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而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论文 篇1：

知名法学家纵论科学发展观

编者按：中国法学界的盛会——中国法学家论坛日前在沪举行。今年的中国法学家论坛的主题为：科学发展观与法制建设。数百名知名法学家围绕科学发展观与依法治国，科学发展观与人权保障、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四大课题交锋研讨。本刊特别撷取其中精彩言论以飨读者。

科学发展观与依法治国

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教授首先指出：依法治国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高价值要求。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民，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以维护、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的出发点。人类政治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并不仅仅表现为法律数量上的增加和法律功能的扩展，不仅仅体现在对法律权威的崇尚，最根本的变化首先是法律价值的转换和创新，是法律对人的主体性，对人权尊重和保障，是法治为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离开了以人为本，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法律完备和法律权威，就可能成为一种“恶法之治”。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上海法学会会长沈国明认为依法执政必须正视现实社会矛盾。目前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不可能达到依法执政的理想状态，原因有四人治开始向法治转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完全成型且转型过程漫长；改革尚在攻坚阶段，社会矛盾增多，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为了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战略，我们需要一个声音对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冯军研究员说：“当前中国因行政失灵产生市场崇拜，而市场崇拜则物极必反，导致对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观的反思。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科学发展观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观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而在于发展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前者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后者则是一种可控的市场经济其次，前者过分强调了经济的单一发展或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自发地解决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问题后者则要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自由放任式的发展很容易导致‘拜金主义’，而科学发展观则要纠正这一偏差，将社会引导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科学发展观意味着国家干预必须增强和扩大，‘实体控权型’行政法不能满足于时代的需要，当代行政法不能简单地在行政权力的大小上做文章，而必须通过民主的、透明的、参与的、人性化的行政过程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要求，于是，行政程序便成为行政法发展和行政法治建设的重点”。

科学发展观与人权

武汉大学法学院李龙教授在题为《人本法律观论纲》的演讲中试图回答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法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之和谐相处，协调一致。而人本法律观正是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武器，它指出了法律在构建和谐中的特殊作用。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童之伟在谈到基本权利保障在新时代的新定位问题时认为，应该开拓实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新的手段资源。适时扩展基本权利的内容，使其日益丰富。宪法保障制度必须行之有效。建设宪法保障要慎重但不必疑忌，应该加紧实施。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谢佑平提出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人权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关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性问题。国际法律规范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且应当是符合基本自由、平等、正义及尊重基本人权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国内法领域，国际人权运动推动了各主权国家对刑事诉讼功能的追问和反思，对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的挖掘、确认和统一，因而确定了刑事诉讼法国际性的发展方向。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认为：从法律适用的数量来看，依法行政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须。在所有的法律法规之中，依赖政府执行的法律在80％以上。这就意味着，如果政府不依法行政，那就有80％形同虚设。可见，政府是最重要的执法主体，也是法治能否实现，社会是否和谐的主导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俊海研究员强调：法律制度的不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通过法律形式确认的行业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建议立法机关收回立法草案起草权，亲自起草法律或者授权立场中立、利益超脱的学者起草法律，避免委托具有利害关系的强势利益集团(包括垄断行业和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法律。当然，垄断行业作为成千上万社会利益集团的一种，可以就法律草案发表意见、甚至与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交易伙伴争鸣商榷。要警惕行政机关在其制定的法律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中私自塞入确认所管辖行业利益、剥夺或者限制弱势群体利益的条款，甚至背离立法宗旨。行政机关集规则制定权、规则执行权和规则监督权于一身，既不合乎公平理念，也容易滋生腐败。

在谈到立法领域的体制问题时，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孙佑海认为：近20年来，在人大通过的法律中，由国务院各相关部门提交的法律提案占总量的752～85％。此外，还有大量由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有些政府部门利用本部门的资源优势，在制定有关法律草案时，千方百计为部门争权力、争利益，借法律来巩固部门利益，获取法律执行权，获得相应的机构设置权和财权，将部门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他建议，我国要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在立法中进一步民主化、公开化，尽量避免由政府部门起草法律。凡是能够不交给部门起草的法律，都应该交给人大，或者一个与本部门的利益没有关系的超脱机构去起草。

