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绿色瓶颈制约论文

[摘要]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际贸易与绿色瓶颈制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际贸易与绿色瓶颈制约论文 篇1：

国内绿色发展研究前沿述评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人们也逐步意识到依靠原有的不断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绿色发展遂成为全球共识。发展绿色经济是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实践。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有关绿色经济以及有关绿色发展、绿色转型研究成为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应用文献分析方法，总结了有关绿色经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绿色发展指标及测度、区域绿色发展研究等，最后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提出并展望了我国未来相关研究的趋势。

关键词：绿色发展；绿色转型；研究述评

一、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日益增长，地球生态系统承受的负荷逐渐加大，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然资源及环境容量制约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瓶颈作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迅速兴起，有着深刻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历史背景。应当说，首先是发源于回应工业文明黑色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负外部效应所积累的全球范围“黑色危机”越来越严重，已经走到历史的巅峰。“物极必反”，工业文明黑色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历史命运也逃避不了这个历史辩证法。它在其黑色发展过程中自我否定因素不断生成，形成向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转型的因素日渐清晰彰显，使我们看到了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的时代辰光，人类正在迎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时代。[1]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的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向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转换迫在眉睫。绿色发展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热点之一，成果日渐丰富，但系统的研究述评成果还较为鲜见，爰此，本文拟对国内近些年来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进展做一述评，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二、绿色发展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綠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密切相关。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揭示了“发展、协调、持续”的系统本质，体现了“速度、数量、质量”的绿色运行。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它强调“天人合一”的良性循环、和谐共生、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路径就是绿色发展。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目标—路径”的有机统一。

“绿色经济”一词由皮尔斯在1989年首先提出，核心是强调生态环境的安全性。世界银行“中国：空气、土地和水”项目组（2001）指出，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资源与环境视为生产力发展的要素，需要不断投资使之保值而且增值。在GDP和国民财富的核算中要将自然资源（包括环境容量）的价值和污染治理、生态恢复的成本考虑进去，形成新的能够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代价的发展指标。[2]

王玲玲和张艳国（2012）认为，“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在绿色发展的系统中，蕴涵着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等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诸多子系统。其中，绿色环境发展是绿色发展的自然前提；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物质基础；绿色政治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绿色文化发展是绿色发展内在的精神资源。[3]蒋南平和向仁康（2013）认为，绿色发展应建立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耗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全面树立珍惜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尽快制定资源能源补偿标准、避免资本统制力对生态的破坏、以科技手段来加速生态的修复及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4]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认为，绿色发展的理论前提是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由此也决定了系统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既有正向的交互机制（良性循环）也有负向的交互机制（恶性循环）。[5]黄志斌等（2015）认为，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日趋和谐、绿色资产不断增殖、人的绿色福利不断提升的过程。其中，绿色发展是主题，绿色资产是基础和载体，绿色福利是归宿，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制约。[6]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由此可见，当前对绿色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已基本明确。

（二）绿色发展衡量指标及测度研究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当前绿色发展研究中的前沿领域和重点。

胡鞍钢（2010）提出了绿色发展的国家核心指标，即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森林覆盖率。[7]刘西明（2013）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指标、资源节约指标、环境保护3个一级指标以及人均GDP、万元GDP能耗、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人均烟（粉）尘排放量6个二级指标测度了中国2000年—2011年的绿色发展水平。结果显示，进入“十一五”以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每年约上升4至5个分值。[8]

李晓西等（2014）借鉴人类发展指数，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两大维度同等重要的基础上，构建了“人类绿色发展指数”，以12个元素指标为计算基础，测算了123个国家绿色发展指数值及其排序。从测算结果看，在123个国家中，中国HGDI排名第86位，处于浅绿色发展水平阶段，因而中国绿色发展任重而道远。[9]

张江雪等（2015）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测算了2007年—2011年我国30个省（市、区）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状况，并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10]

（三）区域绿色发展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推行梯度发展战略，导致区域间、城乡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由此，各区域间绿色发展状况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王金南等（2005）以万元GDP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排放、SO2排放4个指标为基础，建立体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2个综合性指标，以生态省和生态市相应指标为标准，分析了我国大陆地区各省份对应4个指标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状况。比较分析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开始向“绿色经济”变迁；经济中游地区如辽宁、河北、湖北、安徽、吉林、黑龙江等省份则处于走出“黑色经济”发展的边缘并向“绿色经济”转化的阶段；其他地区则基本上处于“黑色经济”发展阶段，不仅绿色距离大，而且绿色贡献均小于1。[11]

黄祖辉等（2015）提出了我国山区转型发展与绿色发展的三大路径，一是强化统筹发展，实现山区发展环境优化；二是强化绿色发展，实现山区经济系统优化；三是强化生态发展，实现山区生态系统优化。[12]刘纪远等（2013）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并指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13]

