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现场直播观念管理论文

摘要：新闻传播的最大魅力在于即时性，电视媒介突出的优势在于现场直播。但对于突发公共事件不加控制地使用电视直播，以满足受众盲目的“暴力知情权”，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悲剧，形成另一层面的社会危机。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电视现场直播观念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电视现场直播观念管理论文 篇1：

融媒体直播:电视新闻频道现场直播转型方向

【摘要】“现场直播”是电视新闻的报道形式，但是随着融媒体时代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就要求其转变新闻的传播方式，向新媒体的方向迈进。本文以融媒体时代作为背景，将研究传统的电视新闻频道转型方向作为目的，对当前新闻信息接收者、融媒体背景电视新闻的创新和转型所可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融媒体直播;电视新闻;转型;方向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媒体行业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就需要明确发展方向，制定适当的转型方案，使传统电视新闻向新型媒体进行转型，在这其中，只有认清现状，取长补短，采用有效的风险规避措施，才能使转型得到顺利进行。本文对此进行阐述。

1. 对新老观众实施适当规划

1.1 面对新观众，主动普及全新的媒介消费方式

首先，增加新闻信息获取渠道。新媒体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迅猛，逐渐增多的新媒体走进每个人的生活里，人们利用流行的微信、微博、知乎等作为信息获取的新方式，以至于这些取代了传统的电视新闻直播，变成了新闻信息获取的主要入口。只要在随处可见的智能手机上将这些软件的APP进行安装，人们随时随地在手机上就可以关注到新闻信息。这些新兴的新闻获取渠道使传统的电视直播的关注量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传统的电视直播媒体要对此有足够的了解，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电视新闻的传播渠道进行开拓，使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人们的眼球。

然后，打破传播时间的制约。电视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融媒体时代的背景下实现了真正的延伸。传统的电视新闻直播方式，使人们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频道对新闻进行获取，现在科技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智能的通讯设备和网络的普遍，电视新闻直播的时间和内容被无限的扩大，人们可以在电视上进行直播的回看，也可以在利用手机电脑等对新闻随时的获取，在时间和空间上使电视直播得到了扩展。

最后，一直以来，单一的作为新闻获取者的观众，也在融媒体的时代中增加了传播者的角色，在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对电视新闻进行获取后，再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加以转发，使更大范围的人关注到了新闻消息。

1.2 面对老观众，创新新闻理念以及操作模式

首先，对以后的新闻发布的发展方向进行预知。电视新闻直播的转型要建立在创新的理念上，对将来的新闻媒体技术的成长方向和势头进行积极预知，并以此为基本对电视新闻直播实施创。比如，将新闻的直播不仅仅呈现在电视上，而将直播也呈现在微信、微博上所创建的公众号和微博号上，这样就满足了各个时间，各个地点，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对新闻的需求。将传统的电视新闻直播带进新媒体的战场上来。

其次，使新闻信息生产流程全方位。电视新闻直播在向新媒体形式进行转换时，要将手机、电脑等不同平台是否可以得到信息同享作为重点关注，要实现新闻资源的共享，就要求电视新闻的生产过程达到更高的标准，废除以前的单向流程方式，得到联动的多方位。比如以下的例子可以作为参考，某媒体在由纸质形式向新媒体进行转型中，就采取了调动发行组织对报纸和线上产品进行销售，并做了了很多的广告在点击率、电子商务等活动里，同时，持续的向用户发布新闻材料，使其从全方位上得到了转型。

2. 融媒体时代传统新闻的创新

2.1 主题化新闻与突发性新闻

融媒体时代背景下，数字化的转型方向是传统媒体发展的方向标，要在媒介产品上实施数字化的创新，就要求对其实施分部存储来实现整理運用。电视新闻直播也要紧随潮流，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实现。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主体化形式的新闻报道数量不断提升，因此对于媒体资产管理与数字版权管理规范的创建必不可少，在管理人员方面要求尽早创建内容管理规划，利用科学的数据管理技术创建内部的内容管理机制。当今，要想对突发的新闻事件进行优先发布，就要求对基本素养内容管理系统。例如，作为没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机智，如何展现报道的水准，将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融入，使对突发事件的发布方式得到成功转型。

