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物品管理论文

摘要：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样对人们来说必不可少。然而由于其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因此在现行市场机制下，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现象普遍存在。不同的供给机制存在不同的效用，本文通过对北京地铁4号线的案例分析，得出了多元供给机制的优势。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国际公共物品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国际公共物品管理论文 篇1：

公共物品市场化研究

[摘要]本文从公共物品的性质、分类等基本理论出发，对政府垄断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可能性、内在依据及条件等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通过构建公共物品供给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提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改革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是解决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必由之路，并围绕基础设施阐述适合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的几种项目融资方式。同时，本文以绍兴市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为例，分析了绍兴市城市基础设施的主要做法，并从绍兴市的市场化实践中得出有益的启示，从政策上和措施上对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完善我国公共物品供给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

一、序论

公共物品作为人类公共利益的载体，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重要基础。一方面，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要是客观的，如果没有国防、社会秩序、环境保护、市政建设等等诸多公共物品的提供，社会将无法运转。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公共物品的需求存在着日益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公共物品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提供水平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进而推动一个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正因为如此，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和制度安排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公共物品概述

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公共物品”具有两个特征，即：第一，“非排他性”，即不能把未满足公共物品供给者提出的条件的潜在使用者排除在使用者的范围之外；第二，“非竞争性”，即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也就是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有无及其程度，将物品分为四类

如上，本文认为公共物品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国防、有效率的政府或制度、环境保护、基础科学等。第二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如公共桥梁、公共游泳池等，有人将这类物品形象地称为“俱乐部产品”。第三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如公共渔场、牧场等，有学者将这类物品称为共同资源。俱乐部产品和共同资源产品通称为“准公共物品”，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公共物品，绝大多数是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目增加到某一个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的情况。而纯公共物品，增加一个人的消费，边际成本为零。准公共物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传统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就是由政府“包办”整个公共物品提供过程的一种模式，其在本质上排斥了市场在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的作用，忽略了政府的自身缺陷和“政府失灵”。由于人们对于公共物品的偏好信息难以获取，政府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不一致，公共物品供给的帕累托状态难以实现。政府失灵(govemment failure)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物品提供模式的低效率。

三、公共物品供给市场化分析

公共物品市场化是指在消费者对公共物品存在超额需求和市场能更为高效地供给公共物品的前提下，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公共资源的作用，所形成的一种政府规划、市场供给、公共监督三位一体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其目的是提高公共物品质量

公共物品市场化的内在依据在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程度是动态变化的。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几点：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导致公共物品公共性的改变，效用范围的相对性导致物品公共性的变化，准公共物品拥挤性的特点为市场提供此类物品创造了条件，公共物品需求弹性的改变影响物品的公共性，公共物品外部性的强弱可以导致其公共性的变化，市场组织形式的演进可以改变公共性程度。正是由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边界就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当某些公共物品具有更多私人物品的性质时，市场就可以成为这种物品的有效提供者。公共物品公共性程度的不确定性为政府有计划地退出准公共物品市场、依靠市场间接生产公共物品提供了内在依据。虽然在理论上公共物品的市场化具有充分的可行性，但是在实践上市场若想成功地提供某些公共产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从公共物品的类型看，通过市场供给的公共产品一般应是准公共产品。从技术角度看，通过市场提供的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必须存在排他性技术，这即是戈尔丁提出的公共产品使用上的“选择性进入”方式。从制度的角度看，通过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必须要有一系列制度条件来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是产权。界定产权并使产权得到充分和有效的保障，是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一个必要条件。

四、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其市场化

现阶段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在总体上说还是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具体说有以下几点：(1)公共物品总体供给不足，基础性公共物品供给尤其短缺。(2)部分纯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严重，如社会治安较差、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司法和执法工作落后于立法工作、法律缺乏应有的威严等。(3)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社会不公现象十分严重。(4)公共部门规模庞大，公共服务质量低劣。造成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存在供给不足以及低效率问题的主要原因有：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公共部门垄断经营，私人市场难以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指令性确定价格；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过于单一；公共物品领域面向市场的开放力度不够。

