文认为时间副词“正”、“正在”和“在”表示动作在进行中或状态在持续中。文章讨论了这三个时间副词与动词的关系，与动态动词的其他状语的关系以及与动态动词的补语的关系。史文则就“才”与时间、数量及跟时间数量有关的活动结合时的情况做了语义、语用和语法分析。陆、马的文章首先将时间副词分为定时时间副词和不定时时间副词并详细考察了130多个时间副词的意义和用法。张谊生对时间副词进行了系统分类，事件的表述是按照在一维时间轴中的长短、先后和过程状态，还是按照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交替变化和次数频率，抑或是按照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呈现方式，可以把时间副词分为三类：表时副词、表频副词和表序副词。其次，根据所表事件涉及的是过去、将来、现在、恒常等指示性的具体时间，还是在一定时间内的进程或性状的变化，可以把时间副词分为：时制副词和时体副词。张耀宇的文章则就现代汉语时间副词“再”与动词及否定词搭配的问题上做了系统论述。

系统研究时间词的著作，如余东涛的《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36]，从现代汉语时间词的划分、句法功能、语义对比、类型学等角度全面研究了现代汉语时间词。

三、文言时期的时间词研究

对文言时期的时间词的研究主要分为：在自己的语法体系中涉及时间范畴的，如《马氏文通》[37]中的计时之字。也有专门研究文言时间范畴的，如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古汉语时间范畴的专书—王海棻的《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38]。词典开头的研究报告《古汉语时间范畴综说》是作者多年研究古汉语时间范畴的科学总结，从汉语计时词语的特性、结构类型、计时方法与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时间范畴的历时演变等诸方面，为我们描画出了古汉语时间范畴的清晰图像。

但综合来看，文言时期的时间词研究并不系统，多以专书为语料进行共时研究或选取某一组词进行历时研究。其中选取专书、由点到面对某一类时间词进行共时描写的著作最多，大体是先定义词性，然后从语义角度进行分类，再从词语的结构、组合能力及句法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描写。按语料的时间顺序又可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

針对上古汉语主要有对一类或一组时间词语进行研究的，如梅晶的《上古汉语中的“季节”类时间词探析》[39]和《上古“年”类时间词研究》[40]；有对某一种文字的时间词进行研究的，如秦晓华的《甲骨文时间词研究》[41]；有对专书时间词进行研究的，如韩晓旭的《<史记>时间词语研究》[42]、曹雪林的《<孟子>记时词语研究》[43]、黎路遐的《<汉书>时间词组的前后归属问题探讨》[44]以及方文一的《<尔雅>中的一组同义时间词—兼谈同义词的词性问题》[45]。也有一些以时间范畴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如郑路的《<左传>时间范畴研究》[46]和余艳的《<战国策>时间范畴表达研究》[47]。

中古汉语时间词研究主要表现在专书研究和专类研究上。专书研究如《<朴通事>时间词研究》[48]、《<唐语林>时间词语研究》[49]。专类研究如：《中古汉语时间介词研究》、《中古汉语“短暂”义时间词研究》成果[50]。以及专书和专类相结合的，如：张彩琴的《<三国志>和<世说新语>时间副词研究》[51]对《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中的时间副词作了分类（时间、频度、速度3类）、探源，分析了它们的结构特点并将其与先秦时间副词进行了对比研究。系统研究中古汉语时间词的则有何亮所著的《中古汉语时点时段表达研究》[52]，对中古汉语时点、时段及时间方位结构的表达形式、句法功能、语法意义及其发展做了系统性研究。