2.2 内容生产人员

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直播专业和技术专业人员是电视新闻内容生产人员的主要组成，媒体专业人员要具备以人为本的观念和可以借用新媒体平台使自己或电视台提升知名度。同时，技术专业人员，把媒体专业人员看做能力的源泉，使电视台在新时代背景下开拓得新道路上持续成长。新闻内容生产者需要通过社交软件与观众建立联系，并以此来受到用户支撑。比如，电视台举行针对最美劳动者的选举活动，就可以将微博、微信公众号作为活动的实行平台，让观众进行投票，为电视台的发展添加人气，也让观众参与到电视新闻直播中来。

2.3 用户

电视新闻直播频道要实现与各媒体相互融合。重要的就是将观众、听众、读者等概念进行分别。需求的多样化是新媒体的用户所具备特点，也是电视新闻直播频道向新媒体进行转型所需要解决的难点，要了解通过不同平台不同渠道获取信息的用户的需求，不能将眼光停留在传统的观众层次上，而应是在时代的推进下向技术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技术成本逐渐降低，导致在网络时代的媒体之间进行角逐，因此，他们将角逐的重点转移到与用户之间的创建、保持和运作上，利用联系将媒体的价值放大。在进行对用户管理时，要重点关注整体性和回路的制定。一方面，要使用户主动加入进活动中来。比如，在多数的新闻里，附近的群众往往是第一素材的获取资源，他们使用微信、微博等对信息进行及时的传播，信息传播的效率在媒体之前。智能手机的普及，使获得的新闻材料的品质加以提升，在利用有限的媒介进行突发新闻的实时传播时，技术和舆论的安全保证是电视新闻直播频道在报道上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另外，要使用回路的设计需用户的体验进行展现，让观众在多样的媒介互相融合下对新闻信息进行获取，同时，缩短与用户之间的距离。

2.4 舆论引导

融媒体背景下，舆论的指导也是电视新闻直播转型方向的依据之一。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微特质在媒介生态中所展现出来，利用新媒体把分散的信息进行二次融合，从而在舆论指导上得到转型，电视新闻直播要在现代达到发展的目的，就要求其在微链中主动把握住新闻传播的机遇，创造舆论的热点。我认为，媒体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方向，不但要具备把握准确的竞争信息解释权，还要在繁冗的微链状态下对思路进行整理，为相应的平台提供充足的舆论信息，将其看做重点的传布方式。当今，媒体改变了传统的“一刀切”的方式，将重心放在对中心节点的疏通上。媒体利用记者、用户所创建的微链，并对此实施传播，同时在重要节点上建立发展策略，把舆论指引进正确的方向。

3. 融媒体时代传统新闻的转型

3.1 开发媒介渠道

将来在进行电视新闻直播频道转型时，媒体OTO思想会被广泛的应用，把线上线下进行融合，以整体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也将多样化带进了线下的媒介渠道，媒介渠道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前的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的方式上，而是将现今所存在的所有形式都可以作为媒介，每一个媒介均能够与人体的任一感官建立联系，因此，只要能够使其创建联系就能可以作为传播信息的介质，如此的介质也会在融媒体背景下得到发展和流行，如此，不论是传统的媒介也具备适应时代发展的条件。

3.2 充盈用戶体验

媒体借助服务平台并在产品的辅助下，将用户作为中心所开发出的有的具有价值、有实际意义的实践，利用实物的产品为用户带来特有的体验，就是用户体验。比如，电视新闻直播中，常常通过将线下线上进行融合的方式举行人物投票选举，观点发表评论，要进行这样的活动就可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这样，就可以使用户在媒介产品上的体验时间延长，使其得到更多的体会。

3.3 开发媒介衍生品的推销渠道

融媒体背景下，所有可以展现价值的方式均可称之为互赢模式，利用线上线下相融合，在对用户带来充盈的体验，也使用户的到相应的回馈，将其发展为固定的粉丝，对推荐的媒体产品主动加购。比如在某个纪念日之前可以向用户介绍具有纪念意义的主题产品。再如，某些频道向用户推荐印有某明星的签名的明信片，或者在帽子或衣服上印上有纪念意义的活动日期，使之成为用户对活动回忆的产品，并将这些产品推广到周围的各种类型的节目里，例如体育、农业、娱乐等。在线下对线上的媒介内容进行延展是依据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对产品的推销渠道进行扩展，使产品在现代这个粉丝经济状况下得到愈加开阔得市场。利用技术方法，进行媒体的全方位报道。在新媒体的发展上实行跨越的发展方式。

