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外交维护战略利益论文

2022-04-25

发展外交维护战略利益论文篇1：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利益问题的再认识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为维护国家利益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分别对国家不同层次的利益需求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与判断，并由此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和举措，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70多年来党维护国家利益的探索实践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如必须确立明确而又长效的国家发展战略，必须着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统一，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在谋求国家利益实践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高度重视军事实力在维护国家利益实践中的基础作用，必须把意识形态建设放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层面来认识。今天，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对如何更好地做好新时代条件下维护国家利益工作有启迪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历史经验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分别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特点以及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新情况，对国家不同层次的利益需求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与判断，并由此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和举措，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历史性飞跃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今后，维护国家利益将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和问题，党唯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并切实取得实效，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成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实践中的中流砥柱。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利益的探索历程

国家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确定发展战略的基础和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核心政治力量取得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基本依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始终重视维护国家利益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近代中国国家利益的销蚀和沦丧，外争民族独立和内争人民解放便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大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利益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把保持主权领土的独立和完整与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看作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新中国的首要利益，并为此采取了积极防御外敌入侵和敢于痛击外敌入侵等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国家政治利益方面，以确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为主要手段，从而达到促进国内政治稳定发展的目的;以争取国际承认与致力于国际地位的提高，以达到谋求新中国更加宽阔的活动空间的目的。在國家经济利益方面把对内发展生产力和对外开展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当作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和促进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根本手段，从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新中国挺直经济利益谋求和发展之途中的脊梁奠定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国家文化利益方面提出必须构建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并以此希图为顺利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此基础上，党特别看重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开展反对“和平演变”斗争在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和当代意义。

（二）在改革开放初期，党为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极大努力。面对“文革”期间党在维护国家利益实践中一度出现的挫折甚至失误，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不仅为人们以国家利益的视角重新审视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也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内政上来看，国家工作重心发生转移，改革开放总方针得以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得以恢复，国家政治生活步入正轨，教育科学文化发展迎来春天。从外交上来看，外交指导思想发生转变，外交目标重新定位，外交战略做出调整。党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及其变化趋势，形成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新认识。这样的新认识一方面成为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依据，反过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又为人们以世界的眼光和视角对国家利益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等。与此同时，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成为国家最核心的战略。这一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确立与实施既促进了中国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又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时期，党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及实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在这一历史时期，党不仅提出了新安全观、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且还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党顺应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努力实践新安全观，在处理与俄罗斯、中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关系中获得成功实践，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周边环境;保持了与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拓展了中国生存和发展空间;维护了边疆稳定，保障了国家能源和海上贸易通道安全。这一时期，党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前提下，基本上完成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转变，这为不断争取、维护和进一步扩大国家利益开辟了新的通道和路径。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又给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这一时期，党提出了文化是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新认知，拓宽了对国家安全、综合国力、国家文化利益的视野。党在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倡导改革创新精神、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此外，党基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作出了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更宽领域和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不断完善对外贸易战略，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了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解决好民生问题便成为党在这一历史阶段维护国家利益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逐步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民生观并努力付诸实践，使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同时，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迫切需要以及适应国际气候变化的需要，党又积极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这样，积极建设生态文明就成为当时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党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这已经成为党维护国家利益的新体现，即在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中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维护中国的发展权益，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机制中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不仅如此，党在这一时期还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在经济金融领域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军事领域内所面对的信息安全风险都很大，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党采取了不少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完善与国家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培养大批信息安全方面的专门人才;积极推进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增强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等。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红线，深入思考并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维护什么样的国家利益以及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诸多问题。这一时期，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党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同时，既充分發挥国家安全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作用，又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危害社会安全的各种活动，不仅确保了整个社会状况的安定有序，也使人民的安全感大幅度提升。在维护国家政治利益方面，党在国内政治实践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努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使党心民心的凝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不断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为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大局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方面，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特别是民生型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新特点，决定中国经济必须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在对内经济政策方面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等举措以最大限度地焕发出国家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既突破中国产业技术转型与升级的瓶颈，又在与沿带沿路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实现共赢。在维护国家文化利益方面，党在全党和全社会不仅强化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P33的共识，而且还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多年来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逐步转化为绝大多数国民一致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与此同时，在对外宣传上，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和讲好中国人民的故事，不断提升中国文化、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为坚定文化自信和争取与维护海外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维护国家利益实践中取得的成效既举世瞩目又有目共睹。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不单单“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1]P7，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这些成就不仅对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执政地位和赢得党心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今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一）必须把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战略放在“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高度来制定

