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证券股权投资分析论文

如果不放开中国金融的束缚，中国的企业永远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私募证券股权投资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私募证券股权投资分析论文 篇1：

我国股权众筹投资者保护制度构建与完善

股权众筹融资伴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计划以及“众创空间”的兴起不断升温，为创新创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和方式。然而，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行业乱象也在逐渐显现，如对合格投资者的界定混乱、平台定位不清、融资风险把控不强、融资项目信息披露不规范等。由此导致的涉嫌非法集资、履约欺诈、项目纠纷等一系列问题给投资者利益带来损害，甚至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因此，构建并完善覆盖股权众筹融资全过程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相应保护制度构建为股权众筹融资提供保障，并推进其合法化进程。

股权众筹规制沿革与投资者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监管政策演进下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

伴随行业发展，我国股权众筹监管政策对其内涵界定经历了一个由私募向公募转向的过程，这对相关监管规则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中国证券业协会2014年12月发布的《私募股权众筹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是国内专门股权众筹监管政策的早期尝试，其中对投资者的门槛设定较高，与互联网金融“普惠”“草根”等原则相违背而引发了争议，最终并未形成正式文件出台。随后在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我国互联网金融业态进行了分类界定和规定。其中，明确股权众筹融资具有“大众、公开、小额”的特点，由证监会负责监管。同年8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结合指导意见区分了股权众筹公募与私募区别监管的思路，规定“股权众筹”特指“公募股权众筹”，而此前的“私募股权众筹”将用“私募股权融资”代替。同月“私募股权众筹”概念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在“关于调整《场外证券业务备案管理办法》个别条款的通知”中修改为“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虽然监管思路得以明确，但公募股权众筹的具体细则和配套政策仍处于制定过程中，现实中大部分平台仍在进行私募性质的融资。

股权众筹的公募转向符合国际潮流，更能发挥这一融资模式的作用，为投融资双方的资源配置提供有力支持，正在修订中的《证券法》也为股权众筹预留了制度空间，但公募意味着募资对象将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涉及公众资金安全、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权益保护和反欺诈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投资者的资格认定、进入门槛、投资限额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则。与债权众筹P2P不同，股权类投资的风险往往具有较长的潜伏期，而且进行股权众筹融资的项目往往风险较大且成功率较低。公开向公众募资，在规则不明和保护制度缺乏的情况下易产生风险。此外，大部分进行私募性质股权融资的平台采用“领投+跟投”模式，在信任机制不健全，对领投人、平台以及融资方法律责任界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这些模式和做法也存在风险隐患，投资者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综上，无论从公募还是私募角度来看，投资者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将是股权众筹健康发展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股权众筹投资者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来看，我国股权众筹发展中很多规则尚处于探索之中并未正式落地，投资者保护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合格投资者规则缺乏。股权众筹融资的优点在于通过互联网平台为投融资双方资金匹配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新渠道，帮助创新创业的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同时投资者也有机会获得相应投资回报。而缺点在于面向公众进行股权众筹可能会吸引不具备投资资质的投资者入场，极易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由于我国股权投资市场发展时间不长，无论是投资者的投资意识、投资经验，还是专业知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不成熟，投资者教育力度不足，不合格的投资者仍然大量存在。不成熟的投资者面对具有高风险属性的股权众筹时，基于“羊群效应”的盲从会加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融资项目信息披露不规范。在股权众筹融资过程中，规范的信息披露是解决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途径，由于股权众筹项目初创型企业较多，出于保护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以及降低筹资成本的考虑，对融资者只要求披露一些基本信息，并不执行强制信息披露标准。此外，很多股权众筹平台采用“领投+跟投”模式，这种引导性的投资机制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并没有改变跟投人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劣势地位的状况，在相关监管制度缺失的情形下，领投人与融资者存在串通的可能。如果平台在融资方资料审核或尽职调查中放松要求，不能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并揭示风险，作为跟投人的投资者易陷入风险之中。如2016年发生的股权众筹“宏力能源”项目涉嫌欺诈事件表明，由于信息披露不规范而引发的风险客观存在。

平台的责任与义务不明确。股权众筹平台作为联系投融资双方的重要纽带，信息审核与真实发布是其应担负的责任和义务。但目前我国《证券法》正在修订过程中，其他相关法规在平台应担负的责任与义务方面缺乏明确规定，仍然处于法律规范的真空地带。在实践中，国内大部分平台在项目审核和风险控制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不严格的审核蕴含潜在风险。如在国内“股权众筹第一案”——飞度公司（人人投）与诺米多案件中，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提到，围绕促成交易，除了项目展示和筹集资金之外，平台还应提供信息审核、风险控制以及交易结构设计、交易过程监督等服务。然而由于很多平台的盈利模式大多依赖于项目成功融资后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手续费，为了有更多项目发布及筹集更多资金，可能会在信息审核和尽职调查过程中放松要求，投资者面临的风险随之增加。

投资者股东权利行使难。投资者在融资项目股权众筹成功后将成为公司股东，然而这种通过网络平台進行的投资，存在投资者地域分散和精力有限等现实问题，考虑到空间距离及时间成本，在公司治理参与缺乏合适途径的情况下，投资者将难以正常行使股东权利。虽然《公司法》为股东行使企业经营监督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鉴于股权众筹面向公众融资开放的属性，投资者对融资项目的资金运用是否合理、管理层是否尽勤勉义务、大股东是否滥用公司法人资格、公司盈利能力是否增强等方面难以有效监督。投资后如何对股权众筹投资者权益进行保护仍缺乏相应制度设计。