3.4 多媒体报道多样化呈现

电视新闻直播频道要积极使用新媒体带来的便捷资源优势，发挥主动性，最高限度的将新闻的实时性展现出来，加强电视新闻在融媒体时代的竞争水平，开发新的报道方式，实现和新媒体的融合，使电视新闻直播在保障了节目正确性和实时性的基础上实现全方位的展示形态。例如，几乎所有的手机应用商店的APP上都有中央台的报道，在法人的微博、微信上等对每个部门的信息实时发布，由此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在融媒体背景下对新媒体进行开发。

结语：总之，在融媒体时代的背景下，电视新闻直播频道要向新形势下的新媒体形式进行转型，就要求其对发达的科学技术进行充分的利用，打破固有的传统媒体的局限，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社会探寻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途径，同时为媒体行业的持续进步打造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段明明.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直播的转型发展[J].传播力研究，2018，2（24）：92.

[2]刘红明.融媒体直播：电视新闻频道现场直播转型方向[J].中国记者，2018，No.530（02）：94-96.

[3]李楸.融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的重要性及其技巧探析[J].科技传播，2019，11（04）：53-54.

[4]庞巧云.融媒体背景下广播新闻现场直播的优势及方略[J].今传媒，2017（08）：99-100.

[5]李思冀.融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的重要性及其技巧探析[J].传播力研究，2019，3（08）：82.

[6]汤庆勋.浅谈电视新闻的融媒体直播[J].传播力研究，2018，v.2;No.022（10）：107.

作者：鲍成刚

电视现场直播观念管理论文 篇2：

突发公共事件电视直播报道管理探析

摘 要：新闻传播的最大魅力在于即时性，电视媒介突出的优势在于现场直播。但对于突发公共事件不加控制地使用电视直播，以满足受众盲目的“暴力知情权”，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悲剧，形成另一层面的社会危机。文章通过8•23菲律宾人质事件电视直播的反思，提出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度”与“量”的把握原则,既要保障大众的知情权，更要尊重危难者的生命权，并对国内电视直播报道的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知情权；生命权；直播报道管理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频繁，甲型H1N1病毒的流行、汶川和玉树地震、利比亚局势的动荡，以及日本大地震与核泄漏事件等造成的恐慌都不同程度地引发了社会危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型的加速，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突发事件几乎成了“社会常态”。在当今中国，虽然媒介多元发展，但电视仍是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巨大的“第一媒体”。肩负着社会“环境监测”职能的电视媒介如何面对危机信息和突发事件，在危机爆发时刻把握好直播报道的“度”与“量”，规范管理好直播报道，并有效化解危机，很值得社会学家、新闻工作者以及相关政府机构的思考。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特性

突发性公共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大规模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突发性、危害性、潜伏性和冲击性等特点直接决定了危机事件来势猛、发展快、不确定性因素多、极易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突出表征。

在信息化的全球传播时代，突发公共事件媒体的报道具有扬声器与放大镜的作用，既可帮助摆脱困境，平息危机，也可能恶化事态，造成不必要的更大损失。与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不同，2010年的8•23菲律宾人质事件属于一种恐怖活动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当地电视台ANC、ABC5频道实况直播，对事件的解决反而起到严重的恶化作用，其深刻教训对未来中国电视直播报道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即必须建立与完善现代社会公共传播与公共管理制度。

二、菲律宾人质事件直播报道教训的回顾

通过对当时的视频反复回放分析，可以发现正是电视毫无节制的现场直播造成了人质事件的急速恶化，让全球观众亲历了这场看似无意却最终酿成恶果的悲剧。

（一）事件发生初期，媒体围观造成混乱

据《马尼拉时报》介绍，劫持事件发生后菲警方并未对报道事件的媒体施加控制，更未及时制定媒体报道指南。菲律宾当地几乎所有媒体都倾巢而出，蜂拥而至，在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准入制度的情况下涌进了事发现场，开始了他们铺天盖地的报道。媒体为追求新闻价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有序报道本无可厚非，但透过ANC频道的电视画面来看，事发现场是一片混乱的，众多媒体正无序地围观危机。