近代与中古界限不甚清晰，研究类型也相似，主要是专书或者一组、一类时间词研究，如黄维东的《<红楼梦>前80回时间词研究》[53]、倪晨媛的《<歧路灯>时间表达式研究》[54]以及潘攀的《近代汉语一组时间词》[55]。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汉语时间词的研究，各家从认知结构、语法功能、语义分布角度出发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描写。从描写到解释，从结构到功能，从本体到应用，人们对时间词的系统研究正逐步深化，在语用价值和篇章功能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探索。对比文言与白话时期的时间词研究，不难看出研究得最为系统、深刻的当数现代汉语时间词，这一时期的时间词研究主要集中在时体范畴、时间词语的表达以及新兴的第二语言学习时间范畴的偏误分析上。而对古汉语时间词的研究多为描写性研究，包括以专书为语料的分类描写、单个及单类时间词语的认知表达及流变研究为主。而不论哪个时期的语料，时间副词都是研究的一大重点。相对于现代汉语时间词的系统研究，古代汉语时间词研究主要停留在词类的框架中考察时间表达，仅对时间系统中的某个部分作出描写，历时研究不足；对系统内部的用法差异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结合使用缺乏总体上的分析与把握；对“时”和“体”的认识不足，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单句的时间表达上，对复句和篇章中的时间表达关注不够，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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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明扬.词类问题考察[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

[8]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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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向农.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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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胡培安.时间词语的内部组构与表达功能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4]陆建敏.现代汉语时间词的篇章功能[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5]钟姗姗.日本留学生汉语时间词的偏误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6]莫岚琇.三组同义单双音节时间词偏误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27]温云水.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时间词问题[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3）.

[28]陆俭明.说“年、月、日”[J].世界汉语教学，1987，（9）.

[29]王小珍.现代汉语时间词“早、晚、先、迟”的比较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0]沈庶英.谈约量时间词[J].世界汉语教学，2000，（1）.

[31]殷志平.也谈约量时间词[J].世界汉语教学，2002，（4）.

[32]郭志良.时间副词“正”“正在”和“在”的分布情况[J].世界汉语教学，1991（3）.

[33]史锡尧.副词“才”与“都、就“语义的对立和配合[J].世界汉语教学，1991，（1）.

[34]陆俭明，马真.关于时间副词[A].现代汉语虚词散论（修订版）[C].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

[35]张耀宇.现代汉语时间副词“再”与动词及否定词搭配的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36]余东涛.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37]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8]王海棻.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39]梅晶.上古汉语中的“季节”类时间词探析[J].语文学刊，2013，（12）.

[40]梅晶.上古“年”类时间词研究[J].励耘语言学刊，2015，（12）.

[41]秦晓华.甲骨文时间词研究[J].殷都学刊，2005，（4）.

[42]韩晓旭.《史记》时间词语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43]曹雪林.《孟子》记时词语研究[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3）.

[44]黎路遐.《汉书》时间词组的前后归属问题探讨[J].宿州学院学报，2006，（2）.

[45]方文一.《尔雅》中的一组同义时间词—兼谈同义词的词性问题[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46]郑路.《左传》时间范畴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47]余艳.《战国策》时间范畴表达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48]和西歌.《朴通事》时间词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9]陈挥地.《唐语林》时间词语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0]成果.中古汉语“短暂”义时间词研究[D].广州：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1]张彩琴.《三国志》和《世说新语》时间副词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2]何亮.中古汉语时点时段表达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

[53]黄维东.《红楼梦》前80回时间词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54]倪晨媛.《歧路灯》时间表达式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5]潘攀.近代汉语一组时间词[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7，（2）.

作者：曾婉

汉语词类研究述评论文篇2：

洪堡特汉语观初探

摘要：洪堡特是19世纪初西方最重要的语言学家，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对汉语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汉语观。作者分别从汉语的语法特点、隐藏的语法、语言优劣评价、民族精神等几个方面对洪堡特的汉语观进行初步的梳理。作者通过与当代汉语观的对比，指出其观点中的一些片面性与局限性。但毋庸置疑，洪堡特的汉语观对西方的汉语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对我国当代汉语研究者也不乏启示。

关键词：洪堡特汉语汉语观

一、洪堡特其人

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德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作为政治家，直至1820年，洪堡特一直活跃在政治外交舞台上，曾先后出任驻罗马、维也纳和伦敦使节，出席国际重大会议，并担任过普鲁士内阁大臣和文教署长；1819年底他辞去一切官职，开始潜心做学问，乐此不疲，笔耕不辍。此间，他绝大部分时间从事语言的研究，所以作为学者，洪堡特首先当数一位语言学家。此外，他还被视为人类学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及教育理论家，成就颇丰。洪堡特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相关性原理等概念，诠释了语言和民族精神的关系，并且对人类的语言类型进行了划分等，在诸多方面堪称创举。姚小平在其《洪堡特》专著中，以“恢宏博大”精辟地评价了洪氏的语言研究：第一，洪堡特涉及的语言很多，世界语言是他的研究对象；第二，他的研究自始至终立于哲学的高度；第三，他也并非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把语言研究视作“人的研究”，使之隶属于人类学的范畴。