基于我国公共物品政府垄断经营的低效率，加快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进程，改变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结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由于我国民间资本迅速扩大，资本市场运作的日益规范，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民间资本投资公共物品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1)我国民间资本的迅速扩大，已具备了投资基础设施的实力。(2)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产业，并不影响国有资本对这些关系国计民生领域产业的控制。(3)从外在条件看，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资本市场的运作有了法律的约束和规范。另外，证监会还颁布了一系列市场规则。这为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融资创造了较好的法律环境，从而能使合法的投融资活动和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但由于投资渠道和好的工具较少，故而使巨大的潜在投资需求得不到释放。

五、绍兴市公共基础设施市场化

通过多年实践，绍兴逐渐形成了以多元主体筹措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缓解资金短缺为目的，以盘活基础设施资产存量为主要手段，以企业经营基础设

施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化经营模式。绍兴市以经营城市为突破口，以市场化经营为重点，吸引投资，积极融资，大大缓解了绍兴市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中的各种瓶颈制约。

1　经营权转让

经营权转让是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盘活的重要形式。经营权转让是指政府投资建设、有合理回报预期的基础设施项目，经过政府批准，在有限时间内有偿转让经营权给国内外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进行经营的一种特许行为。例如，绍兴市成功实现经营权转让的03省道杭金线十二都至郑家坞段“四自”收费公路项目。该项目由交通部门筹资建设，总投资1.6亿元。2000年8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其收费经营权以3.25亿元、经营期限20年转让给诸暨海越公司。这一项目转让为绍兴市基础设施经营权转让开创了先例。

2　授权经营

对基础设施实施授权经营，主要目的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发挥和利用被授权公司的资产经营功能，增强被授权公司的融资能力。如绍兴市城建系统将部分国有资产授权给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经营管理，旨在增强该公司的融资和还贷能力，使其成为绍兴城市建设筹融资的主要渠道。此外，还有相继成立的会稽山旅游投资开发公司、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河道整治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交通投资开发公司等。城市广场及地下室、火车站广场、东街绿化广场、环城河整治工程和文化旅游等项目都是政府授权上述投资公司建设经营的项目。具有代表性的是，东街菜市场项目是市工商局代表市政府授权绍兴市住宅建设开发公司投资经营的菜篮子工程。该企业通过摊位拍租及市场周边和上层商品房住宅开发出售所得，在政府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全部解决了4200万元的建设资金。授权经营调动了被授权方的积极性，使基础设施融资能力大大增强。

3　捆绑经营

基础设施项目按其可经营程度，可分为非经营性项目、准经营性项目和纯经营性项目。对于非经营性项目，只能由政府承担，如城市广场、城市道路等。绍兴市积极探索非经营性项目的市场运作，采取捆绑经营的方式，把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捆绑起来，通过经营性项目融资促进非经营性项目的建设。如东街绿化广场，建设资金3000万元，通过广场附属营业房拍卖获得2500万元，同时还可进行地下车库的经营权转让，弥补了非经营性项目的建设资金。城市广场地下商场和绍兴旅游景点附近的营业房等，也采用了同样方式运作，取得了较好效果。投资1.37亿元的城市广场地下商场，其经营权以2.37亿元、经营期限20年转让给广州好又多百货公司，为城市广场建设运营提供了部分资金。捆绑经营为绍兴市非经营性项目建设经营探索了新路。

以上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实践，加快了基础设施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绍兴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多元化。从国家及地方预算资金安排为主，逐步向债券、上市融资、利用外资、社会投资等多种筹资渠道转变。绍兴市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渠道中，国家与地方财政预算内资金投入比例逐渐降低，贷款、债券、外资、社会投资等呈逐年增长态势。如市区环城河环境整治工程的12亿元资金，除了市民、单位捐款2亿元，财政出资4000万元，其余全部通过市场化筹集。绍兴城市建设项目在投资主体方面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从政府投资为主逐渐向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投资主体转变。全市对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项目采取扶持政策，吸引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个私企业大量进入。如诸暨市和绍兴县私立的学校、医院多为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的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1.08亿元的绍兴博爱医院是由民营企业绍兴其其热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上虞松厦医院是吸收港商投资1500万元办成股份制医院等。

六、启示

公共物品作为人类公共利益的载体，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绍兴市在公共物品市场化中的实践有以下三点启示：