劳资冲突的处理和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指出：预防和化解劳资冲突，需要将劳资；中突的处理和解决法制化。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并不是劳资冲突的原因，而是劳资冲突的结果。在现实劳资冲突的处理中，要防止将劳资冲突政治化和国家化。以国家机器和刑法来介入和处置工人的集体行动，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激化矛盾，并造成工人与国家的；中突。

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郑成良教授认为：前现代的社会和谐理论和实践及其制度安排，是以人民的“福利”为基点来展开的。现代的社会和谐理论和实践及其制度安排当然也要关注人民的“福利”，同时，还必须关注人民的“权利”。“福利”和“权利”是两个有重要差别的概念，前者更关注结果，后者既关注结果，也关注过程；前者强调利益预期的满足，后者强调合理的利益预期以及利益的衡平；前者的评价标准是自我导向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本人利益的最好的判断者，而后者的评价标准是公共导向的。如何在“福利”和“权利”并重的基点上推进法治发展，是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主题。

新农村建设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茂林教授最为关心的问题，他说，在当下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核心问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物权制度，必须注意以下问题：第一，确立农民的法律主体地位，从而使农民法律资格认定与土地相脱离。第二，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物权制度，使土地真正地成为一种市场资源在全社会进行有效地配置。第三，从事农业劳动成为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是一种社会职业，全体公民都依法享有从事农业劳动的权利。第四，在土地市场化的过程中，土地主要是体现其经济功能，过去农村土地所承载的其他功能特别是“政治功能”将随之弱化或者缺位，此时，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承载由原先的土地制度所承载的政治功能。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痛心地说：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K。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二者合计占当年GDP的4．85％，而这仅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如果再加上生态破坏和治理恢复的成本，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针对环境案件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现状，他建议应该迫切重视源头治理和预防性立法，重视公众参与，由重行政轻民事向行政民事并重转变，着手解决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的问题。

本文整理／马佳

编辑：朱军

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论文 篇2：

依法行政是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而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成为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科学发展　依法行政　根本保证

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推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行依法行政。推行科学发展最终是要靠人来实现，因此必须要对科学发展的责任主体有明确清晰的认识。

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责任主体——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或组织

科学发展观理论内涵规定了组织和领导发展的责任主体主要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发展。作为执政主体的权力机关和相关组织，承担着领导社会全面发展的职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承担者，也是第一责任主体。普通公民个体虽然会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各种实践中去，可以成为科学发展的主要实践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但无条件和能力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起主导和关键性作用。只有依法具有公权力的各级政府或相关组织才享有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种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权利和条件。

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来看，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只能是具有公权力的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科学发展至少有两层逻辑，一层是发展逻辑，一层是科学逻辑。这就表示科学的发展是党在科学观念指导下，领导人民实现良性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普通公民个体，其自身的发展，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便可以自由发展，虽然也存在全面、协调、可持续方面的问题，但属于发展个体内部管理、决策的问题，发展个体自身就可以进行自我调节和掌控。而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协调者和资源利益的统筹者，只能是具有公权力的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政府必须在科学发展的观念上和行为上给予有效的引导和监督，同时政府本身也要实现科学发展、科学执政。

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来看，其责任主体只能是具有公权力的各级政府和相关组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普通公民个体，其寻求发展的直接动机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愿望，会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而“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倡导的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的统一。咽此，以人为本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而非个体的利益为本。只有肩负领导责任的政府权力机关或相关组织才真正需要从执政为民的角度出发，强化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前提——法律和法律精神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领导人对发展认识的深化，而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谐和发展。要保证这一目的，科学发展观在观念上保持先进科学的同时，在执行实施上也必须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因此，要保证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要保证责任主体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立科学发展目标，实施科学发展目标和监督科学发展目标的执行。

