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瑶族生态体育文化论文

摘要：江华瑶族长鼓舞历史悠久，是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特有的用于庆祝丰收、乔迁、婚庆祭祀的一种群众性舞蹈，以其独特的身体运动符号承载起丰富而厚重的瑶族文化。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湘西瑶族生态体育文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湘西瑶族生态体育文化论文 篇1：

村寨涵养文化：少数民族村寨内涵式发展之路

摘 要：涵养文化是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的功能再认知，即少数民族村寨承载地域文化多样性，是传统物质文化的传承载体，是传统精神文化的涵养家园，是传统制度文化的源头活水；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面临逐渐被边缘化、趋同化、整体消失等十分突出的问题；要深化少数民族村寨涵养文化的价值认同，提升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能力，需要采取探索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新路、打造特色少数民族村寨保护模式、发挥少数民族保护主体作用和保障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权益等标本协治之举。

关键词：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转型；传承；内涵式发展

生态环境、生计模式与文化制度三位一体、相互作用，使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显著的文化承载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在这些背景下，涵养文化成为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的功能再认识，即少数民族村寨承载着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传统物质文化的传承载体，是传统精神文化的涵养家园，是传统制度文化的源头活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兩次根本性飞跃，使少数民族村寨在经济目标、社会组织、文化制度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与市场主导的、外生性的现代化改造强大机制，使传统的以平等互惠为核心的内生性文化制度逐渐被以市场利益为核心的外生性文化制度所取代，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的当代转型与保护传承，成为少数民族发展的关键指标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是推进民族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一、涵养文化：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的功能再认知

第一，少数民族村寨承载了地域文化多样性。我国56个民族生活的国土面积地大物博，各具特色，形成各民族的生计方式蕴含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内涵，通过各民族村寨格局和建筑艺术等有形的物件加以呈现和诠释。对此，林耀华先生将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分为以采集渔猎为基础的山林文化类型、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草原文化类型和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定居文化类型。这些民族生计类型体现在民族性与地域性相结合上，形成了较为分明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特色区域。以居住在东北大小兴安岭的森林区及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交汇处的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为代表的采集渔猎经济类型；以分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到准噶尔盆地西缘，南到青海草原、甘南草原、藏北草原及横断山脉中段广大地区的蒙古族、藏族等为代表的畜牧经济类型；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雅鲁藏布江流域，澜沧江、怒江流域，云贵高原一带的农耕经济类型。而这三种经济类型都离不开村寨这一生产地点、展示平台和传承基地。因此，我国的少数民族村寨承载着各民族多元多样、共生共荣的文化基因和艺术特色。

第二，少数民族村寨是传统物质文化的传承载体。不同经济类型的少数民族文化对村寨的依托和影响是不同的。以采集渔猎为基础的山林文化类型的少数民族，他们狩猎渔捞的工具必须在村寨内制造，养殖的马匹、驯养的鹿群必须在村寨关护，族群的衣、食、住、行等方面活动必须在村寨开展。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草原文化类型的少数民族，其放牧、繁殖、宰杀牲畜和整治草原的工具，以及食肉、饮酪、衣皮、穹庐、毡帐、骑马、驾牛车等物品，必须在村寨内制造和存储。而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定居文化类型的南方少数民族，所使用的铁制犁具，所种植的五谷棉茶，以及族群衣、食、住、行活动，必须以村寨为基本单元。可以说，只要自足自给的传统经济因素还存在，少数民族村寨在传统文化传承上的特殊功能就无法取代。可见，现代化开发对传统型村寨文化的挑战显而易见。研究表明：不论是水电开发项目、铁路建设项目，还是流域综合治理、高速公路干线建设和城市拆迁项目，最让少数民族群众难以接受的事实就是村寨搬迁与人口迁移，因为村寨搬迁以后虽然国家给他们重建家园，但新家园已经无法具备原来村寨在维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特殊社会功能。村寨作为维系以上三种传统生计方式的重要场所，基于这些生活方式中形成的族群的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都有赖于村寨作为传承载体为其提供传承土壤和展示空间，形成生计方式演化积淀基础上的行为文化这一有形传统文化的内核，而村寨在文化传承中提供了重要的场地和元素，能够使得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依托村寨绵延传递。

第三，少数民族村寨是传统精神文化的涵养家园。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一般表现为万物有灵、尊天崇神、祖先崇拜，整个社会崇尚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好友重义、崇拜血缘，讲究重诚崇信、重义轻利、重农牧轻商贩、重勇武轻贫弱、重传统轻变革、重集体轻个人等，还有说、唱、演、舞等表演形式和绘画、雕刻、塑造等民族艺术。村寨在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的形成和传承过程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2004年，广西组织开展了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1个世居民族村寨的典型调查，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的语言、艺术、风俗、习惯、礼仪、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具有村寨性。只有在自己的故乡，以传统的方式，开展传统文化活动，少数民族群众的传统精神文化需求才能得到最大满足。国家民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明确指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指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且比例较高，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及其聚落特征明显的自然村或行政村[1]。自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部署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以来，广西结合各市县实际，在全区74个民族工作示范点的基础上，将69个村寨列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2]。从调查资料显示来看，广西民族特色村寨大致可以归纳为古代商埠型、文物古迹型、自然风光型和民族风情型等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特色村寨在产业结构、民居式样、村寨风貌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体现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文化特色，反映了少数民族村寨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类型中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凝聚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因此，近年来的广西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既是民族文化强区的题中之义，又是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内在要求；既是弘扬民族文化“美气质”的关键之举，也是展现民族元素“时装秀”的重要措施，谱写了美丽广西的绚丽民族篇章[3]。另一个例证，坐落在新疆火焰山山脚的麻扎村，有一条清溪穿过村子，溪的两岸长满了大片芦苇。麻扎村的房屋，都是黄色的黏土屋，两层结构，造型优美，窗子用砖头隔出了几十个十来厘米见方的小格子，很有特色；村子四周的地里，种满了葡萄，这些葡萄没有架子，只是随意地在地上生长着；房前屋后种满了桑树，每家门口都摆放一张或多张床，主妇们在桑树下烤制馕；走进村里，到处都能见到村民们穿着极具特色的民族服装，愉快地生活。其实，麻扎村是新疆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落，被誉为“民俗的活化石”。在伊斯兰教圣地中地位显赫，是维吾尔族的精神家园，迄今仍保留维吾尔族最古老的传统和民俗风情[4]。这些村寨寄托了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孕育着少数民族的精神追求，同时，也涵养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是少数民族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家园。