1　摆脱传统的公共物品由政府提供的观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公共物品的数量和服务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通过多种方式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提供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物品，如果单靠政府建设，由于财力有限，势必造成公共物品的数量不足和服务质量降低。通过市场化提供公共物品可突破政府财政的限制，使公共物品建设获得跳跃性发展。公共物品提供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一领域的开放将大大刺激中国的内需，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2　公共物品市场化的实践空间很大，市场化方式很多。传统认为属纯公共物品的城市广场、城市河道环境治理等，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市场化的筹资建设和运营。这样不仅可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还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打破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引入市场机制，采取经营权转让、捆绑经营、授权经营等方式进行公共物品市场化经营。同时公共物品的运营管理可采取招标社会管理机构进行。这样不仅可降低运营管理成本，还可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服务效率，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加满意的公共物品。

造成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职能界定上的含混不清。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是造成现阶段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无序和混乱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是政府替代或干预市场的一种方式，国有企业则是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工具，“对市场起到‘拾遗补缺’作用”。与此相适应，国有资产也应主要分布在市场不愿或进入不足的领域，即社会基本公共物品领域。但是在我国，国有企业几乎分布在所有行业，而且相当分散，大量的国有资产分布在加工工业和中小企业中，占用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资金。因此，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职能边界，引入市场化的公共物品提供机制是实现我国公共物品有效提供的必由之路。

3　制度是一个国家中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制度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准则，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近年来，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中出现的工程质量低劣、公共部门孳生腐败、公共领域中的不公平竞争、竞标投标流于形式等现象的发生，正是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市场化缺乏制度规范和法律保障的反映。因此，为了使公共物品供给市场化过程有序进行，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将公共管理过程逐步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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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云圣，朱欢.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属性研究[J].计划与市场探索，2003，(6)

[责任编辑：熊一坚]

作者：夏文武

国际公共物品管理论文 篇2：

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研究

摘 要：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样对人们来说必不可少。然而由于其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因此在现行市场机制下，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现象普遍存在。不同的供给机制存在不同的效用，本文通过对北京地铁4号线的案例分析，得出了多元供给机制的优势。最后，本文得出结论，由于人们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不同，因而，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也是多元的，大致可采用政府、市场、社会联合供给的方式。只有在多元供给机制中寻找平衡，才能实现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

关键词：公共物品 政府机制 市场机制 社会供给 多元供给机制

一、公共物品理论综述

1.公共物品的分类。关于公共物品的定义，理论界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想法。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以下观点：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是具有效益的不可分割性、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的物品。其中，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公共物品的最主要的特征。公共产品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物质产品，更严格地说它是一种公共服务。

公共物品的分类源于公共物品的属性特征。据此，公共物品可分为三类，即纯公共物品、俱乐部产品和公共资源。

公共物品的属性和类别分析是一个动态问题。从时间上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的不断推出和广泛应用，物品的属性也随之不断变化着。由此看来，公共物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非天生就是公共物品。比如，电视节目曾被认为是纯公共物品，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有线电视网的引入使得某些电视节目的观看，成为一种可以通过收费来实现排他性的準公共物品。与此相反的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信息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交换和享用，但电脑网络的应用基本改变了这一情况。在网络时代，信息可以实现全球共享。

其次，从空间上看，随着人类组织化的程度的提升和组织结构模式的变迁，公共物品的属性同样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北京市的“治安”实际上只是北京市市民可以享用的公共物品，上海市市民是无权享有的。在当今的北京市，相对于北京市民而言，治安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但对于上海市民而言，它又是一种纯私人物品。组织变量的引入给物品属性带来的变化，也会很自然地改变物品的提供主体和提供模式。

再次，产权的变化也会对公共物品的属性产生影响。例如最为公共资源性质的河流，在没有对它进行产权界定时，在出现拥挤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消费它。但当河流的产权属于某一人或某一组织后，情况就改变了。这条河流就不再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

最后，需求强度的变化会对公共物品的属性产生影响。纯公共物品往往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这时，若采取收费方式减少使用者，公共物品就有可能向私人物品转化。