这样一种媒体火热围观的态势，一方面分散了指挥人员的注意力，影响到了决策，给警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对现场警力展开及随时策应更是起到了牵制作用。另一方面，媒体的围观也间接满足了劫匪渴望通过传媒参与来扩大影响的目的，对劫匪构成了一种情绪的升级性压迫。

（二）事件持续发展，现场直播内容把握失当

事件落幕后不久，菲律宾政府便对事件报道中的两名记者和三家媒体提起了诉讼。诉状中指出菲律宾三大广播电视公司（ABS-CBN、GMA、ABC）直播了人质事件的全过程，存在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严重的失误。

在最初的“黄金4小时”内，在场媒体的直播很好地发挥了“我在现场”的作用。通过ABS-CBN电视直播和香港部分电视转播的视频可以发现：事件发展前期，劫匪门多萨是理性克制的，他一方面，要求食品燃料的供给，另一方面，又适时地释放了老弱和菲籍人质。正如CCTV新闻频道当日“23点新闻直播间”所制作的新闻事件回顾短片中所说：“依照这一态势，这场悲剧很有可能变成一场虚惊”。然而在危机爆发时，当地电视台高举着“新闻自由”和满足受众知情权的大旗，对受害者的、观众们的生命权进行一次无情的践踏。大量暴力血腥镜头的展现，有闻必录的直播无疑间接导致了惨剧。

事后官方的调查报告披露，这辆被劫大巴内有车载电视，在整个事件中门多萨一直在通过直播关注着车外的场面和警方的部署。从ABS-CBN的直播视频来看，媒体甚至将部署在大巴四周警察分布点的情况、突击队从车后救援的行动计划播报了出去。现场直播“量”的失控，使得劫匪有机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严重阻碍了人质营救的推进。

在现场直播中，电视媒体一方面发布着总统府“不向暴力屈服”的表态，另一方面又直播了劫匪门多萨弟弟被拘捕的一系列画面。电视直播报道对“度”把握的失当，显然是火上浇油、极不负责的，它的确直接激怒了劫匪，摧毁了谈判，并引来了最后的大屠杀。

事发末期，司机从大巴车上逃了出来，他告诉警方和媒体“人质已全被杀死”。一些菲律宾当地电视台并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就迅速地进行了报道，这一点通过笔者所掌握的视频资料可以清晰地知道。相较之菲律宾，香港的电视媒体则显得更加慎重。通过视频来看，这一条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瞬时引爆了大众的情绪。当司机逃出大巴后，云集的媒体争先恐后地围追着他试图进行采访，场面一度混乱。媒体和警方争抢着当事人，恐慌和急躁无疑直接触发了警匪双方的交火。

众所周知，电视直播本应是事件最直接的“观察者”和忠实的“记录者”，但如果最终成了事件的“参与者”乃至“制造者”，这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三）事件人质遇难后，现场直播继续着血腥与无知

无论是ABC5播放门多萨尸体跌出车门血溅台阶；还是ANC及其他大部分电视台直播的警匪火拼、血流成河，一切不加思考的即时直播都将最后所有的暴力和血腥细节一览无余地呈现给了观众。

据视频资料显示，就在劫匪被击毙后，居然还有部分媒体工作者突破封锁，拥入车内去抢占机位。抖动的镜头、推搡的画面、嘈杂的声音在视频资料中尽显无疑。这样的无知行径严重妨碍了现场医务、救援人员的工作，这不仅仅是破坏现场，更延误了伤者的治疗时机。

电视现场直播的时代，摄像机的触角可以无处不在。但在突发公共事件爆发的关键时刻，直播报道“度”与“量”的把握却值得我们思考。

三、突发公共事件直播报道的原则

在现代社会，随着技术变革的发展、海量信息的包围，以电视媒体为主导的大众传媒已成为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手段，成为了保障公众知情权最重要的代理。公众的知情权日益地表现成了大众传媒的知情权、报道权。然而在往往会衍生血腥暴力、生命凋零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像菲律宾当地电视台这样明火执仗地去伤害生命而满足“暴力知情权”的行径显然是不应被允许的。