股权众筹投资者保护的国外做法

从国际视角来看，很多国家在股权众筹立法实践中都把投资者保护作为重点，通过对投资者、融资者和平台等相关主体的制度规范，建立了投资者保护的“防火墙”和“保护网”，其中的做法值得借鉴。

对投资者参与股权众筹进行额度限定或分类限制

由于股权众筹的高风险性和低流通性，投资者必须要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为了防止投资者将个人财富大比例投入到股权众筹中，遭遇投资失败后对日常生活和金融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很多国家对投资者参与股权众筹进行了额度限定。如美国的《工商初创企业推动法案》（下文简称JOBS法案）规定按照投资者的年收入水平或者金融资产情况划分两个档次并限定一年内的投资总额。对不同层次的投资者进行区分并限制投资额度，能够更好地做到承受能力与风险相匹配，利于社会资本的充分利用。除了额度限定，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还对股权众筹投资者实行分类限制规则。英国的《众筹监管规则》将投资者分为专业和零售两种类型，并对零售投资者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其实质上是要求零售投资者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投资知识或专业投资经验，否则就要接受不超过其可投资资产净值10%的投资额度限制。

对融资者资质、融资额度及信息披露要求进行明确规定

股权众筹融资者主要是处于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小微企业，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对其进行股权投资往往要承担较高风险。因此，在对投资者参与股权众筹进行额度限定或分类限制保护的同时，也须对股权众筹融资者的资质、融资额度及信息披露要求进行明确规定。在融资者的资质限制方面，大多数国家都做出了违法失信者禁入的规定。在融资额度限定方面，很多国家出于投资者保护以及减少融资企业风险溢出效应的目的，通过立法对融资者的总额度进行限制。如美国JOBS法案规定，股权众筹融资者在12个月内累计总额不能超过100万美元。在信息披露方面，虽然境外相关立法大都豁免了融资者按照公开发行股份强制信息披露义务，但依旧对基础信息披露义务做出了规定，以更好地保护公众投资者权益。此外美国JOBS法案将必须披露的信息分为一般性信息和企业财务信息两类，对于后一类信息，规定发行人须按照股权众筹融资金额大小分类采取程度不同的披露要求，金额越大披露要求越严格。最后，企业的所有信息披露，包括融资成功之后的年度财务报告等都应当向监管机构进行备案，在方便监管机构监管的同时也有助于为公众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赋予股权众筹平台投资者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除了对投资者、融资者做出制度规范之外，各国普遍以股权众筹平台为主要抓手，赋予其投资者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核心在于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和融资者信息核实制度。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主要解决创新型金融产品风险与投资群体相匹配问题，达到将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投资者的目标。如美国JOBS法案规定，平台除了需要确保投资者没有超过投资限额之外，还必须以平实、简明、准确、易懂的语言解释投资要求，揭示有关风险和转售限制并取得进行投资者教育的证明材料。欧洲很多国家的股权众筹相关立法都规定了平台必须对投资者履行“适当性测试”义务，以充分了解投资者投资能力并向投资者揭示投资风险。此外，各国股权众筹立法中大都赋予了平台对融资者信息的核实义务。许多国家还通过股权众筹立法将资金托管制度、投资者教育义务、投资者信息保密、投资记录保存、利益冲突规避等责任与义务赋予平台，以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股权众筹投资者保护制度构建与完善建议

当前我国股权众筹发展处于关键阶段，《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将为其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切实将投资者保护作落到实处，无论对行业自身还是整体创新创业战略的推进都意义重大。

构建并完善股权众筹投资者保护规则与制度

设立合格投资者准入规则。合格投资者制度设计应以风险承受力和风险识别力为核心，通过设立准入规则对股权众筹投资者进行分类，再辅以额度限制，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具体而言，首先将参与股权众筹的投资者按抗风险能力和投资分析能力分为合格投资者和限制投资者两类，合格投资者直接入围股权众筹融资。然后再根据限制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设置分层限额准入，根据能力高低设置相应额度大小，直至限制投资。关于限额比例或数额确定可借鉴欧美等国经验，以不超过年收入或净资产一定比例为限，或确定全年投资总额上限。此外，额度限制可基于适合性测试结果和认知风险书面自认宣告等手段适当放宽，将投资者权益保护与融资的自由便利有机结合。

构建投资者融资过程中的权利保障机制。在股权众筹融资过程中，可通过建立冷静期制度、撤资保护机制、纠纷解决机制、风险准备金等方式控制风险，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具体而言，一是设置投资者冷静期制度，给投资者一个缓冲和思考的时间，允许其在冷静期撤回投资。二是如果投资者有足够证据证明融资项目或领投人有欺诈、误导投资等不当行为，可以在融资结束前撤回资金。三是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处理程序、涉及成本、诉讼时间等方面进行创新，如建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四是建立风险准备金机制，从融资者的项目募集金额中提取微量比例的资金共建风险准备金，聘请专门的托管机构保管，用于保护投资者遭受欺诈等风险的利益补偿。

探索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新路径。为了切实维护股权众筹投资者的股东权利，解决由于持股比例小、地域分散等造成的對融资项目监督不力的现实问题，可探索建立依托网络技术并与股权众筹特点相适应的信息交换制度，促进股东和融资方之间、股东和股东之间、股东和其他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具体而言，一是建立网络表决系统，通过召开网络股东大会，方便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二是建立股东的网络论坛或群组，方便股东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三是建立网络投票委托机制，为股东通过网络途径办理委托手续提供相应便利，保障股东委托投票机制的良好运行。