第四，少数民族村寨是传统制度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管哪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少数民族村寨，都有其独特的对社会、政治、经济、家庭、亲属、法律等制度文化的保护功能。它以习惯的形式存在，以习惯的势力和群体舆论为保障，并且通过家家户户代代相传、村村寨寨层层传承。少数民族村寨在保护少数民族制度文化时，自觉将这些制度文化融入村寨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和生产、生活、交往的各个环节，成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传统观念和社会行动。以社会制度来划分，渔猎、畜牧型的少数民族村寨，主要通过氏族、部落等社会组织来保护传统制度文化；而农耕型的少数民族村寨，则通过寨老制度来保护传统制度文化。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陈洁莲对壮族的都老制、村民自治第一村和当前壮族农村普遍存在的“非正式自治”以及“指导外自治”开展深入研究。她通过对全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宜州合寨村的长期观察，认为这里的村民自治，源于壮族传统的寨老制。1979年合寨村之所以能够自发地将田地分到农户，主要原因是蒙宝亮、蒙正昌、蒙正奉、蒙光新等寨老，利用壮族传统的村规民约制度，探索村民自治道路、实行民主管理的结果[5]。依托于少数民族村寨这一生产生活场所建立起来的朴素而管用的少数民族自我管理内部事务的相关制度和少数民族习惯法，能够在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中起到约束和保障作用，是现代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宝藏和有益补充，也是开展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的重要活水源头，是探索推进少数民族自我管理能力和体系的重要场域。

二、现实困境：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问题再审视

第一，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据调查统计，2000-2010年的10年间，全国农村自然村落由363万个锐减到271万个，平均每天有250多个村落消失[6]。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消失的现象虽然没有沿海地区严重，但被边缘化的现象却是相当突出的。主要原因是在城乡结合部，少数民族群众在分享改革开放繁荣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实惠和实际利益的同时，传统民居普遍被钢混的现代建筑所取代，传统的少数民族村寨特色文化逐渐消失了；在边远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口迁移，使少数民族村寨逐漸空壳化，民族村寨逐渐破落、特色文化逐渐失传。广西桂西北地区的融水县，苗族村寨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高达60%以上；隆林、资源等县苗族村寨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也达到30～40%。由于劳动力外出务工，子女和老人随迁，村寨人口越来越少，村寨空壳化程度越来越突出，苗族传统芦笙坡80%以上长年没有保护，传统芦笙文化活动正在逐渐被现代影视文化所取代，当地群众说，如今的苗寨，已经没有原来浓郁的苗族风情了[7]。城镇化的进程使人们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忽视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和传承能力培育，其短视行为和盲目拆建将一些民族文化的保护放在了次要，甚至是不要的地位上。

第二，在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中面临同质化的问题。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却往往把重点放在“村容整洁”上。青海省投入资金218亿元，实施了生产设施建设、“四通”（水、电、路、话）、农牧民转移培训、扶贫整村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新农村规划和村庄环境整治等新农村建设八大工程，其中海北州以9个示范村和120个整治村的环境治理为重点，海东地区以400个村“六乱”（柴草乱垛、棚圈乱搭、粪土乱堆、污水乱泼、垃圾乱倒、畜禽乱跑）治理为重点[8]。内蒙古自治区新牧区建设突出抓好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的改造，自治区民委的帮扶点阿拉达尔吐苏木，修建水泥路1.84公里，统一修缮、统一挂帽、统一粉刷新建水泥路两侧围墙3.6公里，并在墙体上绘制蒙古族历史、风俗、体育、文化等风情图画[9]。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由于过度使用现代材料，用砖混结构取代传统木楼，有的甚至将原有的“土、石、木”拆除后重新钢混结构新房，进而出现千村一面的现象[10]。新农村建设在强调统一规划的同时，对妨碍这些“统一规划”的民族文化传承载体没有进行有效保护，即便一些地方进行了保护，也失去了其原有的文化意蕴和传承功能，成为一种象征和摆设；另外，由于规划的相互抄袭，缺乏创新元素，导致一些新农村民族文化村寨特色没有充分彰显出来。

第三，在重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因迁移而整体消失的现象十分突出。在开发利用民族地区资源过程中，工程征地和水库淹没建成的整村搬迁重建，使少数民族村寨特色文化普遍消失。广西现有各类水库4556座，截止2013年底，全区共有水库移民及涉及人口570多万人，其中原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及其后代173.55万人，他们集中分布在柳州、桂林、百色、河池、崇左市等桂西北地区，这里以大石山区为主，人均耕地少，是全国主要的集中连片贫困区，更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和移民搬迁，被淹没的少数民族村寨大多无法重建，被搬迁的少数民族大多生活不适应，权益无保障。在新世纪以来建设的龙滩、百色等大型水电站，水库移民多数就地后靠，民居以钢混结构楼房为主，原有的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消失了。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贵州、云南、四川、西藏、新疆、青海等西部诸流域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区。除水利水电工程外，广西百色的铝矿开发、贵州的煤矿开发、新疆的石油开发等重大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的开发活动，也普遍出现类似问题[11]。开发与保护没有做到并举并重，使一些传统的文化基因在开发中受到破坏。