二、洪堡特与汉语

洪堡特在对人类语言类型的划分上，除了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的三分法外，还根据句子结构的类型，提出了一种类型四分法①：一类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的表达依靠词序或者其他词的添加；另一类像梵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由词形变化表示；还有一类像美洲印第安语这样的语言，句子的语法关系被编插在一个单词之中，最后一类是像土耳其语那样的粘着型语言，语法关系由语言成分的自由组合来表示。可见，洪堡特对汉语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从一种语言哲学家的眼光去观察和挖掘汉语的语法特性，认为研究汉语对于探索人类语言的差异、揭示人类精神的作用有特殊的意义②。他发表过《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和《致阿贝尔·雷缪萨的信：论语法形式上午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1827）两篇专著，在其他语言学的著作里也经常论及汉语。姚小平把他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③：

1.任何语言都有语法，所不同者首先在于显性和隐性之分，汉语语法主要是隐性的。

2.汉语的语法不像印欧语言的语法那样建立在词类范畴划分的基础之上。

3.汉语没有形态，但有句法；表达句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词序、虚词和语境。

4.既然没有形态标志和词类范畴，汉语里名词和动词也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

5.比之形态丰富的印欧语言，汉语句子的理解要求精神付出更大的劳动，因此不利于思维活动的展开。

6.汉字是与汉语结构相适应的一种汉字类型。

7.拼音文字优于汉字。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一一探究。

（一）关于汉语语法的特点

洪堡特首先承认汉语同样具有语法，只不过汉语的语法不像印欧语言那样主要依靠形态变化（Flexion）和句法，而只有句法部分。在没有形态手段标示的情况下，汉语只能依靠词序和虚词（Partikeln或Grammatische Woerter）两种手段来表达句法关系。针对于汉语的语序特征，他进一步确切地说：“汉语的词序指明了哪个词决定着（bestimmt）哪个词。”④并把该种决定关系描述为概念之间的限定（beschraenkt）和指向（richtet auf），限定也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修饰关系（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是一种限定，即修饰），指向也就是施为关系（例如动词和主语宾语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一观点不无前瞻性。此外，他还列举了很多句子来说明这两种语法手段的重要作用，譬如对于汉语虚词“之”的用法，他与德文的“von”，法文的“de”，以及英文的“of”做了比较，归纳出“之”字更多复杂的用法。可见，洪堡特对于汉语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其言论成果值得肯定。然而，在我看来，洪堡特因此断言“汉语不是根据语法范畴来确定词类”的言论却多少有些偏颇（印欧语言研究的主流是从Flexion入手），《现代汉语》⑤一书认为，汉语的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分出来的，词的意义只是作为参考，并帮助我们来辨别词类。根据汉语词汇的语法功能，它们被分为名、动、形容、状态、数、量、代、副、介、连、助、语气、感叹和拟声词等15类，或者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譬如在对这些词类描述时，形容词和动词可以用“不”来修饰；介词后面不能连接动态助词“了，着，过”，而且不能重叠出现；区别词“公、母、金、银、私、单”等不能受“不”“很”修饰，也不能作谓语、补语，也不能带补语，等等，诸多描述词类特征的规则都是从语法范畴所考虑的。