构建并完善股权众筹融资者相关规则与制度

对融资者资格及其融资额度进行相应限制。除了设立将不合格融资者（如对违法失信融资者及其主要关联方）排除在外的一般性规则之外。考虑到股权众筹在我国仍处于发展初期，建议将股权众筹融资主体限定在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初创企业群体，待股权众筹整体发展相对成熟后再逐步放宽对融资者主体限制。在具体限额设定方面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对每个企业的年度融资金额做一个最高限定或融资规模不超过融资者净资产一定比例。

完善融资者信息披露制度。监管机构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信息披露具体要求，一是建立层级式的信息披露标准。在横向上根据股权众筹融资的不同模式及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大小，设置不同的信息披露标准。在纵向上根据不同的融资额度，对财务信息、法律信息、经营信息等采取不同的披露标准，形成不同融资模式和筹集资金额度相交叉的披露框架。二是完善信息披露内容，不仅应当包括项目的基本信息，还应当包括融资者本人的信息，不仅应当披露在项目上线前及融资过程中的经营、管理、财务等相关信息，还应当对这些动态信息进行持续披露。三是建立信息披露违规的责任追究机制。鉴于股权众筹投资者人数众多且出资额度不大，可尝试建立投资者权益保护集团诉讼制度。

明确股权众筹平台的责任与义务

规定平台对投融资双方信息审核的责任和义务。监管机构应明确规定股权众筹平台负有审核投融双方资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证券监管机构要求的责任。对融资者可采取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方式。通过形式审查的信息核对，从源头上防止融资方实施欺诈的可能性，对不确定的信息进行独立尽职调查。对投资者的基本信息和也要进行一致性审核，以维护其正当权益。此外，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应鼓励行业内部征信体系的建设并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发挥信用体系在融资过程中的激励约束作用，加強平台对融资者信用状况的了解，同时使投资者能更充分地掌握股权众筹项目的信息。

明确平台的风险告知和投资者教育义务。监管机构应规定平台的风险告知义务，通过书面《风险告知说明书》的形式，将股权众筹融资本身的性质、特征和所面临的普遍性风险以及具体投资项目的特殊风险和可能遭受的损失告知投资者。此外，平台还应担负相关专业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义务，着重加强提升投资者能力方面的培训，帮助投资者提高风险识别能力，更好保护自身利益。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其中高正平系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

作者：张杰 高正平

私募证券股权投资分析论文 篇2：

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如果不放开中国金融的束缚，中国的企业永远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如果不能利用金融工具在中国的大地上把我们的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起来，中国的经济不会有强大的竞争力

我一直关注私募基金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本文所谈到和提出的问题，很可能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已经有了答案，也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做法，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中，很多问题还要从ABC谈起，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把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

中国最近公布了《合伙企业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合伙企业法》为私募基金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法律基础，但是我们看到这部法律的最后条款有这样的阐述：法律的具体实施，还需要国务院来制订具体管理办法。我认为，在国务院具体的法规还没有制订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对私募基金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研讨，可能有利于在制订《合伙企业法》具体管理办法的时候更好地体现全国人大的立法意图。

一、 私募基金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作用

首先，私募基金是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人，就是集富人之财进行投资，因为把富人的资金集中在一起，他们的资金量大，风险承受能力也比较大。私募基金通过投资分析能力比较强的专家理财，有利于发现企业的价值。

其次，我们应该区别对待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今天我们谈论的实际上是提倡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但是现在社会上议论更多的是指在二级市场上投资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这两个基金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加以区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已上市的证券，这一类基金里包括对冲基金，因投资于上市的证券而对活跃证券二级市场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在前一段时间包括到现在可能都有很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做庄，因而名声不好；在国际上对冲基金名声也不太好，对冲基金对国际上的二级市场也有很大冲击，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起的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作用，所以现在国际上要求加强对对冲基金监管的呼声也是比较高的。这些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太好的名声也拖累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际上是主要投资于未上市的企业股权，它将伴随企业成长阶段和发展过程培育公开上市的企业资源。因为它是对未上市的股权进行投资，因而它对企业早期、成长期和扩展期都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我们今天要大力提倡的，是对于中国实体经济有推动作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二、 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紧迫性

第一，创新型国家需要风险投资推动。大家现在都在讲要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我认为创新型国家需要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推动。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鼓励技术创新，政府也拿出了一些资金扶持创新企业，这都是必要的。国家应该投入比较多的资金加强基础科研的投入，但是在应用技术方面，我个人认为除必要的政策扶持外，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因为市场选择的效率往往会高于行政扶植的效率。我们倡导政府支持，但是政府的支持只是一个引导作用，更多的应该是市场对企业的选择，优胜劣汰才可以使我们的企业更好地成长、使我们的技术得以更好地推广。

第二，争取产业重组的主导权需要产业投资基金的推动。我们国家现在对于外资并购中资企业提出很多疑问，国家也在制订外资收购中资企业的法律，这是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对自己的市场做必要的保护。但是，要争取产业重组的主导权，需要产业投资基金的推动。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技术成熟的成长型企业未上市的股权，它可以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值；还有一类是收购兼并基金，它主要是投资于成熟企业的上市或未上市股权，整合企业资源提升企业价值。我认为这两类基金的主导方向不完全一样，产业投资基金可能更多的是扶持一个企业从扩张型到成熟型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而收购兼并的基金是对已经运行成熟的企业进行重新整合，来提高它的价值。