首先，发展目标必须依法确立。依法行政的核心就是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因此要加强政府立法，规范执法。科学发展观目标的确立本身就是程序法行使的过程。而这些步骤的依法履行不仅是依法行政的关键，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只有在符合法律程序的前提下政府设定的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才能够具有合法性，才能够做到最大的科学性，才能够有效的避免主观臆断所带来的弊端，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

其次，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具体发展项目来作为依托，而这些发展项目必须依法论证、组织与实施。科学发展观都是通过具体的发展项目实施得以实现。因此，在确立发展的项目中，依照法律规范和民主程序，进行科学论证、效益评估、环境污染评估等这些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是保证项目科学合理有效的关键。任何一个项目，在实施之前不仅要程序合法，更要实质合法，而依法行政在这里的含义不仅仅是遵守法律规范，而更多的是依照科学有效的决策程序和组织程序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即考虑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再次，发展项目必须依法组织实施。依法确立的项目，还存在一个实施过程。由谁来实施、如何实施是确保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这也是依法行政的中心环节。责任主体实施管理，必须应当依照宪法、法律、规章制度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责任主体不能作出影响他人和其他组织的决定。在管理同时，责任机关应该依据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偏私、不歧视。③正是依法行政的精神和原则保证了责任主体执行发展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切实保证了科学发展观的有效实施。

最后，实施的项目必须要做到依法监督。有权必有责，权大责更大。任何一个项目不能仅仅只符合前三项，责任主体有义务依法监督项目的实施。而这一环节是监督党风政风，减少腐败贪污的重要环节，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时这一措施提高了责任主体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观念，同时有助于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加强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提高行政监督效能。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保障——法制和法治

要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首要一条就是必须准确和全面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何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宗旨，法制和法治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从法制方面来看，要确保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某一方面发展的出发点代表了人民愿望和反映了人民要求，就必须设定必要的法律程序，如决策前的听证会制度、征求公共意见制度等。既然科学发展观提出发展是为了人民，就要有反映人民愿望的渠道和途径，同时又要保证人民的合理愿望被接受和采纳。法制的实现就是强化和保障这些途径的重要手段。法制的确定实施保证了发展项目有相关人民参与决策，有法律或者制度约束责任主体。这不仅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更凸显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义。

从法治方面来看，实施科学发展的项目责任主体必须要有法治精神，发展的依靠对象必须要有法律的资格认定，实施科学发展的项目必须含有规范的手段和合法的程序。从实施科学发展的项目责任主体来看，虽然所有的发展项目必须依靠人去落实，但由不同的人来承担具体发展的任务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承担具体发展项目的责任人必须要依法经过资格认证，公平竞争、公开透明、择优选能，而不能由决策的执政者根据自己的喜好主观抉择。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全面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要有发展。协

调要求不会因为某一方面的发展制约和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不平衡发展局面。可持续强调的是要解决长远的发展后劲问题，发展要符合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目标。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三个方面如何把握，都是值得深入探讨、也是应该明确回答的问题。只有用法律规范明晰全面、协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并在责任主体心中形成有效明确的概念和意识，才能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因此，没有法制的外部环境的保障和必要的程序没置，没有法治的内部观念制约和明确的法治的观念，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必会大打折扣。

科学发展的有效落实——强制和法律救济

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统筹兼顾中，统筹是手段，兼顾是目的。统筹兼顾的主体当然是具有公权力的机关或组织。要真正做到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的统筹兼顾，就必须从依法行政的角度下功夫。应做到统筹有法定的执行主体，被统筹的对象有法律规定的义务，统筹的实施有合法有效的手段途径，统筹的力度有规范权威的标准。哪些属于兼顾的对象，被兼顾的程度如何，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这其中涉及几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在责任主体上，要确定统筹的主体资格及职权的法律确认问题。统筹主体资格及职权的法律确认，就是要解决由谁来承担统筹的责任的问题。行使统筹职责的当然是具有公权力的各级政府机关或相关组织，但由哪一级政府或什么样的组织来行使什么样的统筹权利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既不能越级统筹和越权统筹，出现滥用统筹职权的现象；又不能不履行统筹职责，在统筹方面行政不作为。