欧阳志云等（2009）综合分析了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相关统计数据，用以评价我国城市的绿色发展状况。分析結果显示，我国城市的污染治理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和三废综合利用水平普遍较低；而绿化水平、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单位GDP用水、空气质量和工业废水处理水平则有很多城市已达到较高水平，呈较好的发展态势。就各项指标的发展水平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来看，投资特别高的城市基本都是直辖市或者省级市等大规模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并不高。单位GDP用水量特别高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特别低的城市基本以小城市为主。就各项指标的总体水平来看，福建、广东、海南、河北、湖北、江苏、江西、山东和浙江等沿海或接近沿海各省份的城市和4个直辖市均处在较高水平。而甘肃、吉林、山西和陕西等西北部省份的各城市则处于较低的水平。[14]王兵等（2014）利用环境范围调整测度（RAM）模型测算了中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2005年—2010年的绿色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呈倒“U”型和三次型变化，区域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要高于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污染物排放无效率是总无效率的主要源泉。[15]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正经历速度和数量的高增长时期，也造成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蔡宁等（2014）通过对2007年—2011年我国30个省（市、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测算，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绿色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了基于绿色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或有一定比较优势；30个省（市、自治区）可分为“高绿色—高城镇化”、“高绿色—低城镇化”、“低绿色—高城镇化”及“低绿色—低城镇化”四类地区，且主要以“双高”和“双低”为主，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全国基于绿色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空间分布不均匀。有鉴于此，各地要正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与发展格局差异，寻找各地区绿色或城镇化的比较优势，科学统筹，合理规划，构建绿色产业链，制定绿色发展政策，实现绿色与城镇化的双重发展。[16]

李琳和楚紫穗（2015）构建了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市、区）2007年—2012年的产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评估和多层次的动态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绿色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较明显，但呈缩小之势；东部地区在产业绿色增长度和政府政策支撑力上优势较明显，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劣势较突出；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表现较优，但产业绿色增长度劣势较明显；中部地区三大指标优劣势不突出，整体水平中等偏后。[17]

综合上述，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指标要好于中西部地区，中国的绿色发展处于不平衡的态势。

（四）我国绿色制度创新研究

目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成为世界各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绿色发展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繁荣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坚持绿色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尚需进行制度创新。

李忠（2012）指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障碍主要有：（1）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尚未全面形成；（2）缺乏战略规划的引导；（3）法律政策体系不系统、强制性不足；（4）绿色经济体制尚未建立；（5）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基于上述情况，他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1）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2）推进绿色经济顶层设计，编制绿色经济发展规划；（3）成立绿色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创新绿色经济管理机制；（4）完善绿色经济法律标准体系，强化执行力度；（5）加快资源环境税费改革，促进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6）实施国家绿色科技发展计划，增强科技支撑能力；（7）设立专项资金，开展绿色经济发展示范试点。[18]曹东等（2012）提出：（1）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2）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3）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5）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19]

张梅（2013）指出，面对绿色经济全球大趋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亟须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进行调整，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力争实现绿色经济的后发优势：（1）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色发展战略；（2）多方面入手为拓展外贸扫清障碍；（3）加速“走出去”战略的绿色转型；（4）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广力度和国际交流；（5）加强国内法律体系建设和国际贸易规则研究；（6）推动与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的绿色发展合作。[20]王永芹（2014）认为，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要有创新驱动，即：（1）绿色发展理念创新；（2）绿色科学技术创新；（3）绿色市场创新；（4）绿色制度创新。[21]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认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应突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制定绿色规划；第二，积极强化绿色投入；第三，突出绿色政绩考核。[5]

（五）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增长）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是中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要实现绿色发展，改变传统工业企业的增长模式成为关键因素之一。苏利阳等（2013）围绕绿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评估结果显示，2005年—2010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年均改善幅度为9.5%，反映工业生产正实现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改善速度逐年下降，表明未来亟须挖掘新的节能减排潜力；分地区看，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较好的地区，但各个地区的优势均有所不同，其中天津在工业水资源利用方面居于领先，北京在工业土地资源方面较为落后，广东在工业能源利用方面的表现突出；宁夏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原因是其工业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较为落后；同时，“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均有所改善，其中广西以年均19.7%的水平居于领先。总体来看，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改善幅度有较大差异，意味着各地区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地区采取分类管理方式，以有效促进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22]任耀等（2014）利用DEA-RAM模型，构建了包含经济效率、绿色效率及创新效率的绿色创新效率模型，并测算了山西省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投入的无效率对山西省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无效率贡献率最大。[23]

聂爱云和何小钢（2012）研究发现，设计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与创新政策组合，引导和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是绿色发展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市场导向型规制提供给企业更多创新空间，比命令控制型规制诱发更多绿色创新；同时，不同类型规制政策在灵活性、稳定性以及严格程度上表现不同，将影响政策对绿色创新诱发的概率。[24]武春友等（2014a）从企业绿色技术、企业绿色生产、企业绿色排放、企业绿色投入、绿色企业文化5个方面选取了企业绿色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HP与标准离差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指标体系的组合权重，依据可拓学原理构建企业绿色度可拓学评价模型。[25]武春友等（2014b）针对企业发展特点及绿色增长模式的要素，构建了企业绿色增长模式的影响因素指标，运用粗糙集理论对指标进行信息重复性约简。他们采用灰数与DEMATEL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约简后的各指标对企业绿色增长模式的影响程度及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为企业绿色增长影响因素识别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26]