第三，中国应该给产业组合和市场要素整合提供金融工具。中国不乏应用技术的创新，很多高新企业能够到海外上市，说明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应用型的独创的技术；中国不乏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我们有很多企业家能够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中国不乏有冒险精神的投资人，中国的民间投资是非常活跃的，尽管有些投资方式目前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之中，但是这些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需要把这些冒险精神引导到一个合规正常的渠道上去，堵邪门开正道；中国不乏未有效利用的各项资源，中国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中国缺乏组合各种要素的金融工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就是有效整合现有市场各种要素的工具之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是组合市场要素的龙头，没有计划，有钱什么也买不到；但是在市场经济下资金是组合市场要素的龙头，有了钱可以买技术，可以买原材料，可以雇人。所以，有的市场人士说他做的事情就是99+1。中国具备市场99的温度，但是缺乏一个把要素有效组合的一度，有这一度就可以让水沸腾。我想金融工具就是99+1的1。

第四，金融滞后会制约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其实真正了解中国市场的是中国人自己，但是了解中国的这些中国人没有融资的手段，不能掌握那么多的资金。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以他雄厚的资金，以灵活方式筹措的资金来雇佣我们的人，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外资进入中国对中国经济起到巨大作用，我想外资的私募基金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也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

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限制比较多，因此企业上市比较困难。由于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有很多企业没有一个正常的退出渠道，股权没有一个正常的流动渠道，因而绕路去境外上市。我想如果不放开中国金融的束缚，中国的企业永远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中国的经济被世界所看好，但中国如果不能利用金融工具在中国的大地上把我们的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起来，中国的经济是不会有强大的竞争力的。

三、 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政策环境

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政府为什么要进行监管？政府监管的目标就是减少外部性，保护公众利益，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这是政府监管的惟一目标。安德烈•施莱弗等经济学家用一张坐标图表示了专制与无序下的社会总成本。坐标轴的竖轴表示无序状态下的社会损失，横轴表示政府专制导致的社会损失。一个社会可以采取四种不同的控制策略。一种是市场约束，第二种是通过法院的私人诉讼，例如在一个市场经济秩序中，在可以由合同调节的范围里按合同互相约束，当合同不能履行的时候可以通过司法去进行保护。但是全部的合同都要去进行司法仲裁的话，社会成本是比较高的，因而应该有市场的自我约束、自律和仲裁。还有第三种策略，即监管的实施。在那些存在大量的标准化合同，而且对社会公众利益有外部性的行为可以实行国家监管。所谓监管就是把大量的、充分的交易合同标准化，定出统一的规则，由一个监管机构进行管理。最后一种策略就是国家专制，在一些特殊领域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为了提高市场效率，国家必须通过法律来进行管制。政府监管的理念应该是以极大地减少各种经济行为的外部性，保护公众利益，极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为目的。

根据新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200人以下就可以设立私募基金。根据《合伙企业法》，可以设定50人以下的私募基金，应该说私募基金的成立已经具有了法律依据，那么我们怎么来管理？我认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巨额持仓的失败有可能波及证券二级市场，风险比较大，且有一定的外部性，我们应该有一定管理。我个人觉得管理可以分成这么三个方面。一是可在法规中限定投资人的资格，因为他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所以最好是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人。像美国的法律对于参加私募基金的人的财产是有一定限制的。二是在注册的时候，应该向证券监管部门报备，为了不要让这个企业两头跑，在企业注册之后，应该由注册机关抄报监管部门，让监管部门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的存在。因为他是拿自己的钱在投资，从民法上讲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从我们现在其它的法律来说它的设立也没有不可以的。但是他的活动会给证券市场带来影响，因而市场监管当局应该知道存在这样一个机构。三是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其大额交易进行监管，具体采取什么方式，我想这应该是监管部门研究的问题，国际上也在就对冲基金应该如何监管进行研讨。而对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由于他就是把富人的钱筹集在一起，投资于未上市的股权，无外部性，应该说民法完全可以约束双方的关系。我个人认为按一般企业登记，按章程运行即可，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私募基金的税收问题。私募的组织形式有三种：契约型、合伙公司型和公司型。契约型的如集合信托计划，银监会规定的信托公司可以做集合信托计划，证监会规定了证券公司可以做集合资产管理，这些都为契约型的私募基金的设立奠定了法律的基础。《合伙企业法》为合伙公司型的私募基金提供了法律依据。而《证券法》和《公司法》对于200份以下的不作为公众公司，也就为公司型的私募基金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

在税收政策上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就是避免双重征税。大家认为合伙公司更有利于私募基金的发展，就是因为合伙人是作为个人征所得税的，而避免了被征企业所得税，再征一遍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在税收的鼓励和优惠上，我建议把税收鼓励和企业的设立分开，减少企业注册的时候为享受这方面的税收优惠而增大成本的情况。如果把享受税收优惠和企业的设立捆在一起，可能会加长审批的时间。有些地方政府对投资基金设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普通企业注册的，没有什么税收优惠，但是如果你是个搞风险投资的企业，有70%的资金投资在政府认可的高新技术方面，就可以给你一个优惠，这是以这个私募股权基金最终投资的方向来决定是否给优惠。我认为把企业设立和税收优惠分开这比较好，可能更有利于一些企业的出生。有些企业如果投资回报利润非常高，他不追求税收优惠也可以。我想，加大交易成本追求减少你的税收，还是追求效率不求减免税收，这个衡量是不是可以由企业来做。