2.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是公共物品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同时，它也是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具有争议性的课题之一。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公共物品供应主体之争，关键是市场和政府作用问题；二是关于公共物品的模式之争，关键是怎样的供给模式是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模式。

通过以上对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析，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思路。但本文对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机制的分析，不只是有这些理论的支持，也有实践的结果作为支撑。近年来，随着各国公共财政支持规模不断膨胀，这与各国的财政收入相对减少相抵触；同时，某些公共物品容易出现“拥挤”现象，公共物品的使用效率下降，于是，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低效现象开始出现，寻找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成为自然。而且，西方国家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和现实实践中，从来也不是只存在一种供给模式，而是多种供给模式并存，政府和非政府主体都可以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机制主要包括三种具体形态：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供给。不管是哪种供给方式，供给效率仍然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二、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机制

政府供给是公共物品的传统供给方式。纯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是非市场的。其典型的例子是国防，此外，外交、法律、法规、公平的收入分配等也具有类似特征。随着福利国家、行政国家的兴起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展开，人们开始崇尚“有限政府”，开始寻求“重塑政府”以改善政府绩效，开始寻求公共物品的非政府供给方式。这种思路无可挑剔，但在某些方面，如纯公共物品的供给，政府的角色不仅不能弱化，反而应该加强，即使在非纯公共物品的供给领域，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许多公共物品尤其是纯公共物品和自然垄断性较高的准公共物品都是政府直接生产供给的，如宪法、法律和法规、宏观公共政策、国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在政府直接供给生产上，蒂伯特的地方公共物品的研究又启发了两个思路，即中央政府的直接生产供给和地方政府的直接生产供给。

三、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机制

公共物品市场供给理念的产生是商业供给模式的直接原动力，这种理念虽然由来已久，但对于其具体供给方式，目前所见的资料中还很少，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从排他性入手，真实地反映消费者的实际消费量；第二，从制度安排入手，使消费者的消费与付费尽量接近。这两种思路源于德姆塞茨的联合供给和布坎南的俱乐部供给模式。

1.联合供给。联合供给是指通过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联合提供来供给公共物品。比如，商场的建设商在商场建成后向各个销售商出租，每个承租人对商场空间的占有和消费是私人物品，而商场外面的林荫道是准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对于林荫道的建设和维护就不会有人关心，但由于出租空间的质量与林荫道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林荫道的高质量可能会使出租商即建设商取得更高额的出租收入，而这块多出的收入又可以弥补花在建设与维护林荫道上的成本，这样，建设商就会花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建设并维护林荫道的整洁与美观。于是，林荫道（准公共物品）通过帮助将要出租的商场空间（私人物品）的提供而实现了自身的私人供给。

2.俱乐部供给。俱乐部供给是基于布坎南俱乐部物品理论的提供方式。俱乐部物品属于准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当消费者人数较少时，每增加一个消费者，个人获得的公共物品的效益并不会减少，反而可以减低边际成本，此时，俱乐部产品具有纯公共物品的特征。然而随着人数的增加，每个人获得的收益会减少，从而降低该公共物品的效益，此时，该俱乐部产品具有竞争性，也就具有了私人物品的特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实现对公共物品的商业供给（私人供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供给方式只适合于俱乐部物品。

四、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机制

1.第三部门供给。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第三部门的特点使它能够在一些功能上替代政府并高效地解决问题。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作为政府行为的传统垄断领域，第三部门也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有些国家已经对此进行了实践。当然，第三部门作为一个社会行为主体，很多地方仍要受政府管理。

2.志愿供给。志愿供给是指通过自愿的贡献来供给公共物品。一般地说，这种贡献有两种方式：金钱和时间。尽管现实生活中不乏搭便车的行为，但将巨额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等各类团体的现象也频频发生。这看起来似乎与“经济人”假设相矛盾，但由于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因素是多样的、复杂的，对这种行为的理解也就并不困难。比如，某人在将自己的所有无偿地以公共物品的形式贡献给社会的同时，其在精神的层面上可能获得效用。

五、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机制

根据以上分析，由于人们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不同，因而，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也是多元的，大致可采用政府、市场、社会联合供给的方式。只有建立多元的供给机制，才能实现公共物品的充分有效供给。