生态资本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生态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促进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邓远建等（2012）认为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核和目标与绿色发展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完善的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框架应包括生态资本运营的积累机制、转换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因此，要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资本运营的积极性，促进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27]

（六）FDI与绿色发展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

郭红燕和韩立岩（2008）研究發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中国的经济规模、结构和技术进步从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扩大了经济规模，使工业污染排放增加，同时其存量增加也优化了经济结构和提高了技术水平，进而又减少了工业污染排放，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是正面的，但影响程度较小。另外，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显现出一定“污染避难所”效应，但中国并未成为“污染避难所”。[28]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和净出口消费指数等方法，运用中国20个工业行业与G7和OECD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数据，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并不仅仅是污染产业，同时也向中国转移了“干净”产业；国际贸易能够减少工业行业的CO2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出的CO2排放量。因此，中国并没有通过国际贸易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天堂”。[29] 张宇和蒋殿春（2013）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入同时具备“污染避难所”论和“污染光环”论的双重特征，在引起我国产业结构向高污染行业转移的同时显著促进了当地和其他地区的环保技术应用；同时，FDI的存在在弱化邻近地区的环境监管同时对当地的环境监管起到明显的强化作用。 [30]杨博琼等（2013）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研究发现，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他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31]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如何规避和限制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污染性产业转移是发挥FDI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作用的关键。

三、简要述评

综合上述，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概念及内涵，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区域绿色发展的状况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增长方面。绿色发展是近些年才开始流行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不仅仅包括绿色经济增长，还包含在绿色发展模式下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等诸多方面。就此而言，当前还有许多领域研究存在不足：（1）如何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所带来的系列问题之间的矛盾；（2）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如何构建科学化的城市化布局，如何构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格局；（3）如何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制度；（4）如何建立健全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5）在绿色发展模式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6）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上述问题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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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士斌

作者：刘恩云 常明明

国际贸易与绿色瓶颈制约论文 篇2：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提升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了吗？

[摘要]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与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格局上均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趋势;在全国层面和东、中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促进效应，而在西部其影响微弱且效应为负;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特征，在全国层面和中、西部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在东部则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且不少省份已发展到产业集聚的拥挤阶段;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均存在空间分异性。最后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效果;门槛特征;空间分异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资源短缺、环境约束、经济下行等瓶颈效应凸显，綠色创新有望成为突破这些瓶颈的新引擎。绿色创新作为既能驱动经济快速增长，又兼顾避免创新活动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负外部性的一种新型创新形式，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普遍遵循的创新路径[1-2]。绿色创新效率是衡量绿色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不仅从传统创新效率视阈来评价创新过程中的要素利用状况，还增加了非期望产出维度，综合考虑科技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是对传统创新效率的补充和完善[3]。高新技术产业既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又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业已成为国家与地区践行绿色创新路径的主要产业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基于资源共享和知识溢出效应，倾向于在空间上集聚于高新区。理论上讲，高新技术产业适度集聚可获得规模效应、知识溢出与创新互动效应，因此，它对绿色创新效率可能具有天然影响。那么，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是否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影响？如若存在，则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进一步，这种影响效应是否会随着集聚程度增强而呈现非线性特征？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迫切需要探究的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绿色创新逐渐成为理论界研究热点，在传统创新概念基础上，将资源节约、环境污染等生态要素纳入至创新研究体系，提出了绿色创新、生态创新、环境创新和可持续创新等内涵相近的概念，它们都强调创新活动需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来展开[4-5]。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关于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绿色创新效率评价研究，二是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三是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研究。就第一方面，数据包络分析（DEA）因无需事先对变量间关系进行假定，在测量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效率方面有明显优势而被广泛应用[5-7]。如吴超等构建DEARAM联合效率模型评价了中国16个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7];刘佳等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各地区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评[6]。就第二方面，现有研究认为影响地区或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规制[2，8-10]、政府补贴[8]、市场拉动[2，8]、研发投入[11]、技术转移[12]、对外直接投资[13]等，其中，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成果最多。如贾军等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和非绿色技术研发路径依赖的影响[9];李婉红认为省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排污费制度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效应越明显，反之则反[10]。就第三方面，付帼等建立绿色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省域绿色创新空间格局进行了演化分析[14];刘章生等运用全局SBM方向距离函数和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省际绿色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15];杨树旺等运用SBM模型和ESDA方法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分异特征[16]。此外，也有一些关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为本文提供启迪。如唐睿等研究认为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促进了全省研发效率提升[17];而谢子远等研究却发现产业集群显著降低了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得出了相反结论[18]。但是，定性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作用机制，并实证检验其影响效果的文献不多，研究深度有待拓展。