所谓国家发展战略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国家未来目标、走向等所作出的以求取得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有力保障的一种总体规划和谋略的科学与艺术。国家发展战略通常由三个基本要件构成，即国家所要追求的目标和利益;国家为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应该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国家在追求利益目标的过程中需要采用的途径和手段。这三个要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体中。”[2]P153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稳定性等特点。由于国家发展战略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既是国家利益的反映，又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政策策略指针。因此，每个主权国家都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因为“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战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科学的国家战略会使国家走向进步、繁荣和富强，错误的国家战略则会导致国家的停滞和倒退，使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3]P8对于新中国来说，党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P1437就是党为全国人民确立的明确而又长效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须臾不可忽略或者忘记的。至于如何把这一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可以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提出若干个阶段性目标，如实现四个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鉴于“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1]P56，因此，今后无论世事、国情、党情如何沧桑巨变，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艰难前行，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只要在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引领下，不犹豫、不彷徨、不懈怠、不畏难、不退缩、不折腾，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征程中谱写出光辉灿烂的时代篇章。

（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统一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体现

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能否维护好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统一是可否实现整个社会稳定发展局面的前提条件。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华大家庭。“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我国的各个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长河中，经过不断地诞育、分化和交融，才最终形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多民族和睦相处并长期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应该说，在我国境内生活着的各个民族不仅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5]P299而且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各个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和争取与维护国家利益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反动腐败政府的黑暗统治，再加上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采取的挑拨离间政策，导致近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6]P168局面不时呈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一直致力于如何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和改变民族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工作，并且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面对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着的一些矛盾，如在部分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市场经济起步晚造成该地区经济竞争能力相对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总体上与东部地区发展绝对差距拉大、民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问题突出;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历史欠账较多，一些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比较落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趨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更加复杂”[7]P103等，全党还需要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既要努力做好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又要努力做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文章。因为如何正确有效地解决好民族地区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到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事，而且也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打好扶贫攻坚战，民族地区是主战场”[8]。

同时，国家的领土完整统一也是考验一个国家维持安全利益强度的主要标尺之一，因为它是从维护国家生存空间方面表现出来的国家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9]P50的理念、原则和底线不动摇。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大力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经过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尽管如此，但中国离真正能够担负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重任还有一段路程要走。从国际舞台的宏大视角来看，中国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首先解决台湾统一的问题，因为这“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10]P308。如果台湾不回归祖国，中国的海防就是不完整的，由于没有可供军舰自由出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中国海军也将会被完全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东南沿海经济区的安全就得不到充分保障。台湾不统一，一旦海上交通线被“一个分裂的、武装的台湾，或者与其它国家结盟的台湾”所控制或切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进出口物资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台湾不统一，中国大陆东南部将会失去一个有利的战略缓冲区。台湾不统一，台湾丰富的海底石油、珍贵矿产以及辽阔的“绿色国土”就会成为一些列强国家觊觎中国或实施“以台制华”战略的关键要素。[11]由此，不难看出，“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因此，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12]的大事，它不单单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与民族尊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9]P40。

（三）必须充分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广大人民群众在维护国家利益实践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维护国家利益实践的过程中，必须把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作为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首要条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合力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实践中的现实需要。

人民群众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其内涵往往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无论人民群众的内涵如何发生变化以及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国亿万劳动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主体力量”[13]的地位始终没变，也不可能发生变化。可以说，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无论在推动社会发展还是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都成为“社会最终决定力量的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得以历史延续与发展变革的主体”[14]P28，更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实践过程中的主体。

工人阶级是维护国家利益实践中的主导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看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始终把工人阶级作为“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15]，并始终“坚持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15]。在带领全国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实践的过程中，党一方面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另一方面要“把广大职工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是党的“一个突出政治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16]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党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间节点越来越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工人阶级只有“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时代主题，把自身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梦同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实现党和国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才能真正在“共同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17]的过程中，书写出新时代的华章。