1.多元化供给的案例分析。北京地铁四号线的建设运用PPP供给模式，这是公共物品多元供给的典型案例。PPP，即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一起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PPP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外包、特许经营、私有化。在PPP模式下，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签订长期合同，公共资金、私人资本和社会资金相互融合以提供公共产品。

北京地铁四号线的建设，是由京港地铁公司经营管理的。京港地铁公司由三家私人有限公司组成，分别是港铁有限公司、北京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首都创业集团公司。四号线项目总投资额的40%由特许经营公司出资，70%由北京市政府出资。四号线采用PPP模式（公私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政府负责土建部分，京港地铁负责车辆、信号部分。四号线于2004年投入建设，2009年十一之前投入运营，是公私部门合作的一个典范。港铁部门表示，随着四号线的顺利运营，预计三年后即可获益。四号线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公私部门合作经营下，集合了两部门的优势，这说明公私合作是提供准公共物品的有效方式。

当然，在PPP模式的运营下，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加强监督管理，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等。PPP模式的优势在于，首先，它可以吸引私人资本的加入，增加私人资本的投资渠道，同时，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私人公司有用超前的设计理念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这些都可以提高项目的建设、运营效率，最后增加项目的投资收益。总之，公司合作模式不失为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有效方式。

2.多元供给机制的优越性。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是传统的供给模式。但是随着20实际80年代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广泛开展，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也越来越多元化。实践表明，在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上，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相比，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随着私人部门全方面参与准公共物品的供给，多元供给机制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

3.在多元供给机制中寻找平衡。本文认为，在公私伙伴关系中，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过程中的民营企业确实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因此会损害公共利益，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工程中的腐败现象。一方面，在一个分工和专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由于私人部门在生产有关的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着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私人部门参与，以及因此产生的公私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公共部门借鉴私人部门的管理理念、模式和方法，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以自愿、平等、互惠的市场交易方式来实现合作，也是人类社会合作的一种基本方式，相对于以国家强制性权威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一致和社会行动，市场交易这样一种以各方当事人自我利益充分实现为基础的共享、共赢合作方式，更能够激发有关当事人的内在潜能，构成充分的动力，反映各方的真是偏好，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最优配置。另一方面，公私部门交易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私人主体为了满足最大化的自我利益而欺诈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公共部门官员和私人主体之间，以及潜在的私人供应商之间串谋、腐败的可能性，从而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充分表明，在一个强大的、富有能力的政府的监控下，通过公开、透明、规范化的制度和机制的建构，公私合作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时可以避免的。实际上，由公共部门直接生产、供应公共物品，如果存在着制度上的缺失的话，同样存在着严重腐败的可能性。

政府和市场作为现代社会的两大治理工具，在社会运转过程中，分别具有重要的功能。一方面，以人类行为最深层次的动力——对自我利益的关怀和追求作为动力机制的自由市场机制，提供了资源最优配置的一种良好的机制，同时发挥着重要的激励约束功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它的作用的充分发挥，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有组织的暴力系统，政府是社会秩序的塑造者；同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通过运用一系列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政府也发挥着经济调节和资源配置的功能；政府还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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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黎民著.公共管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作者简介：施亚娟（1991—），女，江苏常州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公共经济管理专业，研究方向：公共经济管理理论与实务。

作者：施亚娟

国际公共物品管理论文 篇3：

公共物品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的构建

［摘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政府的专利，然而信奉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市场交易原则的公共选择理论则打破政府的“神话”，政策分析学派主张公共物品可以由市场和非营利部门来供给。与多中心治理思想相呼应，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悄然形成了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多中心供给机制，三者之间的合作供给机制扩大了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范围，丰富了供给方式和途径，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关键词］公共物品；公共选择；多中心供给；合作

［

一、集体供给之困：公共选择的结果

根据传统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公共物品是“集体消费的产品”，由于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它不太可能由私营部门来提供，生产公共物品会产生极强的外部性效应，同时因为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无法避免人们在消费公共物品时的“搭便车”行为，“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对待公共物品的态度上，都可能是潜在的搭便车者”。［1］由于市场主体掌握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竞争性市场无法针对公共物品形成有效的供给和达成帕累托最优，因此市场不能够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而政府却可以有效地整合和调配大量的社会资源，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更容易达成帕累托最优，同时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己任，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和促进者，政府由此有了提供公共物品的独特优势，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就自然而然地交由权威部门即政府来完成。