综上所述，迄今大量学者围绕绿色创新效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本文做进一步探索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启示，但遗憾的是，目前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和门槛特征的角度来探讨产业集聚，尤其是具备绿色产业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多，因此，也未能揭示出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这些即是本文创新之处。有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和绿色创新效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门槛特征及其空间分异特性，为因地制宜推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进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要素投入一定的前提下，绿色创新效率还涉及资源投入的期望产出效率与非期望产出降低效率两个基本要素[19]，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知识溢出效应、拥挤效应和不良竞争效应是影响这两个效率的主要因素，但何种效应居主导取决于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往往相伴而生，二者共同决定绿色创新效率，假设二者关系式为：

前文提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因集聚阶段不同而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而中国又是典型经济大国，大国经济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存在区域异质性，各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地方政府对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以高新技术企业数为例，2017年，东部省份均拥有8942.36家，中部省份均拥有2442.5家，西部省份均拥有1151.27家，区域差异十分显著①。除了这些可观测度量的异质性外，还有许多无法定量化但确实存在影响的隐性因素，如社会传统、文化习俗、历史背景等。因此，不同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演进路径也可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与门槛特征也可能存在空间差异。忽视这一问题，将难以结合区域自身特征因地制宜制订合理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政策和绿色创新发展战略，从而导致潜在效率损失。基于前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若高新技术产业仅在空间上简单扎堆，对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贡献不大，甚至还具有抑制效应;若产业真正实现有效集聚，则对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促进效应。

假设2：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且只有集聚度达到特定门槛值（或门槛范围）时才具有促进效应。

假设3：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和门槛特征存在空间分异性。

三、测算方法、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测算方法

（1）绿色创新效率（Gie）。借鉴马晓君等[22]的做法，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综合考虑既有测度绿色创新效率的指标[2，3，11，16]、数据可得性及绿色创新内涵等基础上，选取R&D人员投入、R&D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作为投入要素，选取专利申请受理数、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期望产出，选取环境污染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其中，R&D资本投入用R&D资本存量衡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折旧率取15%，以R&D经费内部支出为估算的原始指标，并以2001年為基期，采用研发价格指数（0.4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0.5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7];能源投入以折算成标准煤后的能源消费总量来衡量;环境污染指数由采用熵权法综合计算工业三废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得到。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效率（Gie）以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得。

（2）核心解释变量和门槛变量。高新技术产业集聚（Htia）由区位熵指数测算表征。

（3）控制变量。主要涉及环境规制强度（Rules）、政府支持力度（Supp）、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外开放度（Open）和技术市场成熟度（Trans）。其中，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既有正面的创新补偿功效，也存在负面的抵消效应，用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表征环境规制强度[9];政府支持可在一定程度弥补创新活动外部性给绿色创新企业带来的高研发成本和风险，同时政府资金投入也可能给企业带来挤出效应[7]，以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衡量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是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以地区人均GDP来度量;对外开放度与本地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密不可分，同时也是“污染避难所”假说提出的重要切入点，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反映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市场是知识产品进行交易的场所，是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反映技术市场成熟度[16]。

（四）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以中国2007—2017年的30省份（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为研究样本，指标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EPS数据平台及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由线性插值估算得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的特征事实

使用MaxDEA7Ultra软件和式（1），测得2007—2017年中国30省份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和绿色创新效率值，计算二者在考察期内的均值，得到图2。在研究期内，浙江、上海、江苏、广东、安徽、湖南、北京等7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位居中国30省份前列，均值都超过1，且主要位于东部，其中浙江集聚度最高，为1.873。其余省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低于1，排名前10位省份中仅湖南（第6位）、湖北（第10位）属于中部，并且东、中、西部的整体均值排序依次为东部（1.074）>中部（0.796）>西部（0.491）。从绿色创新效率来看，江苏绿色创新效率最高，然后依次是山东、浙江、重庆、北京、湖南、上海、天津、广东、安徽等9省份，江苏为1.272、山东为1.095、浙江为1.087、重庆为1.065、北京为1.001，这5省份达到了绿色创新效率前沿面。中西部仅湖南、安徽、重庆进入前10位，东、中、西部的整体均值排序依次为东部（0.838）>中部（0.624）>西部（0.555）。总体来看，各省份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与绿色创新效率二者区域均值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与现实经济状况相符。

（二）面板Tobit模型分析：对影响效果的讨论

首先对各变量原始数据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计算得到最大VIF为3.75，平均VIF为2.80，远小于数值10，故可认为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考虑到面板Tobit模型特征，同时为进一步减少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在具体实证过程中对各解释变量取对数。面板Tobit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模型1—6均是基于全国30省份样本进行的回归，模型1仅考虑了核心解释变量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回归结果表明系数显著为正，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相对提高1%，绿色创新效率的绝对量随之提升0.113%。但是，模型1有遗漏关键解释变量并导致估计结果有偏之嫌，为此，模型2—6逐步加入新的控制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尽管解释变量在不断增加，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一直显著为正，反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促进效应的结论具有较强稳定性。自1985年中国第一家高新区建立以来，各级政府对高新区建设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数量扩容、产业引导和功能升级，发展至今已在全国层面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有效集聚，故能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促进效应，假设1得到验证。第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表明不断强化的环境规制正在倒逼中国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加了科技创新的期望产出，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与“波特假说”相一致;政府支持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的科技资金投入对于全社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具有较好示范带动效应，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这反映出中国多数省份在过去盲目追求“GDP竞赛”导致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特征事实，高质量发展已时不我待;对外开放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国通过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努力推行贸易自由化，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等，有效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技术市场成熟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市场越成熟，越有利于加快创新成果产品化和市场化，对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也越有益。