（二）关于汉语的隐藏的语法

洪堡特在研究人类的语言时，阐述了人类语言语法的通性，因此这也是作为他研究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洪堡特深信，人类语言具有一种潜藏的普遍语法，”姚小平在著作中说道：“照洪堡特的说法，语言实际上只有一种，也只有这种语言才是人类语言，它在世界上无数具体语言中得到了不同的显示（sich offenbart）。”⑥在他看来，对于词类的划分首先是在人类的内心中作出来的，而体现在不同语言的语法差异则也是围绕内容得到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相对于洪氏普遍语法的是所谓的具体语法，在他看来，具体语法主要表现在言语中得到明确标记的部分（即通过形态的变化），普遍语法则是一个“潜藏的，依赖于联想的（stillschweigend zugedachten）部分”，汉语是一种潜藏语法所占比例较重的语言，所以它依赖于更多的“精神活动参与”（接下来将提及汉语精神）。不妨换一个视角来观察普遍语法，它是以逻辑为基础，任何语言的句子都有两层关系——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这两种关系即当下人们所说的深层结构关系和表层结构关系，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Chomsky生成语法的T字型模式，深层结构来源于人类的普遍语法，表层结构则是经过位移、受格等手段得以实现的。通过洪堡特对汉语的观察和了解，他认为汉语中所体现的这两层关系重合得比较多，其他语言，如印欧语言重合得较少（原因在于这些语言在经过转换后生成的表层结构与原先的深层结构差异较汉语更大），由此得出了汉语的上述特性。我认为，洪堡特的这一观点对于汉语研究者们运用后来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模式来研究汉语不乏重要的启示。

（三）对汉语的优劣评价

洪堡特学习和了解了众多世界的语言后，做了语言间的横向比较，并断言，汉语尽管有一些优点，但它远不如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语言完美，较之更低级。如今看来，该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片面的论断主要是来源于自己偏颇的出发点，站在印欧语系的角度来观察汉语，来衡量甚至评价汉语也体现了他自身的狭隘性，实际上，他的主观意愿是好的，因为他也曾声明：

我比任何人都更反对贬轻一种语言，哪怕是最不开化的野蛮部落的言语。我认为，贬轻一种语言不仅意味着辱没了最独特的人类本性，而且与每一种通过深思熟虑和语言实践而形成的正确的认识观格格不入。（《导论》，《五卷本》III：656）⑦

但是他在分析语言的优劣时，不自觉地就转移到语言形式（Flexion）上的特点，即屈折变化的有无和复杂程度。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汉语的上述评价。因此，姚小平在他的著作中也为洪堡特辩解道：“他所谈论不同语言的完善或不完善、优点或缺点，主要是学术上的失误，而不是文化上的歧视。”⑧

（四）关于汉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关于语言和民族精神力量的关系也是洪氏对人类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因为他把语言学上升到人类学及哲学的高度。在洪堡特看来，一切存在的民族及其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都离不开精神力量，人类语言所呈现出来的部落、地域性等差异，都是因为人类的精神在不同的部落和地域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每一个民族和他的语言都是一种“精神个体”，可见，汉语也不会例外。接下来我们从汉语的语法特点，以及汉字本身的特点来窥见汉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诚然，这一点在洪堡特自己的论著中也有所点染，因为他毕竟把这一点看做是一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职责。

正如在上文所提到的，汉语这种语言要求该民族依赖于更多的“精神活动参与”，一方面体现在汉语有一种更偏向于隐性的语法特性，另一方面，汉语所钟爱的语序手段也要求人们在理解概念时付出更多的精神劳动，我们不妨举例说明，试比较汉语和德语，德语除了借助于语序（Abfolge der Elemente）外，还拥有很多形态变形手段，即显性的语法标记，来帮助听者理解句子，因此德语允许出现较长的句子却绝不会影响句子含义的表达和理解，可见，形态的变形（Flexion）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辅助手段，但是汉语似乎显得“相形见绌”，因此也就需要听者较多的精神投入，此外也不难理解为何汉语中很少会出现繁冗的长句。