众所周知，生命权是人权中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里的“生命健康权”显然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的总称，它已然被理解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生命权利。笔者认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生命权的范围，不应仅仅包括受害者，即“事件现场的人”的生命，更应包括广大受众，即“电视屏幕前的人”的心理承受等能力所构建成的广义的生命权。在菲律宾人质事件直播过程中，坐在电视屏幕前关注直播的不仅有成年人，相信也有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甚至还包括受害者的家属。一味用现场感极强的血腥惨烈去满足受众的“暴力知情权”而忽视包括受害者家属在内的广大受众的生命权，显然是错误的。

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界定的那样“人的存在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状态，是在存在（Being）和形成（Becoming）的过程中追求着自我的状态，而追求的动力来自于人的需要。”他认为“生命权”是一种“生理需要”，是人类最基本需求，在自然界中具有普遍的存在意义，是任何生物延续自身生命都不可或缺的需要。如果要维持人类正常的生命活动，生命权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享受其他人权，诸如知情权的前提。

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反恐专家就明确指出:“电视摄像机就是放在路边的武器。双方都可以捡起来为己所用。”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知情权应当是有限度、有边界的。他应该是一种“度”与“量”的综合控制。电视媒体这“放在路边的武器”显然不应是为了要保障公众的“暴力知情权”而去枪毙“脆弱的生命权”的。

（一）合理地把握报道的“度”

在突发公共事件直播报道中，这个“度”应表现为一种态度、程度和角度的合理把握。

首先，这种“度”应是一种“态度”。他是电视媒体基于对生命尊重的前提，而满足受众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的知情权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为一种首先认可生命、关注生命的人文关怀。其次，“度”更多地表现为“程度”的把握。美国社会学家卢因曾在群体传播中提出过“把关人”的理论，后来被传播学者怀特阐释成了新闻选择的把关模式。作为电视媒体就应该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把握好直播的分寸，考虑到节目实际传播的效果和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在经过记者编辑等的筛选，舍弃一部分血腥残忍的镜头后，再传播给受众。而不应将血淋淋的不幸和血腥的场面进行细节化的曝光，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对“屏幕前的人”的“生命权”进行间接的戕害。最后，这里的“度”还可理解为一种“角度”的选择，一种主动进行议程设置的尝试。这种角度一方面体现为电视直播对“事件中各种人”（受害者、医务救护等）的捕捉；更重要的还是指综合运用多种报道形式（动画、三维地图、滚动字幕、电视短消息、电话连线）来连接现场，以避免长时间单调的直播画面，更是在为可能随时发生的血腥暴力场面做镜头转换的铺垫。

（二）严格地控制报道的“量”

在突发公共事件爆发时，电视直播“量”的控制同样引人注目。这种“量”应是对“报道时间量”和“信息流量”的严格管控。首先，“量”直观地表现为对直播“报道时间量”的控制。跟踪报道、实时展现是电视直播的优势，但在8•23事件中，菲当地电视台长篇累牍、横跨近12小时的全程直播显然已将事件的危机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类似的突发危机，电视媒体须理性面对，严格合理地进行时间的把控。可在不中断正常播出安排的情况下，紧密地跟踪事态发展，适时地进行综合报道，绝不可做冗长过分的放大与渲染。

在菲律宾人质事件中，劫匪门多萨通过车载电视一直了解警方的行动，进而不断调整策略造成营救的几次失败；菲棉兰广播为获取更多的信息量，甚至主动电话联系门多萨希望进行采访，从而导致了谈判专家多次拨打电话占线而错失谈判良机。这一系列的行为显然是媒体“信息流量”获取、控制失当的表现。电视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向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是正常的，但这种信息显然不包括事件中机密重要的部分。电视媒体绝不应该越俎代庖去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如果“信息流量”不足可以后续跟进，效果不佳可以就此打住，这样以来信息传播进退的空间还会比较大，不至于传播信息出现失控。

但这“信息流量”控制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媒介单方面的责任，他显然需要政府部门法律的探索，需要有关部门和媒介自身在充分吸取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来跟进管理。