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稳健性，模型7和模型8分别以替换部分解释变量和替换回归估计方法的形式进行检验，即模型7以城镇化率（Urban）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Indus）替换模型6中的环境规制（Rules）和政府支持力度（Supp），模型8以系统GMM替换模型6的面板Tobit，结果均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的结论较为稳健。此外，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基于全国30省份样本的回归可能忽略掉区域间的分异特性，于是模型9引入地区虚拟变量（中部为参照组，东部为Region1，西部为Region2）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Region×lnHtia继续进行面板Tobit回归。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其中，中部影响为正且效应最大（0.146），东部影响为正且效应次之（0.073=0.146-0.073），而西部影响效应最小且为负值（-0.003=0.146-0.149）。出现这种空间分异特征的可能原因是，三大区域在基础设施、要素禀赋、政策优惠、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和中部多数省份的高新区创办较早、基础较好、创新要素集中，高新技术产业自由集聚的市场化机制相对完善，且在这点上东部比中部先发优势更明显，甚至可能有些东部省份已发展到产业集聚的拥挤阶段，由此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正向集聚效应产生一定抵消，导致东部的影响效应反而弱于中部;而西部不少省份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和社会缺位等客观因素，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面临资本投资不足与市场制度缺失双重制约，加之一些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下频频开展名不副实的高新区“产业集群”运动，实际上只推动了本地企业简单扎堆，对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贡献微弱，甚至还具有抑制作用[26]，这部分验证了假设3。

（三）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对门槛特征的讨论

门槛模型属于非线性回归模型，其核心思想是检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是否会随门槛变量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突变，于本文即是检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是否会随其集聚程度提高而对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功能变动。为减少数据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在下文实证分析时，对有关变量取对数。

（1）门槛效应检验。对于门槛模型，需首先检验门槛是否存在及门槛数量。借鉴Hansen等[25]的检验办法，同时设定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两种门槛类型假设条件，利用自抽样法300次对门槛进行检验，得到F统计量、P值、门槛值等信息，详见表2。

从表2可知，全国层面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为：单一门槛效应在1%水平下通过检验，对应的F统计量、P值和门槛值分别为7.42、0.007、-1.987，双重门槛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东部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为：单一门槛效应在10%水平下通过检验，对应的F统计量、P值和门槛值分别为2.64、0.083、-0.478，双重门槛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中部的检验结果为：单一门槛效应在10%水平下通过检验，对应的F统计量、P值和门槛值分别为8.05、0.087、-0.544，双重门槛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西部的检验结果为：单一门槛效應在5%水平下通过检验，对应的F统计量、P值和门槛值分别为2.55、0.02、-2.136，双重门槛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整体来看，针对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地区层面，当以lnHtia作为门槛变量时，均可得出存在且仅存在单一门槛的结论。

（2）门槛模型回归结果。根据以lnHtia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本文继续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得到表3。从表3中模型10对全国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看，无论lnHtia是否达到门槛值，lnHtia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门槛值前后两阶段的lnHtia系数方向相反（先负后正），表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当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小于e-1.987（0.137）时，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为负。但是，当达到门槛值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逐渐达到适度规模，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由此可知，从全国层面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会随着产业集聚度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当集聚度跨过0.137时，对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会日益凸显，该结果部分地验证了假设2。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和技术市场成熟度等对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与前文面板Tobit模型回归结果表现出较高一致性，证明该模型分析具有稳健性。

再从表3中模型11—13对东、中、西部回归的结果看，不同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门槛效应不同。对于东部，当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小于e-0.478（0.62）时，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当集聚度跨过0.62时，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微小且不显著，说明这种作用存在边际效率递减特征。可见，东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该结果部分地验证了假设2。对于中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只有达到e-0.544（0.58）以后，才会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当集聚度低于0.58时，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微小且不显著。据此可知，中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有着较为明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U型”曲线关系，呈现边际效率递增特征，该结果与假设2相符。对于西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集聚度未达到门槛值e-2.136（0.118）时显著为负，在跨过门槛值后负效应变小但不显著，反映西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暂未明显起到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尚处于产业集聚初级水平。以上充分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同样存在空间分异特征，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3。