然而，信奉公共选择理论的制度分析学派却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设、市场交易法则为理论基础，被称为是“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的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应用于政治学领域，“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2］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涵盖了公共物品理论、投票理论、党派经济学、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等，在相关研究领域，公共选择理论学派都有独特的异于传统理论的颇有见地的见解。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上，公共选择理论家们认为，只能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观点至少在以下方面是应当受到质疑的：

1．个人是理性的和自利的，人们基于收益成本的理性分析，总是乐于免费享用公共物品，而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则采取“搭便车”行为，因此“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或理性的利益而采取行动”。［3］这就是奥尔森著名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只要个人不会被排除在公共物品使用的资格范围之外，那么个人就不会有动机为这个集体物品的提供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有些人可能提供公共物品而有的人采取“搭便车”行为，政府作为“集体行动”的执行者，试想在存在“集体困境”、个人偏好不能汇集为集体偏好的情况下，由政府来供给公共物品怎么可能达到最优呢？

2．人们因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隐瞒自己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同时大多数的人将不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并且愿意为之付出成本的公共物品的数量信息，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特点，在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以得到超过其所承担税收价值的公共物品量，当被问及愿意承担多少公共物品费用时，理性人倾向于把他们的要求说得少一些，这样就产生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矛盾：政府税收不足难以承担民众对公共物品的消费需求。

3．传统政治理论认为，政府是大公无私的促进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者，公共选择理论颠覆了这一观点，从个人主义和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政策分析学家们认为，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并不像过去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总是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相反，他们和普通人毫无区别，热衷于追逐自己的一己之私。于是政府组织总是倾向于组织规模的扩大和政府预算的增加，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反倒成为其次，“官僚们天生并不会很好地工作，因为有机会他们就会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家不被信任，因为他们关注的也是选票和金钱”。［4］因此，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低效和浪费甚至寻租腐败都是不可避免的。

二、公共物品非权威供给的可能性分析

既然只能由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神话”已经被打破，政策分析学家们则开始论证由市场和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能性，事实证明，随着新的政策工具的不断发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公共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由市场和非营利组织来供给公共物品是完全可行的。

1．市场化供给的可能性。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非排他性特点及其所带来的外部性效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排他性技术的提高，这使得非排他性不再是公共物品私人化供给的障碍，比如过去无线电视信号的提供被看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供给，人们可以免费接受电视信号而不必为此付出任何成本，这使得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电视信号，而现在有线电视技术的使用可以有效阻止不付费者的使用，从而使用者付费成为可能，电视信号的提供再也不仅仅是政府或者公共企业的特权了。因此可以说，实际上，“公共部门所提供的许多服务基本上具有市场的特质。”［5］非排他性再也不能成为人们“搭便车”免费使用公共物品的理由，公共物品由市场化的机制提供变得可能，人们可以通过“付费使用”方式鼓励企业进行公共物品的生产。

另外，现代社会分工协作体系的发展促进了公共物品生产体系和提供体系的分离，政府可以将公共物品的不同部分交由不同的部门来生产，为公共服务民营化提供了可能性。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广泛使用的民营化、用者付费、合同外包等改革措施就是公共物品私人生产最好的例证。由于市场模式严格按照供求关系来进行物品的生产，可以基本达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从而不大可能会产生浪费资源的情况，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企业在生产公共物品时必须考虑生产成本，节约资源并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供给模式将更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提高供给效率和效能，这些都使得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供给成为一项较优的选择。