四、突发公共事件电视直播报道管理的对策

应急管理，就是政府和相关组织通过一系列有效管理措施来预防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以使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摆脱危机状态的行为过程。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性工作。在我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社会里，针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直播报道的管理更是一个亟待探索的环节。通过对菲律宾人质事件的分析和反思，想必对于加强和完善今后国内对类似突发公共事件电视直播报道的管理将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突发公共事件中电视直播报道的管理应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法规，期以形成事故问责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媒体自身和有关部门，应强化危机管理意识，建设和落实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报道管理的机制。

（一）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事故问责制度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条例以确保突发公共事件媒体报道的权利。如2003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2005年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6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和200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系列法律条例充分表明了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危机中媒体意识的提高。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针对于传媒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和问责制度还是相对滞后于发达国家的。对于诸如像菲律宾人质事件这样“无直接利益冲突”并具有恐怖活动特征的突发事件仍无相应的立法和问责来规制危机，更谈不上对媒体报道具体的管理。

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里，政府官员如应对危机不力或媒体工作者在危机中没能有效发挥作用，报道“度”与“量”把握失当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多只能让广大受众在屏幕前抱怨几句而没有任何可以诉诸的依据与途径，这显然是法律法规的缺位。

就菲律宾人质事件的电视直播报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引以为鉴，在应对具有特殊性的突发公共事件、解救人质事件中是否应该全程直播？必要的电视直播怎样组织进行？哪些内容禁止播送？哪些内容应该报道等问题，应在宏观的法律框架内做出具详的专门性或地方性的规定，使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体做到有章可循，有责可问。

（二）加强电视媒体应急报道机制管理的建设

法律法规、问责制度之外仍需要有媒体自身应对危机管理的建设。

1.建立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对部分可能发生的突发危机进行调研、评估，建立相关的资料库；与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公安部门等建立广泛长效的沟通，期以形成相对完善的信息搜集网络；制定面对危机的报道策略，根据已有的经验对“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血腥暴力镜头的过滤等做出预案。

2.成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小组。在决策指挥、人员调配、策划预案、技术支持、信息资料储备等多方面做好准备。一旦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决策指挥部门能够迅速同领导层建立沟通，减少层层审批请示的工作，进而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地整合电视台内的资源，果断形成精锐报道团队全力应对。

3.制定现场直播报道的操作指南，严格规范自身的采访活动。在突发公共事件爆发时，电视媒体应积极配合警方的工作：经过身份认证之后在外层警戒线之外进行直播报道；严格控制保密信息的输出，阻断不利于警方化解危机的各类信息传播；对电视直播报道进行“度”与“量”的调控，主动进行议程设置。

4.通过电视媒介的平台，建立心理预警系统，发挥新闻传播教育的功能，强化广大公众的危机观念和防范意识。

五、结 语

当今世界进入科技与信息化时代，电视媒介以其即时性的特点成为了这个时代里活跃积极的媒介，电视直播改变了媒介传播的方式，但也无形中变成了“放在路边的武器”。在突发公共事件爆发时，把握好直播报道的“度”与“量”，合理地设置议程，趋利避害，规范管理好直播报道有效化解危机，将成为电视媒介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汤砺锋.菲律宾人质事件昭示策略传播的博弈[J].新闻实践，2010(12).

[2] 生命权[OL].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0849. htm,2011-05-01.

[3]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 廖小飞.恐怖事件中的传媒立场与信息整合—俄罗斯传媒“别斯兰人质事件”报道初析[J].新闻记者,2004(10).

作者：蔡楚泓

电视现场直播观念管理论文 篇3：

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现状评价及改革措施

摘 要：长期以来，疾病防控体系都是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保护人民健康的前提。在新时期背景下，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体系亦需得到不断完善，唯有加大专业能力、功能定位、机制运行等方面的改革力度，转变管理控制观念，摆正位置，加强内部机制、应急体系、实验、人才等方面的建设力度，方可逐步适应现代化疾病防控需求。

关键词：疾病预防;控制管理;现状评价;改革措施

中圖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01.046

0 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末，我国有100.4万个医疗卫生机构，1.9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3141个卫生监督所，3469个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而截至2019年末，我国共有101.4万个卫生机构，1.7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中，有3106个卫生监督所，3456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数额与上年相比呈下降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背景下，在肯定疫情防控成绩的同时，我们仍需切实看到疾病预防控制管理尚待完善的地方。