农民阶级是我国谋求国家利益实践中人数最多的基本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其中有顺畅，也有曲折，但不管怎样，党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定位始终坚守着。实践证明：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18]P103是党充分调动农民阶级谋求国家利益实践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一条基本经验。现在我国有14亿人口，农村人口仍然占大多数，因此，能否“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仅仅是能否“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19]的关键所在，也是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要件。目前，在中国广大乡村之所以如火如荼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说到底就是要将“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20]的理念在农村落地生根，真正实现“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这样的一种大好局面。如果这样，中国的“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21]P658。

知识分子是维护国家利益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知识分子对知识、对技术掌握得比较多，对自然、对社会了解得比较深，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不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还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能够提供重要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和创新支撑的主体力量。在今后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一方面知识分子要坚持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不动摇，“多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献计出力”;另一方面党也要加快推进教育、科技、文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尽早“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唯有这样，才能“放手让广大知识分子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13]。

（四）必须高度重視军事实力在维护国家利益实践中的基础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时代主题的问题上曾侧重于“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的判断上，并由此提出，在帝国主义酝酿战争的时代，要想消灭战争就必须“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22]P174。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新理念。自此，这一判断就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时代主题问题认识的最强音。在许多人看来，当今的世界已经告别了革命，更告别了战争。所以，现在重视不重视军事实力都已经无所谓了。只要人们对和平充满着希望，对和平怀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就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其实，这是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军事实力在维护国家利益实践中基础作用的一种极大程度上的误解。

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军事实力都是维护一国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的根本手段。无论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还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都概莫能外。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23]P69-70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懂得对未来利益或资源的争夺不是在真空里进行而是在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世界里进行的道理。正是这样的原因，冷战结束以来，各国不但没有放松对军事实力的提升，反而更为重视。如在新一轮军事革命面前，美国不仅是“这场军事革命的领头羊”[24]P8，而且还“加快发展全球快速打击手段……俄罗斯等其他一些大国也都在努力抢占军事技术领域制高点”[9]P57。有鉴于此，人民军队只有在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的前提下，“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把我军建设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威武之师”[9]P51，才能“自觉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责任”[9]P52。

（五）必须把意识形态建设放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层面来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政党政治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执政党依靠强制力来维护统治的空间正在日益缩小，意识形态对于执政党执政地位巩固的作用日益突出。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独特的功能。在当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都面临着自身意识形态建设问题”[25]P222。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由于“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9]P111，所以，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大力加强包括意识形态建设在内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无论在中国革命、建设或者改革开放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党始终高举的一面旗帜，更是党赢得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出现了一些颇不平静的现象。这些现象其根本目的无非就是“企图把人心搞乱”。因此，面对日益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级党委要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掌握意识形态形势和动态，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9]P128。因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9]P99的大事。

三、结语

现在，我们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越来越近，这就要求我们只有总结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才能够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与此同时，我们只有戒骄戒躁，埋头苦干，才能够不断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辉煌业绩。今后，维护国家利益将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和问题。如党面临政治新考验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国家利益全球化的问题，谋求国家利益的内容和途径将呈现多样化趋势的问题等。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9]P3。面对这样的局面和趋势，党必须始终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和政治领导力以及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唯有这样，党才能“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P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始终成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实践的中流砥柱。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8]P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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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邱明）

作者：张俊国

发展外交维护战略利益论文篇2：

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内容提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班一年来，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同时，结合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国际形势面临重大挑战及国内外政府集中换届等内外形势发展，新领导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如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10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更加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视野和思路，做到基于实践探索的战略建设，进一步调整战略目标、建构战略合作网络，深化战略理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更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使中国外交战略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关键词】中国外交战略思维战略布局战略理论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新起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下简称“新领导”）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如独立自主的战略思想，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定位，营造现代化建设和平环境的战略目标，以及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途径等。但与此同时，新领导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在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10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

一、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外动因

（一）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要求新领导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全方位提升。在经济方面，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23万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26万亿美元，世界排名也从第6位跃居第2位，中国发展道路成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选择。中国已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应对挑战中与相关国际组织深度合作。在文教体卫方面，中国和世界更加紧密相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标志着中国在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大国意识普遍提高，国际社会不仅认可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二）国际形势的重大挑战要求新领导及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一是西方从借重中国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转为从体制和机制上约束中国。当前，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欧洲也渡过了欧元和欧债的“病危期”，西方开始淡化二十国集团的主要经济平台作用，低看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对中国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压力。