与此同时，洪堡特也对汉字的表形和表意现象稍作研究，并与拼音文字做了比较，但他仍旧站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文字不完善，其论据是文字应当表示语音，而不应越过词直接表示概念，可见其观点的局限性。从民族心理和思维的角度来看，以形表义的汉字是适应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的，也符合汉族的心理和习惯。中国学者林宝卿在《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讲道从以形表意汉字看民族思维特征⑨，《说文·叙》指出：“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也就是说，汉字由文到字的发展，最基本的东西是象形。汉字的象形表意的性质适合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其造字方法适合汉族的用字、识字的心理和习惯。通过抽象的方式所形成的汉字其实是古人最为直观的思维反映，人们可以凭视觉感知出来，这种构形方法是建立在长期生活、生产经验上。在林看来，具象性是汉字的主要特点，古人在造字时很重视体验，内向省悟，就好像朱熹说的“置心物中”，达到物我沟通，人们可以从字形和字义的密切关系上，理解其意。随着语言的进化，文字书写从甲骨到楷书的演变，以及部分字义的变化，汉字始终坚持着符号义化的特性，这一点也无疑说明了，汉族的思维方式对汉字的义化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通过对洪堡特汉语观的搜集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德国汉语言研究的主流思想，因为洪氏汉语观毕竟是当时较早也是最为有影响力的观点。综上所述，西方的语言学家往往站在印欧语言研究的立场上来研究汉语，不容忽视的还有他们的研究对象还是过去的文言文，因此会有很多的理解困难，也不免带有些许的片面和狭隘。然而，瑕不掩瑜，作为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对西方的汉学家们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对于我国语言学家研究汉语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注释：

①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65.

②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3.

③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60-61.

④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5.

⑤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279.

⑥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6.

⑦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9.

⑧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101.

⑨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79.

参考文献：

［1］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3］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4］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5］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2005.

作者：胡裕

汉语词类研究述评论文篇3：

从现代汉语颜色词的词性看词类划分问题

摘要：文章回顾了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研究现状，发现了确定颜色词词性的一些问题，认为划分词类的依据和确定词性的标准要具有开放性。

关键词：汉语颜色词研究现状词性标准

颜色词是现代汉语中颇具特色的一类词，词汇量非常丰富。近来，虽然对颜色词的研究者甚众，但涉及词性问题的并不多。

一、现代汉语颜色词的研究现状

（一）颜色词的文化研究

较早从文化角度对颜色词进行研究的有：徐朝华的《析“青”作为颜色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南开学报1988年第6期），杨星荧的《色彩词和色彩描写》（广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5期）。

最近研究者甚众，具体有辛亚宁的《从“这个歌星很白”看颜色词的对外汉语教学》（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4月），顾海芳的《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分析——关于<说文解字>对青、白、赤、黑的说解》（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吴戈的《汉语颜色词语构、语义文化简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8卷第l期），李春玲的《汉语中红色词族的文化蕴含及其成因》（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安俊丽的《黄色彩对汉语词汇的文化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第5期），陈良煜的《历代尚色心态的变异与汉语构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于逢春的《论汉语颜色词的人文性特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吴开秀的《谈汉语颜色词的语义功能》（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第2期），黄芳的《颜色词黑与白的文化涵义》（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23期），刘群的《颜色词红黑白的联想意义及其反义关系》（襄樊学院学报第4期2003年7月），田伏礼的《颜色词与文化》（丹东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总第80期）。

（二）颜色词的词汇研究

对颜色词从词汇角度进行研究的既有专著也有单篇论文，较早的有：伍铁平的《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张清常的《汉语的颜色词大纲》（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张旺熹的《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初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3）），姚小平的《基本颜色词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l）），符淮青的《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上）》（语文研究1988年第3期）、《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下）》（语文研究1989年第l期），从个案入手，专章阐述了对“红”色词群的认识；刘云泉勾勒出了“汉语基本颜色词的发展”框架，刘钧杰的《颜色词的构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2））；梅家驹的《同义词林》、章银泉的《色彩描写词典》等则侧重于对颜色词语料的整理、归类。

近来，又有黄友、陈波的《“彩色”的语义指向及与其他颜色词的语义关系——由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例引发的思考》（襄樊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曹有鹏的《词义的模糊性初探》（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l期），叶军的《关于建设现代汉语颜色词属性库的构想》（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6月）、《浅论现代汉语基本色彩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3）），李红印的《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6期），潘峰的《谈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范畴》（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7月），李红印的《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5月第2期）和《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1日第1版），潘峰的《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超常组合》（《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5期）。

（三）颜色词的修辞研究

早期陈望道、陈原在其著作中有所论述，后阮显志有《颜色词及其修辞作用》（《语言学论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

近来，有衣玉敏《“黑”的“颜”外之意》（修辞学习2003年第6期），[韩]金福年《不同性别表达者选用汉语颜色词的差异》（修辞学习2004年第1期），周延云《汉语色彩词的言语义初探》（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李孝国《说“乌龙”》（语言新观察2002年第8期）。