第四，在自然保护区的设立与建设过程中，散居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逐渐遗失的现象十分突出。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大江大河上游，中央始终把加强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确定的四个重点地区和四项重点工程，全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项目，也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全国22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当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如四川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等。但由于众多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杂散在自然保护区中的少数民族村寨被迫迁出，集中安置，受其影响，传统文化逐渐遗失。其中，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实施的“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退牧还草3360万亩，围栏封山育林182.68万亩，退耕还林9.81万亩，治理黑土滩14.6万亩。工程实施以后，少数民族牧民在政府统一安置下，整村迁出保护区，传统文化渐渐遗失了[12]。海南省截止2012年底，已设立森林、野生动植物、海岸线、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和地质遗迹等自然保护区49个，总面积为270.25万公顷。这些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前两者不允许有任何人类活动，居住在自然保护区的少数民族必须全部迁出。随着村寨的不断迁移和改造，传统文化失去了生存的自然条件，逐步遗失在迁移过程中[13]。一些民族文化村落由于满足和适应国家和区域重大生态修复和治理的需要而受到忽视，为国家生态安全战略“牺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小我”，应该进行物质利益的补偿和文化传承的补救。

三、标本协治：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的能力再提升

第一，抓住重点，积极探索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新路。严格按照国家民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在“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保护和改造100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确保其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收入大幅提高，村寨风貌、特色民居得到合理保护，民族文化得到有效保护，村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民族关系更加和谐。为此，在改善少数民族村寨的生产生活条件时，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旅游配套设施；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着力加快改善少数民族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按照“一村一品”，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业，充分发挥村寨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景观独特的优势，把经济发展与特色民居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培育壮大特色村寨乡村旅游。加强旅游设施建设，完善旅游服务功能，提升旅游业的增效性；改造提高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绿色无污染的原产地“名、优、特”农牧产品。在推进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保护与建设时，要根据不同类型，采取保护、改建等不同方式，保护传统的营造法式和建造技艺，保持民族村寨的建筑风格以及与自然相协调的乡村风貌；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可借鉴文物保护的方法，有选择地采取修缮加固、消除火灾隐患等措施加以保护；在重点旅游景区，对那些没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可采取“穿衣带帽”等方式进行城乡风貌改造，使之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在实施农村危旧房改造、移民搬迁、村屯合并等项目时，要通过专业人员设计图纸，引导群众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民居。在加强少数民族村寨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时，要突出保护好乡土文化，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

第二，典型引路，打造更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村寨保护模式。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新农村建设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影响深远，必须切实做好成功经验的总结推广，以便让少数民族群众对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当前作用与长远利益“看得见、摸得着”，從而充分调动他们在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湖北宣恩县沙道沟镇两河口村彭家寨，以保存完好而集中的土家吊脚楼群而著称。该村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明确规定：寨中主要建筑依自然地势地形选址，完整地保留形成于清朝末期的土家吊脚楼、凉亭桥等传统干栏式建筑群。现存48栋吊脚楼等干栏建筑，集土家吊脚楼群整体美、空间美、层次美、轮廓美于一体，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列为重点保护对象。该村利用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及时启动彭家寨的特色建筑保护与新农村建设工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项目，群众普遍受益，每户农家乐的年收入均在2万元至5万元不等。科学规划特色村寨及其特色经济建设的美好前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水田种水果发展椪柑150亩，白柚120亩，建成了以贡水白柚、椪柑为主导产业的高效经济林；自发组建“彭家寨八宝铜铃文艺表演队”，用地方民歌、民间舞蹈、草把龙、三棒鼓、花锣鼓等乡土节目，招徕顾客，吸引游客。这一典型事例充分证明，少数民族村寨建设既要大胆试点、追求发展，又要加强保护、展示特色，还要调整结构、夯实基础、提升发展软实力[14]。这些较为成熟的实践探索，为民族文化村寨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基础上的集成创新的“半成品”，将其与本地区、本民族、本文化结合起来，就能形成良好的推广和示范效应。

第三，遵循规律，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的保护主体作用。西部少数民族在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和地方知识等诸多方面有别于东部居民。他们的定居农耕程度更低，拥有私有财产的内容更少，对周边自然资源和公共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因而，在生态资源和共同体基础上进行的畜牧、狩猎、采集和礼品交换，在他们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更高。社区生活、集体组织、亲属关系、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和节日仪式对他们生活的意义更大，由此造成的消费也更多。简言之，他们对生态资源、社会资源和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文化共同体资源的依赖更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度、依赖度更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形式和方法有重要的发言权，我们的国家重大项目开发，既要遵循文化延续性传承发展的自身规律，更要遵循少数民族群众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的客观事实，又要遵循少数民族村寨涵养文化的现实依据，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将民族工作，尤其是民族村寨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纳入项目开发工作的全过程和各阶段，开展充分论证、研究少数民族的重大关切，落实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诉求，调动少数民族群众的首创精神，体现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地开展少数民族村寨保护工作。