二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催化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困难。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把中国拖入“当事国”的境地，制约了中国在地区政治安全问题上的主导性和主动性。而且，在“经济上要中国”和“安全上防中国”的双重悖论下，中国原有以经济合作牵引中国—东盟关系的作用趋弱。此外，中日两大邻国发生更加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中国和朝鲜、缅甸等国关系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西亚北非政局持续动荡。三年来，埃及政局动荡不已，利比亚战争后遗症严重，叙利亚内战前景不明，地区国家宗教内部以及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等等。西亚北非形势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中国能源安全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四是多国政府外交因内顾为主而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抬头，新媒体和社会组织影响不断提升。多国政府外交政策呈内顾倾向，减少了对外妥协可能，有时还利用外部矛盾转移国内视线，从而增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三）国内外政府换届新政季节要求新领导综合和动态地调整中国外交战略

在当前世界维持基本和平的环境下，主要国家政府任期两届10年左右成为政治常态；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大潮的环境下，各国内外战略和政策调整不断提速。2012—2013年期间，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朝鲜和中国等因政府换届而纷纷提出新的执政纲领，形成了外交战略和政策调整的集聚效应。此外，在国内国际问题相互转化的条件下，中国外交必须及时对国内各种诉求作出反应，如加快经济转型和深化体制改革，协调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关系，平衡国内示强要求和国际惧强心理，加强舆论监督和引导，达到内外统筹兼顾的目的。中国作为当代最主要的新兴大国，需要向世界昭示发展道路和国际作用；面对时代潮流和历史责任，新领导怀着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自然要进行战略和政策创新，在内政外交上“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

二、战略定位和任务

中国学者蔡拓教授认为，国际定位“通常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指出，国际定位在观念结构中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问题。身份一方面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国际关系进程的一部分。根据作者的研究，一国在全球的战略定位就是它对本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实现其战略目标能力的总体评估。

准确定位有利于明确国家的属性和就战略目标与途径达成国内共识。党的八大对中国的定位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及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党的十三大系统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四大后，中国就把自己的定位从“第三世界国家”逐步演变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凝聚党内和国内关于国家基本状况和基本任务的共识，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当前，国内外在中国战略定位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中国近年来对自身进行了“多重复合的战略定位”：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仍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还不是全球性大国。近年来，中国学界大多数把中国定位为新兴大国。新领导接班以来，官方文件避免使用“新兴大国”而更多使用“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大国”。例如，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21日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上的演讲用的都是“新兴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对外强调“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 事实也正是如此，同以往中国大国外交的重点是和各大国的双边、多边关系相比，现在是以全球大国的身份和视野规划外交，无论在外交战略和实践中都显出大国外交的理念、意识、气度、章法和处置。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在定位问题上还需要处理好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的关系。中国目前把世界各国主要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在国际社会，还有多种国家划分方法。美欧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民主国家、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或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中东国家把世界各国划分为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尽管世界上对国家有多种划分，但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乃至超级大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大国，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新著《李光耀观天下》中指出：中国是个崛起的大国。“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 中国学者牛新春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应当追求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国际定位，以节省战略资源，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冲击力。” 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分析了中国当前在全球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的表现后指出，中国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仅仅成功地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全球大国。

三、战略思维和定力

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个人或集团）对事关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一国的外交战略思维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系统以及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国家与自然的复合系统和复杂过程，外交战略思维既有假设，也对国家外交结果有明确的预期。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要求加强战略思维，但新领导在中国外交上再次重申加强战略思维具有以下特殊意义：

（一）加强战略思维和主动规划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新领导兼顾“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10年外交方向和近期外交任务等长中短期需要，全面、系统和长远规划中国外交。新领导接班不久，就于2013年1月29日进行第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研究中国外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新领导对中国外交的界定远远超出传统的内涵，不仅重视传统的“高政治”外交，也重视非传统的“低政治”外交，对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加强了集中统筹，运用综合外交手段实现外交目标。同时，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外交外事也开始注意综合与统筹，在融入国家总体外交中实现共赢。