（四）颜色词考释

从汉语史角度进行探讨的有：宋金兰《“黑”名源考》（汉字文化2004年第1期），潘峰《<尔雅>时期汉语颜色词汇的特征》（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3月），吴东平《古汉语颜色词当议》（孝感学院学报2003年9月），[法]麦里筱《汉语颜色类词的产生》（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61期），孙丽艳《浅谈汉语中“黄色”一词的古今词义变迁》（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2年第12期），陈建初《试论汉语颜色词（赤义类）的同源分化》（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3期总第40期）。

（五）颜色词的语法研究

对颜色词语法方面的研究多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如：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马庆株《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王洪君《“逆序定中”辨析》（汉语学习1999年第2期），李燕《汉语基本颜色词之认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月），陈家旭、秦蕾《汉语基本颜色的范畴化及隐喻化认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高永奇《现代汉语基木颜色词组合情况考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l月第l期），王依平的硕士论文《现代汉语颜色词的认知研究》（黑龙江大学，2010年4月）。

可见，关于颜色词文化研究、词汇研究的较多，涉及词性问题的除了李红印《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5月第2期）是词汇学研究外，语法学方面的研究未见。

二、颜色词的词性问题

（一）现代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是“指使用频率较高、由一个语素成词、表示确切色彩的词语。如单音节词语：红、橙、黄、绿、青、蓝、紫、棕、黑、白、灰、粉。”[1]又“‘红、黄、白、黑、绿、蓝、紫、灰’等8个稳定而能产的基本颜色词。我们把这8个基本颜色词称为‘辨色词’”。[2]

（二）颜色词词性问题

李红印认为：“‘红、黄、黑、白’等颜色词词性标注和释义之间的纠葛源于其自身性质未被准确认识。从色彩认知角度看，‘红、黄、黑、白’等颜色词是汉民族辨色阶段的产物，它们首先是分辨、指称某类色彩，随后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开始更多地用于表达某一事物所具有的色彩属性。因此，‘红、黄、黑、白’这类颜色词实际上是‘身兼二职’，一方面分辨、指称某类色彩，另一方面表示事物的色彩属性，如‘红’原本是分辨、指称红这种色彩（例：这种红不好看），后又表示事物的红的属性（例：红花；红裙子）。前者就是所谓名词性用法，后者就是所谓形容词用法。”

实际上，关于词性问题，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3]早有论述：

1.划分词类的根据

“实际上根据词的意义来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因为表示同类概念的词，语法性质不一定相同。……‘红’是形容词，而‘红色’是名词。……因此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

“一个词的语法功能指的是这个词在句法结构里的所能占据的语法位置。举例来说，形容词的功能有：

a.前加‘很’。

b.后加‘的’。

c.后加‘了’。

d.作谓语。

e.作定语。

很明显，凭借形容词的语法功能，我们可以把它跟别的词类区别开来。举例来说，名词不具备a，c，d几项，动词不具备a，e等项，同时，名词、动词的语法功能里也有一些是形容词所没有的。我们给汉语的词分类，根据的就是这些功能上的异同。我们划分词类的时候，却只能根据功能，不能根据意义。”（37-38页）“兼类问题跟我们如何分析词义有关系。……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38-39页）

2.名词的语法特点：“（1）可以受数量词修饰，……（2）不受副词修饰。”（41页）

3.“数量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修饰名词。”（51页）

4.“我们用来划分动词和形容词的标准有以下两项：

（1）前边能不能加‘很’；

（2）后边能不能带宾语。

根据这样的划类标准，我们可以把形容词和动词分别定义为：

（1）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

（2）凡不受‘很’修饰或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动词。（55页）

5.“我们把副词定义为只能充任状语的虚词。”（192页）

6.“状语是谓词性成分的修饰语。”（151页）

7.“谓词主要功能是作谓语，同时也能作主语和宾语。”（40页）“谓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两类。”（55页）

上述是朱德熙先生的主要论述，他认为汉语的基本颜色词是形容词。这里能基本解决颜色词词性问题，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