第四，完善政策，保障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发展权益。针对自然保护区运行管理对当地少数民族村寨建设与发展的深刻影响，建议着力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明确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的原则，遵循政府主导和全民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切实做好自然保护区的分类、分级和分区管理，确保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在履行自己义务的同时，享有合法权益，共享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的红利。二是完善自然保护区分类体系，合理设置自然保护区内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允许保护区内存在一定的人类经济活动，探索建立人与自然保护区和谐发展、相互促进的新型模式。三是全面实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既要合理确定国家或政府层面的生态补偿范围和标准，又要创新机制，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共享自然保护区经营管理的实际利益，确保少数民族群众平均收入不低于当地农村的平均水平，从而调动他们参与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从长远来看，建议国务院尽快设立全国生态补偿领导小组，负责全国范围内生态补偿的协调管理，领导小组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总局、林业局、水利部、农业部等相关部委领导组成，行使生态补偿工作的协调、监督、仲裁、奖惩等相关职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同时建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技术咨询委员会，负责相关政策和技术咨询[15]。此外，在水电移民方面，西部少数民族水电移民需要国家做出更多物质补偿和制度安排。在现有政策法规基础上，增强民族地区水电移民补偿补助和安置力度，既体现保护各民族文化公平传承的精神，又给居民留出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空间。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水电项目规划设计中，应像对待城镇、历史文物和珍稀物种一样，慎重地对待少数民族社区，千方百计利用设计技术实现少征地、少移民。二是把恢复家园和保持社区文化，作为移民补偿补助和安置目标。三是对少数民族水电移民的隐形收益损失进行补偿。同时，建议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一个以库区为单位，针对移民社区文化重建，以传承群体为资助目标，由移民群体按项目书来申请的民族地区水电移民社区文化保护和发展基金，为民族文化重建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国家民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EB/OL].（2012-12-11）http：//www.cusdn.org.cn/news_detail.php？id=233536.

[2]广西保护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扮靓与富民同行[EB/OL].http：//www.chinanews.com/df/2014/09-26/6635712.shtml.

[3]赵 静，周 健.建设广西民族特色村寨的思考[J].桂海论丛，2013（5）：116-119.

[4]麻扎村——新疆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落[EB/OL]. http：//www.lotour.com/snapshot/2007-8-29/snapshot_86848.shtml.

[5]陳洁莲.民主壮族——中国壮族乡村民主自治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67.

[6]刘舒凌.年终观察——在1000个民族村寨中保护文化留住乡愁.[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2-29/5675298.shtml.

[7]韦 宏.广西苗族文化新观察[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262.

[8]西部大开发青海大发展新农村（牧区）建设日新月异[N].青海日报，2010-01-18.

[9]贫困嘎查摇身一变成为蒙古族特色村寨[N].内蒙古日报，2013-10-17.

[10]罗明金.新农村建设对湘西村寨民居的影响及对策[J].艺术教育，2011（8）：46-47.

[11]唐继锦，贾晔.中外水库移民比较研究[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43.

[12]国家民委课题组.中国的民族事务[EB/OL].http：//3y.uu456.com/bp-06827fd728ea81c758f5780c-8.html.

[13]海南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我省自然保护区现状及立法建议[EB/OL].（2014-02-07）http：//www.hainanpc.net/eap/90.periodical.articledetail？article_id=e7aee59583fa4b5fb014dd4989162cb1.

[14]孙万心.土家建筑的典藏传统文化的弘扬[J].民族大家庭，2012（3）：12-14.

[15]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3-04/26/content_1793568.htm.

责任编辑 何成学

作者：赵静

湘西瑶族生态体育文化论文 篇2：

非遗语境下瑶族长鼓舞的本真性传承和保护研究

摘  要：江华瑶族长鼓舞历史悠久，是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特有的用于庆祝丰收、乔迁、婚庆祭祀的一种群众性舞蹈，以其独特的身体运动符号承载起丰富而厚重的瑶族文化。本文选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这一角度，通过文献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从江华瑶族长鼓舞的起源、形态演变等方面，探讨长鼓舞主客体的能动性和结构性，总结出江华瑶族长鼓舞的传承和发展现状，在本真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瑶族长鼓舞传承和保护的建议，以期能给研究传统民间舞的学者们提供参考和帮助，为保护传承我国优秀的非遗舞蹈文化做出努力和贡献。

关键词：非遗;江华瑶族长鼓舞;本真性;传承;保护

瑶族长鼓舞是湖南江华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是体现瑶族人民生活，抒发情怀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显著的瑶族特色与地方特色，于2008年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围绕非遗传承与保护的问题，从非遗的“本真性”出发，处理传承与保护的关系，以期更好地发展江华瑶族传统长鼓舞文化。

一、江华瑶族长鼓舞的起源发展与形态演变

（一）传说中孕育，现实中生长

江华瑶族长鼓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盘王意外去世，其子女制作长鼓，希望能将死去的盘王之魂召唤回家在民间。这是江华民间最广为流传的说法。

长鼓舞脱胎于起源很早的祭盘王仪典及一些巫术活动中的舞蹈，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序》中有：“昔楚国南郢文邑，沅湘之间，其俗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1]其中“沅湘”指的就是湘西，即古时候瑶族居住的地方。在阮湘，无论大小年节，都有其独特的祭祀活动，或因水患而拜河神，或因瘟疫而求巫师，每祭祀，必起舞。现如今，长鼓舞已成为瑶族民间重要的群众性文娱活动。

瑶族是山地民族，山间劳作是瑶族人民生活的重要方式。瑶族长鼓舞的动作是从日常劳作的动作中提炼与升华得出的，包含了弹、稳、扭、蹲等动作。江华瑶族长鼓舞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缩影。

（二）虚与实相生，阴与阳兼容

江华瑶族长鼓舞通过舞台表演展现了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表达了瑶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虚象与实象的有机融合。长鼓舞中再现瑶族人民日常的劳作生活，这是实象;长鼓舞的表演者利用长鼓舞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熱爱，这是虚象。虚象和实象结合，使长鼓舞作品更具艺术性。