新领导认为，在综合国力日益增长的条件下，要变“反应式”外交为“主动筹划型”外交，从战略高度规划和统筹中国外交。2013年是中国外交新政的开局之年，新领导对全年出访进行了战略性规划。3月，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突出俄对华的战略依托地位，并以此调动了美国提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的积极互动又带动了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形成建设性的连锁反应。此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印缅孟和中巴横贯南北东西的南亚通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战略设想等。此外，新领导还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理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命运共同体”方向引领当代国际关系，以“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原则发展中外关系，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规范中美关系，以“真、实、亲、诚”四字箴言提升中非关系，以“亲、诚、惠、容”四字理念指导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

（二）强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

新领导就任以来，“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已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外交思维的两大看点。所谓“战略定力”，指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同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顺利与挫折。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形势的挑战部分明显增加，中美在亚太互动中的竞争性上升，中日关系因安倍内阁的一意孤行而持续恶化，中国和菲律宾围绕黄岩岛的海洋权益矛盾深化。在此背景下，新领导强调战略定力，全面和科学分析形势，提出要坚持基本战略目标，从容应对挑战。通过一年来的各种努力，中国不仅基本稳定了周边形势，还推进了和俄罗斯、中亚国家、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周边国家的关系。

“底线思维”在一般意义上就是风险思维，但在中国外交上还兼指妥协的下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春指出：做决策、办事情，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一年来，中国外交上的底线思维包含三重涵义。一是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应增加忧患意识，做到有备无患。二是向矛盾对方明确划线，防止对方误读误判。中国在钓鱼岛和黄岩岛划出底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还有效地阻遏了某些国家可能的挑衅。三是防范和管理危机。中国不仅在周边面临世界上最复杂的邻国关系，还在其他地区面临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底线思维是有效的危机管理指导思想。

定力和底线两者的结合，既明确了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和途径，也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对外关系的上限与下限，增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一年来，新领导就是在复杂纷繁和扑朔迷离的内外环境下，按照既定的部署和方向，抓住主要目标不放，趋利避害，逐步推进中国外交。

四、战略布局和途径

（一）确定战略布局的优先次序

新领导全面梳理复杂纷繁的外交问题，调整了战略布局，并基本确定了战略优先次序。新领导在延续前任国别领域并重新布局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大国关系的理念和经略周边的思想，先后推进了“新型大国关系”和召开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国更加突出营造周边和平发展环境和促进与世界既成大国、传统大国、发展中大国和地区大国（即“中等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双边层面，中国重点加强同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以及主要邻国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中国主要从加强经济和安全机制与缓和权益冲突两方面改善周边环境。在全球层面，中国继续推进国际体系改革，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在领域外交方面，中国更加重视非传统外交的建章立制问题。当前，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防疫抗灾到水资源等领域问题日益突出，但与之相匹配的国际机制建设却严重滞后。为此，新领导把制度和规范建设视为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多边外交中，提倡以同舟共济、互重互鉴、合作共赢等新理念指导各国的行为规范，特别重视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审视现有机制，分别予以维持（如国际法领域的国际法院制度）、发展（如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如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创新（如从各国国情出发推进气候治理的均衡发展以及合作应对相关风险）等。为了弥补当前全球治理的不足和滞后，中国还通过地区或群体途径促进全球范围的合作，加强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提升清迈金融协定，筹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中国—东盟的金融合作机制，重视外空、网络和极地等新公域秩序等。

（二）邻国优先和首脑驱动的周边外交战略

中国周边的邻国有二三十个，存在历史遗留和现实增生两大类问题。新领导提升了周边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改变过去平均安排高访的习惯做法，将周边列为首脑外交的重点。从2013年3月起，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出访都是从邻国开始，两人还先后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9月）、APEC峰会（10月）和东亚峰会（10月）等重要地区合作论坛。2013年，中国通过高层互访和多边场合的双边会晤基本实现了和周边国家领导人直接互动的全覆盖。此外，中国还发展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了与印度、巴基斯坦、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阿富汗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启动了中国—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遏止了中国和一些邻国在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的恶化趋势，促进了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两者建设性的互动与转化等。

（三）理念、重点和务实三举并重的大国战略

大国是中国外交的“关键”。中国把俄罗斯列为最重要的战略依托，两国具有战略互信并相互支持，大力推进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也是困难的双边关系。在当前的国内外背景下，中美两国政府都努力解决双边的实际问题和争取当前实惠，从而获得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更多支持，但作为两个主要全球大国的领导人，他们都具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发展规划。中国新领导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带动两国关系超越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同不搞对抗，争取相互尊重，促进合作共赢。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互利、两军关系、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了建设性互动。如果说中美两军交往在现阶段还是象征意义居多，那么双方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为突破口，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为抓手，正在实质性地推动双方的经贸关系。