1 疾病预防机构控制管理现状

1.1 思想观念落后

在疾病预防机制改革的必然趋势下，部分干部人员在疾病预防管理观念方面依然存在一定滞后性特征，与新时期的疾病预防管理需求并不相符，一方面，未能树立全新的管理观念，依旧沿用滞后的工作思路处理新的疾病预防难题;另一方面，并未树立起坚定的服务意识与市场竞争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疾病预防机构的积极管理效用。

1.2 基础设置落后

如今，基层疾控中心内部结构不合理、技术人员短缺、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置滞后是阻碍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改革的关键要素，特别是在仪器设备、人力资源配置方面，与国家规定指标存在一定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疾病预防机制改革进度，难以全面满足不同情境下的疾病预防管理需求。

1.3 运行管理落后

2019年4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对执业医师法实施情况和医师队伍管理情况进行了报告，陈竺强调指出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职能被弱化、城乡间差距较大、优质资源分布不均、医师总量不足的基层疾控机构改革现状”。具体表现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成立后，虽然积极做出了诸多探索、调整工作，却依然存在运行管理落后的问题，新的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依然需要一定适应期间，在此过程中，工作不协调、职责不清、关系不顺等问题将难以避免，在此形势下，完善奖惩机制、分配机制是进一步增进疾病预防管理水平的关键渠道。

2 疾病预防机构控制管理改革措施

2.1 转变观念

如今，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与广泛认可，在发挥其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服务功能的同时，在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亦为我国做出了诸多贡献，在机构质量方面取得了稳步发展。然而，在观念方面仍需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取得革新。观念革新，即指要摒弃传统管理思路，以积极的态度树立创新意识，迎接新的挑战，坚持预防为主，促进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改革。长期以来，预防都是我们面临疾病时最为健康、有效、经济的应对措施，唯有坚持革新疾病预防管理体系，方能防患于未然，最大程度降低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为使人民健康可得到有力保障与维护，2020年6月2日，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了“筑牢筑实隔离墙、织密防护网、全面提升救治和防控能力、健全预警响应机制，立足更有效更精准的预防，在提升专业能力、明确功能定位、理顺体制机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的疾病预防机构控制管理改革指导思想。基于此，唯有以“群防群控、联防联控、防治结合”管理原则为指导，积极转变观念，构建提升专业能力、明确功能定位、理顺体制机制的改革思路，建立健全管理服务项目、疾病预防基础条件、疾病预防投入机制，方可在保障人民健康的同时为疾病预防改革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2.2 摆正位置

新时期背景下，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机构需摆正位置，明确以下职责：第一，负责放射卫生、妇幼健康、老龄健康、营养健康、环境与职业健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疾病预防控制等工作，并为国家制定相关项目规划、政策、法律法规提供咨询建议和技术支撑。第二，开展健康促进、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工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提供履约技术支撑;为实验室生物安全提供专业指导;承担公共卫生综合管理工作的同时制定相关指南和技术方案。第三，开展国民健康、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地方病、职业病、慢性病、传染病等方面的评价监测工作，针对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执行风险评估、危害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组织、实施相关国家免疫规划方案和干预政策，为疾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提供数据、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撑。第四，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卫生处理技术和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方面的基本规范，负责执行新消毒产品、新涉水产品等方面的技术评审工作。第五，开展公众健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疾病预防控制等方面的技术开发、科学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承担疾病预防控制新方法、新技术、新理论的推广工作，继而有效促进公共卫生科技创新。第六，开展相关领域专业技术培训、继续教育、研究生教育活动。第七，指导地方严格落实国家疾控项目规划，并参与评价、技术考核方面的专业指导工作。第八，执行国际援助任务，开展国际公共卫生合作交流工作。