江华瑶族长鼓舞动作力度对比强烈。在舞蹈时，动作的旋转速度较快，运动幅度也较大。通过双手敲击出鼓点，与动作科学配合，长鼓舞在表演中呈现出一种动作张弛有力、节奏明快的特点。从舞蹈美学的角度分析，瑶族长鼓舞的磅礴气势展示了阳刚之美，而在空中舒展、飞跃等姿态则体现了阴柔之美。长鼓舞表演者在进行表演时，作出弓点步蹲、八字蹲等蹲的姿态，更能展示瑶族长鼓舞民族特点，展现阳刚之气，给人感觉沉稳。而在“屈膝”“弓腰”等动作中，依靠表演者身体曲线的柔和美，展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江华瑶族长鼓舞虚象与实象交织，从表演中显现出浓厚的民族艺术气息，在其节奏韵律中展现阳刚与阴柔之美。观众在欣赏瑶族长鼓舞时，舞者将表演中的虚实与阴柔等情感、物像借助肢体展现的动态美衍生至观众身上，实现双方情感上的输出与交流，共同感知美、享受美。

二、江华瑶族自治县对瑶族长鼓舞的本真性传承和保护现状

在舞蹈中，“本真性”可以理解为原生态舞蹈中的自然存在，无需修饰，其性质可以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精神世界日益丰盈，瑶族长鼓舞被舞蹈专家、学者从民间挖掘搬上舞台，成为舞台艺术。瑶族长鼓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变化不失去本真性——不将原汁原味的瑶族长鼓舞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而是基于瑶族长鼓舞动律、特色等，将长鼓舞风格、动作呈现更鲜明，更贴近时代生活。江华瑶族长鼓舞的传承者和瑶族长鼓舞的研究学者们基于本真性，一方面遵循传统，遵守规则;一方面在自身有限的知识体系上对长鼓舞进行舞蹈的再创造。在国家文艺政策的支持和实行的具体保护措施下，江华县瑶族长鼓舞以欣欣向荣的态势不断地向前发展着。

（一）尊重传承中主体地位的“能动性”

主体的能动性指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在这里指长鼓舞的表演创作可以由传承人、舞蹈演员、欣赏者、专家学者进行合适的创造与改变。

美国社会学家曼德华·希尔顿说过：“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2]瑶族长鼓舞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发展、变化、传承、创新是传承者在面对政治、时代、体制、市场、文化等各种复杂语境的考验中，不断地顺应环境变化去完成的。在传承人、舞蹈演员、欣赏者、专家学者等多重身份的影响下，江华瑶族长鼓舞从过去的单一演奏方式，变成现在具有丰富表演技巧的演奏方式;从传统而原始的表演，发展为富有美感的表演。瑶族长鼓舞的传承者一方面通过学习，吸收和运用瑶族长鼓舞的规定动势和相对稳定的瑶族社会文化内涵，体现长鼓舞知识体系制度性和结构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传承人们通过在各种文化场合中进行长鼓舞的表演，获得对瑶族长鼓舞新的文化解读和诠释，赋予其新的艺术知识内容，突破了瑶族长鼓舞的文化结构和知识张力，给予了瑶族长鼓舞多层次的含义，体现了瑶族长鼓舞在不同表演者能动性作用下丰富的一面。

（二）重视传承中客体真实的“结构性”

民间艺术必须拥有结构的稳定性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甚至说，标准化是美的前提[3]。江华瑶族长鼓舞具有固定技艺和程式，并不是只会打就可以，其在表演中是必须被呈现出来的，否则，只会让熟悉长鼓舞的观者无法接受。正如当老一辈传承人在向年轻的传承人或者表演者、欣赏者、专家学者等传授鼓技和程式化动作时所说，“平莲花的鼓（应该）是这样”“剪刀脚（应该）是那样上步”……这样口传身授的方式就是传承者对于结构的主动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长鼓舞的发展态势。

主体主动尝试认知，并在自我认知中对客体有了了解，进行接纳与吸收，最后进行自我创造。这都取决于主体对客体的“结构性”认知。

“本真性”的内在基于真实，真实一方面源于艺术本身既有的结构性条件，易于传承;另一方面，真实源于生活在时代下的艺术从业者对于艺术的再创作。他们将真实融入自己的认知和理解，使表演能在结构的框架内变得更加富有时代气息。江华瑶族长鼓舞的传承者对长鼓舞的再创造，一方面是结构上的尊重传统，遵循规律;另一方面是传承人们基于真实、基于结构的再创造。现代语境中，江华瑶族长鼓舞真正做到了基于本真性上的主体与客体的有效互动。

（三）创造活态发展的传承环境

活态的传承方式，主要是指在表演中传承[4]。现今，传统的文化传播与发展模式，越来越不符合消费者需求。媒体的传播与发展日新月异，新媒介不断出现，给传统媒体和传统文化构成极大的冲击。在面临发展瓶颈的当下，舞者要学会运用好媒介，帮助舞蹈在表演过程中传承，增强其传播效果，进一步建立传播受众与舞蹈传播者之间的有效链接，加速原生态瑶族长鼓舞的商业发展。

（四）建立开放互动的对话系统

湖南江华一带地区民间舞蹈、民间文化资源、民俗资源比较丰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地域风格。借助现有的旅游资源，长鼓舞的影响力不断加强。政府在风景名胜区建立了长鼓舞表演基地，组织长鼓舞团队轮流定期进行表演，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长鼓舞艺术。将传统的长鼓舞文化与当地特色旅游业紧密结合，使游客在欣赏怡人风景的同时，深入了解、认识长鼓舞。瑶族长鼓舞也成为本地经济贸易、商业交往、旅游开发等经济活动中，对外展示的地方特色品牌。

三、对瑶族长鼓舞的本真性传承和保护的建议

瑶族长鼓舞作为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需将传承与保护放在同一高度上，顺应时代的发展，建立科学长远的发展规划，在打造特色瑶族民族舞蹈文化旅游品牌和区域特色文化示范区的同时，处理好传承与保护的关系，让江华瑶族传统非遗舞蹈更具魅力，提高观赏性。构建非遗舞蹈文化传承和保护策略是江华瑶族传统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吸纳多维人才，保证高质传承