进一步分析，对于东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8省份在主要年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均高于门槛值0.62，表明这8省份需通过继续加快高新技术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强化创新要素与公共产品供给，不断开拓新的市场需求等方式弱化市场容量和拥挤效应限制，而其余省份则需进步一提升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对于中部，吉林、黑龙江、河南等3省份在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尚在门槛值0.58以下，其余省份均高出门槛值且都得到不同程度提高，说明未来一段时期，促进产业集聚仍是中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对于西部，虽仅有青海和内蒙古等两省份存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低于门槛值现象，但无论这些省份是否跨过门槛值，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都未显现，所以西部省份在引导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过程中应以产业发展规律为遵循，重点建立产业集聚的长期规划和远景考虑，避免在产业集聚中出现“拉郎配”现象。此外，为验证门槛模型估计是否稳健，继续通过替换控制变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门槛特征与表3模型估计保持较高一致性，证明研究结论较稳健。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理论机理进行剖析基础上提出3个研究假设，并以中国30省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SuperSBM模型、区位熵指数、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等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中[CM（21*2]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度与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的分异特征。②在全国层面和东、中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促进效应，而在西部其影响微弱且为负，整体表现为中部→东部→西部依次递减规律。③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单一门槛特征，存在非线性作用关系。在全国层面和中、西部二者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是先抑制后促进的关系，表明有序引导产业集聚发展仍是这些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在东部二者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是先促进后抑制的关系，且东部不少省份已发展到产业集聚的拥挤阶段，意味着东部应采取积极措施弱化市场容量和拥挤效应限制。④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具有空间分异特性。

研究结论对制定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方面，在宏观政策制定上，应注重全国层面统筹规划，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引进高新技术企业，继续适度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集聚，有效释放高新区引领带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潜力。另一方面，鉴于目前中国三大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程度差异较大，分处不同发展阶段，导致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不同门槛特征，所以未来各地区在引导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时，应结合自身所处阶段来确定产业扶持政策和重点发展领域，切实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努力打造区域经济发展、创新能力提升、生态环境改善的协同局面。如东部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产业集聚已初步显露拥挤效应，集聚的边际成本大于因企业增加而带来的边际效益，故各高新区要在引入新企业时严把质量关，同时适度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有序淘汰不符合产业定位的名不副实的落后企業，避免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切实强化创新要素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此外，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也得到启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适度强化环境规制、提升贸易开放质量、完善技术市场交易体系、放大政府支持对绿色创新的示范带动效应也尤为必要。

当然，尽管本文做了较细致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但在后续研究中仍有值得深入拓展的地方。如关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度量，还可根据产业集聚的不同模式（如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进行细化分解;对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也仅是从产业整体进行考虑，各分行业的集聚效应研究则有待下一步展开。

[注释]

①按学术界比较普遍的划分方式，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份，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份，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1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统计不全未计入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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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萌）

作者：李琳 曾伟平

国际贸易与绿色瓶颈制约论文 篇3：

绿色化国际经验的启示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特征。“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发展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机遇期和最后窗口期。201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实现生态文明需要共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要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不仅首次将“绿色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实际上也指出了绿色化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发展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国际经验表明，通过绿色化战略，可以实现有效推动经济转型、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对新常态下我国有效实施绿色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绿色化实践

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知名机构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内涵不同的绿色转型与发展战略，这些在本质上均属于绿色化发展战略，旨在推进各国家或地区的绿色化实践，典型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经济倡议”。在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组织中，与“绿色化”最为相关的实践是“绿色经济倡议”。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绿色经济倡议”，强调通过动员财政资金来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和交通、可持续农业、和水资源保护等领域，以此拉动需求、创造就业、从而实现经济复苏。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绿色经济报告》指出，如果将全球生产总值的1%～2%投资于绿色经济活动，会带来更多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全球绿色增长组织等机构的大力推动下，绿色经济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成为2012年的“里约+20”会议的两个议题之一。联合国环境署的“绿色经济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2010年6月16日，在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的倡议和支持下成立了全球绿色增长机构（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平台，促进实证研究和政策创新，推动国家和行业所牵头的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方面的努力。2012年，世界银行联合OECD、全球绿色增长组织和环境署，成立了“绿色增长知识平台”，该平台是一个由超过30个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与智库构成的全球网络，目标是通过促进合作与协调研究来填补绿色经济知识缺口，同时提供鼓励广泛的合作和世界级的研究，为决策者提供绿色经济转型所必要的政策指导以及好的实践经验，分析工具和数据。联合国环境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培训和研究学院于2013年2月环境署的理事会上宣布建立“绿色经济行动伙伴关系”，共同为有意发展绿色经济的国家提供技术和能力方面的支持。目前该项目率先在蒙古国和秘鲁开展有关绿色经济的规划工作。

OECD：迈向“绿色增长”。OECD于2011年发布《迈向绿色增长》报告，提出从七个方面构建绿色增长政策框架：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那些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政策——是任何绿色增长战略的核心；把自然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减轻对环境的压力，避免跨越环境边界；科技创新，通过可再生资本替代自然资本，使增长同自然资本的消耗脱钩；运用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增长的质量和构成及其对人们的财富和福祉的影响；现在就采取行动可以避免未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经济决策要有长远观点，因为今日决策下的增长模式和技术变革相互依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后的主导技术和体制，环境影响，和经济发展的机遇；绿色增长政策要同扶贫目标相结合，包括提供高效的基础设施，解决由于环境退化而产生的健康问题，引进技术提高资源生产效率，维护自然资本以减少穷人所面对的环境风险和生计安全问题。