虽然当前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是中美关系，但中国的“大国”范围更为广泛，因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 中国正在推动与欧盟和欧洲大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关系，发展与地区大国（即“中等国家”）的关系。中国还在不搞“两国集团”的前提下，照顾广大中小国家的利益与关切，使中国外交的大国关系成为撬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杠杆。

（四）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

中国历来自视为发展中国家，但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重经济轻政治、重近利轻大义和重取轻予的倾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交流和共识也呈下降趋势。有鉴于此，新领导多次强调要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有时甚至要义先于利。在新的利义观指导下，中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战略性投入，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中国加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商和协调，争取在政治共识基础上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加强在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惠民工程等方面的合作，并准备推出一批标志性合作项目。

五、战略的深化和发展

（一）中国外交战略需要继续延伸和充实

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国，中国外交战略也处于不断延伸、扩充的历史性发展阶段。中国外交战略本身的制定、发展、完善和落实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外交全球战略涵盖全球、领域、区域、国家、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国在制定相关战略方面任务艰巨但经验有限。而且，外交战略又是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需在后者框架下筹划运行，形成整体有机互动。此外，中国外交战略又同世界各国外交战略具有互动和联动关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继续提升，中国外交战略同国际社会的交集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高政治”传统外交领域制定出完整的战略并付诸实施。但是，中国还要更加关注非传统外交议题的战略擘划和设计。非传统外交议题大多是当代急迫的全球性议题，但规范、规则、法律等建设严重滞后。中国作为全球大国，负有在全球性议题上“拿主意”和“定议题”的责任，中国因而需要在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防疫抗灾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上及早做出战略性决策，争取进入全球性议题的国际决策核心层，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发挥更富建设性的战略性引领作用。

（二）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深度实践探索

外交战略和外交实践密切相关，外交战略在实践中发展并接受检验。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逐步超越狭隘的短期利益思维，不断探索长远和全面的战略利益，并努力达到新的综合平衡。为此，中国必须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气魄和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在中国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进行深度探索。诚然，中国在调整历年来坚持的外交战略原则方面需要谨慎行事，但可以多做些战略性探索，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提高认识，在条件成熟时提出和实施新的战略原则。

在现阶段的探索中，中国是否可以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对友好国家治国理政的参谋咨询作用；在坚持“不在外驻军”原则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及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在坚持“不当头”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同主要大国、金砖国家以及一些重要的战略伙伴邻国共商大计和主动谋划；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增加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安全磋商和军事合作的内涵。

（三）中国外交战略需要理论创新

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中已经并还将遇到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战略目标上，中国应否建立更具世界意义和更加系统化的理论的问题。中国自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理论以来，先后于2005年和2011年两度发表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不仅需要确立本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而且还要超越西方的泛和平主义，建构国际社会共同的和平理论体系，提出人类和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途径，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在战略合作方面，中国应否建构战略伙伴的体系化理论问题。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并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列为最高级别的战略合作。中国自1993年与巴西建立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已与四分之一强的建交国（近50个）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作用尚不完全明确，在战争与和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推进国际体系改革方面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中国要从战争与和平的高度研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论问题，尤为重要的是要界定战略伙伴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内涵，研究其作用，探索其网络化的可能性，还要从避免全球和地区集团性对抗的角度研究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军事安全合作中的作用。