吸纳多维人才，保证江华瑶族长鼓舞高质量传承。通过政府对非遗保护政策的扶持，建立江华非遗瑶族长鼓舞研究部门，招募专业的艺术文化研究者及人才，进一步推动瑶族长鼓舞的理论研究发展。加强江华瑶族长鼓舞的应用研究，理论和实践一手抓，通过实地调研整理完整的文字资料，专业艺术人才加入打造高品质舞台作品，并进行展演。把瑶族长鼓舞引入高校课堂和社区，积累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增强长鼓舞后续发展的生命力。

（二）纳入艺术课程，完善学科体系

将长鼓舞知识纳入学校艺术课程中，完善学科教学体系。建立健全校园长鼓舞培训机制，将长鼓舞列入舞蹈、体育、美术等学科，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在校园中给学生们传授瑶族长鼓舞知识与技巧，稳健推进长鼓舞的传承与创新工作。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明确认识到长鼓舞非遗的重要性，充实自身的民族文化知识，激发学生对长鼓舞相应的情感领悟。使学生体验到长鼓舞魅力，在参与过程中产生一种自内而外的情感愉悦。

（三）借助现代科技，丰盈传承形式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利用互联网进行非遗舞蹈文化的传播，丰富长鼓舞的传承形式。非遗舞蹈的原生态传承，强调保持江华瑶族长鼓舞的独特魅力。因此人们在传承非遗舞蹈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非遗舞蹈的本质特征，保留江华瑶族长鼓舞当中最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可以借助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制作精彩视频吸人眼球，呈现江华瑶族长鼓舞的民族特色。这种方式既适合民间舞蹈传播与发展，又开启了新的传播商业模式，让非遗舞蹈展现“原生态”的风采，让更多的受众无延时地认识“非遗”，在一定程度上给瑶族长鼓舞提供了面向大众甚至面向世界的舞台。

（四）尊重真实完整，传承特色风貌

充分尊重瑶族长鼓舞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的真实与完整。在非遗语境下传承长鼓舞，不能只一味地盲目追求结果，而不重视过程，也不能为了迎合现代文明的诉求，盲目求快，要在充分尊重瑶族长鼓舞完整性与真实性的基础上，传承瑶族长鼓舞的特色风貌。可以在社区、校园等公众场合举办瑶族长鼓舞知识讲座，向人们介绍、讲解、观察、体验原生态瑶族长鼓舞，在听众了解了长鼓舞的来源及历史后，与讲解员进行换位，让听众来讲述，激发人们学习长鼓舞的兴趣。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下，江华瑶族自治县针对瑶族长鼓舞的实践举措呈现出了对其本真性保护和传承的努力，尤其是在开放互动的氛围中，对传承者主体地位的认同和尊重，重视长鼓舞真实的结构，紧跟时代，创造在活态中发展的传承环境，都对其传承和保护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是值得被推广和借鉴的。

本文在遵循非遺舞蹈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切实可行的保护和发展对策，把蕴含其中的信念、理想与精神气质表现出来[5]，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原汁原味”留下来、传下去。

参考文献：

[1] 胡玲梅. 瑶族长鼓舞的审美艺术特色[J]. 黄河之声，2011（04）：68-69.

[2] 曾涛. 民间传承：关于原生态民族民间舞蹈保护与传承的思考[J]. 贵州民族研究，2015，36（12）：85-88.

[3] 邓燕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传承与保护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5.

[4] 田二林. 非遗语境下土家族摆手舞的本真性保护和传承研究——以湖南省古丈县田家洞村为例[J]. 艺术评鉴，2019，4（16）：23-26.

[5] 王霄冰. 从《祭孔乐舞》看“非遗”的舞台表演及其本真性[J]. 民族艺术，2014，4（04）：134-139.

（责任编辑：邹宇铭）

基金项目：2021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阈下湖南瑶族长鼓舞的传承与保护”（项目编号：XSP21 YBZ142）。

作者简介：郭贝贝（1980—），女，博士在读，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舞蹈编导;丁天智（1999—），女，硕士在读，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研究方向：舞蹈表演。

作者：郭贝贝 丁天智

湘西瑶族生态体育文化论文 篇3：

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摘要〕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丰富，价值巨大，其开发利用具有扬长避短、发展经济，弘扬文化、传承文明，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意义，可从发掘信息来源、疏通信息渠道、挖掘信息内核以及开发利用的整体性和规模效应等方面去具体实施。

〔关键词〕湘西；民族传统文化；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收稿日期：2011－05－23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1．08．015

〔

The Exploitaton and Utilization on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Xiangxi

Li Hongyan

（Library，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China）

〔

〔Key words〕Xiangxi;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information resource;exploitaton and utilization

1 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概述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是指记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并通过组织可资利用的资源。这种信息资源从形式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物质载体信息资源；另一类是非物质载体信息资源，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以显性或隐性（潜在）两种方式存在。文献和实物载体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显性存在方式，而民族传统手工技能、口述传统、表演艺术则以隐性的形式存贮在民间工匠、艺人的的大脑中以及口语、体语中［1］。

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顾名思义，就是记录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信息资源。

湘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与湖北省、贵州省、重庆市接壤；境内居住着土家、苗、汉、回、瑶、侗、白等40个民族，总人口273.93万人，世居主体民族土家族占41.5％、苗族占33.1％。现辖吉首市和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七县。历史上的湘西地区还包括如今的桑植县和大庸县（如今的永定区）。湘西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族传统文化异彩纷呈。既有物质载体的文献、实物（文物、遗址），又有非物质载体的口述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撇开同是物质载体的文献不说，单就实物载体而言，湘西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7个、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24个，保护类别涵盖石窟寺及石刻、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方面，时间跨越从新时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几千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8县市拥有16类非物质文化遗产8 000余种，是一个天然的文化资源库。且进入国家和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数量位居湖南14个地级市（州）的前列。湖南共有9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国家级名录，湘西有等24项名列其中，占总体的27%；湖南公布的158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湘西自治州占了48项，占了30%。 这些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承载着湘西厚重的历史，凝结了湘西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无论它以显性还是隐性的形式存在，其所蕴含的知识信息毋容置疑的是一个浩大的信息资源库。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对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作用。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 湘西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