全球绿色增长机构：绿色增长规划和实施。2010年开始，GGGI在全球开展了“绿色增长规划和实施”工作。GGGI建立了一套绿色增长模型，旨在帮助合作国寻找与其国家发展目标相符的绿色增长机会。首先通过宏观经济和分区域的研究，识别绿色增长机会，同时与当地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信任。其次，提供一整套基于绿色增长模型的全面的咨询服务。最后，GGGI会帮助合作国实施相关的政策以及制定相应的融资模式，以实现绿色增长的目标。GGGI的绿色增长模型是基于“GGGI价值链”的一套灵活的规划和实施框架，可以满足国家、省级、市级等不同层面的需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诊断：评估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目标，并分析投资环境和综合金融监管框架；绿色影响评估：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前提，评估区域绿色增长的潜力；建立围观经济模型，包括详细的、分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宏观经济分析，评估低碳转型对于经济增长、就业、减贫、贸易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区域/次区域战略和规划：建立详细的、分步骤的经济转型路线图；分析转型的投融资需求以及评估潜在的公共和私人投融资渠道；选取为实现绿色增长战略所需的投资计划；设计、融资和实施：提出促进成功转型所需的政策建议；分享绿色增长计划实施和制度化的最佳实践案例；为政策实施提供监测和评估支持。目前，GGGI已经在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中国、印度、约旦、哈萨克斯坦、蒙古、秘鲁、菲律宾、卢旺达、泰国、阿联酋、越南、哥伦比亚、摩洛哥、南非等国以及南太平洋开展了相关实践，并计划扩展到更多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典型国家绿色化发展实践

许多国家实施了绿色化战略，通过强化政策创新和加大绿色投资等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绿色发展转型，实现更有包容性和更有质量的绿色增长。

美国：绿色复苏计划。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经济，迫切需要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突破口，推动新一轮增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绿色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所以，代表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美国“绿色新政”即“绿色复苏计划”应运而生。美国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上升，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率先垂范等有利因素，为奥巴马政府实施“绿色复苏计划”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能源产业的转型和发展是美国政府经济复兴计划的核心，相关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一方面，向石油公司收取利润税收，作为对于个人和家庭直接能源补贴，为美国家庭提供短期退税、应对日益上涨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科技研究和创新、开发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核能和水电等清洁能源，以降低目前对石油的过高依存度。二是提高燃油经济性标准，全面发展节能汽车和电动车。美国政府每年将汽车燃料经济标准提高4%；动用4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来支持汽车制造商组装新的节能汽车，并以每辆车7000美元的抵税额度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奥巴马政府将设立国家低碳燃料标准加快引进低碳非石油燃料。三是提高能源效能、遏制全球变暖。美国政府支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体系，实行“限制排量与贸易许可”计划。同时利用限制排放和交易许可拍卖所得收入，投资“气候友好”型能源发展和计划，增加对清洁能源的开发与部署方面的投资，每年提供150億美元用于提高能源效率及投资代用燃料。四是保障新能源技术资金投入。政府以实际资本支持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风能、太阳能、核能等，对于乡村的清洁能源产业也会有一定的信贷支持。而且，美国政府将建立一个联邦资金支持的全国清洁能源的贷款机构，向可再生能源项目投放低利率贷款或进行贷款担保，以激励普通投资者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五是给予消费者补贴，保护民众生活不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采取家庭退税、给予开发商补贴等形式，尽可能地减少消费者的负担，保证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也以此减轻民众对绿色新政的阻力。美国“绿色复苏计划”的成效主要体现在2008年10月的《紧急经济稳定法》（EESA）、2009年2月的《国家复苏和再投资法》（ARRA）、2010年联邦预算草案和已在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等立法文件，以及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总统法令和专项计划中。各项计划对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资金支持，其宗旨在于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清洁能源、解化低碳科技，实现美国的经济发展转型。