在战略理论上，中国应否逐步调整一些理念和观点。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正在部分地改变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已经主动让渡了部分主权。此外，西方对国家主权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念和采取新的措施，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问题概莫能外。不干涉内政、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和海外驻军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有关主权的实践和理论也有发展。2008年，中国海军开始在亚丁湾进行反海盗护航，2011年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利比亚大撤离。中国学者王逸舟提出中国应推行“创造性干预”外交，认为“‘创造性介入’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种取向。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逐步从一种利益主要集中于所在地区的区域性大国转变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越来越多地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国际事务中，中国必须要对国际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超越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低调不介入’的态度。” 另一位中国学者沈丁立也建议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不妨建设性干预。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应该塑造朝鲜半岛的稳定，加强与朝鲜的沟通。让它感到安全的同时，要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在国内外形势迅速多变的环境下，中国国内围绕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辩论正日趋活跃和热烈。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指出：“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 我们在思考、探索、制定和落实中国外交战略时，其实更应如此。展望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内外环境，我们更要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首先，中国外交战略要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结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外交将继续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任务。但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和国际地位持续提高，国家外交战略要体现更大的能动性，要更加主动地促进国家发展，做到内政外交的建设性互动。其次，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考虑到今后国家将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趋势，我们在制定和落实外交战略的全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倾听、采纳和反馈于各类行为体，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国际化和外交意识的教育，重视舆论的理性引导和有效宣传，特别是不要过度提升群众对中国外交能力和成效的期待。再次，中国外交战略制订和发展需要在更加动态的思维框架下进行。中国在制订和落实外交战略时需要避免线性思维，要以全球大国的视野，动态地前瞻外部反应，设想多种多套预案。中国在推出重大外交战略和政策时，要加强前期宣传和事先沟通，准备配套政策措施和宣传材料，因为事先准备的代价远小于事后补救。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我们要在外交黄金时期以更丰富的实践和更充分的理论自信与自觉，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收稿日期：2013-12-28]

[责任编辑：张春]

作者：杨洁勉

发展外交维护战略利益论文篇3：

中国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建构迫在眉睫

一、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要建构中国的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其依据是什么？我们应该制定怎样的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这是本文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缘由：

第一，互联网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互联网是信息革命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2011年1月13日，美国市场研究机构Royal Pingdom发表报告指出：截至2010年6月，全球网民数量为19.7亿。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微博用户数量暴增到1.95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可以说，互联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入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而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第二，互联网对传统外交提出了挑战。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引发了传统外交领域的重要变革。主权国家纷纷利用互联网的国际化传播来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互联网外交已经成为国家行为的重要方式，在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具有了战略性质。互联网是国家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

收稿日期：2011—08—20

*基金项目：本组笔谈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重点项目《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及我国对策研究》（10AGJ002）和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与对外关系问题研究》（2010GXS5D235）的阶段性成果。

互联网外交成为维持或打破现有国际力量平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第三，美国将互联网与外交战略相捆绑，从而使互联网成为一个新的看不见硝烟的外交战场。为了确保在线霸权，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

互联网外交战略的国家。2002年，美国组建了“互联网外交研究小组”。2003年，该小组并入美国国务院，更名为“互联网外交办公室”。2006年2月，美国成立了“全球互联网自由工作组(the Global Internet Freedom Task Force)”,主要考虑关于互联网自由的对外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国务院还制订了2006年至2010年网络外交战略目标。可以说，互联网为美国推行其文化价值观、思想与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新的网络空间在线平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分别于2010年1月21日和2011年2月15日，两次发表演讲，提出并倡导“互联网自由”，她说：“我们发挥互联网技术威力的长期努力，目的是利用这些技术推进我们的外交目标。”①这是美国民主自由价值观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延伸。互联网逐渐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外交新阵地。对此，政治评论家艾弗杰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说：“如果认为美国政府通过高调宣布致力于互联网自由，就能够促进互联网自由事业，这是一种虚幻的想法，特别是当美国政府虚伪地试图关闭像‘维基解密’这样的项目时。”②

第四，中国互联网外交面临重大挑战。1969年互联网诞生，1994年我国互联网接入国际互联网。此后，互联网对国家内政与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200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残奥会并成功发射了“神七”。同年，我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和拉萨“3·14”、乌鲁木齐“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国政府成功借助互联网传播平台的全天候、爆炸式宣传，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然而，与主要大国相比较，中国互联网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互联网的发展水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1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美国和欧盟的互联网渗透率达68.6%和49.8%，近邻日本和韩国分别为62.7%和67.0%，中国仅为9.4%。

至今，我国尚未从国家层面制定具有全局性、统筹性和前瞻性的互联网外交战略，也缺乏网络空间发展、管理和安全方面的系统性法律法规。在此严峻形势下，建构中国的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迫在眉睫。当然，对中国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建构，必须基于对我国总体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理解与把握，即中国的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大环境为目的的国家发展总战略。

基于上述缘由，笔者从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相关概念的学理建构、中国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外维建构及内维建构三个方面进行探究，以期能够探索性地搭建中国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基本架构。

二、互联网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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