2.1 扬长避短，发展经济

湘西是湖南省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惟一地区，是经济的贫瘠地，却是民族文化的富藏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品种繁多，门类齐全。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到生产、商业、贸易的经济文化；从婚丧礼仪、岁时节令的社会文化到游艺竞技的文体活动，处处闪耀着民族文化的光辉。充分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蕴含的独特的信息知识，挖掘和开发出其内在价值，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既可以扬长避短，又可以形成自己的特色经济，尤其是旅游经济。在发展文化旅游方面，湘西凤凰县发挥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凤凰凭借自己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发展旅游经济，成效显著，于2007年荣膺“中国旅游强县”，成为全国首批17个中国旅游强县之一。近年来《凤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凤凰县旅游收入年年攀升，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经济形势下仍保持着良好的上升势头，2009年全县实现旅游业总收入26.09亿元，比2004年的2.9亿元增长了800%。这些荣誉和收益的取得，绝大多数得益于对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因为凤凰县六大旅游景区景点的南方长城，凤凰古城、黄丝桥古城、山江苗族风情山寨等的开发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无怪乎凤凰古城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叶文智说“如果说经营黄龙洞是看中了张家界独一无二的自然旅游资源，那么投资凤凰景点看中的则是其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2］如今，旅游业也已成为凤凰县乃至整个湘西州的支柱产业，并带动了观光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品加工业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利用民族传统信息资源开发旅游商品，来势喜人，银器、竹器、蜡染、扎染、织锦、绣花鞋垫、凿花等300多个品种在市场上享有盛誉。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加工作坊发展到2 000多家，规模化、专业化旅游商品购物点6家［3］。

为湖南建设大湘西特色文化产业带，打造湖南文化产业航母做出了重要贡献。

2.2 弘扬文化，传承文明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个性。各少数民族创造的绚烂多彩、风格各异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湘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浓郁，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杂糅。从民族角度看，在湘西，提起土家族文化，人们自然会想起过赶年、摆手舞、梯玛神歌、毛古斯、哭嫁、西兰卡普（土家织锦）、六月六等，提及苗族文化，人们自然会将古老话、苗鼓、接龙、跳香、椎牛祭祖、银饰、腊染与之联系在一起；从地域角度看，吉首的“东歌西鼓，北狮南戏”，龙山的打镏子、土家织锦，永顺的毛古斯、摆手舞，泸溪的辰河高腔、凤凰的纸扎、蜡染等都是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如前所述的打镏子、土家织锦，永顺的毛古斯、摆手舞，泸溪的辰河高腔、凤凰的纸扎、蜡染等24项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老司城、溪州铜柱、明清边墙、伏波宫，这些文物遗址既是历史文化的见证和载体，又是民族文化的见证和载体［4］。可以说，湘西的一歌一舞都有其独特的意蕴、一器一饰都有其独具的匠心，文物遗址更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溪州铜柱就是封建中央王朝为缓解民族冲突（与土家族的冲突）而铸造的，明清边墙——南长城即是封建王朝对苗疆统治政策的写真，土家族梯玛神歌、毛古斯舞，苗族民歌、鼓舞，则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先民的生产生活、婚姻习俗状况等的具体体现。这些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为外人不知或不熟知的。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开发，将湘西丰厚而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播出去，将大大有利于弘扬湘西文化，传承文明，扩大湘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湘西土家族毛古斯节目《欢庆》作为湖南省惟一节目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文艺节目表演，让国人耳目一新；苗家姑娘龙仙娥凭借苗歌登上国内外舞台，让世人领略到湘西苗歌的魅力；湘西苗鼓早在1957年就进入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专场演出。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湘西民族传统文化属于湘西，同样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文化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的当今，湘西文化只有走出湘西，走向世界，才能展现出无穷的魅力，才能以自身顽强与旺盛的生命力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2.3 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民族团结是国家安定的基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条件。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在湘西，各民族长期大杂居小聚居，彼此宽大为怀，互相兼容，相互交流，形成了以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侗族文化、白族文化、瑶族文化等为多元，以湘西区域文化为一体的湘西民族文化格局。这种多元性一体的文化格局，是湘西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色。无论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文化，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方面的精神文化还是山规民约的制度文化，都包含了大量的稳定和谐信息。这些信息是维护民族团结、处理族内关系的基本准绳，也是我们构建湘西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如苗族的“议榔”和侗族的“合款”就是两个民族传统社会中各自独特的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度。通过“款条”、“榔规”，对内起到维护社会公德及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对外起到互通有无，驰援救急，抵御外侮的作用［5］。这些“款约”和“议榔”，是维系民族地区传统和社会谐稳定的重要保证，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在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利用民族传统文化所包含思想意识、哲学观点对这一理论进行阐释，运用各少数民族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向其进行解释说明，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发掘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忠君、崇主、孝亲、与人为善等德行精神与人伦意识，运用于和谐家庭、和谐邻里、和谐乡村的建设；也可以通过一些积极向上的民间传统艺术活动，创建和谐的社会文化生活，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3 湘西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

著名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乌家培先生认为，信息资源的开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外延上发掘信息来源、开拓信息渠道、建立信息库存、加速信息流动；二是从内涵上不断重组和加工信息内容本身。利用信息资源则是在理解原有信息的基础上，扩展联系、挖掘内核、转换思路，进而产生和运用新的信息，使信息内容本身释放潜能，为政府、企业、民众的各类活动服务［6］。以此为参照，湘西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3.1 充分发掘信息来源，建立湘西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