英国：全力发展绿色经济。以金融服务业为支柱产业的英国经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英国希望绿色经济能成为英国经济走出泥潭、恢复发展的强大助推力。英国的绿色经济主要体现在绿色能源、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制造。首先，英国把发展绿色能源放在首位。2009年7月15日，英国发布了《英国低碳转换计划》和《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标志着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政府预算框架内特别设立碳排放管理规划的国家。其次，推广新的节能生活方式。“更多绿色”和“减少碳足迹”的倡议目前在英国已经深入人心。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拨款32亿英镑用于住房的节能改造，对那些主动在房屋中安装清洁能源设备的家庭进行补贴。在交通方面，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要在2007年基础上平均降低40%。最后，支持绿色制造业，研发新的绿色技术。政府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向低碳产业倾斜，确保英国在碳捕获、清洁煤等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英国的绿色化战略有效促使深陷衰退的经济尽快复苏，目前绿色经济产业是英国衰退期几个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领域，英国经济向绿色转型为英国企业提供诸多机会，预计到2020年，将有120万人从事绿色工作岗位，也提升了英国国家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日本：四大战略发展绿色经济。受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气候变化对日本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世界发达国家，资源的匮乏也迫使日本思考改变其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日本政府大力倡导建设绿色社会、发展绿色经济，并制定了四大战略：一是加强节能法的执行力度，即“限制战略”。二是在政府和经济团联间达成协议，企业自我限制，即“协定战略”。三是建设几乎不排放温室气体的核电站，即“原子战略”。四是呼吁人们控制使用石油等，即“呼吁战略”。在四大战略指导下，2009年4月，日本环境省公布《绿色革命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该草案提出：一是在学校等公共设施内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二是整顿并建设利用自行车的环境基础设施；三是为防止地球温室效应要保护和培植森林；四是利用生态点数积分普及节能家电；五是通过隔热翻修工程普及节能住宅；六是通过促进太阳能发电及电动汽车等长期的技术开发，并提出至2015年将环境产业打造成日本重要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量，环境产业的总规模达到100万亿日元，就业人口达220万人。日本经济向“绿色模式”转变成就显著，且前景广阔，日本的绿色经济的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06年的70万亿日元上升至2020年的120万亿日元，相关就业岗位将大大增加。

韩国：绿色增长国家战略。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认为能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达到瓶颈。因此，在2009年提出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韩国绿色增长国家战略的主要做法是：第一，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包括绿色增长委员会等，以及民间的金融、产业、科学技术、生活等方面的绿色增长合作社。目前绿色增长委员会已经制定了包括温室气体的减排、绿色增长教育、促进绿色投资等方案，以及绿色IT国家、新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交通等战略。第二，制定了诸多的政策法规。其中最重要的是2010年出台的《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此外又出台了《绿色建筑法》、《智能电网法》，制定了低碳产品积分、低碳产品认证等制度，以及温室气体、能源的目标管理体制、减排节约目标，在政府、法律的层面上逐步完备了绿色增长的相关体系。第三，制定了促进绿色技术研发、绿色产业投资，扶植重点绿色项目的措施。鼓励民间30家大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制定绿色技术研发综合政策，以及将GDP的2%投入绿色增长（2009～2013）的计划。第四，加强了学校的绿色增长教育。教育学生了解绿色增长、亲身体验绿色增长、具体实施绿色增长，使学生从小养成不浪费资源、能源的好习惯。第五，通过电视等媒体大力宣传绿色增长。韩国实施绿色增长战略成效得到了国际认可。一是节能减排取得良好效果。2013年韩国节约能源共1493000toe，同比增加3.1%。二是环境保护发展效果显著。2012年度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显示，韩国的水质量、室内空气质量和农药限制措施排名全球第一，但其新能源再生能源发展还有待改进。三是政府的绿色研发支出一直呈增加趋势，绿色技术水平上升、新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出口大幅度增长。

国际经验对我国绿色化战略的启示

把绿色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无论是美国提出的实施绿色新政，欧盟发布“欧盟2020发展战略”，提出的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和经济竞争力，日本推出的“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以可再生能源和体现节能特征的新型机械加工为发展重点，将大型蓄电池、新型环保汽车、海洋风力发电发展为支撑其绿色增长战略的三大支柱产业，韩国出台的“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这些国家的战略本质上是均把绿色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大的国家战略定位和布局，实现绿色化转型发展。

绿色化战略需要政府主导推进。由于不少国家认识到绿色化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问题，绿色化发展要靠国家力量来推动。在此基础上，政府需要制定一套中长期规划，通过设定合理的发展目标来引导市场主体和公众的预期，消除投资方的风险疑虑，鼓励资金进入。此外，还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激发市场活力。这些创新包括使外部性内部化的市场机制设计，如碳排放交易、政府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补偿和激励机制等。

充分发挥绿色产业政策的市场导向作用。美国、日本等国家在推行绿色化战略时重视充分发挥市场力量以及产业政策的市场导向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从倾斜型政策转向功能型政策。产业政策要防止过度竞争，促进市场有序发展，增进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激励融汇社会资本，充分发挥民间和市场的作用。我国在实施绿色化发展战略时要重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并积极实施绿色产业发展政策驱动绿色市场的形成。

完善政策法规标准制度体系是保障。从国际绿色化实践经验来看，改革完善政策法规标准制度体系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强大支柱。我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需要国家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在体系上的不足，细化已有法律，增加可操作性。我們应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走势，通过适时调整和完善环境政策法规标准，使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航标。

技术创新为绿色化战略提供根本动力。美国、日本、韩国等实施绿色化战略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视技术创新的支撑和驱动作用。通过加强研发投入和培育企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建立创新型国家。这些国家的每一轮产业变革和经济繁荣都是由技术创新引发的，只有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才能使绿色经济的发展有稳固的基础，并在未来国际贸易和全球竞争力中保持优势地位。我国要抓住机遇实现绿色化战略，必须在科技管理体制、科技投入等方面作出努力，提供更强劲的激励机制。

（董战峰：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博士；毕军：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黄 杰

作者：董战峰　毕军