第三，私募基金的市场退出。私募基金目前在中国发展得不是特别好，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境内市场退出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多的私募基金投资的企业都绕道去海外上市，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一是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场内市场，鼓励企业境内上市，我们国内的场内市场上市标准过于统一、也过于严格，应该分成不同层次的场内市场；二是应该建立合格投资人的场外市场，我们可以建立电子报价系统的场外市场，现在证监会也在改造深交所的股份代转让系统，但是并没有明确地把它界定为是一个合格的投资人的场外市场，这可以进一步研究。过去我们担心资本市场出风险，对企业上市交易做了很多界定，但如果我们对投资人的资格有所限定的话，那么对于企业上市是不是可以不过多地严格限制？我们在北京、上海、天津还有产权交易市场，过去为了怕他成了变相的证券交易机构，因此不允许他们把所上市的企业、交易的企业进行股权分割，必须整体转让。这样就影响了竞价的人数，如果没有足够的竞价的人，企业是卖不出好价钱的。现在既然200份以下不算公众公司，是不是在产权交易市场上交易的企业也可以做适当的细分，不超过200份，这样把股权分小了，投资的人多了，企业是不是可以卖更好的价格了？三是可以研究一下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协议转让的外汇政策。既然我们允许中资企业到海外投资，那么外商投资的企业要把股权转让给中资企业，中资企业需要外汇的时候，是否也能向中资企业提供相应的便利？

第四，就是要做好企业的股权登记托管，规范股份制企业运行。一个比较规范的系统有利于保护产权、减少虚假注资和抽逃资本；有利于场外的股权交易，因为场外股权交易也需要股权有一个明确的托管地方；有利于提高上市效率，如果一个企业要上市，其股权应该是界定清楚的，注资应该是实的，而且它应该是一个没有各种各样的瑕疵和纠葛的，如果在它没有寻求上市之前就有一个完整的登记托管系统，对于这些股权今后上市是有好处的；国外的资本市场都有许多中介机构从事股权的登记和托管业务，我们国家现在只有两个交易所的股权托管机构。实际上各地政府也搞了一些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托管中心，那些托管中心原来主要针对不能够上市流通的法人股，是对于上市公司没有流通的那一部分服务的。但是当有很多的股份制企业，当券商想代理其转让股权时，会发现股权登记非常不健全，股份也不是非常明确，还有很多的瑕疵，这样就耽误了券商把一个企业推进上市的进程。如果我们在股份制企业刚一出生的时候，就逐渐规范他的登记托管系统，那么就有利于其上市运作。

最后，我想讲一个观点，就是要彻底扭转政府在金融活动中承担过多风险的状况，让市场主体自己承担风险，才能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中国之所以在资本市场上对内还不够开放，主要是因为政府在以往化解金融风险的时候，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政府埋单是很多的，因而政府对于风险的防范格外地谨慎。实际上，资本市场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政府的职责就是要让所有的市场主体按照国家的规定来披露信息。真实地披露信息，打击欺诈犯罪，政府的职责不过如此，除此之外的应该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建立这样的一种风险观念，我们的资本市场才能够得以更好地发展，中国的金融业才能够更加健康！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2006年9月20日出席“中国私募股本市场国际研讨会”时的发言整理而成，经本人审阅授权发表)

作者：吴晓灵

私募证券股权投资分析论文 篇3：

产权交易机构的投行之路

当前，很多产权交易机构不约而同地提出要走“平台+投行”或者“投行化”的转型发展之路。那么，什么是投资银行？产权交易机构能否开展投行业务？能开展哪些投行业务？开展投行业务需要做好什么准备？产权交易机构未来投行业务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进行梳理，从而逐步勾勒出一条产权交易机构的投行之路。

1 基于产权市场视角下的投资银行

1.1 投资银行的定义

作为发端于西方的舶来品，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上的主要 金融中介，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沟通资金供求、构造证券市场、推动企业并购、促进产业集中和规模经济形成、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作用。投资银行一般是指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交易、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投资分析、 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狭义的投资银行则主要指从事证券发行与承销、证券交易与经纪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国际上以高盛证券、摩根士丹利为代表，在国内如中信证券、中金证券、申万宏源证券等。

1.2 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区别

投资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尽管在名称上都冠有“银行”字样，但实质上投资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从市场定位上看，银行是货币市场的核心，而投资银行是资本市场的核心；从服务功能上看，商业银行服务于间接融资，而投资银行服务于直接融资；从业务内容上看，商业银行的业务重心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而投资银行既不吸收各种存款，也不向企业发放贷款，业务重心是证券承销、公司并购与资产重组；从收益来源上看，商业银行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存贷利差，而投资银行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证券承销、公司并购与资产重组业务中的手续费或佣金。

1.3 世界投资银行业发展趋势——泛投行时代的到来

近20年来，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投资银行业完全跳开了传统证券承销和证券经纪狭窄的业务框架，并越来越多样化。除传统的证券承销、经纪和自营业务以外，西方投资银行还深入到并购重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项目融资、风险投资、金融衍生工具等诸多领域，多种业务齐头并进，异彩纷呈。如今，最广泛的投资银行指任何经营 华尔街” 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业务包括证券、保险以及不动产经纪、管理咨询等几乎全部金融活动。

在这期间，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也随之悄然发生变化，除了专业的证券公司以外，还有一大批业务范围较为宽泛的信托投资公司、金融投资公司、产权交易与经纪机构、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咨询公司等在从事投资银行的其他业务。2012年后，乘着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东风，产业并购、投融资交易等非证券资本市场经济活动日渐活跃，私募基金、产业并购基金、独立财务（投资）顾问公司等新兴类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打破了早年上述领域由证券公司“独家经营”的市场地位，投行机构概念不断泛化，九鼎投资、今日资本、华兴资本、易凯资本、汉能投资等一批本土新型“精品投行”登上舞台。