在统筹的客体上，要确定被统筹对象，必须明确被统筹者在法律上和政策上的义务。被统筹者必须依法规定，不能主观随意决定。同时被统筹的具体对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并非一贯不变。某一发展主体符合被统筹的条件时，就应当成为被统筹对象。而原本被统筹的对象也有可能根据情况的改变而成为被兼顾的对象。

在统筹的手段和方法上，要解决统筹内容的稳定性和统筹手段的合法性问题。统筹内容不能随意，统筹手段要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法律规范规定统筹该使用的经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在统筹的比例确定上，要解决统筹的合理性和稳定性问题。统筹的目的是为了兼顾被统筹者的利益，是为了兼顾社会的公平性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如果统筹的力度确定得不合理，就会违背兼顾的本意，出现新的不公正。如果统筹力度太大，超过被统筹者的承受限度，容易挫伤被统筹者的发展积极性。如果统筹的幅度太小，则不利于积累兼顾所需要的资源，达不到实现有度兼顾的目的。因此，统筹的比例上需要成熟的思考。这一前提需要法治观念作为责任主体的标杆。

在对兼顾的要求上，要明确兼顾的对象以及兼顾内容和程度。在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资源、自然条件、文化差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了保证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兼顾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对那些自身发展较慢、处于相对劣势的群体必须依靠具有公权力的政府机关或相关组织通过统筹的手段予以照顾。

确立科学发展的相关法律规范以后，必须要建立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就是对违背科学发展规范要求的行为，既要追究行为人的领导责任，又要依法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证是依法行政，那么行政行为应当是在法律规范下的行为，从这个角度分析，违法行政所导致的责任就不应当仅仅是行政责任或领导责任，而属于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法律责任，同样应当在法律制度中建立有针对性的责任追究机制。

同时对于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行为本身，应当有针对性地建立法律救济制度，做到既完成纠正这种行为，又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挽回和补救这种行为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也就是建立违背科学发展要求的自我修复机制。

从反面来看，科学发展的要义虽然是发展，但是责任主体由于多方面原因，并没有完成科学发展观的有效实现。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或一个组织得不到发展，危害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地区或整个部门或整个组织，包括其中所涵盖的所有人民群众。因此，作为地区、部门或组织的领导者，没有行使好组织和领导发展的职责，发展目标没有如期实现，实际上相当于以自身的行政行为阻碍了发展。那么对于这种行为，相关行为人就不能仅仅只负领导责任，而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在科学发展工程中，渎职罪应更广泛适用于具有公权力的政府机关和有关组织及其领导者。

从阻碍发展行为的法律救济角度来说，针对确实存在对发展产生暂时性或持续性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如某位领导在任时制定的规定或执行的行政措施，如果在此后的工作中被证实确实不利于发展(如经公开听证会、社会舆论、公众投诉等)，无论该领导是否仍然留任，都应当有一套高效和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保证立即纠正这种违背发展客观要求的行政行为。

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上，统筹是保证科学发展的必要手段。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筹主体，没有一套合法合理、行之有效的统筹手段，就无法在科学发展的大原则下实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和谐局面。如因某种片面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原因无法统筹而阻碍科学发展的整体方案无法顺利实施，将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同样，在统筹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社会资源不可能足以保证兼顾公平。因此，一方面要考虑到以法律的强制力保障统筹的依法顺利实施，另一方面要依靠法律的明确程序规定杜绝统筹主体的滥用权力和行政不作为，对违背统筹规范，滥用行政权力或行政不作为的行为，不仅要追究领导责任，更要追究法律责任，依靠法律的权威和救济手段，真正做到依法统筹、合理兼顾。