2．志愿供给机制的优势。非营利组织（NPO）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是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公共物品的外部性效应及其非排他性特点不会对非营利组织的志愿供给机制构成障碍，因为非营利组织以利他动机和利他偏好作为其行动基础，以志愿为原则，因此在公民社会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讨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撇开非营利组织是不切实际和有害的。志愿供给机制作为权威供给机制和市场供给机制的补充将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显得更为完善。非营利组织在供给公共物品方面有政府和市场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一是非营利组织回应性较政府和市场更强，反应更为迅速。非营利组织和广大公众接触广泛，能较全面地了解公众各项需求，另外其规模较小，机动灵活，行动迅速，因此可以对公众的各项需求作出及时的反应。二是非营利组织类别广泛，基本可以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需求日趋多元化和专业化，政府和市场不可能对公众的公共物品需求作到面面俱到的回应，非营利组织则因其类别繁多可以对政府和市场供给不到的地方进行查漏补缺。三是非营利组织在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重视，而且也缺乏相应的代言人，这使得弱势群体的公共诉求得不到保障，非营利组织成员基于利他动机和利他偏好，有强烈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可以有效地为利益容易受到忽视的弱势群体提供其所需的公共物品。

对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和志愿供给的可行性分析可以得出，实现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是可行而且是必须的，除了政府这一权威供给主体之外，私营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也同样可以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这样就形成了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多中心的供给机制。如图1所示：

三、制度分析学派多中心供给机制的构建：合作治理思想的回归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体制的理论来源当属多中心治理思想。当代多中心治理思潮区别于传统“利维坦”统治思想，发端于早期的治理理论，强调多元合作共治，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权力运行向度的双向性、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以及积极的公民参与是多中心治理思想的显著特点。多中心治理思想源远流长，是对早期治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如进行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的学者所总结的：“多中心治理”是一种直接对立于一元或单中心权威秩序的思维，它意味着地方组织为了有效的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实现持续发展的绩效目标，由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个人、商业组织、公民组织、政党组织、利益团体、政府组织），基于一定的集体行动规则，通过相互博弈、相互调适、共同参与合作等互动关系，形成多样化的公共事务管理制度或组织模式。［6］从多中心治理思想出发，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机制同样强调不同供给主体的参与与合作，同时基于收益／成本分析，多中心供给机制强调公共物品生产与提供的分离以提高供给效率与效能。

（一）公共物品“生产”与“提供”的分离

生产与提供的分离是制度分析学派在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的一大创举，主要思想是由多个竞争性的公共部门以及市场和非营利组织进行公共物品的生产，其核心在于促进公共物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质量，最后由政府把这些公共物品根据公众的需要统一提供给公众，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其行动逻辑如图2所示。

生产和提供相分离的供给方式使得市场化供给和志愿供给机制成为了可能，改变了政府单一供给机制的缺陷和弊端。生产和提供相分离的原则在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扩展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欧文·休斯在其一篇论文中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总结而得出了一条重要结论：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和提供者分开［7］。这句话道出了生产与提供相分离原则的真谛。考察各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可以发现，生产和提供相分离的原则对于公共物品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供给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如此。

（二）供给主体“合作”的重要性

尽管公共物品生产与提供相分离是一项比较好的制度安排，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正如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

1．易带来“公共性”的丧失。采用民营化、用者付费、合同外包等市场化方法，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节约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企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政府规制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公共物品提供的低质量，特别是一些柔性的公共物品，其质量状况不易量化衡量，这就给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以可乘之机，这些企业倾向于压缩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从而使得公共物品的质量得不到充分保证。

2．寻租及腐败行为有了更大的滋生空间。寻租是一种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它的存在是对公共资源的大量浪费并助长不正之风，生产和提供的分离机制为寻租的大量存在提供了广阔空间，大量寻租的存在诱使企业寻求非生产性的利润，同时也诱使公共部门设租以达到为自己谋利的目的，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是造成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温床，发生在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即是如此。［8］

3．非营利组织在供给公共物品方面存在着供给失灵现象。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经常造成资金的匮乏，使得非营利组织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非营利组织缺乏独立自主性，它们往往和政府的关系过从甚密，因而无法保证其行动意愿不受政府的干扰，很多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管理也存在着问题，缺乏健全的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非营利组织制定决策时随意性很强，以至于它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容易偏离公众的需求。

因此仅仅做到生产和提供相分离还远远不够，强调不同供给主体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供给是避免这些弊端的唯一有效途径，为了克服诸多缺陷，可以通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实现1＋1＞2的最佳效果。