产权人同样欣喜的发现，许多投行所从事的非上市企业多轮融资和并购交易以及投融资咨询业务，正是产权市场的主营业务，而相比之下，产权交易机构在国有业务方面较其他金融机构经验更丰富、资质更齐全、资源更广泛，于是以深圳联交所为代表的一批产权交易机构和脱胎于产权交易机构的股权交易及托管机构率先提出投行化发展思路，设立了专门的投行部，并逐步形成了流转+融资+顾问的功能定位与经营格局，为交易所投行化发展之路做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活动。

2 产权交易机构能否开展投资银行业务

产权交易机构成立之初即以国有资产流转为主要职能，多年来深耕国有企业的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并购融资工作，天然具备投行基因，更与目前市场兴起的“精品投行”机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近期，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帮助产权市场化蛹成蝶、破茧而出，产权市场开展投行业务大有可为。

2.1 资本市场定位为产权市场开展投行业务正名责实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在“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一节中，明确提出“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通过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形态转换”，产权交易市场首次作为资本市场出现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的文件中，且赋予了与证券交易市场平行的地位，为产权市场成立以来关于市场属性和层次问题的长期争论划上了句号。至此，中国资本市场除了中长期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外，又增加了一名新兵——产权市场，产权交易行业也晋升为资本市场服务业。紧接着，2016年6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进一步赋予产权交易机构从事作为投资银行典型融资业务——增资扩股的特许业务资质，产权市场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已经名正言顺。

2.2 国家深化改革为产权市场开展投行业务助力

2.2.1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火如荼。混合所有制经济，指的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商资本等不同所有制资本交叉与融合的经济形态。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当前被赋予了空前重要的历史意义。本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为产权交易機构带来大量股权转让、增资扩股标的，大大加强了整个产权交易行业在投行业务方面的业务储备。

2.2.2 “三去一降一补”措施正式实施。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从上述任务的自身属性来看，要求产能、库存降低必然为产权市场带来股权流转、资产处置相关业务，要求去杠杆、补短板则将会大大裨益于产权市场的直接融资和相关咨询业务。

2.2.3 政府公共服务大量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自2015年以来，PPP模式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类项目融资模式，截至2017年6月底，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两部委推动的PPP项目总额已超过20万亿元，落地5.57万亿元。PPP模式的推广将大大加强产权交易机构原有的联结国有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枢纽作用，为产权交易机构带来体量巨大的咨询、融资和流转类项目。

综上所述，对产权市场而言，上述国家深化改革措施有力地增加了资本市场中政府投资及国有资本的交易活跃度，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产权交易机构从事投行业务的项目储备整体上将不断增加。可以预期，就产权交易机构而言，投行业务项目将呈现“源源不断”流入态势。

2.3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为产权市场开展投行业务立本奠基

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意见》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配套文件，明确了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主要措施，并提出了协同推进配套改革的相关要求。2015年至今，国家已出台一系列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将成为产权市场的源头活水，滋润着产权市场的成长壮大。

2.3.1 国家鼓励国有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经济工作会议、“十三五”规划及各级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以此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以及落实“去杠杆”。尤其是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目前，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类所有制企业融资方式正在由传统的单一债权融资（银行贷款等）向股权、债权多元化融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转变。

2.3.2 国资委工作职能由“管资产”转向“管资本”。2017年5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要求调整优化国资监管职能，改进监管方式手段，着力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方案》 显示，共有43项国资监管事项被调整，其中包括直接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在内的26项监管事项被取消。

《方案》的出台，标志着企业自主权大大增加，以往由各级国资委承担的关于企业重大经营事项的审批权限将下放至国资委下属的相应资产管理公司或资本运营公司，深化国有企业管理的市场化与规范化。在可预见的将来，国有企业资本与资产的流转速度将大大增加，国资资本市场类业务将更趋活跃，这无疑将为产权交易机构投行业务带来新的增长点，产权交易机构并购重组、增资扩股等业务将会出现进场数量和成交率双增长的有效局面。

3 产权交易机构可以从事什么类型的投行业务

3.1 并购重组业务

并购重组即以股权收购等方式盘活企业资产，优化企业运营或达成收购方战略目标的行为。产权交易机构成立之初，即以盘活国有资产为首要目标，因此并购重组可称之为产权交易机构第一大投行业务。产权交易机构拥有丰富的并购业务经验，可以协助委托方进行股权转让、股权收购以及相关咨询业务。

3.2 增资扩股业务

2016年6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印发《企业国有資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从国家层面要求企业增资扩股需通过产权市场公开征集投资方。《办法》的出台为产权交易机构在资本市场领域打开了发展的新蓝海，产权交易机构完全可以借助增资扩股业务实现资本市场功能发挥、落实资本市场定位，实现传统产权交易业务与资本市场创新业务的共同深化发展。甘肃省产权交易所近年来不断探索，在具体业务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

（1）七年两次发力，助推兰石集团打造上市“双子星”。早在2009年底，甘交所即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方式为兰石集团旗下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经过增资后的兰石重装于五年后成功上市并铸就了连续24个涨停板的神话。2016年底，甘交所克服宏观经济低迷与石化装备行业不景气的双重压力，立足资本市场，再次为兰石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兰石重装兄弟单位兰石石油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成功募集资金约1.3亿元人民币，为国有企业探索出了一条“产权市场首轮增资，上市工作随后推进”的资本运营之路。

（2）首度尝试全流程投行服务，助力民营企业中核嘉华成功牵手上市公司。2016年7月6日，甘交所以3.5倍PB、19倍PE的价格成功为中核集团参股的民营企业中核嘉华募资3500万元，较评估价溢价113.4%，由上市公司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额认购。甘交所在本次增资项目中为融资方提供方案设计、财务顾问、项目路演、投资方遴选、投资方尽调、谈判顾问等全流程投行服务。