2.3 加强建设

建设目标：全面改善疾控机构设施设备条件，实现每省至少有一个达到生物安全三级（P3）水平的实验室，每个地级市至少有一个达到生物安全二级（P2）水平的实验室，具备传染病病原体、健康危害因素和国家卫生标准实施所需的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内容：一是县级疾控中心重点提升疫情发现和现场处置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设备配置，满足现场检验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应急处置等需要。二是地市级疾控中心重点提升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加强实验室仪器设备升级和生物安全防护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市整合市县两级检验检测资源，配置移动生物安全二级（BSL-2）实验室，统筹满足区域内快速检测需要。三是国家、省级疾控中心重点提升传染病检测“一锤定音”能力和突发传染病防控快速响应能力，推进中国疾控中心菌毒种库和相关实验室升级改造，支持省级疾控中心菌毒种库、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等建设，加强和完善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伍装备配置。建设要求：参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查缺补漏、填平补齐，合理确定建设项目和建设规模。近期以人员、经贸往来频繁的边境口岸地区为重点，有效快速提升传染病防治能力和水平。深化疾控体系改革，完善机构设置和功能定位。鼓励地方探索建设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2.3.1 培育相关人才

储备人才资源，加快人才培养与开发是推动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改革的首要工作，中国疾控中心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基础医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下设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具体包括卫生毒理学、少儿卫生与妇幼保健、营养与食品卫生、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流行病与卫生统计、放射医学、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截至目前为止，由于人员结构、人员数量等方面的制约，疾控改革受到了一定阻力，基于此，唯有健全人才培育机制，方可为疾控改革工作奠定坚实基础。首先，在人力资源实践管理中，需要切实认知到培养专业人才，为疾控改革提供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将人才结构客观需求、长远发展作为出发点，优化健全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在留住、培养、吸引人才方面，需要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实践探索与研究，将能力培养作为切入点，调整、优化人才机构，培养高层次、高学历、专业化疾病防控人才，充分发掘人才潜能。第二，争取政府关注度。在激励机制、高端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等方面，需采取措施争取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并在政策引导下、有计划地引进复合型、高质量人才，依据疾病实际防控需求，定期组织开展针对性的公开招聘活动，吸引卫生检验、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的优秀人才，逐步控制工作人员老龄化、人才结构断层问题。

2.3.2 强化实验建设

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医疗服务、公共卫生体系皆发挥了关键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亦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与短板之处。众所周知，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中，检验检测不仅是重要的技术手段，更是衡量国家疾控机构业务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这也是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与管理体系的优势所在，鉴于此，若想实现改革，我们不仅需强弱项、堵漏洞、补短板，还需不断完善实验建设，将加强疾控机构实验室建设列入党委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提升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遵循资源合理配置、实用、先进的原则强化实验室建设，防止资源浪费、相互攀比、贪大求全等现象。同时，还需积极引进新方法、新技术、引进技术型的检验检测人才，通过强化实验室建设为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改革工作提供有效助力。

2.3.3 完善应急体系

应急体系是实现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各级疾控机构需依据管理实情、应急经验不断优化完善应急体系，提升应对突發事件时应急工作的有效性、及时性、科学性与技术性。在基层疾控机构增设应急科，配置不少于2名的专职人员，增加突发急性传染病处置队伍。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应急队长”姚孝元于2月4日接到紧急通知，担任专家工作队队长前往武汉，在短期内姚孝元即带领团队在全面了解隔离点、方舱医院现场存在的问题与工作需求后编写了《密切接触者接收场所的清洁与消毒技术方案》《疑似病例收治点清洁与消毒技术方案》和《方舱医院清洁与消毒技术方案》，同为做好健康防护和消毒知识普及工作，姚孝元受湖北省指导组防控组委托，牵头组建了由武汉疾控中心专家、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中国疾控中心组成的科普团队，针对不同交通方式、不同场所、不同人群，在湖北省电视台完成了共13期《抗疫科普权威发布》疫情知识宣教现场直播节目，可见，姚孝元多年应急工作经验，为其沉着应对疫区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3.4 完善保障政策

加快推进市、县级疾控中心综合改革，落实财政全额保障政策，建立保障与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将传染病防治所需必要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及时足额拨付。对从事传染病预防、医疗、科研、教学及现场处理疫情的人员给予适当津贴。对直接参与传染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处置、患者救治等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政府选派直接参与国内外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治工作的公共卫生防疫人员，根据工作风险、强度和时间给予临时性工作补助。对表现突出的工作人员，在年度考核时给予表彰和奖励。

3 结束

总之，新时期背景下，唯有积极转变观念、摆正位置、加强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培育相关人才、强化实验建设、完善应急体系方可为疾病预防与控制管理改革提供有效助力，为人民健康提供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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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颖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