四、多个供给中心的“合作”供给

在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下，根据供给主体的分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交叉合作的结果，公共物品将存在七种供给途径和方式，其供给主体分别是：（1）政府；（2）企业；（3）非营利组织（NPO）；（4）政府＋企业；（5）政府＋NPO；（6）企业＋NPO；（7）政府＋企业＋NPO。

在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下，不同的供给主体之间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大体概括为以下几种：

1．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指一方（委托人）以合同外包、用者付费等方式将公共物品的生产或提供交给另一方（代理人）去做，在以上这七种供给模式中，政府＋企业模式、政府＋NPO模式以及NPO＋企业模式都体现了这种关系，前两种模式政府是委托人，企业和NPO是代理人，第三种模式当中NPO是委托人，而企业是代理人。

2．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即各供给主体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利用各自的资源进行合作，共同承担供给公共物品的任务，达到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目的，政府＋NPO、政府＋企业＋NPO这两种模式体现了这种协商合作的关系。

3．在政府的主导下，各供给主体的系统的协作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府＋企业＋NPO模式中，政府、企业和NPO共同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前提是必须要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对于那种单个主体无力生产，供给相对复杂，使用主体众多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采用这种模式，由政府主导，统一规划，企业和NPO共同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

公共物品的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下共有七种供给方式，如何在这么多的供给途径中做适当的选择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本着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依据不同的标准做不同的选择，以达到公共物品的最佳配置与供给。在这些不同的供给方式中进行选择有以下几种考量标准：

1．价值判断标准。在公共领域，围绕着效率／公平之争，会衍生出一系列的价值观相互之间的冲突，如极大不平等／有限不平等、经济作为目的／经济作为手段、扩张性／合作性等等。在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些价值观之间的争论，对于一些公共物品来说是否应当以公平原则为核心的指导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将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目标群体、供给质量、数量、方式和途径等。单就供给方式和途径来说，偏向公平的价值观标准，就意味着不太可能使用单一的市场化供给方式，而应当采用企业以外的供给途径；相反，假如以效率作为价值观指导，则会偏向市场化的供给方式。因此价值判断是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和途径选择的重要标准，有的时候这一判断标准会起到根本的决定作用。

2．收益／成本分析标准。虽然实现公共物品供给的目的一样，但不同的供给方式会产生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且不同的供给途径最后实现的供给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判断采取这七种供给方式中的哪一种，必须进行相应的收益／成本分析，以得出最佳效率的供给方式。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选择标准有其缺陷，主要表现为有的时候供给成本和收益难以量化测量，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的时候是难以计算的，有的时候即便可以计算出来，也要付出大量的计算成本，这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公共物品的供给效果则更加难以量化，特别是一些无形的作为公共服务的公共物品是根本不可以用数值来计算的。因此，收益／成本分析标准只是在成本收益可以相对量化的情况下适用。

3．技术标准。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排他性技术的提高，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一直是其难以收费因而无法市场化生产的根源所在，然而，只要对公共物品进行相应的排他技术的安排，利用市场或非营利组织来供给公共物品变得不再困难，明确物品的产权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排他性技术的使用弱化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很多情况下使得公共物品演变成了付费使用的俱乐部物品，因此使用这个判断标准的时候，政府必须发挥其作用，有的时候需要政府主导，有时则需要政府的监督，以确保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偏离公众需求，防止公共物品“公共性”的式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机制具备充分的可行性和构建的必要性，这种供给机制比较传统的供给方式，扩大了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范围，丰富了供给方式和途径，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任何一项制度都必须考察制度发挥作用的具体环境，公共物品的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也不例外，应当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和第三部门发育比较成熟，在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更倾向于平等、协商与合作；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高估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以及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合作产生的效能是有害的，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在保持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一些运行机制上的变通，即更加重视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协调作用，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可以在政府的监督之下进行活动，同时政府也应当对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越轨行为进行适当规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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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8．

［3］OlsonM．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2．

［4］李鹏．新公共管理及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4．

［5］［美］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48．

［6］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的合作机制构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2－33．

［7］［澳］欧文·休斯．新公共管理的现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6）．

［8］谢志岿．新公共管理的知识基础及其局限——兼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趋势［J］．公共管理研究，2006，（4）．

责任编辑 荀福文

作者：韩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