（3）梅开二度，两轮增资服务，陇神戎发上市终成正果。2016年9月1日，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成功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代码：300534）。此前的2012年3月，甘交所为陇神戎发组织实施了首轮增资2000万股项目，实现融资1.05亿元。时隔一年后，2013年4月，陇神戎发再次通过甘交所增资扩股2000万股，实现融资1.178亿元，为上市奠定了基础。

（4）逆势融资，助力甘肃稀土五年股价翻五倍。2012年10月，甘交所在当年证券资本市场极度低迷，矿产资源价格一落千丈的特殊时点，完成了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3600万股项目，成功融资5.42亿元，每股价格达15.057元，融资规模相当于一个企业在创业板首发上市融资的总量，而股价与五年前相比整整翻了五倍。

3.3 上市公司业务

上市公司业务按交易目的划分，可分为行业并购、整体上市及借壳上市；按照交易模式划分，可分为现金收购、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置换。笔者认为，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业务外，产权市场均可参与上市公司业务。如上市公司涉诉股权、上市公司母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方）股权、上市公司子公司股权的转让业务；上市公司母公司、子公司的增资扩股业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时的投资人募集业务；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母公司、上市公司子公司的法人财产权（物权、债权、无形资产）转让业务。

同时，产权市场天然成为上市公司发现优质投资标的的项目池，可以承担上市公司投资顾问，为上市公司按图索骥，使其实现并购重组或获得土地、房产等生产要素。近几年，甘交所在上述领域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些成功案例：

（1）2009年12月底，中国中材股份（01893.HK）通过甘交所以增资扩股和股权收购方式并购祁连山建材控股。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对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占比15.33%；同时受让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祁连山建材35.67%部分股权，总计获得甘肃祁连山建材控股有限公司51%股权，进而实现了对上市公司祁连山（SH600720）的并购重组。

（2）上市公司子公司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40%股权顺利转让。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甘肃电投（SZ000791）的子公司，2016年度总资产56.9亿元，盈利1808万元，标的评估值2.13亿元，目前于甘肃省产权交易所顺利成交。

（3）上市公司子公司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项目顺利成交。北京方大碳素科技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方大碳素（SH600516）的子公司，2016年度总资产2.22亿元，目前处于亏损状态，评估值7222.46万元，于甘肃省产权交易所顺利成交。

（4）上市公司子公司长城果汁成功增资。2016年，甘交所服务上市公司长城电工（SH600192）子公司天水长城果汁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成功引进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银资本、嘉兴中恩投资合伙企业（民生系投资基金）三家战略投资人，为长城果汁直接融资6680万元。

（5）上市公司祁连山（SH600720）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高溢价转让。2017年8月14日，甘交所组织祁连山水泥位于兰州市安宁区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项目，经过6家公司历经2小时48分钟、76轮次的网上报价，最终以2.64亿元顺利成交，较账面值828.56万元增值30.86倍，较评估值1922.46万元溢价2.45亿元，溢价率1273%，较挂牌价8000万元溢价1.84亿元，溢价率230%，成功盘活了祁连山水泥存量资产，为企业创造了价值。

3.4 新三板挂牌企业业务

截至2017年4月，在“新三板”市场挂牌的国有控股及国有实际控制企业数量已超过300家。随着挂牌新三板企业数量的增多，新三板企业国有股份的转让和国有控股及国有实际控制类企业定向增发活动也将越发频繁。2016年11月8日，甘交所横跨新三板和产权市场两大资本市场，成功助力新三板挂牌企业华龙证券38亿股增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引进35位新增战略投资人与部分老股东一起竞价，为华龙证券成功融资近百亿元人民币，成就了年度新三板最高融资记录。

将新三板与产权市场有效对接，通过“产权市场+新三板市场”模式将充分发挥两大场外资本市场平台的价值发现功能，优势互补，创造性地解决兼具国有资产和新三板股票两个性质的企业产权转让和定向增发难题，有利于扬长避短，同时让交易更合法、更安全、更公开、公平、公正，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3.5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类业务

随着政府对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进行调整，国资监管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从管国有资产逐渐向管国有资本轉变，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公司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产权交易机构要发挥好资本市场服务功能，当下急需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市场主体建立对接。产权交易机构可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推介重点投资标的，参与资本运营公司下设基金的“募、投、管、退”部分环节，发挥融资功能，提供增资扩股、PPP项目融资服务及其他一揽子金融服务，还将为资本运营公司提供混合所有制改革、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以及包装上市（挂牌）等各类咨询服务。

3.6 融资工具集成服务类业务

有着雄厚财力或金融集团股东背景的产权交易机构完全可以通过融资方案设计、融资结构错期安排等专业化服务，集成包括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并购贷款、信托服务、私募基金、小额贷款、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典当、金融仓储和商业保理等在内的金融工具，通过多种金融工具组合，为受托的各类交易项目和企业提供一站式集成融资服务，解决企业发展周期中多种层次的流动性不足问题。

3.7 财务顾问与投融资咨询业务

财务顾问与投融资咨询业务是投资银行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交易机构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交易平台的优势，根据企业经营情况与资金需求，协助融资企业确定融资目标，规划融资进程；协助企业确定股份制改造流程、统筹中介机构进场服务、制定员工持股方案、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协助融资方更好地发掘企业亮点，包装、展示企业；协助投资方开展尽职调查，做好投资咨询工作等。