结语

当今社会，各种问题复杂、矛盾凸显，要做到充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以科学发展为根本，而要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也只有通过“法治”，而不是“人治”，即依靠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来保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不仅高度统一的，而且是相互协调，相互发展，相互促进的。没有责任主体对科学发展的依法实践，没有合法履行科学发展的各项任务，科学发展观很难落到实处，科学发展也只是空中楼阁。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科学发展观显得尤为重要。而依法行政是保障科学发展观落实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手段。我们必须“以扎实的工作抓好学习实践活动，以明显的成效推动科学发展实践”，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根本上落实科学发展观。

作者：郭孝实

科学发展观与依法行政论文 篇3：

浅谈推进依法行政面临的新机遇

作者简介：冯语轩，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2012级经济法学研究生。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明确指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系统设计，“法治”得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重视。

建设法治中国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综合型社会系统工程，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环节。对此，既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更需要严抓贯彻落实。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中心任务，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服务好大局，依法行政面临的工作错综复杂。但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挑战必然与机遇并存。从全局来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之下，推进依法行政将迎来新的机遇，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依法行政指的是各级人民政府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推行公共行政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法律实施的活动。依法行政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活动；既是目标，也是过程。在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依法行政是基本要素，是基础和关键。依法行政中的“行政”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即国家行政或公共行政。依法行政中的“法”必须是体现国家和人民整体意志，反映社会进步发展规律的法，而不能是长官意志、个人意志、少数利益集团意志的反映。依法行政中“行政”和“法”的关系是：法优先优位于行政；行政必须有法，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必须服从于法。

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本届政府组成以来，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按照执政为民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突出强调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三项准则，并认真贯彻落实，取得明显效果。国务院制定并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确立了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切实减少和规范行政许可事项，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管理方式创新。地方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坚持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基本方式，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科学民主决策，规范行政行为，强化行政监督，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明显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依法行政的状况还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愿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必须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步伐。

一、依法行政工作迎来的新机遇

首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创造了宏观大环境。

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确定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大现实意义。而法治是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制度化保障的基本方式和有效载体，能够真正把科学发展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内。

随着我国从粗放式发展转向科学发展，为克服发展过程中个体行为选择和政府决策行为选择的功利化、短期化、表面化现象，就必须通过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纠正各种重速度、轻效益、重当前、轻长远的做法，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其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吹响了推进依法行政的集结号。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到2020年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颁布以来，按照《纲要》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地均加强了对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依法行政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从现在起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只有8年期限，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围绕行政执法、行政公开、行政权力监督、行政化解矛盾纠纷等主要环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最新部署，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这是建国以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被上升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传递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的重大政策信号。

《决定》提出：在维护法律权威方面要“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重大决策、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健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审理机制”；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面要“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方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场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和由地方管理更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这些政策，为政府法制机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指明了方向。

二、依法行政工作面临的挑战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依法行政”任务、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以来，全国各地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依法行政的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特别是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说，宏观执法环境不佳、人情执法、暴力抗法、人民群众对个别部门行政执法不满意的问题都很突出。由于时间关系，我只举一个事例，2013年12月27日在湖南省某县法院审理并宣判了备受关注的临武瓜农突然死亡事件，涉事城管分获不同刑期的处罚。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17日，廖卫昌等人执法过程中，与瓜农邓正加发生争执，对其进行殴打致死。该法院在宣判后发布通告，将该案定性为一起故意伤害的共同犯罪。

这是一起由不文明执法引起的典型案例。合法行政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也正体现在每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文明合法。湖南临武行政执法人员打死瓜农一案，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城管与小贩的矛盾日趋尖锐，使行政执法人员的形象受到影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思想上的对立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当前，各级法制机构作为政府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应适应形势，抓住机遇，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立足本职，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深化行政审批和减权放权工作，把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再向前推进。依法行政各项工作大有可为，必将大有作为。（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

作者：冯语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