湘西民族传统文化是湘西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载体，发掘湘西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首先应充分了解湘西民族传统文化的种类、分布及传承情况。笔者根据2009年4月湘西各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展的数据及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湖南省）［7］制作了两个统计表，从中可以了解湘西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情况。

发掘信息来源就是在理清湘西民族传统文化的类别、名称、分布、数量及级别的基础上从多方面分别对其所蕴含的信息进行梳理、揭示。主要包括3个层面：一是对广为人知的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充分揭示；二是对鲜为人知的资源的采集、整理、申报；三是对存贮于人脑的潜在的智力型信息资源的发掘。建立湘西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就是把记录了湘西民族传统文化的数据、文字、图片、音像资料, 通过筛选、归类并数字化而建成可供检索利用的数字资源总库。数据库的建立，变无序无边的原生态资源成可随时利用的有序资源，便于检索和开发利用。

3.2 积极疏通信息渠道，加速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传播

一是转变观念。这既要求湘西民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民保部门）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联合起来，共同筹建湘西民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库，网络库，实行资源共享。同时又要求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人解放思想，打破传承的清规戒律，变“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单传”、“每个徒弟传一点”为多传、普传。二是广泛宣传，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四大媒体进行宣传，也可通过民间歌会、举办民族传统文化活动节、兴建和开放博物馆、陈列馆、古遗址展区等方式进行，还可通过编辑出版湘西民族文化丛书等方式传播。三是搭建教学平台，开展师承教育。能够延续下去的文化才是具有生命力的、可以进行开发的文化。要使湘西优秀的传统文化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永久地延续下去，传承是关键。舞台与课堂教学是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好方式。与一般传承相比，它具有教学内容集中、受众集中的特点，能够产生规模和精品效应。湘西很多优秀的民间歌舞、民间绝技、民间工艺文化以及民族语言等都可以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传承。如通过州民族歌舞团等文艺团体以及吉首大学、州文艺职校等教学平台传承民间歌舞、民族绝技等。目前，湘西土家族的《土家摆手舞》、《毛古斯》和苗族的《苗族鼓舞》已进入课堂，成为湘西州文艺职校最具有特设的专业课程，秋千、陀螺、蹴球、高脚等民间竞技技进入吉首大学讲堂，成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重要课程。此外，吉首大学体育学院挖掘整理的民族传统项目“高脚竞速”被列为全国民运会竞赛项目，这也是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信息的有效途径。

3.3 深入挖掘信息内核，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即结合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深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信息的内涵，把蕴藏在其中的最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使信息内容释放潜能。前面说的发掘信息了、疏通信息主要涉及的是信息开发问题，而挖掘信息内核则是信息资源的利用问题。信息利用是由信息需求决定，因此信息的挖掘要与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相结合。宏观方面，就是从社会需求的环境和背景着眼，把民族传统文化中某些共有的东西抽象出来运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去。如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基因，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挖掘民族文化中的神秘元素，打造“神秘湘西游”，发展旅游经济，均属于此。微观方面，就是根据实际需求把具体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揭示出来，服务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例如，老司城古遗址，从外观上看，不过是一些断壁颓垣、残碑破庙，进一步了解便可以知道祖师殿、彭氏宗祠、土司德政碑、翼南牌坊、土司地宫、土司古墓群等这些历史文化遗存的观赏价值和文物价值，再将这些文物还原到历史中去解读分析，便可以挖掘出老司城作为800多年土司古都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的重要信息：土司建都得由来、改土归流的过程、福石城中锦作窝”与“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的奢华等等，而这些信息正是老司城古遗址的信息内核所在，也是其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文化支撑。

3.4 注重信息开发利用的整体性与规模效应

首先，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揭示要全面系统。即对某一类、某一项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内容的揭示要有系统性和全面性，如湘西毛古斯、蚩尤戏、做梯玛、还傩愿等表演祭祀仪式，从戏剧发生学来说，毛古斯、蚩尤戏是中国戏曲的古根，这从其表演中可以找到戏曲的写意性、虚拟性、模仿性等基本特征的创始缘由和载歌载舞表演形式的基因；从舞蹈发生学来说，毛古斯等品类又是我国民族舞蹈的古根，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中国民族考察团莅临湘西考察，称赞毛古斯是“中国舞蹈的最远源头”；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考察，做梯玛、还傩愿等祭祀品类保留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神崇拜等上古遗存的种种精神符号，其巫词、巫术、巫歌、巫咒、巫祀是人们研究上古时期宗教源根的珍贵“活化石”；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祭祀仪式又是一个个庞大的载体，汇聚了丰富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等［8］。其次，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有全局意识和规模效应。在这方面，湘西有一些很好的计划、思路和成功的范例。如成功开发经营黄龙洞、凤凰景区旅游的叶文智先生正在实施的打造区域旅游一体化，构建大武陵旅游协作区的计划，即以湘、鄂、黔、渝边区为根据地，以武陵山脉为平台，构筑一个跨省级行政区的山系旅游经济圈，打造旅游产业集群，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此外，中国旅游景区最大综合性演艺基地——张家界·魅力湘西，巧妙地将湘西赶尸、苗族鼓舞及蛊迷巫术表演上刀梯、走铁犁，土家族毛古斯、摆手舞、哭嫁歌、梯玛神歌、侗族的合拢宴以及瑶族的爬楼等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形态和素材结合起来，打造出一套精品节目，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取得了很好的规模效应、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魅力湘西》被文化部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光荣称号。上述事例表明了规模与品牌、效益之间的关系。有规模才有影响、有影响才有效益、有效益才能创品牌，品牌树立后又能促使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产生更多的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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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