3.8 资产证券化业务

产权交易机构在进行资产转让过程中，有涉及相当数量具备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项目，如停车场资产、房屋租赁等。产权交易机构可以了解受让方资金要求，作为组织方，通过与券商、资产管理公司等资本市场机构的合作，发行相关产品，既满足了受让方快速贴现资金要求，又拓宽了自身的服务范围。据了解，广东交易所集团已开展此类业务。

3.9 PPP业务

近年来，PPP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模式，每年都有体量惊人的PPP项目。一般而言，产权交易机构作为辖区内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平台，拥有海量的投资人数据，积累了大量的PPP投资人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央企、国企、承建商、PE/VC、PPP产业基金等各类投资建设主体。此外产权交易行业多年来服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以及在流转、增资甚至采购等等方面具备的优势，使之完全有能力在PPP方面大展拳脚。目前，贵州阳光交易所、甘交所已开始为客户提供“培训+咨询+采购+融资+交易+退出通道”全流程的PPP服务，天津、上海、大连等机构则已开始着力于PPP资产的交易业务。

3.10 投资基金等直投业务

值得关注的是，产权市场一直以来存在着融资难题，导致很多优质的产权交易项目因融不到资金而流产。另一方面，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加快推进，部分优质项目陆续进场挂牌，这为产权市场开展直投业务奠定了基础。产权交易机构可借鉴部分金融集团公司或者国企集团已开展的直投业务模式基础上，积极与省内外投资公司、专业投行合作，构建风险防火墙，筹备开展直投业务。目前，已有包括北京产权交易所、山东省产权交易所、深圳联交所、江苏产权交易中心、E交易联盟等多家机构或行业组织发起或筹备设立产权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合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重组。

4 产权交易机构开展投行业务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4.1 建立投行化的专业团队

4.1.1 招募并培养金融、法律等专业背景员工，引进投资银行专业人才。产权交易机构应通过多种形式引进金融、法律专业背景员工，同时加强对全体员工关于投融资、财会知识、资本市场基础知识、增资扩股操作流程等业务的培训，打造学习型组织。

4.1.2 由点及面，建立统分结合的跨部门作业小组。投行项目具有业务流程长、推介范圍广的特点。交易机构应由领导牵头，组织各部门业务骨干，匹配项目流程，以跨部门方式进行项目作业。

4.1.3 建立前中后场有序作业机制。投行业务可划分为融资端、投资端、运营端三部分，交易机构可根据项目流程划分项目阶段，根据阶段特点制定业务流程，实现有序运作。

4.2 完善交易制度

制定交易规则及流程并报国资监管机构备案。产权交易机构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各类投行业务的制度流程、投资人遴选办法、专家库组建办法等相关指引文件，系统地建立交易制度并报上级国资监管机构备案。

4.3 搭建服务体系

4.3.1 战略合作。产权交易机构应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与各地知名金融、审计、评估机构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产权行业服务链的纵向资源整合，为服务体系的建立奠定资源基础。

4.3.2 建立专家库。产权交易机构应组织法律、财会、安全生产评估、工程造价、环境保护评估等领域专家组建专家库，为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论证、资产估值、法律咨询等一系列产权交易机构所涉及的专业领域提供智力支持与专业服务，打造产权交易机构的大数据专家库。

4.3.3 立体传播，实现产权交易机构“互联网+”。产权交易机构应创新项目推介思路，一方面，做好自身平台建设，通过网站、微信、APP、H5、搜狐全媒体、凤凰新媒体等平台积极宣传机构形象，沉淀项目和投资人数据；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人数据库平台、上市公司俱乐部、私募基金俱乐部、企业家俱乐部等投行圈渠道进行项目精准推介，以期收到较好效果。

4.3.4 抢抓新三板挂牌企业国资交易业务机遇。产权交易机构应加大针对新三板挂牌企业国资交易引进进场力度，进一步完善“产权市场+新三板市场”双平台无缝对接的业务合作模式，抢抓国有企业挂牌新三板市场的业务机遇。

4.3.5 积极拓展合作新设、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设计等咨询业务和挂牌/上市前辅导类业务。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路国有、民营资本都在抢抓国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政策机遇，产权交易机构作为长期服务国资国企改革的资本市场，应进一步加大在股权重组、合作新设、上市挂牌等咨询业务领域的承办力度，加强产权交易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和队伍建设。

4.4 整合交易商资源

产权交易机构可与央企、省属企业、各市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开展战略合作、整合渠道商资源，与全国知名产业集团、金融集团、上市公司、私募机构等各类投资机构客户建立渠道联系，做好交易所投资人大数据建设，为各类创新业务的开展提供及时的项目、资金及渠道支持。

5 产权交易机构发展投行业务的方向是什么

经过产权交易机构的不竭探索和不懈努力，产权交易投行之路的目标逐渐清晰。未来产权市场完全可以朝着“一体（包括流转和融资在内的交易）两翼（直投+咨询）”的方向发展投行业务。一方面，产权交易机构应进一步在要素交易领域不断丰富业务品种，不断做大做强各要素交易体量和活跃量；另一方面，产权交易机构可以适时发展直投业务，建立各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做风险投资人；此外，通过咨询顾问，打造强有力的业务团队，提升产权交易机构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最终使产权交易机构成为服务国资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直接融资、中小企业融资工具集成、政府招商引资、PPP项目全流程运作、多层次资本市场跨层交易以及打造地方特色产业集群（要素市场）的主平台，形成并购重组、直接融资、融资工具集成、上市（挂牌）公司交易、政府招商引资、PPP、咨询顾问、直投基金等多个投行业务板块，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市场投行之路。

（本文为第一作者在“产权交易资本市场专题培训班”上的演讲）

作者：赵永涛　马赫　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